刘昌玉 亚述学

（发表于《浙江教育科学》2016年第5期）

摘要：书吏学校“埃杜巴”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私学教育的代表，古代浙江的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典范。虽然书吏和书院这两种教育模式在年代上相隔甚远，但是作为私学教育，二者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与可比之处，值得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两河流域；书吏；浙江；书院；私学教育

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教育始于苏美尔文明。公元前4千纪至前3千纪，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可能依附于神庙），学校的苏美尔语叫做“埃杜巴”（e2-dub-ba，其中e2为“房子”之义，dub为“泥板”之义），意译为“泥板书屋”或“书吏学校”，对应的阿卡德语是bīt ?uppi。1902年至1903年，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南部的舒如帕克（Shuruppak）遗址发掘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泥板，据考证它们是当时学生做练习的“草稿纸”和作业。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队在叙利亚境内的马瑞（Mari）遗址发掘了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书吏学校遗迹，直接证明了文献中记载的书吏学校的客观存在，这个学校包括个房间，大间长约13米、宽约8米，小间面积约为大间的三分之一，总共可以容纳六七十人。[1]书吏学校不仅为中央集权政府与国家经济输送了各种高级与低级书吏，还成为科学文化传授与创作的中心。

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始于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私人讲学活动开端于春秋时期。书院始于唐代，《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置丽正书院，十三年（公元725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不过这时期的书院只是官方的藏书、修书机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教育。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建立白鹿洞书院，标志着书院教育的正式开端，自宋、元、明、清以来，书院教育走过了近千年的历史，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意义。[2]浙江古代的书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名列前茅，成为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典范。在北宋时，浙江有寿昌默山书院、建德龙山书院、永嘉东山书院与宁波桃源书院4所，南宋时有书院82所，元代有406所，明代170所，清代336所，自宋至清浙江书院的数量一直居于全国领先位置。

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教育和古代浙江的书院教育作为两大文明（中华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私学教育的代表，虽然在时间上相距甚远，但是二者存在诸多类似之处，本文拟从教育教学内容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来比较探究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教育与古代浙江的书院教育之异同，以期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提供必要的借鉴与启示。

一、教育教学内容之比较

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教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基础知识阶段和专业知识阶段。在第一个时期，书吏主要以学习掌握古代两河流域的两门主要语言——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为主，包括楔形文字符号、音节、语法、单词直至句子、文章等内容。主要的教学技能是记忆学习与反复抄写识记。刚入书吏学校的学生主要是通过不断反复的抄写符号与单词，来逐渐掌握楔形文字知识。教师在泥板正面书写标准内容，学生在泥板反面照抄，现今发掘的学生练习泥板很多都展示了教师与学生书写之不同，且学生抄写的一面常常出现符合不够标准，语法错误等问题。当语言学习到一定程度时，学生开始抄写专有名词，涉及动物、地名、矿石、植物、河道等名称，如今发现的练习泥板保留了这方面的大量证据。书吏学校十分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的牢固与扎实性，防止有的学生揠苗助长。[3]在第二个时期里，学生在已有的扎实语言与书写知识的基础上，开始了更加专业与高深层次的学习。这时期的学习内容涉猎甚广，包括文学、数学、法律、音乐等方面。在古巴比伦时期，许多前期如乌尔第三王朝的苏美尔语文学作品被用作书吏学校的教材，用于学生学习苏美尔文学。由于乌尔第三王朝等前期原始文学作品大都遗失，因此古巴比伦时期学生复制抄写的许多苏美尔语或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双语文学作品则成为现代人了解苏美尔文学的极其宝贵的资料来源，为人类文明保留下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等优秀文学作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河流域书吏学校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大多数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记录员或书吏，由于掌握楔形文字的人数在当时极少，所以书吏这一职业在当时的两河流域属于上层社会的精英，而且正是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所以书吏世袭性的特点也十分明显，普通大众几乎没有希望能够进入书吏学校学习。

两宋浙江书院教学内容主要是浙学，讲究经史文献与实学实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说吕祖谦“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艮斋学案》说薛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龙川学案》说陈亮“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4]宋代浙江书院的特色是提倡自由讲学和自由受学，书院讲学比官学更为自由的形式，书院教学内容多为学者自己专长的学说和观点。北宋时期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在苏州、湖州以讲学为主，创造了著名的“苏湖教法”，其核心是胡瑗提出的“明体达用”（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的建立。在胡瑗之前，学校教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而胡瑗创立“经义”、“治事”两斋分别教学。“经义”斋主要教学六经经义，通晓儒家经典。“治事”斋主要讲授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实用知识，培养管理人才。胡瑗把民、兵、农、算等知识正式列入正规学校教学之中，与“经义”处于同等地位，打破了汉唐以来学校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单一模式。[5]元明之际，浙江书院继续发展，教学内容与两宋大同小异。清代书院，根据教学内容及学术思想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以继承宋明以来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二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注重经学训诂、考证，三是以考课为主的书院，成为科举制的附庸或预备场所，四是以注重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新式书院，出现于清末，已经具有近代学校的性质。清代是考课为主的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教学与考试的内容包括经史词章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可专精一门。[6]除此之外，供祀、纪念学派代表人物也是宋代浙江书院的教育内容之一。如湖州安定书院祭祀胡瑗、金华丽泽书院祭祀吕祖谦、金华北山书院祭祀何基、永康五峰书院祭祀陈亮、缙云独峰书院祭祀朱熹等。

二、机构组织管理之比较

古代两河流域的学校大致有三种类型：王室学校、神庙学校和世俗书吏学校。其中书吏学校属于私学教育范畴，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私学，而是与王室学校和神庙学校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特殊私学教育形式。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学校已经出现了比较健全的组织结构，教职工已有职责分工和层次差别。在书吏学校中，教职工和学生都自称是“学校之子”（dumue2-dub-ba），而校长被称为“学校之父”（ad-da e2-dub-ba），作为学校的领袖，备受尊重，校长是权威的象征，是伟大智慧和知识的化身。[3]辅助人员或助教被称为“大师兄”，由毕业生或高年级学生担任，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低年级学生的教学辅导工作，协助教师辅导学生学习刻写泥板，检查学生作业等。[7]其中，教师这一职业有三种不同的称呼：sanga，原指神庙的祭司或管理机构的负责官员，另外还指学校的教师。[8]而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dub-sar，愿意为书写记录员，在古巴比伦时期这一职业开始成型，并且逐渐取代sanga成为学校的教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um-mi-a（“乌米阿”），是一种特殊的教师群体，更精于某一特定领域或者刻写泥板的技能，美国亚述学家S.N.克莱默在其《历史始于苏美尔》中称“乌米阿”为“专家”、“教授”，后来又在《学生时代》中将“乌米阿”译为教师。除了教学人员之外，两河流域书吏学校还有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非教学人员ugula（原意为“监督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学生和维护学校规章制度。[9]美国哈佛大学的科恩教授在对艾马尔泥板文书进行研究之后认为，ugula有“学监”之义，属于高级书吏，有监视学校和收取资助等职责。[10]此外，书吏学校还配有专门的图书管理人员、惩罚学生的人员、校门看守人员等。

古代浙江的书院组织结构大致分为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早期的浙江书院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主持人也兼任组织管理的负责人和日常教学工作的承担者。随着书院规模的扩大与学生的增多，书院开始有了协助主持人管理和教学的辅助人员，分工协作。书院的主持者被叫做山长、洞主、堂长、教授、院长等称号，不同书院对主持人的称呼也有区别。除了正职主持人之外，书院还设有副职主持人，及其他各类负责书院日常教学、管理、生活服务的职位。优秀学生也可以兼职管理工作。以金华丽泽书院为例，最初的组织十分简单，主持人或创办者既负责教学工作，又兼任管理工作。后来随着书院的发展，内部职能越分越细，组织系统愈发复杂。丽泽书院的组织系统包括设办（山长）、掌事和斋长三大层次。设办或山长是书院的主持人，负责书院的各项管理和事业。掌事是书院的行政次长，地位仅次于山长，掌管书院的“庶务”，包括行政、理财、伙食、学生管理、图书管理等一系列事务。斋长是书院中的学生干部，类似于班长，协助山长和掌事管理行政。[11]

三、藏书功能之比较

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学校被形象地叫作“泥板书屋”（e2-dub-ba），可以推知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写与收藏泥板文书。当时学生所用的教材，大都是前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及词表辞典文献。尤其是在古巴比伦时期，由于苏美尔语已不再流行，学生们需要根据阿卡德语来学习苏美尔语，当时为了教学目的编撰了若干双语（苏美尔语、阿卡德语）文学和词表文献，以及抄录乌尔第三王朝的苏美尔文学作品，这些抄录的复制本被书吏学校收藏，作为教学材料。据考古发掘表明，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吉尔苏图书馆藏泥板文书3万件，尼普尔图书馆藏泥板文书2万件，而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的阿舒尔巴尼拔图书馆藏泥板文书也达3万余件，这些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精华，使今天我们可以直观认识到四五千年前的古代西亚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更是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这一“失落的文明”的复活，为楔形文字的最终破译提供了线索与工具。

而在古代浙江，藏书是浙江书院的一个重要特色。宋室南渡后，浙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藏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浙江书院大多都有自己的藏书。如东阳石洞书院藏书10万卷，东阳南园书院藏书3万卷，黄岩南峰书院藏书1950余册，金吕祖谦所创的华丽泽书院也藏书丰富。浙江书院的大量藏书本身就是院长个人的藏书，或者捐献出来作为书院的藏书，或者汇集诸多知名学者的藏书。浙江书院的藏书对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浙江书院的一个优良传统。书院成为当时地方藏书的场所，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中心。

结语

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学校教育和浙江古代的书院教育作为私学教育的典范，其内涵与外延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分别对古代西亚与东亚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意义。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学校更加强调学生的基础知识的掌握牢固程度，尤其是启蒙教育，相当于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并且在启蒙教育的基础上，两河流域书吏教育还推行通识教育方针，学生们不仅要学习苏美尔和阿卡德两门楔形文字的知识，而且还要学习诸如数学、医学、法律和音乐等各类通识学问。通过这样的基础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两河流域书吏学校最终培养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书吏，他们作为国家精英的代表，记录与延续着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与之相比，浙江古代的书院教育则更注重学问的高深与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教育的学术性与实用性，尤其是学派思想的传承。不过在后期，尤其是有清以来，浙江书院教育紧随全国书院之风，加深了与科举制的结合，将书院教育变成为科举的附庸与培训场所，失去了自由学术的传统，书院与科举的结合也体现了其国家教育的性质，为国家培养科举人才的作用。

其次，在教育组织管理方面，两河流域书吏教育和浙江书院教育两种教育模式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一开始教学与管理不分，后来教学与管理分工明确，不管是书吏学校还是书院，里面都有等级层次分明的各类职员，各职员任务清晰，总归校长或院长统领。而且，书吏学校的校长和书院的山长或院长都是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在当时社会中享受极高的声望，备受人们的敬仰与爱戴。再者，两种教育机构都异曲同工地聘任学生担任助理教职，协助教师工作，这一点对于现代教育思想也有启示作用。虽然这两种教育机构作为私学教育的代表在当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说它们都是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的教育组织，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时代的弊端，比如两种教育机构招收学生的门槛较高，基本上不招收家境贫寒的学生，这体现了它们的本质属性依然是为奴隶主阶级或封建主阶级服务的，无法体现或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