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文化研究

在《旧唐书》中的“东夷篇”中首次出现“日本”的说法，也是第一次将“日本”与“倭”并列说明，而在《新唐书》中，已不再有“倭”的说法，而全部以“日本”代替。

“日本”这个名字来源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这个名字是武则天赏赐的。崖山海战之后，宋朝灭亡，传说日本举国如素为宋送葬，并且在蒙元的高压之下仍然不愿臣服。总的来说，日本对于中国崇拜主要在唐宋，对于明朝野心多于崇拜。日本认为真正的中华在宋之后就没了，长时间崇拜的结果成了贪婪。

日本古代从未统一，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都是形式上统一，幕府将军控制的地区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多数地方都被地方大名控制。

按日本整体的国土面积来看，其农业用地的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4. 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1%。在日本，通常大的战役都被称为合战。关原合战一举奠定了日本后来长达二百多年的江户时代，就是德川幕府统治时代。

关原之战应该算是日本古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内战，而且它牵扯到了日本古代史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几个人，号称日本的战国三杰，也就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织田信长被刺杀以后，丰臣秀吉就把织田信长下面的力量全收编到了自己的麾下。

当时丰臣秀吉已经制定了征服大明帝国的计划，决定先打朝鲜，然后进攻大明。丰臣秀吉一死，各路人马就都开始蠢蠢欲动。于是德川家族就联络了当时日本关东一带所有的大名（大地主），于是关原之战爆发了。日本的整个近代史就是从关原之战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也就是所谓的江户时代。

日本被称为千岛之国，由7000多个小岛组成。在二战前，日本天皇家财万贯，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全日本最大的财阀。麦克阿瑟为了顺利改造日本，并没有同意废除天皇制，而是对天皇家族进行高额征税，高达总资产的90%，迫使皇族财阀解体。从此之后，日本天皇就靠人民的税收供养，每年的开销都要申报议会决定。

昭和天皇的弟弟，在晚年时因为穷困，给司机发的工资太少，最后导致司机主动辞职，而天皇弟弟也只能坐通勤火车上班。总的来说，日本皇室一年的开销大多为2亿美元左右，如果经济形势不好可能还要调整。

日本把源自中国的传统医学称为“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早在五世纪，中医疗方就经朝鲜医师传入大和朝廷。唐代，日本全面输入中国文化，中医也在其中。宋元以降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物品里汉方和医书占了很大比重。明治维新前后，西方医学成为时代潮流，而汉方医学在日本的命运则急转直下，一度跌入千年未有之窘境。

1868年12月，明治政府将国民的健康和卫生防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督导，出台《太政官布告》，宣布全面改革医疗制度，规定今后在日本行医，必须通过国家医学考核才能获得执照。十年之后，全国通过考核获得西医执照的达到1800多人。开业医师资格考试科目全是西医内容；有西医执照业者才能开中药。


中医成了落后、保守、愚昧的代名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伪科学”遭到无情抛弃，而西医则代表着先进、文明。

1862年，从长崎出发的日本轮船“千岁丸”驶抵上海，成为自1633年江户幕府实行海禁政策230年后，第一个驶往中国港口的日本官船。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文化崇拜的对象，而眼前看到的却是晚清中国摇摇欲坠、忧患凋敝的现实，这给日本人敲醒了警钟，也产生了对中国的藐视心理。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仅仅三年后，即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开启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关系。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

19世纪初，日本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荷兰，在西方国家中只有荷兰人可以在日本的长崎经商。在美国舰队来日本的前一年，荷兰驻长崎的商馆馆长已向日本通报美国将派遣使团来日，并劝日本政府采取“变通办法”，允许其他国家也可以在长崎通商。

1853年7月8日，佩里率领一支有 4 艘军舰（其中2艘为蒸汽船）的小舰队到达日本。由于佩里舰队的船身都漆成黑色，又因烧煤会冒出漆黑的浓烟， 所以被岸上观看的日本人称为“黑船”。为方便语言的沟通，佩里事先已做了准备。他派船去澳门请来在中国传教的卫三畏担任汉语和日语翻译，波特曼担任荷兰语（这是日本人唯一能懂的西方语言）翻译。

卫三畏是美国人，英文名为塞缪尔·威廉斯，20年前来中国，后来成为一个汉学家，回国后在耶鲁大学教汉语。双方接触时，先由卫三畏用日语向日本巡逻船喊话，但船上的日本人一点也听不懂。这时巡逻船上有从长崎请来的汉语和荷兰语翻译。

1852年，佩里率领的四艘舰船，11月24日由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出发，横渡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北上进入印度洋，1853年5月4日到上海，5月26日到琉球国，7月8日到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浦贺港。这些船只由于船体被涂上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而被日本人称为“黑船”。

由于闭关锁国国策，日本幕府禁止制造能够驶向西方的远航船只。最终，在美国人的武力胁迫下，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在黑船舰炮的胁迫下，江户幕府同意开放口岸通商，允许美国往来船只在日本港口进行补给。黑船停靠的港口现在已经被命名为佩里公园。公园内纪念碑上由伊藤博文手书汉字：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明治天皇去世，嘉仁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以中国《易经》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改元“大正”。大正天皇继承皇位后，开日本天皇一夫一妻的先河，自此日本从皇室到贵族到平民，全部实行一夫一妻制。1921年（大正十年），皇太子裕仁摄政，大正天皇退位当太上天皇。

1926年（大正十五年），大正天皇因长年体弱多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7岁，同年皇太子裕仁继位，改元“昭和”，大正时代结束。昭和二字取自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驾崩，终年88岁，临终前他说了六个字：“我低估了中国。”

1868年，日本建立海军。1870年，日本天皇发布训令，规定英国海军为日本的榜样，还雇佣了英国人帮助训练海军士兵。1887年，日本天皇下令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的贵族和富豪也都竞相为海防捐款。随后几年，日本加速扩充海军军备。

而同时期的清政府却以经费短缺为由，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船只和器械。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受到日本联合舰队的挑衅，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卫，全军覆没。

朝鲜—中国—南洋，这是丰臣秀吉为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实际反响，但翻译到日本却大受欢迎，很多建议被政府采纳。1920年代末，曾经长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把日本侵略中国的思路概括为蝎形战略：蝎子的两螯钳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尾部指向台湾。

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常常得到第一名，当时得第二名的是伊藤博文。清政府让严复担任福州船政学堂的一名教员；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日本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2011年，日本战后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东非国家吉布提落成。

1894年的7月25日，日军海军在丰岛西北海面向我北洋海军济远、广乙两舰发动突然袭击。载有近千名清军士兵的高升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战场被日军击沉。船上近千名官兵殉难，中日甲午海战正式拉开序幕。

李鸿章特意租用了几艘英国商船向朝鲜牙山运送清兵，并且电令北洋提督丁汝昌派出舰队护航。清军为免遭攻击，三艘商船全部悬挂英国米字旗，但对已经得知内情的日本，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丰岛海战，北洋水师一艘战舰沉没，一艘战舰重伤，一艘运输舰被俘，日军则仅有一艘战舰负伤。

身高仅1.58米的东乡平八郎是日军巡洋舰浪速号的舰长，他已经下令所有的右舷炮和鱼雷发射管都对准了不远处的目标——高升号。很长时间以来，除了交战国和海盗之外，还没有任何船只敢于在西太平洋攻击大英帝国的船只——即使是像高升号这样的毫无武装的商船。东乡平八郎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

在高升号的所有乘客和船员中，以“私人乘客”名义搭乘该船的李鸿章军事顾问、德国人汉纳根。在日军开始攻击后，纵身跃进了大海，奋力向丰岛游去，并成为少数获救者之一。此后，他更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方，甚至担任了北洋舰队的副提督，协助丁汝昌指挥了大东沟海战。

高升号船上共计950名清军，只有246人逃生。高升号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704人，相当于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兵力（2000人）的三分之一左右。噩耗在第二天（1894年7月26日）传到了李鸿章耳中。李鸿章迅速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强烈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会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西乡从道被伊藤博文训斥后，到海军部召见海军部主事山本权兵卫。山本随后对舰队送回的报告进行了修改，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北洋舰队。

日本人所在乎的并非与清军的冲突，而是对高升号事件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大为恐惧。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

当时出于全球战略（主要是对抗俄国南下）的考虑，英国已经决定扶持日本。但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斐里曼特随即通报东亚海域内的英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斐利曼特命令日本舰队停止对英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英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1894年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斐利曼特不久即彻底改变了态度。1895年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改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时，中国公使龚照瑗因为在伦敦公然绑架孙中山，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下，被召回国内。李鸿章亲信罗丰禄以二品顶戴出任驻英、意、比三国公使。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罗丰禄，是中国第一批留英学生，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和大英帝国周旋。

深谙洋务的罗丰禄在高升号事件处理中提出：根据国际海事法律，索赔要求必须在损坏事实发生后的5天内提出，而印度支那航运公司在事件发生后近两年才主张权利，早已过了主张期限。1898年8月22日，罗丰禄向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利斯伯利提交了一份照会，驳斥了英国学者以及司法部的全部观点。

罗丰禄指出：高升号上的中国军队，是应朝鲜国王的邀请协助平叛，并不是针对日本的。日本军舰唯一能做的合法行为，就是让高升号返回出发港口。罗丰禄则继续指责英国立场充满矛盾：

如果当时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则高升号的确可以被日军作为战利品，但如此一来，则高升号的船东无权为其因参战而损失的船只索赔；如果当时中日还未处于战争状态，则日本必须为其非法搜查和破坏高升号承担全责。

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出现明显矛盾，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英国选择了偏袒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与此军国大事相比，高升号的善后事宜显得有点渺小了。

几经周折，讨价还价，中国政府与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411英镑的“慈善补偿”，1903年3月此款交割。此时，距离高升号沉没正好10年差4个月。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

1635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时结束，时长233年！1723年，清朝雍正禁止传教、限制贸易，闭关锁国由此开始，到1840年《南京条约》签订而结束，仅83年！

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没有倭患，那是因为明朝万历年间，中朝联军击溃了丰臣秀吉的日本侵朝军队。日本内部为了争夺幕府的控制权的关原合战，自己内部消耗过大，自己需要休养生息，西方文明的介入也导致日本进入锁国时代。雍正元年，雍正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限制了贸易。1757年，乾隆皇帝开始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厦门、宁波等地被禁止通商。

1854年，美国同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接踵而至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1867年，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幕府倒台。1868年1月3日，明治维新开始。两个国家几乎在同时进行近代化的发展，决定胜负的一战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实行的闭关锁国，有两点和清朝不同：（1）热衷于收集国外情报，最典型的就是风说役，对来日的外国人，日本会派专人和之聊天，获取情报；（2）重视科技文化交流，这一点在前期表现的很明显，后期有所不足！清朝的闭关锁国，这两点都断绝的很彻底。

日本人今天穿的和服其实来自于中国的吴服，在明治维新时期，把和服店叫做吴服店。樱花的原产地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的喜马拉雅山。秦汉时期，宫廷里面就开始种植樱花了。今天日本和韩国还在用榻榻米，其实这种东西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宋朝时期，椅子传入了中国，中国人才开始坐椅子。

“和服”的概念出现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后期。韩服裙子膨大；汉服裙子自然；和服裙子直且窄。汉服系列虽多，但永远是极简且自然的，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韩服总体呈“金字塔形”：裙子膨大、上衣短小。

汉服整体上很宽松，特别是下摆非常宽大，这样宽松的设计使得穿着汉服可以行走自如，活动不受限制，既可以小步走，也可以大步走，基本上不会阻碍日常的活动。和服的下摆就比较窄了，女性穿和服走路只能小碎步走，腿部有种束缚感，不好进行日常活动。

穿汉服的人，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都显得婀娜飘逸，服装上更多呈现曲线，看起来也更加柔软。和服看起来就显得很拘谨，整体上呈现一个直筒形状。很多汉服都会有腰带，腰带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于束腰，腰带肯定是比腰围要长得多的，所以一般所系的腰带会在前面打个结，多余部分的腰带自然下垂，显得更加飘逸轻盈。

和服的腰带比汉服宽厚得多，和服腰带会在衣服后面打一个结，所以很多人看和服，会误认为后面背了个包。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定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都是作为华夏的主要服饰而存在的。汉族服饰几千年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

《左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韩服的特色是颜色艳丽以及没有口袋。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而“衣冠”便成了文明的代名词。正如胡人传统服饰被叫做“胡服”，中国传统服饰被称之为“汉服”。

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就明确的称大唐的服饰为“汉服”。元代修《辽史》甚至专门为汉服开辟了一个“汉服”条。1645年农历7月9日，清朝下令“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严令在几个月内毁弃汉族服饰，改穿满族服装。汉服的基本特点是交领、右衽，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

每个国家都有其标志性的花朵。法国选择了优雅的鸢尾，印度选择了高洁的莲花，英国则选择了高贵的玫瑰。菊花在5世纪的时候由中国传入日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菊花用来制作祛病息灾的“汉方药”。8世纪末，菊花成为日本皇家家徽的图案。

日本并没有明确规定樱花为国花，而是允许两种花同时存在，象征皇室的菊花和代表人民的樱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菊花一直是孤傲高洁，顽强不屈，高尚坚强的象征。每逢重阳节，皇太子率诸公卿臣僚到紫宸殿拜谒天皇，君臣共赏金菊、共饮菊酒。

10月，天皇再设残菊宴，邀群臣为菊花饯行。在每年农历九月初，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菊花节。正常的樱花从第一朵花开，到开满全树一般需要七天时间，之后这满树的鲜花，还能维持七天以上才会凋谢。

而日本的樱花，往往会在开得最绚烂的第七天，就开始凋谢。樱花在日本被视为武士精神，“花为樱木，人则武士”，“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都传达着武士为了瞬间灿烂即便死亡也在所不惜的精神。

1924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根据在上海租界内外的见闻，出版见闻录《魔都》，这也是“魔都”一词首次在历史中出现。《魔都》中的上海具有世界其它城市所没有的“魔性”，而产生这种“魔性”的根源，则在于因租界的设立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存于上海的局面。

199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派出了一批记者来到上海作专题采访，从历史的演绎来考察日中关系的未来，在当年的5月出版了一部《魔都上海十万日本人》。2000年，刘建辉经由日本讲谈社出版了一部日文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介绍了20世纪初叶日本人与上海的关联。

在此前后，日本一些报道或研究论文对上海使用了“魔都”一词，尤其是在日本的上海史研究界。随着日本二次元文化在中国内地的传播，“魔都”一词也随着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世博会期间，上海被誉为“魔力之都”，进一步加深了“魔都”的归属。

实际上“帝都”这个名词也来自于日本，日本人喜欢把都城称之为“帝国首都”。妖都这个名词，同样是出自于日漫，但它最初是用来形容香港。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将“北上广”合成，因此妖都的称谓才转移给了广州。不论是白娘子许仙的西湖初遇，还是梁山伯祝英台的钱塘邂逅，都让杭州飘满了仙气。

1868年9月12日，日本举行了明治天皇的加冕典礼。典礼经过精心的安排，参加者的每个动作都经过设计。10点，天皇从清凉殿出发，穿过木桥，来到仪式的举办地紫宸殿。两名宫女在前面引路。典仪冷泉为理走到指定的位置，手举文书，大声宣告天皇继位，并祝愿他福寿绵长，国内五谷丰登。

宣读完毕，一名歌者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谣：
无数黄沙子。
绵延遍海涯。
祝君千万寿，
为数亦如沙。

明治天皇的生日被定为国家节日，即天长节。把天皇的生日定为节日最早可追溯到775年，但这种做法早就中断了。10月31日，日本政府宣布年号由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而且从今以后一任天皇只用一个年号。“明治”意为“开明的统治”。11月26日，明治天皇抵达东京。

12月17日，明治天皇向东京市民发放了大量的清酒。他一共分发了两千九百九十桶酒。连同清酒一起发放的，还有五百五十只装酒的锡壶和一千七百捆墨鱼干。这些总共花费了一万四千三十八两银子。东京市民狂欢了两天。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正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步入现代国家，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型。188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国家教育制度。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一度强行毁佛象，烧佛经，一些寺院被撤消合并，同时大力提倡、鼓吹神道教。1870年（明治三年），神道教被定为国教，第二年就对神社规定了祭祀费用分为地方财政支出社和国库支出社、乡社等级。

1873年又规定了地方财政社支出的祭祀时，府县地方官要以敕使身份参加，开始了把祭祀活动从皇宫内部的活动改为国家事务的倾向。1906年，神社完全成为国家营造物，其社格、祭式、神官的任用及其待遇等均由国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