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
产生《诗经》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大发展时代，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大发展时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从古至今也没有中断。只是当今由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发展，使农业文明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依然不可忽视。
《诗经》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时代向封建时代过渡的时代，《诗经》中记录的诗篇，从商朝晚期到西周、东周和春秋时期，前后达到五六百年之多。这一时期的中国，从文字、语言、记录、传说、祭祀、信仰等等都有巨大发展，可以说精神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业生产、畜牧业、手工业、等等的物质生产也已经达到新的高度。
《诗经》时代的农业文明表现得非常丰富而多元。我们通读《诗经》可以对于·中国的农业文明有以下的结论：

农业文明：
产生《诗经》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大发展时代，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大发展时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从古至今也没有中断。只是当今由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发展，使农业文明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依然不可忽视。
《诗经》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时代向封建时代过渡的时代，《诗经》中记录的诗篇，从商朝晚期到西周、东周和春秋时期，前后达到五六百年之多。这一时期的中国，从文字、语言、记录、传说、祭祀、信仰等等都有巨大发展，可以说精神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业生产、畜牧业、手工业、等等的物质生产也已经达到新的高度。
《诗经》时代的农业文明表现得非常丰富而多元。我们通读《诗经》对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农业文明的重要表现。
西周时期，由于人口的壮大，土地的扩展，对于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扩大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因此，新的农业技术，新的农业产品不断出现。比如，农业耕地不断扩大，出现了几十里、几百里地的农田和牧场。也出现了几千人的耕作场面（偶耕）。金属工具的应用，提高了生产率，春秋晚期出现了牛耕，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利用，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纺织技术的提高，纺织机械的改进和发展，也提高了纺织品的产量和丝织品的种类。《诗经》中出现许多描写丝织品的篇章，就是最好的明证。
2、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定型，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中国文字发展，到了西周时期，从商朝初期的甲骨文到商周时期的金文，走过了漫长的时间，到了西周时期，篆文已经基本定型，竹木石等材料用于刻字，记录历史和文章歌赋，已经非常普遍。春秋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中国各种思想流派欣欣向荣地发展壮大。使得语言和文字也得到了大发展。《诗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西汉时期规定的“五经”（即《诗经》、《书经》、《礼记》、《周易》、《春秋》）都是这一时期出现并定型的。
3、四夷的征服，诸侯的分封，强调了国家的观念：
周灭商和东征以后，曾分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以为藩屏。诸侯的君位世袭，在其国内拥有统治权，但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义务。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指挥天下的力量，只能依靠同姓族人来实现统治。但是，由于西周的中央政府有统一指挥军队的能力和调动天下财力，所以能实现征服四夷，在《诗经》中，对于四夷征服的描述诗篇有不少，就说明了西周时期的国家强大。比如《小雅·采芑》就描写了方叔率领军队南征荆蛮，北讨玁狁，所向披靡。

（续）
4、中国农业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以农为本，不误农时。注重天文气象的观测和研究：
农人从长年农业生产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许多不误农时的经验，总结出一套观天测雨的方法，被人们总结成一年四时八节（后来发展成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这样就大大地适应了农业生产。而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大小官员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及时指导和督促各级人员不误农时地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业产量。这一观念，从古到今也没有变过。《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述了农业、农时和农事的过程。《豳风·七月》就是一篇从一月到十二月农时农事的安排表。同时还是夏历和周历的对照表。《七月》对于研究中国农业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诗经》中的有关诗篇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观天测雨的资料，如测日影而记录时间；观虹霓而知雨处，雨雪风霜都有涉及，更有许多天文星象记录。这些虽然都是人们观察的记录，但是也为我们了解三千多年前的人们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都是农业科学文明的具体表现。

5、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是自耕农的发展壮大，个人财产的扩展：
东周时期已经进入奴隶制后期，私有制进一步扩大，标志是自耕农队伍不断发展，人们的私有观念逐渐深入，部分奴隶也具有私有财产。这些人组成独立家庭，用另外一种方式给官吏们服务，即做公差，交公物。在《豳风·七月》中说：“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这里的农夫就是自耕农，他们在农活完了后，就要去官家处干活，盖房子。“昼尔于茅，宵尔索綯”，白天去割茅草，晚上去搓草绳。这些农夫打猎获得的猎物，也要大部分上交官家，“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把打猎得到的一年小猪自己留着，而把三年大的猪上交官家，就是生动写照。从《七月》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农夫们毕竟有了自己的财产，当然，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部分生产工具。《周颂·噫嘻》中的：“骏发尔私”中的“私”字郭沫若先生的解释是“私有”，我们在《周颂·臣工》中看到“命我众人”的句式，也可以看出这是命令农夫或者奴隶们拿起自己农具去干活。可见那时的奴隶是有私人农具的，农夫有私人工具更是不足怪的。

6、社会分工日益详细：
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士、农、工、商等都已齐备。
① 农夫：《诗经》中不少诗篇中提到“农夫”，这是自耕农的发生发展而出现的新现象，《小雅·甫田》描写的是农夫耕田、锄草、施肥、收割、储藏等等一系列干农活状况。表现了农夫取得丰收的喜悦，祈祷田祖保佑来年风调雨顺，获得更大的丰收，保佑族中老少吉祥安康。“农夫之庆。”、“农夫克敏”，就表现了农夫欢欣鼓舞，干劲十足的情形。
②工（织女）：“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小雅·大东》）虽然说的是织女星，但是织女的称呼却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纺织女工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大雅·瞻卬》中有“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的描述，说的是妇女们受人蛊惑，放下她们的手工业——养蚕、缫丝、纺织等功事，都去说三道四，飞短流长，不务正业了。西周时期的纺织不但有丝织，而且也有纺葛纺麻等，先秦时期有一首民歌《采葛妇歌》，其中就有“令我采葛以作丝，女工织兮不敢迟。”的记述。麻织品有“麻纱”，葛织品有“葛布”等，都是可以和丝织品相比美的纺织品，都是可以作为贡品上交官家的物品。
织女作为手工业者的代表，人员众多，分布广泛。其他还有铜匠、铁匠、木匠等手工艺人。由于这些手工艺人农忙时还要去农田劳作，手工业只有兼职，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或阶级，但是这也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劳动的分工。
商人：西周之前已经出现货币，所以以物换物时代渐行渐远，商人应运而生，“抱布贸丝”（拿着钱去买丝，见《卫风·氓》），就是证明。《大雅·瞻卬》中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是说那些官吏都知道商人获取三倍高的利润而不管。可见官商勾结，牟取暴利，自古有之。商人的出现是阶级分化形成的表现之一。
士：“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周颂·假乐》），这里的“卿士”就是当官的人。“偕偕士子，朝夕从事。”（《小雅·北山》）。这里的“士子”是有王事者的人，即当官的人。“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大雅·卷阿》），“吉士”就是有学问的人，往往被称为君子，是可以做官的人。“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周颂·清庙》），这里的“士”是有学问的人，他们是德才兼备的人士，是一些后补官员。
可见“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存在。
士、农、工、商都很清楚地存在，说明社会分工清楚明朗。这是农业文明进化的标志。

7、祈福、祭祀是对先辈的瞻仰和纪念，以及寄托自身和后代的希望的文化现象：
中国的儒家鼻祖孔子在《论语·先进》篇里，当子 路问怎样侍奉鬼神时，孔于作了明确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论语-雍也》在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可见，孔老夫子对于鬼神是采取客观态度的，即对于不甚了解的事物，不要听风就是雨，人云亦云，跟风附和；但是·也不要一概否认，要有务实精神，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2500多年前，孔子有这一思想，是相当了不起的。
然而，在科学技术相当落后的时期，绝大多数人们对于自然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人们将许多不能 认识的自然现象，归结为有一种神圣力量主使的结果，这样就出现了对于鬼神的信仰。也有的是对于传说中的古人所做的一切，产生敬畏，把他敬为神人，如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大禹等等，他们都变成了神人。炎帝号称神农氏，是中国农业的创始人。黄帝号称轩辕氏，是中国住房、车辆等等的创始人。大禹则是由于治水有功，被人们传颂千古，全国到处都设庙祭祀，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
西周时期虽然生产力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水平还是低下的。人们继承了上古留下的许多传说和信仰，对于鬼神的信仰也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农业文明的一部分。
《诗经》中有关祭祀鬼神的诗篇有不少。《小雅·信南山》就是丰收后人们祭祀祖先，祈福康乐。“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由此可知人们是多么虔诚。
在《小雅·甫田》中，“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榖我士女。”这里的“田祖”就是神农氏炎帝，人们企望田祖施以甘露，使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男女安乐。
除去神农氏以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植桑有桑神，养蚕有蚕神，神农氏尝百草，又是医药的神仙，等等，不一而足。在《鄘风·桑中》里，据郭沫若先生考证，男女相会的“上宫”（“要我乎上宫”）就是供奉桑神的地方。
《周颂》就是为祭祀周王朝而演奏歌唱的诗歌，祭祀周王朝的先祖，同时也祭祀许多神人，祭祀山川社稷的。《鲁颂》和《商颂》也都是纪念鲁国和殷商祖先的诗歌。
总之，《诗经》中祭祀的诗歌不少，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事。不论民间和官方，都对于祭祀十分注意和重视，从形式、规格、主祭与参祭人员、地点、音乐、等等都有规定。已经形成一套祭祀的文化链条。是古代十分关键的文化现象。

8、占卜：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都十分缺乏，对于自然界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能解释，因此就形成了对自然界的畏惧，进而形成了“靠天吃饭”的思想，形成了对自然的膜拜。同时把有能力的人看成了神。而且处处依赖“神”，离不开“神”的局面。夏商伊始人们逐渐形成求神问卜的风气，从后来逐渐发现的甲骨文可知，其中绝大部分是与问卜有关。到了西周时期，更有过之无不及。《周易》的成书过程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对于鬼神的敬仰和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使顶礼膜拜成为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周易》就是一本占卜的百科全书。并且还阐述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哲学理论，成为人们观察宇宙人生，建构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中国文化更具有东方特色。
春秋战国以后，《周易》更加发展扩充，许多学者阐释《周易》，形成了“易学”，《周易》不仅仅是占卜全书，汉朝以后更把《周易》作为五经之一（后来又扩充我十三经之一），已经成为儒家经典。
《诗经》也是“五经”之一，《诗经》中有关占卜的诗章不少，以《雅》、《颂》中的诗篇为多。
古人几乎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占卜，生活、生产、打仗等等，凡事都要求神问卦、预测吉凶。比如，《大雅·绵》写的是古公亶父从邠迁岐的故事。古公亶父一到岐山，立即就着人问卜，“爰契我龟”，按照问卜的结果去搞规划，搞建设（“爰始爰谋”）。在岐山建房、筑城、垦荒种地，让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实际上，周朝就是从这里发达起来的。
（待续）

（续前） 古人对于问题的不解，就去占卜，即后来的求签问挂，什么事都可以问。《诗经》中这样的诗歌很多，如卜婚姻（“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见《卫风·氓》）；卜生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见《小雅·斯干》）；卜归期（“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见《小雅·杕杜》）；卜吉凶（“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见《召南·摽有梅》）；卜福（“卜尔百福，如幾如式。”见《小雅·楚茨》）；卜建筑（“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大雅·文王有声》）；卜农桑收成（“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鄘风·定之方中》）等等。举凡要做的事，都要卜筮一番，以求是否可行。待到汉朝以后，家家都有一本历书（俗称“黄历”）办事之前都要翻一番历书，看看今天是否能进行这项工作。占卜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谁也离不了。这是农业文明的一件非常重要的表现。

（续前）对于占卜的疑问：
上文说到占卜的普遍，但是也有对于占卜的不满和反对。《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如有人已经对占卜提出怀疑，像《小雅·小旻》中说“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谋父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意思是占卜了那么多次，也得不出吉凶祸福，给人以明确的意见。用了那么多所谓的能人，也没有得出结果，因为人多，反而没有人负责任，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小旻》是一篇讽咏周幽王的诗歌，它揭露了周幽王听信谗言，不用良谋，以致国事日衰，人们对于占卜的怀疑，是对于国事的对照。国事日非，不是占卜的巫筮们所能遮掩得了的。
《小雅·正月》是一篇忧国忧民的诗篇。诗中有一段说“谓山盖卑，为岗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意思是：你说高山卑下，但是那是高山大陵；你说民众中谣言横行，但是却不去辟谣印证；招来那些古老耆宿,请他们占梦，这些人都说自己是圣人，可是，他们谁人知道乌鸦的雌雄呢？从诗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那些大人先生们是极大地不信任，他们口中说的一套，与现实中的对照是相反的，是得不到人们的信任的。诗人最后说，你们都是圣人，都会占卜解梦，可是你们哪一个能分清乌鸦的公母呢？
我们从上述引诗看出，中国自古就有不畏强暴的人，就有独立思考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中国的文化、哲学得以发展，也使得中国文明得以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