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诸葛亮北伐之军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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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作者鱼歌唱碗
本文在鄙人看来可谓对诸葛亮北伐不吹不黑而充满敬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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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作者鱼歌唱碗
本文在鄙人看来可谓对诸葛亮北伐不吹不黑而充满敬意的典范
诸葛亮北伐的军事成败，攸关复兴汉室事业的成败。诸葛亮六次出兵北伐，最后死于关中前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北伐事业未竟，汉室未能复兴，令人扼腕不已。后人吟味蜀史，对诸葛亮多充满同情和遗憾。我们或许能通过对诸葛亮北伐战略层次诸问题的检讨，将人事的努力置于天命、大势之间，寻味得失。
一 北伐的时机选择
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三月北屯汉中，着手北伐。其时，距刘备之死不到四年；其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用于抚平南中。诸葛亮北伐，表现出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早在隆中对策的时代，诸葛亮对于北伐曾描画过一个大体的规划；待到他主持蜀政，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永安托孤既已确立北伐讨贼的国策，那么，主政后的诸葛亮对于北伐的军事行动，有无一个调整的规划呢？
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在以手书与杜微交流时说到：
“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蜀书》杜微传）
诸葛亮在手书中还提到，曹丕“大兴劳役，以向吴楚”，此事在该年七月至九月，可知诸葛亮与杜微的这番交流应该是在该年秋天。也就是说，及至建兴二年秋，诸葛亮对北伐的基本考虑仍然是，一面闭境劝农，蓄养国力，整军经武，一面等待时机，“以待其挫，然后伐之”。选择北伐的时机是要“以待其挫”，即等待曹魏――无论是在对孙吴的战争中，还是在一场内乱中――遭受重挫，再出兵伐之。但是，时仅两年多点的时间――这意味着，诸葛亮用于治理内政，恢复夷陵之战后元气大伤的国力，时间其实很短――诸葛亮即开始着手北伐。
日后谯周作《仇国论》，虚构高贤卿这个人物以代表主张北伐者的观点，其中说到，“囊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蜀书》谯周传）在蜀汉后期仍主张北伐者，必定援引诸葛亮的观点为北伐作辩护，而刘项之争又为诸葛亮一再借鉴的历史经验，可知“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应为当年诸葛亮主张及时北伐的一个基本论点。这一论点里包含着对治乱兴衰节奏的把握。
在治乱兴衰的节奏里，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楚汉之际，“民志既定，则难动也”作为决策依据，不只是在鸿沟分界之后，更可追溯到还定三秦之时。当年，刘邦被项羽徙封汉中，萧何建议他接受现实，就封汉中，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像萧何那样认为应该先蓄精养锐，积累力量，再出争天下。但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象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决策还定三秦。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刘邦再要想撼动，势必很难。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局势为之一变，时代的主题亦为之一变。攘夷将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有资格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冒顿者惟有项羽。那时，政治资源将再一次朝着项羽汇集。如此，刘邦很难将项羽树为天下人的“共敌”，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楚汉相约鸿沟为界，原是在双方对峙最胶着之时，谁也无法突破僵局。鸿沟为界之后，项羽的撤军几乎变成了一种崩溃。汉军追击，楚军迅速溃败，刘邦统一天下的进程大大缩短。张良主张及时追击，正基于对“民志”的把握。
诸葛亮北伐时机的选择，亦有这种对“民志”的判断。上一年（魏黄初七年，蜀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曹睿继位。此事虽未尽符合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说的“天下有变”中的“变”，也未尽符合他对杜微所说的“以待其挫”中的“挫”；但曹氏在北方的统治至此已经到了第三代。若诸葛亮以蜀汉国小力弱，继续选择闭关息民，蓄精养锐，积累力量，则曹氏在北方的统治势必愈趋稳固，天下人对于汉室的记忆也将愈渐淡远。民习于安，或许也就真的接受了政权更迭的天命前提――天命已去于汉。那时，诸葛亮要想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其号召力势必更加微弱。日后，谯周确实把魏蜀“皆传国易世”作为反对北伐的一个理由。
事实上，在北方，这种人心的移转已然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曹睿继位，较之曹丕继位――先是继曹操而袭魏王之位，后是继汉献帝而即魏帝之位――更为平顺。曹魏公卿们对魏明帝的印象是“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魏书》魏明帝纪注引《世语》）惟一的暗流是曹丕遗命安排的辅政格局中所暗含的对曹氏自家兄弟的防范。这未必是诸葛亮在当时即能见到的。他所能见到的只是，曹丕对孙吴的几次征伐，虽未达成战争目的，却也谈不上遭受重挫；曹睿袭位，中州政局风平浪静。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汉室的认同只会愈渐流失。
诸葛亮对北伐时机的选择，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虽然在那个时代，用兵常常是观衅而动，但他已没有时间再等待。他已没有时间去等“天下有变”，也没有时间“以待其挫”。诸葛亮既然是以北伐讨贼来坚定对汉室的信念，以充注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时机上就只能是愈快愈好。在那个时代，因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与民意常常交互表述――民意可以被解释为反映了天命，天命可以被塑造为民意。经由交互表述后的天命却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最高依据。诸葛亮的北伐，首先是旨在挽回正在移转的天命――挽回正在流失的对汉室的认同，其次才是收复被攘夺的汉室疆土。所以，距夷陵之败和刘备之死不过四年左右的时间，诸葛亮便迈上了北伐的征程。
一 北伐的时机选择
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三月北屯汉中，着手北伐。其时，距刘备之死不到四年；其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用于抚平南中。诸葛亮北伐，表现出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早在隆中对策的时代，诸葛亮对于北伐曾描画过一个大体的规划；待到他主持蜀政，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永安托孤既已确立北伐讨贼的国策，那么，主政后的诸葛亮对于北伐的军事行动，有无一个调整的规划呢？
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在以手书与杜微交流时说到：
“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蜀书》杜微传）
诸葛亮在手书中还提到，曹丕“大兴劳役，以向吴楚”，此事在该年七月至九月，可知诸葛亮与杜微的这番交流应该是在该年秋天。也就是说，及至建兴二年秋，诸葛亮对北伐的基本考虑仍然是，一面闭境劝农，蓄养国力，整军经武，一面等待时机，“以待其挫，然后伐之”。选择北伐的时机是要“以待其挫”，即等待曹魏――无论是在对孙吴的战争中，还是在一场内乱中――遭受重挫，再出兵伐之。但是，时仅两年多点的时间――这意味着，诸葛亮用于治理内政，恢复夷陵之战后元气大伤的国力，时间其实很短――诸葛亮即开始着手北伐。
日后谯周作《仇国论》，虚构高贤卿这个人物以代表主张北伐者的观点，其中说到，“囊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蜀书》谯周传）在蜀汉后期仍主张北伐者，必定援引诸葛亮的观点为北伐作辩护，而刘项之争又为诸葛亮一再借鉴的历史经验，可知“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应为当年诸葛亮主张及时北伐的一个基本论点。这一论点里包含着对治乱兴衰节奏的把握。
在治乱兴衰的节奏里，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楚汉之际，“民志既定，则难动也”作为决策依据，不只是在鸿沟分界之后，更可追溯到还定三秦之时。当年，刘邦被项羽徙封汉中，萧何建议他接受现实，就封汉中，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像萧何那样认为应该先蓄精养锐，积累力量，再出争天下。但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象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决策还定三秦。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刘邦再要想撼动，势必很难。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局势为之一变，时代的主题亦为之一变。攘夷将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有资格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冒顿者惟有项羽。那时，政治资源将再一次朝着项羽汇集。如此，刘邦很难将项羽树为天下人的“共敌”，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楚汉相约鸿沟为界，原是在双方对峙最胶着之时，谁也无法突破僵局。鸿沟为界之后，项羽的撤军几乎变成了一种崩溃。汉军追击，楚军迅速溃败，刘邦统一天下的进程大大缩短。张良主张及时追击，正基于对“民志”的把握。
诸葛亮北伐时机的选择，亦有这种对“民志”的判断。上一年（魏黄初七年，蜀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曹睿继位。此事虽未尽符合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说的“天下有变”中的“变”，也未尽符合他对杜微所说的“以待其挫”中的“挫”；但曹氏在北方的统治至此已经到了第三代。若诸葛亮以蜀汉国小力弱，继续选择闭关息民，蓄精养锐，积累力量，则曹氏在北方的统治势必愈趋稳固，天下人对于汉室的记忆也将愈渐淡远。民习于安，或许也就真的接受了政权更迭的天命前提――天命已去于汉。那时，诸葛亮要想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其号召力势必更加微弱。日后，谯周确实把魏蜀“皆传国易世”作为反对北伐的一个理由。
事实上，在北方，这种人心的移转已然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曹睿继位，较之曹丕继位――先是继曹操而袭魏王之位，后是继汉献帝而即魏帝之位――更为平顺。曹魏公卿们对魏明帝的印象是“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魏书》魏明帝纪注引《世语》）惟一的暗流是曹丕遗命安排的辅政格局中所暗含的对曹氏自家兄弟的防范。这未必是诸葛亮在当时即能见到的。他所能见到的只是，曹丕对孙吴的几次征伐，虽未达成战争目的，却也谈不上遭受重挫；曹睿袭位，中州政局风平浪静。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汉室的认同只会愈渐流失。
诸葛亮对北伐时机的选择，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虽然在那个时代，用兵常常是观衅而动，但他已没有时间再等待。他已没有时间去等“天下有变”，也没有时间“以待其挫”。诸葛亮既然是以北伐讨贼来坚定对汉室的信念，以充注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时机上就只能是愈快愈好。在那个时代，因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与民意常常交互表述――民意可以被解释为反映了天命，天命可以被塑造为民意。经由交互表述后的天命却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最高依据。诸葛亮的北伐，首先是旨在挽回正在移转的天命――挽回正在流失的对汉室的认同，其次才是收复被攘夺的汉室疆土。所以，距夷陵之败和刘备之死不过四年左右的时间，诸葛亮便迈上了北伐的征程。
二 北伐大战略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所构想的北伐方略是，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但现在荆州已然丢失，蜀汉如断右臂，以一军出宛洛已成泡影。在东部方向，只有通过盟友孙权“掎角其后”作部分的弥补。蜀汉的北伐方向只有秦川一途了。要从巴蜀“还于旧都”，必须先取关陇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要实现这个阶段性目标，又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循当年刘邦之旧辙，直接越秦岭而攻关中，一种是先取陇西，再取关中。
此处便涉及一段公案，即魏延提出的建议――自己率偏师出子午谷，径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以定关中。诸葛亮未采纳这个建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出兵陇西。后世在评论诸葛亮用兵时，常拿这个公案来作为诸葛亮用兵不擅长出奇制胜的例证，也作为坐实陈寿所论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例证。后人更以“蜀相不敢走子午，魏将偏敢袭阴平”这样的诗句以讽诸葛用兵过于谨慎。
我们先将这段公案辨明。魏延的这个建议，见诸鱼豢的《魏略》。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录有此书；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说，“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刘知几曾供职史馆，当是见其全书。此书后世亡夫，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裴注中保留的内容。裴松之注引《魏略》，最晚的一笔为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车驾过项城祭祀贾逵，见贾逵传。刘知几说《魏略》“事止明帝”，当是指其纪的部分。曹魏三少帝中，齐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后，司马昭亦以皇太后名义将其废为庶人，鱼豢当时著史，恐难为二人作纪；陈留王曹奂逊位禅让给司马氏，这已是鱼豢著《魏略》以后的事。裴松之注引《魏略》对高平陵事件及齐王之废补充资料甚多，而对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一事则无只言片语。鱼豢在魏时私撰《魏略》，时间大体应在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期间。此时，蜀尚未亡。可知鱼豢叙述蜀汉之事，不是根据灭蜀之后所获取的资料。《魏略》关于魏延与杨仪之争的记载，裴松之已辨明“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蜀汉内部关于出兵方向的决策讨论乃属高度机密的军国大事，曹魏方面如何可能得知？鱼豢又如何可能得知？《魏略》为曹魏的历史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而叙述蜀汉之事，裴松之不是辩其为“妄说”，就是指其为“乖背”（注：见《蜀书》所注引的《魏略》中的资料。前者如叙述后主身世；后者如将刘备三顾茅庐叙述为诸葛亮先见刘备。），其原因即在于资料来源的局限。
裴松之为魏延传所补注的两则资料竟都出自《魏略》，显示曹魏方面在当时即密切地关注过蜀汉的政情。在继丞相亡故之后，蜀汉又有魏延之死和杨仪之废，这些究属政局波动。蒋琬传中叙述此间形势时说，“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在蜀汉内部，民间可能有过一些传言，这些传言有实有虚。鱼豢有关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谷的说法，应该是曹魏方面为关注蜀汉政情而打探到的传言。魏延或许对自己的属下说过此类方案，以纾解“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怨望。此类说法经由他属下溃散的士卒流为民间的传言而为曹魏方面打探到。
单就鱼豢叙述的这个方案而言，该方案对于曹魏在军事上作出反应的速度的判断也是错误的。诸葛亮出兵陇西，三郡叛魏而响应，但诸葛亮尚未来得及收取三郡，阻断魏军上陇之路尚未守固，张郃之军已抵街亭。长安为曹魏五都之制中的西京，该方案拟以一万人径袭长安（精兵五千，负粮五千），既要指望夏侯楙弃城逃走，还要指望诸葛亮大军能在曹魏大军入援关中前赶到长安，殊不现实。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所构想的北伐方略是，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但现在荆州已然丢失，蜀汉如断右臂，以一军出宛洛已成泡影。在东部方向，只有通过盟友孙权“掎角其后”作部分的弥补。蜀汉的北伐方向只有秦川一途了。要从巴蜀“还于旧都”，必须先取关陇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要实现这个阶段性目标，又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循当年刘邦之旧辙，直接越秦岭而攻关中，一种是先取陇西，再取关中。
此处便涉及一段公案，即魏延提出的建议――自己率偏师出子午谷，径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以定关中。诸葛亮未采纳这个建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出兵陇西。后世在评论诸葛亮用兵时，常拿这个公案来作为诸葛亮用兵不擅长出奇制胜的例证，也作为坐实陈寿所论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例证。后人更以“蜀相不敢走子午，魏将偏敢袭阴平”这样的诗句以讽诸葛用兵过于谨慎。
我们先将这段公案辨明。魏延的这个建议，见诸鱼豢的《魏略》。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录有此书；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说，“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刘知几曾供职史馆，当是见其全书。此书后世亡夫，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裴注中保留的内容。裴松之注引《魏略》，最晚的一笔为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车驾过项城祭祀贾逵，见贾逵传。刘知几说《魏略》“事止明帝”，当是指其纪的部分。曹魏三少帝中，齐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后，司马昭亦以皇太后名义将其废为庶人，鱼豢当时著史，恐难为二人作纪；陈留王曹奂逊位禅让给司马氏，这已是鱼豢著《魏略》以后的事。裴松之注引《魏略》对高平陵事件及齐王之废补充资料甚多，而对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一事则无只言片语。鱼豢在魏时私撰《魏略》，时间大体应在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期间。此时，蜀尚未亡。可知鱼豢叙述蜀汉之事，不是根据灭蜀之后所获取的资料。《魏略》关于魏延与杨仪之争的记载，裴松之已辨明“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蜀汉内部关于出兵方向的决策讨论乃属高度机密的军国大事，曹魏方面如何可能得知？鱼豢又如何可能得知？《魏略》为曹魏的历史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而叙述蜀汉之事，裴松之不是辩其为“妄说”，就是指其为“乖背”（注：见《蜀书》所注引的《魏略》中的资料。前者如叙述后主身世；后者如将刘备三顾茅庐叙述为诸葛亮先见刘备。），其原因即在于资料来源的局限。
裴松之为魏延传所补注的两则资料竟都出自《魏略》，显示曹魏方面在当时即密切地关注过蜀汉的政情。在继丞相亡故之后，蜀汉又有魏延之死和杨仪之废，这些究属政局波动。蒋琬传中叙述此间形势时说，“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在蜀汉内部，民间可能有过一些传言，这些传言有实有虚。鱼豢有关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谷的说法，应该是曹魏方面为关注蜀汉政情而打探到的传言。魏延或许对自己的属下说过此类方案，以纾解“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怨望。此类说法经由他属下溃散的士卒流为民间的传言而为曹魏方面打探到。
单就鱼豢叙述的这个方案而言，该方案对于曹魏在军事上作出反应的速度的判断也是错误的。诸葛亮出兵陇西，三郡叛魏而响应，但诸葛亮尚未来得及收取三郡，阻断魏军上陇之路尚未守固，张郃之军已抵街亭。长安为曹魏五都之制中的西京，该方案拟以一万人径袭长安（精兵五千，负粮五千），既要指望夏侯楙弃城逃走，还要指望诸葛亮大军能在曹魏大军入援关中前赶到长安，殊不现实。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出兵陇西，乃是出于其胸中成算。这一成算是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惟其基于政治形势而制定军事战略，所以，出兵陇西的方向选择，乃是其北伐大战略的一部分。诸葛亮几次出兵，其实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大方向。我们可以从诸葛亮北伐的军事行动中勾勒出诸葛亮北伐的大战略。
诸葛亮北伐，共计出兵六次。第一次是在建兴六年（228年）春，出兵陇西，以街亭之败而退兵；第二次是在该年冬天，因曹魏败于东部战场诸军东下而临时发起，出兵散关，以攻陈仓不下粮尽退兵；第三次是在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自率大军出建威（今甘肃和县西）为声援，此役以略取二郡而收功；第四次是在建兴八年（230年），曹魏三路攻蜀，诸葛亮自率大军待敌，而遣魏延、吴懿率偏师入羌中，败魏将郭淮，市戎马而归；第五次是在建兴九年（231年），出兵陇西，以李严谎称无粮而退兵，射杀魏将张郃；第六次是在建兴十二年（234年），出斜谷而屯渭南，以诸葛亮病逝而退兵。
六次出兵中，大举为三次，分别在建兴六年、建兴九年和建兴十二年；其余几次，或为临时发起，或为偏师出击。前两次大举均出陇西，最后一次虽出关中，但意图仍在陇西。两次偏师出击，亦在陇西。可见占领陇西为诸葛亮一以贯之的阶段性目标。
诸葛亮北驻汉中之前，即关注过陇西的政治形势。曹魏在北方的统治虽然渐趋稳定，却也并非铁板一块，最脆弱的部分即为凉州。从东汉中后期的羌人叛乱，到汉末凉州诸军阀的跋扈割据，凉州扰攘百余年。曹操统一北方，凉州最晚纳入其控制。曹操甚至取消了凉州建制，自三辅至西域，统属雍州。建安末年，“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曹丕代汉后，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凉州再次发生叛乱。“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麹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魏书》张既传）另据《魏书》苏则传，“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有“凉州庐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其后，又有“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魏书》张既传）黄初年间（220年至226年），曹真、张既、苏则、阎温、郭淮、费曜等人，均以参与凉州的平叛而立功。及至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也就是诸葛亮北屯汉中的那年，还有“西平麹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魏书》明帝纪）概言之，由于氐羌等诸胡杂处，加之汉末军阀割据之余绪，曹魏在凉州的统治最为脆弱。
早在刘备决策取汉中之时，法正便对刘备说过，“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蜀书》法正传）“观衅伺隙”及“蚕食”云云，表明刘备集团认识到了，鉴于敌强我弱，灭魏必须分阶段、分步骤地完成。以巴蜀、汉中与曹魏雍、凉二州的位置关系而论，“蚕食雍凉”，当然应该是先凉后雍，即先陇西后关中。若先争关中，则必须务求一战而断潼关以西，这已是近乎鲸吞，而非蚕食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有“西和诸戎”之说，显示他早就关注过凉州近世的历史。凉州诸将反曹操失败后，马超展转入蜀。刘备称帝后，拜马超为凉州牧，即有意利用其在凉州的号召力。曹魏的凉州与东汉的凉州辖区稍异。诸葛亮北伐时涉及的安定、北地、南安、天水、陇西、武都等郡在东汉时属凉州，在曹魏则属雍州。诸葛亮所用的当为汉代的行政区划。
诸葛亮将凉州的政治形势纳入其北伐大业，见之于蜀汉的北伐诏书。诏书将凉州的形势与吴王孙权“潜军合谋，掎角其后”一并列为“天命既集，人事又至”的政治大势。诏书中说：
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
凉州诸国王是指散布在凉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原有的首领。《魏略》西戎传中说到陇上的氐人，“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月支、康居当然不是指西域的月支国和康居国，而是指其内迁的部落。《后汉书》西羌传中即说到有月氏胡迁于湟中。月氏即月支，湟中即湟水河谷。诏书所言康居，应与此同。上引《魏略》西戎传还说到，“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这些投降的氐人中，“前后两端”者被迁置扶风美阳，“其本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天水、南安、武都阴平，都是日后诸葛亮北伐作战的区域。
在凉州，氐羌诸胡变乱频仍，加诸蜀汉的招诱，他们与侧近的蜀汉有所联系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如白项氐王千万在兵败后即“西南入蜀”，另据张既传注引《典略》，韩遂在湟中，亦曾有“从羌中西南诣蜀”的动议。汉献帝在策封曹操为魏王的诏书中说到，“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纵，图危社稷。”（注：《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传》）可作印证。
蜀汉西北边境地接凉州羌区，蜀境内如汶山亦有羌人生活。蜀汉的军队中就有羌胡等少数民族。诸葛亮与李严书中说到，“（陈）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注：《诸葛亮集》 辑自《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原题为《与兄瑾论白帝兵书》，田余庆先生已辨明为诸葛亮与李严书。）白毦与下文的青羌一样，都是根据服饰来称呼当时的少数民族。（注：《魏略》西戎传说到陇上的青氐、白氐和蚺氐这些称谓时，就解释说这是当时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后出师表》中亦有“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表被疑为伪作，但魏明帝在讨伐诸葛亮的诏书中也说到，“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也提到青羌，可印证诸葛亮确曾在羌区作过招诱和动员，也曾征用青羌为军。
《魏书》曹真传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安定民杨条等略吏民保月支城。”月支城也应与内迁的月支部落有关。安定民杨条保月支城，是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的一部分。可知北伐诏书中所言“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诣受节度”应该是确有其事。另外，《魏书》郭淮传说到，曹魏反攻时，郭淮破高详于列柳城，“又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枹罕在今甘肃省临夏县西。可知凉州河湟一带的羌人也曾响应诸葛亮的北伐，出兵攻魏。当然，也不排除诸葛亮在事前派人到凉州诸胡中作过招诱和鼓动，而且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诸葛亮将凉州诸国王遣使“诣受节度”――此事反映出曹魏在凉州统治的脆弱、以及诸胡反魏的政治倾向――与盟友孙权“掎角其后”一并列为北伐的政治大势，显示他对凉州政治形势的重视。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战略的制定应该基于政治形势。诸葛亮在北驻汉中前，即已如此着意于陇西的形势及与诸胡的联络，无待正式出兵前再来临时讨论是出陇西还是出关中。因此，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选择出兵陇西，应该是在后主下达北伐诏诸葛亮北屯汉中时便有雏形的胸中成算。
诸葛亮北伐，共计出兵六次。第一次是在建兴六年（228年）春，出兵陇西，以街亭之败而退兵；第二次是在该年冬天，因曹魏败于东部战场诸军东下而临时发起，出兵散关，以攻陈仓不下粮尽退兵；第三次是在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自率大军出建威（今甘肃和县西）为声援，此役以略取二郡而收功；第四次是在建兴八年（230年），曹魏三路攻蜀，诸葛亮自率大军待敌，而遣魏延、吴懿率偏师入羌中，败魏将郭淮，市戎马而归；第五次是在建兴九年（231年），出兵陇西，以李严谎称无粮而退兵，射杀魏将张郃；第六次是在建兴十二年（234年），出斜谷而屯渭南，以诸葛亮病逝而退兵。
六次出兵中，大举为三次，分别在建兴六年、建兴九年和建兴十二年；其余几次，或为临时发起，或为偏师出击。前两次大举均出陇西，最后一次虽出关中，但意图仍在陇西。两次偏师出击，亦在陇西。可见占领陇西为诸葛亮一以贯之的阶段性目标。
诸葛亮北驻汉中之前，即关注过陇西的政治形势。曹魏在北方的统治虽然渐趋稳定，却也并非铁板一块，最脆弱的部分即为凉州。从东汉中后期的羌人叛乱，到汉末凉州诸军阀的跋扈割据，凉州扰攘百余年。曹操统一北方，凉州最晚纳入其控制。曹操甚至取消了凉州建制，自三辅至西域，统属雍州。建安末年，“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曹丕代汉后，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凉州再次发生叛乱。“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麹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魏书》张既传）另据《魏书》苏则传，“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有“凉州庐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其后，又有“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魏书》张既传）黄初年间（220年至226年），曹真、张既、苏则、阎温、郭淮、费曜等人，均以参与凉州的平叛而立功。及至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也就是诸葛亮北屯汉中的那年，还有“西平麹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魏书》明帝纪）概言之，由于氐羌等诸胡杂处，加之汉末军阀割据之余绪，曹魏在凉州的统治最为脆弱。
早在刘备决策取汉中之时，法正便对刘备说过，“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蜀书》法正传）“观衅伺隙”及“蚕食”云云，表明刘备集团认识到了，鉴于敌强我弱，灭魏必须分阶段、分步骤地完成。以巴蜀、汉中与曹魏雍、凉二州的位置关系而论，“蚕食雍凉”，当然应该是先凉后雍，即先陇西后关中。若先争关中，则必须务求一战而断潼关以西，这已是近乎鲸吞，而非蚕食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有“西和诸戎”之说，显示他早就关注过凉州近世的历史。凉州诸将反曹操失败后，马超展转入蜀。刘备称帝后，拜马超为凉州牧，即有意利用其在凉州的号召力。曹魏的凉州与东汉的凉州辖区稍异。诸葛亮北伐时涉及的安定、北地、南安、天水、陇西、武都等郡在东汉时属凉州，在曹魏则属雍州。诸葛亮所用的当为汉代的行政区划。
诸葛亮将凉州的政治形势纳入其北伐大业，见之于蜀汉的北伐诏书。诏书将凉州的形势与吴王孙权“潜军合谋，掎角其后”一并列为“天命既集，人事又至”的政治大势。诏书中说：
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
凉州诸国王是指散布在凉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原有的首领。《魏略》西戎传中说到陇上的氐人，“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月支、康居当然不是指西域的月支国和康居国，而是指其内迁的部落。《后汉书》西羌传中即说到有月氏胡迁于湟中。月氏即月支，湟中即湟水河谷。诏书所言康居，应与此同。上引《魏略》西戎传还说到，“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这些投降的氐人中，“前后两端”者被迁置扶风美阳，“其本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天水、南安、武都阴平，都是日后诸葛亮北伐作战的区域。
在凉州，氐羌诸胡变乱频仍，加诸蜀汉的招诱，他们与侧近的蜀汉有所联系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如白项氐王千万在兵败后即“西南入蜀”，另据张既传注引《典略》，韩遂在湟中，亦曾有“从羌中西南诣蜀”的动议。汉献帝在策封曹操为魏王的诏书中说到，“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纵，图危社稷。”（注：《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传》）可作印证。
蜀汉西北边境地接凉州羌区，蜀境内如汶山亦有羌人生活。蜀汉的军队中就有羌胡等少数民族。诸葛亮与李严书中说到，“（陈）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注：《诸葛亮集》 辑自《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原题为《与兄瑾论白帝兵书》，田余庆先生已辨明为诸葛亮与李严书。）白毦与下文的青羌一样，都是根据服饰来称呼当时的少数民族。（注：《魏略》西戎传说到陇上的青氐、白氐和蚺氐这些称谓时，就解释说这是当时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后出师表》中亦有“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表被疑为伪作，但魏明帝在讨伐诸葛亮的诏书中也说到，“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也提到青羌，可印证诸葛亮确曾在羌区作过招诱和动员，也曾征用青羌为军。
《魏书》曹真传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安定民杨条等略吏民保月支城。”月支城也应与内迁的月支部落有关。安定民杨条保月支城，是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的一部分。可知北伐诏书中所言“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诣受节度”应该是确有其事。另外，《魏书》郭淮传说到，曹魏反攻时，郭淮破高详于列柳城，“又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枹罕在今甘肃省临夏县西。可知凉州河湟一带的羌人也曾响应诸葛亮的北伐，出兵攻魏。当然，也不排除诸葛亮在事前派人到凉州诸胡中作过招诱和鼓动，而且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诸葛亮将凉州诸国王遣使“诣受节度”――此事反映出曹魏在凉州统治的脆弱、以及诸胡反魏的政治倾向――与盟友孙权“掎角其后”一并列为北伐的政治大势，显示他对凉州政治形势的重视。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战略的制定应该基于政治形势。诸葛亮在北驻汉中前，即已如此着意于陇西的形势及与诸胡的联络，无待正式出兵前再来临时讨论是出陇西还是出关中。因此，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选择出兵陇西，应该是在后主下达北伐诏诸葛亮北屯汉中时便有雏形的胸中成算。
第一次北伐受挫后，除该年冬天临时发起而出兵散关外，是后两年，先后两次以偏师出陇西，建兴九年大举时，又出陇西。此次大举，诸葛亮以新发明的木牛运输粮草。此事显示出，经过几次出兵，粮草运输方面的困难给蜀汉北伐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所以诸葛亮亟于改进其运输方式。因为这层因素，优先占领陇西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加。
陇西与汉中、关中的位置关系，以及陇山左右的山河形势，决定了陇西在诸葛亮北伐战略中的突出地位。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与蜀地。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下陇山，穿越关中腹地，旁经长安，汇入黄河。白龙江南流，汇入嘉陵江，穿越蜀汉腹地。西汉水东流汉中。据考，西汉水原为汉水上游，后世河流改道才转而南流，汇入嘉陵江。（《华阳国志》卷二 汉中志 注四 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这些河流穿切山地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及蜀地之间的往来通道。这些河道本身可资水运。从汉中沿西汉水而上陇山，地势相对较为平易，水道运输亦相对平易。
蜀汉占领陇西，可以变换战争策源地。以陇西为根据地，东下关中，继而东出潼关以趋中原，均成高屋建瓴之势；从渭水到黄河一线的水运，亦为便利。所以，鱼豢在《魏略》中的那段叙述――诸葛亮认为出子午谷道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不妨视为曹魏方面基于打探到的一些信息而对诸葛亮决策意图所作的推测。这一叙述倒是反映出曹魏方面认识到了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
诸葛亮第三次大举，选择了出关中，但其意图仍在陇西。诸葛亮出斜谷而抵渭南，与司马懿相拒。司马懿预计诸葛亮会直接东进以求决战，魏将郭淮却认为，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陇西，因而建议抢在蜀军之前占据北原。郭淮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魏书》 郭淮传）郭淮率军连夜占据北原。蜀军数争北原而未得，东阻于司马懿，北阻于郭淮，才转而屯田，直至诸葛亮病逝。郭淮准确地预见到诸葛亮此次出兵，先上五丈原，再争北原，其意图在于先行阻断陇西与关中之间的联系，再割占陇西。
诸葛亮几次出兵，均以占领陇西为目标。这还只是其北伐大战略的一部分。《汉晋春秋》载：
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
史书简略，诸葛亮联络鲜卑轲比能一事几乎不被史家所注意；《魏书》牵招传的记载印证了此事及对曹魏构成的威胁。牵招传载：
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悬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悬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自曹操斩蹋顿单于而重挫乌丸（亦作乌桓），鲜卑在塞外崛起。魏初，鲜卑大人步度根、泄归泥与轲比能内争，率三万余家内附，轲比能则雄长塞外，频频袭扰曹魏北境。《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强盛时，“控弦十余万骑”。轲比能遂成为继匈奴冒顿、乌丸蹋顿、鲜卑檀石槐之后的又一代塞外名王，且其部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故能纵横塞外，成为曹魏北境安全的一大威胁。太和二年（228年），轲比能率三万骑兵，围曹魏护乌丸校尉田豫于故马邑城。这年，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
牵招传中既言“诸葛亮数出”，又言“亮时在祁山”，可知诸葛亮遣使连结轲比能，时间是在建兴九年（231年）第二次大举出陇西之时。传中又言轲比能曾率大众“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此言故北地，是指汉代的北地郡。曹魏雍州有北地郡，与陇上的安定郡、关中的新平郡和冯翊郡相接。但曹魏的北地、安定二郡都较逼仄，其原因在于，经过汉末的衰乱，北方人口锐减，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大幅南移。曹操在汉末即裁撤、合并了北部的许多郡县。较诸东汉，曹魏的北境已大大地向内收缩。山西雁门关以北，关中北部及宁夏等地，均弃为胡羌杂居之区。北地、安定以北，即为胡羌杂居之地。
轲比能率大众至故北地石城，与诸葛亮遥相呼应。牵招传载，“（魏明）帝乃诏招，使从便宜讨之。”显然，曹魏决策层认识到了，轲比能若与蜀汉相接，整个西北两面的形势将会非常不利。轲比能后来退还漠南。青龙元年（233年），轲比能又诱使内附的步度根叛魏，并州刺史毕轨派将军苏尚、董弼击之。魏明帝曾下敕告诫毕轨，“以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魏书》明帝纪 青龙元年）句注亦称勾注，即雁门关所扼守的山地险要，也是曹魏在并州的北部边境。魏明帝告诫毕轨不要出境作战，但敕书下达时，毕轨已经出境。双方战于楼烦，魏军大败，二将被杀。可见轲比能对曹魏北境构成的威胁。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刺杀了轲比能。
史书简略，不知轲比能退还漠南与诸葛亮在那年夏秋之际的仓促撤军有无关联。但可以想见，诸葛亮在祁山遣使连结轲比能之时，他面前的北伐形势图上，豁然展开这样一种前景：曹魏与吴蜀对抗，以合肥、襄阳、祁山三城所支撑的战略防御体系（魏明帝曾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魏纪四 明帝青龙二年），屏护五都――洛阳、谯、许昌、长安、邺城――所支撑的中原腹地。蜀汉若割断陇西，打通单薄的北地、安定二郡，即能与轲比能的鲜卑势力相接。以轲比能“控弦十余万骑”的实力，加诸游牧民族在作战流动性上的优势，足以袭扰曹魏的整个北境。南面自三峡以下则有盟友孙权“掎角其后”。这样，北、西、南三面形成一种连贯的态势，从外围压缩曹魏的空间。蜀汉在占领陇西之后，可以沿渭河－黄河这条轴线，从陇西向关中、中原一步步推进。
运思于这幅图景之上的即为诸葛亮北伐的大战略。概言之，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在政治上，以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旗帜，提领蜀汉内政，也资号召天下；在军事，鉴于蜀汉国小力弱而时不我待，灭魏分出阶段与步骤；在现阶段，南面结孙权为“掎角之援”，西面则以“西和诸戎”的政策策略，联络动员陇西的诸胡，后更延伸到塞北的鲜卑轲比能，以期对曹魏形成合围之势；蜀汉的北伐大军，则从陇西向关中、中原挺进，以期最终“还于旧都”。
陇西与汉中、关中的位置关系，以及陇山左右的山河形势，决定了陇西在诸葛亮北伐战略中的突出地位。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与蜀地。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下陇山，穿越关中腹地，旁经长安，汇入黄河。白龙江南流，汇入嘉陵江，穿越蜀汉腹地。西汉水东流汉中。据考，西汉水原为汉水上游，后世河流改道才转而南流，汇入嘉陵江。（《华阳国志》卷二 汉中志 注四 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这些河流穿切山地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及蜀地之间的往来通道。这些河道本身可资水运。从汉中沿西汉水而上陇山，地势相对较为平易，水道运输亦相对平易。
蜀汉占领陇西，可以变换战争策源地。以陇西为根据地，东下关中，继而东出潼关以趋中原，均成高屋建瓴之势；从渭水到黄河一线的水运，亦为便利。所以，鱼豢在《魏略》中的那段叙述――诸葛亮认为出子午谷道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不妨视为曹魏方面基于打探到的一些信息而对诸葛亮决策意图所作的推测。这一叙述倒是反映出曹魏方面认识到了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
诸葛亮第三次大举，选择了出关中，但其意图仍在陇西。诸葛亮出斜谷而抵渭南，与司马懿相拒。司马懿预计诸葛亮会直接东进以求决战，魏将郭淮却认为，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陇西，因而建议抢在蜀军之前占据北原。郭淮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魏书》 郭淮传）郭淮率军连夜占据北原。蜀军数争北原而未得，东阻于司马懿，北阻于郭淮，才转而屯田，直至诸葛亮病逝。郭淮准确地预见到诸葛亮此次出兵，先上五丈原，再争北原，其意图在于先行阻断陇西与关中之间的联系，再割占陇西。
诸葛亮几次出兵，均以占领陇西为目标。这还只是其北伐大战略的一部分。《汉晋春秋》载：
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
史书简略，诸葛亮联络鲜卑轲比能一事几乎不被史家所注意；《魏书》牵招传的记载印证了此事及对曹魏构成的威胁。牵招传载：
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悬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悬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自曹操斩蹋顿单于而重挫乌丸（亦作乌桓），鲜卑在塞外崛起。魏初，鲜卑大人步度根、泄归泥与轲比能内争，率三万余家内附，轲比能则雄长塞外，频频袭扰曹魏北境。《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强盛时，“控弦十余万骑”。轲比能遂成为继匈奴冒顿、乌丸蹋顿、鲜卑檀石槐之后的又一代塞外名王，且其部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故能纵横塞外，成为曹魏北境安全的一大威胁。太和二年（228年），轲比能率三万骑兵，围曹魏护乌丸校尉田豫于故马邑城。这年，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
牵招传中既言“诸葛亮数出”，又言“亮时在祁山”，可知诸葛亮遣使连结轲比能，时间是在建兴九年（231年）第二次大举出陇西之时。传中又言轲比能曾率大众“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此言故北地，是指汉代的北地郡。曹魏雍州有北地郡，与陇上的安定郡、关中的新平郡和冯翊郡相接。但曹魏的北地、安定二郡都较逼仄，其原因在于，经过汉末的衰乱，北方人口锐减，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大幅南移。曹操在汉末即裁撤、合并了北部的许多郡县。较诸东汉，曹魏的北境已大大地向内收缩。山西雁门关以北，关中北部及宁夏等地，均弃为胡羌杂居之区。北地、安定以北，即为胡羌杂居之地。
轲比能率大众至故北地石城，与诸葛亮遥相呼应。牵招传载，“（魏明）帝乃诏招，使从便宜讨之。”显然，曹魏决策层认识到了，轲比能若与蜀汉相接，整个西北两面的形势将会非常不利。轲比能后来退还漠南。青龙元年（233年），轲比能又诱使内附的步度根叛魏，并州刺史毕轨派将军苏尚、董弼击之。魏明帝曾下敕告诫毕轨，“以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魏书》明帝纪 青龙元年）句注亦称勾注，即雁门关所扼守的山地险要，也是曹魏在并州的北部边境。魏明帝告诫毕轨不要出境作战，但敕书下达时，毕轨已经出境。双方战于楼烦，魏军大败，二将被杀。可见轲比能对曹魏北境构成的威胁。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刺杀了轲比能。
史书简略，不知轲比能退还漠南与诸葛亮在那年夏秋之际的仓促撤军有无关联。但可以想见，诸葛亮在祁山遣使连结轲比能之时，他面前的北伐形势图上，豁然展开这样一种前景：曹魏与吴蜀对抗，以合肥、襄阳、祁山三城所支撑的战略防御体系（魏明帝曾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魏纪四 明帝青龙二年），屏护五都――洛阳、谯、许昌、长安、邺城――所支撑的中原腹地。蜀汉若割断陇西，打通单薄的北地、安定二郡，即能与轲比能的鲜卑势力相接。以轲比能“控弦十余万骑”的实力，加诸游牧民族在作战流动性上的优势，足以袭扰曹魏的整个北境。南面自三峡以下则有盟友孙权“掎角其后”。这样，北、西、南三面形成一种连贯的态势，从外围压缩曹魏的空间。蜀汉在占领陇西之后，可以沿渭河－黄河这条轴线，从陇西向关中、中原一步步推进。
运思于这幅图景之上的即为诸葛亮北伐的大战略。概言之，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在政治上，以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旗帜，提领蜀汉内政，也资号召天下；在军事，鉴于蜀汉国小力弱而时不我待，灭魏分出阶段与步骤；在现阶段，南面结孙权为“掎角之援”，西面则以“西和诸戎”的政策策略，联络动员陇西的诸胡，后更延伸到塞北的鲜卑轲比能，以期对曹魏形成合围之势；蜀汉的北伐大军，则从陇西向关中、中原挺进，以期最终“还于旧都”。
三 首次北伐的战略检讨
诸葛亮北伐，以第一次的形势为最好，却以第一次的受挫为最重。因此，以对第一次北伐的检讨价值为最大。诸葛亮本人对首次北伐的检讨影响了他此后的用兵方略。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自率大军出陇西，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响应，关中响震。
鱼豢的《魏略》载：“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预备；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怯，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魏明帝在随后讨伐诸葛亮的诏书中亦说到：“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无论是以为刘备死而蜀中无人因而“略无预备”，还是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因而“置亮画外，未以为虞”，可以肯定的是，曹魏对诸葛亮北伐并无战略预警。这是诸葛亮北伐开局顺利的大背景。
三郡响应的具体情况，《魏略》游楚传载：“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吏民骚动。天水、南安太守各弃郡东下。楚独据陇西。”（《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游楚传）天水太守弃郡东下一事，可与《蜀书》姜维传中所述相印证。时天水太守马遵出行，闻蜀军突至，吏民响应，怀疑姜维等随行属官有异心，遂弃其郡中主要属官，连夜亡保上邽。姜维等人奔上邽不纳，回天水郡治冀城亦不纳，乃降诸葛亮。姜维传注引《魏略》则说，冀城人推姜维诣亮，只是，“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不管是哪种情形，可以推定，蜀军并未接收天水郡治冀城。南安郡的情形，上引游楚传中说到，南安太守弃郡东下后，“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未详蜀军是否占领南安郡治临渭，但推测蜀军应该大体控制南安局势，故能分兵转攻三郡西面的陇西郡（治襄武）。游楚传中还说到，魏军收复三郡后，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各获重刑。安定太守不在重刑之列，可以推测蜀军兵锋应该未及安定郡治临泾。安定郡叛魏应蜀的情形，可能主要是指杨条保月支城之类的吏民响应。安定郡大部在陇山以东，对于此间的大局影响不大。
对于诸葛亮意在占领陇西的出兵目标来说，这一形势非常有利。以陇西变乱频仍的脆弱根基，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响应，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弃郡逃亡，天水郡的主要属官亦已降蜀，二郡群龙无首。若能牢固控制二郡，即已割断陇西。
形势却迅速发生逆转，蜀军不但未能占据陇西，反而遭遇大溃败。形势逆转的关键似乎是马谡在街亭的兵败。若将军事检讨的目光局限于此，往往很方便地将蜀军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马谡的指挥不当，进而归结到诸葛亮选将用人的不当。但这样的认识只会遮蔽战略层次的检讨。
诸葛亮本人对此战的检讨见之于他请求自贬的上疏：
臣以弱才，叨窍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怯，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其咎。（《蜀书》 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疏文中确实说到街亭、箕谷的失利对战局的影响，以及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以至不当地任用马谡，造成街亭这一关键性战场的失利。
诚然，马谡应对街亭的兵败负直接的责任。《蜀书》王平传载，“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魏书》张郃传载，“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两种不同背景的资料相与印证，基本可以确定马谡在街亭兵败的战术原因。
但是，仅以诸葛亮错误地任用了马谡、马谡错误的指挥导致了街亭的兵败，来解释蜀汉此次北伐的失败是不够的。街亭失守，未能阻挡魏军上陇，固然对战局有影响，但未必会导致蜀军的全面败退。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司马懿、张郃的大军也顺利上陇，诸葛亮与魏军周旋于陇上，尚且取得斩首三千级的战果，退军时还射杀曹魏名将张郃。
蜀军显然还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马谡传载，马谡为张郃所破后，“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王平传载，马谡败后，“众尽星散”。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有伏兵，才未敢进逼。王平后来还“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另据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诸葛亮在询问何以箕谷不至大败时也说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上述史料，在在显示，魏军反攻时，蜀军发生了崩溃的效应。魏明帝在随后的一份“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诏书中说，“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魏书》明帝纪 注引《魏略》）语虽不免渲染，但显然很得意于魏军反攻对蜀军造成的崩溃效果。
蜀军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遭到反攻时，为什么竟会发生崩溃呢？
寻常读史，多将注意力放在街亭与马谡身上，以至于忽略了诸葛亮疏文中在战略层次反思的信息。疏中所言“临事而怯”、“《春秋》责帅”，都是援引儒家经典。“临事而怯”，典出《论语》。孔子对子路论将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注疏》卷七 述而 北京大学1999年12月第1版）孔子之意，是说为将者应该“临事而惧”，不可呈匹夫之勇。兵者，国之大事，关乎国家的存亡，关乎千万人的生死，所以，统兵者应该戒慎恐惧，谋定而动。诸葛亮引《论语》中的话，应该是取孔子之意。诸葛亮是在反思自己未能做到“临事而怯”。有意思的是，后世多批评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诸葛亮却是在反思自己用兵不够谨慎。
厘清诸葛亮反思的两个层次，他是把未能做到“训章明法”和“临事而怯”作为“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的根本原因。有人将诸葛亮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不能训章明法，以至于临事而怯，所以招致失败。是其不能贯通经史，不知此语所据，因而所作理解与诸葛亮的本意南辕北辙。如此理解，当然也就不能从诸葛亮的反思里去推知此前的战略失误。
鉴于前面所梳理的，蜀军在遭遇反攻时发生“离散”、“星散”、“诸营遗迸”、“兵将不复相录”诸情形，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训章明法”，还好理解；他为什么把未能做到“临事而怯”也作为兵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诸葛亮北伐，以第一次的形势为最好，却以第一次的受挫为最重。因此，以对第一次北伐的检讨价值为最大。诸葛亮本人对首次北伐的检讨影响了他此后的用兵方略。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自率大军出陇西，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响应，关中响震。
鱼豢的《魏略》载：“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预备；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怯，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魏明帝在随后讨伐诸葛亮的诏书中亦说到：“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无论是以为刘备死而蜀中无人因而“略无预备”，还是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因而“置亮画外，未以为虞”，可以肯定的是，曹魏对诸葛亮北伐并无战略预警。这是诸葛亮北伐开局顺利的大背景。
三郡响应的具体情况，《魏略》游楚传载：“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吏民骚动。天水、南安太守各弃郡东下。楚独据陇西。”（《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游楚传）天水太守弃郡东下一事，可与《蜀书》姜维传中所述相印证。时天水太守马遵出行，闻蜀军突至，吏民响应，怀疑姜维等随行属官有异心，遂弃其郡中主要属官，连夜亡保上邽。姜维等人奔上邽不纳，回天水郡治冀城亦不纳，乃降诸葛亮。姜维传注引《魏略》则说，冀城人推姜维诣亮，只是，“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不管是哪种情形，可以推定，蜀军并未接收天水郡治冀城。南安郡的情形，上引游楚传中说到，南安太守弃郡东下后，“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未详蜀军是否占领南安郡治临渭，但推测蜀军应该大体控制南安局势，故能分兵转攻三郡西面的陇西郡（治襄武）。游楚传中还说到，魏军收复三郡后，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各获重刑。安定太守不在重刑之列，可以推测蜀军兵锋应该未及安定郡治临泾。安定郡叛魏应蜀的情形，可能主要是指杨条保月支城之类的吏民响应。安定郡大部在陇山以东，对于此间的大局影响不大。
对于诸葛亮意在占领陇西的出兵目标来说，这一形势非常有利。以陇西变乱频仍的脆弱根基，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响应，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弃郡逃亡，天水郡的主要属官亦已降蜀，二郡群龙无首。若能牢固控制二郡，即已割断陇西。
形势却迅速发生逆转，蜀军不但未能占据陇西，反而遭遇大溃败。形势逆转的关键似乎是马谡在街亭的兵败。若将军事检讨的目光局限于此，往往很方便地将蜀军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马谡的指挥不当，进而归结到诸葛亮选将用人的不当。但这样的认识只会遮蔽战略层次的检讨。
诸葛亮本人对此战的检讨见之于他请求自贬的上疏：
臣以弱才，叨窍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怯，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其咎。（《蜀书》 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疏文中确实说到街亭、箕谷的失利对战局的影响，以及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以至不当地任用马谡，造成街亭这一关键性战场的失利。
诚然，马谡应对街亭的兵败负直接的责任。《蜀书》王平传载，“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魏书》张郃传载，“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两种不同背景的资料相与印证，基本可以确定马谡在街亭兵败的战术原因。
但是，仅以诸葛亮错误地任用了马谡、马谡错误的指挥导致了街亭的兵败，来解释蜀汉此次北伐的失败是不够的。街亭失守，未能阻挡魏军上陇，固然对战局有影响，但未必会导致蜀军的全面败退。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司马懿、张郃的大军也顺利上陇，诸葛亮与魏军周旋于陇上，尚且取得斩首三千级的战果，退军时还射杀曹魏名将张郃。
蜀军显然还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马谡传载，马谡为张郃所破后，“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王平传载，马谡败后，“众尽星散”。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有伏兵，才未敢进逼。王平后来还“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另据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诸葛亮在询问何以箕谷不至大败时也说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上述史料，在在显示，魏军反攻时，蜀军发生了崩溃的效应。魏明帝在随后的一份“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诏书中说，“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魏书》明帝纪 注引《魏略》）语虽不免渲染，但显然很得意于魏军反攻对蜀军造成的崩溃效果。
蜀军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遭到反攻时，为什么竟会发生崩溃呢？
寻常读史，多将注意力放在街亭与马谡身上，以至于忽略了诸葛亮疏文中在战略层次反思的信息。疏中所言“临事而怯”、“《春秋》责帅”，都是援引儒家经典。“临事而怯”，典出《论语》。孔子对子路论将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注疏》卷七 述而 北京大学1999年12月第1版）孔子之意，是说为将者应该“临事而惧”，不可呈匹夫之勇。兵者，国之大事，关乎国家的存亡，关乎千万人的生死，所以，统兵者应该戒慎恐惧，谋定而动。诸葛亮引《论语》中的话，应该是取孔子之意。诸葛亮是在反思自己未能做到“临事而怯”。有意思的是，后世多批评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诸葛亮却是在反思自己用兵不够谨慎。
厘清诸葛亮反思的两个层次，他是把未能做到“训章明法”和“临事而怯”作为“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的根本原因。有人将诸葛亮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不能训章明法，以至于临事而怯，所以招致失败。是其不能贯通经史，不知此语所据，因而所作理解与诸葛亮的本意南辕北辙。如此理解，当然也就不能从诸葛亮的反思里去推知此前的战略失误。
鉴于前面所梳理的，蜀军在遭遇反攻时发生“离散”、“星散”、“诸营遗迸”、“兵将不复相录”诸情形，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训章明法”，还好理解；他为什么把未能做到“临事而怯”也作为兵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在曹魏毫无战略预警的情况下，在事前联络凉州诸胡得到积极响应的情况下，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叛魏响应，蜀汉北伐，开局大好。消息传来，不惟关中响震，洛阳也一时“朝臣未知计所出”。（《魏书》明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魏明帝派曹真督诸军驻郿，派张郃统诸军上陇反击蜀军，魏明帝本人随后亲至长安为后镇。此前，曹真受曹丕遗命辅政，张郃在荆州参与对孙吴的作战。魏明帝此次召用张郃，并未如该年冬再召张郃时那样用驿马――此举意在通过驿传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将张郃召至前线，军队则就近集结。张郃从荆州战区起程，率步骑五万驰抵陇山西口的街亭，蜀军却既未拿下陇上的重要城池如冀城、上邽，也未堵塞魏军越陇之口，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蜀军的兵锋竟然远及三郡西面的陇西郡。
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临事而怯”，对应的情形是过于乐观。一支军队在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遭遇反攻时竟会“众尽星散”，当与这种过于乐观的心理有关。蜀军上下包括诸葛亮本人，可能因开局顺利而滋生出过于乐观的心理，对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计，因而未能明确下一步作战的要点：应该迅速堵塞陇山隘口，阻挡曹魏东部大军入援；至少应该迅速攻取陇上诸城，作为与魏军持久周旋的据点。
蜀军攻陇西郡时，曹魏陇西太守游楚激励吏民坚守陇西郡城襄武。《魏略》游楚传：
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楚闻贼到，乃遣长史马顒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使顒鸣鼓击之，蜀人乃去。后十余日，诸军上陇，诸葛亮破走。（《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游楚传）
游楚都能认识到陇右攻守的要点：蜀军能不能占领陇右，最终取决于能不能阻断陇山隘口；若不能阻断陇口，纵然略地，能不能保有，最终仍须决战而定。
根据游楚传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可对蜀军出祁山后的行动节奏作一个大致的推估。蜀军出祁山后，略地至南安，再转攻陇西郡，“后十余日，诸军上陇”，始有街亭之战。如果诸葛亮在上陇之后即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自当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经营，作固守之备。那时，即令仍用马谡为先锋，即令马谡仍会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其实都来得及纠正。看来，马谡统兵去守街亭，并不是诸葛亮上陇之后即作出的部署，而是一个仓促的行动，应该是在魏军反攻的态势明朗后仓促作出的部署。马谡去守街亭，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也可能与时间仓促有关。
魏军的反应速度却是异乎寻常的快。《蜀书》后主传和诸葛亮传均将诸葛亮出兵一事系于建兴六年（228年）春；《魏书》明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明帝纪还载，“丁未，行幸长安”。丁未日为该年二月十七。（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此时，魏明帝本人的车驾都已亲临长安，则曹真、张郃西援的时间必定更早，速度必定更快。
虽然派出了马谡去守街亭，诸葛亮似乎仍未认识到陇口的攻守将会是下一步作战的重点。诸葛亮虽然“违众拔谡”为先锋，而没有选用“宿将魏延、吴壹等”，然则“宿将魏延、吴壹等”时在何处？如果陇口的拒守已成为蜀军作战的重点，宿将魏延、吴壹等岂不仍应率军继进？大军岂不仍应朝街亭趋近？陈寿在马谡传中说他“统大众在前”，然则马谡所统究竟有多少人马？魏明帝的诏书中只说“马谡、高祥，望旗奔败”，以其一人守街亭，一人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分别为张郃和郭淮所破。王平为马谡副将，所领不过千人。
日后诸葛亮反思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蜀书》诸葛亮传 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所言兵“多于贼”，应该是指蜀军在陇西的总兵力多于张郃所率的五万步骑。从蜀军兵锋远及三郡西面的襄武看，蜀军分兵略地，比较分散。一旦街亭兵败，诸葛亮即感“进无所据”，甚至放弃了作野战的周旋。可能是因为前线“众尽星散”的乱流，冲击到蜀军整体的军情，蜀军发生崩溃的效应，以至于诸葛亮觉得这场仗无法再打下去，所以全线退兵。
战后，诸葛亮除了斩马谡外，还诛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可知“兵将不复相录”的溃败现象不只出现在街亭一处。这也可以反证，从派马谡去守街亭到兵败，整个过程仓促到蜀军连作后续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蜀军首次北伐在陇西作战的失利，根本原因不在于马谡，而在于没有清晰的作战要点。马谡在街亭的指挥不当，只是让蜀军战略失误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当然，如果马谡是一个有经验的统兵宿将，少一些“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则多少能迟滞魏军上陇，为诸葛亮调整部署赢得时间。
诸葛亮既然选择陇西作为北伐的阶段性目标，当不至于暗昧到不知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点。诸葛亮将未能“临事而怯”作为兵败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开局顺利的大好形势下，蜀军从上到下滋生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以为可以从容略定陇西，再转身堵塞陇坻，面向关中；对魏军的反攻――尤其是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计，未能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以至于让大好的北伐形势转瞬即逝。
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临事而怯”，对应的情形是过于乐观。一支军队在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遭遇反攻时竟会“众尽星散”，当与这种过于乐观的心理有关。蜀军上下包括诸葛亮本人，可能因开局顺利而滋生出过于乐观的心理，对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计，因而未能明确下一步作战的要点：应该迅速堵塞陇山隘口，阻挡曹魏东部大军入援；至少应该迅速攻取陇上诸城，作为与魏军持久周旋的据点。
蜀军攻陇西郡时，曹魏陇西太守游楚激励吏民坚守陇西郡城襄武。《魏略》游楚传：
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楚闻贼到，乃遣长史马顒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使顒鸣鼓击之，蜀人乃去。后十余日，诸军上陇，诸葛亮破走。（《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游楚传）
游楚都能认识到陇右攻守的要点：蜀军能不能占领陇右，最终取决于能不能阻断陇山隘口；若不能阻断陇口，纵然略地，能不能保有，最终仍须决战而定。
根据游楚传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可对蜀军出祁山后的行动节奏作一个大致的推估。蜀军出祁山后，略地至南安，再转攻陇西郡，“后十余日，诸军上陇”，始有街亭之战。如果诸葛亮在上陇之后即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自当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经营，作固守之备。那时，即令仍用马谡为先锋，即令马谡仍会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其实都来得及纠正。看来，马谡统兵去守街亭，并不是诸葛亮上陇之后即作出的部署，而是一个仓促的行动，应该是在魏军反攻的态势明朗后仓促作出的部署。马谡去守街亭，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也可能与时间仓促有关。
魏军的反应速度却是异乎寻常的快。《蜀书》后主传和诸葛亮传均将诸葛亮出兵一事系于建兴六年（228年）春；《魏书》明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明帝纪还载，“丁未，行幸长安”。丁未日为该年二月十七。（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此时，魏明帝本人的车驾都已亲临长安，则曹真、张郃西援的时间必定更早，速度必定更快。
虽然派出了马谡去守街亭，诸葛亮似乎仍未认识到陇口的攻守将会是下一步作战的重点。诸葛亮虽然“违众拔谡”为先锋，而没有选用“宿将魏延、吴壹等”，然则“宿将魏延、吴壹等”时在何处？如果陇口的拒守已成为蜀军作战的重点，宿将魏延、吴壹等岂不仍应率军继进？大军岂不仍应朝街亭趋近？陈寿在马谡传中说他“统大众在前”，然则马谡所统究竟有多少人马？魏明帝的诏书中只说“马谡、高祥，望旗奔败”，以其一人守街亭，一人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分别为张郃和郭淮所破。王平为马谡副将，所领不过千人。
日后诸葛亮反思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蜀书》诸葛亮传 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所言兵“多于贼”，应该是指蜀军在陇西的总兵力多于张郃所率的五万步骑。从蜀军兵锋远及三郡西面的襄武看，蜀军分兵略地，比较分散。一旦街亭兵败，诸葛亮即感“进无所据”，甚至放弃了作野战的周旋。可能是因为前线“众尽星散”的乱流，冲击到蜀军整体的军情，蜀军发生崩溃的效应，以至于诸葛亮觉得这场仗无法再打下去，所以全线退兵。
战后，诸葛亮除了斩马谡外，还诛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可知“兵将不复相录”的溃败现象不只出现在街亭一处。这也可以反证，从派马谡去守街亭到兵败，整个过程仓促到蜀军连作后续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蜀军首次北伐在陇西作战的失利，根本原因不在于马谡，而在于没有清晰的作战要点。马谡在街亭的指挥不当，只是让蜀军战略失误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当然，如果马谡是一个有经验的统兵宿将，少一些“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则多少能迟滞魏军上陇，为诸葛亮调整部署赢得时间。
诸葛亮既然选择陇西作为北伐的阶段性目标，当不至于暗昧到不知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点。诸葛亮将未能“临事而怯”作为兵败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开局顺利的大好形势下，蜀军从上到下滋生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以为可以从容略定陇西，再转身堵塞陇坻，面向关中；对魏军的反攻――尤其是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计，未能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以至于让大好的北伐形势转瞬即逝。
这是对蜀军在陇西作战部分的战略检讨，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作战区域还不只是陇西，东线还有赵云、邓芝出斜谷。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箕谷与斜谷相距不远，一为箕水河谷，一为斜水河谷，谷口皆在秦岭北麓。赵云所统偏师的进军路线为褒斜道，可能是在相持的过程中，因地取势，转据箕谷。赵云率军出斜谷，示形于关中，牵引曹真屯驻于郿。郿城正对斜口。
蜀军在陇西兵败时，箕谷之师亦遭失败，只是损失不如陇西那么大。赵云传载：“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赵云在战后被贬为镇军将军。
对蜀军箕谷失利的战略检讨则涉及诸葛亮用奇的问题。诸葛亮用兵，并非没有用奇。第一次北伐，即以大军出陇西，偏师出斜谷，此即奇正之用；但自此以后，诸葛亮确实放弃了用奇。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之时，张郃曾提议分兵驻雍、郿。《汉晋春秋》载：
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作为司马懿兵略而载诸史册，张郃的分析意见却看不到。若只顺着司马懿的话意理解张郃的提议，会觉得张郃简直是不知兵略。司马懿的这段话是将张郃建议的兵力配置，看成是以雍、郿的魏军与陇上的魏军形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所以他说，“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若张郃果是此意，则他实在应该惭于名将的令名。盖以跨越陇山上下而谋纵深配置，虽庸才亦不出此。在曹魏的诸名将中，张郃以“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长，陈寿评价他“以巧变为称”（《魏书》张郃传）。他提议分兵驻雍、郿，不是意在构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而是防备蜀军再从南侧翼出击。雍城可以监控傥骆谷的出口，郿城可以监控褒斜谷的出口。张郃可能是考虑到诸葛亮上次出陇西时，曾以偏师出斜谷，所以觉得有必要防备蜀军再出斜谷或骆谷。
但诸葛亮这次并没有用奇，以后也没有用奇。关于诸葛亮是否用奇，以及是否擅长用奇的讨论，可能跟他与魏延的分歧有关。
后世关于诸葛亮用兵是否擅长用奇的评价，受鱼豢《魏略》中的那段叙述影响很大。鱼豢在《魏略》中所叙述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大军出斜谷的方案，前面我已辨明，大抵不出敌国传闻之言。但魏延与诸葛亮对北伐的军事见解有分歧则是事实。陈寿在魏延传中写道：“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所欲仿效的“韩信故事”，就是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其主要的作战经历并不是随刘邦在正面战场指挥，而是自率一军，从山西开始，灭魏、平代、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魏延与韩信一样，都是从低级将校被破格擢拔，都是在汉中这个地方，且都造成“一军尽惊”的效果。魏延可能因此而认为自己应该像韩信那样，自率一军，独当一面。
魏延原被刘备擢拔以守汉中，诸葛亮北驻汉中后，以魏延为丞相司马，将其置于直接指挥之下。诸葛亮第一次用奇，用了赵云统兵，而非魏延。建兴八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入羌中，也是与吴壹一起，魏延以功迁征西大将军，吴壹以功迁左将军。看来诸葛亮并不认为魏延是独当一面的将才。纵观魏延行事，他虽然作战骁勇，但确实不是韩信那样兼具政治头脑、战略眼光和战术才能的大将之才。在丞相死后他还认为这场仗能继续打下去，显见他没有政治头脑；于座中动辄“举刀拟仪”，与杨仪发生矛盾时蜀汉高层文武全都支持杨仪，显见他不能揖和上下。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论魏延“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其性。”（《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将这一切归结于魏延的本性。因此，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与其说是对北伐的战略见解有不同，不如说是对魏延本人的才能与地位的评价有差距。
即令如此，诸葛亮对魏延其实表现出了足够的依重。诸葛亮主政期间，除同为辅政的李严在后主即位后被授以假节外，北伐前线的将领中，新授以假节者，魏延一人而已。宿将吴壹是在诸葛亮卒后以车骑将军督汉中时才被授以假节。建兴八年，魏延入羌中作战，击破郭淮后，被授以假节。次年，在表废李严的公文中，魏延的头衔更进位为使持节。按汉魏之际的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宋书》卷三十九 百官上）到诸葛亮去世前，魏延兵权之重，只在诸葛亮一人之下。
我们来检讨诸葛亮用奇的问题，不应该受鱼豢《魏略》中那段叙述的影响，也不应该受魏延与诸葛亮分歧的影响，而应该从诸葛亮本人对他第一次用奇失利的检讨中，去分析他何以在此后的北伐中不再用奇。
蜀军在陇西兵败时，箕谷之师亦遭失败，只是损失不如陇西那么大。赵云传载：“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赵云在战后被贬为镇军将军。
对蜀军箕谷失利的战略检讨则涉及诸葛亮用奇的问题。诸葛亮用兵，并非没有用奇。第一次北伐，即以大军出陇西，偏师出斜谷，此即奇正之用；但自此以后，诸葛亮确实放弃了用奇。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之时，张郃曾提议分兵驻雍、郿。《汉晋春秋》载：
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作为司马懿兵略而载诸史册，张郃的分析意见却看不到。若只顺着司马懿的话意理解张郃的提议，会觉得张郃简直是不知兵略。司马懿的这段话是将张郃建议的兵力配置，看成是以雍、郿的魏军与陇上的魏军形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所以他说，“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若张郃果是此意，则他实在应该惭于名将的令名。盖以跨越陇山上下而谋纵深配置，虽庸才亦不出此。在曹魏的诸名将中，张郃以“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长，陈寿评价他“以巧变为称”（《魏书》张郃传）。他提议分兵驻雍、郿，不是意在构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而是防备蜀军再从南侧翼出击。雍城可以监控傥骆谷的出口，郿城可以监控褒斜谷的出口。张郃可能是考虑到诸葛亮上次出陇西时，曾以偏师出斜谷，所以觉得有必要防备蜀军再出斜谷或骆谷。
但诸葛亮这次并没有用奇，以后也没有用奇。关于诸葛亮是否用奇，以及是否擅长用奇的讨论，可能跟他与魏延的分歧有关。
后世关于诸葛亮用兵是否擅长用奇的评价，受鱼豢《魏略》中的那段叙述影响很大。鱼豢在《魏略》中所叙述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大军出斜谷的方案，前面我已辨明，大抵不出敌国传闻之言。但魏延与诸葛亮对北伐的军事见解有分歧则是事实。陈寿在魏延传中写道：“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所欲仿效的“韩信故事”，就是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其主要的作战经历并不是随刘邦在正面战场指挥，而是自率一军，从山西开始，灭魏、平代、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魏延与韩信一样，都是从低级将校被破格擢拔，都是在汉中这个地方，且都造成“一军尽惊”的效果。魏延可能因此而认为自己应该像韩信那样，自率一军，独当一面。
魏延原被刘备擢拔以守汉中，诸葛亮北驻汉中后，以魏延为丞相司马，将其置于直接指挥之下。诸葛亮第一次用奇，用了赵云统兵，而非魏延。建兴八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入羌中，也是与吴壹一起，魏延以功迁征西大将军，吴壹以功迁左将军。看来诸葛亮并不认为魏延是独当一面的将才。纵观魏延行事，他虽然作战骁勇，但确实不是韩信那样兼具政治头脑、战略眼光和战术才能的大将之才。在丞相死后他还认为这场仗能继续打下去，显见他没有政治头脑；于座中动辄“举刀拟仪”，与杨仪发生矛盾时蜀汉高层文武全都支持杨仪，显见他不能揖和上下。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论魏延“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其性。”（《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将这一切归结于魏延的本性。因此，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与其说是对北伐的战略见解有不同，不如说是对魏延本人的才能与地位的评价有差距。
即令如此，诸葛亮对魏延其实表现出了足够的依重。诸葛亮主政期间，除同为辅政的李严在后主即位后被授以假节外，北伐前线的将领中，新授以假节者，魏延一人而已。宿将吴壹是在诸葛亮卒后以车骑将军督汉中时才被授以假节。建兴八年，魏延入羌中作战，击破郭淮后，被授以假节。次年，在表废李严的公文中，魏延的头衔更进位为使持节。按汉魏之际的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宋书》卷三十九 百官上）到诸葛亮去世前，魏延兵权之重，只在诸葛亮一人之下。
我们来检讨诸葛亮用奇的问题，不应该受鱼豢《魏略》中那段叙述的影响，也不应该受魏延与诸葛亮分歧的影响，而应该从诸葛亮本人对他第一次用奇失利的检讨中，去分析他何以在此后的北伐中不再用奇。
赵云、邓芝率军出斜谷，曹真率军驻郿以拒之。看来赵云初出时，确实起到了吸引魏军注意力的作用。诸葛亮是后又说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看来赵云牵制的魏军兵力比较有限。魏军可能在弄清赵云所部的意图后，只留少部兵马驻郿以监视蜀军行动。至于箕谷的失利，赵云传中说是由于“兵弱敌强”，则似魏军反攻时，兵力又多于箕谷的蜀军。可能是魏军在陇西的大局底定之后，得以腾出手来，以优势兵力对付箕谷的蜀军。
诸葛亮在上疏中将箕谷的失利称之为“箕谷不戒之失”，显然是在兵力强弱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的认识。赵云作战勇猛，陈寿将他与黄忠比作西汉初的“灌、滕之徒”。赵云“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是其统兵又有持重的一面。那么，何谓“不戒之失”呢？要点在于箕谷的蜀军从“皆多于贼”到“兵弱敌强”的转换环节。所谓不戒，是指没有及时察见这一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与陇西的战况息息相关。诸葛亮率大军出陇西，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原是要以两支军队互为奇正之用。箕谷的蜀军应该配合陇西的蜀军作战。但箕谷的蜀军在“皆多于贼”时，未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牵制更多的魏军，以利陇西的蜀军作战；在曹魏东部的大军经关中驰援陇西时，也未能迟滞魏军的行动，为陇西的蜀军赢得时间去阻断陇口；而在陇西的蜀军兵败后，又未能及时地察见魏军作战重点的转移。最低限度，关中的蜀军应该为陇西的蜀军提供曹魏反攻的预警。但是，只要蜀军未能迟滞魏军行动，只恐蜀军尚未将相关信息传递陇西，魏军早已驰抵陇口。概言之，此次北伐，诸葛亮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配合大军出陇西，并没有达到互为奇正之用的目的。
那么，何以会有“不戒之失”呢？统兵而有“不戒之失”，为将者当然有责；这从赵云被贬可以确认；但赵云只是被贬为镇军将军，而未如马谡、张休、李盛那样被斩首，也未如黄袭那样被剥夺兵权，亦显示这不全然为赵云之咎。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诸葛亮用奇之失，而是关陇基本的地理形势制约使然。蜀军要想在陇西与箕谷之间联络，既要翻越陇山上下，又要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而及时地传递作战信息，以当时的通讯手段，谈何容易！
《水经注》沔水篇载有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赵云与邓芝（字伯苗）俱出斜谷，只是具体屯兵之点不同，二人要保持联络呼应，尚且不便，何况是与相隔崇山峻岭的陇西大军协同配合呢。
用兵以奇正，时间上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密切的协同与配合，信息的快速传递又至关重要。否则，兵分奇正，就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而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
诸葛亮虽将蜀军在箕谷的失利归纳为“箕谷不戒之失”，但基本情势的不利在兵败之前即已存在。箕谷的失利，只是将陇山和秦岭的地理形势对蜀军用奇的制约显现出来了。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若单就战略思维而言，奇正之用，可以说是诸葛亮军事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即曾规划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第一次北伐，即以偏师出斜谷，大军出陇西。这些都是典型的奇正之用。只是在第一次用奇失利之后，认识到陇山与秦岭对蜀军行动的制约，所以在他此后的北伐中，未再分兵用奇。
但这也只是战略层次。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自率主力围攻祁山，另以王平统领蜀军中作战最骁勇的无当营，“别守南围”。在那年五月与魏军的交战中，王平的无当营吸引、牵制住魏将张郃所部，诸葛亮则督魏延、高翔、吴班诸将迎战司马懿主力，取得“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的战绩，这何尝不是奇正之用！
诸葛亮在上疏中将箕谷的失利称之为“箕谷不戒之失”，显然是在兵力强弱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的认识。赵云作战勇猛，陈寿将他与黄忠比作西汉初的“灌、滕之徒”。赵云“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是其统兵又有持重的一面。那么，何谓“不戒之失”呢？要点在于箕谷的蜀军从“皆多于贼”到“兵弱敌强”的转换环节。所谓不戒，是指没有及时察见这一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与陇西的战况息息相关。诸葛亮率大军出陇西，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原是要以两支军队互为奇正之用。箕谷的蜀军应该配合陇西的蜀军作战。但箕谷的蜀军在“皆多于贼”时，未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牵制更多的魏军，以利陇西的蜀军作战；在曹魏东部的大军经关中驰援陇西时，也未能迟滞魏军的行动，为陇西的蜀军赢得时间去阻断陇口；而在陇西的蜀军兵败后，又未能及时地察见魏军作战重点的转移。最低限度，关中的蜀军应该为陇西的蜀军提供曹魏反攻的预警。但是，只要蜀军未能迟滞魏军行动，只恐蜀军尚未将相关信息传递陇西，魏军早已驰抵陇口。概言之，此次北伐，诸葛亮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配合大军出陇西，并没有达到互为奇正之用的目的。
那么，何以会有“不戒之失”呢？统兵而有“不戒之失”，为将者当然有责；这从赵云被贬可以确认；但赵云只是被贬为镇军将军，而未如马谡、张休、李盛那样被斩首，也未如黄袭那样被剥夺兵权，亦显示这不全然为赵云之咎。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诸葛亮用奇之失，而是关陇基本的地理形势制约使然。蜀军要想在陇西与箕谷之间联络，既要翻越陇山上下，又要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而及时地传递作战信息，以当时的通讯手段，谈何容易！
《水经注》沔水篇载有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赵云与邓芝（字伯苗）俱出斜谷，只是具体屯兵之点不同，二人要保持联络呼应，尚且不便，何况是与相隔崇山峻岭的陇西大军协同配合呢。
用兵以奇正，时间上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密切的协同与配合，信息的快速传递又至关重要。否则，兵分奇正，就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而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
诸葛亮虽将蜀军在箕谷的失利归纳为“箕谷不戒之失”，但基本情势的不利在兵败之前即已存在。箕谷的失利，只是将陇山和秦岭的地理形势对蜀军用奇的制约显现出来了。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若单就战略思维而言，奇正之用，可以说是诸葛亮军事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即曾规划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第一次北伐，即以偏师出斜谷，大军出陇西。这些都是典型的奇正之用。只是在第一次用奇失利之后，认识到陇山与秦岭对蜀军行动的制约，所以在他此后的北伐中，未再分兵用奇。
但这也只是战略层次。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自率主力围攻祁山，另以王平统领蜀军中作战最骁勇的无当营，“别守南围”。在那年五月与魏军的交战中，王平的无当营吸引、牵制住魏将张郃所部，诸葛亮则督魏延、高翔、吴班诸将迎战司马懿主力，取得“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的战绩，这何尝不是奇正之用！
四 蜀汉的战略软肋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北伐。蜀汉为这次北伐倾其全力。李严已于上年率两万人马从江州调赴汉中，留府参军马忠也从成都召至汉中，经营戎事。诸葛亮与司马懿、张郃的大军周旋于陇上，到夏秋之际的时候，却因李严谎称无粮而退兵。
诸葛亮被“授之以旄铖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完全可以根据战场的情况而自己决定是否退兵。无论是后主还是李严，都不能令其退兵。战场之外的因素中，惟一能令其退兵的就是粮草供给的问题。建兴六年冬，蜀军围攻陈仓时，用尽了种种攻城手段，均未能破城。在那个时代，城池很少是被攻破的，一般是通过围困令其粮尽援绝而投降。但围城战也意味着消耗战。以陈仓那样的小城，稍事经营，蜀军即无法与之相耗。这暴露出蜀军的战略软肋。
蜀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诸葛亮第二次出兵祁山，《蜀书》后主传记于建兴九年二月，《魏书》明帝纪则记于该年三月；诸葛亮最后一次出斜谷，《蜀书》后主传记于建兴十二年二月，《魏书》明帝纪则记于该年四月。《蜀书》记的是出兵的时间，《魏书》记的是受攻的时间。二者的时间差，即是蜀军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水经注》载诸葛亮笺：“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此为蜀军指挥中枢的行军速度，且这一路段尚未入谷，相对较为平易。按《水经注》注引的资料，诸葛亮笺中所言这一天的行程是走水路，若走陆路则有上百里。“指谓是水也，道则百里也。”（《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褒斜谷道全长达四百七十里。曹操本人在放弃汉中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十万大军要携带粮草、辎重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困难可想而知。秦陇地理形势对蜀军交通的制约，构成蜀汉在战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软肋。
曹魏对抗蜀汉的战略，正是基于蜀汉的战略软肋。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时，司马懿代替曹真成为曹魏西线关陇战场的统帅。诸葛亮攻祁山，司马懿督张郃、费曜、郭淮诸将驰援。司马懿留费曜等人守上邽，自率大军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率大军迎击司马懿。郭淮试图拦击，被蜀军击破。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于上邽之东。司马懿“敛兵依险，军不得交。”诸葛亮求战不得，引兵而还。司马懿率军尾随至卤城。“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魏军诸将都以司马懿为怯战，司马懿不得已而出战，让张郃攻王平于南围，自率大军攻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蜀军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遂又坚守不战，直至诸葛亮退兵。（注：《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战略，与罗马统帅费边对付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在野战中数次失利。费边为执政官时，遂改变战略，不再与汉尼拔作正面的会战，却率大军一直尾随汉尼拔，就近监控，保持压力，但坚决避战。汉尼拔求战不得，派小股部队抄略，则有被歼灭的危险。费边采取这一战略，便是看准了汉尼拔跨海作战，孤军客悬，后勤补给是其致命的软肋。待到法罗代替费边，放弃了费边的战略，与汉尼拔会战，始有坎尼一战毁灭性的惨败。
在卤城时，张郃曾提议：“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逼（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张郃提议的这个战略更具弹性一些。同样是避免大军决战，但分出奇兵，袭扰蜀军后路，威胁蜀军原本就脆弱的补给线。司马懿未从。司马懿实际采取的战略则要僵硬一些。他率大军尾随诸葛亮，而一旦靠近蜀军，不是“敛兵依险”，就是“登山掘营”，以至诸将皆以他为怯，影响到他作为统帅的威信，不得已而出战，却是大败，再转而坚守不战。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北伐。蜀汉为这次北伐倾其全力。李严已于上年率两万人马从江州调赴汉中，留府参军马忠也从成都召至汉中，经营戎事。诸葛亮与司马懿、张郃的大军周旋于陇上，到夏秋之际的时候，却因李严谎称无粮而退兵。
诸葛亮被“授之以旄铖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完全可以根据战场的情况而自己决定是否退兵。无论是后主还是李严，都不能令其退兵。战场之外的因素中，惟一能令其退兵的就是粮草供给的问题。建兴六年冬，蜀军围攻陈仓时，用尽了种种攻城手段，均未能破城。在那个时代，城池很少是被攻破的，一般是通过围困令其粮尽援绝而投降。但围城战也意味着消耗战。以陈仓那样的小城，稍事经营，蜀军即无法与之相耗。这暴露出蜀军的战略软肋。
蜀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诸葛亮第二次出兵祁山，《蜀书》后主传记于建兴九年二月，《魏书》明帝纪则记于该年三月；诸葛亮最后一次出斜谷，《蜀书》后主传记于建兴十二年二月，《魏书》明帝纪则记于该年四月。《蜀书》记的是出兵的时间，《魏书》记的是受攻的时间。二者的时间差，即是蜀军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水经注》载诸葛亮笺：“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此为蜀军指挥中枢的行军速度，且这一路段尚未入谷，相对较为平易。按《水经注》注引的资料，诸葛亮笺中所言这一天的行程是走水路，若走陆路则有上百里。“指谓是水也，道则百里也。”（《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褒斜谷道全长达四百七十里。曹操本人在放弃汉中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十万大军要携带粮草、辎重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困难可想而知。秦陇地理形势对蜀军交通的制约，构成蜀汉在战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软肋。
曹魏对抗蜀汉的战略，正是基于蜀汉的战略软肋。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时，司马懿代替曹真成为曹魏西线关陇战场的统帅。诸葛亮攻祁山，司马懿督张郃、费曜、郭淮诸将驰援。司马懿留费曜等人守上邽，自率大军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率大军迎击司马懿。郭淮试图拦击，被蜀军击破。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于上邽之东。司马懿“敛兵依险，军不得交。”诸葛亮求战不得，引兵而还。司马懿率军尾随至卤城。“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魏军诸将都以司马懿为怯战，司马懿不得已而出战，让张郃攻王平于南围，自率大军攻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蜀军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遂又坚守不战，直至诸葛亮退兵。（注：《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战略，与罗马统帅费边对付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在野战中数次失利。费边为执政官时，遂改变战略，不再与汉尼拔作正面的会战，却率大军一直尾随汉尼拔，就近监控，保持压力，但坚决避战。汉尼拔求战不得，派小股部队抄略，则有被歼灭的危险。费边采取这一战略，便是看准了汉尼拔跨海作战，孤军客悬，后勤补给是其致命的软肋。待到法罗代替费边，放弃了费边的战略，与汉尼拔会战，始有坎尼一战毁灭性的惨败。
在卤城时，张郃曾提议：“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逼（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张郃提议的这个战略更具弹性一些。同样是避免大军决战，但分出奇兵，袭扰蜀军后路，威胁蜀军原本就脆弱的补给线。司马懿未从。司马懿实际采取的战略则要僵硬一些。他率大军尾随诸葛亮，而一旦靠近蜀军，不是“敛兵依险”，就是“登山掘营”，以至诸将皆以他为怯，影响到他作为统帅的威信，不得已而出战，却是大败，再转而坚守不战。
蜀军在陇西似乎并不容易因粮于敌。上引《汉晋春秋》中说，蜀军在上邽附近击破郭淮所部后，“因大芟刈其麦”。但《魏书》明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却载：“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看来蜀军应该并不曾“因大芟刈其麦”。后来蜀军在渭南屯田，耕者杂于当地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推测蜀军在陇西应该不会强行收割老百姓的麦子；否则，蜀军在渭南与当地百姓安然相处便毫无意义；况且，蜀军若真“因大芟刈其麦”，当不至于在“秋夏之际”因粮运不继而退兵。
为改善粮草运输，诸葛亮研制了木牛、流马。木牛在建兴九年出陇西时首次投入使用，流马在建兴十二年出斜谷时首次投入使用。战史专家多推定木牛为一种小推车，流马为一种狭长的快船。此处作一点补充。诸葛亮集载有木牛和流马的规制。按其描述，流马多孔，且孔径较大，而木牛则并未如此详细描述其孔径与间距，推测流马多孔的设计应该还有木制器械接榫之外的功能。考虑到它适用的环境，推测流马应该是一种方便于临时拆卸和重新组装的快船。蜀军从褒斜道进军，所资水道为褒水和斜水，二水之间，须翻越秦岭的分水岭；以秦岭河谷之曲折，兼以海拔落差，二水必不能全程运输，部分段落须由人力搬抬。汉武帝时，曾有人上书建议开通褒斜漕运，御史大夫张汤受理其事。《史记》河渠书载：“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襃，襃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史记》河渠书 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按张汤调查的情况，褒水与斜水之间尚有百余里的陆路；最后的结果却是“水湍石，不可漕”。蜀军此次确实运用了流马转运，显示“水湍石，不可漕”应该是部分河段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蜀军以流马运，是欲通过改进运输工具以克服之。流马设计为方便拆卸和重新组装，应该是为适应这一情况。流马的脚较为短小，应该是用于牵挽时系绳或搬抬时抓握。流马以方囊两枚盛米，是其载货的部分有相当的密闭性，以适应在激湍的河谷间行驶，不至于因溅湿而损坏米粮。
若遇雨季，秦陇一带的交通状况就更差。诸葛亮三次大举出兵，第一次是在正月，后两次均在二月，即可能考虑到秦陇交通与季节性气候的关系。在雨季，无论是秦陇山地的路况还是河谷的水文，均不利于蜀汉进军。诸葛亮建兴九年出陇西时，以木牛运粮。但“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蜀书》李严传）始有李严要诸葛亮退兵之事。从事后李严佯称“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来看，蜀军应该不是粮食筹集不足，而是运输上的困难。为准备建兴十二年的大举进军，诸葛亮在建兴十年便开始大规模制作流马木牛，建兴十一年冬，便“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蜀书》后主传）也就是在战前便将粮食运至靠近前线的地方屯集。关于治斜谷邸阁的情况，诸葛亮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写道：“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赤崖以北的阁道被赵云退兵时烧坏，赤崖以南的阁道被大水冲坏，所以，诸葛亮要于进军的前一年便开始修治阁道。
当然，曹魏要进攻蜀汉，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魏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攻蜀，也因“大雨道绝”半途而废。魏正始五年（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曹爽攻蜀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魏书》曹爽传）这是秦岭的地理形势决定的。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单就军事上的角逐而言，蜀军打得相对顺遂。司马懿虽坚守不战，诸葛亮却能通过运动以调动魏军。在卤城，蜀军打败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战果颇丰，显示出蜀军在野战中尚能占据上风。
随着双方相持日久，军事上的角逐遂转变为粮草补给上的较量。那一年冬春，北方大旱。《魏书》明帝纪太和五年三月条下记：“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如此旱情，冬麦势必受到影响。魏军在陇西也一度面临粮食供给的困难；但曹魏在本土作战，还是能够就地筹粮以济一时之急。《魏书》郭淮传载：“（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郭淮在三年前即以在列柳城击破高翔之功而“加建威将军”，此时“转扬武将军”，应该是以筹粮之功与上邽兵败之过大体相抵，足见郭淮就地筹粮是有相当的成效。
蜀军却必须从汉中转运至陇西。“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气候的因素加剧了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补给的制约。随着雨季的到来，木牛也无济于事，兼以李严诡称无粮而要诸葛亮退兵，蜀汉的北伐又只得半途而废。
为改善粮草运输，诸葛亮研制了木牛、流马。木牛在建兴九年出陇西时首次投入使用，流马在建兴十二年出斜谷时首次投入使用。战史专家多推定木牛为一种小推车，流马为一种狭长的快船。此处作一点补充。诸葛亮集载有木牛和流马的规制。按其描述，流马多孔，且孔径较大，而木牛则并未如此详细描述其孔径与间距，推测流马多孔的设计应该还有木制器械接榫之外的功能。考虑到它适用的环境，推测流马应该是一种方便于临时拆卸和重新组装的快船。蜀军从褒斜道进军，所资水道为褒水和斜水，二水之间，须翻越秦岭的分水岭；以秦岭河谷之曲折，兼以海拔落差，二水必不能全程运输，部分段落须由人力搬抬。汉武帝时，曾有人上书建议开通褒斜漕运，御史大夫张汤受理其事。《史记》河渠书载：“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襃，襃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史记》河渠书 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按张汤调查的情况，褒水与斜水之间尚有百余里的陆路；最后的结果却是“水湍石，不可漕”。蜀军此次确实运用了流马转运，显示“水湍石，不可漕”应该是部分河段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蜀军以流马运，是欲通过改进运输工具以克服之。流马设计为方便拆卸和重新组装，应该是为适应这一情况。流马的脚较为短小，应该是用于牵挽时系绳或搬抬时抓握。流马以方囊两枚盛米，是其载货的部分有相当的密闭性，以适应在激湍的河谷间行驶，不至于因溅湿而损坏米粮。
若遇雨季，秦陇一带的交通状况就更差。诸葛亮三次大举出兵，第一次是在正月，后两次均在二月，即可能考虑到秦陇交通与季节性气候的关系。在雨季，无论是秦陇山地的路况还是河谷的水文，均不利于蜀汉进军。诸葛亮建兴九年出陇西时，以木牛运粮。但“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蜀书》李严传）始有李严要诸葛亮退兵之事。从事后李严佯称“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来看，蜀军应该不是粮食筹集不足，而是运输上的困难。为准备建兴十二年的大举进军，诸葛亮在建兴十年便开始大规模制作流马木牛，建兴十一年冬，便“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蜀书》后主传）也就是在战前便将粮食运至靠近前线的地方屯集。关于治斜谷邸阁的情况，诸葛亮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写道：“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赤崖以北的阁道被赵云退兵时烧坏，赤崖以南的阁道被大水冲坏，所以，诸葛亮要于进军的前一年便开始修治阁道。
当然，曹魏要进攻蜀汉，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魏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攻蜀，也因“大雨道绝”半途而废。魏正始五年（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曹爽攻蜀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魏书》曹爽传）这是秦岭的地理形势决定的。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单就军事上的角逐而言，蜀军打得相对顺遂。司马懿虽坚守不战，诸葛亮却能通过运动以调动魏军。在卤城，蜀军打败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战果颇丰，显示出蜀军在野战中尚能占据上风。
随着双方相持日久，军事上的角逐遂转变为粮草补给上的较量。那一年冬春，北方大旱。《魏书》明帝纪太和五年三月条下记：“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如此旱情，冬麦势必受到影响。魏军在陇西也一度面临粮食供给的困难；但曹魏在本土作战，还是能够就地筹粮以济一时之急。《魏书》郭淮传载：“（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郭淮在三年前即以在列柳城击破高翔之功而“加建威将军”，此时“转扬武将军”，应该是以筹粮之功与上邽兵败之过大体相抵，足见郭淮就地筹粮是有相当的成效。
蜀军却必须从汉中转运至陇西。“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气候的因素加剧了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补给的制约。随着雨季的到来，木牛也无济于事，兼以李严诡称无粮而要诸葛亮退兵，蜀汉的北伐又只得半途而废。
五 最后的奋斗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三次大举北伐。从建兴六年到建兴九年，诸葛亮年年出师；此后，则有三年未再轻举。诸葛亮在汉中，一面休士劝农，一面教兵讲武；同时，制作木牛流马，筹运粮食。
这年春二月，诸葛亮“悉大众由斜谷出”，同时遣使约孙权东西齐举。蜀军此次北伐的兵力应在十万以上。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的信中说到诸葛亮“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云云，司马懿所言“提卒十万”，应该是基于侦谍情报而作的判断。这个判断与蜀军兵力的实际情况应该大体不差。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主政时蜀汉采取战略收缩，姜维当国时谯周等人的反战舆论盛行，蜀军中出现“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诸弊端（《蜀书》吕乂传），至蜀亡时，带甲将士犹有十万二千。诸葛亮北伐时，蜀汉总兵力应该多于此数。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已罢黜李严，其子李丰原本留督江州，也被调离，则原江州的驻军应能抽调至北伐前线。至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始增戍江州、永安。为此次北伐，诸葛亮筹备经年，至此倾力而出。在东线，孙权也三路齐举，出兵攻魏。从出兵规模看，吴蜀双方对此次出兵寄予了很高期望。
曹魏首先在西线面对蜀军的进攻。《魏书》明帝纪载：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魏书》明帝纪）
可知司马懿以坚壁拒守抵御诸葛亮的战略，乃是既定于曹魏庙算之时。从诏书中告诫司马懿“退无与战”诸语看，曹魏吸取了上次在陇西作战的教训，因而此次的御敌战略，从一开始便清晰而明确，即决意与蜀军打消耗战。日后，司马懿奋而请战，辛毗杖节节制，不过是一种统驭之术，以稳定曹魏军情。
《晋书》宣帝纪载，诸葛亮初抵渭南时，曹魏诸将有屯渭北以避其锋之议。司马懿坚持移屯渭南。《晋书》采录的这则资料实属刻意标榜司马懿武功。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关中，魏军断无空出渭南任诸葛亮东进之理。
魏军移屯渭南，但对诸葛亮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司马懿还是判断失误。司马懿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晋书》宣帝纪）他是预计诸葛亮会直接东进以趋长安。诸葛亮却西上五丈原。魏将郭淮判断，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陇西，因而建议抢在蜀军之前占据北原（在今陕西湄县北渭河北岸）。《魏书》郭淮传载：
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郭淮是看到诸葛亮屯五丈原与蜀军在兰坑屯田之间的联系。据《水经注》，兰坑在建威附近。建兴七年，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郭淮欲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走，蜀军遂取二郡。蜀军在兰坑屯田，显然是为下一步在陇西的行动预作准备。
北原为渭河北岸的积石原，为关陇相争的要冲。史称积石原为北原，五丈原为南原（《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二原相去二十五里，夹渭水而相对。诸葛亮若占据北原，打通单薄的安定、北地二郡，仍能与鲜卑轲比能相接，如此，曹魏西部形势大坏；而且，诸葛亮若控扼住夹峙渭河两岸的南北原，将曹魏大军阻挡在陇山以东，亦利于蜀汉略定陇西。
司马懿接受了郭淮的建议。郭淮率军连夜占据北原，急筑堑垒，堑垒未成而蜀军果然大至。魏军奋力拒战，击退蜀军。后数日，蜀军盛兵西行，曹魏诸将以为蜀军欲攻北原的西围，郭淮判断蜀军这是示形于西而实欲攻北原东面的阳遂，因而加强阳遂的防守。蜀军果然来攻阳燧，因魏军有备而不得上。蜀军遂不得争渭河以北。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三次大举北伐。从建兴六年到建兴九年，诸葛亮年年出师；此后，则有三年未再轻举。诸葛亮在汉中，一面休士劝农，一面教兵讲武；同时，制作木牛流马，筹运粮食。
这年春二月，诸葛亮“悉大众由斜谷出”，同时遣使约孙权东西齐举。蜀军此次北伐的兵力应在十万以上。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的信中说到诸葛亮“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云云，司马懿所言“提卒十万”，应该是基于侦谍情报而作的判断。这个判断与蜀军兵力的实际情况应该大体不差。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主政时蜀汉采取战略收缩，姜维当国时谯周等人的反战舆论盛行，蜀军中出现“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诸弊端（《蜀书》吕乂传），至蜀亡时，带甲将士犹有十万二千。诸葛亮北伐时，蜀汉总兵力应该多于此数。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已罢黜李严，其子李丰原本留督江州，也被调离，则原江州的驻军应能抽调至北伐前线。至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始增戍江州、永安。为此次北伐，诸葛亮筹备经年，至此倾力而出。在东线，孙权也三路齐举，出兵攻魏。从出兵规模看，吴蜀双方对此次出兵寄予了很高期望。
曹魏首先在西线面对蜀军的进攻。《魏书》明帝纪载：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魏书》明帝纪）
可知司马懿以坚壁拒守抵御诸葛亮的战略，乃是既定于曹魏庙算之时。从诏书中告诫司马懿“退无与战”诸语看，曹魏吸取了上次在陇西作战的教训，因而此次的御敌战略，从一开始便清晰而明确，即决意与蜀军打消耗战。日后，司马懿奋而请战，辛毗杖节节制，不过是一种统驭之术，以稳定曹魏军情。
《晋书》宣帝纪载，诸葛亮初抵渭南时，曹魏诸将有屯渭北以避其锋之议。司马懿坚持移屯渭南。《晋书》采录的这则资料实属刻意标榜司马懿武功。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关中，魏军断无空出渭南任诸葛亮东进之理。
魏军移屯渭南，但对诸葛亮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司马懿还是判断失误。司马懿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晋书》宣帝纪）他是预计诸葛亮会直接东进以趋长安。诸葛亮却西上五丈原。魏将郭淮判断，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陇西，因而建议抢在蜀军之前占据北原（在今陕西湄县北渭河北岸）。《魏书》郭淮传载：
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郭淮是看到诸葛亮屯五丈原与蜀军在兰坑屯田之间的联系。据《水经注》，兰坑在建威附近。建兴七年，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郭淮欲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走，蜀军遂取二郡。蜀军在兰坑屯田，显然是为下一步在陇西的行动预作准备。
北原为渭河北岸的积石原，为关陇相争的要冲。史称积石原为北原，五丈原为南原（《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二原相去二十五里，夹渭水而相对。诸葛亮若占据北原，打通单薄的安定、北地二郡，仍能与鲜卑轲比能相接，如此，曹魏西部形势大坏；而且，诸葛亮若控扼住夹峙渭河两岸的南北原，将曹魏大军阻挡在陇山以东，亦利于蜀汉略定陇西。
司马懿接受了郭淮的建议。郭淮率军连夜占据北原，急筑堑垒，堑垒未成而蜀军果然大至。魏军奋力拒战，击退蜀军。后数日，蜀军盛兵西行，曹魏诸将以为蜀军欲攻北原的西围，郭淮判断蜀军这是示形于西而实欲攻北原东面的阳遂，因而加强阳遂的防守。蜀军果然来攻阳燧，因魏军有备而不得上。蜀军遂不得争渭河以北。
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记述此次北伐，不过廖廖数十字。所幸《水经注》保留了一些诸葛亮的书疏或信函，史料价值很高，可以补充一二，让我们对诸葛亮在渭南作战的情况获得一些了解。
《水经注》渭水卷载有诸葛亮上后主的表：
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涨），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
武功水出秦岭北麓，注入渭水。五丈原即在武功水与渭水交汇处西南的三角地带。蜀军屯武功水西的五丈原，司马懿统率的曹魏大军则屯武功水以东。诸葛亮的表文显示，双方曾就武功水的控制作过争夺。武功水发源于秦岭，水流的季节性变化较大。孟琰率蜀军虎步营在武功水东岸扎营，在诸葛亮作竹桥之前，可能是趁河水潦缩之时，无须舟桥即可渡涉，所以时间应该较早；后来可能因秦岭融雪或降雨，河水上涨。司马懿率步骑来攻，显然是想趁武功水上涨之机，歼灭孤处东岸的孟琰所部，以期将蜀军悉数阻挡在武功水以西。蜀军作竹桥渡河，用以挫败司马懿步骑冲击的是连弩士。
《水经注》还载有诸葛亮与吴将步骘的书信：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
马冢为一处突起的高地，其形如冢，堵塞在秦岭以北、渭水以南狭窄的低地走廊上。未详蜀军是尝试攻过马冢，因而觉得“攻之不便”，还是从一开始就判断难攻。总之，在诸葛亮本人的叙述中，蜀军留屯五丈原，与马冢“有高势，攻之不便”，有一种逻辑关系。
诸葛亮数度挑战而不得，又不能径越武功而东，显示魏军依托武功城和马冢“高势”，坚壁拒守，足以抵挡蜀军从渭南东进之路。
这样，魏军郭淮所部坚守北原，将蜀军挡在渭水以南；司马懿大军则扼守武功城与马冢，将蜀军挡在武功以西。任诸葛亮以各种方式求战，司马懿均谨持坚壁拒守的战略，不为所动。《魏书》辛毗传载：“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魏略》亦载：“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魏书》辛毗传注引《魏略》）
诸葛亮本人却深知曹魏这套戏码的本意。《汉晋春秋》载：
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曹魏方面何以需要这套戏码呢？魏军在自己境内作战，无论是兵力还是粮草给养，均占优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战略，原是看准蜀军粮草补给方面的弱点，但曹魏将士很难接受。上次在陇西，司马懿即迫于诸将的压力，不得不与诸葛亮决战。此次，曹魏的御敌战略更加清晰而明确，为使这一战略的执行不受干扰，司马懿与魏明帝、辛毗共演了这曲双簧戏。在诸将请战、尤其是在诸葛亮遗妇人服饰以激将司马懿时，司马懿奋而上表请战。他这样做，一方面在部下面前显示自己并不怯战，以维护其统帅的威信，也维护其军中士气不至于因持久拒战而低落，另一方面却以等待魏明帝批示而拖延时间，还是达到了不战的目的。
在陇西时，司马懿也采取坚壁拒战的战略，但陇西空间广阔，蜀军还能够通过运动来调动魏军，制造战机。现在，蜀汉十万大军大体上被限制在渭水以南、武功水以西的三角地带，空间非常有限。双方遂又转入僵持。
东部战场上，吴嘉禾三年（234年）五月，孙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由于吴用乾象历，所以孙权出兵的时间，实相当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四月，即诸葛亮进至关中的时间。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在《魏书》中被系于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也就是说，曹魏在东线受敌，较诸西线，要晚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谓合肥新城，是曹魏征东将军满宠于青龙元年（233年）在原合肥城西三十里的地方新筑的城池。满宠鉴于多年在淮南与孙权作战的经验，想诱孙权远离江水而至平地，寻机歼之，所以将合肥城内移，依险而筑新城。孙权率军北上后，满宠原想再弃合肥新城，将吴军诱至寿春而歼之。魏明帝不允，责令满宠守合肥新城，自率水军东征。孙权弃船登陆，欲攻新城。满宠募壮士数十人，因风纵火，烧毁吴军攻城器械，射杀孙权侄子孙泰。孙权又闻魏帝亲征，遂引兵还。孙权退兵后，广陵方向的孙韶、襄阳方向的陆逊等人亦引兵退还。
魏明帝亲自东征，未至寿春而孙权退兵，此事对曹魏士气鼓舞甚大。群臣建议魏明帝西幸长安。魏明帝说：“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吾无忧矣。”（《魏书》明帝纪）魏明帝在淮南大举曜兵，犒赏诸军。
孙权退兵，在青龙二年（234年）七月。此时，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南相持已久。吴蜀既是联兵而出，则孙权退兵对西线战场多少会有些影响。杜佑《通典》载：
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注：《通典》卷一百五十 兵 三 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
离间吴蜀联盟关系，原是曹魏一贯的策略。《魏书》刘放传载，魏军捕获吴使，辄改其书信内容，企图使吴蜀相疑。所以，曹魏在东线战场获胜，不光是鼓舞了西线的士气，司马懿让军士们在营中高呼，是想将此事变成对蜀军士气的一种打击。诸葛亮悉心经营联盟关系，对联盟充满信心，当然不为所动。
但从此事看，魏蜀在渭南相持日久，蜀军不能打破僵局，魏军亦不能击退蜀军。双方形格势禁，不能作军事上的角逐，遂以心理战作意志的比拚。诸葛亮遣人送司马懿以妇人服饰，司马懿诈称孙吴投降而让军士们高呼万岁，均出此意。
《水经注》渭水卷载有诸葛亮上后主的表：
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涨），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
武功水出秦岭北麓，注入渭水。五丈原即在武功水与渭水交汇处西南的三角地带。蜀军屯武功水西的五丈原，司马懿统率的曹魏大军则屯武功水以东。诸葛亮的表文显示，双方曾就武功水的控制作过争夺。武功水发源于秦岭，水流的季节性变化较大。孟琰率蜀军虎步营在武功水东岸扎营，在诸葛亮作竹桥之前，可能是趁河水潦缩之时，无须舟桥即可渡涉，所以时间应该较早；后来可能因秦岭融雪或降雨，河水上涨。司马懿率步骑来攻，显然是想趁武功水上涨之机，歼灭孤处东岸的孟琰所部，以期将蜀军悉数阻挡在武功水以西。蜀军作竹桥渡河，用以挫败司马懿步骑冲击的是连弩士。
《水经注》还载有诸葛亮与吴将步骘的书信：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
马冢为一处突起的高地，其形如冢，堵塞在秦岭以北、渭水以南狭窄的低地走廊上。未详蜀军是尝试攻过马冢，因而觉得“攻之不便”，还是从一开始就判断难攻。总之，在诸葛亮本人的叙述中，蜀军留屯五丈原，与马冢“有高势，攻之不便”，有一种逻辑关系。
诸葛亮数度挑战而不得，又不能径越武功而东，显示魏军依托武功城和马冢“高势”，坚壁拒守，足以抵挡蜀军从渭南东进之路。
这样，魏军郭淮所部坚守北原，将蜀军挡在渭水以南；司马懿大军则扼守武功城与马冢，将蜀军挡在武功以西。任诸葛亮以各种方式求战，司马懿均谨持坚壁拒守的战略，不为所动。《魏书》辛毗传载：“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魏略》亦载：“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魏书》辛毗传注引《魏略》）
诸葛亮本人却深知曹魏这套戏码的本意。《汉晋春秋》载：
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曹魏方面何以需要这套戏码呢？魏军在自己境内作战，无论是兵力还是粮草给养，均占优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战略，原是看准蜀军粮草补给方面的弱点，但曹魏将士很难接受。上次在陇西，司马懿即迫于诸将的压力，不得不与诸葛亮决战。此次，曹魏的御敌战略更加清晰而明确，为使这一战略的执行不受干扰，司马懿与魏明帝、辛毗共演了这曲双簧戏。在诸将请战、尤其是在诸葛亮遗妇人服饰以激将司马懿时，司马懿奋而上表请战。他这样做，一方面在部下面前显示自己并不怯战，以维护其统帅的威信，也维护其军中士气不至于因持久拒战而低落，另一方面却以等待魏明帝批示而拖延时间，还是达到了不战的目的。
在陇西时，司马懿也采取坚壁拒战的战略，但陇西空间广阔，蜀军还能够通过运动来调动魏军，制造战机。现在，蜀汉十万大军大体上被限制在渭水以南、武功水以西的三角地带，空间非常有限。双方遂又转入僵持。
东部战场上，吴嘉禾三年（234年）五月，孙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由于吴用乾象历，所以孙权出兵的时间，实相当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四月，即诸葛亮进至关中的时间。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在《魏书》中被系于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也就是说，曹魏在东线受敌，较诸西线，要晚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谓合肥新城，是曹魏征东将军满宠于青龙元年（233年）在原合肥城西三十里的地方新筑的城池。满宠鉴于多年在淮南与孙权作战的经验，想诱孙权远离江水而至平地，寻机歼之，所以将合肥城内移，依险而筑新城。孙权率军北上后，满宠原想再弃合肥新城，将吴军诱至寿春而歼之。魏明帝不允，责令满宠守合肥新城，自率水军东征。孙权弃船登陆，欲攻新城。满宠募壮士数十人，因风纵火，烧毁吴军攻城器械，射杀孙权侄子孙泰。孙权又闻魏帝亲征，遂引兵还。孙权退兵后，广陵方向的孙韶、襄阳方向的陆逊等人亦引兵退还。
魏明帝亲自东征，未至寿春而孙权退兵，此事对曹魏士气鼓舞甚大。群臣建议魏明帝西幸长安。魏明帝说：“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吾无忧矣。”（《魏书》明帝纪）魏明帝在淮南大举曜兵，犒赏诸军。
孙权退兵，在青龙二年（234年）七月。此时，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南相持已久。吴蜀既是联兵而出，则孙权退兵对西线战场多少会有些影响。杜佑《通典》载：
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注：《通典》卷一百五十 兵 三 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
离间吴蜀联盟关系，原是曹魏一贯的策略。《魏书》刘放传载，魏军捕获吴使，辄改其书信内容，企图使吴蜀相疑。所以，曹魏在东线战场获胜，不光是鼓舞了西线的士气，司马懿让军士们在营中高呼，是想将此事变成对蜀军士气的一种打击。诸葛亮悉心经营联盟关系，对联盟充满信心，当然不为所动。
但从此事看，魏蜀在渭南相持日久，蜀军不能打破僵局，魏军亦不能击退蜀军。双方形格势禁，不能作军事上的角逐，遂以心理战作意志的比拚。诸葛亮遣人送司马懿以妇人服饰，司马懿诈称孙吴投降而让军士们高呼万岁，均出此意。
六 北伐的挫折
诸葛亮以北伐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力挽正在移转的天命。一场军事行动被赋予政治意义，它的结果自然也能阐发出政治意义。所以，与北伐军事行动相伴随的是政治战场上的折冲。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声势浩大，却以受挫而归。军事战场上的烽烟刚刚平息，政治战场上的号角旋即吹响。战后，魏明帝发布了一份“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檄文。
【注：原文见《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此文开篇数句，疑有窜乱，文气明显不顺，所以，根据文意而作了调整。原文可查原书，调整后的内容如下：
刘备背恩，自窜巴蜀，神人被毒，恶积身灭。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己。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
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而亮怀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猛锐踊跃，咸思长驱。
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贞良，与夫淫昏之党，共受涂炭。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听束手。】
檄文将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诸葛亮，蜀汉从刘禅兄弟到公卿以下的将吏士民，不过是受到诸葛亮等一小撮人的胁迫。檄文指责诸葛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侮易益土，虐用其民”，将蜀汉复兴汉室的事业譬之为“刖趾适屦”，将蜀汉北伐诏书中的那套论述斥之为“反更称说，自以为能”，将蜀汉的北伐视之为“驱略吏民，盗利祁山”。
曹魏发布这篇檄文，意在将军事上的胜利转换成政治上的打击。其策略是将诸葛亮与巴蜀的士民区分开，以瓦解诸葛亮所坚持的复兴汉室的信念在巴蜀地区的号召力，拔去蜀汉集团的灵魂。如果说诸葛亮是试图以北伐的行动高扬复兴汉室的信念，那么曹魏则是试图以军事上的结果来表明：巴蜀的士民不过是受诸葛亮胁迫，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事业。
曹魏战后采取的政治策略在它重新恢复控制的地区可能更容易产生影响力，而在巴蜀则会受到限制。但曹魏这种政治策略的致命处在于，它针对着蜀汉政治的脆弱环节。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已然引发蜀汉帝业的合法性危机；诸葛亮苦心孤诣勉力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但首次北伐即受挫而归，难免再次引发蜀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疑虑。
如果军事挫折所引发的政治疑虑在蜀境内漫延开来，那么首次北伐受挫对蜀汉政治上的打击将有过于军事失败本身。这是诸葛亮在战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挫折中的诸葛亮表现出了一代政治家的风范。《汉晋春秋》载：
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在上后主疏中，诸葛亮将兵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怯”，最大的责任则归结为自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为此，他请求自贬三等，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这也是在履行《出师表》中所言“不效则治臣之罪”。针对自己责任的部分，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意谓兵败乃一人之责，而非北伐事业的错误。他鼓励部下，“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这原本就是诸葛亮一贯的作风。诸葛亮就任丞相后，即曾举徐庶、董和为例，向群下宣明“不疑于直言”。（《蜀书》董和传）
作为“训章明法”，诸葛亮戮马谡以谢众，斩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免向朗丞相长史之职，贬赵云为镇军将军。通过“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蜀军“厉兵讲武”，“戎士简练”。日后蜀军作战，再未出现崩溃的情形。虽然屡以粮尽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还以伏击挫败追兵。从陈仓撤军时，射杀魏将王双；从上邽撤军时，射杀魏将张郃；即使是在诸葛亮病逝于前线时，蜀军也未因危疑而慌乱，尚能上演一幕“死诸葛走生仲达”。蜀汉退军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见其规矩法度，感叹“天下奇才也！”日后，司马昭灭蜀，特地派陈勰去学蜀汉的兵法和兵制，“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晋书》卷二十四 职官）太康末，晋武帝司马炎曾出游射雉，至天黑始还，却迟迟难以整队。时陈勰以都水使者随行，晋武帝遂诏陈勰来整队。陈勰持白兽幡指挥，三下五去二便完成了整队。此事可为诸葛亮治兵作一注脚。后世如南宋陈亮称诸葛亮的军队为“节制之师”（《陈亮集》卷六 酌古论 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殆无溢美之处。
作为“考微劳，甄烈壮”，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平。王平原不过为裨将，所领不过千人，在马谡兵败诸军溃散时，王平鸣鼓自持，坚嶷不动，退兵时还沿途收合诸营溃兵，安然退回汉中。诸葛亮对他“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王平从低级将校被诸葛亮擢拔为无当军的统领。延熙年间，王平北守汉中，与镇守东部的邓芝、镇守南部的马忠，成为蜀汉依重的三面支柱之一。
其实，这一年，死于秦岭谷道的还有诸葛亮的侄子诸葛乔。诸葛亮早年无子，所以将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过继为子。诸葛亮传载，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卒，年仅二十五岁。诸葛亮在给其兄的信中写道：“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乔与其他诸将的子弟一样，督军转运粮草，应该是死于秦岭谷道。
只半年多点的时间，蜀汉北伐的旌旗便再次指向了关中。可知习凿齿所言“民忘其败”并非虚文。“民忘其败”的突出意义，不只在于让将士和吏民们从军事挫折中走出来，更在于它防止了由军事失败滋生政治疑虑。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又引兵出散关围陈仓，粮尽而退兵时，射杀魏将王双；建兴七年春，诸葛亮遣陈式率军攻武都、阴平，克定二郡。此役之后，诸葛亮复任丞相；建兴八年，诸葛亮遣吴壹、魏延率军入羌中，败魏将郭淮于阳溪。建兴九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四年之内，诸葛亮出兵五次。诸葛亮表现出了一种愈挫愈奋的斗志。
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时，蜀魏两军在陇上的对峙，最终演变成粮草的比拚。蜀军以运粮不继而退兵。是后，诸葛亮沉潜三年，作充分的准备。三年之后，诸葛亮再次大举北伐，没想到在渭南陷入僵持。此为蜀魏两军对峙时间最长的一次。截至退兵为止，蜀军的粮草供给尚未成为问题。双方“相持百余日”，军事上的对峙遂演变成意志的比拚。
诸葛亮以北伐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力挽正在移转的天命。一场军事行动被赋予政治意义，它的结果自然也能阐发出政治意义。所以，与北伐军事行动相伴随的是政治战场上的折冲。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声势浩大，却以受挫而归。军事战场上的烽烟刚刚平息，政治战场上的号角旋即吹响。战后，魏明帝发布了一份“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檄文。
【注：原文见《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此文开篇数句，疑有窜乱，文气明显不顺，所以，根据文意而作了调整。原文可查原书，调整后的内容如下：
刘备背恩，自窜巴蜀，神人被毒，恶积身灭。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己。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
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而亮怀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驱略吏民，盗利祁山。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猛锐踊跃，咸思长驱。
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贞良，与夫淫昏之党，共受涂炭。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听束手。】
檄文将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诸葛亮，蜀汉从刘禅兄弟到公卿以下的将吏士民，不过是受到诸葛亮等一小撮人的胁迫。檄文指责诸葛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侮易益土，虐用其民”，将蜀汉复兴汉室的事业譬之为“刖趾适屦”，将蜀汉北伐诏书中的那套论述斥之为“反更称说，自以为能”，将蜀汉的北伐视之为“驱略吏民，盗利祁山”。
曹魏发布这篇檄文，意在将军事上的胜利转换成政治上的打击。其策略是将诸葛亮与巴蜀的士民区分开，以瓦解诸葛亮所坚持的复兴汉室的信念在巴蜀地区的号召力，拔去蜀汉集团的灵魂。如果说诸葛亮是试图以北伐的行动高扬复兴汉室的信念，那么曹魏则是试图以军事上的结果来表明：巴蜀的士民不过是受诸葛亮胁迫，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事业。
曹魏战后采取的政治策略在它重新恢复控制的地区可能更容易产生影响力，而在巴蜀则会受到限制。但曹魏这种政治策略的致命处在于，它针对着蜀汉政治的脆弱环节。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已然引发蜀汉帝业的合法性危机；诸葛亮苦心孤诣勉力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但首次北伐即受挫而归，难免再次引发蜀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疑虑。
如果军事挫折所引发的政治疑虑在蜀境内漫延开来，那么首次北伐受挫对蜀汉政治上的打击将有过于军事失败本身。这是诸葛亮在战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挫折中的诸葛亮表现出了一代政治家的风范。《汉晋春秋》载：
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在上后主疏中，诸葛亮将兵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怯”，最大的责任则归结为自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为此，他请求自贬三等，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这也是在履行《出师表》中所言“不效则治臣之罪”。针对自己责任的部分，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意谓兵败乃一人之责，而非北伐事业的错误。他鼓励部下，“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这原本就是诸葛亮一贯的作风。诸葛亮就任丞相后，即曾举徐庶、董和为例，向群下宣明“不疑于直言”。（《蜀书》董和传）
作为“训章明法”，诸葛亮戮马谡以谢众，斩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免向朗丞相长史之职，贬赵云为镇军将军。通过“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蜀军“厉兵讲武”，“戎士简练”。日后蜀军作战，再未出现崩溃的情形。虽然屡以粮尽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还以伏击挫败追兵。从陈仓撤军时，射杀魏将王双；从上邽撤军时，射杀魏将张郃；即使是在诸葛亮病逝于前线时，蜀军也未因危疑而慌乱，尚能上演一幕“死诸葛走生仲达”。蜀汉退军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见其规矩法度，感叹“天下奇才也！”日后，司马昭灭蜀，特地派陈勰去学蜀汉的兵法和兵制，“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晋书》卷二十四 职官）太康末，晋武帝司马炎曾出游射雉，至天黑始还，却迟迟难以整队。时陈勰以都水使者随行，晋武帝遂诏陈勰来整队。陈勰持白兽幡指挥，三下五去二便完成了整队。此事可为诸葛亮治兵作一注脚。后世如南宋陈亮称诸葛亮的军队为“节制之师”（《陈亮集》卷六 酌古论 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殆无溢美之处。
作为“考微劳，甄烈壮”，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平。王平原不过为裨将，所领不过千人，在马谡兵败诸军溃散时，王平鸣鼓自持，坚嶷不动，退兵时还沿途收合诸营溃兵，安然退回汉中。诸葛亮对他“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王平从低级将校被诸葛亮擢拔为无当军的统领。延熙年间，王平北守汉中，与镇守东部的邓芝、镇守南部的马忠，成为蜀汉依重的三面支柱之一。
其实，这一年，死于秦岭谷道的还有诸葛亮的侄子诸葛乔。诸葛亮早年无子，所以将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过继为子。诸葛亮传载，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卒，年仅二十五岁。诸葛亮在给其兄的信中写道：“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乔与其他诸将的子弟一样，督军转运粮草，应该是死于秦岭谷道。
只半年多点的时间，蜀汉北伐的旌旗便再次指向了关中。可知习凿齿所言“民忘其败”并非虚文。“民忘其败”的突出意义，不只在于让将士和吏民们从军事挫折中走出来，更在于它防止了由军事失败滋生政治疑虑。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又引兵出散关围陈仓，粮尽而退兵时，射杀魏将王双；建兴七年春，诸葛亮遣陈式率军攻武都、阴平，克定二郡。此役之后，诸葛亮复任丞相；建兴八年，诸葛亮遣吴壹、魏延率军入羌中，败魏将郭淮于阳溪。建兴九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四年之内，诸葛亮出兵五次。诸葛亮表现出了一种愈挫愈奋的斗志。
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时，蜀魏两军在陇上的对峙，最终演变成粮草的比拚。蜀军以运粮不继而退兵。是后，诸葛亮沉潜三年，作充分的准备。三年之后，诸葛亮再次大举北伐，没想到在渭南陷入僵持。此为蜀魏两军对峙时间最长的一次。截至退兵为止，蜀军的粮草供给尚未成为问题。双方“相持百余日”，军事上的对峙遂演变成意志的比拚。
巍巍秦岭都没有使诸葛亮的意志屈服，司马懿自然不能使诸葛亮的意志屈服，日后，死去的诸葛亮都能吓退司马懿。但若是苍天的意志呢？
那年秋风起时，诸葛亮病倒了。
一天夜里，有人看到，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长空，从东北飞向西南，堕落在诸葛亮的大营里，落下又腾起，腾起又落下，落下再腾起，腾起再落下。一次比一次微弱，第三次落下后，再也没有腾起。（《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晋阳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三年前初冬的一天，有人看到，从江阳至江州，有鸟群从江南飞往江北，却怎么也飞不过长江，无数的鸟儿堕水而死。（《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
这两件事作为不祥的征兆，被录入《宋书》天文志和五行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一件事注自孙盛的《晋阳秋》，第二件事注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宋书》的修撰则是裴松之以后的事。这两件事的最早记述可能都来自有关蜀汉的口述历史。孙盛于东晋永和二年（346年）随桓温征蜀，在蜀期间，多就蜀汉旧事，访寻蜀中故老。（注：《蜀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晋阳秋》曰：盛以永和初年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后主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蜀书》诸葛亮传附诸葛亮瞻传注引孙盛《异同记》曰：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裴松之对孙盛关于蜀汉历史的评论多有商榷，而对孙盛所记述的诸如流星投营之类的事则都原文照录。另外，同样被录入《宋书》五行志的姜维报母以“但有远志，不在当归”，出自孙盛的《杂记》（注：《蜀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诸葛亮送司马懿妇人服饰的事，则出自孙盛的《魏氏春秋》（注：《魏书》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司马氏在曹魏后期即开始修撰国史，美化司马氏集团。所以，这事决不可能出自曹魏背景的资料，而应该是孙盛从蜀中故老那里听到的说法）。凡此种种，近乎逸闻。孙盛记述的这些近乎逸闻的蜀汉旧事，应该是来自他访寻蜀中故老而作的口述历史。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孙盛著述的价值，不在于他那些评论，也不在于他对大事脉络的叙述，而在于他访寻蜀中故老而作的口述历史。后世刘知几论“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刘知几《史通》曲笔），应该是本于孙盛所保留下的口述历史。
飞鸟堕江一事，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与孙盛均曾为桓温幕僚，习凿齿并未曾入蜀，但他与桓温所召蜀中知天文者有过交往，此事很有可能是他从蜀中知天文者那里听到的；另外，习凿齿与孙盛同为桓温幕僚，二人都很关注蜀汉旧史，习氏很可能就此事询问过孙盛。
孙盛入蜀，距蜀汉灭亡已有八十多年，距诸葛亮病故则有一百一十多年，孙盛所能访寻的蜀中故老，不大可能亲眼见过流星投营之类的异象。这些事应该是来自蜀汉遗民的口耳相传。飞鸟堕江发生在建兴九年，那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北伐而失利，辅政大臣李严被废。流星投营一事则明显有夸张成分。如果真有流星堕入蜀营，反复腾起又落下，必定引起蜀军极大的惊恐，乃至灾难。孙盛记述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在蜀民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被逐渐放大，愈说愈神。最后形成的这个版本更像是在暗示诸葛亮三次大举北伐而不利的事实。
在蜀汉灭亡八十多年后，在诸葛亮病故一百多年后，这些事犹在蜀汉遗民中间口耳相传，显示出蜀民是将这些异象跟天意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
《宋书》天文志在录入流星投营一事后评道：“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堕军中，皆破败征也。”（《宋书》卷二十三 天文 一）
《宋书》五行志在录入飞鸟堕江一事后评道：“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宋书》卷三十二 五行 三）
若异象暗示了天意，天意又决定国运。那么，最初，当这些暗示着天意与国运的异象在蜀民中间口耳相传时，一种怎样的疑虑开始在蜀民中间漫延？莫非，那个叫杜琼的老人整日闭目少言却真的窥见了天意？莫非，他们的丞相真的是在追求一项注定不能完成的事业？
病困中的诸葛亮如何看待北伐的前途呢？
他率领十万大军进至关中，却被限制在渭南狭窄的空间里。他分出部分军士屯田，为久驻之基。前人论史，见诸葛亮屯田为久驻之基，多感叹若诸葛亮不死，则前景未可限量。实则诸葛亮屯田的空间非常有限。蜀军控制的地域，北限于渭水，东限于武功水，西南两面则为陇坻和秦岭所限。这片区域用于驻扎十万大军，已嫌局促，遑论屯田。
“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蜀书》诸葛亮传）这可以视为蜀军军纪严明，不扰略当地百姓。但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显然并没有出现。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便想像过的情景，也是他在首次北伐之时便展望过的情景。这一情景并没有出现。
关中是汉家陵阙所在的地方。两百多年前的那次汉室复兴，邓禹之师甫至关中，即着手修葺汉家陵阙。而今，诸葛亮的眼前，却只有茫茫渭水。汉家陵阙犹自隐在烟尘之中。当年王莽败亡后，关中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到刘秀的军队，唏嘘感叹：“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后汉书》光武本纪）而今，关中的百姓最后一次见到汉家的天子与公卿被挟持于凉州军人之手，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关中故老，可还识得汉家旗鼓？
田间耕作的百姓，四望都是飘扬的旌旗，东面的旌旗上大书着“魏”字，西面的旌旗上大书着“汉”字。他们可以与蜀军杂耕于渭滨，彼此安然相处；蜀军退走时，他们会奔走以告司马懿；司马懿被蜀军吓退时，他们也会编出“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谚语，聊资谈笑。在这片饱经丧乱的土地上，天命究竟是属汉还是属魏，与他们隔得太遥远。
诸葛亮以愈挫愈奋的斗志，意图力挽天命，他的身体却没有抗过天命。他病倒了，渐至不起。消息传到成都，后主派尚书仆射李福至前线省疾，问以后事，可知蜀汉高层对诸葛亮的病况作了最悲观的估计。
诸葛亮在病榻上交待蒋琬、费祎可继他而任大事，当李福再问费祎之后谁可为继时，诸葛亮闭目不言。那一刻，他对汉室的前途又作了怎样的预计？
五丈原的秋风里，病困中的诸葛亮，可曾仰望苍穹，吁问天命？
（全文完）
那年秋风起时，诸葛亮病倒了。
一天夜里，有人看到，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长空，从东北飞向西南，堕落在诸葛亮的大营里，落下又腾起，腾起又落下，落下再腾起，腾起再落下。一次比一次微弱，第三次落下后，再也没有腾起。（《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晋阳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三年前初冬的一天，有人看到，从江阳至江州，有鸟群从江南飞往江北，却怎么也飞不过长江，无数的鸟儿堕水而死。（《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冬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
这两件事作为不祥的征兆，被录入《宋书》天文志和五行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一件事注自孙盛的《晋阳秋》，第二件事注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宋书》的修撰则是裴松之以后的事。这两件事的最早记述可能都来自有关蜀汉的口述历史。孙盛于东晋永和二年（346年）随桓温征蜀，在蜀期间，多就蜀汉旧事，访寻蜀中故老。（注：《蜀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晋阳秋》曰：盛以永和初年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后主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蜀书》诸葛亮传附诸葛亮瞻传注引孙盛《异同记》曰：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裴松之对孙盛关于蜀汉历史的评论多有商榷，而对孙盛所记述的诸如流星投营之类的事则都原文照录。另外，同样被录入《宋书》五行志的姜维报母以“但有远志，不在当归”，出自孙盛的《杂记》（注：《蜀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诸葛亮送司马懿妇人服饰的事，则出自孙盛的《魏氏春秋》（注：《魏书》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司马氏在曹魏后期即开始修撰国史，美化司马氏集团。所以，这事决不可能出自曹魏背景的资料，而应该是孙盛从蜀中故老那里听到的说法）。凡此种种，近乎逸闻。孙盛记述的这些近乎逸闻的蜀汉旧事，应该是来自他访寻蜀中故老而作的口述历史。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孙盛著述的价值，不在于他那些评论，也不在于他对大事脉络的叙述，而在于他访寻蜀中故老而作的口述历史。后世刘知几论“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刘知几《史通》曲笔），应该是本于孙盛所保留下的口述历史。
飞鸟堕江一事，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与孙盛均曾为桓温幕僚，习凿齿并未曾入蜀，但他与桓温所召蜀中知天文者有过交往，此事很有可能是他从蜀中知天文者那里听到的；另外，习凿齿与孙盛同为桓温幕僚，二人都很关注蜀汉旧史，习氏很可能就此事询问过孙盛。
孙盛入蜀，距蜀汉灭亡已有八十多年，距诸葛亮病故则有一百一十多年，孙盛所能访寻的蜀中故老，不大可能亲眼见过流星投营之类的异象。这些事应该是来自蜀汉遗民的口耳相传。飞鸟堕江发生在建兴九年，那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北伐而失利，辅政大臣李严被废。流星投营一事则明显有夸张成分。如果真有流星堕入蜀营，反复腾起又落下，必定引起蜀军极大的惊恐，乃至灾难。孙盛记述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在蜀民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被逐渐放大，愈说愈神。最后形成的这个版本更像是在暗示诸葛亮三次大举北伐而不利的事实。
在蜀汉灭亡八十多年后，在诸葛亮病故一百多年后，这些事犹在蜀汉遗民中间口耳相传，显示出蜀民是将这些异象跟天意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
《宋书》天文志在录入流星投营一事后评道：“占曰，两军相当，有大流星来走军上，及堕军中，皆破败征也。”（《宋书》卷二十三 天文 一）
《宋书》五行志在录入飞鸟堕江一事后评道：“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宋书》卷三十二 五行 三）
若异象暗示了天意，天意又决定国运。那么，最初，当这些暗示着天意与国运的异象在蜀民中间口耳相传时，一种怎样的疑虑开始在蜀民中间漫延？莫非，那个叫杜琼的老人整日闭目少言却真的窥见了天意？莫非，他们的丞相真的是在追求一项注定不能完成的事业？
病困中的诸葛亮如何看待北伐的前途呢？
他率领十万大军进至关中，却被限制在渭南狭窄的空间里。他分出部分军士屯田，为久驻之基。前人论史，见诸葛亮屯田为久驻之基，多感叹若诸葛亮不死，则前景未可限量。实则诸葛亮屯田的空间非常有限。蜀军控制的地域，北限于渭水，东限于武功水，西南两面则为陇坻和秦岭所限。这片区域用于驻扎十万大军，已嫌局促，遑论屯田。
“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蜀书》诸葛亮传）这可以视为蜀军军纪严明，不扰略当地百姓。但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显然并没有出现。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便想像过的情景，也是他在首次北伐之时便展望过的情景。这一情景并没有出现。
关中是汉家陵阙所在的地方。两百多年前的那次汉室复兴，邓禹之师甫至关中，即着手修葺汉家陵阙。而今，诸葛亮的眼前，却只有茫茫渭水。汉家陵阙犹自隐在烟尘之中。当年王莽败亡后，关中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到刘秀的军队，唏嘘感叹：“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后汉书》光武本纪）而今，关中的百姓最后一次见到汉家的天子与公卿被挟持于凉州军人之手，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关中故老，可还识得汉家旗鼓？
田间耕作的百姓，四望都是飘扬的旌旗，东面的旌旗上大书着“魏”字，西面的旌旗上大书着“汉”字。他们可以与蜀军杂耕于渭滨，彼此安然相处；蜀军退走时，他们会奔走以告司马懿；司马懿被蜀军吓退时，他们也会编出“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谚语，聊资谈笑。在这片饱经丧乱的土地上，天命究竟是属汉还是属魏，与他们隔得太遥远。
诸葛亮以愈挫愈奋的斗志，意图力挽天命，他的身体却没有抗过天命。他病倒了，渐至不起。消息传到成都，后主派尚书仆射李福至前线省疾，问以后事，可知蜀汉高层对诸葛亮的病况作了最悲观的估计。
诸葛亮在病榻上交待蒋琬、费祎可继他而任大事，当李福再问费祎之后谁可为继时，诸葛亮闭目不言。那一刻，他对汉室的前途又作了怎样的预计？
五丈原的秋风里，病困中的诸葛亮，可曾仰望苍穹，吁问天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