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看郁达夫的书，郁达夫外出旅行，游历名山大川，每见前人题诗，他也想来一首，这时就会说这么一句：我也放个臭屁！
那时想：这人比较粗鄙。后来经历渐多，在一些场合不经意间想起他的话，觉着有道理，还真是这么一回事，用“想放个屁”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再恰当不过。
一个人作诗作文跟放屁其实是一回事，要不有“文气”之说，可以统视为胸中体内蓄积已久，势必一放为快的东西。毛主席身上也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态度。他对第一次进到中南海工作，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前来向他报道的王大夫说：王医生，你有屁就放，有话就说，在我这里用不着那样（含蓄、呆望如鹤）。
王医生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脑子轰地一下，以往心中领袖的形象一下子就分裂了，对不上号。怎么会这样呢？究竟是谁的问题？
今晚看完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时候尚早，想了一想，也趁热“放个屁”吧。
说是“不带气儿，不带刺儿”地写，我看了半页便知老人气儿未消，心绪难以平抑。心灵遭受大摧残，身体遭受大折磨，人不可能“大度”起来，说过去就过去。书要写得克制一点，观感也许会好，可那样就太难为老人了。
这本书不是干校六记，不是伤痕文学。信言不美!应该放下一切文艺念头，接受它的书写，像读熹朝阉党祸国录，明季南北略，嘉定乙酉纪事，戊戌履霜记一样地读它，把它当作一部痛史来读。
去年我看了戚本禹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气儿”就比较顺，相对于牛棚杂忆更像是一位学者的回忆录。真是奇哉怪也。
它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层面高，高到当事人不敢有气儿的地步。我是这么认为的。忆主当年春风得意马蹄疾了好一阵子，要说之前有气儿，也早就按部就班地撒到肘子派和反动权威们的头上了，回忆时没有了气儿，也没有忏悔，有的或许是遗憾——真理在握，矢志不渝，事业未竟的遗憾。
八十年代出狱之后，美方有组织出面向其重金买文，二十万美金已经到账。当得知要按照美方的思路写作时，他拒绝了，将钱如数退还，没有稍改写作初衷。当时的李志绥大夫的回忆录据说就是这方面伎俩促成的杰作。戚著中设专章对李著进行了批驳。当年VOA连播李的回忆录，真是大受其惑。戚的回忆录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层面高，关节错综复杂，其中谋略多，隐情深，远超出经验范围，整体上无法令人判断其准确性和真实性。以往有错误接受李医生回忆录的教训，读书下判断，判断其价值所在，价值几何，更须小心。这也是对心灵负责。
戚著层面高，角度宏观，不比牛棚杂忆接地气。同样是基于个人亲历的牛棚杂忆，不涉及决策的复杂性，不存在甚或当事人都不明就里的一些事件原委的纠缠，它不谈这个层面的事，只谈“横扫一切”之下对个人所造成的具体伤害。具体到知识分子，具体到北大，具体到作者本人。如同飓风过后统计伤亡情况一样，负责任，讲良心，有根据地做到真实可信。
书中问：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知识分子?原因不明。一次又一次的，真有这个必要吗？百思不得其解。他看来不愿也不敢深究，他明白即使深究过后得出了适当的结论也未必就可以讲出来，止于人性层面来痛斥这场运动较妥，不再就自己所未知的政治层面强作解人。作者原本是信奉性善论的，历此浩劫之后，开始对性恶之说表示支持。
这个世界上，生存着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专以折磨他人为乐趣、为满足，恶得强烈，恶得急迫，超出平均水平一大块。人类社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制造出条件来满足人的恶的欲望的释放。那些直接又具体的施害做法不能不让人归因于性本恶。季羡林预设出一个“折磨论”，“以论代史”地忆述了具体施加于个人的种种迫害。“折磨论”在较大量事实证据的支持下得以成立。这个基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唯物主义论断也可以算作是季氏幽默的一种。然而，幽默得并不轻松。“折磨论”是作者“真话不全说”理念的一次实践。
看书时，曾想起东林党后续干部痛定思痛之后的一些追述文章，具体是哪些文章记不起来了，影影绰绰有一些印象，其文风相似，情理相通，总体上质胜于文，朴实无华，却透着足以昭示后人的力量。牛棚杂忆暗合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文路。它可以采信于后世，作为第一手资料。季本人也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