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新加坡印记
【郁达夫的新加坡印记】
（一） 南渡的原因
郁达夫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12月28日赴新加坡担任报馆职务，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夕逃离到荷属苏门答腊，这段流亡时间约三年多一点，他留下了四百多篇文字，却呈现了与二十年代的忧郁、伤感、颓唐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与文字格调，而为许多学者研究不舍。其实郁达夫以笔作枪 ，是早在下南洋之前。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意识到当下已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0月17日他在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开始编辑出版《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相继发表了《文化节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我们在后方》等十五篇文章，他的系列文化救亡运动，引起巨大反响，更激发了各界民众强烈的爱国救国之心。1938年的武汉，是积极抗日的革命力量与消极抗日的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心，文艺界的进步作家茅盾、冯乃超、鲁彦等人都先后来到这里；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1938年秋，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国内的投降派大肆散播再战必亡论，坚定宣传抗战必胜的郁达夫，遭遇到了公然攻击与诽谤；这段日子可说是郁达夫一生中最沮丧、最感困惑的时期。刚巧这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他去担任该报文艺编辑，郁达夫决定到南洋去做抗日宣传。1938年12月，郁达夫登上轮船，途经香港远赴南洋。
历来学者对郁达夫南渡之原因各有猜测：（1）带有官方使命，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2）是为了挽救他与王映霞破裂的婚姻关系，选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3）放逐南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迫害：（4）南洋是诗人浪漫的幻想，即谓在感到前途一片灰暗，走投无路之际，南洋的邀请无疑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等等说法。确实，郁达夫在南渡前的婚姻状况、写作状态、政治待遇以及其周际关系，都会是他自我放逐南洋的因素。有诗为证：“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
有学者夏菁在 《郁达夫自我放逐南洋及其身份辨析》（ 《文艺争鸣》2015年03期）分析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至少包含两个层次：（1）它是中国旧式文人式的：在仕途失意后走向边缘，借酒和女人排忧解愁，以忘怀现实；（2）它也极具现代色彩：表现自我、反叛束缚、张扬个性、强调自由、权利以及个体生命的孤独。因此他认为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不同于西方式的精神流浪，而是在珍重自由中又包含着不能认为丢弃的社会责任感。按照李欧梵教授的说法“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alienation)”。
（二）留下的历史印记
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不算太短的日子里所留下的印记，不是任何一位南来作家所能达到媲比的高度。笔者把他总结了六点如下：
（1）他是对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与文学推动者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曾任多个报刊杂志的主编 ,其中以《星洲日报·晨星》的活动最为活跃。除了本身写作和编务，他还提拔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有早逝的诗人冯蕉衣，还有最早搜集郁达夫海外作品的报人温梓川编辑出版了《郁达夫南游记》。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郁达夫海外文集》中提及，郁达夫每天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按语等等，每天书写总要有四五千字。还有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稿上都有编者用红笔改过的字句。
郁达夫在新加坡文化界影响很大，几十年过去了，大家还念念不忘郁达夫在新加坡的逸事传闻。他喜欢跟一般文人在一起会喝酒、写旧诗，互相唱和风雅之作；而新马当时社会风气保守，对其毫无收敛的旧派名士作风时有微言，报纸常常有报道，影响甚广。
（2） 扮演文化中转站的作用
郁达夫放逐边缘，零余感受，是因为他在现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施展抱负和理想，在放逐南洋后，他挥写民族大我情怀，埋葬小我的颓废感伤，此时他身负众望，负责主编文艺副刊，在抗战宣传中举足轻重，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三年的编辑工作，他占领多处阵地，先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充分体现了文化中继站主持人的作用，这期间他与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并对国内派出戏剧电影书展予以评介，而且这个中继站也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这是国内当时所无法做到的。譬如他从《亚细亚杂志》)翻译斯诺从中国解放区发出的多篇报告并加按语，可能是最早以中文介绍斯诺的西北之行的报导。还有美国记者去滇缅路采访的报导特写等，也是当时中国大后方看不到的。此外，对于世界文坛的信息也颇多评介，如《英法文坛近事》、《奢斯笃夫的去世》、《纪念柴霍夫》等。
（3）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政论时评
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从南渡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更确切地来说他的职业是报人，譬如他抵达新加坡没几日，住所尚未安顿好，便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虽然他也在刚到新加坡时写过两篇：<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记游》，仍保持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的潇洒和情真意切。
郁达夫主编过《星洲日报》四种副刊：《晨星》、《繁星》、《文艺》和《教育》，此外他还负责过《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月刊、《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栏，以及英国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这些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强调文学与政治、与大众的关系。
郁达夫因为编报之关系，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1940年8月3日到10月25日他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还另写一篇署名文章。另一段时间是从1941年8月6日至9月25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他每天上夜班看最后新闻电稿，才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总在凌晨了，而白天还照常参加社会活动。
根据郁达夫研究学者姚梦桐的考证，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写的文章共计462篇，其中政论就占104篇。内容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民主国家要紧密合作，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战，强调所有华人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如〈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等文章。这些政论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作者性格特征，即以激情色彩感染读者，而不求论证周密、严谨，但即使是文艺评论，也带有很浓厚的政论色彩。
夏衍先生曾说“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秉持中国立场，投身抗日活动，书写了大量政论文字。他的政论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就是：(1)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投降妥协；(2)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进步的政治言论是一致的。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如滇缅路的重开、美日商约的废止、美苏的接近等等事件加以论述，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作出判断。虽然他写的社论政论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惟恐不尖不透，但同时却有感人的激情、文学的色彩和作者的性格特征。
（4）积极投入领导抗战的社会活动家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学者姚梦桐是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包括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与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二不完全统计的，就有一百余项，其涉及的内容：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运动，历史掌故，国内国际文艺动态当地，几乎与当代社会和世界都相关。
正是到了临近战火的时候，郁达夫和左派人士连续成立了多个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教育、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就推选了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 就有回忆文字描写郁达夫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5）临危不惧机智掩护华侨
刘尊棋在《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一文中提到在新加坡陷落之前，作者本人和郁达夫曾奉抗敌动员总会的委派，去到英总督府会见政治部主任莫理斯，提出释放政治犯要求，当场谈判得到胜利，并与那位被捕的马共领导人见面，郁达夫支持了那位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他在英国人面前的义正词严、爱憎分明的谈吐给作者以深刻印象。
１９４２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流亡荷属苏门答腊隐姓埋名，期间被强迫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郁达夫利用身份掩护和支持华侨以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陈嘉庚就曾对夏衍回忆：“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侨领。” 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大事化小，开脱了不少印尼人。宪兵队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华侨活动的情报，郁达夫获悉后，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在郁达夫担任通译期间，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没有杀害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被拘禁的，也在郁达夫的周旋下获释。
（6) 一脉相承的文艺论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集中这一时代多种矛盾的作家，自然是褒贬不一，但多数都偏重于评论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对他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和专门的评论很少。其实在《文艺杂论》部分中，从《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报告文学》、《事务写实与人物性格》、《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等等，都可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鲜明论点。如抗战初期他就预见到报告文学的兴起而给以很高评价。南渡后他认为“文艺通俗化、民俗化、革命化在过去只是空喊的口号，到了抗战中才见实现”。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在于充实的生活和泼辣的生命，并认为写实之外还要有想像，主张扩大题材和调动一切形式手段为抗战服务。
郁达夫到南洋后不久，为在出席槟城的一个欢迎会上回答一些文艺青年的询问而写的〈几个问题〉，在1939年1月21日的《星洲日报》上发表。这插曲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笔战。郁达夫认为：“文艺，既是受社会、环境、人种等影响的产物，则文艺作品之中，应该有极强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显的地方投影。”所以，“生长在南洋的侨胞，受过南洋的教育”，所写的作品当然应具有“南洋的地方色彩”。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许多人只把南洋作为暂住之地，效忠的是中国。因此强调南洋本土化的问题就显得特别艰难。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新马作家几乎把鲁迅的写作模式奉为圭臬，而忽视了本土性的表达。
（三） 他是作家？还是战士？
郁达夫曾在1930年（一说是1933年），为了坚持作品表现个人主义，在宋庆龄举办的一个家庭宴会上，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 （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为此引起一场风波，以至后来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除名开除。
1938年以后，郁达夫在南渡放逐中，重新发现和定位了自己的位置，他开始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这或许就是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这时的他，显然不仅是名作家更是一名战士，经历战争磨砺的郁达夫，对生死考验毫不畏惧，踏上了后来三年半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涯（1942.2.4~1945.9.17），正如刘向的《战国策·燕策三》有段这样的描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呜呼哀哉，究竟是时代造就了郁达夫这个英雄呢？还是性格成全了郁达夫的最终结局？
完稿于2019年7月14日
（一） 南渡的原因
郁达夫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12月28日赴新加坡担任报馆职务，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夕逃离到荷属苏门答腊，这段流亡时间约三年多一点，他留下了四百多篇文字，却呈现了与二十年代的忧郁、伤感、颓唐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与文字格调，而为许多学者研究不舍。其实郁达夫以笔作枪 ，是早在下南洋之前。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意识到当下已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0月17日他在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开始编辑出版《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相继发表了《文化节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我们在后方》等十五篇文章，他的系列文化救亡运动，引起巨大反响，更激发了各界民众强烈的爱国救国之心。1938年的武汉，是积极抗日的革命力量与消极抗日的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心，文艺界的进步作家茅盾、冯乃超、鲁彦等人都先后来到这里；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1938年秋，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国内的投降派大肆散播再战必亡论，坚定宣传抗战必胜的郁达夫，遭遇到了公然攻击与诽谤；这段日子可说是郁达夫一生中最沮丧、最感困惑的时期。刚巧这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他去担任该报文艺编辑，郁达夫决定到南洋去做抗日宣传。1938年12月，郁达夫登上轮船，途经香港远赴南洋。
历来学者对郁达夫南渡之原因各有猜测：（1）带有官方使命，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2）是为了挽救他与王映霞破裂的婚姻关系，选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3）放逐南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迫害：（4）南洋是诗人浪漫的幻想，即谓在感到前途一片灰暗，走投无路之际，南洋的邀请无疑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等等说法。确实，郁达夫在南渡前的婚姻状况、写作状态、政治待遇以及其周际关系，都会是他自我放逐南洋的因素。有诗为证：“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
有学者夏菁在 《郁达夫自我放逐南洋及其身份辨析》（ 《文艺争鸣》2015年03期）分析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至少包含两个层次：（1）它是中国旧式文人式的：在仕途失意后走向边缘，借酒和女人排忧解愁，以忘怀现实；（2）它也极具现代色彩：表现自我、反叛束缚、张扬个性、强调自由、权利以及个体生命的孤独。因此他认为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不同于西方式的精神流浪，而是在珍重自由中又包含着不能认为丢弃的社会责任感。按照李欧梵教授的说法“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alienation)”。
（二）留下的历史印记
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不算太短的日子里所留下的印记，不是任何一位南来作家所能达到媲比的高度。笔者把他总结了六点如下：
（1）他是对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与文学推动者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曾任多个报刊杂志的主编 ,其中以《星洲日报·晨星》的活动最为活跃。除了本身写作和编务，他还提拔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有早逝的诗人冯蕉衣，还有最早搜集郁达夫海外作品的报人温梓川编辑出版了《郁达夫南游记》。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郁达夫海外文集》中提及，郁达夫每天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按语等等，每天书写总要有四五千字。还有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稿上都有编者用红笔改过的字句。
郁达夫在新加坡文化界影响很大，几十年过去了，大家还念念不忘郁达夫在新加坡的逸事传闻。他喜欢跟一般文人在一起会喝酒、写旧诗，互相唱和风雅之作；而新马当时社会风气保守，对其毫无收敛的旧派名士作风时有微言，报纸常常有报道，影响甚广。
（2） 扮演文化中转站的作用
郁达夫放逐边缘，零余感受，是因为他在现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施展抱负和理想，在放逐南洋后，他挥写民族大我情怀，埋葬小我的颓废感伤，此时他身负众望，负责主编文艺副刊，在抗战宣传中举足轻重，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三年的编辑工作，他占领多处阵地，先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充分体现了文化中继站主持人的作用，这期间他与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并对国内派出戏剧电影书展予以评介，而且这个中继站也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这是国内当时所无法做到的。譬如他从《亚细亚杂志》)翻译斯诺从中国解放区发出的多篇报告并加按语，可能是最早以中文介绍斯诺的西北之行的报导。还有美国记者去滇缅路采访的报导特写等，也是当时中国大后方看不到的。此外，对于世界文坛的信息也颇多评介，如《英法文坛近事》、《奢斯笃夫的去世》、《纪念柴霍夫》等。
（3）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政论时评
以小说和散文著称的郁达夫，从南渡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更确切地来说他的职业是报人，譬如他抵达新加坡没几日，住所尚未安顿好，便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虽然他也在刚到新加坡时写过两篇：<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记游》，仍保持清隽平实的特色，但其中也夹杂不少勉强应酬的虚文，远不如《屐痕处处》的潇洒和情真意切。
郁达夫主编过《星洲日报》四种副刊：《晨星》、《繁星》、《文艺》和《教育》，此外他还负责过《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双月刊、《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栏，以及英国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这些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强调文学与政治、与大众的关系。
郁达夫因为编报之关系，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1940年8月3日到10月25日他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还另写一篇署名文章。另一段时间是从1941年8月6日至9月25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他每天上夜班看最后新闻电稿，才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总在凌晨了，而白天还照常参加社会活动。
根据郁达夫研究学者姚梦桐的考证，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写的文章共计462篇，其中政论就占104篇。内容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民主国家要紧密合作，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战，强调所有华人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如〈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等文章。这些政论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作者性格特征，即以激情色彩感染读者，而不求论证周密、严谨，但即使是文艺评论，也带有很浓厚的政论色彩。
夏衍先生曾说“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秉持中国立场，投身抗日活动，书写了大量政论文字。他的政论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就是：(1)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投降妥协；(2)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进步的政治言论是一致的。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如滇缅路的重开、美日商约的废止、美苏的接近等等事件加以论述，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作出判断。虽然他写的社论政论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斩钉截铁，惟恐不尖不透，但同时却有感人的激情、文学的色彩和作者的性格特征。
（4）积极投入领导抗战的社会活动家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学者姚梦桐是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包括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与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二不完全统计的，就有一百余项，其涉及的内容：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运动，历史掌故，国内国际文艺动态当地，几乎与当代社会和世界都相关。
正是到了临近战火的时候，郁达夫和左派人士连续成立了多个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的有新闻、教育、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就推选了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 就有回忆文字描写郁达夫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5）临危不惧机智掩护华侨
刘尊棋在《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一文中提到在新加坡陷落之前，作者本人和郁达夫曾奉抗敌动员总会的委派，去到英总督府会见政治部主任莫理斯，提出释放政治犯要求，当场谈判得到胜利，并与那位被捕的马共领导人见面，郁达夫支持了那位领导人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他在英国人面前的义正词严、爱憎分明的谈吐给作者以深刻印象。
１９４２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流亡荷属苏门答腊隐姓埋名，期间被强迫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郁达夫利用身份掩护和支持华侨以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陈嘉庚就曾对夏衍回忆：“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侨领。” 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大事化小，开脱了不少印尼人。宪兵队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华侨活动的情报，郁达夫获悉后，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在郁达夫担任通译期间，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没有杀害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被拘禁的，也在郁达夫的周旋下获释。
（6) 一脉相承的文艺论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大陆或海外，对于郁达夫这位比较复杂、集中这一时代多种矛盾的作家，自然是褒贬不一，但多数都偏重于评论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对他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和专门的评论很少。其实在《文艺杂论》部分中，从《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报告文学》、《事务写实与人物性格》、《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等等，都可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鲜明论点。如抗战初期他就预见到报告文学的兴起而给以很高评价。南渡后他认为“文艺通俗化、民俗化、革命化在过去只是空喊的口号，到了抗战中才见实现”。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在于充实的生活和泼辣的生命，并认为写实之外还要有想像，主张扩大题材和调动一切形式手段为抗战服务。
郁达夫到南洋后不久，为在出席槟城的一个欢迎会上回答一些文艺青年的询问而写的〈几个问题〉，在1939年1月21日的《星洲日报》上发表。这插曲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笔战。郁达夫认为：“文艺，既是受社会、环境、人种等影响的产物，则文艺作品之中，应该有极强烈的地方色彩，有很明显的地方投影。”所以，“生长在南洋的侨胞，受过南洋的教育”，所写的作品当然应具有“南洋的地方色彩”。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许多人只把南洋作为暂住之地，效忠的是中国。因此强调南洋本土化的问题就显得特别艰难。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新马作家几乎把鲁迅的写作模式奉为圭臬，而忽视了本土性的表达。
（三） 他是作家？还是战士？
郁达夫曾在1930年（一说是1933年），为了坚持作品表现个人主义，在宋庆龄举办的一个家庭宴会上，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 （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为此引起一场风波，以至后来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除名开除。
1938年以后，郁达夫在南渡放逐中，重新发现和定位了自己的位置，他开始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这或许就是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这时的他，显然不仅是名作家更是一名战士，经历战争磨砺的郁达夫，对生死考验毫不畏惧，踏上了后来三年半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涯（1942.2.4~1945.9.17），正如刘向的《战国策·燕策三》有段这样的描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呜呼哀哉，究竟是时代造就了郁达夫这个英雄呢？还是性格成全了郁达夫的最终结局？
完稿于2019年7月14日
人活在命运的掌心。来路漫漫，归处茫茫，人生啊，索性便在逸兴湍飞时敞怀，于烬冷叶衰处冥寂。真归真，假还假，单纯坦率，自在从容。人生要做好的，永远是自己。
--郁达夫《人生非若春日蔷薇》
--郁达夫《人生非若春日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