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石《扫红录》精华
1，“末世”即指明末
小说开篇即曰故事起源于“大荒山”。不仅如此，作者在第八回中又刻意强调“大荒”是一个单独的有特殊意义的词。
小说正文包含“大荒”或“大荒山”的段落有：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第一回）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第一回）
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后人曾有诗嘲云：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
《红楼梦》的主要架构显然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感情故事，但是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完本，无法判断小说的真正结局。可以确认，宝、黛二人是真感情，贾宝玉对薛宝钗起初没有感情，可能终究不会有。一般的直觉就是将来宝、黛会结为百年之好，实现木石前盟，但是有一天林黛玉为贾宝玉泪尽而亡。薛宝钗等待宝二奶奶的位置很久了，应会有机会实现，结局不好确定，很可能始乱终弃。贾宝玉可能出家，可能云游，晚年遇到了史湘云。
此架构蔡元培（1868-1940）理解为清朝的皇子争夺皇权，而潘重规（1907-2003）则理解为这是明、清两股力量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种隐喻。潘先生早就指出贾宝玉象征传国玉玺，林黛玉象征明朝，薛宝钗象征清廷。据我分析，林黛玉是带有崇祯帝影子的，而薛所影射的对象也可以指向顺治这一具体人物。潘先生将小说定位为一部亡国血泪史，本书采信潘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呼吁读者以这条见解为阅读小说之根本。
更有甚者，作者设计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框架。君不见，小说最后可能的结局为什么是贾宝玉既没有与林黛玉在一起，也没有与薛宝钗在一起，而是和史湘云成了白首双星？君不见，什么通灵宝玉、金璎珞、真宝玉、假宝玉皆粪土，小说主人公贾宝玉为什么最终抛弃通灵宝玉而留下了金麒麟？其中的深意为笔者首次发现，并将在本书最后一章――第90章展开。本书不仅将小说原创者锁定为吴伟业，还将讨论他是明清之际中国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者之一。
明清鼎革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是一次变轨，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宛如天崩地裂，对于在孔孟夷夏之辨思想教育下的传统文人更是不可接受。站在当时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看这一巨变，尤其是被迫更改衣冠、发型的那一段岁月，大概都是以为世界末日来临，死了也无颜面对自己的列祖列宗，而且相信永不能超生。如归庄（1613-1673）《断发》诗“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文人们甚至认为，清廷大概这一次会逐步毁灭中华文化，并断绝中华血脉。君不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岱、屈大均等人几十年虽茅屋石洞、瓦灶绳床，仍笔耕不辍，乃至每位传给后世的都是著作等身。因为他们意识到保存民族文化血胤的紧迫感，如果有一天在这片土地上中华文化已经湮灭了，或许会有一位已经被胡化的后人或者异族人找到这些书，从而能解读出曾经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上下五千年，大概只有这一次给全体汉人一种“末世”的感觉。
“末世”是小说的大背景。小说中出现的“末世”二字有：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第一回）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五回）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第五回）
还有，小说中丫头多十六岁，可能“十六”二字可凑成一个“末”字，就是末世的意思。小说中常出现一些隐性的数字，比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排行第二，我又认为，“二”者，不仁也，也是为了揭示大家都生在天地不仁的末世、乱世。
脂本批语中也出现多处“末世”，都是暗示小说中写的“末世”是荣、宁二府贾氏家族的末世，实际上加批者是把作者原意中的天下末世引向家族末世，从而让人产生“末世”就是影射曹氏家族衰亡史的错觉。我们从正文中出现的三处“末世”，尤其是讲贾雨村生在末世可以看出，作者讲的末世与加批者讲的末世并不是一个意思，因为贾雨村并非贾府中的一员。据此我们可以怀疑，加批者有可能在故意掩饰，以帮小说及作者避祸。
顾炎武（1613-1682）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意思就是明朝如果被李自成建立的顺朝所代替，那是亡国；如果被异族建立的清朝代替，那就是亡天下。站在民族立场辨析，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清朝代替明朝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血腥野蛮的过程，而且浩劫后建立的新国家将充满着文化桎梏的气息，顾炎武用“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等来形容文明的倒退，因而他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认为每一位华夏子孙都应该站出来保种、保文明。可以认为，小说中的“末世”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
“末世”一词出自《易经》，本意就是讲一个朝代的终末期，在明末清初遗民们笔下具体是指甲乙国变。甲乙国变是1644年甲申国变与1645年乙酉国变的合称。
1644年为甲申年。众所周知，在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故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自杀。接着吴三桂叛国降清，引清军入关，李自成不敌清吴联军，很快就弃京逃走，清军顺势占领北京，当年十月清廷宣布迁都北京。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宣布在南京继承明正统政权，改元弘光。统治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全国性政权顷刻土崩瓦解，中国进入长达四十年的明清争战时期。北京城头数月间三换旗帜，让人瞠目结舌。其间无数忠臣志士为国死难，也有不少人当了三姓家奴。这一系列事件称为“甲申国变”。
1645年为乙酉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明成祖靖难后中央政权迁移到北京，但是一直保持南北两京同时经营的局面，南京一直是大明王朝合法首都。而且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北京一带，大明王朝的中央官员也长期多在南直与浙江等省选拔。北京本来就位于边境线上，失去北京固然震撼人心，但是并没让大明王朝的实力受到根本动摇。所以甲申国变后，逐鹿中原的各方实力最强大者仍然是明朝南京新政权。可惜这个弘光皇帝并非中兴之主，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当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致使这个王朝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斗。弘光即位后仅仅一年时间，清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明弘光政权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江南王朝。包括吴伟业在内的众多明朝精英从此成了亡国奴，这是他们一年前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所以这一年整个江南地区迅速沦亡，史称“乙酉国变”。
当时江南著名的遗民吴炎 有诗《红阁诏》 记甲申之变云：
苍天已死，朱天当升，三九末世，犬不吠，瞎儿骑马翔神京。
《桃花扇》传奇是清初孔尚任 所撰写的一部南曲剧本，是清代少有的公开歌颂抗清英雄的大型文学作品之一。当然该剧的主题和小说一样，是讲明朝内部奸臣当道、争权夺利、腐化堕落这些弊端，总结明亡教训的。该剧将是本书参照讨论的重点之一。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小引中自云：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来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概涕零，亦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可知在孔尚任笔下，“末世”也是等同于明亡。
吴伟业的朋友、戏剧作家李玉在《一捧雪》传奇中也曾有一句：
针藏绵里笑中刀，末世人情难料。
《一捧雪》虽说是讲嘉靖年间故事，但由于是李玉目睹明亡而写，所以这里“末世”也是指明亡。
第一回写贾雨村生于末世，末世的凄惨景象首先从贾雨村的身世上展入读者眼帘，非战乱不可解释。
贾雨村开始是一个望门投止的寒酸书生，后来升官发财，与甄士隐的命运恰恰相反。但是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象，因为第一回就已提示“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贾雨村的结局注定因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难回头”而惨死异乡。还比不上甄士隐至少全身而退，升入仙界。
小说连用从“美中不足”到“万境归空”六组梦幻虚无化词组，显示了作者对亡国前因后果的彻悟。当然，作者不会自己去触碰文字大狱的高墙的，所以无论如何不会直称“末世”就是“当今”。但见第二回就借贾雨村之口开始颂圣：“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所以小说中每每用“颂圣”之语加以掩饰，这些文字反倒证明作者声称不干涉朝政是句大假话。吴伟业所云“谓假似真，谓真实假，真假之间，禅家三昧”，小说从故事背景到人物对白都在真假之间，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
小说开篇即曰故事起源于“大荒山”。不仅如此，作者在第八回中又刻意强调“大荒”是一个单独的有特殊意义的词。
小说正文包含“大荒”或“大荒山”的段落有：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第一回）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第一回）
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后人曾有诗嘲云：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
《红楼梦》的主要架构显然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感情故事，但是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完本，无法判断小说的真正结局。可以确认，宝、黛二人是真感情，贾宝玉对薛宝钗起初没有感情，可能终究不会有。一般的直觉就是将来宝、黛会结为百年之好，实现木石前盟，但是有一天林黛玉为贾宝玉泪尽而亡。薛宝钗等待宝二奶奶的位置很久了，应会有机会实现，结局不好确定，很可能始乱终弃。贾宝玉可能出家，可能云游，晚年遇到了史湘云。
此架构蔡元培（1868-1940）理解为清朝的皇子争夺皇权，而潘重规（1907-2003）则理解为这是明、清两股力量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种隐喻。潘先生早就指出贾宝玉象征传国玉玺，林黛玉象征明朝，薛宝钗象征清廷。据我分析，林黛玉是带有崇祯帝影子的，而薛所影射的对象也可以指向顺治这一具体人物。潘先生将小说定位为一部亡国血泪史，本书采信潘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呼吁读者以这条见解为阅读小说之根本。
更有甚者，作者设计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框架。君不见，小说最后可能的结局为什么是贾宝玉既没有与林黛玉在一起，也没有与薛宝钗在一起，而是和史湘云成了白首双星？君不见，什么通灵宝玉、金璎珞、真宝玉、假宝玉皆粪土，小说主人公贾宝玉为什么最终抛弃通灵宝玉而留下了金麒麟？其中的深意为笔者首次发现，并将在本书最后一章――第90章展开。本书不仅将小说原创者锁定为吴伟业，还将讨论他是明清之际中国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者之一。
明清鼎革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是一次变轨，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宛如天崩地裂，对于在孔孟夷夏之辨思想教育下的传统文人更是不可接受。站在当时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看这一巨变，尤其是被迫更改衣冠、发型的那一段岁月，大概都是以为世界末日来临，死了也无颜面对自己的列祖列宗，而且相信永不能超生。如归庄（1613-1673）《断发》诗“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文人们甚至认为，清廷大概这一次会逐步毁灭中华文化，并断绝中华血脉。君不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岱、屈大均等人几十年虽茅屋石洞、瓦灶绳床，仍笔耕不辍，乃至每位传给后世的都是著作等身。因为他们意识到保存民族文化血胤的紧迫感，如果有一天在这片土地上中华文化已经湮灭了，或许会有一位已经被胡化的后人或者异族人找到这些书，从而能解读出曾经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上下五千年，大概只有这一次给全体汉人一种“末世”的感觉。
“末世”是小说的大背景。小说中出现的“末世”二字有：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第一回）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五回）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第五回）
还有，小说中丫头多十六岁，可能“十六”二字可凑成一个“末”字，就是末世的意思。小说中常出现一些隐性的数字，比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排行第二，我又认为，“二”者，不仁也，也是为了揭示大家都生在天地不仁的末世、乱世。
脂本批语中也出现多处“末世”，都是暗示小说中写的“末世”是荣、宁二府贾氏家族的末世，实际上加批者是把作者原意中的天下末世引向家族末世，从而让人产生“末世”就是影射曹氏家族衰亡史的错觉。我们从正文中出现的三处“末世”，尤其是讲贾雨村生在末世可以看出，作者讲的末世与加批者讲的末世并不是一个意思，因为贾雨村并非贾府中的一员。据此我们可以怀疑，加批者有可能在故意掩饰，以帮小说及作者避祸。
顾炎武（1613-1682）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意思就是明朝如果被李自成建立的顺朝所代替，那是亡国；如果被异族建立的清朝代替，那就是亡天下。站在民族立场辨析，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清朝代替明朝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血腥野蛮的过程，而且浩劫后建立的新国家将充满着文化桎梏的气息，顾炎武用“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等来形容文明的倒退，因而他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认为每一位华夏子孙都应该站出来保种、保文明。可以认为，小说中的“末世”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
“末世”一词出自《易经》，本意就是讲一个朝代的终末期，在明末清初遗民们笔下具体是指甲乙国变。甲乙国变是1644年甲申国变与1645年乙酉国变的合称。
1644年为甲申年。众所周知，在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故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自杀。接着吴三桂叛国降清，引清军入关，李自成不敌清吴联军，很快就弃京逃走，清军顺势占领北京，当年十月清廷宣布迁都北京。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宣布在南京继承明正统政权，改元弘光。统治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全国性政权顷刻土崩瓦解，中国进入长达四十年的明清争战时期。北京城头数月间三换旗帜，让人瞠目结舌。其间无数忠臣志士为国死难，也有不少人当了三姓家奴。这一系列事件称为“甲申国变”。
1645年为乙酉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明成祖靖难后中央政权迁移到北京，但是一直保持南北两京同时经营的局面，南京一直是大明王朝合法首都。而且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北京一带，大明王朝的中央官员也长期多在南直与浙江等省选拔。北京本来就位于边境线上，失去北京固然震撼人心，但是并没让大明王朝的实力受到根本动摇。所以甲申国变后，逐鹿中原的各方实力最强大者仍然是明朝南京新政权。可惜这个弘光皇帝并非中兴之主，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当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致使这个王朝陷入一团乱麻的内斗。弘光即位后仅仅一年时间，清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明弘光政权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江南王朝。包括吴伟业在内的众多明朝精英从此成了亡国奴，这是他们一年前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所以这一年整个江南地区迅速沦亡，史称“乙酉国变”。
当时江南著名的遗民吴炎 有诗《红阁诏》 记甲申之变云：
苍天已死，朱天当升，三九末世，犬不吠，瞎儿骑马翔神京。
《桃花扇》传奇是清初孔尚任 所撰写的一部南曲剧本，是清代少有的公开歌颂抗清英雄的大型文学作品之一。当然该剧的主题和小说一样，是讲明朝内部奸臣当道、争权夺利、腐化堕落这些弊端，总结明亡教训的。该剧将是本书参照讨论的重点之一。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小引中自云：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来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概涕零，亦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可知在孔尚任笔下，“末世”也是等同于明亡。
吴伟业的朋友、戏剧作家李玉在《一捧雪》传奇中也曾有一句：
针藏绵里笑中刀，末世人情难料。
《一捧雪》虽说是讲嘉靖年间故事，但由于是李玉目睹明亡而写，所以这里“末世”也是指明亡。
第一回写贾雨村生于末世，末世的凄惨景象首先从贾雨村的身世上展入读者眼帘，非战乱不可解释。
贾雨村开始是一个望门投止的寒酸书生，后来升官发财，与甄士隐的命运恰恰相反。但是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象，因为第一回就已提示“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贾雨村的结局注定因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难回头”而惨死异乡。还比不上甄士隐至少全身而退，升入仙界。
小说连用从“美中不足”到“万境归空”六组梦幻虚无化词组，显示了作者对亡国前因后果的彻悟。当然，作者不会自己去触碰文字大狱的高墙的，所以无论如何不会直称“末世”就是“当今”。但见第二回就借贾雨村之口开始颂圣：“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所以小说中每每用“颂圣”之语加以掩饰，这些文字反倒证明作者声称不干涉朝政是句大假话。吴伟业所云“谓假似真，谓真实假，真假之间，禅家三昧”，小说从故事背景到人物对白都在真假之间，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
2，“白骨如山忘姓氏”的乱世
第八回通过薛宝钗之眼描述了一番通灵宝玉的样子，又题诗一首：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作者写小说的主要立意都藏在这首诗里面，所以理解这首诗对读懂小说中至为关键。
“女娲炼石已荒唐”，女娲炼石是为了补天，作者认为天崩了以后不能补。小说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入局，至此已让我们明白，原来是想说明清鼎革确实如天崩地裂，即使是女娲再世也无济于事。
“又向荒唐演大荒”，大荒是指历经朝代交替，毁于兵燹的中土大地千里无人烟的荒芜景象，前文“大荒山”的意思与此相同。东汉郑玄注《周礼》曰：“大荒，大凶年也。” 唐人杨倞注《荀子》曰：“大荒，谓都荒废不治也。”著名抗清义士张煌言有诗云“可是大荒犹杀运，难将燮理佐当今”；“大荒”也是黄周星诗中说的“河山举目共凄凉”。由于文网森森，风刀霜剑，作者只能借助一则荒唐的传说来引入一部描写“大荒”的小说。
颔联“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作者是用这一联自嘲在异族统治下苟且偷生。
颈联“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讲小说的结局，“金”指薛宝钗，“玉”指宝、黛二人，三个人都是悲剧的结尾。作者不想让象征清朝的薛宝钗有好的结局，这也是“幻”笔。
“白骨如山忘姓氏”。一个家族的消亡不可能用白骨如山来形容，这种场面是和小说的历史背景“末世”相对应的，是指朝代的更替，芸芸众生受到大规模的杀戮。“忘姓氏”则指多少人隐姓埋名，逃避深山或者禅寺藏身。这句诗是两种场景并存――世上的人要么被杀戮，变成累累白骨，要么屈从于入侵者苟活于世间。接着“无非公子与红妆”，作者是在感叹，这些人就是当初卿卿我我、风流倜傥的公子们与美人们呀。尾联两句合起来就是“风月宝鉴”的真实含义――风花雪月的背后就是白骨累累。我们从这一联也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借“公子与红妆”来写“白骨如山忘姓氏”的小说。
还应该注意到，这一联也是吴伟业《圆圆曲》中的一联的翻版：“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追寻《圆圆曲》的写作背景可能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小说作者的用意。大概其一，白骨、红妆组成的句式是作者的用词习惯；其二，白骨累累、红颜凋零又是作者一生际遇中最受震撼之处。
在第七十七回中，晴雯在连自己父母都不知是谁的情况下，却知道有一门稀泥巴糊不上墙的表哥，按常理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作者故意调侃，应证了“白骨如山忘姓氏”这句话。果然不久，晴雯就在蓬头枯肉的情形下死去。
吴伟业《送胡彦远南还河渚》有“还家早便更名姓，只恐青山尚未深”，意思是“朋友你回家后应该改名换姓，逃得越远越好”，当时吴伟业尚在清廷中，但对清廷的痛恨之心由此可鉴，也足见梅村出仕清廷绝非本心。
“白骨累累”是与小说中的“蓼汀花溆”、“黛玉葬花”、“龄官划蔷”等情节是相呼应的，具体见相关章节。
第八回通过薛宝钗之眼描述了一番通灵宝玉的样子，又题诗一首：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作者写小说的主要立意都藏在这首诗里面，所以理解这首诗对读懂小说中至为关键。
“女娲炼石已荒唐”，女娲炼石是为了补天，作者认为天崩了以后不能补。小说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入局，至此已让我们明白，原来是想说明清鼎革确实如天崩地裂，即使是女娲再世也无济于事。
“又向荒唐演大荒”，大荒是指历经朝代交替，毁于兵燹的中土大地千里无人烟的荒芜景象，前文“大荒山”的意思与此相同。东汉郑玄注《周礼》曰：“大荒，大凶年也。” 唐人杨倞注《荀子》曰：“大荒，谓都荒废不治也。”著名抗清义士张煌言有诗云“可是大荒犹杀运，难将燮理佐当今”；“大荒”也是黄周星诗中说的“河山举目共凄凉”。由于文网森森，风刀霜剑，作者只能借助一则荒唐的传说来引入一部描写“大荒”的小说。
颔联“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作者是用这一联自嘲在异族统治下苟且偷生。
颈联“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讲小说的结局，“金”指薛宝钗，“玉”指宝、黛二人，三个人都是悲剧的结尾。作者不想让象征清朝的薛宝钗有好的结局，这也是“幻”笔。
“白骨如山忘姓氏”。一个家族的消亡不可能用白骨如山来形容，这种场面是和小说的历史背景“末世”相对应的，是指朝代的更替，芸芸众生受到大规模的杀戮。“忘姓氏”则指多少人隐姓埋名，逃避深山或者禅寺藏身。这句诗是两种场景并存――世上的人要么被杀戮，变成累累白骨，要么屈从于入侵者苟活于世间。接着“无非公子与红妆”，作者是在感叹，这些人就是当初卿卿我我、风流倜傥的公子们与美人们呀。尾联两句合起来就是“风月宝鉴”的真实含义――风花雪月的背后就是白骨累累。我们从这一联也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借“公子与红妆”来写“白骨如山忘姓氏”的小说。
还应该注意到，这一联也是吴伟业《圆圆曲》中的一联的翻版：“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追寻《圆圆曲》的写作背景可能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小说作者的用意。大概其一，白骨、红妆组成的句式是作者的用词习惯；其二，白骨累累、红颜凋零又是作者一生际遇中最受震撼之处。
在第七十七回中，晴雯在连自己父母都不知是谁的情况下，却知道有一门稀泥巴糊不上墙的表哥，按常理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作者故意调侃，应证了“白骨如山忘姓氏”这句话。果然不久，晴雯就在蓬头枯肉的情形下死去。
吴伟业《送胡彦远南还河渚》有“还家早便更名姓，只恐青山尚未深”，意思是“朋友你回家后应该改名换姓，逃得越远越好”，当时吴伟业尚在清廷中，但对清廷的痛恨之心由此可鉴，也足见梅村出仕清廷绝非本心。
“白骨累累”是与小说中的“蓼汀花溆”、“黛玉葬花”、“龄官划蔷”等情节是相呼应的，具体见相关章节。
3，色彩缤纷的晚明景象
吴伟业在《王奉常烟客 七十序》一文中称生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的王时敏是出生在盛世，而自己出生在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则接近末世了，所以很多盛况自己没有看到：“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犹及见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时就奉常，以访吾所不逮。”在此文的后文中，吴伟业称大明的全盛期是嘉靖、隆庆年间 。诚哉斯言，因为仅凭一件史实就可见一斑――明朝本来唯一的大敌就是蒙古，经隆庆和议，蒙古与内地的关系彻底和解，并奠定了漠南蒙古诸部今后内附于中原的政治基础；而且在隆庆年间骚扰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也已荡平。所以经一代明君隆庆帝大治，只能用“天下无事”，“海内升平”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了，他交给他的儿子万历帝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万历中后期。动摇国家全盛局面的本源就是国本之争（详见第157157、301302页）。这也就是吴伟业提到的1592年与1609年的差别。
在《吴母徐太夫人七十序》文中吴伟业具体解释了他对盛世的理解：“（虚台公）繇都给事中抗疏争国本为名世。盖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泽养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气。太夫人亲见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于朝廷，身安于畎亩，从容俯仰，受国恩而娱乐晩节，此余所谓极盛之世，盖幸而遇焉者也。”他所解释的“极盛”、“全盛”必须包含皇帝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晚明的中国，风起云涌，绚烂多姿。社会迸发出挣脱传统的激情，又表现出孕育新生命的阵痛。开明的文人士大夫，为完成这一转变，热衷于哲学、科技、艺术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探索，并积极主张接纳域外的先进文化成分，在中华文明史上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新大潮。
明代嘉靖之后诸多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朽，如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药学家李时珍，医学家张介宾（景岳），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书画家徐渭、陈洪绶、董其昌，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等。
在世俗世界，更多的公子、士人热衷于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或游山玩水，或眠花宿柳，或焚香煮茗，或燕集唱酬，或狷狂不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背后其实加剧了贪婪与倾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绚烂时刻却是夜幕即将来临，眼前这一切美好只是斜阳下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
陈宝良指出：“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 ，这也是事实。不过详尽论证中晚明的活力与多样性并非本书的重点，何况学界研究这方面的纸卷也早已汗牛充栋，所以我将只会提到与小说关联性较强的几个重要背景。
如前所述，明朝中晚期方方面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从哲学思想领域发生的，王守仁（阳明）、李贽（卓吾）等人推动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梨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和朱之瑜（舜水）等人结合民族思想又给新思潮带来重大补充。明朝中叶以来的哲学思想盛况是继先秦以来中国的第二波高潮，其深度与高度其实已超越先秦，开启了中国社会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一样的近代化进程。
如李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击世上的道学家，又进一步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夺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原是要紧之事，亦原是最难之事。”此番高论在《红楼梦》小说中也可谓贯彻得淋漓尽致。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日渐繁荣，东南地区形成了市民社会崛起的局面，新的生产关系在对外贸易、东西交流的刺激下正在生根发芽。重商主义在社会上日渐抬头，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李贽更是公然为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鼓与呼：“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明末张溥等人立复社，暗中扶助周延儒等出相，打算通过在朝中安插党羽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政治抱负。当时还出现呈现出“士商相混”、“士商结交”的社会风气 。
实际上小说中文人官僚贾雨村与商人冷子兴一壶浊酒喜相逢，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等情景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背景。更有趣的是，像程日兴这样的人在小说中既是贾政的门客，又是古董行的商人，还是一位擅长画美人的画师，可见当时某些人社会身份的模糊与跨越。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中剖析了晚明社会求新尚奇的美学思潮。以李贽为哲学代表，汤显祖为文学代表，董其昌为书画艺术界的代表，凌濛初等人为通俗文化的代表，而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则因引进海外奇器异玩而很可能是这种“尚奇”思潮的重要启动者。
此时各种艺术和日常用品都在力求创新，大胆尝试各种变化，以不落俗套为要。《红楼梦》的小说风格，也像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所以评者反复赞叹作者立意与笔法的新颖。
当时的工艺、园冶讲求新奇、讲求天然之美，线条简单而见风骨。譬如当今很多文人、藏家都略知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的区别。有明一代，是我国古代工艺制造艺术的巅峰，也是园林艺术的顶峰。大观园的风格，是属于典型的明朝风格，小说中原文称其“果然不落富丽俗套”。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清初，如李渔可为代表――同时也意味着随着晚明时代出生的清初文学艺术家们逐渐离世，中国社会将逐渐失去追求“尚奇”的推动力。
第五十三回一段描写表现了贾母等人高雅的生活情趣，求新样、逐奇巧、尚古雅、喜洋货，又体现了明末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奢靡风气：
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吊，里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
江南吴地的奢靡之风兴起于明朝中叶，据张瀚（1510-1593）在《松窗梦语》中记载：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
王家范在《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明清江南消费风气历史探测》一书中指出：
（明末江南士族）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追求雕琢、新奇或足以炫耀门第的婚丧喜庆珍宝重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则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拚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决不罢手。
无底洞似的奢靡消费自然会导致外强中干，贾府如此，明代末年的整个中国社会亦会如此，崩塌是迟早的事情。这正是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的重点内容，也是本书后文将要赘述的一个重点方面。
吴伟业在《王奉常烟客 七十序》一文中称生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的王时敏是出生在盛世，而自己出生在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则接近末世了，所以很多盛况自己没有看到：“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犹及见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时就奉常，以访吾所不逮。”在此文的后文中，吴伟业称大明的全盛期是嘉靖、隆庆年间 。诚哉斯言，因为仅凭一件史实就可见一斑――明朝本来唯一的大敌就是蒙古，经隆庆和议，蒙古与内地的关系彻底和解，并奠定了漠南蒙古诸部今后内附于中原的政治基础；而且在隆庆年间骚扰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也已荡平。所以经一代明君隆庆帝大治，只能用“天下无事”，“海内升平”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了，他交给他的儿子万历帝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万历中后期。动摇国家全盛局面的本源就是国本之争（详见第157157、301302页）。这也就是吴伟业提到的1592年与1609年的差别。
在《吴母徐太夫人七十序》文中吴伟业具体解释了他对盛世的理解：“（虚台公）繇都给事中抗疏争国本为名世。盖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泽养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气。太夫人亲见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于朝廷，身安于畎亩，从容俯仰，受国恩而娱乐晩节，此余所谓极盛之世，盖幸而遇焉者也。”他所解释的“极盛”、“全盛”必须包含皇帝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晚明的中国，风起云涌，绚烂多姿。社会迸发出挣脱传统的激情，又表现出孕育新生命的阵痛。开明的文人士大夫，为完成这一转变，热衷于哲学、科技、艺术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探索，并积极主张接纳域外的先进文化成分，在中华文明史上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新大潮。
明代嘉靖之后诸多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朽，如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药学家李时珍，医学家张介宾（景岳），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书画家徐渭、陈洪绶、董其昌，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等。
在世俗世界，更多的公子、士人热衷于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或游山玩水，或眠花宿柳，或焚香煮茗，或燕集唱酬，或狷狂不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背后其实加剧了贪婪与倾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绚烂时刻却是夜幕即将来临，眼前这一切美好只是斜阳下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
陈宝良指出：“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 ，这也是事实。不过详尽论证中晚明的活力与多样性并非本书的重点，何况学界研究这方面的纸卷也早已汗牛充栋，所以我将只会提到与小说关联性较强的几个重要背景。
如前所述，明朝中晚期方方面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从哲学思想领域发生的，王守仁（阳明）、李贽（卓吾）等人推动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梨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和朱之瑜（舜水）等人结合民族思想又给新思潮带来重大补充。明朝中叶以来的哲学思想盛况是继先秦以来中国的第二波高潮，其深度与高度其实已超越先秦，开启了中国社会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一样的近代化进程。
如李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击世上的道学家，又进一步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夺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原是要紧之事，亦原是最难之事。”此番高论在《红楼梦》小说中也可谓贯彻得淋漓尽致。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日渐繁荣，东南地区形成了市民社会崛起的局面，新的生产关系在对外贸易、东西交流的刺激下正在生根发芽。重商主义在社会上日渐抬头，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李贽更是公然为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鼓与呼：“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明末张溥等人立复社，暗中扶助周延儒等出相，打算通过在朝中安插党羽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政治抱负。当时还出现呈现出“士商相混”、“士商结交”的社会风气 。
实际上小说中文人官僚贾雨村与商人冷子兴一壶浊酒喜相逢，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等情景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背景。更有趣的是，像程日兴这样的人在小说中既是贾政的门客，又是古董行的商人，还是一位擅长画美人的画师，可见当时某些人社会身份的模糊与跨越。
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中剖析了晚明社会求新尚奇的美学思潮。以李贽为哲学代表，汤显祖为文学代表，董其昌为书画艺术界的代表，凌濛初等人为通俗文化的代表，而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则因引进海外奇器异玩而很可能是这种“尚奇”思潮的重要启动者。
此时各种艺术和日常用品都在力求创新，大胆尝试各种变化，以不落俗套为要。《红楼梦》的小说风格，也像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所以评者反复赞叹作者立意与笔法的新颖。
当时的工艺、园冶讲求新奇、讲求天然之美，线条简单而见风骨。譬如当今很多文人、藏家都略知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的区别。有明一代，是我国古代工艺制造艺术的巅峰，也是园林艺术的顶峰。大观园的风格，是属于典型的明朝风格，小说中原文称其“果然不落富丽俗套”。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清初，如李渔可为代表――同时也意味着随着晚明时代出生的清初文学艺术家们逐渐离世，中国社会将逐渐失去追求“尚奇”的推动力。
第五十三回一段描写表现了贾母等人高雅的生活情趣，求新样、逐奇巧、尚古雅、喜洋货，又体现了明末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奢靡风气：
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吊，里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
江南吴地的奢靡之风兴起于明朝中叶，据张瀚（1510-1593）在《松窗梦语》中记载：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
王家范在《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明清江南消费风气历史探测》一书中指出：
（明末江南士族）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追求雕琢、新奇或足以炫耀门第的婚丧喜庆珍宝重器与豪华的园林别墅，更有甚者，则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拚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决不罢手。
无底洞似的奢靡消费自然会导致外强中干，贾府如此，明代末年的整个中国社会亦会如此，崩塌是迟早的事情。这正是作者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的重点内容，也是本书后文将要赘述的一个重点方面。
4，小说中的明朝政治特征
小说还有诸多细节让我们确证作者是明朝过来人。
如第二回贾雨村说：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这些人物被作者分为两组，一组是前代人，另一组是近日人。我们可以看出前代人都是明朝以前的人，近日人都是明朝的人（倪云林生于元朝，死于明朝）。可见作者此时是站在明朝的时间点写小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明朝过来人在清朝立国之初习惯上还是用明朝的视野回顾历史。
第三回，有的版本回目是“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这个回目是错误的（该回有多种版本的回目，在此不细表）。小说中，金陵是一个省，不是一座城。如第二回说甄家老爷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幻境，看到的十二钗册子也是本省籍（金陵省）的册子；第三回下文还有“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这样的标示，可以看出应天府隶属于金陵省。应天府是明朝南都的正式名称，习称“南京”，小说中出现“应天府”字样三处，出现“南京”字样共十处。相应的北都是顺天府，习称“北京”，在小说中被称为“长安”、“长安大都”，此乃明清文人笔下惯称，非小说特有。明朝设南北二都，分别叫应天府与顺天府，其周边相当于省级行政区的中央直辖区域分别叫南直隶与北直隶。1645年清兵攻占应天府以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第十三回在贾蓉的履历中出现了“江南江宁府”字样），废除了应天府国都的地位。1661年（顺治十八年）江南省又被一分为二，1667年（康熙六年）新设立的两省被命名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应天府”这个名称本来就包含国都的意思，在清朝是不能随便称“应天府”、“南京”等称呼的。
综上所述，从地名称呼“应天府”“南京”来看，作者是一个明朝人或者明朝过来人。至于小说中出现“江南江宁府”字样则属于清朝早期的特征，也不排除为后人所改，因为只独见此一处。即使这样，也可以表明小说这一处写于1667年苏、徽两省正式分家之前。
我们再分析下为什么贾家分为宁国府、荣国府。小说中宁国府或称东府，荣国府或称西府的，又是为什么？
原来宁、荣二祖是分别影射明太祖、明成祖的，明人也称他们为二祖，如瞿式耜《浩气吟》有“二祖江山人尽掷”句。因为明太祖在南京建立了基业，到了成祖手里又迁都北京，但又没有废弃南京首都的地位，形成了明朝南北两京的特有政治格局。明代大多数时期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南京只是陪都而已。所以小说第二回明确提到贾府在南京有于北京规制相同的旧宅。
不过明太祖陵即孝陵在南京。这样，我们就能迅速领会为什么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地以及最高权威都在荣国府，但为什么宗祠却在宁国府。
由于长江在九江到仪征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所以自古东南地区又称江东。所以作者又暗示宁国府为东府，相对来说荣国府就是西府了。
第七十四回“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一句似乎也是在影射明朝南北二京的政治格局。因为当时南京有着和北京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央行政班子，如内阁、六部等，只是没有实权，属于备用性质的班子。只有北京的中央政权突然崩解，这个班子才开始自动接替，行使中央政府职权，就像现今某些国家副总统的那种性质。
具体来说，小说用西府来影射北京崇祯政权，东府来影射南京弘光政权。至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则是指凤姐所影射的对象从崇祯朝的杨嗣昌转向影射弘光朝的阮大铖。详见后文分析。
又如第四十二回：
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
据考证 ，明代的太医往往也是世袭的，所以也是单独占籍。小说的这一处细节应证了此点。
第七十九回，孙绍祖“现袭指挥之职”，可能肯定他所担任的是一个明朝的武职。因为历代多有“指挥使”这一武职，只有明朝各卫所设指挥使可以世袭。
第七十八回：
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了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分。”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
“国公”指一等公爵，爵位低于郡王，见于明朝及明朝以前的一些朝代。清朝公爵分一至三等，超品，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如忠勇一等公。所以“庆国公”这种称呼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具有典型的明朝特色。而“荣国公”“宁国公”本身就是国公称号。“（李）员外”这样的称呼也仅见于明朝，《水浒》中称呼卢俊义为“卢员外”其实是富有明朝特色的，因为只有明朝富人可以向官府捐钱获得一个员外的称号。清代小说中也有员外称呼，多说的是以明朝为背景的故事。
第七回，凤姐说：“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明朝多以地名为爵号，且各等爵位多外封在全国各地。小说此处已暗示是让江南的甄家给捎带人情过去，显然临安伯的居所在离南京较近的地方（临安一般指杭州一带），在“长安大都”之外。清朝各等封爵者多为满、蒙之人，同上面说的公爵一样不加国号、邑号，府第仅限于建在北京和沈阳。显然“临安伯”不仅爵名加邑号，而且确确实实被分封到外邑，比“庆国公”流露出更强烈的明朝政治特征。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集结诗社的风气，这是明末文人社会的一大特征。尽管延续到清初，但很快因为对满清的统治存在威胁被全面禁止了，在清朝的雍正、乾隆年间是不可能听闻有什么诗社的。
据《研堂见闻杂录》：
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搢绅蹑屐问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至康熙初年，朝廷以法律驭下，严行禁革，此风遂改。于是不称同盟而称同学矣。
这里不仅仅是结社的问题了，请看小说中第六十七回有这么一句：
那人道：“还有谁，就是贾府上的琏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
《研堂见闻杂录》透露康熙初年之后“盟弟”这个说法已不存在了，但是小说中偏偏“盟弟”出现，足以证明小说创作于顺治时期。
小说还有诸多细节让我们确证作者是明朝过来人。
如第二回贾雨村说：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这些人物被作者分为两组，一组是前代人，另一组是近日人。我们可以看出前代人都是明朝以前的人，近日人都是明朝的人（倪云林生于元朝，死于明朝）。可见作者此时是站在明朝的时间点写小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明朝过来人在清朝立国之初习惯上还是用明朝的视野回顾历史。
第三回，有的版本回目是“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这个回目是错误的（该回有多种版本的回目，在此不细表）。小说中，金陵是一个省，不是一座城。如第二回说甄家老爷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幻境，看到的十二钗册子也是本省籍（金陵省）的册子；第三回下文还有“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这样的标示，可以看出应天府隶属于金陵省。应天府是明朝南都的正式名称，习称“南京”，小说中出现“应天府”字样三处，出现“南京”字样共十处。相应的北都是顺天府，习称“北京”，在小说中被称为“长安”、“长安大都”，此乃明清文人笔下惯称，非小说特有。明朝设南北二都，分别叫应天府与顺天府，其周边相当于省级行政区的中央直辖区域分别叫南直隶与北直隶。1645年清兵攻占应天府以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第十三回在贾蓉的履历中出现了“江南江宁府”字样），废除了应天府国都的地位。1661年（顺治十八年）江南省又被一分为二，1667年（康熙六年）新设立的两省被命名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应天府”这个名称本来就包含国都的意思，在清朝是不能随便称“应天府”、“南京”等称呼的。
综上所述，从地名称呼“应天府”“南京”来看，作者是一个明朝人或者明朝过来人。至于小说中出现“江南江宁府”字样则属于清朝早期的特征，也不排除为后人所改，因为只独见此一处。即使这样，也可以表明小说这一处写于1667年苏、徽两省正式分家之前。
我们再分析下为什么贾家分为宁国府、荣国府。小说中宁国府或称东府，荣国府或称西府的，又是为什么？
原来宁、荣二祖是分别影射明太祖、明成祖的，明人也称他们为二祖，如瞿式耜《浩气吟》有“二祖江山人尽掷”句。因为明太祖在南京建立了基业，到了成祖手里又迁都北京，但又没有废弃南京首都的地位，形成了明朝南北两京的特有政治格局。明代大多数时期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南京只是陪都而已。所以小说第二回明确提到贾府在南京有于北京规制相同的旧宅。
不过明太祖陵即孝陵在南京。这样，我们就能迅速领会为什么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地以及最高权威都在荣国府，但为什么宗祠却在宁国府。
由于长江在九江到仪征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所以自古东南地区又称江东。所以作者又暗示宁国府为东府，相对来说荣国府就是西府了。
第七十四回“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一句似乎也是在影射明朝南北二京的政治格局。因为当时南京有着和北京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央行政班子，如内阁、六部等，只是没有实权，属于备用性质的班子。只有北京的中央政权突然崩解，这个班子才开始自动接替，行使中央政府职权，就像现今某些国家副总统的那种性质。
具体来说，小说用西府来影射北京崇祯政权，东府来影射南京弘光政权。至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则是指凤姐所影射的对象从崇祯朝的杨嗣昌转向影射弘光朝的阮大铖。详见后文分析。
又如第四十二回：
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
据考证 ，明代的太医往往也是世袭的，所以也是单独占籍。小说的这一处细节应证了此点。
第七十九回，孙绍祖“现袭指挥之职”，可能肯定他所担任的是一个明朝的武职。因为历代多有“指挥使”这一武职，只有明朝各卫所设指挥使可以世袭。
第七十八回：
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了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分。”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
“国公”指一等公爵，爵位低于郡王，见于明朝及明朝以前的一些朝代。清朝公爵分一至三等，超品，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如忠勇一等公。所以“庆国公”这种称呼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具有典型的明朝特色。而“荣国公”“宁国公”本身就是国公称号。“（李）员外”这样的称呼也仅见于明朝，《水浒》中称呼卢俊义为“卢员外”其实是富有明朝特色的，因为只有明朝富人可以向官府捐钱获得一个员外的称号。清代小说中也有员外称呼，多说的是以明朝为背景的故事。
第七回，凤姐说：“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明朝多以地名为爵号，且各等爵位多外封在全国各地。小说此处已暗示是让江南的甄家给捎带人情过去，显然临安伯的居所在离南京较近的地方（临安一般指杭州一带），在“长安大都”之外。清朝各等封爵者多为满、蒙之人，同上面说的公爵一样不加国号、邑号，府第仅限于建在北京和沈阳。显然“临安伯”不仅爵名加邑号，而且确确实实被分封到外邑，比“庆国公”流露出更强烈的明朝政治特征。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集结诗社的风气，这是明末文人社会的一大特征。尽管延续到清初，但很快因为对满清的统治存在威胁被全面禁止了，在清朝的雍正、乾隆年间是不可能听闻有什么诗社的。
据《研堂见闻杂录》：
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搢绅蹑屐问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至康熙初年，朝廷以法律驭下，严行禁革，此风遂改。于是不称同盟而称同学矣。
这里不仅仅是结社的问题了，请看小说中第六十七回有这么一句：
那人道：“还有谁，就是贾府上的琏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
《研堂见闻杂录》透露康熙初年之后“盟弟”这个说法已不存在了，但是小说中偏偏“盟弟”出现，足以证明小说创作于顺治时期。
5，明代衣冠
《红楼梦》中的人物基本穿的是明朝服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第一回“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此人便是贾雨村；又如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的穿戴，详见后文；第六回描写贾蓉是“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第五十三回“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等等。
或许有人会说：小说既然假托一个虚拟的朝代，其中人物的穿戴以明朝为蓝本也未尝不可。但下面几个细节表明这个论点未必成立。
在第七十八回有一段描写服饰的笔法显得很自然：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这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麝月道：“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向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冠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宝玉听见，正中心怀，便让他两个去了。
这里透露的信息：
第一是贾宝玉已成年，早行了冠礼，其实第三回出场的贾宝玉就是一位峨冠博带的小青年了，后文有分析；
第二小丫鬟手中捧着“冠”“袍”“带”“履”四样东西都是非清朝的服饰；
第三，这里的服饰“松花色”“大红色”都是明朝服饰常见的颜色。
第四，“靛青的头”是指一头乌发，显然没有剃头。
第三十三回“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的袍襟”，这个细节表明贾政穿的是一件袍子。宽袍、大袖、右衽是古代汉人服饰特征，清朝男人不穿明代的那种大袍子，多穿褂子，对襟、窄袖。
明清两朝的服饰变化对比可见于当时经历者所撰的多种文献，以《研堂见闻杂录》为例，可以看出入清以后当局是如何强制平民改变衣冠的：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乱离之后，士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虽巨绅孝廉，出与齐民无二。间有惜饩羊遗意，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既而严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装。间有乡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乃服其衣，蹩躠行道中，无不褫衣陵逼，赤身露归，即为厚幸。后幸禁少弛。
第六十七回，凤姐密讯兴儿，“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注意这小厮头顶戴着“帽子”，而且是抓下来的，可见是一顶软帽。清朝的官员都是戴斗笠，平民必须露顶。我们平日从戏剧中可以看到，倒是明朝的小厮一般是戴一顶歪歪斜斜的软帽子的。
说到帽子，第九回有“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第二十九回还有：“贾珍站在阶矶上，因问‘管家在那里？’……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可见当时贾府的下人都是戴一顶帽子的，与清朝时只有官吏才可以戴一顶斗笠（簟）的现象显然有区别。
第六十八回都察院派出“青衣”去贾府传旺儿。“青衣”是什么身份？先看叶梦珠（1623-1690？）《阅世编》中的一段：
（明朝）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
钱谦益《西湖杂感》其十九“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是说衙门的差役开始苦学满洲语，红粉佳人则被迫被异族人凌辱。可见“青衣”是明朝人对差役的习称，到了清朝这种称呼逐渐不再有。
明朝人写《水浒》、《金瓶梅》假托宋朝之事，实际上都是写的明朝的生活场景，穿戴、称谓都是从作者当时。《红楼梦》中一些活生生的穿戴细节，不是作者所亲历能够表现出来的话，那是很难想象的。
今天见到的各抄本第六十七回文字差异甚巨。但以上细节也表明，程本、蒙府本所采用的第六十七回版本为原本，戚序本等出现“顶带”一词，应该是清朝某人改本。
《红楼梦》中的人物基本穿的是明朝服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第一回“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此人便是贾雨村；又如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的穿戴，详见后文；第六回描写贾蓉是“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第五十三回“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等等。
或许有人会说：小说既然假托一个虚拟的朝代，其中人物的穿戴以明朝为蓝本也未尝不可。但下面几个细节表明这个论点未必成立。
在第七十八回有一段描写服饰的笔法显得很自然：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这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麝月道：“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向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冠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宝玉听见，正中心怀，便让他两个去了。
这里透露的信息：
第一是贾宝玉已成年，早行了冠礼，其实第三回出场的贾宝玉就是一位峨冠博带的小青年了，后文有分析；
第二小丫鬟手中捧着“冠”“袍”“带”“履”四样东西都是非清朝的服饰；
第三，这里的服饰“松花色”“大红色”都是明朝服饰常见的颜色。
第四，“靛青的头”是指一头乌发，显然没有剃头。
第三十三回“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的袍襟”，这个细节表明贾政穿的是一件袍子。宽袍、大袖、右衽是古代汉人服饰特征，清朝男人不穿明代的那种大袍子，多穿褂子，对襟、窄袖。
明清两朝的服饰变化对比可见于当时经历者所撰的多种文献，以《研堂见闻杂录》为例，可以看出入清以后当局是如何强制平民改变衣冠的：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乱离之后，士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虽巨绅孝廉，出与齐民无二。间有惜饩羊遗意，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既而严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装。间有乡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乃服其衣，蹩躠行道中，无不褫衣陵逼，赤身露归，即为厚幸。后幸禁少弛。
第六十七回，凤姐密讯兴儿，“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注意这小厮头顶戴着“帽子”，而且是抓下来的，可见是一顶软帽。清朝的官员都是戴斗笠，平民必须露顶。我们平日从戏剧中可以看到，倒是明朝的小厮一般是戴一顶歪歪斜斜的软帽子的。
说到帽子，第九回有“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第二十九回还有：“贾珍站在阶矶上，因问‘管家在那里？’……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可见当时贾府的下人都是戴一顶帽子的，与清朝时只有官吏才可以戴一顶斗笠（簟）的现象显然有区别。
第六十八回都察院派出“青衣”去贾府传旺儿。“青衣”是什么身份？先看叶梦珠（1623-1690？）《阅世编》中的一段：
（明朝）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
钱谦益《西湖杂感》其十九“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是说衙门的差役开始苦学满洲语，红粉佳人则被迫被异族人凌辱。可见“青衣”是明朝人对差役的习称，到了清朝这种称呼逐渐不再有。
明朝人写《水浒》、《金瓶梅》假托宋朝之事，实际上都是写的明朝的生活场景，穿戴、称谓都是从作者当时。《红楼梦》中一些活生生的穿戴细节，不是作者所亲历能够表现出来的话，那是很难想象的。
今天见到的各抄本第六十七回文字差异甚巨。但以上细节也表明，程本、蒙府本所采用的第六十七回版本为原本，戚序本等出现“顶带”一词，应该是清朝某人改本。
6，李卓吾的大学明德思想（上）
以上谈论的都是生活现象，足以证明小说的时代特征。小说又流露一些思想倾向，更让我们从骨子里明白作者从何而来。
前一章提到中晚明的王守仁、李贽等贤哲力图冲破传统的社会思想藩篱，在整个当时社会引起不小的骚动，追随者甚众。据不完全统计，仅李贽的粉丝就包括袁中道、袁宏道、焦宏、汤显祖……沈德符、钱谦益等社会名流 。而小说所体现的一些社会政治观点，则正是呼应了李贽的主张。
第十九回袭人对宝玉进行批评与劝谏，提出三件要求：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话未说完，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许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袭人既然早成了贾宝玉的“女人”，那“小两口”关起门来说的定是些要紧的话。所以小说中只要出现贾宝玉和袭人在一起絮絮叨叨、儿女情长，读者一定要多注意些，多半里面都是些“不可外传”的议题。要知道，作者胸中的愤懑多是借贾宝玉信口胡说出来的。
这里作者做了掩饰处理，三件事其实只有第二件事是紧要的。通过袭人之口娇嗔道来，读起来“犯上作乱”的气息又消减了不少。
这袭人有点味道，其实并不想宝玉成就功名（否则她的地位就悬了），但又不想让她心中的公公觉得她拖了宝玉的后腿。两全之策，就是劝宝玉假读书，十足的小女人心思。小说的妙处也正在这里。
后面都说了，贾宝玉向来把求取功名的人骂作禄蠹，又说除“明明德”（指《大学》，见下文）之外无书。到了第三十六回更离谱了：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宝玉）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钓名沽誉”、“国贼禄鬼”是对“禄蠹”二字的正解，骂的是通过科举一味往上爬，毫无道德廉耻的伪君子们。这些人可以作三姓家奴、可以事明清两朝，可以事“贼”，还可以事“虏”，名利面前，把先圣之教通通抛诸脑后。所以作者深为不齿。至于宝玉焚书之举，是对李贽观点的延续。
在第三十二回中，贾宝玉不满别人谈论经济（指经邦济世）学问，体现对程朱理学的不满：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在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更是痛骂：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第七十八回又从贾政的角度幡然醒悟求取功名之路原来好像梦一场：
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
以上信息似乎表明作者是一位科场屡试不第的失意者。其实不然，“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这是吴伟业晚年忏悔的名句，他早年科名春风得意，曾任明朝翰林院编修、左庶子。明亡后被迫屈节事清，北上在顺治朝任国子监祭酒，让天下仰望他的士子们大失所望，因而遭到时人的非议。此事让他始终难以释怀，在悔恨和苦闷中走完余生，因而写下这首《自叹》。
他的心迹更往前推，见他给长子吴暻的遗书《与子暻疏》，里面说他早在崇祯朝为官时就历尽官场斗争的险恶，即使被不断升官，仍“绝意仕进”，当他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甲申国变发生了。吴伟业一生出仕崇祯、弘光、顺治三朝，三次找借口请归，说明他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家乡之情、父母之亲和田园之趣，并非有政治野心的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中贾宝玉为什么这么反科举，贾政为什么最终会醒悟了。
吴伟业生于明末的江南富庶繁华、人文鼎盛之地，时代与地理特征让他不可避免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细思小说中对科道的攻击，以及对《大学》“明明德”的高度肯定，原来是来源于李贽力推的对“大学明德”新见解。
以上谈论的都是生活现象，足以证明小说的时代特征。小说又流露一些思想倾向，更让我们从骨子里明白作者从何而来。
前一章提到中晚明的王守仁、李贽等贤哲力图冲破传统的社会思想藩篱，在整个当时社会引起不小的骚动，追随者甚众。据不完全统计，仅李贽的粉丝就包括袁中道、袁宏道、焦宏、汤显祖……沈德符、钱谦益等社会名流 。而小说所体现的一些社会政治观点，则正是呼应了李贽的主张。
第十九回袭人对宝玉进行批评与劝谏，提出三件要求：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话未说完，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许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袭人既然早成了贾宝玉的“女人”，那“小两口”关起门来说的定是些要紧的话。所以小说中只要出现贾宝玉和袭人在一起絮絮叨叨、儿女情长，读者一定要多注意些，多半里面都是些“不可外传”的议题。要知道，作者胸中的愤懑多是借贾宝玉信口胡说出来的。
这里作者做了掩饰处理，三件事其实只有第二件事是紧要的。通过袭人之口娇嗔道来，读起来“犯上作乱”的气息又消减了不少。
这袭人有点味道，其实并不想宝玉成就功名（否则她的地位就悬了），但又不想让她心中的公公觉得她拖了宝玉的后腿。两全之策，就是劝宝玉假读书，十足的小女人心思。小说的妙处也正在这里。
后面都说了，贾宝玉向来把求取功名的人骂作禄蠹，又说除“明明德”（指《大学》，见下文）之外无书。到了第三十六回更离谱了：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宝玉）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钓名沽誉”、“国贼禄鬼”是对“禄蠹”二字的正解，骂的是通过科举一味往上爬，毫无道德廉耻的伪君子们。这些人可以作三姓家奴、可以事明清两朝，可以事“贼”，还可以事“虏”，名利面前，把先圣之教通通抛诸脑后。所以作者深为不齿。至于宝玉焚书之举，是对李贽观点的延续。
在第三十二回中，贾宝玉不满别人谈论经济（指经邦济世）学问，体现对程朱理学的不满：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在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更是痛骂：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第七十八回又从贾政的角度幡然醒悟求取功名之路原来好像梦一场：
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
以上信息似乎表明作者是一位科场屡试不第的失意者。其实不然，“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这是吴伟业晚年忏悔的名句，他早年科名春风得意，曾任明朝翰林院编修、左庶子。明亡后被迫屈节事清，北上在顺治朝任国子监祭酒，让天下仰望他的士子们大失所望，因而遭到时人的非议。此事让他始终难以释怀，在悔恨和苦闷中走完余生，因而写下这首《自叹》。
他的心迹更往前推，见他给长子吴暻的遗书《与子暻疏》，里面说他早在崇祯朝为官时就历尽官场斗争的险恶，即使被不断升官，仍“绝意仕进”，当他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甲申国变发生了。吴伟业一生出仕崇祯、弘光、顺治三朝，三次找借口请归，说明他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家乡之情、父母之亲和田园之趣，并非有政治野心的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中贾宝玉为什么这么反科举，贾政为什么最终会醒悟了。
吴伟业生于明末的江南富庶繁华、人文鼎盛之地，时代与地理特征让他不可避免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细思小说中对科道的攻击，以及对《大学》“明明德”的高度肯定，原来是来源于李贽力推的对“大学明德”新见解。
6，李卓吾的大学明德思想（下）
李贽（李卓吾）是王守仁（王阳明）之后极重要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他与王阳明的关系相当于孔子和孟子的关系。在传承发扬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同时，提出了系列更加反叛传统儒家思想的主张。比如他认为人的私心天然存在，无法泯灭，所以他曾反驳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反功利主义思想，更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主张，主张充分利用人性之私来更好组织社会秩序；他也反对盲从孔子，明确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把《大学》明德与《中庸》明道有机结合起来，把儒、释、道三教汇通，因为他认为三教其实追求共同目标，说法不一样而已。总而言之，他把自己归为一位儒者，以追求成为“圣人”为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具体操作层面有更偏向于黄老之术；经世问题上他主张推进商品流通和海外贸易，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儒者习武……
对《大学》明德旨意的发挥是李贽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大学》是孔子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他用《焚书》、《续焚书》两本书集中对大学明德的含义进行解读。《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据他的理解，为“明德为本，亲民在末”，这部儒家经典经他阐释充满着老庄之味。
为了读者更直接了解李贽的大学明德见解，兹举《焚书·答周若庄》全文如下：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未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未，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
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调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
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
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敞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敞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
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李贽说他对《大学》的见解由于切中时弊，将为人所恨，他年必遭焚毁，因而他的这个集子取名《焚书》。小说中贾宝玉将除四书之外的书籍焚毁，其中的含义，我认为是体现作者对李贽的推崇。小说作者对四书，尤其是《大学》的偏爱，对“明明德”的强调，反映作者向来崇拜、师法卓吾之学。
小说中贾宝玉所看不起的“禄蠹”，也就是“国贼禄鬼”并不是泛泛而指那些把科场得意、功成名就当成人生目标的整个儒生群体，而应该是有具体所指的。吴伟业一生吃尽官场相互构陷、背后捅刀子的苦头，更看尽某些官僚丧失民族气节，背叛儒家最基本的义务，助纣为虐，导致山河破碎、生民涂炭。所以“禄蠹”当指这些坏事做尽的假道学。
话说回来，袭人暗示贾宝玉可以假读书，此乃假道学的虚伪之举，是王阳明、李卓吾最反对的这种人。贾宝玉若是阳明、卓吾的追随者，现在一时情痴不得以讨好袭人，将来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我们都看见了，贾宝玉为了心中反“经济学问”的理想，和很多人都翻脸了。
李贽（李卓吾）是王守仁（王阳明）之后极重要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他与王阳明的关系相当于孔子和孟子的关系。在传承发扬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同时，提出了系列更加反叛传统儒家思想的主张。比如他认为人的私心天然存在，无法泯灭，所以他曾反驳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反功利主义思想，更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主张，主张充分利用人性之私来更好组织社会秩序；他也反对盲从孔子，明确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把《大学》明德与《中庸》明道有机结合起来，把儒、释、道三教汇通，因为他认为三教其实追求共同目标，说法不一样而已。总而言之，他把自己归为一位儒者，以追求成为“圣人”为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具体操作层面有更偏向于黄老之术；经世问题上他主张推进商品流通和海外贸易，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儒者习武……
对《大学》明德旨意的发挥是李贽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大学》是孔子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他用《焚书》、《续焚书》两本书集中对大学明德的含义进行解读。《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据他的理解，为“明德为本，亲民在末”，这部儒家经典经他阐释充满着老庄之味。
为了读者更直接了解李贽的大学明德见解，兹举《焚书·答周若庄》全文如下：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未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未，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
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调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
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
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敞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敞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
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李贽说他对《大学》的见解由于切中时弊，将为人所恨，他年必遭焚毁，因而他的这个集子取名《焚书》。小说中贾宝玉将除四书之外的书籍焚毁，其中的含义，我认为是体现作者对李贽的推崇。小说作者对四书，尤其是《大学》的偏爱，对“明明德”的强调，反映作者向来崇拜、师法卓吾之学。
小说中贾宝玉所看不起的“禄蠹”，也就是“国贼禄鬼”并不是泛泛而指那些把科场得意、功成名就当成人生目标的整个儒生群体，而应该是有具体所指的。吴伟业一生吃尽官场相互构陷、背后捅刀子的苦头，更看尽某些官僚丧失民族气节，背叛儒家最基本的义务，助纣为虐，导致山河破碎、生民涂炭。所以“禄蠹”当指这些坏事做尽的假道学。
话说回来，袭人暗示贾宝玉可以假读书，此乃假道学的虚伪之举，是王阳明、李卓吾最反对的这种人。贾宝玉若是阳明、卓吾的追随者，现在一时情痴不得以讨好袭人，将来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我们都看见了，贾宝玉为了心中反“经济学问”的理想，和很多人都翻脸了。
7，贾雨村与吴昌时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有甲戌侧批：一部书之总批）”，这都是小说中的原话。若以自传说立论，那就太小看作者的功力与用心了。我们必须先把这部书当做纯属虚构的小说看，而后才能平心静气地发现作者的创作目的和素材源泉。
第二回贾雨村闲步扬州郊外看到“智通寺”上的一副发人深省的对联，则在吴伟业《鸳湖曲》中能找到强烈的共鸣。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我想先说一说《鸳湖曲》的主人公吴昌时与小说的关系。
吴昌时早已湮没于浩瀚青史，现在不算出名。但是对于研究明史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一度是明季风口浪尖的人物之一；或对于研究明清文学的人来说，他是某些文学题材之一；或翻阅嘉兴地方志时，他会因他的私家园林而著名。所以从多个专业角度来看，其实他也是个很容易触碰到的人。
吴伟业《鸳湖曲》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不但辞藻华丽，笔法到位，而且思想深刻。我感到诗歌所反映的思想也正是《红楼梦》所震撼人之处，全诗抄录如下：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竞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1642年（崇祯十五年）正月，吴伟业往杭州游西湖，取道嘉兴，曾过访吴昌时的竹亭湖墅。1650年（顺治七年），江南各地文士在嘉兴南湖举行“十郡文会”，吴伟业受邀参加，遂得重访竹亭湖墅。眼前一片今非昔比，吴昌时又是他的旧识，内心的复杂可想而知。
1652年春，吴伟业再过嘉兴，又作《鸳湖感旧》：
序：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
落日晴湖放檝回，故人曾此共登台。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按吴昌时因为贪渎于1643年被崇祯帝处斩，既然是大贪官，位于其家乡嘉兴的别墅一定非同一般的豪华。吴伟业在明末吴昌时得意时造访其竹亭湖墅也好，在1650年、1652年两次路过旧址也好，场景对他来说一定都是相当震撼的，对比之强烈一定是更震撼的，达到了久久不难释怀的地步，所以他两度用诗歌谱写他的心曲。
从吴昌时的命运我们看到了小说中贾雨村的影子；从贾雨村的游历所感悟的人生哲理更是与吴伟业写两首《鸳湖》何其相似！智通寺那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与《鸳湖曲》中的“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其实文异而意同。吴昌时的形象也贴合小说中贾雨村的形象，二者的人生历程似乎也很相似。
吴昌时（？－1643年），字来之，号竹亭，浙江嘉兴人（他的籍贯有争议）。他可能出身于江苏吴江一个世家大族 ，但是是庶出。到他这一代应该家道中落，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其一他的兄长吴昌期早已移籍嘉兴，靠自己的努力发家；其二吴昌时少时很穷，很像贾雨村当初的处境， “吴本寒士，尝岁除日，求升合米不得，彷徨道周。有卖饧叟以担头米数升、钱百文周之。” 就是说吴昌时本来家里很穷，到了有一年除夕夜竟无米下锅，幸得路边一位卖饴糖的老叟相助。后来吴昌时当官了，他曾派遣夫人寻到这位老叟，赠与百金以表示感谢。
他成年后投靠兄长，移籍嘉兴，并继承了他的家产，成为嘉兴巨富。再后来考中了进士，步入青云路。一方面他深深卷入了朝野之争，另一方面这人内心其实是一个贪墨无度，毫无原则的恶人。最后自取灭亡。
1628年（崇祯元年），熊开元任吴江知县，礼贤下士，与孙孟朴等人创建复社，当时熊开元对吴昌时有知遇之恩。张溥等人领导的应社则早在1624年就已成立。1629年熊开元迎张溥到吴江县邑馆，张溥提出将应社并入复社。新的复社成立后，以张溥为盟主，后来壮大为天下最大的社团，影响力之大，与之前的东林并称于历史。吴昌时是应社和复社的创建元老之一，又是得力干将。吴伟业《复社记事》记载“自先生 以下，若卧子 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吴昌时于1634年（崇祯七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吏部郎中。崇祯十年，薛国观因受贿，被吴昌时弹劾免职，后薛国观死于诏狱，死前长叹“吴昌时杀我”。
吴昌时后依附周延儒，原来周延儒出任首辅，因受到温体仁挤兑，又得罪东林党人，黯然罢相返乡。此时，张溥领导的复社想在朝中发展政治势力，而周延儒又想东山再起，正好周延儒是张溥考中进士时的座师，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暗中积极运筹周延儒复出之事。吴昌时在其中起到穿插作用。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度出任首辅，吴昌时为文选郎中，两人勾结很紧，又不可避免卷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斗争漩涡。据《甲申朝事小记》载崇祯末年朝廷党争，市传所谓“二十四气”名单攻击以周延儒为首的当朝复社要员，如有“妖气吴昌时（下注‘摩登伽女’）”“望气吴伟业（下注‘啮人马’）”“秽气瞿式耜（下注‘两眼枪’）”等等，可见斗争的形势已蔓延至市野了。复社是清流为主，但是也不可避免暗藏有如吴昌时这样的异类。吴昌时与董廷献狼狈为奸，把持朝政，贪赃巨万，无所不为。又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张溥就是死于吴昌时下毒，享年仅四十。吴伟业作为吴昌时的朋友也看不惯他在朝廷上匹夫滥行，说他贪利嗜进，醉心于升官发财。御史蒋拱宸更弹劾吴昌时除了贪污、徇私，还勾结宫中太监，刺探核心机密。崇祯最忌讳“通内”，火冒三丈，立即逮捕吴昌时进行拷问，吴昌时百般辩解。明思宗吩咐对其上大刑，有阁臣奏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明思宗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来未有之人。”用刑之惨烈，有人感叹道“呜呼，国家元气尽矣！”崇祯十六年冬十二月（1643年），吴昌时被斩首示众。
这里也说明一个问题：吴昌时也好，周延儒也好，薛国观也好，崇祯先后严刑处分了这么多大小朝官，最后却悲叹无人可用、众卿害我，其实都怪他自己反复无常、意气用事，从他逾越定制给吴昌时用酷刑便可见一斑。吴昌时固然不是好人，但像他这样官吏普遍贪墨无度、为非作歹，其实是君王所害，极权制度所害。说起来他也是一位末世的受害者。
话说吴昌时在朝中始终没当过很大的官，最高不过是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级的。但他在嘉兴南湖所营建的竹亭湖墅奢侈程度却令天下士大夫望尘莫及。吴伟业一生阅历甚广，独为当年吴昌时在其竹亭湖墅接待他时所铺排的锦衣鲜花、画舫弦歌的大场面感到震撼。
吴昌时哪来的那么多钱？除了继承兄长家业，毫无疑问更多的钱都是他为官弄权贪来的。此人在朝中是一只惯于钻营狡诈、毫无节操的硕鼠。吴伟业评价他说“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还是和小说中的贾雨村差不多。
比如他老家嘉兴府的王太守送两千两银子托他办点事，海盐县的刘县令送几万两银子想找他升个官，他都事不办，钱照收。更大胆的是，由于他与首辅周延儒交好，而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被周延儒捏到了短处，于是通过吴昌时去送点意思想讨好周延儒，，周延儒不收，吴昌时竟然就自己拿了，从此骆养性对昌时恨之入骨。为了一点钱财，连锦衣卫指挥使这样的皇帝身边的红人都敢相欺的人，怎会不速招灭顶之灾？
第四十回有一段：
正说话，忽一阵风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问“是谁家娶亲呢？这里临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见，这是咱们的那十几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贾母便笑道：“既是他们演，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他们也逛一逛，咱们可又乐了。”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的近。”众人都说那里好。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正经坐一回子船喝酒去。”
这次贾府也是接待客人，但不是什么贵客，来访者是那位搞笑的村妪刘姥姥，规格当然不能像当年吴昌时接待海内名士吴伟业。阅览小说的前后内容，读者是不是觉得插入的这一段描写显得有点唐突、难解呢？读了吴伟业的两首《鸳湖》诗，我们方才明白小说的这段描写原来就是“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这些诗句的通俗化。人说小说来自阅历、来自生活，都是诸如此类。
吴昌时的结局让我们理解到贾雨村最后的结局也堪忧，此乃后话。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有甲戌侧批：一部书之总批）”，这都是小说中的原话。若以自传说立论，那就太小看作者的功力与用心了。我们必须先把这部书当做纯属虚构的小说看，而后才能平心静气地发现作者的创作目的和素材源泉。
第二回贾雨村闲步扬州郊外看到“智通寺”上的一副发人深省的对联，则在吴伟业《鸳湖曲》中能找到强烈的共鸣。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我想先说一说《鸳湖曲》的主人公吴昌时与小说的关系。
吴昌时早已湮没于浩瀚青史，现在不算出名。但是对于研究明史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一度是明季风口浪尖的人物之一；或对于研究明清文学的人来说，他是某些文学题材之一；或翻阅嘉兴地方志时，他会因他的私家园林而著名。所以从多个专业角度来看，其实他也是个很容易触碰到的人。
吴伟业《鸳湖曲》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不但辞藻华丽，笔法到位，而且思想深刻。我感到诗歌所反映的思想也正是《红楼梦》所震撼人之处，全诗抄录如下：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竞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1642年（崇祯十五年）正月，吴伟业往杭州游西湖，取道嘉兴，曾过访吴昌时的竹亭湖墅。1650年（顺治七年），江南各地文士在嘉兴南湖举行“十郡文会”，吴伟业受邀参加，遂得重访竹亭湖墅。眼前一片今非昔比，吴昌时又是他的旧识，内心的复杂可想而知。
1652年春，吴伟业再过嘉兴，又作《鸳湖感旧》：
序：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
落日晴湖放檝回，故人曾此共登台。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按吴昌时因为贪渎于1643年被崇祯帝处斩，既然是大贪官，位于其家乡嘉兴的别墅一定非同一般的豪华。吴伟业在明末吴昌时得意时造访其竹亭湖墅也好，在1650年、1652年两次路过旧址也好，场景对他来说一定都是相当震撼的，对比之强烈一定是更震撼的，达到了久久不难释怀的地步，所以他两度用诗歌谱写他的心曲。
从吴昌时的命运我们看到了小说中贾雨村的影子；从贾雨村的游历所感悟的人生哲理更是与吴伟业写两首《鸳湖》何其相似！智通寺那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与《鸳湖曲》中的“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其实文异而意同。吴昌时的形象也贴合小说中贾雨村的形象，二者的人生历程似乎也很相似。
吴昌时（？－1643年），字来之，号竹亭，浙江嘉兴人（他的籍贯有争议）。他可能出身于江苏吴江一个世家大族 ，但是是庶出。到他这一代应该家道中落，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其一他的兄长吴昌期早已移籍嘉兴，靠自己的努力发家；其二吴昌时少时很穷，很像贾雨村当初的处境， “吴本寒士，尝岁除日，求升合米不得，彷徨道周。有卖饧叟以担头米数升、钱百文周之。” 就是说吴昌时本来家里很穷，到了有一年除夕夜竟无米下锅，幸得路边一位卖饴糖的老叟相助。后来吴昌时当官了，他曾派遣夫人寻到这位老叟，赠与百金以表示感谢。
他成年后投靠兄长，移籍嘉兴，并继承了他的家产，成为嘉兴巨富。再后来考中了进士，步入青云路。一方面他深深卷入了朝野之争，另一方面这人内心其实是一个贪墨无度，毫无原则的恶人。最后自取灭亡。
1628年（崇祯元年），熊开元任吴江知县，礼贤下士，与孙孟朴等人创建复社，当时熊开元对吴昌时有知遇之恩。张溥等人领导的应社则早在1624年就已成立。1629年熊开元迎张溥到吴江县邑馆，张溥提出将应社并入复社。新的复社成立后，以张溥为盟主，后来壮大为天下最大的社团，影响力之大，与之前的东林并称于历史。吴昌时是应社和复社的创建元老之一，又是得力干将。吴伟业《复社记事》记载“自先生 以下，若卧子 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吴昌时于1634年（崇祯七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吏部郎中。崇祯十年，薛国观因受贿，被吴昌时弹劾免职，后薛国观死于诏狱，死前长叹“吴昌时杀我”。
吴昌时后依附周延儒，原来周延儒出任首辅，因受到温体仁挤兑，又得罪东林党人，黯然罢相返乡。此时，张溥领导的复社想在朝中发展政治势力，而周延儒又想东山再起，正好周延儒是张溥考中进士时的座师，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暗中积极运筹周延儒复出之事。吴昌时在其中起到穿插作用。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度出任首辅，吴昌时为文选郎中，两人勾结很紧，又不可避免卷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斗争漩涡。据《甲申朝事小记》载崇祯末年朝廷党争，市传所谓“二十四气”名单攻击以周延儒为首的当朝复社要员，如有“妖气吴昌时（下注‘摩登伽女’）”“望气吴伟业（下注‘啮人马’）”“秽气瞿式耜（下注‘两眼枪’）”等等，可见斗争的形势已蔓延至市野了。复社是清流为主，但是也不可避免暗藏有如吴昌时这样的异类。吴昌时与董廷献狼狈为奸，把持朝政，贪赃巨万，无所不为。又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张溥就是死于吴昌时下毒，享年仅四十。吴伟业作为吴昌时的朋友也看不惯他在朝廷上匹夫滥行，说他贪利嗜进，醉心于升官发财。御史蒋拱宸更弹劾吴昌时除了贪污、徇私，还勾结宫中太监，刺探核心机密。崇祯最忌讳“通内”，火冒三丈，立即逮捕吴昌时进行拷问，吴昌时百般辩解。明思宗吩咐对其上大刑，有阁臣奏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明思宗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来未有之人。”用刑之惨烈，有人感叹道“呜呼，国家元气尽矣！”崇祯十六年冬十二月（1643年），吴昌时被斩首示众。
这里也说明一个问题：吴昌时也好，周延儒也好，薛国观也好，崇祯先后严刑处分了这么多大小朝官，最后却悲叹无人可用、众卿害我，其实都怪他自己反复无常、意气用事，从他逾越定制给吴昌时用酷刑便可见一斑。吴昌时固然不是好人，但像他这样官吏普遍贪墨无度、为非作歹，其实是君王所害，极权制度所害。说起来他也是一位末世的受害者。
话说吴昌时在朝中始终没当过很大的官，最高不过是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级的。但他在嘉兴南湖所营建的竹亭湖墅奢侈程度却令天下士大夫望尘莫及。吴伟业一生阅历甚广，独为当年吴昌时在其竹亭湖墅接待他时所铺排的锦衣鲜花、画舫弦歌的大场面感到震撼。
吴昌时哪来的那么多钱？除了继承兄长家业，毫无疑问更多的钱都是他为官弄权贪来的。此人在朝中是一只惯于钻营狡诈、毫无节操的硕鼠。吴伟业评价他说“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还是和小说中的贾雨村差不多。
比如他老家嘉兴府的王太守送两千两银子托他办点事，海盐县的刘县令送几万两银子想找他升个官，他都事不办，钱照收。更大胆的是，由于他与首辅周延儒交好，而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被周延儒捏到了短处，于是通过吴昌时去送点意思想讨好周延儒，，周延儒不收，吴昌时竟然就自己拿了，从此骆养性对昌时恨之入骨。为了一点钱财，连锦衣卫指挥使这样的皇帝身边的红人都敢相欺的人，怎会不速招灭顶之灾？
第四十回有一段：
正说话，忽一阵风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问“是谁家娶亲呢？这里临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见，这是咱们的那十几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贾母便笑道：“既是他们演，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他们也逛一逛，咱们可又乐了。”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的近。”众人都说那里好。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正经坐一回子船喝酒去。”
这次贾府也是接待客人，但不是什么贵客，来访者是那位搞笑的村妪刘姥姥，规格当然不能像当年吴昌时接待海内名士吴伟业。阅览小说的前后内容，读者是不是觉得插入的这一段描写显得有点唐突、难解呢？读了吴伟业的两首《鸳湖》诗，我们方才明白小说的这段描写原来就是“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这些诗句的通俗化。人说小说来自阅历、来自生活，都是诸如此类。
吴昌时的结局让我们理解到贾雨村最后的结局也堪忧，此乃后话。
8，晴雯死，大明亡（上）
晴雯在小说中也是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对她的分析可以从她的名字下手。第五回有涉及晴雯的判词：“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晴雯”二字，“晴”是指天气晴朗；“雯”是指五彩斑斓的云。两个字组合起来是一种什么景象？我认为作者是在暗示“夕照”。“霁月难逢”就是提示晴雯的“晴”是日之晴，并非月之晴，是提醒读者甄别。这个解释可以从小说后文找到明证，我们先看看小说所要表达的“夕照”是什么。
第十七回：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方不负此。”众人笑道：“再莫若‘兰风蕙露’贴切了。”贾政道：“也只好用这四字。其联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兰芳霭斜阳院，
杜若香飘明月洲。
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诗云：‘蘼芜满手泣斜晖’。”众人道：“颓丧，颓丧。”
本来字面上看上去很美的一副对联，这一段特意突出“斜阳”二字不妥。
说到“落日”，作者在第四十八回中又通过香菱学诗反复表达，值得注意：
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这其中大有奥妙。大家注意，香菱列举的三组诗句都有“落日”。落日，一方面有特指，另一方面是要突出一个“圆”字。因为只有斜阳才显得特别圆，故有“长河落日圆”意境之美。“圆”字又何解？请看下一章。
“夕照”、“斜阳”、“落日”之类的字眼到底指什么？我们不能臆猜，这里有硬证：
《绥寇纪略》是吴伟业所撰重要的史乘，是研究晚明史尤其是闯、献等农民军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史料。这部书末篇叫《虞渊沉》，又分为上、中、下三篇，是该书分量最重的部分，但却不是谈“流寇”，而是讲明皇室、明政府和明官员的行为。“虞渊沉”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日落的意思！“虞渊”本是指日落之所，“虞渊沉”三字是指“沉于虞渊”，即太阳已下山。吴伟业是用落日来形容明王朝的灭亡。和小说中大量“日落”的暗示相符合。黄宗羲亦有一句诗云“虞渊事业已难凭” 指明王朝的太阳已经落下。
按明朝的“明”字本来自于元末兴起的明教，明教之“明”就是光明之“明”，世间最光明的东西自然就是太阳了，所以当时人普遍用“斜阳”之类的字眼来形容明亡。本章题头引用的吴伟业《玄武湖》里面的“烟水不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还有如他的《远眺》“欲问淮南信，砧声绕夕阳”、《圆圆曲》“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等等都是这个含义。
那么我认为“晴雯”二字是指“夕照”、“斜阳”有无依据呢？显然我已准备好了内证。
第七十七回显示袭人与麝月、秋纹等是一伙的，是以袭人为首的打小报告团伙。我们知道，长期媚惑宝玉，与宝玉发生肉体关系的是袭人，还可能有麝月，但晴雯绝对是无辜的。晴雯遭到袭人小集团的排挤与诬陷，至死不知，袭人纵横虚伪到底，宝玉虽有察觉也无力追究。所以在晴雯将死之时，宝玉又与袭人关起门来聊天了：
宝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兆。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听了，又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贾宝玉所讲的显然不是疯话，而是作者的心里话。古人都多少有点迷信的心理，相信天命运数，相信兴衰有凭，凡事都有兆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应的就是乱世，作者铺设什么大题目、小题目来解释这种事情，明眼人都可看出不过是一种掩饰，作者想说的就是大题目――朝代的兴替、世道的盛衰。所以，在此再次确认晴雯的命运是大明朝盛衰的晴雨表，她是大明朝国运的象征。
诸葛亮、岳飞的共同点就是身处南方以正统自居的政权，矢志北伐，一心剪除鸠占中原的“非法”政权。但他们也都是没有成功的悲剧人物。由于他们的忠心与正义，他们的形象与事迹，千百年来一直在汉族民间传唱，已化为汉民族精神的象征，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这两位古代名人。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里提到的诸葛武侯、岳武穆应了第四回一句著名的批语――“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说明二者在作者心中的高大形象，甚至是榜样。作者由衷地希望中国南方的参与抵抗势力出现一位集诸葛亮、岳飞的文功武德与美德于一体，又能走时运的英雄人物。
晴雯在小说中也是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对她的分析可以从她的名字下手。第五回有涉及晴雯的判词：“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晴雯”二字，“晴”是指天气晴朗；“雯”是指五彩斑斓的云。两个字组合起来是一种什么景象？我认为作者是在暗示“夕照”。“霁月难逢”就是提示晴雯的“晴”是日之晴，并非月之晴，是提醒读者甄别。这个解释可以从小说后文找到明证，我们先看看小说所要表达的“夕照”是什么。
第十七回：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方不负此。”众人笑道：“再莫若‘兰风蕙露’贴切了。”贾政道：“也只好用这四字。其联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兰芳霭斜阳院，
杜若香飘明月洲。
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诗云：‘蘼芜满手泣斜晖’。”众人道：“颓丧，颓丧。”
本来字面上看上去很美的一副对联，这一段特意突出“斜阳”二字不妥。
说到“落日”，作者在第四十八回中又通过香菱学诗反复表达，值得注意：
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这其中大有奥妙。大家注意，香菱列举的三组诗句都有“落日”。落日，一方面有特指，另一方面是要突出一个“圆”字。因为只有斜阳才显得特别圆，故有“长河落日圆”意境之美。“圆”字又何解？请看下一章。
“夕照”、“斜阳”、“落日”之类的字眼到底指什么？我们不能臆猜，这里有硬证：
《绥寇纪略》是吴伟业所撰重要的史乘，是研究晚明史尤其是闯、献等农民军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史料。这部书末篇叫《虞渊沉》，又分为上、中、下三篇，是该书分量最重的部分，但却不是谈“流寇”，而是讲明皇室、明政府和明官员的行为。“虞渊沉”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日落的意思！“虞渊”本是指日落之所，“虞渊沉”三字是指“沉于虞渊”，即太阳已下山。吴伟业是用落日来形容明王朝的灭亡。和小说中大量“日落”的暗示相符合。黄宗羲亦有一句诗云“虞渊事业已难凭” 指明王朝的太阳已经落下。
按明朝的“明”字本来自于元末兴起的明教，明教之“明”就是光明之“明”，世间最光明的东西自然就是太阳了，所以当时人普遍用“斜阳”之类的字眼来形容明亡。本章题头引用的吴伟业《玄武湖》里面的“烟水不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还有如他的《远眺》“欲问淮南信，砧声绕夕阳”、《圆圆曲》“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等等都是这个含义。
那么我认为“晴雯”二字是指“夕照”、“斜阳”有无依据呢？显然我已准备好了内证。
第七十七回显示袭人与麝月、秋纹等是一伙的，是以袭人为首的打小报告团伙。我们知道，长期媚惑宝玉，与宝玉发生肉体关系的是袭人，还可能有麝月，但晴雯绝对是无辜的。晴雯遭到袭人小集团的排挤与诬陷，至死不知，袭人纵横虚伪到底，宝玉虽有察觉也无力追究。所以在晴雯将死之时，宝玉又与袭人关起门来聊天了：
宝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兆。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听了，又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贾宝玉所讲的显然不是疯话，而是作者的心里话。古人都多少有点迷信的心理，相信天命运数，相信兴衰有凭，凡事都有兆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应的就是乱世，作者铺设什么大题目、小题目来解释这种事情，明眼人都可看出不过是一种掩饰，作者想说的就是大题目――朝代的兴替、世道的盛衰。所以，在此再次确认晴雯的命运是大明朝盛衰的晴雨表，她是大明朝国运的象征。
诸葛亮、岳飞的共同点就是身处南方以正统自居的政权，矢志北伐，一心剪除鸠占中原的“非法”政权。但他们也都是没有成功的悲剧人物。由于他们的忠心与正义，他们的形象与事迹，千百年来一直在汉族民间传唱，已化为汉民族精神的象征，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这两位古代名人。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里提到的诸葛武侯、岳武穆应了第四回一句著名的批语――“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说明二者在作者心中的高大形象，甚至是榜样。作者由衷地希望中国南方的参与抵抗势力出现一位集诸葛亮、岳飞的文功武德与美德于一体，又能走时运的英雄人物。
8，晴雯死，大明亡（下）
接着提到的女流如杨贵妃、王昭君也是关计天下兴亡的非等闲人物。本段涉及小说的大宗旨，作者既想不那么暴露，但又不想让读者有半点误解，所以选择材料与刻画宝玉说话语气都可谓苦心。
作者说到激动处，几乎忘了自己小说所处的语境，直奔自己内心深处的主题去了――让人明确所谓的“兆应”就是关乎天下兴衰的大题目，几千年几百年才会有的循环。这是某大家族之兴衰乎？显然不是。
其实宝玉的这段话，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有相同记载――看样子古人复制粘贴的技术比今人还厉害：
孔庙中桧，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怀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孙守之不敢动，至随恭帝义宁元年复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康定元年复荣。至金宣宗贞佑二年兵火摧折，无得孑遗。后八十二年，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复发于东庑颓址之间，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围四尺许。至弘治己未，为火所焚。今虽无枝叶，而直干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隐隐，未尝枯也。圣人手泽，其盛衰关于天地气运，此岂寻常可得思议乎？
张岱《陶庵梦忆》也提到孔庙桧的荣枯：
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进仪门，看孔子手植桧。桧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晋怀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孙守之不毁，至隋恭帝义宁元年复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荣。至金宣宗贞祐三年罹于兵火，枝叶俱焚，仅存其干，高二丈有奇。后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发。至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发数枝，蓊郁；后十余年又落。摩其干，滑泽坚润，纹皆左纽，扣之作金石声。孔氏子孙恒视其荣枯，以占世运焉。再进一大亭，卧一碑，书“杏坛”二字，党英笔也。亭界一桥，洙、泗水汇此。过桥，入大殿，殿壮丽，宣圣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铜鼎三、一牺、一象、一辟邪，款制遒古，浑身翡翠，以钉钉案上。阶下竖历代帝王碑记，独元碑高大，用风磨铜赑屃，高丈余。左殿三楹，规模略小，为孔氏家庙。东西两壁，用小木匾书历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帝殿焉。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总以见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
张岱给我们传递了孔庙桧枯荣的具体信息，总的来说国家动乱分裂、外族入侵等背景下，孔庙桧则枯萎，到国家归于一统，则又复生。无论如何，贾宝玉讲的这席话事关国运，没有疑问。
对晴雯这个人物形象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小说中早有征兆。第五十一回，因晴雯感冒风寒，宝玉为她请来了医生：
一时茗烟果请了王太医来，诊了脉后，说的病症与前相仿，只是方上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杨树，那么大笨树，叶子只一点子，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这里遥对了第一回“好了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第五回“虚花悟”――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杨树、松柏之论是作者自我心境的写照，作者可能以松柏自比，但死后宁愿葬在野坟堆里让别人当成一颗普通的杨树也并无遗憾。“岁寒”当是指影射清初的严酷统治。结合后回的《芙蓉女儿诔》，晴雯的形象当又有具体所指，可参阅本书第53章。
这里宝玉又说：“药气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好全了。”
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能把药气当成比花香，可能是时风之病。明末充满着奢靡浮华之气，什么都不缺，只缺一剂猛药来拯救社会。
本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的大情节也是有深意的。大明王朝积病日久，“乱世用重典”行得通吗？崇祯在朝廷上给吴昌时上大刑，恰当否？作者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医的妙处在一个“和”字，用药轻灵才不伤正气。过犹不及，崇祯亡国的最大教训可能就是病急滥下虎狼药，动了正气，伤及国本。
第七十四回中，说晴雯有“有春睡捧心（分别指杨玉环、西施）之遗风”、“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王夫人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是政治美人，无不关乎兴亡。所以这里用西施、杨贵妃来形容晴雯，也是为了证明兴亡之侯。
接着提到的女流如杨贵妃、王昭君也是关计天下兴亡的非等闲人物。本段涉及小说的大宗旨，作者既想不那么暴露，但又不想让读者有半点误解，所以选择材料与刻画宝玉说话语气都可谓苦心。
作者说到激动处，几乎忘了自己小说所处的语境，直奔自己内心深处的主题去了――让人明确所谓的“兆应”就是关乎天下兴衰的大题目，几千年几百年才会有的循环。这是某大家族之兴衰乎？显然不是。
其实宝玉的这段话，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有相同记载――看样子古人复制粘贴的技术比今人还厉害：
孔庙中桧，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怀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孙守之不敢动，至随恭帝义宁元年复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康定元年复荣。至金宣宗贞佑二年兵火摧折，无得孑遗。后八十二年，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复发于东庑颓址之间，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围四尺许。至弘治己未，为火所焚。今虽无枝叶，而直干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隐隐，未尝枯也。圣人手泽，其盛衰关于天地气运，此岂寻常可得思议乎？
张岱《陶庵梦忆》也提到孔庙桧的荣枯：
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进仪门，看孔子手植桧。桧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晋怀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孙守之不毁，至隋恭帝义宁元年复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荣。至金宣宗贞祐三年罹于兵火，枝叶俱焚，仅存其干，高二丈有奇。后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发。至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发数枝，蓊郁；后十余年又落。摩其干，滑泽坚润，纹皆左纽，扣之作金石声。孔氏子孙恒视其荣枯，以占世运焉。再进一大亭，卧一碑，书“杏坛”二字，党英笔也。亭界一桥，洙、泗水汇此。过桥，入大殿，殿壮丽，宣圣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铜鼎三、一牺、一象、一辟邪，款制遒古，浑身翡翠，以钉钉案上。阶下竖历代帝王碑记，独元碑高大，用风磨铜赑屃，高丈余。左殿三楹，规模略小，为孔氏家庙。东西两壁，用小木匾书历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帝殿焉。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总以见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
张岱给我们传递了孔庙桧枯荣的具体信息，总的来说国家动乱分裂、外族入侵等背景下，孔庙桧则枯萎，到国家归于一统，则又复生。无论如何，贾宝玉讲的这席话事关国运，没有疑问。
对晴雯这个人物形象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小说中早有征兆。第五十一回，因晴雯感冒风寒，宝玉为她请来了医生：
一时茗烟果请了王太医来，诊了脉后，说的病症与前相仿，只是方上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杨树，那么大笨树，叶子只一点子，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这里遥对了第一回“好了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第五回“虚花悟”――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杨树、松柏之论是作者自我心境的写照，作者可能以松柏自比，但死后宁愿葬在野坟堆里让别人当成一颗普通的杨树也并无遗憾。“岁寒”当是指影射清初的严酷统治。结合后回的《芙蓉女儿诔》，晴雯的形象当又有具体所指，可参阅本书第53章。
这里宝玉又说：“药气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好全了。”
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能把药气当成比花香，可能是时风之病。明末充满着奢靡浮华之气，什么都不缺，只缺一剂猛药来拯救社会。
本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的大情节也是有深意的。大明王朝积病日久，“乱世用重典”行得通吗？崇祯在朝廷上给吴昌时上大刑，恰当否？作者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医的妙处在一个“和”字，用药轻灵才不伤正气。过犹不及，崇祯亡国的最大教训可能就是病急滥下虎狼药，动了正气，伤及国本。
第七十四回中，说晴雯有“有春睡捧心（分别指杨玉环、西施）之遗风”、“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王夫人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是政治美人，无不关乎兴亡。所以这里用西施、杨贵妃来形容晴雯，也是为了证明兴亡之侯。
9，香菱与陈圆圆
既表贾雨村的来由，本章说说甄士隐。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小说不能完全用索隐的方法来破解一切问题。有些人和事的背景只能说一定程度上来自与作者相关的时代与生活素材，这些素材是根据写作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加工的。
且说香菱学诗，里面引用的古诗总有“落日”“孤烟”这些字眼，更有“长河落日圆”，这个“圆”字值得我们关注。
又看香菱作诗，她曾连做了三首咏月的诗：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
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三首里面分别出现“团团”、“玉盘”、“团圆”等字眼，原来三首都是写的满月、圆月。日也圆，月也圆，所以我说小说有意用香菱来影射一代红颜陈圆圆。这一点不是猜测，本书第29、30章将透解夏金桂乃影射吴三桂，第7章将分析薛蟠主要原型是当初劫走陈圆圆的贵戚田弘遇。三者结合起来，香菱当身处陈圆圆的位置了。
陈圆圆本名陈沅或邢沅。为了进一步提示香菱所影射的指向，在香菱学诗时，连续用“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渡头余落日”表明落日在水边。“圆”字与“元”字同音，作者这样反复暗示，无非是让大家猜出一个“沅”字。
陈圆圆是一代倾国倾城的佳人，她的旧情郎冒襄这样描述她：
1、妇人以资质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鬓，难其选也。慧心纨质，淡秀天然，平生所见，则独有圆圆尔。
2、其人澹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
3、是曰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大盘，令人欲仙欲死。
以上均据《影梅庵忆语》。
大概陈圆圆给人的印象就是像烟雾那样恬淡、轻盈，“孤烟”又可形容陈圆圆一生红颜薄命的楚楚可怜的命运。林黛玉引用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更是将“烟”拟人化了，用来形容陈圆圆再恰当不过。
陈圆圆是妓女出身，和当时大多数名妓一样，她应当是渴望嫁一个如意郎君过正常生活的。
小说中香菱的形象与史传的陈圆圆有较大出入，当然作者不会让任何人平白无故看出用香菱来影射陈圆圆。比如《圆圆曲》极尽渲染陈圆圆的才、色，无非是为了反衬吴三桂卖国献关的可耻。在《圆圆曲》中吴伟业也没有一个字明说陈圆圆是妓女出身。小说也是一样，作者伏线千里描写命运堪叹的香菱，无非是为了反衬薛蟠和夏金桂，尤其是后者的暴虐。
《圆圆曲》里面的陈圆圆与小说中的香菱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本是姑苏人。圆圆“前身合是采莲人”，而香菱的前身是“英莲”――也是一朵莲花。后来改称香菱，菱花也是江南水乡带有清芬气息的物产。而且“菱花”有镜子的含义，所以前“香菱”，后成“秋菱”，前后改名的寓意可想而知。
既表贾雨村的来由，本章说说甄士隐。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小说不能完全用索隐的方法来破解一切问题。有些人和事的背景只能说一定程度上来自与作者相关的时代与生活素材，这些素材是根据写作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加工的。
且说香菱学诗，里面引用的古诗总有“落日”“孤烟”这些字眼，更有“长河落日圆”，这个“圆”字值得我们关注。
又看香菱作诗，她曾连做了三首咏月的诗：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
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三首里面分别出现“团团”、“玉盘”、“团圆”等字眼，原来三首都是写的满月、圆月。日也圆，月也圆，所以我说小说有意用香菱来影射一代红颜陈圆圆。这一点不是猜测，本书第29、30章将透解夏金桂乃影射吴三桂，第7章将分析薛蟠主要原型是当初劫走陈圆圆的贵戚田弘遇。三者结合起来，香菱当身处陈圆圆的位置了。
陈圆圆本名陈沅或邢沅。为了进一步提示香菱所影射的指向，在香菱学诗时，连续用“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渡头余落日”表明落日在水边。“圆”字与“元”字同音，作者这样反复暗示，无非是让大家猜出一个“沅”字。
陈圆圆是一代倾国倾城的佳人，她的旧情郎冒襄这样描述她：
1、妇人以资质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鬓，难其选也。慧心纨质，淡秀天然，平生所见，则独有圆圆尔。
2、其人澹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
3、是曰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大盘，令人欲仙欲死。
以上均据《影梅庵忆语》。
大概陈圆圆给人的印象就是像烟雾那样恬淡、轻盈，“孤烟”又可形容陈圆圆一生红颜薄命的楚楚可怜的命运。林黛玉引用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更是将“烟”拟人化了，用来形容陈圆圆再恰当不过。
陈圆圆是妓女出身，和当时大多数名妓一样，她应当是渴望嫁一个如意郎君过正常生活的。
小说中香菱的形象与史传的陈圆圆有较大出入，当然作者不会让任何人平白无故看出用香菱来影射陈圆圆。比如《圆圆曲》极尽渲染陈圆圆的才、色，无非是为了反衬吴三桂卖国献关的可耻。在《圆圆曲》中吴伟业也没有一个字明说陈圆圆是妓女出身。小说也是一样，作者伏线千里描写命运堪叹的香菱，无非是为了反衬薛蟠和夏金桂，尤其是后者的暴虐。
《圆圆曲》里面的陈圆圆与小说中的香菱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本是姑苏人。圆圆“前身合是采莲人”，而香菱的前身是“英莲”――也是一朵莲花。后来改称香菱，菱花也是江南水乡带有清芬气息的物产。而且“菱花”有镜子的含义，所以前“香菱”，后成“秋菱”，前后改名的寓意可想而知。
10，甄士隐与冒辟疆
既然香菱是影射陈圆圆，香菱的前身是甄英莲。当初甄士隐夫妇在一个元宵（大概谐音“圆消”，陈圆圆消失）之夜失去爱女英莲，是何比喻呢？
原来小说中设立甄士隐这个人物当是有蓝本的。
陈圆圆实际上不是出生在姑苏，而是在武进（今常州），父亲是卖货郎，母亲早已亡故。所以她的出身并非甄士隐这样的士绅家庭。小说所要影射的甄士隐，却可能和曾经与陈圆圆山盟海誓的情郎冒襄有关。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老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所谓明末四公子，指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和冒襄，均为官宦之后，风流倜傥一时，文采享誉海内，德行闻于朝野，也是当时女性梦中的偶像。其中尤以冒襄为代表。不过冒襄也不是姑苏人，他生长在江北扬州府如皋县。
他年幼时即负有盛名，远近誉为天才神童，十四岁时出了诗集《香俪园偶存》，被董其昌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
四大公子中，属他年轻时在女人堆里独领风骚。显然，除了才华上早负盛名，更有他俊逸潇洒、玉树临风、谈吐蕴藉的风度。钱谦益称他“维扬一俊人”，张明弼则夸奖他的外表“姿仪天出，神清彻肤”，更有人盛赞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他就是女人们心中的男神，梦中的白马王子。而且他向来心高气傲，还很稳重，一般的风月场上的女子下套他根本不上钩。
董小宛、陈圆圆艳冠群芳，当初倒追他也很辛苦。若干年后，冒襄写下《影梅庵忆语》，在追思与爱妾董小宛交往的过程时，也带出了与陈圆圆那段隐秘的情史，也让我们取得陈圆圆悲剧肇端的一手史料。
话说冒襄当时浪迹于金陵的风月场中，认识董小宛在先，董小宛苦求冒公子将她救出苦海，未允。不过别后，冒襄还是对小宛念念不忘。1640年（庚辰年）夏天他路过南京想再去拜访董小宛时，她已外出到西湖、黄山、齐云山一带旅游了。第二年（1641年）春天再次拜访，她还没有回来。有个朋友介绍他认识陈圆圆。于是有了冒、陈的初见。冒襄但见她极具雅韵，温婉华美，一袭丝质长裙曳地，外罩丝质香衣，宛如一只凤凰在霞烟中婷婷玉立。当她开始唱戏，本来咿呀啁哳的弋阳腔京戏经她皓齿间流出，变得宛如白云出岫、玉盘滚珠，直教听者摄魂夺魄，欲死欲仙。
显然二人颇有眼缘，圆圆提出要冒襄带他去看苏州城外光福的梅花，往返可能要十五天。当时冒襄有要事在身，没有同意。但允诺尽量在虎疁赏桂的佳期赶回来，但也不一定。按天下赏梅胜地属邓尉山的香雪海最著名，邓尉山旁为玄墓山，也是赏梅胜地，二山都属苏州西南郊的光福镇。小说中提到过到玄墓山赏梅之事，我们将分析出一篇大文章来，且为后话。吴伟业的遗嘱也是要求葬身邓尉山旁，大概不负“梅村”之意。虎疁，就是苏州西北郊浒墅关，为赏桂胜地。
当冒襄办完事情回头准备寻访陈圆圆时，在杭州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圆圆被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指使人掳掠去了！冒襄顿时如五雷轰顶，也只能怏怏终日。当他到了苏州，又有人告诉他：圆圆被人救下了，暂居阊门外的恩人赝某的住所，且被他保护着。真是峰回路转，于是二人在此重逢。相视一笑，圆圆说：“与君别后，几度虎口逃生，只因为不想有负虎疁赏桂的前约。”当时兵荒马乱，冒襄急于要保护尚在船上的家眷，匆匆告辞。二人相约，等到秋闱冒襄金榜题名后回来迎娶圆圆。哪知这一次竟成永别！
1642年二月，冒襄再次路过苏州想见陈圆圆，才知道十天前她又被田弘遇派人掠走。田弘遇的豪强行径引起姑苏人的义愤，有一千多人上街抗议要求放人。权势熏天的田弘遇用狂言危语恫吓他们，又给地方政府施压。苏州地方唯恐得罪这位“国丈”大人，任凭这伙强人将圆圆掠去北上。冒襄伤心失望至极，显然在小宛与圆圆之间，他感情的天平是更倾心于圆圆的。
至于其后冒襄又巧逢董小宛。几经周折，最终由钱谦益将小宛从风尘中赎回，又亲自将她送到如皋。1643年，冒、董在冒家的水绘园结缡。
董小宛以妾事冒襄九年，其间既有爱情的甜美，又有战火的乱离。冒襄说“一生清福，九年占尽”，可见董小宛以其三尺柔肠、万丝情缕编就了一篇冬天的童话故事，她的美德懿行更是改变了冒襄的人生轨迹。清军南下烧杀掳掠，导致包括冒家人在内的淮海、江南居民无不颠沛流离、家园废圮，董小宛用自己的娇弱之躯一直尽力地保护着自己的丈夫，最后病重身亡，是为1651年，年仅27岁。当时冒襄40岁。
患难见真情，冒襄只有用一生的泪水来思念、来报答小宛的坚贞不渝。其后他改水绘园为水绘庵，坚拒清廷威逼利诱的召唤，隐居不出。其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里，除了与一群遗民朋友吟诗唱和，就是用各种形式纪念董小宛。
冒襄与董小宛的故事在小说中略有流露，详见第74章。
仅从冒襄与陈圆圆的感情故事可以看出，小说中的甄士隐的生活原型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冒襄。冒襄痛失爱人陈圆圆，相当于小说中的甄士隐遗失爱女。日期也很接近，据《影梅庵忆语》，田弘遇掠走陈圆圆，大概是正月中下旬的事。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小说对甄士隐的形象、性情和人生起伏的设计都可能取材于冒襄。史实上，冒襄与吴昌时并不是没有交集，而是应该交往很深。只是小说中贾雨村与甄士隐的交往并非像冒、吴二人的关系，而可能取材于吴昌时与张溥的关系。这种影射对象与小说人物的交叉串用，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既然香菱是影射陈圆圆，香菱的前身是甄英莲。当初甄士隐夫妇在一个元宵（大概谐音“圆消”，陈圆圆消失）之夜失去爱女英莲，是何比喻呢？
原来小说中设立甄士隐这个人物当是有蓝本的。
陈圆圆实际上不是出生在姑苏，而是在武进（今常州），父亲是卖货郎，母亲早已亡故。所以她的出身并非甄士隐这样的士绅家庭。小说所要影射的甄士隐，却可能和曾经与陈圆圆山盟海誓的情郎冒襄有关。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老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所谓明末四公子，指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和冒襄，均为官宦之后，风流倜傥一时，文采享誉海内，德行闻于朝野，也是当时女性梦中的偶像。其中尤以冒襄为代表。不过冒襄也不是姑苏人，他生长在江北扬州府如皋县。
他年幼时即负有盛名，远近誉为天才神童，十四岁时出了诗集《香俪园偶存》，被董其昌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
四大公子中，属他年轻时在女人堆里独领风骚。显然，除了才华上早负盛名，更有他俊逸潇洒、玉树临风、谈吐蕴藉的风度。钱谦益称他“维扬一俊人”，张明弼则夸奖他的外表“姿仪天出，神清彻肤”，更有人盛赞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他就是女人们心中的男神，梦中的白马王子。而且他向来心高气傲，还很稳重，一般的风月场上的女子下套他根本不上钩。
董小宛、陈圆圆艳冠群芳，当初倒追他也很辛苦。若干年后，冒襄写下《影梅庵忆语》，在追思与爱妾董小宛交往的过程时，也带出了与陈圆圆那段隐秘的情史，也让我们取得陈圆圆悲剧肇端的一手史料。
话说冒襄当时浪迹于金陵的风月场中，认识董小宛在先，董小宛苦求冒公子将她救出苦海，未允。不过别后，冒襄还是对小宛念念不忘。1640年（庚辰年）夏天他路过南京想再去拜访董小宛时，她已外出到西湖、黄山、齐云山一带旅游了。第二年（1641年）春天再次拜访，她还没有回来。有个朋友介绍他认识陈圆圆。于是有了冒、陈的初见。冒襄但见她极具雅韵，温婉华美，一袭丝质长裙曳地，外罩丝质香衣，宛如一只凤凰在霞烟中婷婷玉立。当她开始唱戏，本来咿呀啁哳的弋阳腔京戏经她皓齿间流出，变得宛如白云出岫、玉盘滚珠，直教听者摄魂夺魄，欲死欲仙。
显然二人颇有眼缘，圆圆提出要冒襄带他去看苏州城外光福的梅花，往返可能要十五天。当时冒襄有要事在身，没有同意。但允诺尽量在虎疁赏桂的佳期赶回来，但也不一定。按天下赏梅胜地属邓尉山的香雪海最著名，邓尉山旁为玄墓山，也是赏梅胜地，二山都属苏州西南郊的光福镇。小说中提到过到玄墓山赏梅之事，我们将分析出一篇大文章来，且为后话。吴伟业的遗嘱也是要求葬身邓尉山旁，大概不负“梅村”之意。虎疁，就是苏州西北郊浒墅关，为赏桂胜地。
当冒襄办完事情回头准备寻访陈圆圆时，在杭州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圆圆被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指使人掳掠去了！冒襄顿时如五雷轰顶，也只能怏怏终日。当他到了苏州，又有人告诉他：圆圆被人救下了，暂居阊门外的恩人赝某的住所，且被他保护着。真是峰回路转，于是二人在此重逢。相视一笑，圆圆说：“与君别后，几度虎口逃生，只因为不想有负虎疁赏桂的前约。”当时兵荒马乱，冒襄急于要保护尚在船上的家眷，匆匆告辞。二人相约，等到秋闱冒襄金榜题名后回来迎娶圆圆。哪知这一次竟成永别！
1642年二月，冒襄再次路过苏州想见陈圆圆，才知道十天前她又被田弘遇派人掠走。田弘遇的豪强行径引起姑苏人的义愤，有一千多人上街抗议要求放人。权势熏天的田弘遇用狂言危语恫吓他们，又给地方政府施压。苏州地方唯恐得罪这位“国丈”大人，任凭这伙强人将圆圆掠去北上。冒襄伤心失望至极，显然在小宛与圆圆之间，他感情的天平是更倾心于圆圆的。
至于其后冒襄又巧逢董小宛。几经周折，最终由钱谦益将小宛从风尘中赎回，又亲自将她送到如皋。1643年，冒、董在冒家的水绘园结缡。
董小宛以妾事冒襄九年，其间既有爱情的甜美，又有战火的乱离。冒襄说“一生清福，九年占尽”，可见董小宛以其三尺柔肠、万丝情缕编就了一篇冬天的童话故事，她的美德懿行更是改变了冒襄的人生轨迹。清军南下烧杀掳掠，导致包括冒家人在内的淮海、江南居民无不颠沛流离、家园废圮，董小宛用自己的娇弱之躯一直尽力地保护着自己的丈夫，最后病重身亡，是为1651年，年仅27岁。当时冒襄40岁。
患难见真情，冒襄只有用一生的泪水来思念、来报答小宛的坚贞不渝。其后他改水绘园为水绘庵，坚拒清廷威逼利诱的召唤，隐居不出。其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里，除了与一群遗民朋友吟诗唱和，就是用各种形式纪念董小宛。
冒襄与董小宛的故事在小说中略有流露，详见第74章。
仅从冒襄与陈圆圆的感情故事可以看出，小说中的甄士隐的生活原型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冒襄。冒襄痛失爱人陈圆圆，相当于小说中的甄士隐遗失爱女。日期也很接近，据《影梅庵忆语》，田弘遇掠走陈圆圆，大概是正月中下旬的事。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小说对甄士隐的形象、性情和人生起伏的设计都可能取材于冒襄。史实上，冒襄与吴昌时并不是没有交集，而是应该交往很深。只是小说中贾雨村与甄士隐的交往并非像冒、吴二人的关系，而可能取材于吴昌时与张溥的关系。这种影射对象与小说人物的交叉串用，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11，魏国公子徐青君
这里提到一个人――“吁嗟中山孙，志气胡勿昂！生世苟如此，不如死道旁。惜哉裸体辱，仍在功臣坊。”这位中山孙是谁呢？为什么要受“裸体辱”？吴伟业为什么对他口气如此鄙视？
余怀（澹心）是吴伟业的好友。他有《板桥杂记》一书前文已提及，是研究明清鼎革前后金陵风月史的一手史料。其中有一篇《中山公子徐青君》：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国介弟也。家赀钜万，性华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
这一篇大概是说徐青君是明朝末代魏国公徐文爵的弟弟，家庭无比富有，生活又奢侈糜烂，把自家的花园造到大功坊的旁边，整日莺歌燕舞。其荣华富贵到弘光时达到巅峰。1645年乙酉国变，所有家产被清廷没收，树倒猢狲散，顿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无处谋生，只好选择了一个特殊职业――替人挨板子，也就是官府处罚某人要用杖刑时，可出钱请他来受杖。挨板子是要脱光衣服的，所以吴伟业说他受“裸体辱”。有一次板子打多了，他受不了了，积闷已久的公子气一下子涌了上来，大声高喝“我是徐青君！”当时就有人出来告诉衙门老爷实情：挨板子的就是故明德高望重的魏国公徐弘基的公子徐青君，现在挨板子的地方以前正是他家的客厅。这位老爷生了恻隐之心，归还了他的部分家产让他可以糊口下去。
受吴伟业诗和余怀小品文的影响，徐青君也成了《桃花扇》中的人物,可见徐公子之事在当时流传甚广。
这个故事又让我们产生联想：贾府将来败亡之后，贾宝玉将来会出现徐青君相类似的命运？
世人很少知道，清末很多人见到过一个与今存本内容大相径庭的《红楼梦》完整本子，据亲眼见到的各家所述不太一样。我这里引用启功《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中的一段：
画家关松房先生云:"尝闻陈弢庵先生言其三十余岁时（光绪初年）曾观旧本红楼梦，与今本情节殊不同。薛宝钗嫁后，以产后病死。史湘云出嫁而寡，后与宝玉结褵。宝玉曾落魄为看街人，住堆子中。一日，北靖王舆从自街头经过，看街人未出侍候，为仆役捉出，将加棰楚，宝玉呼辩，为北靖王所闻，识其声为故人子，因延入府中。书中作者自称当时亦在府中，与宝玉同居宾馆，遂得相识，闻宝玉叙述平生，乃写成此书云云。
如果原本的结局真是这样，那就应了我的直觉：贾宝玉身上确实有徐青君的影子。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结局似乎是根据徐青君挨板子的故事改的。
这里提到一个人――“吁嗟中山孙，志气胡勿昂！生世苟如此，不如死道旁。惜哉裸体辱，仍在功臣坊。”这位中山孙是谁呢？为什么要受“裸体辱”？吴伟业为什么对他口气如此鄙视？
余怀（澹心）是吴伟业的好友。他有《板桥杂记》一书前文已提及，是研究明清鼎革前后金陵风月史的一手史料。其中有一篇《中山公子徐青君》：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国介弟也。家赀钜万，性华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
这一篇大概是说徐青君是明朝末代魏国公徐文爵的弟弟，家庭无比富有，生活又奢侈糜烂，把自家的花园造到大功坊的旁边，整日莺歌燕舞。其荣华富贵到弘光时达到巅峰。1645年乙酉国变，所有家产被清廷没收，树倒猢狲散，顿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无处谋生，只好选择了一个特殊职业――替人挨板子，也就是官府处罚某人要用杖刑时，可出钱请他来受杖。挨板子是要脱光衣服的，所以吴伟业说他受“裸体辱”。有一次板子打多了，他受不了了，积闷已久的公子气一下子涌了上来，大声高喝“我是徐青君！”当时就有人出来告诉衙门老爷实情：挨板子的就是故明德高望重的魏国公徐弘基的公子徐青君，现在挨板子的地方以前正是他家的客厅。这位老爷生了恻隐之心，归还了他的部分家产让他可以糊口下去。
受吴伟业诗和余怀小品文的影响，徐青君也成了《桃花扇》中的人物,可见徐公子之事在当时流传甚广。
这个故事又让我们产生联想：贾府将来败亡之后，贾宝玉将来会出现徐青君相类似的命运？
世人很少知道，清末很多人见到过一个与今存本内容大相径庭的《红楼梦》完整本子，据亲眼见到的各家所述不太一样。我这里引用启功《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中的一段：
画家关松房先生云:"尝闻陈弢庵先生言其三十余岁时（光绪初年）曾观旧本红楼梦，与今本情节殊不同。薛宝钗嫁后，以产后病死。史湘云出嫁而寡，后与宝玉结褵。宝玉曾落魄为看街人，住堆子中。一日，北靖王舆从自街头经过，看街人未出侍候，为仆役捉出，将加棰楚，宝玉呼辩，为北靖王所闻，识其声为故人子，因延入府中。书中作者自称当时亦在府中，与宝玉同居宾馆，遂得相识，闻宝玉叙述平生，乃写成此书云云。
如果原本的结局真是这样，那就应了我的直觉：贾宝玉身上确实有徐青君的影子。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结局似乎是根据徐青君挨板子的故事改的。
12，贾府与徐达家族的一门二公
因为贾府的家世太相似历史上的徐家。
前文述及荣、宁二府有影射明朝南、北两京之意，二祖又分别暗指明太祖与明成祖。但是我认为作者这个大框架可以作大、中、小三层理解。大者即国家，荣、宁府当然是指两京；中者为贵族，以历史上唯一的“一门两国公”的世家――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后裔为蓝本；小者则是吴伟业自家，吴家也是地方上的豪族世家。三者实为一体，属于大明王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建筑，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是大、中、小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从小说字里行间感知作者把三者糅为一体，又有各自存在的证明。
关于贾府的源流，小说多处点出，以第五回中的一段为例：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
贾府“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已过百年，又分为宁国府、荣国府两门。除了这个“百年”虚数，历史真有只有明朝中山王之后的门第对得上这番特征。
第一代魏国公徐达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南京去世，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配享太庙，位列功臣庙之首，并赠三世王爵，子孙获免死铁券。徐达的女儿被许配给了燕王朱棣，即后来的徐皇后。长子徐辉祖袭了中山王兼魏国公。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企图夺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时，辉祖支持建文帝反对朱棣，被成功登上帝位的朱棣削爵。辉祖死后，朱棣恢复其子魏国公的爵位，世代镇守南京，在南京各大勋臣世家中位列第一。徐达的四子徐增寿则暗中支持燕王，被建文帝诛杀。朱棣即位后追封他为定国公，世袭，他的后代一直住在北京。两三百年弹指一挥间，明王朝从轰轰烈烈的开场终于走到了悲悲凄凄的尾声。世事翻云覆雨，徐家这一脉两支的富贵却奇迹般连绵不绝，直到帝国的末年。
据《绥寇纪略》，明朝总共分封公爵十九家，明末时仅剩五家，分别是：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定国公徐允祯（北京）；成国公朱纯臣（南京）；黔国公沐天波（云南）；英国公张世泽（北京）。可谓屈指可数。
小说中贾门两家的祖先非但是亲兄弟，而且还都是“国公”――一等公爵，与徐家的相似度很难说是巧合。
第五十三回有一段靖藏本的批语，原句错乱，经整理后大概如下：
祭宗祠，开夜宴。一番铺叙，隐后回无限文字。亘古浩荡，宏恩无所。母孀，兄先死，无依。变故屡遭。生不逢辰，令人心摧肠断。“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堪悲立业英雄辈，遗脉孰知祖父恩。”
浩荡洪恩，亘古所无，历史上能像徐达后人这样一门二公，享受荣华富贵又绵绵不绝的贵族世系确实是绝无仅有的。里面所附七言诗，句句指向徐家（在戚序本为第五十四回回前诗，文字略有差异），用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家族都套不上。“都中旺族首吾门”，除了徐家，谁敢如此大言不惭？
“母孀，兄先死，无依。变故屡遭。生不逢辰，令人心摧肠断”仿佛就在说徐青君。
1645年魏国公徐弘基在位五十年后逊位（据《小腆纪年附考》记载是让位于儿子，自己定居乡下过上隐居生活，后来还出面组织过抗清），长子徐文爵继承。南京的弘光朝旋即灭亡，清军入城。据传徐文爵的名字出现在献城投降的名单里面，而且是领衔。考虑当时徐文爵刚刚续爵，而且他并不是南京城实际的控制者。实际控制者是南京的守备大臣忻城伯赵之龙。将魏国公徐文爵的名字列入献城者之首不过是为了增加献城之举的说服力。没有任何文献表明南京沦陷后徐文爵的去向，根据关于其弟徐青君的记载，徐文爵应该清军入城后不久死去，被杀、自杀、病死皆有可能。“兄先死”，无依无靠正是徐青君受辱的直接原因。至于是否“母孀”，现在更无从考证，徐弘基娶了同为开国元勋的李文忠家族的后裔，临淮侯李秀岩之女，但徐氏兄弟不知是谁所生。
在第五十一回宝琴的十首怀古诗之三《钟山怀古》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六朝古都南京。我认为这一首也是在嘲笑徐青君：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首先《钟山怀古》这个题目就有疑问，与钟山有关的典故与诗的内容难以对上号。“钟山”可能是谐音“中山”（或是被误抄），指中山王徐达之后。“名利何曾伴汝身”指徐青君下半生穷困潦倒。青君，若指青帝，本是神话人物，所以有第二句“无端被诏出凡尘”，本是拿徐青君的名字玩文字游戏，宝琴的这组诗多用这种手段暗藏人名。“牵连大抵难休绝”指徐青君受到父兄的牵连；“莫怨他人嘲笑频”当然指他的裸体之辱。这首诗和吴伟业骂徐青君“生世苟如此，不如死道旁”的意思差不多。
第五十三回年祭之前，贾珍不无得意地对尤氏说：“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袭的穷官儿……”，能世袭的都是贵族，可不是一般的官儿，官位哪怕是宰相、大学士也是不能世袭的，这里是说贾珍连一般世袭的贵族都是看不起的。明清时代除了少数几顶铁帽子，大多数爵位都是只能传几代就变成平民了，而且是要逐代降爵的。此中应了“都中旺族首吾门”这句批语。
在第五十三回中看出宁国府到底几重门？我数了数是八道门――原文是“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仅比天子家少一进，正是“侯门一入深似海”的地方。
贾府宗祠有一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对联，庚辰本批语说“此联宜掉转”，意思是上联变下联，下联变上联，暗指贾家最终从天上摔到地下。这幅对联用来歌颂魏国公、定国公的共同先祖中山王徐达是贴切的。
更有一块“星辉辅弼”的九龙金匾，是说贾家的先祖像众星捧月一样辅佐君王。古时只有君王身边最关键的大臣才能敢称“辅弼”二字，如宰相、首席大学士等。
明太祖称赞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明史·徐达传》称他“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并赞曰：“明太祖奋自滁阳，戡定四方，虽曰天授，盖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身依日月，剖符锡土，若二王者，可谓极盛矣。顾中山赏延后裔，世叨荣宠……”
还有一副对联。 “勋业有光昭日月”首先让人想到中山王徐达，日月即明朝；“功名无间及儿孙”指徐达后人分为两脉，一门二公，世代荣华富贵，终明一朝，从未间断。
祭祀即将开始，“里边香烛辉煌，锦帐绣幕，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看不真切的那位神主应该就是影射徐达，虽说是贾源、贾演两支，作者其实掩盖着一个元祖，在这里特意露出一个朦胧的影像，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人。中国传统没有两家合祭的道理，贾源、贾演本来就是亲兄弟，一家人，有共同的父亲――那就是这里的“神主”。
第七十五回“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此处也可以佐证贾府的原型是徐达家――徐家是靠骑马打天下得来的功勋。在第五十四回也有凤姐规劝宝玉说：“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亦证明贾府确实是武荫之属，拉弓射箭是日常必修功课。
因为贾府的家世太相似历史上的徐家。
前文述及荣、宁二府有影射明朝南、北两京之意，二祖又分别暗指明太祖与明成祖。但是我认为作者这个大框架可以作大、中、小三层理解。大者即国家，荣、宁府当然是指两京；中者为贵族，以历史上唯一的“一门两国公”的世家――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后裔为蓝本；小者则是吴伟业自家，吴家也是地方上的豪族世家。三者实为一体，属于大明王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建筑，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是大、中、小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从小说字里行间感知作者把三者糅为一体，又有各自存在的证明。
关于贾府的源流，小说多处点出，以第五回中的一段为例：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
贾府“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已过百年，又分为宁国府、荣国府两门。除了这个“百年”虚数，历史真有只有明朝中山王之后的门第对得上这番特征。
第一代魏国公徐达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南京去世，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配享太庙，位列功臣庙之首，并赠三世王爵，子孙获免死铁券。徐达的女儿被许配给了燕王朱棣，即后来的徐皇后。长子徐辉祖袭了中山王兼魏国公。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变，企图夺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时，辉祖支持建文帝反对朱棣，被成功登上帝位的朱棣削爵。辉祖死后，朱棣恢复其子魏国公的爵位，世代镇守南京，在南京各大勋臣世家中位列第一。徐达的四子徐增寿则暗中支持燕王，被建文帝诛杀。朱棣即位后追封他为定国公，世袭，他的后代一直住在北京。两三百年弹指一挥间，明王朝从轰轰烈烈的开场终于走到了悲悲凄凄的尾声。世事翻云覆雨，徐家这一脉两支的富贵却奇迹般连绵不绝，直到帝国的末年。
据《绥寇纪略》，明朝总共分封公爵十九家，明末时仅剩五家，分别是：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定国公徐允祯（北京）；成国公朱纯臣（南京）；黔国公沐天波（云南）；英国公张世泽（北京）。可谓屈指可数。
小说中贾门两家的祖先非但是亲兄弟，而且还都是“国公”――一等公爵，与徐家的相似度很难说是巧合。
第五十三回有一段靖藏本的批语，原句错乱，经整理后大概如下：
祭宗祠，开夜宴。一番铺叙，隐后回无限文字。亘古浩荡，宏恩无所。母孀，兄先死，无依。变故屡遭。生不逢辰，令人心摧肠断。“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堪悲立业英雄辈，遗脉孰知祖父恩。”
浩荡洪恩，亘古所无，历史上能像徐达后人这样一门二公，享受荣华富贵又绵绵不绝的贵族世系确实是绝无仅有的。里面所附七言诗，句句指向徐家（在戚序本为第五十四回回前诗，文字略有差异），用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家族都套不上。“都中旺族首吾门”，除了徐家，谁敢如此大言不惭？
“母孀，兄先死，无依。变故屡遭。生不逢辰，令人心摧肠断”仿佛就在说徐青君。
1645年魏国公徐弘基在位五十年后逊位（据《小腆纪年附考》记载是让位于儿子，自己定居乡下过上隐居生活，后来还出面组织过抗清），长子徐文爵继承。南京的弘光朝旋即灭亡，清军入城。据传徐文爵的名字出现在献城投降的名单里面，而且是领衔。考虑当时徐文爵刚刚续爵，而且他并不是南京城实际的控制者。实际控制者是南京的守备大臣忻城伯赵之龙。将魏国公徐文爵的名字列入献城者之首不过是为了增加献城之举的说服力。没有任何文献表明南京沦陷后徐文爵的去向，根据关于其弟徐青君的记载，徐文爵应该清军入城后不久死去，被杀、自杀、病死皆有可能。“兄先死”，无依无靠正是徐青君受辱的直接原因。至于是否“母孀”，现在更无从考证，徐弘基娶了同为开国元勋的李文忠家族的后裔，临淮侯李秀岩之女，但徐氏兄弟不知是谁所生。
在第五十一回宝琴的十首怀古诗之三《钟山怀古》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六朝古都南京。我认为这一首也是在嘲笑徐青君：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首先《钟山怀古》这个题目就有疑问，与钟山有关的典故与诗的内容难以对上号。“钟山”可能是谐音“中山”（或是被误抄），指中山王徐达之后。“名利何曾伴汝身”指徐青君下半生穷困潦倒。青君，若指青帝，本是神话人物，所以有第二句“无端被诏出凡尘”，本是拿徐青君的名字玩文字游戏，宝琴的这组诗多用这种手段暗藏人名。“牵连大抵难休绝”指徐青君受到父兄的牵连；“莫怨他人嘲笑频”当然指他的裸体之辱。这首诗和吴伟业骂徐青君“生世苟如此，不如死道旁”的意思差不多。
第五十三回年祭之前，贾珍不无得意地对尤氏说：“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袭的穷官儿……”，能世袭的都是贵族，可不是一般的官儿，官位哪怕是宰相、大学士也是不能世袭的，这里是说贾珍连一般世袭的贵族都是看不起的。明清时代除了少数几顶铁帽子，大多数爵位都是只能传几代就变成平民了，而且是要逐代降爵的。此中应了“都中旺族首吾门”这句批语。
在第五十三回中看出宁国府到底几重门？我数了数是八道门――原文是“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仅比天子家少一进，正是“侯门一入深似海”的地方。
贾府宗祠有一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对联，庚辰本批语说“此联宜掉转”，意思是上联变下联，下联变上联，暗指贾家最终从天上摔到地下。这幅对联用来歌颂魏国公、定国公的共同先祖中山王徐达是贴切的。
更有一块“星辉辅弼”的九龙金匾，是说贾家的先祖像众星捧月一样辅佐君王。古时只有君王身边最关键的大臣才能敢称“辅弼”二字，如宰相、首席大学士等。
明太祖称赞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明史·徐达传》称他“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并赞曰：“明太祖奋自滁阳，戡定四方，虽曰天授，盖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身依日月，剖符锡土，若二王者，可谓极盛矣。顾中山赏延后裔，世叨荣宠……”
还有一副对联。 “勋业有光昭日月”首先让人想到中山王徐达，日月即明朝；“功名无间及儿孙”指徐达后人分为两脉，一门二公，世代荣华富贵，终明一朝，从未间断。
祭祀即将开始，“里边香烛辉煌，锦帐绣幕，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看不真切的那位神主应该就是影射徐达，虽说是贾源、贾演两支，作者其实掩盖着一个元祖，在这里特意露出一个朦胧的影像，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人。中国传统没有两家合祭的道理，贾源、贾演本来就是亲兄弟，一家人，有共同的父亲――那就是这里的“神主”。
第七十五回“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此处也可以佐证贾府的原型是徐达家――徐家是靠骑马打天下得来的功勋。在第五十四回也有凤姐规劝宝玉说：“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亦证明贾府确实是武荫之属，拉弓射箭是日常必修功课。
13，薛蟠的原型是贵戚田弘遇
小说既用香菱来影射陈圆圆，而史上把陈圆圆从苏州抢掠到北京的豪强乃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小说中强抢民女香菱并将之带入京城的人是薛蟠。那么，薛蟠与田弘遇的相似度有多高呢？
让我们先了解田弘遇这个人。
张岱《石匮书后集·戚畹世家》记载：
田弘遇，广陵人，毅宗田贵妃兄也；封都督。妃有宠，弘遇窃弄威权，京城侧目。南海进香，携带千人，东南骚动。闻有殊色，不论娼妓，必百计致之；遣礼下聘，必以蟒玉珠冠，餤以姬侍。入门三、四日，即贬入媵婢，鞭笞交下。进香，复命歌儿舞女数百余人，礼币方物，载满数百余艘。路中凡遇货船客载，卤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诘问。崇祯十五年，田妃死，宠遇稍衰；又以弱妹送入宫闱，以备行幸。
又如谈迁《枣林杂俎》记载：
弘遇挟势黩横，朝贵造请，权出嘉定周氏上。辛巳来江南，过金陵，收子女异亡算。故太学吴兴茅元仪妾杨宛，本吴娼也，善琴书，弘遇至茅氏，求出见，即胁以归。壬午道临清，几陷敌，潜免。八月贵妃薨，稍敛戢。明年奏进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从杨宛学琴，曲不再授。先帝纳之，数日不朝。
张岱说田弘遇是田贵妃的哥哥，但大多数史料记载二人是父女关系。这个不要紧，何况小说中薛蟠与薛宝钗乃是亲兄妹。
这里说田弘遇本来就是个滥行匹夫，粗莽之人，仗着田贵妃受到皇帝恩宠，在京城横行霸道。无论是在世族士大夫还是老百姓中间，影响都很坏。
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十九日田弘遇因田贵妃的关系被皇帝封为锦衣卫指挥使，同日被封的包括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和袁贵妃的父亲袁祐。
1639年崇祯与田贵妃所生皇五子夭折，帝、妃二人无比悲痛。田弘遇乘机上奏去浙江普陀山南海观音处为帝、妃烧香请愿，得允。于是他一路上抢掠民女，名为供上，实为私用。其间，掠走陈圆圆的事因此发生了。
田弘遇大概死于1643年冬天，在1644年甲申国变之前。
在吴伟业的文学作品中，一向对田弘遇特别关注。在吴的诗歌中一般用汉朝的武安侯田蚡来代指他――田蚡是汉景帝皇后的弟弟，也是一个跋扈飞扬、专横独断的人，官至宰相。
如《吴门遇刘雪舫》：“田氏起轻侠，宾客多纵横。”刘雪舫是崇祯生母刘太后外甥，袭新乐侯，明亡后流落江淮一带，后与吴伟业在苏州偶遇，回忆起当年在田弘遇的府邸二人初次相见。
《永和宫词》“……旧宅江都飞燕井，新侯关内武安家……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侠多轻利。缚客因催博进钱，当筵便杀弹筝伎。班姬才调左姬贤，霍氏骄奢窦氏专。涕泣微闻椒殿诏，笑谭豪夺灞陵田。有司奏削将军俸，贵人冷落宫车梦。……幸免玉环逢丧乱，不须铜雀怨兴亡。自古豪华如转毂，武安若在忧家族。爱子虽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骊山足。”《永和宫词》是吴伟业借田贵妃的悲剧来寄托兴亡之感的名篇，其中不乏对田弘遇的描写。“自古豪华如转毂”乃小说正旨，再次提醒各位看官要多多留意。
《田家铁狮歌》 “田家铁狮屹相向，舑舕蹲夷信殊状……武安戚里起高门，欲表君恩示子孙……异材逸兽信超群，其气无乃如将军。将军岂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闻。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犊明年食龙子。虾蟆血洒上阳门，三十六宫土花紫。此时铁狮绝可怜……” 本诗专写田弘遇。
在吴伟业笔下，田弘遇的形象是略带喜剧色彩，行为狂莽而搞笑，实乃一跑江湖的流氓本色。别人赌博赌输了不还钱，田就派人把他绑进府中；酒席上歌姬演奏不合，便被他当场击杀；时常瞋目咆哮，连他家门前的铁狮子的气势也逊色他三分……
这也让我们想起小说中薛蟠的形象。
薛蟠在小说中是借林黛玉的听闻登场的（第三回）：
黛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
第四回借门子之口更画出一个天下弄性尚气第一的“呆霸王”：
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
读到这里我们大概明白薛蟠的基本形象与吴伟业、张岱等人笔下的田弘遇如出一人。
薛蟠一发怒就喜欢抓一根门闩要把人往死里打，如第三十四回：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又见宝钗劝他不要逛去，他母亲又说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赌身发誓的分辩。又骂众人：“谁这样赃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才罢！分明是为打了宝玉，没的献勤儿，拿我来作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亲打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几天。那一回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两下子，过后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说是珍大哥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骂了一顿。今儿越发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了命，大家干净。”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跑。慌的薛姨妈一把抓住，骂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先打我来！”薛蟠急的眼似铜铃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赖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
又如第八十回：
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说便劈头劈面打起来，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
大户人家的门闩应当是何其大一根家伙！薛蟠这厮真可谓“将军岂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闻”，其与田弘遇又何其神似！
作者给薛蟠取“蟠”字为名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仔细看这个“蟠”字，原来近似于是田蚡二字的合体。正好吴伟业惯常用西汉武安侯田蚡来指田弘遇的。
至于薛蟠在金陵强抢民女英莲、闹出人命案且勾结官府，情况大抵与当年田弘遇夺走陈圆圆的过程相似。更何况，小说中香菱-薛蟠-夏金桂的连锁影射关系我们会逐渐明确，进一步让我们明白薛蟠的主要原型就是田弘遇。
小说既用香菱来影射陈圆圆，而史上把陈圆圆从苏州抢掠到北京的豪强乃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小说中强抢民女香菱并将之带入京城的人是薛蟠。那么，薛蟠与田弘遇的相似度有多高呢？
让我们先了解田弘遇这个人。
张岱《石匮书后集·戚畹世家》记载：
田弘遇，广陵人，毅宗田贵妃兄也；封都督。妃有宠，弘遇窃弄威权，京城侧目。南海进香，携带千人，东南骚动。闻有殊色，不论娼妓，必百计致之；遣礼下聘，必以蟒玉珠冠，餤以姬侍。入门三、四日，即贬入媵婢，鞭笞交下。进香，复命歌儿舞女数百余人，礼币方物，载满数百余艘。路中凡遇货船客载，卤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诘问。崇祯十五年，田妃死，宠遇稍衰；又以弱妹送入宫闱，以备行幸。
又如谈迁《枣林杂俎》记载：
弘遇挟势黩横，朝贵造请，权出嘉定周氏上。辛巳来江南，过金陵，收子女异亡算。故太学吴兴茅元仪妾杨宛，本吴娼也，善琴书，弘遇至茅氏，求出见，即胁以归。壬午道临清，几陷敌，潜免。八月贵妃薨，稍敛戢。明年奏进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从杨宛学琴，曲不再授。先帝纳之，数日不朝。
张岱说田弘遇是田贵妃的哥哥，但大多数史料记载二人是父女关系。这个不要紧，何况小说中薛蟠与薛宝钗乃是亲兄妹。
这里说田弘遇本来就是个滥行匹夫，粗莽之人，仗着田贵妃受到皇帝恩宠，在京城横行霸道。无论是在世族士大夫还是老百姓中间，影响都很坏。
1628年（崇祯元年）七月十九日田弘遇因田贵妃的关系被皇帝封为锦衣卫指挥使，同日被封的包括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和袁贵妃的父亲袁祐。
1639年崇祯与田贵妃所生皇五子夭折，帝、妃二人无比悲痛。田弘遇乘机上奏去浙江普陀山南海观音处为帝、妃烧香请愿，得允。于是他一路上抢掠民女，名为供上，实为私用。其间，掠走陈圆圆的事因此发生了。
田弘遇大概死于1643年冬天，在1644年甲申国变之前。
在吴伟业的文学作品中，一向对田弘遇特别关注。在吴的诗歌中一般用汉朝的武安侯田蚡来代指他――田蚡是汉景帝皇后的弟弟，也是一个跋扈飞扬、专横独断的人，官至宰相。
如《吴门遇刘雪舫》：“田氏起轻侠，宾客多纵横。”刘雪舫是崇祯生母刘太后外甥，袭新乐侯，明亡后流落江淮一带，后与吴伟业在苏州偶遇，回忆起当年在田弘遇的府邸二人初次相见。
《永和宫词》“……旧宅江都飞燕井，新侯关内武安家……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侠多轻利。缚客因催博进钱，当筵便杀弹筝伎。班姬才调左姬贤，霍氏骄奢窦氏专。涕泣微闻椒殿诏，笑谭豪夺灞陵田。有司奏削将军俸，贵人冷落宫车梦。……幸免玉环逢丧乱，不须铜雀怨兴亡。自古豪华如转毂，武安若在忧家族。爱子虽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骊山足。”《永和宫词》是吴伟业借田贵妃的悲剧来寄托兴亡之感的名篇，其中不乏对田弘遇的描写。“自古豪华如转毂”乃小说正旨，再次提醒各位看官要多多留意。
《田家铁狮歌》 “田家铁狮屹相向，舑舕蹲夷信殊状……武安戚里起高门，欲表君恩示子孙……异材逸兽信超群，其气无乃如将军。将军岂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闻。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犊明年食龙子。虾蟆血洒上阳门，三十六宫土花紫。此时铁狮绝可怜……” 本诗专写田弘遇。
在吴伟业笔下，田弘遇的形象是略带喜剧色彩，行为狂莽而搞笑，实乃一跑江湖的流氓本色。别人赌博赌输了不还钱，田就派人把他绑进府中；酒席上歌姬演奏不合，便被他当场击杀；时常瞋目咆哮，连他家门前的铁狮子的气势也逊色他三分……
这也让我们想起小说中薛蟠的形象。
薛蟠在小说中是借林黛玉的听闻登场的（第三回）：
黛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
第四回借门子之口更画出一个天下弄性尚气第一的“呆霸王”：
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
读到这里我们大概明白薛蟠的基本形象与吴伟业、张岱等人笔下的田弘遇如出一人。
薛蟠一发怒就喜欢抓一根门闩要把人往死里打，如第三十四回：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又见宝钗劝他不要逛去，他母亲又说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赌身发誓的分辩。又骂众人：“谁这样赃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才罢！分明是为打了宝玉，没的献勤儿，拿我来作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亲打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几天。那一回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两下子，过后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说是珍大哥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骂了一顿。今儿越发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了命，大家干净。”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跑。慌的薛姨妈一把抓住，骂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先打我来！”薛蟠急的眼似铜铃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赖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
又如第八十回：
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说便劈头劈面打起来，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
大户人家的门闩应当是何其大一根家伙！薛蟠这厮真可谓“将军岂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闻”，其与田弘遇又何其神似！
作者给薛蟠取“蟠”字为名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仔细看这个“蟠”字，原来近似于是田蚡二字的合体。正好吴伟业惯常用西汉武安侯田蚡来指田弘遇的。
至于薛蟠在金陵强抢民女英莲、闹出人命案且勾结官府，情况大抵与当年田弘遇夺走陈圆圆的过程相似。更何况，小说中香菱-薛蟠-夏金桂的连锁影射关系我们会逐渐明确，进一步让我们明白薛蟠的主要原型就是田弘遇。
14，田贵妃与周皇后的题材
薛蟠的原型既然是田弘遇，那应当安排薛宝钗来充当田贵妃比较合情理。
其实小说确实在几处提示薛宝钗如同杨贵妃。还有第四回说薛宝钗进京的缘故，是皇帝想充实后宫，她符合条件，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一情节意味着不出意外的话，薛宝钗的前途将是后宫嫔妃之一。
还有，薛宝钗在大观园的住处叫“蘅芜苑”，所以她参加诗社的笔名是“蘅芜君”。可能很少人知道这“蘅芜”二字有一个很隐秘的典故，出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虞渊沉（上）”。里面有一段很详细地描述了田贵妃的宫中生活：
田贵妃秦产也，有姑为要人小妻，父因以佚游为轻侠。妃生而纤妍。母继母也，多艺，长教道之。既入宫，大幸。性寡言，能侯伺上，指而后发。知书，善画兰、鼓琴，所居常若蘅芜香，袭而不散。……
原来田贵妃确实与“蘅芜”二字有关系！而且薛宝钗和田贵妃一样多才多艺、知书达理，通晓人情世故，还很有心计。
显然，小说是用负面的笔调来刻画薛宝钗的。而田贵妃无论是在史实中还是在吴伟业笔下，都是一位楚楚可怜的、生不逢时的悲剧人物，与小说中薛宝钗的形象大相径庭。
后文会重点分析薛宝钗的主要原型来自于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是不能随便被影射的，何况是清朝的皇帝。在明朝触怒皇帝了无非是廷杖、免职、充军之类的，到了清朝那可是要诛灭九族、挫骨扬灰的。何况撰写小说主体时，历史的车轮已进入清朝。所以作者即使对顺治有一万种不满，也必须隐之又隐，还要为自己准备好辩解之词。
小说写薛宝钗时所带有的田贵妃痕迹，不知道是作者人物形象重塑所致，还是作者为自己辩解留下证据。我推测是从中期本重塑薛宝钗这个人的时候，故意留下尾巴，以让自己在政治风险中留下回旋余地。否则，本来要进宫的薛宝钗为什么毫无道理长久留在贾府了呢？
说到把小说用杨贵妃隐含田贵妃，小说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是一段神奇的情节：
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林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懒，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儿恼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看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二人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说的个靛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才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靛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笑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
四个人说了一通什么？小说中的旁人都是一头雾水。薛宝钗又如何“带双敲”？读者更是一脸茫然。
“体丰怯热”显然用的是唐朝杨贵妃的典故，不过据载田贵妃是一位纤细轻盈的美人，“体丰怯热”另有所讽。顺治是个胖子，又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雪”地，因而像个雪人一般不习惯中土夏天的酷热气候。所以这里面很可能藏有一段顺治朝的政治斗争在里面，这可能是“双敲”中较隐讳的那一敲。
“双敲”的另外一面可能真与田贵妃的故事有关。
原来崇祯帝有一后二妃，分别是周皇后、田贵妃与袁贵妃。周皇后素有贤名，娴静、庄重、识大体，又与皇帝伉俪情深。田贵妃虽然也是很不错的人，却与周皇后有所不合。所以有一次迎新年，后宫嫔妃按例都要给皇后去行礼。田贵妃先到，但皇后不召，却热情接见后到的袁贵妃，让田贵妃站在冷风中等了很久，于是田贵妃不免怀恨在心。她父亲田弘遇知道后，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到皇帝面前请罪自责，顺便用微词指刺皇后。这一计果然有所收效，有一次皇帝不耐烦将皇后一推，皇后当时仆倒在地上。悲伤不已的皇后，只有用绝食表示抗议。后来皇帝有所省悟，觉得主要问题出在田贵妃身上，就将田贵妃打入冷宫让她思过。三个月后，在皇后的调解下，皇帝才与田贵妃重归于好。以上据《绥寇纪略》，吴伟业另有《永和宫词》，里面有“请罪长教圣主怜，含辞欲得君王愠”两句也是讲的这回事。
所以什么叫“负荆请罪”，什么叫“机带双敲”，应该是源出于这一则故事。只是作者可能有更深的“双敲”，估计读者也难看出来，所以小说又自解云“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
小说中有“元妃省亲”这一节，可知作者熟知宫廷礼仪及宫闱内幕。
元妃，谐音犹袁妃。崇祯朝的袁贵妃历史记载不多，倒是《绥寇纪略》里面所记载的周皇后的故事有些素材与元妃省亲中的相似。而上面的故事也表明，田贵妃经常与父亲私下交流，也就是应当经常有省亲的机会。所以理论上不独田贵妃能够省亲。
吴伟业记载周皇后是苏州人，父亲叫周奎，母亲是丁夫人。家境较穷，早年嫁给还是信王的朱由检也吃过很多苦。当上皇后之后，凡事以身作则，订立了严厉的内宫制度。十年之后才敢省亲一次，召母亲丁夫人进宫，先行国礼――母亲先拜女儿，然后才与母亲行家礼――女儿再拜母亲。皇后见到母亲为自己受过很多委屈，就想打发自己的儿子去陪伴外婆，被左右劝阻：“太子是将来的一国之主，这样万万不可！”后来当李自成的军队日益逼近北京，周皇后叹息道“如果我还在南方没有嫁给皇帝，现在至少还有一个家！”此情此景，应了小说中的《五美吟·西施》那首诗“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足以令人深思。
小说第十八回中元妃省亲的细节是如此描写的，读者不妨与周皇后对照一下：
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两陛乐起。礼仪太监二人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传谕曰：“免。”太监引贾赦等退出。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拜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以上表明小说中某些生动的细节都是由作者的经历见闻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素材加工而成。
薛蟠的原型既然是田弘遇，那应当安排薛宝钗来充当田贵妃比较合情理。
其实小说确实在几处提示薛宝钗如同杨贵妃。还有第四回说薛宝钗进京的缘故，是皇帝想充实后宫，她符合条件，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一情节意味着不出意外的话，薛宝钗的前途将是后宫嫔妃之一。
还有，薛宝钗在大观园的住处叫“蘅芜苑”，所以她参加诗社的笔名是“蘅芜君”。可能很少人知道这“蘅芜”二字有一个很隐秘的典故，出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虞渊沉（上）”。里面有一段很详细地描述了田贵妃的宫中生活：
田贵妃秦产也，有姑为要人小妻，父因以佚游为轻侠。妃生而纤妍。母继母也，多艺，长教道之。既入宫，大幸。性寡言，能侯伺上，指而后发。知书，善画兰、鼓琴，所居常若蘅芜香，袭而不散。……
原来田贵妃确实与“蘅芜”二字有关系！而且薛宝钗和田贵妃一样多才多艺、知书达理，通晓人情世故，还很有心计。
显然，小说是用负面的笔调来刻画薛宝钗的。而田贵妃无论是在史实中还是在吴伟业笔下，都是一位楚楚可怜的、生不逢时的悲剧人物，与小说中薛宝钗的形象大相径庭。
后文会重点分析薛宝钗的主要原型来自于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是不能随便被影射的，何况是清朝的皇帝。在明朝触怒皇帝了无非是廷杖、免职、充军之类的，到了清朝那可是要诛灭九族、挫骨扬灰的。何况撰写小说主体时，历史的车轮已进入清朝。所以作者即使对顺治有一万种不满，也必须隐之又隐，还要为自己准备好辩解之词。
小说写薛宝钗时所带有的田贵妃痕迹，不知道是作者人物形象重塑所致，还是作者为自己辩解留下证据。我推测是从中期本重塑薛宝钗这个人的时候，故意留下尾巴，以让自己在政治风险中留下回旋余地。否则，本来要进宫的薛宝钗为什么毫无道理长久留在贾府了呢？
说到把小说用杨贵妃隐含田贵妃，小说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是一段神奇的情节：
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林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懒，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儿恼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看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二人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说的个靛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才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靛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笑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
四个人说了一通什么？小说中的旁人都是一头雾水。薛宝钗又如何“带双敲”？读者更是一脸茫然。
“体丰怯热”显然用的是唐朝杨贵妃的典故，不过据载田贵妃是一位纤细轻盈的美人，“体丰怯热”另有所讽。顺治是个胖子，又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雪”地，因而像个雪人一般不习惯中土夏天的酷热气候。所以这里面很可能藏有一段顺治朝的政治斗争在里面，这可能是“双敲”中较隐讳的那一敲。
“双敲”的另外一面可能真与田贵妃的故事有关。
原来崇祯帝有一后二妃，分别是周皇后、田贵妃与袁贵妃。周皇后素有贤名，娴静、庄重、识大体，又与皇帝伉俪情深。田贵妃虽然也是很不错的人，却与周皇后有所不合。所以有一次迎新年，后宫嫔妃按例都要给皇后去行礼。田贵妃先到，但皇后不召，却热情接见后到的袁贵妃，让田贵妃站在冷风中等了很久，于是田贵妃不免怀恨在心。她父亲田弘遇知道后，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到皇帝面前请罪自责，顺便用微词指刺皇后。这一计果然有所收效，有一次皇帝不耐烦将皇后一推，皇后当时仆倒在地上。悲伤不已的皇后，只有用绝食表示抗议。后来皇帝有所省悟，觉得主要问题出在田贵妃身上，就将田贵妃打入冷宫让她思过。三个月后，在皇后的调解下，皇帝才与田贵妃重归于好。以上据《绥寇纪略》，吴伟业另有《永和宫词》，里面有“请罪长教圣主怜，含辞欲得君王愠”两句也是讲的这回事。
所以什么叫“负荆请罪”，什么叫“机带双敲”，应该是源出于这一则故事。只是作者可能有更深的“双敲”，估计读者也难看出来，所以小说又自解云“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
小说中有“元妃省亲”这一节，可知作者熟知宫廷礼仪及宫闱内幕。
元妃，谐音犹袁妃。崇祯朝的袁贵妃历史记载不多，倒是《绥寇纪略》里面所记载的周皇后的故事有些素材与元妃省亲中的相似。而上面的故事也表明，田贵妃经常与父亲私下交流，也就是应当经常有省亲的机会。所以理论上不独田贵妃能够省亲。
吴伟业记载周皇后是苏州人，父亲叫周奎，母亲是丁夫人。家境较穷，早年嫁给还是信王的朱由检也吃过很多苦。当上皇后之后，凡事以身作则，订立了严厉的内宫制度。十年之后才敢省亲一次，召母亲丁夫人进宫，先行国礼――母亲先拜女儿，然后才与母亲行家礼――女儿再拜母亲。皇后见到母亲为自己受过很多委屈，就想打发自己的儿子去陪伴外婆，被左右劝阻：“太子是将来的一国之主，这样万万不可！”后来当李自成的军队日益逼近北京，周皇后叹息道“如果我还在南方没有嫁给皇帝，现在至少还有一个家！”此情此景，应了小说中的《五美吟·西施》那首诗“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足以令人深思。
小说第十八回中元妃省亲的细节是如此描写的，读者不妨与周皇后对照一下：
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两陛乐起。礼仪太监二人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传谕曰：“免。”太监引贾赦等退出。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拜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以上表明小说中某些生动的细节都是由作者的经历见闻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素材加工而成。
15，“门前一片横塘水”的乡愁
且说薛蟠豪夺江南女孩儿英莲，将之带到京都，实乃田弘遇在苏州强掠陈圆圆到北京的翻版。
众所周知，陈圆圆最终成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又如何？红颜飘零，如风中飞絮，水中浮萍，再也无力回到原点。既见不到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冒襄，也回不了自己魂牵梦萦的江南故乡。所以小说中，用香菱的判词断为“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家乡这熟悉而陌生的地方，只能等到死后魂魄重返了。
在第八十回：
（夏金桂）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
香菱说出一大堆水生植物，其中以“莲”为中心，道出香菱对江南家乡的思念，实际上也包含作者对江南家乡的特殊感情。吴伟业生长在江南水乡，枕河而居，出门见水。最美不过家乡水，一草一木总关情，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所决定了的，在小说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如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黛玉日夜思念的也是姑苏故乡。
在《圆圆曲》中，“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寄托的也是作者的情感。也正是因为吴伟业对家乡的挚爱，也才有了即使保不住中原，也要保住江南家乡的地域思想（参见第291285、636622页）。他对乙酉弘光朝灭亡的伤感胜过对甲申国变的伤感，所以他的文学作品一再以南唐等为主题。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民族主义情绪，小说甲戌本评语（应该是吴伟业自己加评）中“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的表露证明他具有立足江南、誓师北伐、收复中原、一统金瓯的强烈心愿。只恨弘光帝这个废物不中用，才有了小说秦可卿的情节。
明季国破家亡之际，那些妓女们（如柳如是、葛嫩娘）所表现出来的冰清玉洁的节操，足以让那些平日大言炎炎，危难时刻贪生怕死士大夫们汗颜。所以在小说中，香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
第一回：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苏州的富庶繁荣在明清两朝是公认冠绝天下的，尤其是明朝中后叶其在国内的地位达到历史顶峰。小说中这开场白一方面是事实的陈述，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家乡荣耀感。作为张士诚的老巢，苏州在明开国之初收到了明太祖的严厉打压，但这里的文脉地气终能滋养这城市绝处重生，独领海内风骚数百年。明朝中叶的文人王锜（1432-1499）目睹了苏州走向繁荣的过程，他在《寓圃杂记》中述及：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属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
王锜认为明中叶以后苏州的复兴是朝廷休养生息的功劳，这并非拍当局的马屁，而是陈述明朝中叶在成化之后确实采取日益宽大统治政策的事实。这一政策导致了以苏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并成为晚明多元化的文化经济。
且说薛蟠豪夺江南女孩儿英莲，将之带到京都，实乃田弘遇在苏州强掠陈圆圆到北京的翻版。
众所周知，陈圆圆最终成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又如何？红颜飘零，如风中飞絮，水中浮萍，再也无力回到原点。既见不到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冒襄，也回不了自己魂牵梦萦的江南故乡。所以小说中，用香菱的判词断为“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家乡这熟悉而陌生的地方，只能等到死后魂魄重返了。
在第八十回：
（夏金桂）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
香菱说出一大堆水生植物，其中以“莲”为中心，道出香菱对江南家乡的思念，实际上也包含作者对江南家乡的特殊感情。吴伟业生长在江南水乡，枕河而居，出门见水。最美不过家乡水，一草一木总关情，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所决定了的，在小说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如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黛玉日夜思念的也是姑苏故乡。
在《圆圆曲》中，“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寄托的也是作者的情感。也正是因为吴伟业对家乡的挚爱，也才有了即使保不住中原，也要保住江南家乡的地域思想（参见第291285、636622页）。他对乙酉弘光朝灭亡的伤感胜过对甲申国变的伤感，所以他的文学作品一再以南唐等为主题。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民族主义情绪，小说甲戌本评语（应该是吴伟业自己加评）中“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的表露证明他具有立足江南、誓师北伐、收复中原、一统金瓯的强烈心愿。只恨弘光帝这个废物不中用，才有了小说秦可卿的情节。
明季国破家亡之际，那些妓女们（如柳如是、葛嫩娘）所表现出来的冰清玉洁的节操，足以让那些平日大言炎炎，危难时刻贪生怕死士大夫们汗颜。所以在小说中，香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
第一回：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苏州的富庶繁荣在明清两朝是公认冠绝天下的，尤其是明朝中后叶其在国内的地位达到历史顶峰。小说中这开场白一方面是事实的陈述，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家乡荣耀感。作为张士诚的老巢，苏州在明开国之初收到了明太祖的严厉打压，但这里的文脉地气终能滋养这城市绝处重生，独领海内风骚数百年。明朝中叶的文人王锜（1432-1499）目睹了苏州走向繁荣的过程，他在《寓圃杂记》中述及：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属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
王锜认为明中叶以后苏州的复兴是朝廷休养生息的功劳，这并非拍当局的马屁，而是陈述明朝中叶在成化之后确实采取日益宽大统治政策的事实。这一政策导致了以苏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并成为晚明多元化的文化经济。
16，南方的植物
能够证明作者是在他熟悉的江南地理环境下撰写小说的证据，在小说中不胜枚举。这里只能举其重要者数点讨论一下：
一、植物
如第一回即出现“芭蕉冉冉”四字，芭蕉是亚热带植物，生长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地区的园林喜用芭蕉装点。
小说中不乏出现“梅、兰、菊、竹”所谓凌寒四君子。除了菊花全国各地均可栽培，其他三者主要见于南方。尤其是梅花，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邓云乡先生也承认北京不会有户外开放的梅花。另有桂花这种植物，喜温不耐寒，大观园却长着大桂树。小说中又有称之为木樨，这是桂花的书面称呼和苏州一带对之的习称。
第三十八回上半部分存在大量只有南方才有的植物，如藕香榭的那副对联：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
这是一派江南风光，自不赘言。
第三十七回袭人打发的食物红菱和鸡头米都是主产于江南的物产。螃蟹等也多产于江南水乡，小说中多次吃螃蟹，如第三十八回、三十九回。
尤其南方盛产竹子，夏天天气湿热，所以生活用具多用竹。
如在第四十一回，“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第四十二回“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等等。
小说中关于竹子与竹笋的描述颇多，显示出强烈的南方地理特征。
先看看小说中关于“笋”的记载：
作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饭碧粳粥。――第八回
（黛玉）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第二十五回
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第四十一回
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第五十六回
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第五十六回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
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第五十八回
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第七十五回
我们知道，华北几乎不产竹子，遑论燕山之下的北京。而且北方人普遍不知道竹笋是怎么吃的。这里作者显然把竹笋无论当成植物景观还是食物，很自然、很深情地当成小说人物生活的一部分。注意下划线的“笋菜鱼虾”四个字都是一派江南风物；“鸡髓笋”是一种江南人（尤其是苏州人）爱吃的浙江天目山特产；更有趣的是“鸡瓜”这种食物，曾在小说中两度出现，出了苏州恐怕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很多人没有找到明确的解释，但是根据小说文字来判断其实是一种野瓜，单独吃不好吃也没人吃，必须和鸡一起烹饪才能出味。
至于小说中关于“竹”的描写更是难以计数，可以说《红楼梦》的人家过的是竹生活、笋风情。
能够证明作者是在他熟悉的江南地理环境下撰写小说的证据，在小说中不胜枚举。这里只能举其重要者数点讨论一下：
一、植物
如第一回即出现“芭蕉冉冉”四字，芭蕉是亚热带植物，生长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地区的园林喜用芭蕉装点。
小说中不乏出现“梅、兰、菊、竹”所谓凌寒四君子。除了菊花全国各地均可栽培，其他三者主要见于南方。尤其是梅花，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邓云乡先生也承认北京不会有户外开放的梅花。另有桂花这种植物，喜温不耐寒，大观园却长着大桂树。小说中又有称之为木樨，这是桂花的书面称呼和苏州一带对之的习称。
第三十八回上半部分存在大量只有南方才有的植物，如藕香榭的那副对联：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
这是一派江南风光，自不赘言。
第三十七回袭人打发的食物红菱和鸡头米都是主产于江南的物产。螃蟹等也多产于江南水乡，小说中多次吃螃蟹，如第三十八回、三十九回。
尤其南方盛产竹子，夏天天气湿热，所以生活用具多用竹。
如在第四十一回，“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第四十二回“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等等。
小说中关于竹子与竹笋的描述颇多，显示出强烈的南方地理特征。
先看看小说中关于“笋”的记载：
作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饭碧粳粥。――第八回
（黛玉）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第二十五回
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第四十一回
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第五十六回
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第五十六回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
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第五十八回
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第七十五回
我们知道，华北几乎不产竹子，遑论燕山之下的北京。而且北方人普遍不知道竹笋是怎么吃的。这里作者显然把竹笋无论当成植物景观还是食物，很自然、很深情地当成小说人物生活的一部分。注意下划线的“笋菜鱼虾”四个字都是一派江南风物；“鸡髓笋”是一种江南人（尤其是苏州人）爱吃的浙江天目山特产；更有趣的是“鸡瓜”这种食物，曾在小说中两度出现，出了苏州恐怕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很多人没有找到明确的解释，但是根据小说文字来判断其实是一种野瓜，单独吃不好吃也没人吃，必须和鸡一起烹饪才能出味。
至于小说中关于“竹”的描写更是难以计数，可以说《红楼梦》的人家过的是竹生活、笋风情。
16，南方的植物
能够证明作者是在他熟悉的江南地理环境下撰写小说的证据，在小说中不胜枚举。这里只能举其重要者数点讨论一下：
一、植物
如第一回即出现“芭蕉冉冉”四字，芭蕉是亚热带植物，生长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地区的园林喜用芭蕉装点。
小说中不乏出现“梅、兰、菊、竹”所谓凌寒四君子。除了菊花全国各地均可栽培，其他三者主要见于南方。尤其是梅花，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邓云乡先生也承认北京不会有户外开放的梅花。另有桂花这种植物，喜温不耐寒，大观园却长着大桂树。小说中又有称之为木樨，这是桂花的书面称呼和苏州一带对之的习称。
第三十八回上半部分存在大量只有南方才有的植物，如藕香榭的那副对联：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
这是一派江南风光，自不赘言。
第三十七回袭人打发的食物红菱和鸡头米都是主产于江南的物产。螃蟹等也多产于江南水乡，小说中多次吃螃蟹，如第三十八回、三十九回。
尤其南方盛产竹子，夏天天气湿热，所以生活用具多用竹。
如在第四十一回，“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第四十二回“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等等。
小说中关于竹子与竹笋的描述颇多，显示出强烈的南方地理特征。
先看看小说中关于“笋”的记载：
作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饭碧粳粥。――第八回
（黛玉）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第二十五回
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第四十一回
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第五十六回
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第五十六回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
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第五十八回
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第七十五回
我们知道，华北几乎不产竹子，遑论燕山之下的北京。而且北方人普遍不知道竹笋是怎么吃的。这里作者显然把竹笋无论当成植物景观还是食物，很自然、很深情地当成小说人物生活的一部分。注意下划线的“笋菜鱼虾”四个字都是一派江南风物；“鸡髓笋”是一种江南人（尤其是苏州人）爱吃的浙江天目山特产；更有趣的是“鸡瓜”这种食物，曾在小说中两度出现，出了苏州恐怕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很多人没有找到明确的解释，但是根据小说文字来判断其实是一种野瓜，单独吃不好吃也没人吃，必须和鸡一起烹饪才能出味。
至于小说中关于“竹”的描写更是难以计数，可以说《红楼梦》的人家过的是竹生活、笋风情。
能够证明作者是在他熟悉的江南地理环境下撰写小说的证据，在小说中不胜枚举。这里只能举其重要者数点讨论一下：
一、植物
如第一回即出现“芭蕉冉冉”四字，芭蕉是亚热带植物，生长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地区的园林喜用芭蕉装点。
小说中不乏出现“梅、兰、菊、竹”所谓凌寒四君子。除了菊花全国各地均可栽培，其他三者主要见于南方。尤其是梅花，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邓云乡先生也承认北京不会有户外开放的梅花。另有桂花这种植物，喜温不耐寒，大观园却长着大桂树。小说中又有称之为木樨，这是桂花的书面称呼和苏州一带对之的习称。
第三十八回上半部分存在大量只有南方才有的植物，如藕香榭的那副对联：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
这是一派江南风光，自不赘言。
第三十七回袭人打发的食物红菱和鸡头米都是主产于江南的物产。螃蟹等也多产于江南水乡，小说中多次吃螃蟹，如第三十八回、三十九回。
尤其南方盛产竹子，夏天天气湿热，所以生活用具多用竹。
如在第四十一回，“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第四十二回“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等等。
小说中关于竹子与竹笋的描述颇多，显示出强烈的南方地理特征。
先看看小说中关于“笋”的记载：
作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饭碧粳粥。――第八回
（黛玉）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第二十五回
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第四十一回
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第五十六回
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第五十六回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
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第五十八回
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第七十五回
我们知道，华北几乎不产竹子，遑论燕山之下的北京。而且北方人普遍不知道竹笋是怎么吃的。这里作者显然把竹笋无论当成植物景观还是食物，很自然、很深情地当成小说人物生活的一部分。注意下划线的“笋菜鱼虾”四个字都是一派江南风物；“鸡髓笋”是一种江南人（尤其是苏州人）爱吃的浙江天目山特产；更有趣的是“鸡瓜”这种食物，曾在小说中两度出现，出了苏州恐怕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很多人没有找到明确的解释，但是根据小说文字来判断其实是一种野瓜，单独吃不好吃也没人吃，必须和鸡一起烹饪才能出味。
至于小说中关于“竹”的描写更是难以计数，可以说《红楼梦》的人家过的是竹生活、笋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