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瑰杰之量，命世大贤”—— 竹林七贤之阮籍篇
青少年时期的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
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又长于书记章表，曹操的军国章表多出自他与同僚陈琳之手。
《志·王粲传》引《典略》：
“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曹丕也十分欣赏阮瑀的文章，称：“琳、瑀之表章书记，今之俊也。”
阮氏与汉末名士蔡邕是同乡，蔡邕与阮瑀还有师生之谊。
《志·王粲传》：“瑀少受学于蔡邕。”
《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文士传》：“瑀少有俊才，应机捷丽，就蔡邕学，叹曰：‘'童子奇眉，朗朗无双。’”
阮瑀的出仕具有一点传奇色彩。
《志·王粲传》载："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阮瑀）掌书记，瑀终不为屈。"
《典略》载："瑀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有才，欲使答报书，瑀不肯，榜答瑀，瑀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瑀，璃终怖诣门。公见之，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瑀曰：'诺。'遂为记室。"
《文士传》的记载则更加有意思，“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迫，乃逃人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
这几条史料孰真孰假暂且不说，但是阮瑀的出仕有点被迫性质应该是无疑的。
阮瑀身处动乱之世，他很可能对政局抱着一种消极的观望态度，也可能持有一种安贫乐道、守真退隐的生活情趣。
有如其《吊伯夷》文说：
"余以王事，适彼京师，瞻望首阳，敬吊伯夷。东海让国，西海食蔽，重德轻身，隐景潜辉。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
又赋诗说：
"四皓潜南岳，老菜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贫贱，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
阮瑀所说的"四皓"、"老莱"、"伯夷"、"许由"等人都是古代著名的隐者，颜回是孔子的高足，他之乐天固穷的生活态度曾受到老师的称赞。
阮瑀对这些隐士津津乐道，说明了他对这些古人的敬仰，大概是要以这些人为生活的榜样。
阮瑀之出山做官，很可能受利曹氏的胁迫；但也不能排斥他是待机而起或借此以提高声名的可能，因为这是汉代以来士人所惯用的手段。
然而不管怎么样，阮瑀出山之时，肯定是有过一番曲折的。
在出处问题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与其子阮籍有着惊人地相似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家风吧。
阮籍的早年生活是很不幸的。其父阮璃以罹疫疾，死于建安十七年，当时的阮籍年仅三岁。
幼年丧父，想来他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很凄苦的。
魏文帝曹丕和阮瑀是好友，他对于老友的寡妻孤子很同情，为此专作《寡妇赋》。
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
阮籍早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这种凄苦的家境难免会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某种失落感与压抑感。阮籍有孤僻性格一面，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阮籍文思早熟，《魏氏春秋》载：“阮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兀然弹琴长啸，以此终日。”
弹琴长啸，以此终日自然不单单指的阮籍年少之时，事实上也是阮籍的终生爱好，反映了阮籍恬静内向的性格。
阮籍八岁能写文章，当然不止是一种天赋，显然与其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气氛的熏染有关。
阮籍少时即已显露在外的这种良好的文化素质，深受其族兄阮武的赏识。
《世说新语·赏誉》引《陈留志》说阮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
尽管阮籍少遭失父之不幸，但似乎更磨砺和激发了他要作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
根据阮籍自己后来的回忆，他在少年时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
其诗云：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诗书是儒家经典。“颜闵”分指颜回和闵损，他们都是孔子的弟子，儒者所崇尚的大贤。前者以守道穷居著称，后者以孝行情高著称。
从上面的诗句可以看出，阮籍早年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文章予以自我设计的。
阮籍除了习文之外，大概还兼习武技。
如《咏怀诗》：
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
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
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里坰。
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
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
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可见少年时期的阮籍，似乎有着治平天下的雄心。诗句中洋溢着一股激昂之气。
可是在后来，政局形势发生剧变，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内争激烈，他感到自己的志愿难以实现，所以对于自己少年习武以立军功一事深表后悔。
阮籍的好友嵇康自诉说："性愎疏懒"，常不以礼自束，认为这是"少加孤露，母兄见骄"的结果。嵇康也是因幼年丧父以至养成纵放的性格。就家教原因看，阮籍之轻荡，很可能与嵇康是一样的。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阮籍早年的轻荡，与其晚年放诞的意义似不完全一样。前者纯为一种习行，后者则有政治意味，意在逃避现实或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阮籍早年的正式社会活动，史籍上明确记载的仅有一次。
《晋书·阮籍传》载：“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
这件事只能有两种解释：
一、说明阮籍具有宏深的气度；
二、说明阮籍性情的孤做、寡合。
显然，青少年时期阮籍的追求与行为有两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崇尚儒家思想，立志按照儒家的理想、信念做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超脱外物、纵放任达、遗落世事的倾向。
但总的看来，前者代表了阮籍早期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的主导一面。但既然存在另一面，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就可能凸现出来。事实上，阮籍走的正是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
元凯康战美，多士颂声隆。
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
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
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魏景初三年，明帝卒。第二年，齐王芳即位，改元正始。从正始元年到嘉平元年，恰好十年，阮籍三十一岁至四十岁。
在这十年中，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由暂时的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势由相对的稳定走向动荡不安。与此相应，阮籍的政治态度或生活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
上文的《咏怀诗》第四十二首，表明阮籍本来对"王业"抱着极大的热情，期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
他曾经设想朝廷能人才济济，有"八元"、"八凯"式的英雄出现，通力合作，完成一统天下的宏业。
但后来形势的实际发展却正与自己的愿望相反，魏氏朝廷经过短时期的相对平静后，形势猝变，政局日趋恶化。
阮籍深深感到这种"人事盈冲"的剧变，无异于阴阳错舛，天时由泰变否。
因此，希望由失望所代替，由建立功名的满腔热情为隐遁之冷漠所代替，由向往功德式的"元凯"之辈变为崇尚超世式的"园绮"、"伯阳"之士。
阮籍明确地表示了对老庄道家返璞归真哲理的向往，他要以上世的隐士为楷模，放弃"宠耀"，发誓做个"万载垂清风"之士了。
正始年间，曹爽集团有过一系列的政治措施，这个在玄学贴里面有过详细的说明。王葆玄有过详考，本文就不再赘述。
对于曹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司马懿当然是不满意的，但大体上他还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过，这也为后来司马氏与曹氏的公开冲突埋下了种子。
从曹爽的所作所为看，他并不是阮籍所理想的"良辅"，他选拔的人物，大概也不是阮籍向往的"元凯"式的贤美之士。
当时的阮籍对魏室不免有点失望，但似乎对政局好转的信心井未完全失去，很可能采取了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
据唐修《晋书》阮籍传和臧版《晋书》记载，正始三年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
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属官，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
《奏记》中说，自己"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自谦"无邹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烦大礼，何以当之"，婉言表示谢绝。
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
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
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在正始后期曹爽与司马懿相互倾轧的斗争风暴中，事态的发展根本不可捉摸，政局的前途很难预料。这给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普遍感到生死存亡难卜，视政坛为畏途，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面前，阮籍也深感忧虑，采取了回避隐退的态度。
正始后期，阮籍曾经做过不长时间的尚书郎。
《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这是阮籍继蒋济征辟之后的第二次出仕，时间当在正始八年前后。
《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阳秋》说："王戎年十五，随父在郎舍，阮籍见面悦焉。"
又引《竹林七贤论》说："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
可知，阮籍为尚书郎时，王戎正好十五岁。
《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卒于永兴二年，时年七十二。照此推断，王戎当生于明帝太和七年，小阮籍二十四岁。二人相会之初，当在正始九年。
而阮籍出任尚书郎之职时，必在他们相会之前。又《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阮籍婉言拒绝之，"岁余而爽诛"。
"高平陵"发生在正始十年正月，据《晋书》的这条记载，曹爽征辟阮籍的时间在正始八年，很可能在这年年底。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阮籍为尚书郎似也应在同年。据以上诸书的记载，把阮籍任尚书郎定在正始八年，大概离史实不会相差太远，至于阮籍在尚书郎任上的活动，由于史料无载，自然是难于详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设想，阮籍以病自求免职，大概与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险恶有关。
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晋书·阮籍传》说："及曹爽辅政，召（阮籍）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
阮籍借口自己"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又自称"旧素尪瘵,守病委劣"，希望"以避清路，毕愿家巷"，断然拒绝赴命。
曹爽似乎没有蒋济那样的热心，对于阮籍的拒辟没有深究。
一年以后，曹爽被司马氏诛杀，当时一些人很佩服阮籍有远见。其实当时曹氏与司马氏的政争已趋公开化，不止阮籍，比如山涛也感到大乱即将爆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阮籍拒曹爽之辟似乎是他拒蒋济之辟故事的重演，但实际意义不一样。
前面的故事说明，阮籍对政治采取的是观望态度，他对自己的理想尚抱有热切的希望。后面这一故事则说明，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的是退隐态度，其中体现着他的理想的破灭。
这正如《晋书》本传中所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这个说法，大体上反映了正始时期阮籍的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结果。
这样的一种政治态度与处世态度，构成了阮籍晚年生活的基调。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东晋时袁宏作《名士传》，把自曹魏以来的名士分为三个时期。
刘孝标注说：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
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浚冲（戎）为竹林名士。
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
显然，袁宏的划分着眼的是玄学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可是，所谓"竹林"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或历史概念，其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并不完全明确。这里所说的"竹林"时期，主要是沿用历史或传统的说法，借以标定阮籍晚年生活的这段历史。
竹林七贤或竹林之游是当时统治阶级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司马氏在典午之变后，基本控制了政局。在此之后，有过非常著名淮南三叛，司马氏集团对异已势力大砍大杀，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
腥风血雨般的政治气氛，给士人的心灵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人人自危，朝不虑夕，普遍对自己的命运和生命感到极大的忧惧。
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士人对政事往往是讳莫如深，唯恐避之而不及。于是，一股借助于清谈形式以回避政治的退隐之风盛行开来。
阮籍、嵇康等人，基于对世事的共同感受和对自身生命的忧虑，共结为"竹林之游"：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由于政治的强制力，正始以后不久，竹林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走向山林去做超世的隐士，而是先后出山做了官。
害怕卷入政治纠纷而又无法远离政治的矛盾，使得阮籍诸人不是表现为一般的"退隐"或"出世"，而是表现为一种奇特的"世隐"或"朝隐"式的生活态度。
他们身在庙堂，却又标榜心在山林；虽然身任官职，却又"仕不事事"，遗落世事。他们"口出玄远"，借清谈以表示自己远离政治。他们或酣饮纵放，或服食求仙，以掩饰自己对现实的失望和内心世界的苦闷。
竹林诸人的精神风貌、政治态度和生活情趣在当时的士人阶层中是极具有代表性的，这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特定的社会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竹林"不是形成于一时，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酝酿和聚集的过程。
《晋书·山涛传》载，山涛"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说，向秀为"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瞧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
《世说新语·贤媛》说："山公与槛阮一面，契若金兰。"
《晋书·王戎传》载："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
根据以上几条史料可以设想一下竹林形成的过程。
山涛与向秀为同乡，可能二人相识较早。山涛、向秀后遇嵇康，于是相交为友。
阮籍与阮咸为同族，早就认识，阮籍与王戎早在正始末年即为忘年之交。
最后，山涛、嵇康又与阮籍相遇，山涛佩服嵇、阮二人的才致，嵇、阮二人佩服山涛的见识，遂结为挚友。
山、嵇、阮是竹林七贤的中心人物，他们的相识，意味着"竹林之游"的正式形成。
在七贤中，唯有刘伶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不大清楚。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云，阮籍自求为步兵校尉，“入府舍与刘伶酣饮。”
阮籍任步兵校尉一职在"竹林之游"形成之后，不可能此时才与刘伶初识，但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以酒相交较早，刘伶是通过阮籍而与竹林其他人相识的。
《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阮籍等"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又《集圣贤群补录》说，竹林诸人"在嘉平并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嘉平是魏帝曹芳的年号。根据上面的两条史料可以确定，"竹林之游"当正式形成于嘉平年间，且在七贤并居山阳之时。
“竹林” 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或学术团体，"竹林之游"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以逃离现实、保全自身的生命为目的，以清谈饮酒为基本活动方式而结合起来的一个带有"俱乐部"色彩的临时聚会。
竹林七贤的思想倾向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沿着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继续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综合；或者崇尚老庄，鄙弃儒学，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
他们不但在内部常常有思想上的交锋，而且也常常与外部的人进行辩论，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思想资料。
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例如，阮籍、嵇康、向秀等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竹林时期，其思想成熟也多在此时。
从这一特定的层面而言，"竹林之游"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之外，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准学术性质的团体，至少他们的活动带有某种学术性质。
阮籍并不是一个毫无政见、是非不分的胡涂士人。
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无疑对司马氏的篡权行为是不满的；但或许与性格上的软弱有关，他又无勇气表示公开反抗，因而在与司马氏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若即若离、敷衍游戏的政治态度。
另一方面，由于曹氏王室是"正统"所在，再加上父辈与魏室的臣属关系，阮籍很可能对之抱着某种同情的态度。
但曹氏集团的无能，又不能不引起阮籍的失望，因此，阮籍并没有公开站在曹氏集团一边而成为它的殉葬者。
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阮籍，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试图走一条超脱政治与世事的道路，但现实的强力又使他无法从世事中真正抽身。因此，徘徊旁徨、犹豫不决成为他的政治态度的基本特征。
正始十年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
大概在"典午之变"的当年，阮籍就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
在竹林时期的七贤之中，阮籍的出仕是较早的一个，这大概除了与他的年龄相对较长之外，也当与他的声名隆盛而深受司马氏的注意有关。
关于阮籍出仕的原因及其过程，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阮籍的性格，他之出仕很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
"典午之变"，司马懿一举诛灭曹爽、何晏等八族，前后共杀人计三千之多，以至于造成"名士减半"，天下震动的恐怖局面，这无疑对当时士人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强烈的。
另一方面，司马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进一步瓦解曹氏集团的力量，对一些人大概也实行了威胁、利诱、拉拢的策略，嵇康的声望并不比阮籍低，但可能与曹氏有姻亲关系，很早就做了中散大夫，所以司马氏当时大概没有怎么打他的主意。
阮籍早就养成了极高的声名，而且就他拒绝曹爽征辟一事，显然在司马氏看来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靠到曹氏集团一边，所以，很自然成为司马氏注意和拉拢的对象。
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想象出，阮籍是很难抗得住司马氏强大的政治压力的。
如果说，在正始时期相对宽松缓和的政治气氛中，知识分子的出处尚有某种相对自由的话，那么，在竹林时期极为严厉与恐怖的气氛中，这种自由恐怕是丧失殆尽了。
司马懿于嘉平三年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
这一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并改年号为正元，在君主专制度下，废立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天大之事，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当时朝野上下的注意和震动。
对于这场事变，阮籍究竟取何种态度，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他自己所作的诗赋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端倪。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同年秋天，阮籍写了一首《首阳山赋》，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
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
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
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
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
《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伐纣，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武王说："以臣拭君，可谓仁乎？"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司马迁称赞伯夷兄弟是"积仁洁行"，孔子称赞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而阮籍一反前入之见，"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并直斥伯夷兄弟之行是"肆寿夭"、"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
阮籍对伯夷兄弟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评价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
司马师废齐王，其借口是齐王不亲万机，耽于内宠、淫乱宫室、不亲不孝，打的是匡扶帝室的旗号。
这与武王伐纣时所打的除暴安民的旗号恰好相同，阮籍批评伯夷兄弟之行，表面上似乎是对司马师行废立之事的肯定和支持，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正话反说。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赋中"秽群伪之乱真"一句，很难与伯夷兄弟之行联系起来，反而想到倒是司马氏包藏祸心的行径。
有如《咏怀诗》第十六首所写：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免仰怀哀伤。
《义门读书记》载，据何焯所说，所谓"是时鹑火，日月相望"，隐指司马师于嘉平六年行废立的时间，断定"此诗正指司马师废齐上下也。
"诗中极力烘托着一种凶恶横暴、凄惨严厉的气氛，正是对司马氏专权当道、残杀异已、妄行废立的真实写照。
阮籍的《咏怀诗》曾多次提到"首阳山"，可见，伯夷兄弟的高德洁行在他的心灵中曾引起了强烈共鸣。
如在另一诗中，阮籍极力赞扬伯夷兄弟是"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表示了对这两位采薇西山，义不食周粟古代高士的崇拜与向往。
可以说，这里才是阮籍内心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真实流露。但令人痛惜是，在阮籍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仅不能对像废立这样的大事公开表示异议，甚至连做伯夷的可能都没有。
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大概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
第二年，即正元二年，司马师在讨伐毋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
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
《晋书·阮籍传》载："及文帝辅政，籍常从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一次主动提出的要求，并且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这是为什么？
陈伯君先生在《阮籍集校注·东平赋》题解指出，阮籍称"乐其风土"，可是，"今观此赋，无一语道其风土可乐者，反之，则极道其风土之恶，甚至谓'孰斯邦之可即'，可见籍当时对司马昭之语，不过托辞求去。"
阮籍当时所担任的散骑常侍之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关系很接近，在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臣属关系。
阮籍以从事中郎转为散骑常侍，意味着由司马氏的属官转为皇帝的臣属，这一转变大概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按照原来他与司马氏的关系，担任散骑常侍之职后，他实际上应该成为司马氏的耳目；司马氏给阮籍安排这个职务，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方面的意义。
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他担当这个角色一定感到很为难。如果按照阮籍的新官职的要求，在道义上又应该为皇室效忠，这无异是把自己置于司马氏的政敌地位，对于阮籍来说，这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竹林七贤论》："高贵乡公以（阮籍）为散骑常侍，非其好也。"
阮籍不愿作散骑常侍，决非仅仅是个兴趣爱好问题，而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内容。
阮籍自求到东平去，只不过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借口。他在东平相任上，其政绩仅仅是拆毁了东平相府的一堵影墙。
十余日的工夫，甚至连衙内的凳子都不能坐热，又如何谈得上政绩呢？
阮籍这种近于游戏的政治态度。在时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名士"的风度，实际对于阮籍自己来说，这里面隐含着难言的苦衷，对于司马氏来说，似乎也担心阮籍做散骑常侍，真的与曹氏王室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对于阮籍的作东平相的请求，当然表示欢迎。
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
甘露元年，也即正元三年，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这是阮籍在仕途上的第二次主动请求。
《晋书·阮籍传》："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步兵校尉原为汉武帝所置京师屯兵八校之一，执掌上林苑门兵，地位很重要。东汉以后，此职在军事上的地位己不重要，且常以文士担任。
阮籍自求此职，大概与自求东平相一样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本来对司马氏的行径就不大满意，可是连续担任司马氏三人的属官，这不免又给人以与司马氏集团大接近的形象，这不仅违背的自己的心愿，而且也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因此，阮籍必然要设法摆脱这种困境。
而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不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
对于阮籍来说，步兵校尉恐怕是他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最合适不过的职位了。
在阮籍一生的仕官生活中，他担任步兵校尉一职的时间最长，有八年之久，且终死没有升职与转职。
可以说，在整个竹林时期，阮籍始终采取的是一种"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或者更确切他说，他对司马氏采取的是一种敷衍或游戏的政治态度。
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后，依然保持着与司马氏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晋书·阮籍传》："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
《世说新语·简傲》："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阮籍虽然不再担任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但还是经常到大将军府去，并不表现为对司马氏关系的疏远；而在大将军府上又每每狂放不羁，不以礼法自拘。
这当然是出于"保身"之目的。阮籍虽然奉行这种超脱政治的"走钢丝"策略，但并不能完全超脱政治，不仅有些问题必须做出抉择，而且事实上危险还是不时地向他袭来。
《晋书·阮籍传》：“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如果阮籍答应了这门婚事，无异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了司马氏集团，这当然是个难题。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嵇康被杀之因，除与他公开表示和司马氏政治上不合作一事有关外，也与钟会的进谗有某种关系。因此，阮籍不得不以纵酒的办法进行自我保护，摆脱困境。
但是，阮籍纵酒的策略并不完全可靠和有效，相反，却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嫉恨和攻击。
《晋书·何曾传》载：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
"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司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
帝曰："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力我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何曾的批评对于阮籍未说，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司马昭号称"以孝治天下"。
而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这种"不孝"行为，正是触犯了司马氏的大忌。嵇康的挚友吕安被杀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牵涉到了这个问题。
大概由于阮籍"至慎"、"出口玄远"，从来不对具体事情或某个人发表意见， 且与司马氏有过长期的僚属关系，不像嵇康、吕安那样或"刚肠疾恶"或"性烈"，对司马氏表示公开的反对，才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不过，阮籍"口不论人过"，借酒装湖涂，并不等于是非不分，无所好恶，没有丝毫的正义感。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能真正忘怀政治或世事，其是非好恶还是相当明确的。
如《咏怀诗》第三十九首：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诗中所写的"壮士"，作者没有点名确指何人。但从诗的内容可以知道，他是个封疆大吏，受命远方，后来"身死魂飞扬"，壮烈地战死了。
阮籍盛赞这位"壮士"临危不惧，效命战场，肯定了他"忠"、"义"双全的品格，指出他的气节必将获得后世的敬仰，他的英名一定会流芳百世。阮籍崇尚"忠"、"义"，与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天下"正好相反。
在魏晋禅代之际，这位忠臣义士不可能是司马氏集团的人。
陈祚明指出："此岂咏公孙（疑"诸葛"之误），毋丘之流邪？
曾国藩更为明确地指出："似指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
淮南三叛，嵇康盛赞管、蔡，而阮籍则讴歌"壮士"，二人的文字不同，但其意皆在讥刺司马氏之凶、痛惜魏氏王室之衰，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阮籍晚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
从正始末年到魏帝陈留王景元年间，司马氏父子三人内诛朝臣，外平三淮，朝廷内外的异己势力几乎铲除殆尽，经过二十多年处心积虑的经营，篡夺曹魏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
景元四年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
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以此证明他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拟写《劝进表》大概不是他的分内职责，可是却指定由阮籍执笔，这无异于逼迫阮籍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明确表态。阮籍对此大概也是很清楚的。
《晋书·阮籍传》载：“会帝（司马昭）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 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从这段史料看来，阮籍大概仍想用醉酒的老办法避开这个政治难题。
但是，由于催得太紧，无法推卸，而又不敢不写，只好带酒拟稿塞责。无论是什么情况，阮籍事实上是写下了"劝进表"，这等于他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赞同其篡权行为。
尽管他内心不甘愿走这条路，但至少在外在行为上是屈服于司马氏了。
阮籍试图回避现实，而现实却不允许他回避；他想超脱司马氏与曹氏政争的漩涡，但政治旋涡却最终把他卷了进去，这是他纵酒隐世策略的彻底失败，也是他"走钢丝"策略的彻底失败。
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也即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两件事相隔是如此之近，使人不得不怀疑其间有某种因果关系。
政治上的失意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压仰。对此，阮籍不是通过与现实抗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或平衡自己的心理，而是主要通过酣饮醉酒的消极方式进行自我安慰，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熨平心理的不平，相反，它只能导致心理内部矛盾的加深。
而且长期过量饮酒，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也必会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何曾批评阮籍毁弃礼法，司马昭回答时所说的"此子（阮籍）赢病若此"一句，就足见阮籍的身体早就虚弱多病。
书写《劝进表》，本来是阮籍极不情愿的事，但他还是写了，可以设想，阮籍写过《劝进表》之后，其心理的懊恼和自我的失落感肯定是相当强烈的。
一个本来就很虚弱的躯体和严重失衡的灵魂是决然难以再承受如此重压和打击的。
对于阮籍来说，这篇《劝进表》既是其生命的暂时的保护神，又同时是促其生命走向死亡的催命符。
作为一代风流名士，终于在痛苦、失望、旁徨、苦闷中离开了这个丑恶的世界。阮籍之死，既是对司马氏名教之治的讽刺和控诉，也是对整个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讽刺和控诉。
阮籍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一篇《劝进表》，引起了后世不少人对他的非议和责难。
宋人叶梦得认为，阮籍"应力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应杖死。"
叶适也说："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
纵观阮籍一生，与嵇康相比，他似乎考虑自己的生命或肉体生存的价值更多一些，因此，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软弱和动摇一些。
阮籍政治上的动摇和软弱，乃至最后书写《劝进表》，这除了他自身性格软弱的主观原因之外，应该主要归结为当时不合理现实或社会历史环境的压迫。
阮籍本有"济世志"，有理想、有抱负，渴望有一番作为的，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专制主义的暴力却完全扼杀了人性的自由，堵塞了自我实现的途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通过扭曲自身形象的方式来换取一条自全之路。
他一面对司马氏在内心里极为不满，可是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一面对曹氏王室抱有某种同情，可是又对之十分失望，不敢与之太接近；一面想效法"四皓"、"伯阳"，隐身江湖山林，可是又不得不出来做官；一面对现实有强烈的关注，可是又不敢为纠正现实的下合理而奋争。
阮籍对自己的作为，大概也是很不满意的。
《晋书·阮籍传》记载，其子阮浑要学自己的放达，他表示反对："仲容已豫此流，汝不得复尔。"这与嵇康临终前教子不要走自己纵放的道路，应当谦恭守礼的用意是完全相同的。
但与嵇康相比，由于阮籍处世的态度更为谨慎和小心，在其身上体现的矛盾也更多，其内心的压抑也更为强烈。
就二人的最终结局看来，嵇康虽然身首异处，但死得却是那样从容、坦然、慷慨，而阮籍尽管免受一刀，但他的死却更为痛苦、艰难，震颤人心。
如果说，前者给人以痛惜之感，后者则给人以更深的压抑之感。在某种意义上，阮籍的悲剧气氛更为浓重，对于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的士大夫阶层说，具有更为典型和普遍的意义。
这种悲剧现象，历史和时代应该是主要导演者，而不能完全取决于阮籍自己。
阮籍的身后，是很受一些人的景仰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阮籍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对阮籍评价的意义。
据梅子的《新论》所说，阮籍是"命世大贤"。这种说法，大概代表着晋人对阮籍所作的一种评价。
当时品评人物，也以九品为标准，其中"亚圣大贤"是对士人的一种估价，它相当于选举制九品中"二品"的位次。
在实际的品评人物的活动中，由于圣凡区别严格，即令帝王之尊，将相之贵，也没有人敢企及"圣人"的称号，圣人似是一纯粹理想之物。
因此，"亚圣大贤"对于士人来说，可以说是最高的实际企慕的目标，也是对世人一种最高的评价了。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不仅企慕"亚圣大贤"，而且，似乎"名士"称号也是他们普遍向往的目标。
学术界有人指出，当时"名士"的品位也就是"亚贤大贤"的品位。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竹林名士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应该具有"亚圣大贤"的崇高地位。
问题是否如此，可以暂且不论，所要指明的是，竹林七贤同作为"名士"的品位，其中以阮籍与嵇康的声价最高。
《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这里明确地把阮籍排在首位，嵇康次之，山涛居第三位，余人皆在三名之后。
《名士传》排列的次序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山林酣饮，王戎后往。"
这里改以嵇康为首，阮籍次之，山涛仍居第三位，但没有提到阮咸、向秀二人。
除此之外，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七贤图排列的次序为：嵇康、阮籍、山涛、玉戎、向秀、刘伶、阮咸。 （附图）
从上面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竹林名士的排列次序有着明确的规律：或以阮籍为首，嵇康次之；或以嵇康为首，阮籍次之；山涛通常排在第三位；其他四人居后，其排列次序也不固定。
这样的排列次序很可能反映了竹林诸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差别及人们对他们的评价。
《世说新语·品藻》说："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魏氏春秋》驳斥了这种看法："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达而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若如盛言，则非无臧贬，此言谬也。"
照这里所说，当时的舆论是以阮咸为首，后面的次序是王戎、山涛、向秀，而阮籍、嵇康二人略而未及。这说明，竹林七贤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有优劣差别的。
上面的排列次序表明，阮籍与嵇康实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其他人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于阮籍与嵇康的估价也是高于其他五人的。至于阮籍与嵇康相比，他们二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似乎是很难判分轩轾的。
还有个值得一提的问题，阮籍逝后，曾享有立庙的殊荣。
郦道元《水经·清水注》说："长泉又逞七贤祠东，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其处。"七贤祠修建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详考。
郦道元是北魏人，公元527 年卒。据他的口气推测，七贤祠在他见到之前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除七贤祠外，后人又在阮籍故乡为他单独立庙。
李京曾为阮籍庙作《重建阮嗣宗庙碑》文。阮籍庙既是"重建"，那么据此推断，阮籍庙当修建很早，很可能在唐代以前就存在了。
据碑文所说，阮籍庙的规模颇为宏壮："房廊四十问，仪仗右右足，堂殿峻矗。庙貌严明，威生九月之霜；阶庭凛凛，照并三春之日。"香火也颇隆盛："覆育温温，炉中争爇于宝香，砌下竟倾于竹叶。干门仰德，万户霍恩。"
在魏晋时期的玄学名士当中，身后立庙受把，大概只有竹林七贤有这么大的福气了。而在竹林七贤中，后人单独为之立庙的，恐怕也只有阮籍一人有这样的殊荣。
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
《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
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
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
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
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 《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
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
《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
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
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
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
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
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
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东晋袁宏作《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强调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主张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竹林名士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没有涉及有无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然的一面，对名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其中隐含着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未的理论意义。
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是裴頠与郭象，裴頠"崇有"而郭象尚"独化"。
裴頠"崇有"，所以他反对"贵无"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不能生有"而"有为自生"的主张。
同时，又针对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名教不可超越。 郭象的"独化"论也可以说是"崇有"，这可以说是对裴頠思想的继承，但其思想内容从实质上说并不否定"贵无"；他崇尚自然，但又不否定名教，而强调自然与名教是完全统一的。
因而，郭象哲学无论在有无问题上，还是在自然与名教问题上，都是在更高思维层次上对何晏、王弼哲学的复归，对整个玄学思想的综合。
从玄学的发展的进程看，阮籍，当然也包括嵇康在内，他们的哲学无疑是玄学史上一个必不可缺的理论环节，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理论价值所在。
这可以借用任继愈先生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综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
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頠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哲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
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哲学作为王弼贵无论哲学的"反题"，并不限于在逻辑上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即由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代替了自然与名教的综合，而且也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否定。
在王弼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主要是在自然之则与政治或伦理之序这一社会层面上而展开论证，其理想人格是内圣（道家）与外王（儒家）的合一。
到了阮籍、嵇康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转换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或个性与社会关系之辨，理想人格成为超越现实的纯自然人格。与正始哲学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不问，自然论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对个体自我的生命意义所作的新的探求。
因此，阮籍、嵇康的哲学作为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体现逻辑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这大概即是任继愈先生所说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的具体含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