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未遇见方老师
昨天老同学聚会，宋学长送我一个复印件，说是在一旧书摊上见一旧书，收下后发现其中一篇和你有关，特地让人复制了来给你。
文章真的和我有关，题目就是“某某，悔未遇到方老师”，这某某二字地方，就是写的我的真名。而且第一句就写上了我的工作单位，家庭情形（父亲是谁等等）。以下说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几十年，也都比较到位，，一直谈到我写的《最后的孝心》。这位作者对我和父亲之间的情形 比较了解，，复印件末有钢笔书写，说那本书在香港出版叫《读人物》，编著者石琪，此文在下册683页——686页等等。石琪这个名字，好像是苏州一位领导干部，不过不认识，没有交往过。丛书名看（有个读字），他知道我和父亲等等，当是从读书看报等等带来的。
以下方老师，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方新成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学生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但是此时却受到批斗，连累学生（初中）受到同学另眼相看，感到很大压力。此时他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对父亲揭发批判。写成后先交方老师审查。方老师并没有赞扬学生“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等等，而是约他晚上河边散步谈心，劝他收起此文，多做思考，不要让父子亲情被一篇文章毁坏。并且说，我知道你父亲，我也信任他直到今天没有动摇。你对那些批判的话要多角度思考。学生张政听了老师话，收起文章，保持沉默。半年多后，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不实之词已被推倒。这位张政，是文章作者的朋友，文章作者从张家的事联想到钱家的事。钱某当年如若遇到方老师，……张政他遇到方老师，他是幸运的。方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文章大意大致如上。原文有三四页。谢谢石琪先生写了这篇文章。方老师的确值得尊敬，张政他也真有幸遇到方老师。不过，方老师能帮助了张政，如果他当年正好遇见钱家的儿子，看到我面临的问题，恐怕也帮不上很大的忙。这父亲遇到的不是县里的批判，，而是全国性的中央级的报纸上的点名批判，联系着美帝国主义，司徒雷登，蒋介石，等等，方老师能说我知道你父亲，也信任他没有这些问题吗？恐怕也难。石琪先生文中，提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引录了其中那条（后来文革期间曾被广泛引用）著名的语录，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逃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说丢掉幻想，其实那时的确民间是有有幻想的人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文章题目，就是因为人们还有“幻想”。不过我当时是比较地相信人民日报，相信宣传 部的（若知道这是发自比宣传部更高的权威，就会更信了）。那时即使遇到方老师，我也不会舍弃人民日报而相信方老师的。这真是悔之莫及了。
有一句话讲了几十年了，相信群众相信党。听见过，也讲过吧。这到今天，还可以听见看见。方老师的可贵，在于他当时没有用这常见的话去教育他的学生，而相反地劝学生张政多角度思考，不要去做那种“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等等事。张政已经受教受益了，告诉了石琪先生。石琪先生写进文章《某某，悔未遇到方老师》。在这一点上就非但对钱某有益，对所有能读到此文的读者，都可以是有益的了。谢谢方老师，谢谢张政，谢谢石琪先生，谢谢送我复印件的学长宋修骐。
不知道这本书怎么会是香港出版，也不知道怎么又会在苏州旧书摊上出现。有人给了一种猜想，近来自费出书的门路，就有用香港出版社的名义，而在大陆印制（用简体字）的。印成后作者拿来送人，人家看过或者没有看，后来就被自己或后人处理到旧书摊是很正常的。而且或许还因此增加了一个或更多读者受益呢。这或许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下次有机会，要借这本书原本来看看，会有其他好文字的吧）。
文章真的和我有关，题目就是“某某，悔未遇到方老师”，这某某二字地方，就是写的我的真名。而且第一句就写上了我的工作单位，家庭情形（父亲是谁等等）。以下说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几十年，也都比较到位，，一直谈到我写的《最后的孝心》。这位作者对我和父亲之间的情形 比较了解，，复印件末有钢笔书写，说那本书在香港出版叫《读人物》，编著者石琪，此文在下册683页——686页等等。石琪这个名字，好像是苏州一位领导干部，不过不认识，没有交往过。丛书名看（有个读字），他知道我和父亲等等，当是从读书看报等等带来的。
以下方老师，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方新成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学生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但是此时却受到批斗，连累学生（初中）受到同学另眼相看，感到很大压力。此时他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对父亲揭发批判。写成后先交方老师审查。方老师并没有赞扬学生“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等等，而是约他晚上河边散步谈心，劝他收起此文，多做思考，不要让父子亲情被一篇文章毁坏。并且说，我知道你父亲，我也信任他直到今天没有动摇。你对那些批判的话要多角度思考。学生张政听了老师话，收起文章，保持沉默。半年多后，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不实之词已被推倒。这位张政，是文章作者的朋友，文章作者从张家的事联想到钱家的事。钱某当年如若遇到方老师，……张政他遇到方老师，他是幸运的。方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文章大意大致如上。原文有三四页。谢谢石琪先生写了这篇文章。方老师的确值得尊敬，张政他也真有幸遇到方老师。不过，方老师能帮助了张政，如果他当年正好遇见钱家的儿子，看到我面临的问题，恐怕也帮不上很大的忙。这父亲遇到的不是县里的批判，，而是全国性的中央级的报纸上的点名批判，联系着美帝国主义，司徒雷登，蒋介石，等等，方老师能说我知道你父亲，也信任他没有这些问题吗？恐怕也难。石琪先生文中，提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引录了其中那条（后来文革期间曾被广泛引用）著名的语录，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逃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说丢掉幻想，其实那时的确民间是有有幻想的人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文章题目，就是因为人们还有“幻想”。不过我当时是比较地相信人民日报，相信宣传 部的（若知道这是发自比宣传部更高的权威，就会更信了）。那时即使遇到方老师，我也不会舍弃人民日报而相信方老师的。这真是悔之莫及了。
有一句话讲了几十年了，相信群众相信党。听见过，也讲过吧。这到今天，还可以听见看见。方老师的可贵，在于他当时没有用这常见的话去教育他的学生，而相反地劝学生张政多角度思考，不要去做那种“大义灭亲”“划清界线”等等事。张政已经受教受益了，告诉了石琪先生。石琪先生写进文章《某某，悔未遇到方老师》。在这一点上就非但对钱某有益，对所有能读到此文的读者，都可以是有益的了。谢谢方老师，谢谢张政，谢谢石琪先生，谢谢送我复印件的学长宋修骐。
不知道这本书怎么会是香港出版，也不知道怎么又会在苏州旧书摊上出现。有人给了一种猜想，近来自费出书的门路，就有用香港出版社的名义，而在大陆印制（用简体字）的。印成后作者拿来送人，人家看过或者没有看，后来就被自己或后人处理到旧书摊是很正常的。而且或许还因此增加了一个或更多读者受益呢。这或许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下次有机会，要借这本书原本来看看，会有其他好文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