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锺书
林黑兄在书话发了一篇帖子——谁人怀想中书君，来纪念钱锺书先生的百年诞辰。作为有缘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工作过并且受过钱先生知遇之恩的人，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在这个帖子里写点什么。于是，我写了下面的回复：
作者：林黑 发表日期：2010-11-23 20:37:00
...
钱钟书是奥妙无穷中华文化的守护人和讲解员。钱钟书是我们慈祥师长和百科全书，钱钟书是一平等而犀利的领跑员；钱钟书撬开我的天灵盖把睿智和幽默感，把人生练达灌输进来。
人间再无钱钟书。
==========================
顶这个。
有人以为钱先生只是两脚书柜，没有思想，在电脑时代已经过时了。我只想说，这种人是永远无法领悟钱先生的思想和大智慧的。
我的老师和朋友，也是为钱先生写作《管锥编》时准备资料的那位先生告诉我，真正要读懂《管锥编》，不一定要去看懂钱先生引用过的那些中外文献，而是要找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在《管锥编》里找到对应的文字。
我不是学文科的，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精读《管锥编》，也许几年后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林黑兄如果有兴趣，不妨一试，看看能不能读出一点心得？
林黑兄没有回复。倒是林黑兄称之为傻大姐的“中国学者”回了一帖：
作者：zhongguoxuezhe 回复日期：2010-11-24 11:25:51
作者：物之初 回复日期：2010-11-24 09:12:37
作者：林黑 发表日期：2010-11-23 20:37:00
...
钱钟书是奥妙无穷中华文化的守护人和讲解员。钱钟书是我们慈祥师长和百科全书，钱钟书是一平等而犀利的领跑员；钱钟书撬开我的天灵盖把睿智和幽默感，把人生练达灌输进来。
人间再无钱钟书。
==========================
顶这个。
---------------------------------------------------
武大郎见谁羡慕谁个高。请问：中华文化需要守护和讲解吗？这是讽刺和贬低钱钟书，说钱钟书是一个书橱。恶毒。
================
对傻大姐之类的人物，我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的，故不打算回复。但一位朋友发了下面的这个帖子：
作者：beijinghanwei 回复日期：2010-11-26 11:09:01
这个论坛里好像有公子镔、张镔、小说读者之流总在贬低钱钟书，生气的不是他们贬低钱钟书，而是这帮家伙拿不是当理说。
===========================
既然提到了公子镔、张镔以及小说读者，就忍不住回复了一帖，把“中国学者”也捎带上了：
公子镔就是张镔，他的远大理想就是当洋人的走狗，他恨不能生在日本或者美国，所以只好当走狗而不是当洋人了。
既然这帮家伙拿不是当理说，又何必与小说读者、中国学者之流生气，犯得着与二百五较真吗？
张镔没有回复， 魏晋清流兄回了一帖：
作者：魏晋清流 回复日期：2010-11-26 12:30:50
公子镔就是张镔，他的远大理想就是当洋人的走狗，他恨不能生在日本或者美国，所以只好当走狗而不是当洋人了。
----------我反对！
对于红朝蚁民来说，“当洋人的走狗”是一个狠幸福的梦想，至于生诸彼帮，则已更属光荣与辉煌之列。近百年来的大师准大师们无一不是杂交品种，贬低他们，是眼红和嫉妒的病态心理，是等级差距造成的卑贱反射，好比矮小干瘪的土狗吠叫高大威猛的洋犬——当然，也只能站得远远地吠叫，绝不会自杀式的上前扑咬。
能当洋人的走狗、当洋人的儿女、当洋人的兄弟、甚或当洋人的老公或老婆，那是蚁民十八代修来的福气，却不是贬低“大师”的弗洛伊德情节。
==========================================
“中国学者”理所当然的要跳出来：
作者：zhongguoxuezhe 回复日期：2010-11-26 16:14:30
作者：物之初 回复日期：2010-11-26 11:45:20
既然这帮家伙拿不是当理说，又何必与小说读者、中国学者之流生气，犯得着与二百五较真吗？
---------------------------------------------------
物之初好像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家伙；哈哈；或者是什么人的走狗；再或者是二百五；钱钟书不是顶尖学者。但是，武大郎，没见过姚明，就一味说穆铁柱是顶峰。
==============================
对魏晋清流兄的帖子，我的回复如下：
“当洋人的走狗”是一个狠幸福的梦想——对某些“红朝蚁民”来说也许是真的，但不等于能代表所有的“红朝蚁民”。连某些以“当洋人的走狗”为梦想的“红朝蚁民”，都自以为可以代表所有的“红朝蚁民”，可见 “三个代表”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尽管我也是一个“红朝蚁民”，但我不会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将我生在日本或者美国而对他们有丝毫的怨恨。虽然他们都有成为美国或者中国的另一部分领土——台湾的公民的机会，他们却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虽然贫穷、虽然落后，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使得这块土地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民主、自由、繁荣和富强。
钱锺书先生算不上“红朝蚁民”，在某些人眼中他甚至属于“红朝的权贵”。他有的是机会成为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公民甚至权贵，但他从来没有过成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和权贵的想法。对他来说，洋人也是人，并不比中国人高一等，也不比中国人更聪明更智慧更勇敢。中国人有向洋人学习之处，洋人也有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
《管锥编》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表现，钱锺书将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思想大家作了比较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仅是《管锥编》，在钱锺书的其它著作中无处没有这种比较和见解。而钱锺书的很多见解，连洋人们都很佩服。在钱锺书看来，洋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人。人与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区别只在于有思想还是没有思想。
钱锺书选择留在红朝，并不等于他认同本朝太祖的思想。他是太祖著作的翻译者之一，与他的理想——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比较，并无矛盾。没有人能够否认，太祖也是一个思想家。
在钱锺书的一生中，哪怕是在文革的高压下，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不但没有说过违心的话，而且还在《管锥编》中对太祖的某些行为和思想做了深刻的批判和剖析。请不要忘了《管锥编》写作的年代，如果没有大智大勇，能够做并且做到这些事吗？
与钱锺书同时代并且留在红朝，可以称得上“大师”的人们，要么有意无意的与太祖思想同流合污，甚至沦为太祖的奴隶和走狗，要么在高压下受尽折磨和屈辱而死去，没有机会来发挥和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只有钱锺书，不仅没有说过违心之言，而且能够将自己的独立思想写下来，借助“红朝权贵”的身份发表。试问普天之下，除了钱锺书，谁人能够做到？
钱锺书的伟大在于，他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智慧上不比他人差。不仅是洋人，也包括太祖。他更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始终认为，没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是没有局限性的，是不可超越的。
所以，他反对将他教条化的研究，尤其反对“钱学”。他也坚决反对将他说成是任何人的老师。因此，他说他没有学生，更没有弟子。他希望的是有人能超越他，能批判他。而具有这种信心和能力的人不可能是他的学生和弟子。当然，更不可能是任何人的走狗。一个心甘情愿做他人走狗的人，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也是没有智慧和勇气的人。
===========================
魏晋清流兄的回复如下：
作者：魏晋清流 回复日期：2010-11-27 17:26:37
作者：物之初 回复日期：2010-11-27 15:15:56
-----------------------------------------------------------------------
敬读回帖！
敬读之余，我还是实话相告：事实证明，栋笃笑与北京评书不能同台演出，尽管二者都出彩。
==========================
我的回复如下：
能否同台演出以及演出是否出彩，这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无可厚非。
甘当洋人的走狗的中国人似乎还不算多。当然，如果这是本人的自由选择，他人也无话可说，板桥先生就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但如果某人自己愿意当洋人的走狗，就以为凡中国人都应该当，并且将其他的中国人都“代表”了，这才是问题。
如我，就不愿意当洋人的走狗。不单是洋人，我也不愿意当任何人的走狗，包括钱先生的走狗在内。我想，这也是钱先生的遗愿吧。
在林黑兄的帖子里，写下上面这些浅薄的文字，就算是我对钱锺书先生的纪念吧！
作者：林黑 发表日期：2010-11-23 20:37:00
...
钱钟书是奥妙无穷中华文化的守护人和讲解员。钱钟书是我们慈祥师长和百科全书，钱钟书是一平等而犀利的领跑员；钱钟书撬开我的天灵盖把睿智和幽默感，把人生练达灌输进来。
人间再无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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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这个。
有人以为钱先生只是两脚书柜，没有思想，在电脑时代已经过时了。我只想说，这种人是永远无法领悟钱先生的思想和大智慧的。
我的老师和朋友，也是为钱先生写作《管锥编》时准备资料的那位先生告诉我，真正要读懂《管锥编》，不一定要去看懂钱先生引用过的那些中外文献，而是要找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在《管锥编》里找到对应的文字。
我不是学文科的，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精读《管锥编》，也许几年后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林黑兄如果有兴趣，不妨一试，看看能不能读出一点心得？
林黑兄没有回复。倒是林黑兄称之为傻大姐的“中国学者”回了一帖：
作者：zhongguoxuezhe 回复日期：2010-11-24 11:25:51
作者：物之初 回复日期：2010-11-24 09:12:37
作者：林黑 发表日期：2010-11-23 20:37:00
...
钱钟书是奥妙无穷中华文化的守护人和讲解员。钱钟书是我们慈祥师长和百科全书，钱钟书是一平等而犀利的领跑员；钱钟书撬开我的天灵盖把睿智和幽默感，把人生练达灌输进来。
人间再无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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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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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见谁羡慕谁个高。请问：中华文化需要守护和讲解吗？这是讽刺和贬低钱钟书，说钱钟书是一个书橱。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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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傻大姐之类的人物，我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的，故不打算回复。但一位朋友发了下面的这个帖子：
作者：beijinghanwei 回复日期：2010-11-26 11:09:01
这个论坛里好像有公子镔、张镔、小说读者之流总在贬低钱钟书，生气的不是他们贬低钱钟书，而是这帮家伙拿不是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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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了公子镔、张镔以及小说读者，就忍不住回复了一帖，把“中国学者”也捎带上了：
公子镔就是张镔，他的远大理想就是当洋人的走狗，他恨不能生在日本或者美国，所以只好当走狗而不是当洋人了。
既然这帮家伙拿不是当理说，又何必与小说读者、中国学者之流生气，犯得着与二百五较真吗？
张镔没有回复， 魏晋清流兄回了一帖：
作者：魏晋清流 回复日期：2010-11-26 12:30:50
公子镔就是张镔，他的远大理想就是当洋人的走狗，他恨不能生在日本或者美国，所以只好当走狗而不是当洋人了。
----------我反对！
对于红朝蚁民来说，“当洋人的走狗”是一个狠幸福的梦想，至于生诸彼帮，则已更属光荣与辉煌之列。近百年来的大师准大师们无一不是杂交品种，贬低他们，是眼红和嫉妒的病态心理，是等级差距造成的卑贱反射，好比矮小干瘪的土狗吠叫高大威猛的洋犬——当然，也只能站得远远地吠叫，绝不会自杀式的上前扑咬。
能当洋人的走狗、当洋人的儿女、当洋人的兄弟、甚或当洋人的老公或老婆，那是蚁民十八代修来的福气，却不是贬低“大师”的弗洛伊德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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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理所当然的要跳出来：
作者：zhongguoxuezhe 回复日期：2010-11-26 16:14:30
作者：物之初 回复日期：2010-11-26 11:45:20
既然这帮家伙拿不是当理说，又何必与小说读者、中国学者之流生气，犯得着与二百五较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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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初好像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家伙；哈哈；或者是什么人的走狗；再或者是二百五；钱钟书不是顶尖学者。但是，武大郎，没见过姚明，就一味说穆铁柱是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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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清流兄的帖子，我的回复如下：
“当洋人的走狗”是一个狠幸福的梦想——对某些“红朝蚁民”来说也许是真的，但不等于能代表所有的“红朝蚁民”。连某些以“当洋人的走狗”为梦想的“红朝蚁民”，都自以为可以代表所有的“红朝蚁民”，可见 “三个代表”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尽管我也是一个“红朝蚁民”，但我不会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将我生在日本或者美国而对他们有丝毫的怨恨。虽然他们都有成为美国或者中国的另一部分领土——台湾的公民的机会，他们却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虽然贫穷、虽然落后，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使得这块土地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民主、自由、繁荣和富强。
钱锺书先生算不上“红朝蚁民”，在某些人眼中他甚至属于“红朝的权贵”。他有的是机会成为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公民甚至权贵，但他从来没有过成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和权贵的想法。对他来说，洋人也是人，并不比中国人高一等，也不比中国人更聪明更智慧更勇敢。中国人有向洋人学习之处，洋人也有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
《管锥编》就是这种思想的一个表现，钱锺书将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思想大家作了比较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仅是《管锥编》，在钱锺书的其它著作中无处没有这种比较和见解。而钱锺书的很多见解，连洋人们都很佩服。在钱锺书看来，洋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人。人与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区别只在于有思想还是没有思想。
钱锺书选择留在红朝，并不等于他认同本朝太祖的思想。他是太祖著作的翻译者之一，与他的理想——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比较，并无矛盾。没有人能够否认，太祖也是一个思想家。
在钱锺书的一生中，哪怕是在文革的高压下，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不但没有说过违心的话，而且还在《管锥编》中对太祖的某些行为和思想做了深刻的批判和剖析。请不要忘了《管锥编》写作的年代，如果没有大智大勇，能够做并且做到这些事吗？
与钱锺书同时代并且留在红朝，可以称得上“大师”的人们，要么有意无意的与太祖思想同流合污，甚至沦为太祖的奴隶和走狗，要么在高压下受尽折磨和屈辱而死去，没有机会来发挥和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只有钱锺书，不仅没有说过违心之言，而且能够将自己的独立思想写下来，借助“红朝权贵”的身份发表。试问普天之下，除了钱锺书，谁人能够做到？
钱锺书的伟大在于，他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智慧上不比他人差。不仅是洋人，也包括太祖。他更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始终认为，没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是没有局限性的，是不可超越的。
所以，他反对将他教条化的研究，尤其反对“钱学”。他也坚决反对将他说成是任何人的老师。因此，他说他没有学生，更没有弟子。他希望的是有人能超越他，能批判他。而具有这种信心和能力的人不可能是他的学生和弟子。当然，更不可能是任何人的走狗。一个心甘情愿做他人走狗的人，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也是没有智慧和勇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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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清流兄的回复如下：
作者：魏晋清流 回复日期：2010-11-27 17:26:37
作者：物之初 回复日期：2010-11-27 15: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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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读回帖！
敬读之余，我还是实话相告：事实证明，栋笃笑与北京评书不能同台演出，尽管二者都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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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复如下：
能否同台演出以及演出是否出彩，这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无可厚非。
甘当洋人的走狗的中国人似乎还不算多。当然，如果这是本人的自由选择，他人也无话可说，板桥先生就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但如果某人自己愿意当洋人的走狗，就以为凡中国人都应该当，并且将其他的中国人都“代表”了，这才是问题。
如我，就不愿意当洋人的走狗。不单是洋人，我也不愿意当任何人的走狗，包括钱先生的走狗在内。我想，这也是钱先生的遗愿吧。
在林黑兄的帖子里，写下上面这些浅薄的文字，就算是我对钱锺书先生的纪念吧！
既然这个帖子没有人回复，那就自己回复吧。
李泽厚先生对钱锺书先生做过如下评论：
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钟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钟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
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钟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钟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
李老师的书我没怎么看过，倒是他的学生，赵汀阳的论文《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我是仔细看过的。所以，只想就李老师上面这段涉及到钱先生的话，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许多人以为，钱先生不懂自然科学，不懂电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钱先生早在1984年就让栾贵明先生尝试用电脑来研究古文献，并且一直在关心和支持电脑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计算机室，就是在钱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钱先生还亲自为计算机室题写了名称。钱先生不常出门，但多次来过计算机室。他的生日有人给他送蛋糕，他会转送到计算机室让大家分享，我就多次吃过钱先生的生日蛋糕。他还将他的稿费送给计算机室来帮助计算机室的发展。
社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繁体竖排的《写在人生的边上》，这本书有平装和精装两种。精装本印数不多，大都是送人，送的对象是李慎之先生等钱先生的朋友和熟人。计算机室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收到一本，包括中学毕业不久，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们。钱先生不但将这本书的全部稿费送给计算机室，而且在每一本送人的书上都亲笔签名并盖上印章。作为计算机室的一员，我的这本书是钱先生用毛笔签的字并写上了我的名字。
这本书是使用计算机室自己开发的古籍文献处理软件排版的，其中用到的繁体汉字都是计算机室的姑娘们在田奕的带领下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共做了4万多个汉字。这套系统也是《全唐诗索引》一书处理和排版使用的系统，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进步奖。
钱先生是1994-1995年期间住院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还没有形成。钱先生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讲话中知道美国有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他担忧的是有了高速公路之后，会有那么多车在路上跑吗？显然，钱先生不可能在1993年就能预见到今天的互联网是什么模样，所以，钱先生有此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信息。尽管我们有了谷歌、百度这样的互联网搜索工具，可以网上查找我们想要查找的任何信息。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可能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还有大量的信息没有或者无法放到网上。即使是互联网上已经有的信息，从中找出我们需要的信息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刚刚在网上搜索“杯子”这个词汇，谷歌仅用了 0.08 秒就获得了约 11,500,000 条结果。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李老师还会不会以为，可以很容易地在这1千多万条记录中发现有哪些内容是钱锺书可能提到的呢？如果能发现，又是根据什么？需要多长时间来发现？
以为互联网可以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是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钱锺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电脑还是互联网，都只能依靠形式来进行信息的搜索和查找。比如，我们只能输入“杯子”这个单词，至于这个单词是泛指一种能盛液体的容器呢还是“杯弓蛇影”里的酒杯，电脑和互联网是无能为力的。要让电脑和互联网知道单词的含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能分析和提炼出独特的看法和观点了。
在钱先生的著作中，涉及到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如果不理解这些信息和知识，就很难理解钱锺书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钱锺书的许多思想并不是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要读者去思考，去理解，去发现。如果没有互联网，仅是钱锺书引用过的文献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对这些文献的注释和解读了。所以，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思考、理解和发现钱锺书的思想、学问和意义，而不是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
至于钱锺书有没有多少创见？是否比得上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先生？只能是将钱锺书的所有著作看完，并且对其思想真正发现和理解之后，才有可能下结论。如果连钱锺书的著作都没有看完、没有看懂，就下这种结论，未免过于草率了。
李泽厚先生对钱锺书先生做过如下评论：
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钟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钟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
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钟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钟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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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的书我没怎么看过，倒是他的学生，赵汀阳的论文《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我是仔细看过的。所以，只想就李老师上面这段涉及到钱先生的话，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许多人以为，钱先生不懂自然科学，不懂电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钱先生早在1984年就让栾贵明先生尝试用电脑来研究古文献，并且一直在关心和支持电脑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计算机室，就是在钱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钱先生还亲自为计算机室题写了名称。钱先生不常出门，但多次来过计算机室。他的生日有人给他送蛋糕，他会转送到计算机室让大家分享，我就多次吃过钱先生的生日蛋糕。他还将他的稿费送给计算机室来帮助计算机室的发展。
社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繁体竖排的《写在人生的边上》，这本书有平装和精装两种。精装本印数不多，大都是送人，送的对象是李慎之先生等钱先生的朋友和熟人。计算机室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收到一本，包括中学毕业不久，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们。钱先生不但将这本书的全部稿费送给计算机室，而且在每一本送人的书上都亲笔签名并盖上印章。作为计算机室的一员，我的这本书是钱先生用毛笔签的字并写上了我的名字。
这本书是使用计算机室自己开发的古籍文献处理软件排版的，其中用到的繁体汉字都是计算机室的姑娘们在田奕的带领下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共做了4万多个汉字。这套系统也是《全唐诗索引》一书处理和排版使用的系统，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进步奖。
钱先生是1994-1995年期间住院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还没有形成。钱先生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讲话中知道美国有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他担忧的是有了高速公路之后，会有那么多车在路上跑吗？显然，钱先生不可能在1993年就能预见到今天的互联网是什么模样，所以，钱先生有此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信息。尽管我们有了谷歌、百度这样的互联网搜索工具，可以网上查找我们想要查找的任何信息。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可能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还有大量的信息没有或者无法放到网上。即使是互联网上已经有的信息，从中找出我们需要的信息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刚刚在网上搜索“杯子”这个词汇，谷歌仅用了 0.08 秒就获得了约 11,500,000 条结果。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李老师还会不会以为，可以很容易地在这1千多万条记录中发现有哪些内容是钱锺书可能提到的呢？如果能发现，又是根据什么？需要多长时间来发现？
以为互联网可以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是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钱锺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电脑还是互联网，都只能依靠形式来进行信息的搜索和查找。比如，我们只能输入“杯子”这个单词，至于这个单词是泛指一种能盛液体的容器呢还是“杯弓蛇影”里的酒杯，电脑和互联网是无能为力的。要让电脑和互联网知道单词的含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能分析和提炼出独特的看法和观点了。
在钱先生的著作中，涉及到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如果不理解这些信息和知识，就很难理解钱锺书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钱锺书的许多思想并不是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要读者去思考，去理解，去发现。如果没有互联网，仅是钱锺书引用过的文献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对这些文献的注释和解读了。所以，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思考、理解和发现钱锺书的思想、学问和意义，而不是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
至于钱锺书有没有多少创见？是否比得上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先生？只能是将钱锺书的所有著作看完，并且对其思想真正发现和理解之后，才有可能下结论。如果连钱锺书的著作都没有看完、没有看懂，就下这种结论，未免过于草率了。
作者：另一个中国 回复日期：2010-12-01 16:03:40
我等没看有机会看也不可能看完的，请楼主举例说明下好吗。
简单说就是钱钟书在XXXXXX地方有创见，证明："XXXXXXX"(引文)中，体现了。。。。。。。
看大家说的热闹，可对钱钟书我仍很懵懂呀
====================
抱歉，我到目前还没有看完，更没有看懂钱锺书，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即便是我以为我看懂的那一点，我也无法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看懂了钱先生的本意，或者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理解。
钱锺书的书，只能自己去看、去发现、去理解。别人写的东西只可能是他的理解，未必就是钱锺书的本意，不知道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等没看有机会看也不可能看完的，请楼主举例说明下好吗。
简单说就是钱钟书在XXXXXX地方有创见，证明："XXXXXXX"(引文)中，体现了。。。。。。。
看大家说的热闹，可对钱钟书我仍很懵懂呀
====================
抱歉，我到目前还没有看完，更没有看懂钱锺书，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即便是我以为我看懂的那一点，我也无法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看懂了钱先生的本意，或者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理解。
钱锺书的书，只能自己去看、去发现、去理解。别人写的东西只可能是他的理解，未必就是钱锺书的本意，不知道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作者：魏晋清流 回复日期：2010-12-01 16:30:52
初哥：
不好意思，才见到。
既然榜上有名点兵点将，不说点什么，过意不去。
长话短说：我所谓“栋笃笑与北京评书不能同台演出”是指彼此跟帖的话语模式有别，难以达致共鸣效果，比如，你是“字正腔圆”派，我属“阴阳怪气”类，可是大家都争当钱爷的看门狗——噢，不对，是看墓狗，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当洋人的走狗”一说，我以为，这“走狗”也不好当，狗在洋人的地盘享受尊荣，从一只黄土地上的蚂蚁升级为蓝天下的走狗并不是容易的事。
纪念钱爷，我不说话，因为，当钱爷的走狗，我不够格，大大的差距。——这是实话，幸勿见怪。
此致，冬安。
===================
清流兄：
抱歉了，我误读了您，请原谅。
走狗一说是指张镔。在他那个攻击钱先生的帖子里，他说他不相信我会不羡慕在美国INTEL公司工作的同学，他还说他的理想就是能当上一家外国跨国公司的翻译。这样一个人自愿当洋人走狗的人，能读得懂钱锺书吗？
钱先生一再说他没有学生，是希望有人能超越他，不希望将他的东西教条化和神化。这里面当然也有清高的意思，就是不希望由人借是他的学生的名义招摇撞骗。所以，包括栾贵明先生在内，我们都认为钱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更不是钱先生的走狗。我们可以为钱先生辨诬，但我们无法也不能去解读钱先生，最多只能说自己的理解和心得，而不能将自己的理解说成是钱先生的本意。
再一次向您道歉！
顺颂
冬安！
初哥：
不好意思，才见到。
既然榜上有名点兵点将，不说点什么，过意不去。
长话短说：我所谓“栋笃笑与北京评书不能同台演出”是指彼此跟帖的话语模式有别，难以达致共鸣效果，比如，你是“字正腔圆”派，我属“阴阳怪气”类，可是大家都争当钱爷的看门狗——噢，不对，是看墓狗，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当洋人的走狗”一说，我以为，这“走狗”也不好当，狗在洋人的地盘享受尊荣，从一只黄土地上的蚂蚁升级为蓝天下的走狗并不是容易的事。
纪念钱爷，我不说话，因为，当钱爷的走狗，我不够格，大大的差距。——这是实话，幸勿见怪。
此致，冬安。
===================
清流兄：
抱歉了，我误读了您，请原谅。
走狗一说是指张镔。在他那个攻击钱先生的帖子里，他说他不相信我会不羡慕在美国INTEL公司工作的同学，他还说他的理想就是能当上一家外国跨国公司的翻译。这样一个人自愿当洋人走狗的人，能读得懂钱锺书吗？
钱先生一再说他没有学生，是希望有人能超越他，不希望将他的东西教条化和神化。这里面当然也有清高的意思，就是不希望由人借是他的学生的名义招摇撞骗。所以，包括栾贵明先生在内，我们都认为钱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更不是钱先生的走狗。我们可以为钱先生辨诬，但我们无法也不能去解读钱先生，最多只能说自己的理解和心得，而不能将自己的理解说成是钱先生的本意。
再一次向您道歉！
顺颂
冬安！
作者：另一个中国 回复日期：2010-12-01 17:13:03
---------别人写的东西只可能是他的理解，未必就是钱锺书的本意，不知道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您能不能大胆说些？如果介绍文字都像您这样，我们。。。。撞墙中。
楼主您的标题是纪念钱钟书。我对您的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就不值得纪念。既然楼主开此文，说明有一定认识。
您没看懂，就纪念了，有点。。。着急了吧？
如果您写文字真是表个态度，那我。。作罢。
只是您对得住您纪念的人么。我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叹气。
========================
我不敢说我看懂了钱先生，不等于说钱先生的著作对我没有启发，更不能说我看钱先生的著作没有自己的理解和收获。想必这对您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纪念钱锺书，是我的一点心愿，与我看的懂还是看不懂钱先生的著作没有关系，与您更没有任何关系，您有必要叹气吗？
---------别人写的东西只可能是他的理解，未必就是钱锺书的本意，不知道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您能不能大胆说些？如果介绍文字都像您这样，我们。。。。撞墙中。
楼主您的标题是纪念钱钟书。我对您的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就不值得纪念。既然楼主开此文，说明有一定认识。
您没看懂，就纪念了，有点。。。着急了吧？
如果您写文字真是表个态度，那我。。作罢。
只是您对得住您纪念的人么。我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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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我看懂了钱先生，不等于说钱先生的著作对我没有启发，更不能说我看钱先生的著作没有自己的理解和收获。想必这对您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纪念钱锺书，是我的一点心愿，与我看的懂还是看不懂钱先生的著作没有关系，与您更没有任何关系，您有必要叹气吗？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10-12-01 17:25:53
物之初兄：不是不回帖，是忙于赶稿，就这，还丢三落四了。
拾起旧话头：研究《管锥编》里与当年当月时事的对应性（就像《鹿鼎记》受文革刺激而写，但小宝不是林彪），确很有意义，但我真没能力。近知有人说《围城》拢共700条比喻，倒使我奇，愿在有生之年核查之丰满之品咂之……。
但还要干掉中国傻大姐和假鲜花这些打桩模子先。
==========================
林黑兄，我只是想向有志于研读《管锥编》的人士提供另一个角度，并非希望林黑兄一定要这样做。你对《围城》的研究也很有意义，研究《围城》的文章很多，但有深度的不多，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希望能早日看到大作。
物之初兄：不是不回帖，是忙于赶稿，就这，还丢三落四了。
拾起旧话头：研究《管锥编》里与当年当月时事的对应性（就像《鹿鼎记》受文革刺激而写，但小宝不是林彪），确很有意义，但我真没能力。近知有人说《围城》拢共700条比喻，倒使我奇，愿在有生之年核查之丰满之品咂之……。
但还要干掉中国傻大姐和假鲜花这些打桩模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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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兄，我只是想向有志于研读《管锥编》的人士提供另一个角度，并非希望林黑兄一定要这样做。你对《围城》的研究也很有意义，研究《围城》的文章很多，但有深度的不多，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希望能早日看到大作。
作者：另一个中国 回复日期：2010-12-01 17:36:41
写出那些理解就那么难吗对您？我这一门外汉想多懂点多学点有错吗？？
您了解钱钟书，我不了解。我请您说一点给我，怎么就那么难呢？所有的人都像您这样，我像谁学去啊？都一句自己看自己理解，算什么事？
搞不懂这个书话里的人了。
好了。我知道您不愿意教我。我不问了成不。我问别个知道钱钟书的人好了。
=====================
您要真愿意知道钱锺书好不好，只能是你读过并读懂钱锺书的著作以后。如果你是通过问别人或者听别人说钱锺书好不好，还是您自己的观点吗？
无论是在书话还是别的地方，如果你发表的观点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请您都要记住，一定要注明“转载”二字。
写出那些理解就那么难吗对您？我这一门外汉想多懂点多学点有错吗？？
您了解钱钟书，我不了解。我请您说一点给我，怎么就那么难呢？所有的人都像您这样，我像谁学去啊？都一句自己看自己理解，算什么事？
搞不懂这个书话里的人了。
好了。我知道您不愿意教我。我不问了成不。我问别个知道钱钟书的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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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真愿意知道钱锺书好不好，只能是你读过并读懂钱锺书的著作以后。如果你是通过问别人或者听别人说钱锺书好不好，还是您自己的观点吗？
无论是在书话还是别的地方，如果你发表的观点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请您都要记住，一定要注明“转载”二字。
前面关于钱先生与电脑和互联网的帖子涉及到许多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仅凭记忆难免会出错，与有关人士联系核对后订正了错漏的地方，再发一遍：
李泽厚先生对钱锺书先生做过如下评论：
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钟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钟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
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钟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钟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
李先生的书我没怎么看过，倒是他的学生，赵汀阳的论文《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我是仔细看过的。所以，只想就李先生上面这段涉及到钱锺书先生的话，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许多人以为，钱锺书先生不懂自然科学，不懂电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钱先生早在1984年就让栾贵明先生尝试用电脑来研究古文献，并且一直在关心和支持电脑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计算机室就是在钱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钱先生还亲自为计算机室题写了名称。
钱先生不常出门，但多次来过计算机室。他能叫出大多数“学员”的姓名。他的生日有人给他送蛋糕，他会转送到计算机室让大家分享，我就多次吃过钱先生的生日蛋糕。他还多次将他的稿费送给计算机室的负责人栾贵明先生，用来帮助计算机室的发展。在栾先生蒙受不白之冤时，居然有多名专案人员为此到钱府问罪，钱先生说，社科院的钱那么多，不用我给吧，这钱就是给栾贵明的。直到胡绳院长严令制止下，才停止了对钱先生的骚扰。
一九九○年春，钱锺书先生授权，由杨润时等人校核的《写在人生边上》一书送交社科院一家出版社，被社科院的审核小组以“不宜出版”为由退稿。后经努力，社科院另外一家出版社允许“自费出版”，交钱买书号，由计算机室以该社的名义自印出版发行。这是一本用繁体字排印的《写在人生边上》，有平装和精装两种。精装本印数不多，大都是送人，送的对象是李慎之先生等钱先生的朋友和熟人。计算机室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收到一本，包括中学毕业不久，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们。钱先生不但将这本书的全部稿费送给栾贵明先生，用来填充计算机室的“空腹”。而且在每一本送人的书上都亲笔签名并盖上印章。作为计算机室的一员，我的这本是钱先生用毛笔签名并写上了我的名字。几年后，该社收回此书的出版权，却不付作者稿酬，先后印了数十万册，成了热书，算是一则有趣的出版史话。
这本书是使用计算机室自己开发的古籍文献处理软件排版的，其中用到的繁体汉字都是计算机室的姑娘们在田奕的带领下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共做了4万多个汉字。这套系统也是《全唐诗索引》一书处理和排版使用的系统，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在栾贵明先生的带领下，田奕等同仁再接再厉，致力于规模浩大的“古典数据库”的建设。钱锺书先生对“古典数据库”的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指导和具体设计。他规定的方法汲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汰除西文电脑的缺欠，发扬中国的文化特色，规模宏大而又细致入微，完全是崭新而独创的数据库结构。钱先生还对中文平台、主体事件、附加配库、功能设计、版权处置等提出了多项原则，这些原则既新颖而又合理；既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的性能，又完全符合中国古典文献的特殊需求（详情可参阅2005年3月9日《人民日报》第十八版）。
据我所知，虽然此项浩大的工程尚未竣工，但已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发展传统文化，甚至在抗震救灾中所涉及到的许多相关论著、文章的资料搜集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这些，与钱锺书先生均有直接关系。其中诸多巧妙而合理的设计，虽时至钱先生过世十数年之后，栾先生只说钱先生有“让人吃惊”的“远见卓识”，却笑而不愿细谈。这正与钱先生在1946年对“television”一词的准确描述并将其译为“电视”的情况相同，而“电视”一词已成为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中文词汇。我作为一名从事计算机应用的专业人员，对钱锺书先生的远见卓识敬佩不已，拍案叫绝。
钱先生是1994-1995年期间住院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还没有形成。钱先生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讲话中知道美国有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他担忧的是有了高速公路之后，会有许多空车在路上跑。显然，钱先生不可能在1993年就能预见到今天的互联网是什么模样，所以，钱先生有此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信息。尽管我们有了谷歌、百度这样的互联网搜索工具，可以网上查找我们想要查找的任何信息。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可能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还有大量的信息没有或者无法放到网上。即使是互联网上已经有的信息，从中找出我们需要的信息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刚刚在网上搜索“杯子”这个词汇，谷歌仅用了 0.08 秒就获得了约 11,500,000 条结果。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李老师还会不会以为，可以很容易地在这1千多万条记录中发现有哪些内容是钱锺书可能提到的呢？如果能发现，又是根据什么？需要多长时间来发现？
以为互联网可以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是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钱锺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电脑还是互联网，都只能依靠形式来进行信息的机械性搜索和查找。比如，我们只能输入“杯子”这个单词，至于这个单词是泛指一种能盛液体的容器呢还是“杯弓蛇影”里的酒杯，电脑和互联网是无能为力的。要让电脑和互联网知道单词的含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能分析和提炼出独特的看法和观点了。
在钱先生的著作中，涉及到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如果不理解这些知识和信息，就很难理解钱锺书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钱锺书的许多思想并不是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要读者去思考，去理解，去发现。如果没有互联网，仅是钱锺书引用过的文献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对这些文献的注释和解读了。如若不信，可将陆文虎先生的《管锥编索引》输入电脑，看看这数千种古籍上哪里去找？所以，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思考、理解和发现钱锺书的思想、学问和意义，而不是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钱先生曾为田奕修改过一篇文章——《电脑里的唐诗》，在最后加入了一句重要的话，“能够帮助人的电脑，需要人的更多帮助。”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数据，能够帮助电脑的人又该是谁呢？事实终将证明，在互联网时代，人类更需要像钱锺书先生这样的人，不知李先生以为然否？
钱锺书有多少创见？是否比得上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先生？只能是将钱锺书的所有著作看完，并且对其思想真正发现和理解之后，才有可能下结论。如果连钱锺书的著作都没有看完、没有看懂，就下这种结论，未免过于草率了。
至于如何评价钱锺书和钱著，目前只能说尚且遥远。
李泽厚先生对钱锺书先生做过如下评论：
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钟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钟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
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钟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钟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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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书我没怎么看过，倒是他的学生，赵汀阳的论文《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我是仔细看过的。所以，只想就李先生上面这段涉及到钱锺书先生的话，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许多人以为，钱锺书先生不懂自然科学，不懂电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钱先生早在1984年就让栾贵明先生尝试用电脑来研究古文献，并且一直在关心和支持电脑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计算机室就是在钱先生的支持和关怀下建立起来的，钱先生还亲自为计算机室题写了名称。
钱先生不常出门，但多次来过计算机室。他能叫出大多数“学员”的姓名。他的生日有人给他送蛋糕，他会转送到计算机室让大家分享，我就多次吃过钱先生的生日蛋糕。他还多次将他的稿费送给计算机室的负责人栾贵明先生，用来帮助计算机室的发展。在栾先生蒙受不白之冤时，居然有多名专案人员为此到钱府问罪，钱先生说，社科院的钱那么多，不用我给吧，这钱就是给栾贵明的。直到胡绳院长严令制止下，才停止了对钱先生的骚扰。
一九九○年春，钱锺书先生授权，由杨润时等人校核的《写在人生边上》一书送交社科院一家出版社，被社科院的审核小组以“不宜出版”为由退稿。后经努力，社科院另外一家出版社允许“自费出版”，交钱买书号，由计算机室以该社的名义自印出版发行。这是一本用繁体字排印的《写在人生边上》，有平装和精装两种。精装本印数不多，大都是送人，送的对象是李慎之先生等钱先生的朋友和熟人。计算机室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收到一本，包括中学毕业不久，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们。钱先生不但将这本书的全部稿费送给栾贵明先生，用来填充计算机室的“空腹”。而且在每一本送人的书上都亲笔签名并盖上印章。作为计算机室的一员，我的这本是钱先生用毛笔签名并写上了我的名字。几年后，该社收回此书的出版权，却不付作者稿酬，先后印了数十万册，成了热书，算是一则有趣的出版史话。
这本书是使用计算机室自己开发的古籍文献处理软件排版的，其中用到的繁体汉字都是计算机室的姑娘们在田奕的带领下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共做了4万多个汉字。这套系统也是《全唐诗索引》一书处理和排版使用的系统，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在栾贵明先生的带领下，田奕等同仁再接再厉，致力于规模浩大的“古典数据库”的建设。钱锺书先生对“古典数据库”的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指导和具体设计。他规定的方法汲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汰除西文电脑的缺欠，发扬中国的文化特色，规模宏大而又细致入微，完全是崭新而独创的数据库结构。钱先生还对中文平台、主体事件、附加配库、功能设计、版权处置等提出了多项原则，这些原则既新颖而又合理；既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的性能，又完全符合中国古典文献的特殊需求（详情可参阅2005年3月9日《人民日报》第十八版）。
据我所知，虽然此项浩大的工程尚未竣工，但已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发展传统文化，甚至在抗震救灾中所涉及到的许多相关论著、文章的资料搜集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这些，与钱锺书先生均有直接关系。其中诸多巧妙而合理的设计，虽时至钱先生过世十数年之后，栾先生只说钱先生有“让人吃惊”的“远见卓识”，却笑而不愿细谈。这正与钱先生在1946年对“television”一词的准确描述并将其译为“电视”的情况相同，而“电视”一词已成为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中文词汇。我作为一名从事计算机应用的专业人员，对钱锺书先生的远见卓识敬佩不已，拍案叫绝。
钱先生是1994-1995年期间住院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还没有形成。钱先生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讲话中知道美国有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他担忧的是有了高速公路之后，会有许多空车在路上跑。显然，钱先生不可能在1993年就能预见到今天的互联网是什么模样，所以，钱先生有此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信息。尽管我们有了谷歌、百度这样的互联网搜索工具，可以网上查找我们想要查找的任何信息。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可能包括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还有大量的信息没有或者无法放到网上。即使是互联网上已经有的信息，从中找出我们需要的信息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刚刚在网上搜索“杯子”这个词汇，谷歌仅用了 0.08 秒就获得了约 11,500,000 条结果。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李老师还会不会以为，可以很容易地在这1千多万条记录中发现有哪些内容是钱锺书可能提到的呢？如果能发现，又是根据什么？需要多长时间来发现？
以为互联网可以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是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钱锺书。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电脑还是互联网，都只能依靠形式来进行信息的机械性搜索和查找。比如，我们只能输入“杯子”这个单词，至于这个单词是泛指一种能盛液体的容器呢还是“杯弓蛇影”里的酒杯，电脑和互联网是无能为力的。要让电脑和互联网知道单词的含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能分析和提炼出独特的看法和观点了。
在钱先生的著作中，涉及到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如果不理解这些知识和信息，就很难理解钱锺书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钱锺书的许多思想并不是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要读者去思考，去理解，去发现。如果没有互联网，仅是钱锺书引用过的文献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对这些文献的注释和解读了。如若不信，可将陆文虎先生的《管锥编索引》输入电脑，看看这数千种古籍上哪里去找？所以，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思考、理解和发现钱锺书的思想、学问和意义，而不是使得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减半。钱先生曾为田奕修改过一篇文章——《电脑里的唐诗》，在最后加入了一句重要的话，“能够帮助人的电脑，需要人的更多帮助。”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数据，能够帮助电脑的人又该是谁呢？事实终将证明，在互联网时代，人类更需要像钱锺书先生这样的人，不知李先生以为然否？
钱锺书有多少创见？是否比得上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先生？只能是将钱锺书的所有著作看完，并且对其思想真正发现和理解之后，才有可能下结论。如果连钱锺书的著作都没有看完、没有看懂，就下这种结论，未免过于草率了。
至于如何评价钱锺书和钱著，目前只能说尚且遥远。
作者：当年我不止十八 回复日期：2010-12-01 18:01:52
并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亲见或一瞥老钱----比方说林黑子就没缘分，他的八卦固然已是江湖热闻，但还是有些人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许多不该说的却也有人说了。
这当口机会难得，您何不费点心力，发挥点原创性记忆，再打几行字，给俺们说说大猫熊的服色，气场，语温；哪怕是鞋帽，步伐，手势，发音吐字，言声行履，至于秘闻谑语，就足以令我辈可以得意地说：俺的网友见过活的老钱。
============================
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虽然从我借调到文学所计算机室算起，包括正式调入中国社科院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内，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工作的时间有近5年，但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钱先生和杨先生。
栾贵明先生告诉过我，像我一样有幸能够认识钱先生并得到过钱先生指导，却一直到钱先生去世都没有亲眼见过钱先生的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一位是已经去世的陈杰先生，也就是《大染坊》的作者。另一位也姓陈，名字我就不说了。
我们都是通过栾贵明先生与钱先生联系的。不同的是陈杰是通过信件联系，钱先生让栾先生将他的意见写信转告陈杰。说起来陈杰还是在栾先生的怂恿下才开始写小说的。
另一位陈先生的旧体诗写得很好，据说对联也写得好。在我离开计算机室以后，曾经在计算机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他但并不认识他。
我们不去见钱先生的原因，是尊重钱先生的意愿，不去见那只生了好吃的鸡蛋的母鸡，也害怕打扰钱先生。
按理说，在钱先生重病住院期间，我应该去看望钱先生。但我不是医生，我去看钱先生不能治病，对钱先生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成了让钱先生看我。所以，我不能去看钱先生。
甚至连钱先生那简朴的葬礼我都没有去参加。虽然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天天看有关钱先生葬礼的报道。葬礼结束后，我给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栾先生问我为什么不来参见葬礼？我说钱先生的遗愿是只要几个亲友参加就行了，我算不上。栾先生说，你是可以来的。
放下电话，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钱先生走了，真的走了，连骨灰都不存在了。虽然我一直没有去见钱先生，但心里实在是很想去见他老人家一面的，只是一直对自己说，会有机会的，以后一定有机会。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机会没有了，以后也没有了，永远都没有了。我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让从上小学起就没有掉过一滴的眼泪，无声地落满衣襟。
我无法讲述钱先生的“服色，气场，语温；哪怕是鞋帽，步伐，手势，发音吐字，言声行履”，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钱先生。如果有可能，我只想讲一讲我所认识的钱先生——藏在我心中的钱锺书。
并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亲见或一瞥老钱----比方说林黑子就没缘分，他的八卦固然已是江湖热闻，但还是有些人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许多不该说的却也有人说了。
这当口机会难得，您何不费点心力，发挥点原创性记忆，再打几行字，给俺们说说大猫熊的服色，气场，语温；哪怕是鞋帽，步伐，手势，发音吐字，言声行履，至于秘闻谑语，就足以令我辈可以得意地说：俺的网友见过活的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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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虽然从我借调到文学所计算机室算起，包括正式调入中国社科院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内，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工作的时间有近5年，但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钱先生和杨先生。
栾贵明先生告诉过我，像我一样有幸能够认识钱先生并得到过钱先生指导，却一直到钱先生去世都没有亲眼见过钱先生的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一位是已经去世的陈杰先生，也就是《大染坊》的作者。另一位也姓陈，名字我就不说了。
我们都是通过栾贵明先生与钱先生联系的。不同的是陈杰是通过信件联系，钱先生让栾先生将他的意见写信转告陈杰。说起来陈杰还是在栾先生的怂恿下才开始写小说的。
另一位陈先生的旧体诗写得很好，据说对联也写得好。在我离开计算机室以后，曾经在计算机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他但并不认识他。
我们不去见钱先生的原因，是尊重钱先生的意愿，不去见那只生了好吃的鸡蛋的母鸡，也害怕打扰钱先生。
按理说，在钱先生重病住院期间，我应该去看望钱先生。但我不是医生，我去看钱先生不能治病，对钱先生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成了让钱先生看我。所以，我不能去看钱先生。
甚至连钱先生那简朴的葬礼我都没有去参加。虽然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天天看有关钱先生葬礼的报道。葬礼结束后，我给栾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栾先生问我为什么不来参见葬礼？我说钱先生的遗愿是只要几个亲友参加就行了，我算不上。栾先生说，你是可以来的。
放下电话，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到，钱先生走了，真的走了，连骨灰都不存在了。虽然我一直没有去见钱先生，但心里实在是很想去见他老人家一面的，只是一直对自己说，会有机会的，以后一定有机会。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机会没有了，以后也没有了，永远都没有了。我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让从上小学起就没有掉过一滴的眼泪，无声地落满衣襟。
我无法讲述钱先生的“服色，气场，语温；哪怕是鞋帽，步伐，手势，发音吐字，言声行履”，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钱先生。如果有可能，我只想讲一讲我所认识的钱先生——藏在我心中的钱锺书。
我一直没有见到钱先生，这其中有运气的问题，钱先生几次到计算机室的时候，我都没有在北京。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是学理工科的，以前根本就不知道钱锺书的大名。只是后来与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听她的好友，也是她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提到过钱锺书。我太太的这位好友是一位才女，她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后来是昆明某学院的教授。她说，根据钱锺书的一句话，就可以写成一篇高水平的论文。
可笑的是当我认识栾贵明先生以后，听栾先生提到钱先生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钱先生就是钱锺书。真正对钱先生有深刻印象的是看完《围城》以后。栾先生知道我喜欢看小说，对社会科学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特意找了一本《围城》给我看。
在我看过的小说中给我触动最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人生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在文革期间读过的契可夫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套中人》、《醋栗》、《第六病室》等让我开始对文革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
另一部就是《围城》。说实话，我不喜欢《围城》，甚至非常抵触。不是因为钱先生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了，将我对生活的梦想完全、彻底地击个粉碎。我无法接受一部几乎没有正面人物（唐晓芙可能算是《围城》中唯一的正面人物）的小说，更无法接受一部没有光明只有灰暗的小说。
在我的世界或者至少在我想象的世界中，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算没有让你热血沸腾、愿意上刀山、下火海的英雄，至少也要有催人上进、或者让人扼腕叹息的正面人物。生活虽然有灰暗的角落，但也应该有光明的亮色。如果生活都像《围城》中描写的那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后来，看到刘再复先生写的纪念钱先生的文章之后，才发现刘再复看完《围城》后的感觉与我的感觉居然很相似。
但《围城》中的人物又是那么鲜明，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自己，都可以在《围城》的人物群像中找到踪影，让你不得不承认，《围城》中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才是真正的生活和人物。
看完《围城》以后，我对钱先生有了深刻地印象，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冷峻而深刻的人，对社会、对人生看得太透了。他一眼就能看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有什么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东西呢？在那个时候，我对人生还报有美好的理想，对自己还存有希望，所以，我不愿意去见钱先生，也害怕去见钱先生。
（待续）
我是学理工科的，以前根本就不知道钱锺书的大名。只是后来与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听她的好友，也是她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提到过钱锺书。我太太的这位好友是一位才女，她的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后来是昆明某学院的教授。她说，根据钱锺书的一句话，就可以写成一篇高水平的论文。
可笑的是当我认识栾贵明先生以后，听栾先生提到钱先生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钱先生就是钱锺书。真正对钱先生有深刻印象的是看完《围城》以后。栾先生知道我喜欢看小说，对社会科学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特意找了一本《围城》给我看。
在我看过的小说中给我触动最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人生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在文革期间读过的契可夫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套中人》、《醋栗》、《第六病室》等让我开始对文革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
另一部就是《围城》。说实话，我不喜欢《围城》，甚至非常抵触。不是因为钱先生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了，将我对生活的梦想完全、彻底地击个粉碎。我无法接受一部几乎没有正面人物（唐晓芙可能算是《围城》中唯一的正面人物）的小说，更无法接受一部没有光明只有灰暗的小说。
在我的世界或者至少在我想象的世界中，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算没有让你热血沸腾、愿意上刀山、下火海的英雄，至少也要有催人上进、或者让人扼腕叹息的正面人物。生活虽然有灰暗的角落，但也应该有光明的亮色。如果生活都像《围城》中描写的那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后来，看到刘再复先生写的纪念钱先生的文章之后，才发现刘再复看完《围城》后的感觉与我的感觉居然很相似。
但《围城》中的人物又是那么鲜明，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自己，都可以在《围城》的人物群像中找到踪影，让你不得不承认，《围城》中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才是真正的生活和人物。
看完《围城》以后，我对钱先生有了深刻地印象，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冷峻而深刻的人，对社会、对人生看得太透了。他一眼就能看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有什么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东西呢？在那个时候，我对人生还报有美好的理想，对自己还存有希望，所以，我不愿意去见钱先生，也害怕去见钱先生。
（待续）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10-12-02 19:42:20
李泽厚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会有墓志铭。但我准备将来把脑袋留下来，冷冻，过300年，或者500年，再拿出来。这件事情我都向老婆孩子交待好了。在美国有很多人已经这么做了，有的人是想复活，我觉得复活是不可能的。我是想证明文化是不是影响了大脑，几百年后，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我的积淀理论。如果证明有影响（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
（所以，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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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生气呢？
李先生评价钱先生的那段话正好说明了他既不懂互联网，也没有读懂钱锺书。至少他并没有用谷歌在网上搜索过“杯子”这个单词，看看能否从中找出钱锺书用到过的含义。
说钱锺书只是博雅更是对钱著的误读。以《围城》为例，博大家都承认，仅是比喻有人就举出700余条，林黑兄犹嫌不足，准备在有生之年再找出更多的来。雅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骂人，也绝不带俗气，让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围城》仅仅只是博雅吗？相信任何一个看过《围城》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围城》有没有思想性呢？就要看读者有没有思想了。古今中外，任何一部能够传世的名著，如果没有思想，有可能留传吗？
将钱锺书与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先生比较，要看比什么了。如果比首倡用电脑来研究中文古籍，我敢说没有人能比得上钱锺书。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特别是后者，连电脑是何物都不可能知道，能与钱锺书比吗？
李泽厚先生是一位哲学家并自认为也是思想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清楚，恐怕还是太过于自信了。在这方面，他的学生赵汀阳兄与乃师同出一辙，以为仅凭分析和逻辑推理论证，就能将千古不易的道德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改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自信超过了其智商的表现。
作者：当年我不止十八 回复日期：2010-12-01 18:10:34
给“另一个中国”网友介绍近期的一篇纪念文章，写的很出色，或许可以回答你的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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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太好心了，难道没有看出来，“另一个中国”这个马甲是故意缺少“学者”二字的？您这是在对牛弹琴，傻大姐是听不懂也听不进去的。
给“另一个中国”网友介绍近期的一篇纪念文章，写的很出色，或许可以回答你的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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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太好心了，难道没有看出来，“另一个中国”这个马甲是故意缺少“学者”二字的？您这是在对牛弹琴，傻大姐是听不懂也听不进去的。
作者：当年我不止十八 回复日期：2010-12-02 19:54:45
有一份真，说一分话，多谢物之初未增肥未减瘦叙述。你的这份经历也足以令我们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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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鼓励。要做到“有一份真，说一分话，未增肥未减瘦叙述”是很难的事，特别是事关自己以及自己最敬爱的人。卢梭的〈忏悔录〉据说是最敢对自己说真话，最敢于解剖自己的了，都有人认为他还是藏着掖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更何况我等这样的俗人？我会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如果我没有做到，请不要失望，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您的要求太高了。
有一份真，说一分话，多谢物之初未增肥未减瘦叙述。你的这份经历也足以令我们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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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鼓励。要做到“有一份真，说一分话，未增肥未减瘦叙述”是很难的事，特别是事关自己以及自己最敬爱的人。卢梭的〈忏悔录〉据说是最敢对自己说真话，最敢于解剖自己的了，都有人认为他还是藏着掖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更何况我等这样的俗人？我会向这个目标努力。但如果我没有做到，请不要失望，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您的要求太高了。
在豆瓣的钱锺书小组中，bakeless兄指出，“电视”这个词早在1927年就开始使用（《美国电视试验之成功》 沈嘉瑞 东方杂志 1927年第24卷第17号），并且在1946年之前已经大量使用。
雪饮刀兄贴出了钱先生的原文并做了解释：
2010-12-03 14:11:01 雪饮刀
“唐小姐，你说得痛快。我住在周家，房门口就是一架电话，每天吵得头痛。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像半夜清早，还有电话来，真讨厌！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否则更不得了，你在澡盆里、被窝里都有人来窥看了。”
“方鸿渐这时亏得通的是电话而不是电视，否则他脸上的快乐跟他声音的惶怕相映成趣，准会使苏小姐猜疑。”
显然，钱先生意中的“电视”，并非现已进入千家万户的电视（television），而是正蓬勃发展的视频通讯。
===============================
正如雪兄所指出的那样，钱先生意中的“电视”，并非是指television，而是指包括视频电话（video telephone)和视频监视系统（video monitor system 或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在内的网络视频（network video)。而网络视频应用是目前互联网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bakeless兄和雪饮刀兄发现并纠正了我的错误，在此衷心地向二位表示感谢！
雪饮刀兄贴出了钱先生的原文并做了解释：
2010-12-03 14:11:01 雪饮刀
“唐小姐，你说得痛快。我住在周家，房门口就是一架电话，每天吵得头痛。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像半夜清早，还有电话来，真讨厌！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否则更不得了，你在澡盆里、被窝里都有人来窥看了。”
“方鸿渐这时亏得通的是电话而不是电视，否则他脸上的快乐跟他声音的惶怕相映成趣，准会使苏小姐猜疑。”
显然，钱先生意中的“电视”，并非现已进入千家万户的电视（television），而是正蓬勃发展的视频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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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雪兄所指出的那样，钱先生意中的“电视”，并非是指television，而是指包括视频电话（video telephone)和视频监视系统（video monitor system 或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在内的网络视频（network video)。而网络视频应用是目前互联网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bakeless兄和雪饮刀兄发现并纠正了我的错误，在此衷心地向二位表示感谢！
上个世纪80年代，如果不算最后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充满希望和朝气的年代，而我们也自以为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
我借调到计算机室帮助栾先生和田奕按照钱先生的要求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同时，还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西部研究中心的成员，做一些数据处理和数学模型方面的工作。体改所联络室主任张刚兼西部研究中心的头，他是一个颇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人，即使后来流亡美国，都没有放弃他的理想。
2001年春，我到纽约的前一天给张刚打电话约他见面。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去长岛他的住处住一、两天？我告诉他在在纽约只呆一天，去参观联合国大厦和纽约证交所，我可以不去参观，但没时间去长岛。他约我第二天上午10点在联合国大厦门口见面，他开的是一辆红色的尼桑吉普。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随团参观，在联合国大厦门口等张刚。刚好10点，我看到远处开来一辆红色吉普车停在马路斜对面，车上走下一个身材挺拔，理着平头，身穿中国棉布军大衣的中年人，尽管我还没有看清楚他的面容，就知道一定是张刚，在2001年的纽约大街上穿中国军大衣的不会再有第二人。
果然是他，尽管我们已经有近12年没有见面了，但都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上车后他征求我的意见：回长岛时间不够，就在附近找家咖啡馆坐下聊聊行吗？我没有意见。在他开车找咖啡馆的时候，我问他：“还记得你要我到北京参加《改革开放十周年》白皮书的工作时，也是你来接的我吗？”他回答：“怎么不记得？”我说：“当年你来接我的时候，骑的可是自行车，我是坐在你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北京满大街跑，这次你可是开着大吉普，拉着我在纽约满大街跑。”他哈哈大笑道：“所以才要搞改革开放嘛！”
到咖啡馆后，他将军大衣脱下来挂好坐定。我问他：“你这军大衣哪来的？”他说：“专门托人从国内带过来的，而且不要毛呢军官大衣，只要这种棉布士兵大衣，穿起来舒服。”我问：“你这在美国应该是头一份吧？”他笑道：“没见到有人穿过。再戴上有八一帽徽的棉军帽，美国大兵见到还会向我立正敬礼，哈哈！”
我知道他除了在文革中与同学一起跑到缅甸当过几天缅共外，并无当兵的经历，但他却有一种天生的军人气质。西部研究中心唯一的一位现役军人，当年是海军中校的王苏波对张刚也非常佩服。
在说了几位流亡美国的知名人士的情况后，张刚说：“我与他们不同，他们在这边都大骂某某党，我是不骂的”。“为什么？”我问，他说：“在国内骂某某党，要有勇气，在美国要不骂某某党，也要有勇气。在美国骂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让改革开放能够在中国继续。”我问：“你想要回来吗？”他说：“当然想，一直不入美国籍就是想要回国，毕竟是中国人嘛！”他不无遗憾的说“当年已经接到通知去沈阳当市长助理。如果没有那次事件，应该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
张刚参与了《河殇》的策划并且是撰稿人之一。我也有幸认识《河殇》的顾问金观涛先生和他的夫人刘青峰。刘青峰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是我上大学时读到过最让我耳目一新并且引起共鸣的国内小说。而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以及他们夫妇合作的《兴盛与危机》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记得一次我们到金观涛在中关村的宿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带着我们来到圆明园大水法的遗址，讲述着中国的历史宿命—一轮又一轮王朝的循环，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个“超稳定系统”的时候了。在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书需要我们去读，而像金观涛这样的先行者们也通过《走向未来》丛书向我们介绍他们自己的思想以及国外的各种思想。
我对金观涛、张刚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怀豪情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中国的未来似乎就在我们手中，改革开放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与《河殇》相比，《围城》未免太委琐了。虽然《围城》深刻地触动了我，但内心深处却始终不愿意承认《围城》才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问过栾先生，钱先生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栾先生回答，钱先生既不在城里，也不在城外，而是在城墙上看着。我没有再言语，心说，这算怎么回事？钱先生岂不成了那墙头草吗？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那时是金观涛、张刚的粉丝，正满腔热血，想着要为改革开放不怕牺牲，就算像戊戌变法六君子一样被押到菜市口砍头都在所不惜，怎能甘当墙头草呢？想到这里，对钱先生甚至还生出了一丝鄙夷，更不想去见钱先生了。
尽管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也认识像金观涛、张刚这样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强意志的人，但却很怵去见钱先生。我那么热衷于政治，除了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外，难道就没有想出人头地的私心？以钱锺书的睿智，能看不出来吗？不会受到他的鄙视吗？
反正我只是为栾先生和小田帮忙，能帮他们搞出计算机古籍处理系统就好，见不见钱先生无所谓，我的志向也不在此。因此，在那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多次见钱先生的机会，而且并不觉得可惜。
我借调到计算机室帮助栾先生和田奕按照钱先生的要求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同时，还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西部研究中心的成员，做一些数据处理和数学模型方面的工作。体改所联络室主任张刚兼西部研究中心的头，他是一个颇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人，即使后来流亡美国，都没有放弃他的理想。
2001年春，我到纽约的前一天给张刚打电话约他见面。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去长岛他的住处住一、两天？我告诉他在在纽约只呆一天，去参观联合国大厦和纽约证交所，我可以不去参观，但没时间去长岛。他约我第二天上午10点在联合国大厦门口见面，他开的是一辆红色的尼桑吉普。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随团参观，在联合国大厦门口等张刚。刚好10点，我看到远处开来一辆红色吉普车停在马路斜对面，车上走下一个身材挺拔，理着平头，身穿中国棉布军大衣的中年人，尽管我还没有看清楚他的面容，就知道一定是张刚，在2001年的纽约大街上穿中国军大衣的不会再有第二人。
果然是他，尽管我们已经有近12年没有见面了，但都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上车后他征求我的意见：回长岛时间不够，就在附近找家咖啡馆坐下聊聊行吗？我没有意见。在他开车找咖啡馆的时候，我问他：“还记得你要我到北京参加《改革开放十周年》白皮书的工作时，也是你来接的我吗？”他回答：“怎么不记得？”我说：“当年你来接我的时候，骑的可是自行车，我是坐在你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北京满大街跑，这次你可是开着大吉普，拉着我在纽约满大街跑。”他哈哈大笑道：“所以才要搞改革开放嘛！”
到咖啡馆后，他将军大衣脱下来挂好坐定。我问他：“你这军大衣哪来的？”他说：“专门托人从国内带过来的，而且不要毛呢军官大衣，只要这种棉布士兵大衣，穿起来舒服。”我问：“你这在美国应该是头一份吧？”他笑道：“没见到有人穿过。再戴上有八一帽徽的棉军帽，美国大兵见到还会向我立正敬礼，哈哈！”
我知道他除了在文革中与同学一起跑到缅甸当过几天缅共外，并无当兵的经历，但他却有一种天生的军人气质。西部研究中心唯一的一位现役军人，当年是海军中校的王苏波对张刚也非常佩服。
在说了几位流亡美国的知名人士的情况后，张刚说：“我与他们不同，他们在这边都大骂某某党，我是不骂的”。“为什么？”我问，他说：“在国内骂某某党，要有勇气，在美国要不骂某某党，也要有勇气。在美国骂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让改革开放能够在中国继续。”我问：“你想要回来吗？”他说：“当然想，一直不入美国籍就是想要回国，毕竟是中国人嘛！”他不无遗憾的说“当年已经接到通知去沈阳当市长助理。如果没有那次事件，应该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
张刚参与了《河殇》的策划并且是撰稿人之一。我也有幸认识《河殇》的顾问金观涛先生和他的夫人刘青峰。刘青峰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是我上大学时读到过最让我耳目一新并且引起共鸣的国内小说。而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以及他们夫妇合作的《兴盛与危机》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记得一次我们到金观涛在中关村的宿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带着我们来到圆明园大水法的遗址，讲述着中国的历史宿命—一轮又一轮王朝的循环，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个“超稳定系统”的时候了。在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书需要我们去读，而像金观涛这样的先行者们也通过《走向未来》丛书向我们介绍他们自己的思想以及国外的各种思想。
我对金观涛、张刚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满怀豪情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中国的未来似乎就在我们手中，改革开放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与《河殇》相比，《围城》未免太委琐了。虽然《围城》深刻地触动了我，但内心深处却始终不愿意承认《围城》才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问过栾先生，钱先生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栾先生回答，钱先生既不在城里，也不在城外，而是在城墙上看着。我没有再言语，心说，这算怎么回事？钱先生岂不成了那墙头草吗？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那时是金观涛、张刚的粉丝，正满腔热血，想着要为改革开放不怕牺牲，就算像戊戌变法六君子一样被押到菜市口砍头都在所不惜，怎能甘当墙头草呢？想到这里，对钱先生甚至还生出了一丝鄙夷，更不想去见钱先生了。
尽管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也认识像金观涛、张刚这样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强意志的人，但却很怵去见钱先生。我那么热衷于政治，除了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外，难道就没有想出人头地的私心？以钱锺书的睿智，能看不出来吗？不会受到他的鄙视吗？
反正我只是为栾先生和小田帮忙，能帮他们搞出计算机古籍处理系统就好，见不见钱先生无所谓，我的志向也不在此。因此，在那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多次见钱先生的机会，而且并不觉得可惜。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10-12-03 11:34:04
这个有趣。福尔摩斯也有不如华生的时候，我想起一句名言：不要高估官员的统治智力也不要低估钉子户草民们的能量。
去瞭几眼，那“另一个”，比傻大姐有料得多，组织得起通畅语言，至少连电影话题也能交换下经历，不比目前这个从《呼啸山庄》里跑出的疯妇，连基本的常识和礼节都匮乏。
目前她逮谁咬谁，黏上谁就甩不开，只证明这里的人善良，温和，好鞋不踩臭狗屎。
===================================
也许是我看走眼了，但我从《围城》中学到的一条人生经验就是看人不仅要看他好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他坏的一面，特别是中国人。不是有句名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吗？更何况这位“另一个中国”在本贴中的提问很难说没有恶意。
不过，我确实对魏晋清流兄看走了眼。其实，我那段话只是想借魏晋清流兄杯中之酒，浇我心中的块垒，没想到却误伤了好人，实在是抱歉。
中国傻大姐之类的人物在论坛上多了去了，这些人的特征是自信比智商高得太多，其他人不是傻瓜就是白痴。他们不知道，真正聪明的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要么承认错误，要么不再继续纠缠。他们不知道，在旁观者的眼中，傻话说得越多，就显得越傻，其傻话会被直接无视，没有人搭理的。
所以，只要发现对方是中国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就直接无视，将其视为顶帖的小广告，“眼珠子都不转过去一下”是最好的办法，根本用不着去踩臭狗屎。
这个有趣。福尔摩斯也有不如华生的时候，我想起一句名言：不要高估官员的统治智力也不要低估钉子户草民们的能量。
去瞭几眼，那“另一个”，比傻大姐有料得多，组织得起通畅语言，至少连电影话题也能交换下经历，不比目前这个从《呼啸山庄》里跑出的疯妇，连基本的常识和礼节都匮乏。
目前她逮谁咬谁，黏上谁就甩不开，只证明这里的人善良，温和，好鞋不踩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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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看走眼了，但我从《围城》中学到的一条人生经验就是看人不仅要看他好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他坏的一面，特别是中国人。不是有句名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吗？更何况这位“另一个中国”在本贴中的提问很难说没有恶意。
不过，我确实对魏晋清流兄看走了眼。其实，我那段话只是想借魏晋清流兄杯中之酒，浇我心中的块垒，没想到却误伤了好人，实在是抱歉。
中国傻大姐之类的人物在论坛上多了去了，这些人的特征是自信比智商高得太多，其他人不是傻瓜就是白痴。他们不知道，真正聪明的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要么承认错误，要么不再继续纠缠。他们不知道，在旁观者的眼中，傻话说得越多，就显得越傻，其傻话会被直接无视，没有人搭理的。
所以，只要发现对方是中国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就直接无视，将其视为顶帖的小广告，“眼珠子都不转过去一下”是最好的办法，根本用不着去踩臭狗屎。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10-12-03 11:34:04
这个有趣。福尔摩斯也有不如华生的时候，我想起一句名言：不要高估官员的统治智力也不要低估钉子户草民们的能量。
去瞭几眼，那“另一个”，比傻大姐有料得多，组织得起通畅语言，至少连电影话题也能交换下经历，不比目前这个从《呼啸山庄》里跑出的疯妇，连基本的常识和礼节都匮乏。
目前她逮谁咬谁，黏上谁就甩不开，只证明这里的人善良，温和，好鞋不踩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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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看走眼了，但我从《围城》中学到的一条人生经验就是看人不仅要看他好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他坏的一面，特别是中国人。不是有句名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吗？更何况这位“另一个中国”在本贴中的提问很难说没有恶意。
不过，我确实对魏晋清流兄看走了眼。其实，我那段话只是想借魏晋清流兄杯中之酒，浇我心中的块垒，没想到却误伤了好人，实在是抱歉。
中国傻大姐之类的人物在论坛上多了去了，这些人的特征是自信比智商高得太多，在他们的眼中，其他人不是傻瓜就是白痴。他们不知道，真正聪明的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要么承认错误，要么不再继续纠缠。他们更不知道，真正的傻瓜，是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傻瓜的人。在旁观者的眼中，傻话说得越多，他们就显得越傻，他们的傻话会被直接无视，没有人搭理的。
所以，只要发现对方是中国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就直接无视，将其视为顶帖的小广告，“眼珠子都不转过去一下”是最好的办法，根本用不着去踩臭狗屎。
这个有趣。福尔摩斯也有不如华生的时候，我想起一句名言：不要高估官员的统治智力也不要低估钉子户草民们的能量。
去瞭几眼，那“另一个”，比傻大姐有料得多，组织得起通畅语言，至少连电影话题也能交换下经历，不比目前这个从《呼啸山庄》里跑出的疯妇，连基本的常识和礼节都匮乏。
目前她逮谁咬谁，黏上谁就甩不开，只证明这里的人善良，温和，好鞋不踩臭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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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看走眼了，但我从《围城》中学到的一条人生经验就是看人不仅要看他好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他坏的一面，特别是中国人。不是有句名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吗？更何况这位“另一个中国”在本贴中的提问很难说没有恶意。
不过，我确实对魏晋清流兄看走了眼。其实，我那段话只是想借魏晋清流兄杯中之酒，浇我心中的块垒，没想到却误伤了好人，实在是抱歉。
中国傻大姐之类的人物在论坛上多了去了，这些人的特征是自信比智商高得太多，在他们的眼中，其他人不是傻瓜就是白痴。他们不知道，真正聪明的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要么承认错误，要么不再继续纠缠。他们更不知道，真正的傻瓜，是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傻瓜的人。在旁观者的眼中，傻话说得越多，他们就显得越傻，他们的傻话会被直接无视，没有人搭理的。
所以，只要发现对方是中国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就直接无视，将其视为顶帖的小广告，“眼珠子都不转过去一下”是最好的办法，根本用不着去踩臭狗屎。
当时的计算机室高朋满座，李慎之、吴晓铃、张炯、杨润时、刘再复、高莽、白小麦等先生经常过来。
李慎之先生是副院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来了后不知道说到什么高兴的事，高声哈哈大笑起来，声震屋宇。栾先生说了一声：“轻点!”李先生收声后，只听到整个计算机室除了一片键盘的敲击声外，再无其它声响，立马不再说话，悄悄地离开了。
我是在社科院食堂认识吴晓铃先生的。栾先生带我去食堂吃饭，正好碰上吴先生，栾先生向我介绍：“这是吴晓铃先生”。他可能以为我知道吴先生的大名，没有介绍吴先生的身份。我那时对吴先生一无所知，只对吴先生说了声：“您好”。吴先生一点都没有在意，拉着栾先生就大侃起五台山的戏台。我特别喜欢听吴晓铃先生与栾先生聊天。吴先生待人亲切和蔼，说话风趣幽默，听他们讲戏曲，戏院、戏台以及戏剧家的种种逸事很长见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科院食堂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中午吃饭的时候很多的学者名人会在这里汇集，排在你前面的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著名作家，你身后的老太太也许是位造诣高深的学者。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了一位名人的脚，转身又打翻了另一个名人的饭碗。好在那个时候的我对社会科学界的名人几乎一无所知，还能够在食堂里无拘无束。
张炯先生的公子张晓光是计算机室的学员，管我叫老师。我调到北京后他来家中帮过忙，我太太说晓光是她见过的男孩子中长得最帅的一个，结合了他爸爸和他妈妈的优点。我太太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张炯曾到过她们学校演讲，是中文系女生们的偶像。
当初张炯夫妇哭着将晓光送来的时候说对栾先生说：“这孩子我们不要了，送给你了。只要能让他学好，给他口饭吃就行了”，栾先生说：“在这里学习可以，饭要给吃，工资也要给。但孩子我不能要，否则以后你们夫妻俩要和我玩命的”。
晓光在计算机室干得很好，是一个很懂事的男孩子，不知道当年是为了什么将他爸爸妈妈气成这样？他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他，隔三差五的都会到计算机室来看他。我就是这样认识张炯夫妇的。像晓光这样的学员不止一个，都是父母送来请栾先生代为管教的。
杨润时先生当时是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与栾先生的私交很好，年轻有为，没有架子。借调期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借住在社科院办公大楼计算机室的办公室里，杨先生经常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办公室。社科院在建国门内大街的这座办公大楼当年施工的时候出过事故，死了人，流传着一些鬼故事。特别是到了晚上，整幢大楼都没有人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有一天早上杨先生过来问我，晚上听到什么声音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昨晚他工作得很晚，整层楼早就没有人了，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他开门出去看，一个人都没有。关上门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听到有人在走，如此反复好几次。他说一定要让保卫局好好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他不说我也不在意，我这个人属于神经比较麻木的那种，不太会大惊小怪。巧的是当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计算机室的办公室在大楼一楼西侧，我住的这间办公室紧挨着最西边的楼梯口，楼梯口又通往地下室。这种奇怪的声音就是从地下室传出来的，一种凄惨的呜咽声。我看了看窗外，黑漆漆的，离天亮还早，只有寒风在呼啸。心想，是不是杨润时说的那个东西跑到地下室去了？管它的，只要它不跑到这屋里来就成，天亮后再说，裹紧被子继续蒙头大睡。早上起来一打听，原来打狗队不知道从哪里抓到几只小狗关在地下室里，可能是晚上冻得实在受不了，才发出这种声音。若干年后，杨润时已调到最高法院，我也已经下海。他到昆明开会我去看他，说起这段鬼故事，两人都乐了。
刘再复先生时任文学所所长，来计算机室主要是找栾先生谈工作，有时也通过栾先生带话给钱先生，钱先生也会请栾先生带话给刘再复。
当栾先生向我介绍高莽先生的时候，我有点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我读过的那么多苏联小说的译者？我记得似乎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他翻译的作品，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老先生，而眼前这位实在是太年轻了。我觉得高莽先生特别单纯，到了这个年纪还像一个大男孩，一点世故都没有。高莽与计算机室的年轻人相处得很融洽，他会画画，特别是漫画，有时会将他的画作带到计算机室给我们看，他还为田奕画过像。
白小麦先生是胡绳院长的秘书，也是栾先生的好友，经常到计算机室来找栾先生聊天。白小麦先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说话轻声细语，从不装腔作势，一点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大秘的架子。
台湾中国时报的原资讯室主任，摄影记者罗鸿进先生是计算机室的常客，经常会带一些新奇的东西过来。计算机室可能是大陆最早使用调制解调器的单位之一，时报送了一部调制解调器给计算机室，这样就可以从台北拨通计算机室的电话，然后通过调制解调器将稿件从北京传到台北。我们通过这部调制解调器还从台北获得过一些国内没有的软件。对我而言，对计算机网络有感性认识应该是从这部调制解调器开始的。
罗鸿进很敬业。记得一次在汕头开会，大家山上散步并热烈地讨论着会议涉及到的问题，罗鸿进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举起随身带着的尼康F2相机以专业摄影师的姿态朝着右后方的山坡按下快门，我问他拍什么？他指着山坡上正在一片墓地里作业的挖掘机说：“你不觉得这是现代化的代价吗？”说实话，虽然我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但真没有看出来，也没有反应过来墓地和挖掘机有什么样的联系。
罗鸿进的这台F2相机从汕头回来时被忘在了北京的出租车上，可把他急坏了，不仅是相机和镜头，还有拍好的胶卷，都是价值不菲之物。计算机室全体总动员，寻找公安以及出租车公司方面的关系为他找相机。还好，出租车司机发现相机后将其交回了公司，算是有惊无险。
罗鸿进还作为摄影记者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用数码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在电脑上看到这些照片觉得太神奇了。那时我对数码相机没有一点概念，只知道很昂贵，只有中国时报这样的机构才有钱购买。现在知道他当时用的应该是Kodak DCS 100，使用Nikon F3机身，要好几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多万人民币一套。
台湾中研院的几位致力于用电脑研究古籍的著名教授都到访过计算机室。经常来计算机室的还有一位德国汉学家，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怎么称呼了。
甚至还有专程来拜访的佛教高僧，有一位从斯里兰卡来的法光法师到了北京后，栾先生派张晓光去接他，接到后一看，这位法师居然是光着脚，赤着胳膊，只在身上裹了件袈裟。这可是在北京的冬天，周围的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或皮衣，见到法师的这幅模样，有人不禁喊道：“嗨，哥们，够凉快的！”到计算机室的佛门弟子还有佛学院的研究生们，他们希望能用电脑来研究佛经。
到计算机室来的访客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一些人我不认识，栾先生也没有介绍，还有一些人和事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本来李慎之和刘再复的事我也会忘记的，来计算机室的副院长也不止他一个，丁伟志应该也来过，甚至胡绳院长可能也来过，但我都记不起来了。之所以能记住李慎之先生是因为他在89年那次事件的表现以及钱锺书先生在送给他的那本《写在人生边上》不仅签了名，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能记起刘再复是因为他写的纪念钱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了钱先生托栾先生带话给他，而这件事恰好我是知道的。
那时我对社会科学基本不了解，除了爱看小说之外，历史、宗教、哲学、古籍、诗词、训诂、语言学、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等等更是边都不粘。即便是计算机方面，台湾来的这些教授学者，包括罗鸿进先生在内，都比我强得多。这些来访者都是我的老师，都是他们在说而我在听。我认为自己还没有与他们对话的资格，更不用说与钱先生对话了。因此，我不愿去见钱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见到钱先生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慎之先生是副院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来了后不知道说到什么高兴的事，高声哈哈大笑起来，声震屋宇。栾先生说了一声：“轻点!”李先生收声后，只听到整个计算机室除了一片键盘的敲击声外，再无其它声响，立马不再说话，悄悄地离开了。
我是在社科院食堂认识吴晓铃先生的。栾先生带我去食堂吃饭，正好碰上吴先生，栾先生向我介绍：“这是吴晓铃先生”。他可能以为我知道吴先生的大名，没有介绍吴先生的身份。我那时对吴先生一无所知，只对吴先生说了声：“您好”。吴先生一点都没有在意，拉着栾先生就大侃起五台山的戏台。我特别喜欢听吴晓铃先生与栾先生聊天。吴先生待人亲切和蔼，说话风趣幽默，听他们讲戏曲，戏院、戏台以及戏剧家的种种逸事很长见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科院食堂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中午吃饭的时候很多的学者名人会在这里汇集，排在你前面的这位老先生可能是位著名作家，你身后的老太太也许是位造诣高深的学者。一不小心你就会踩了一位名人的脚，转身又打翻了另一个名人的饭碗。好在那个时候的我对社会科学界的名人几乎一无所知，还能够在食堂里无拘无束。
张炯先生的公子张晓光是计算机室的学员，管我叫老师。我调到北京后他来家中帮过忙，我太太说晓光是她见过的男孩子中长得最帅的一个，结合了他爸爸和他妈妈的优点。我太太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张炯曾到过她们学校演讲，是中文系女生们的偶像。
当初张炯夫妇哭着将晓光送来的时候说对栾先生说：“这孩子我们不要了，送给你了。只要能让他学好，给他口饭吃就行了”，栾先生说：“在这里学习可以，饭要给吃，工资也要给。但孩子我不能要，否则以后你们夫妻俩要和我玩命的”。
晓光在计算机室干得很好，是一个很懂事的男孩子，不知道当年是为了什么将他爸爸妈妈气成这样？他爸爸妈妈其实都很爱他，隔三差五的都会到计算机室来看他。我就是这样认识张炯夫妇的。像晓光这样的学员不止一个，都是父母送来请栾先生代为管教的。
杨润时先生当时是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与栾先生的私交很好，年轻有为，没有架子。借调期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借住在社科院办公大楼计算机室的办公室里，杨先生经常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办公室。社科院在建国门内大街的这座办公大楼当年施工的时候出过事故，死了人，流传着一些鬼故事。特别是到了晚上，整幢大楼都没有人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有一天早上杨先生过来问我，晚上听到什么声音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昨晚他工作得很晚，整层楼早就没有人了，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他开门出去看，一个人都没有。关上门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听到有人在走，如此反复好几次。他说一定要让保卫局好好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他不说我也不在意，我这个人属于神经比较麻木的那种，不太会大惊小怪。巧的是当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计算机室的办公室在大楼一楼西侧，我住的这间办公室紧挨着最西边的楼梯口，楼梯口又通往地下室。这种奇怪的声音就是从地下室传出来的，一种凄惨的呜咽声。我看了看窗外，黑漆漆的，离天亮还早，只有寒风在呼啸。心想，是不是杨润时说的那个东西跑到地下室去了？管它的，只要它不跑到这屋里来就成，天亮后再说，裹紧被子继续蒙头大睡。早上起来一打听，原来打狗队不知道从哪里抓到几只小狗关在地下室里，可能是晚上冻得实在受不了，才发出这种声音。若干年后，杨润时已调到最高法院，我也已经下海。他到昆明开会我去看他，说起这段鬼故事，两人都乐了。
刘再复先生时任文学所所长，来计算机室主要是找栾先生谈工作，有时也通过栾先生带话给钱先生，钱先生也会请栾先生带话给刘再复。
当栾先生向我介绍高莽先生的时候，我有点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我读过的那么多苏联小说的译者？我记得似乎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他翻译的作品，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老先生，而眼前这位实在是太年轻了。我觉得高莽先生特别单纯，到了这个年纪还像一个大男孩，一点世故都没有。高莽与计算机室的年轻人相处得很融洽，他会画画，特别是漫画，有时会将他的画作带到计算机室给我们看，他还为田奕画过像。
白小麦先生是胡绳院长的秘书，也是栾先生的好友，经常到计算机室来找栾先生聊天。白小麦先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说话轻声细语，从不装腔作势，一点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大秘的架子。
台湾中国时报的原资讯室主任，摄影记者罗鸿进先生是计算机室的常客，经常会带一些新奇的东西过来。计算机室可能是大陆最早使用调制解调器的单位之一，时报送了一部调制解调器给计算机室，这样就可以从台北拨通计算机室的电话，然后通过调制解调器将稿件从北京传到台北。我们通过这部调制解调器还从台北获得过一些国内没有的软件。对我而言，对计算机网络有感性认识应该是从这部调制解调器开始的。
罗鸿进很敬业。记得一次在汕头开会，大家山上散步并热烈地讨论着会议涉及到的问题，罗鸿进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举起随身带着的尼康F2相机以专业摄影师的姿态朝着右后方的山坡按下快门，我问他拍什么？他指着山坡上正在一片墓地里作业的挖掘机说：“你不觉得这是现代化的代价吗？”说实话，虽然我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但真没有看出来，也没有反应过来墓地和挖掘机有什么样的联系。
罗鸿进的这台F2相机从汕头回来时被忘在了北京的出租车上，可把他急坏了，不仅是相机和镜头，还有拍好的胶卷，都是价值不菲之物。计算机室全体总动员，寻找公安以及出租车公司方面的关系为他找相机。还好，出租车司机发现相机后将其交回了公司，算是有惊无险。
罗鸿进还作为摄影记者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用数码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在电脑上看到这些照片觉得太神奇了。那时我对数码相机没有一点概念，只知道很昂贵，只有中国时报这样的机构才有钱购买。现在知道他当时用的应该是Kodak DCS 100，使用Nikon F3机身，要好几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多万人民币一套。
台湾中研院的几位致力于用电脑研究古籍的著名教授都到访过计算机室。经常来计算机室的还有一位德国汉学家，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怎么称呼了。
甚至还有专程来拜访的佛教高僧，有一位从斯里兰卡来的法光法师到了北京后，栾先生派张晓光去接他，接到后一看，这位法师居然是光着脚，赤着胳膊，只在身上裹了件袈裟。这可是在北京的冬天，周围的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或皮衣，见到法师的这幅模样，有人不禁喊道：“嗨，哥们，够凉快的！”到计算机室的佛门弟子还有佛学院的研究生们，他们希望能用电脑来研究佛经。
到计算机室来的访客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一些人我不认识，栾先生也没有介绍，还有一些人和事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本来李慎之和刘再复的事我也会忘记的，来计算机室的副院长也不止他一个，丁伟志应该也来过，甚至胡绳院长可能也来过，但我都记不起来了。之所以能记住李慎之先生是因为他在89年那次事件的表现以及钱锺书先生在送给他的那本《写在人生边上》不仅签了名，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能记起刘再复是因为他写的纪念钱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了钱先生托栾先生带话给他，而这件事恰好我是知道的。
那时我对社会科学基本不了解，除了爱看小说之外，历史、宗教、哲学、古籍、诗词、训诂、语言学、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等等更是边都不粘。即便是计算机方面，台湾来的这些教授学者，包括罗鸿进先生在内，都比我强得多。这些来访者都是我的老师，都是他们在说而我在听。我认为自己还没有与他们对话的资格，更不用说与钱先生对话了。因此，我不愿去见钱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见到钱先生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有到计算机室的来访者都是冲着栾贵明先生来的，而栾贵明先生是计算机室的核心和灵魂。
我认识栾先生的时间大概是1986年，那时我在云南省社科院计算机室工作。计算机在社科领域的应用当时还不多见，我的好友潘丹柯是学经济学的，他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对计算机以及数学模型非常有兴趣，我从水电部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调到云南省社科院工作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的影响下，我尝试着将计算机应用于社科领域，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因为数量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有许多现成的方法可用。
潘丹柯当时在云南省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搞到一笔课题费来做数理经济模型。我们的另一位好友胡继旋当时在云南省科委计算中心工作，对经济改革很有兴趣。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是农村发展组的成员，与《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也很熟悉。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就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
我们当时对系统动力学模型很有兴趣，而当时国内对系统动力学比较有研究的是人民大学的方美琪老师。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潘丹柯的这笔课题费到北京拜访方美琪老师，同时去拜访金观涛夫妇。
为此，我向云南省社科院主持工作的杜玉亭副院长提出要到北京考察计算机在社科领域的应用。也许是社科院缺乏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员，杜副院长对我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还要我给他的研究生们上过课。他不但同意了我去北京考察的要求，还写了一个条要我到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找单天伦局长，了解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应用的情况。
这次北京之行我们不但结识了金观涛夫妇，还认识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梁晓燕。梁晓燕当时是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住在北外宿舍。她与胡继旋早就认识。我们一到北京，胡继旋就带我们去找她，由她安排在北外的招待所住下，方便我们去人民大学。
梁晓燕是我最敬佩的女性。在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她是一个义无反顾，勇于为理想献身的人。在那次事件中，她在广场上与她的学生们始终在一起，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在事件后的审查中，专案人员逼问她为何要到广场？她回答道：“我是老师，我的学生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她的父亲是革命军人，她的爷爷奶奶也是共产党人，算上她三代都是共产党员。当专案人员威胁要开除她的党籍时，她质问专案人员：“共产党会zhen/ya学生吗？共产党能够zhen/ya学生吗？你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后来她被迫离开学校，离开她热爱的学生和教职，先后在一些杂志和刊物当编辑。1993年，她与梁从诫、杨东平、王立雄等一起，发起和创立了中国第一个NGO——自然之友。我就是从梁晓燕那里拿到王力雄的小说《黄祸》的打印本（电脑时代的手抄本）并传给了栾先生，我猜想，钱先生应该也看过这个手抄本。
我在网上看到百度知道上有一个问题：请问有谁知道梁晓燕老师的近况啊？
最佳答案是：呵呵，怎么最近看那个的这么多~~。我也刚刚看过，同学传的，把里面的人物都搜索了一遍，不少人都在海外，也有人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呵呵。梁晓燕倒真是不知道，难道还在国内？
还有一个回答是：梁晓燕关于乡村教育和NGO方面的讲座。虽然剪了短发，虽然脸上多了岁月的痕迹，但是风韵犹存，多了几分淡然。现任自然之友常务理事。
参考资料：http://webcast.china.com.cn/webcast/created/632/37_8785.htm
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学生们至今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师。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潘丹柯拿着杜副院长的条去中国社科院科研局见单天伦局长。单局长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应用的情况，除了数量经济研究所和语言所外，他特别提到了文学所计算机室做的工作——用电脑来研究《论语》。我们对此也非常有兴趣，因为数经所的工作与我们做的类似，偏重于数学模型。语言所主要是用计算机做统计分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很熟悉。但用电脑来研究《论语》这样的古籍，则是第一次听说。
见我们有兴趣，单局长也来了兴致，亲自带我们到文学所计算机室参观。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栾贵明先生和田奕。
我认识栾先生的时间大概是1986年，那时我在云南省社科院计算机室工作。计算机在社科领域的应用当时还不多见，我的好友潘丹柯是学经济学的，他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对计算机以及数学模型非常有兴趣，我从水电部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调到云南省社科院工作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的影响下，我尝试着将计算机应用于社科领域，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因为数量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有许多现成的方法可用。
潘丹柯当时在云南省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搞到一笔课题费来做数理经济模型。我们的另一位好友胡继旋当时在云南省科委计算中心工作，对经济改革很有兴趣。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是农村发展组的成员，与《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也很熟悉。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就是他介绍我们认识的。
我们当时对系统动力学模型很有兴趣，而当时国内对系统动力学比较有研究的是人民大学的方美琪老师。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潘丹柯的这笔课题费到北京拜访方美琪老师，同时去拜访金观涛夫妇。
为此，我向云南省社科院主持工作的杜玉亭副院长提出要到北京考察计算机在社科领域的应用。也许是社科院缺乏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员，杜副院长对我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还要我给他的研究生们上过课。他不但同意了我去北京考察的要求，还写了一个条要我到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找单天伦局长，了解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应用的情况。
这次北京之行我们不但结识了金观涛夫妇，还认识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梁晓燕。梁晓燕当时是北京外语学院的老师，住在北外宿舍。她与胡继旋早就认识。我们一到北京，胡继旋就带我们去找她，由她安排在北外的招待所住下，方便我们去人民大学。
梁晓燕是我最敬佩的女性。在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她是一个义无反顾，勇于为理想献身的人。在那次事件中，她在广场上与她的学生们始终在一起，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在事件后的审查中，专案人员逼问她为何要到广场？她回答道：“我是老师，我的学生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她的父亲是革命军人，她的爷爷奶奶也是共产党人，算上她三代都是共产党员。当专案人员威胁要开除她的党籍时，她质问专案人员：“共产党会zhen/ya学生吗？共产党能够zhen/ya学生吗？你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后来她被迫离开学校，离开她热爱的学生和教职，先后在一些杂志和刊物当编辑。1993年，她与梁从诫、杨东平、王立雄等一起，发起和创立了中国第一个NGO——自然之友。我就是从梁晓燕那里拿到王力雄的小说《黄祸》的打印本（电脑时代的手抄本）并传给了栾先生，我猜想，钱先生应该也看过这个手抄本。
我在网上看到百度知道上有一个问题：请问有谁知道梁晓燕老师的近况啊？
最佳答案是：呵呵，怎么最近看那个的这么多~~。我也刚刚看过，同学传的，把里面的人物都搜索了一遍，不少人都在海外，也有人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呵呵。梁晓燕倒真是不知道，难道还在国内？
还有一个回答是：梁晓燕关于乡村教育和NGO方面的讲座。虽然剪了短发，虽然脸上多了岁月的痕迹，但是风韵犹存，多了几分淡然。现任自然之友常务理事。
参考资料：http://webcast.china.com.cn/webcast/created/632/37_8785.htm
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学生们至今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师。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潘丹柯拿着杜副院长的条去中国社科院科研局见单天伦局长。单局长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应用的情况，除了数量经济研究所和语言所外，他特别提到了文学所计算机室做的工作——用电脑来研究《论语》。我们对此也非常有兴趣，因为数经所的工作与我们做的类似，偏重于数学模型。语言所主要是用计算机做统计分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很熟悉。但用电脑来研究《论语》这样的古籍，则是第一次听说。
见我们有兴趣，单局长也来了兴致，亲自带我们到文学所计算机室参观。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栾贵明先生和田奕。
第一次见栾贵明先生就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以为，理工科转文科比较容易也比较常见，但文科转理工科比较难也比较少见，特别是还要能编写计算机程序，几乎就不可能。栾先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在从事古典文献工作20年后，也就是1984年年底才开始学习电脑和计算机编程，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搞出了《论语数据库》这样的成果，这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电脑以及编写计算机程序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新奇和昂贵的陌生事物。我在大四的时候（1982年）上机实习使用的是国产DJS-130小型计算机，包括必要的外部设备在内，一套系统约需人民币50多万元，而那时大学毕业生每个月的工资不过56元。由于需要实习的学生很多而全校只有一套计算机系统，每个学生只能占用几分钟计算机时间。我们编写好程序后，需要先用纸带穿孔机在纸带上穿孔将程序记录在纸带上，再通过纸带输入机将程序输入计算机运算以减少机时占用。直接使用CRT字符终端在计算机上输入、调试和运行程序是很奢侈的事。
有一次，教程序设计的老师看不懂我编写的程序，认为程序逻辑有问题，不可能跑通。通过纸带输入程序，上机运行后确实没有输出结果。我不服气，认为程序逻辑没有问题，最多只是个别语句的问题。争执不下，老师破例和我一起通过CRT终端来调试和运行这个程序。经过仔细查找，发现穿孔时少输入了一条输出语句，使得运算结果无法输出，加上这条语句后计算机立即输出了正确的结果。从晚上7点折腾到12点，整整5个小时，让管机房的老师大为不爽，说我一个人占用的机时相当于安排给全班的机时。
早在1982年IBM-PC就已经推出，但在中国还鲜为人知。1984年-1985年期间进入中国的个人电脑还是以苹果II（APPLE-II）为主。一台苹果II电脑需要好几万元人民币，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工资不过几十元人民币，没有什么个人能够买得起电脑，都是单位采购，所谓个人电脑在中国名不符实。
1982年，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栾贵明先生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对《永乐大典》的研究，向钱先生请示下一阶段的工作。钱先生说：就搞《宋诗纪事》补正吧。钱先生对这一课题做了多年研究，看过很多文献，记了许多本读书笔记，写了大量手稿，但仍然有很多文献需要深入研究和比对。栾贵明先生按照钱先生的要求对《宋诗纪事》补正涉及到的大量古典文献进行了研究，但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如果采用传统方法，有生之年很难完成这项工作。钱先生也深知这一点，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他利用女儿钱瑗两次去英国讲学的机会，了解国外有关莎士比亚研究的情况和方法。
1984年秋，钱先生对栾先生说：你要下几年功夫，解决用电脑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问题。钱先生还说：可以先搞简单一点的，搞通后再考虑《宋诗纪事》补正。尽管当时栾贵明先生对电脑一窍不通，但二十年来追随钱先生的经历告诉他，钱先生的判断不会有错，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凭着对钱锺书先生的信赖和尊崇，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利用计算机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的漫漫长路。
钱先生看人很准，栾贵明先生是文科生中少有的对理工科抱有极大兴趣的人。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不但对古籍研究有兴趣，而且对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摄影甚至放电影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自己动手组装了收音机和电视机，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正式电影放映证书。栾贵明先生虽然从来没有摸过电脑，但有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以及理工科方面的头脑，通过自学很快就掌握了电脑知识并学会了使用高级语言编程，却苦于没有电脑来进行编程实践。1985年初，在一次电脑展览会上，栾贵明先生看中了当时最热门的苹果II电脑，与参展商——保定计算机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谈到最后一问价格，一台苹果II电脑要好几万元，凭个人的工资和积蓄根本就买不起，只得悻悻而回。
栾先生对电脑极大的热忱以及相关的知识和构想深深地打动了保定计算机厂的工作人员，他们立即向厂领导做了汇报，厂领导指示要全力以赴支持这项事业。当栾先生从展览会回到家时，保定计算机厂的工作人员正在门口等他。他们表示，可以先借一台苹果电脑给栾先生试用，以后再付款。居然有这等好事，当然义不容辞，栾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协助保定厂的工作人员将电脑搬进家中安装好，成为中国最早拥有电脑的个人。
利用这台苹果II电脑，栾先生掌握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并成为中国大陆应用电脑技术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的先驱者。光明日报闻讯后，专门请栾先生去做演讲。这次演讲分三天进行，在第一天的讲演中栾先生讲到：学电脑不能是戴眼镜的人。此话当然不是真的，栾先生后来对我说：当时不懂呀，就这样信口开河了。讲演结束后，听课的人将栾先生团团围住提问，解答完问题栾先生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发现多了一副眼镜。栾先生举起眼镜问是谁的？却无人认领，只得带回家中。第二天讲演结束后，栾先生将眼镜拿出来又问：是谁的眼镜？还是无人认领。直到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讲演结束，栾先生再问是谁的眼镜？一个文静秀气的女孩走过来悄声说道：老师，这是我的眼镜。栾先生问她：为什么将眼镜放在这里？女孩回答：老师说学电脑不能戴眼镜，听课时就将眼镜摘了放在一边，走得时候忘记了。这个女孩就是田奕。
在这次讲演中，栾先生对听众说：应用电脑技术对古典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而这项事业也需要人才，希望从事这项事业的年轻人可以到社科院文学所来找我，让我们共同开创这项伟大的事业。几天以后，一群听过栾先生讲演的年轻人到文学所找栾先生，希望参加到这项事业中，田奕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 而且是这群年轻人中唯一坚持下来并将这项事业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
尽管保定计算机厂将苹果电脑借给栾贵明先生试用，但不能拖着一分钱都不付，厂方也有很大的压力。栾先生将家里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并且变卖了一些家当，栾先生的夫人马蓉老师不乐意，女儿还在上学，万一家里有急事，没点积蓄怎么办？但拗不过栾先生。钱先生得知此事后，将自己的稿费也拿出来给栾先生，付了部分款项给厂方，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要利用电脑来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首先要解决汉字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要在计算机上使用汉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如朱邦复先生、王选教授、倪光南院士、史玉柱、王志东、王永民等，都在计算机汉字系统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当时的中国计算机汉字字符集国家标准GB2312只有6,763个简体汉字，根本无法满足处理古典文献的要求。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栾贵明先生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说：现在有哪些可以支持繁体汉字的系统？你能不能找来让我看一看？
刘再复和朱寨先生当时是文学所的负责人，得知栾贵明先生在用电脑研究古典文献后，多次到栾贵明先生家中了解情况，希望栾先生将这项研究放到所里并挤出了一笔经费给栾先生。利用这笔经费，栾先生在付清欠款的同时又向保定计算机厂购买了一台苹果II电脑，从家中将电脑搬到所里，召收了田奕等第一批学员。栾先生通过调研，找到了七种能够支持繁体汉字的系统。钱先生对这七种汉字系统作了研究和比较后，告诉栾先生：一定要选用台湾朱邦复先生发明的苍颉汉字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够满足古籍处理的需要。
按照钱先生的指示，栾先生选用了朱邦复先生的仓颉汉卡作为古典文献处理系统的汉字系统。事实证明，钱锺书先生的选择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仓颉码不但可以支持繁体汉字，而且拥有几万个汉字的大字符集，这是其它汉字系统无法做到的。不仅如此，朱邦复先生发明的仓颉汉卡还可以根据部首偏旁来生成新的汉字，也就是哪怕是字符集里没有的汉字，也可以通过输入相应的部首偏旁来生成它，这就使得仓颉系统在理论上具有无数个汉字。更妙的是仓颉码既是内码也是输入码，而且是形码，只要掌握了仓颉输入法，哪怕不认识这个汉字，不会读这个汉字的读音，只要看着这个字的字形就可以输入这个汉字。这对于古典文献的录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录入员不可能是语言学家，而且就算是王力先生汉字专家，认识的汉字也是有限的，如果不采用仓颉码，古典文献根本就无法录入。
在解决了汉字系统的问题后，栾先生带着田奕等学员们一起在苹果II电脑上编写程序，造字并且将《论语》录入电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论据数据库》这样的开创性工作。此前虽然有人将《红楼梦》输入电脑并作了词频统计分析等方面的工作，但使用的是GB2312简体汉字系统，并不是完全按照原著的原样录入的，存在着较大的误差。而《论语数据库》完全是按照原文原样录入，并经过专家多次校对，保证了原始数据的精确无误，使得基于原始数据产生的统计结果也是准确的。
《论语数据库》于1986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钱锺书先生对这一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奠基性成果非常高兴，为《论语数据库》题写了两个书名，从中选出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供该书付印用。钱先生还在该书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评论：“从理论上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他工具没有甚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获知有关情况后，兴致勃勃地来到栾贵明工作的地方，观看了成果演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汝信、李慎之、丁伟志等院领导也去现场观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
在钱锺书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文学所决定成立计算机室来开展应用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钱先生为文学所计算机室题写了名称。但无论是文学所还是社科院，都没有专项经费来开展工作。栾先生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找科研局，最后由当时的科研局局长王焕宇下决心，冒一次风险，同意从院科研经费中拨出10万元，以借款方式给栾贵明先生并约定了还款时间。栾先生就以这种非常规方式投入了新一轮研制活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电脑以及编写计算机程序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新奇和昂贵的陌生事物。我在大四的时候（1982年）上机实习使用的是国产DJS-130小型计算机，包括必要的外部设备在内，一套系统约需人民币50多万元，而那时大学毕业生每个月的工资不过56元。由于需要实习的学生很多而全校只有一套计算机系统，每个学生只能占用几分钟计算机时间。我们编写好程序后，需要先用纸带穿孔机在纸带上穿孔将程序记录在纸带上，再通过纸带输入机将程序输入计算机运算以减少机时占用。直接使用CRT字符终端在计算机上输入、调试和运行程序是很奢侈的事。
有一次，教程序设计的老师看不懂我编写的程序，认为程序逻辑有问题，不可能跑通。通过纸带输入程序，上机运行后确实没有输出结果。我不服气，认为程序逻辑没有问题，最多只是个别语句的问题。争执不下，老师破例和我一起通过CRT终端来调试和运行这个程序。经过仔细查找，发现穿孔时少输入了一条输出语句，使得运算结果无法输出，加上这条语句后计算机立即输出了正确的结果。从晚上7点折腾到12点，整整5个小时，让管机房的老师大为不爽，说我一个人占用的机时相当于安排给全班的机时。
早在1982年IBM-PC就已经推出，但在中国还鲜为人知。1984年-1985年期间进入中国的个人电脑还是以苹果II（APPLE-II）为主。一台苹果II电脑需要好几万元人民币，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工资不过几十元人民币，没有什么个人能够买得起电脑，都是单位采购，所谓个人电脑在中国名不符实。
1982年，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栾贵明先生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对《永乐大典》的研究，向钱先生请示下一阶段的工作。钱先生说：就搞《宋诗纪事》补正吧。钱先生对这一课题做了多年研究，看过很多文献，记了许多本读书笔记，写了大量手稿，但仍然有很多文献需要深入研究和比对。栾贵明先生按照钱先生的要求对《宋诗纪事》补正涉及到的大量古典文献进行了研究，但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如果采用传统方法，有生之年很难完成这项工作。钱先生也深知这一点，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他利用女儿钱瑗两次去英国讲学的机会，了解国外有关莎士比亚研究的情况和方法。
1984年秋，钱先生对栾先生说：你要下几年功夫，解决用电脑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问题。钱先生还说：可以先搞简单一点的，搞通后再考虑《宋诗纪事》补正。尽管当时栾贵明先生对电脑一窍不通，但二十年来追随钱先生的经历告诉他，钱先生的判断不会有错，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凭着对钱锺书先生的信赖和尊崇，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利用计算机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的漫漫长路。
钱先生看人很准，栾贵明先生是文科生中少有的对理工科抱有极大兴趣的人。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不但对古籍研究有兴趣，而且对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摄影甚至放电影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不仅自己动手组装了收音机和电视机，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正式电影放映证书。栾贵明先生虽然从来没有摸过电脑，但有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以及理工科方面的头脑，通过自学很快就掌握了电脑知识并学会了使用高级语言编程，却苦于没有电脑来进行编程实践。1985年初，在一次电脑展览会上，栾贵明先生看中了当时最热门的苹果II电脑，与参展商——保定计算机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谈到最后一问价格，一台苹果II电脑要好几万元，凭个人的工资和积蓄根本就买不起，只得悻悻而回。
栾先生对电脑极大的热忱以及相关的知识和构想深深地打动了保定计算机厂的工作人员，他们立即向厂领导做了汇报，厂领导指示要全力以赴支持这项事业。当栾先生从展览会回到家时，保定计算机厂的工作人员正在门口等他。他们表示，可以先借一台苹果电脑给栾先生试用，以后再付款。居然有这等好事，当然义不容辞，栾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协助保定厂的工作人员将电脑搬进家中安装好，成为中国最早拥有电脑的个人。
利用这台苹果II电脑，栾先生掌握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并成为中国大陆应用电脑技术研究和整理古籍文献的先驱者。光明日报闻讯后，专门请栾先生去做演讲。这次演讲分三天进行，在第一天的讲演中栾先生讲到：学电脑不能是戴眼镜的人。此话当然不是真的，栾先生后来对我说：当时不懂呀，就这样信口开河了。讲演结束后，听课的人将栾先生团团围住提问，解答完问题栾先生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发现多了一副眼镜。栾先生举起眼镜问是谁的？却无人认领，只得带回家中。第二天讲演结束后，栾先生将眼镜拿出来又问：是谁的眼镜？还是无人认领。直到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讲演结束，栾先生再问是谁的眼镜？一个文静秀气的女孩走过来悄声说道：老师，这是我的眼镜。栾先生问她：为什么将眼镜放在这里？女孩回答：老师说学电脑不能戴眼镜，听课时就将眼镜摘了放在一边，走得时候忘记了。这个女孩就是田奕。
在这次讲演中，栾先生对听众说：应用电脑技术对古典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这项事业，而这项事业也需要人才，希望从事这项事业的年轻人可以到社科院文学所来找我，让我们共同开创这项伟大的事业。几天以后，一群听过栾先生讲演的年轻人到文学所找栾先生，希望参加到这项事业中，田奕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 而且是这群年轻人中唯一坚持下来并将这项事业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
尽管保定计算机厂将苹果电脑借给栾贵明先生试用，但不能拖着一分钱都不付，厂方也有很大的压力。栾先生将家里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并且变卖了一些家当，栾先生的夫人马蓉老师不乐意，女儿还在上学，万一家里有急事，没点积蓄怎么办？但拗不过栾先生。钱先生得知此事后，将自己的稿费也拿出来给栾先生，付了部分款项给厂方，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要利用电脑来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首先要解决汉字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要在计算机上使用汉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如朱邦复先生、王选教授、倪光南院士、史玉柱、王志东、王永民等，都在计算机汉字系统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当时的中国计算机汉字字符集国家标准GB2312只有6,763个简体汉字，根本无法满足处理古典文献的要求。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栾贵明先生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说：现在有哪些可以支持繁体汉字的系统？你能不能找来让我看一看？
刘再复和朱寨先生当时是文学所的负责人，得知栾贵明先生在用电脑研究古典文献后，多次到栾贵明先生家中了解情况，希望栾先生将这项研究放到所里并挤出了一笔经费给栾先生。利用这笔经费，栾先生在付清欠款的同时又向保定计算机厂购买了一台苹果II电脑，从家中将电脑搬到所里，召收了田奕等第一批学员。栾先生通过调研，找到了七种能够支持繁体汉字的系统。钱先生对这七种汉字系统作了研究和比较后，告诉栾先生：一定要选用台湾朱邦复先生发明的苍颉汉字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够满足古籍处理的需要。
按照钱先生的指示，栾先生选用了朱邦复先生的仓颉汉卡作为古典文献处理系统的汉字系统。事实证明，钱锺书先生的选择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仓颉码不但可以支持繁体汉字，而且拥有几万个汉字的大字符集，这是其它汉字系统无法做到的。不仅如此，朱邦复先生发明的仓颉汉卡还可以根据部首偏旁来生成新的汉字，也就是哪怕是字符集里没有的汉字，也可以通过输入相应的部首偏旁来生成它，这就使得仓颉系统在理论上具有无数个汉字。更妙的是仓颉码既是内码也是输入码，而且是形码，只要掌握了仓颉输入法，哪怕不认识这个汉字，不会读这个汉字的读音，只要看着这个字的字形就可以输入这个汉字。这对于古典文献的录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录入员不可能是语言学家，而且就算是王力先生汉字专家，认识的汉字也是有限的，如果不采用仓颉码，古典文献根本就无法录入。
在解决了汉字系统的问题后，栾先生带着田奕等学员们一起在苹果II电脑上编写程序，造字并且将《论语》录入电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论据数据库》这样的开创性工作。此前虽然有人将《红楼梦》输入电脑并作了词频统计分析等方面的工作，但使用的是GB2312简体汉字系统，并不是完全按照原著的原样录入的，存在着较大的误差。而《论语数据库》完全是按照原文原样录入，并经过专家多次校对，保证了原始数据的精确无误，使得基于原始数据产生的统计结果也是准确的。
《论语数据库》于1986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钱锺书先生对这一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奠基性成果非常高兴，为《论语数据库》题写了两个书名，从中选出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供该书付印用。钱先生还在该书的前言中写下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评论：“从理论上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他工具没有甚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获知有关情况后，兴致勃勃地来到栾贵明工作的地方，观看了成果演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汝信、李慎之、丁伟志等院领导也去现场观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
在钱锺书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文学所决定成立计算机室来开展应用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钱先生为文学所计算机室题写了名称。但无论是文学所还是社科院，都没有专项经费来开展工作。栾先生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找科研局，最后由当时的科研局局长王焕宇下决心，冒一次风险，同意从院科研经费中拨出10万元，以借款方式给栾贵明先生并约定了还款时间。栾先生就以这种非常规方式投入了新一轮研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