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从求签事迹说起
郁达夫：从求签事迹说起
（一）求签现象
有研究郁达夫的学者提到，在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中，几乎每到一个新的落脚处或面临人生转折点，总喜欢求签占卜；在其日记、散文和游记中，有具体文字记载这类活动，若包括小说情节就超过十来次；因而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作家，竟然会对求签问卜、看相算命等活动感兴趣，表示不解。
其实，从宏观的层面来说，郁达夫的日记散文游记之内容保罗万象，计有社会风云、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文坛趣事、朋友聚会、婚姻恋情等等。他文笔率真朴素，不仅可以使我们捉摸到作者隐秘的内心世界，也获得众多的人生启迪和艺术享受。文字中偶尔有提到求签占卜也属正常情趣，有时感觉来了，谨作直觉验证罢了。郁达夫研究者或为了增加其传奇人生的故事性，而作了绘声绘影。
民俗学者高友谦著《天意解码》有云：“抽签现象，可以说，既是一门象征艺术，又是一种警示系统；既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激励机制，又是神与天意的一种宣示渠道；既是僧道中人为世俗百姓提供的一种神圣服务，也是世俗社会人们自我决疑的一种自助手段”。而实际上，江湖术士手里的诗签，存量零散残缺，多也就是几十条，本身就不全，准确率更不用说，所以在摆摊算卦的摊子上价格便宜；而正规庙宇诗签一般上多达百条，其覆盖面及可解性相对高些。这些诗签运用了历史典故与故事，具有象征和暗示作用，占卜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疾病、子嗣、官司、婚姻、功名、出行、富贵等等。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本文摘录郁达夫的求签记趣作为导引，探究其文学创作中衍生人文救赎意识之出世与入世（自救与他救）的思想观念，可能形成的生理与心理因素的背景。
（二） 郁达夫的求签事迹
从文字可循资料，郁达夫的求签事迹，发生在1921~1939年间隔，时25岁至43岁，那是他人生与事业面对家事国事风雨飘摇的阶段。
第一次：一九二一年十月。地点：菱湖公园，吕祖阁。人生转折点：考取外交官仕失败，到安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签卜<九十四签下下>：“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
第二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地点：福州马尾罗星塔畔，马水忠烈王庙。人生转折点：乘船离广州赴上海主持创造社事务，途经马尾遇台风。签卜<二十七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当天恰好是冬至节，庙中正在开筵祝贺，见这大吉大利的签诗，特别祝贺称道一番。
第三次：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六月二十三日）。地点：杭州西湖漪园的白云庵，月下老人处。人生转折点：郁达夫正与王映霞热恋阶段。签卜<五十五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圆聚，愿天下有情人多成眷属”。
第四次：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地点：移家杭州买地造房。人生转折点：建造“风雨茅庐”，写有《记风雨茅庐》一文。签卜：请杭州闻名风水大师郭相经多次前来指点，诸如大门的方位、正屋的坐落、门窗的开辟、日期的选择，甚至连原先设想的五间平房改为前三后三两进的整体设计，都按照郭某建议定夺。这位江湖术士还说：“这所房子落成后，除出人口平安，家运兴隆外，屋主人立刻可以得差使。”果不其然，房子尚未竣工，郁达夫便收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招募他南下任职的信函。
第五次：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地点：福州白塔下，瞎子陈玉观。人生转折点：南下福州后，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处任职。瞎子陈玉观说：“今年正二月不佳，过三月后渐入佳境；八月十三过后 ，交入甲运，天罡三明，大有可为，当遇远来贵人。以后丁丑年更佳，辰运五年——四十六至五十一——亦极妙，辰子申合局，一层更上，名利兼收。乙运尚不恶，至五十六而运尽，可退休矣，寿断七十岁(前由铁板数推断，亦谓死期在七十岁夏至后的丑午日)。子三四，中有一贵”。郁达夫日记中有记载“姑妄听之，亦聊以解闷而已”。
第六次：一九三七年春。地点：杭州，与妻子王映霞一起拜访友人孙百刚居家，会见任职杭州某银行工作的表叔朱似愚。人生转折点：郁达夫从福州任期回杭州短住以规划新发展。这次看相在郁达夫的日记及王映霞的回忆自传中都只字不提，唯有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一书中提到，说这位精通堪舆命相之术的（表叔）朱似愚，仔细端详郁达夫一番，问了生辰八字四柱运程后，并听了郁达夫的答话，但表情不是很好，仅鼻中哼了一口气，又抽起香烟来，过了两、三分钟才开始说：“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先生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好，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另外还有诸多命相术语，孙百刚也记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郁达夫走后，朱似愚在孙百刚追问下又补充说：“其实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阅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郁达夫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年仅四十九岁即魂断南洋、客死他乡的悲剧命运，似乎暗暗印证了孙百刚表叔朱似愚的预言。
第七次：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地点：福州天王君殿。人生转折点：民国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来电邀请郁达夫北上武汉，临行之前，求了一签。签卜：“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当时已有谣传关于王映霞红杏出墙行迹不检等事宜。这签进一步加深了郁达夫疑虑，抱着心事与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北行的路程。这年春天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渐浮水面，郁王之间发生口角龌龊，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暂时规避了家难。但郁达夫心有不甘,开始酝酿写作组诗《毁家诗纪》，三年后诗成，发布于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经此折腾，拉启了两人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南洋、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
第八次：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地点：马来亚槟榔屿的极乐寺。人生转折点：一九三八年底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正逢报业旗下的《星槟日报)于新年元旦开始发行，于是驱车数百公里的槟城之旅。签卜：第一次抽到的是第十四签，签上写的是昭君和番的故事，诗曰：”一山如画对晴江，门里团圆事事双。谁料半途分析去，空帏无语对银缸。他本想问前程，而诗签说的却是家室之事，并且似有暗示婚姻破裂之意；上句一切看似安好如意，但下句半途分离，空帏无语对灯盏烛台；郁达夫心里明白宋朝晏几道 《鹧鸪天》有词云：“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郁达夫微微一怔，于是乎再来一签，这次抽到第廿一签的上上签，乃刘备三顾茅庐、如鱼得水的故事，诗曰："草庐三顾恩难报，今日相逢喜十分；恰似旱天俄得雨，筹谋鼎足定乾坤。"
这些求签的签纸或签条里面，大多带有一个历史上的小故事，一首诗和几句签语。基本上是起着诱导幌子作用，其实任何解释都带有求签者与解签者之间心摩意揣的成分。至于郁达夫每次求签的动机和内在心理因素是什么，而这些签卜暗示又对他的人生处世，甚至文学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确实值得探个究竟。
（三）疾病叙事的文学创作特色之生理与心理因素
郁达夫的求签事迹，和他的成长环境形成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不无关系，其间从出世到入世，从自救到他救的转变，充满救赎意识的人文情怀，赋有正能量的时代意义。
我们从郁达夫的叙事日记，了解到他三岁丧父，这对于已处于困苦境地的家庭，所产生的巨大打击是灾难性的后果。在君父一体的传统社会中，父亲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缺失，无疑会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产生最大效果的负值作用；郁达夫童年生活中感触最深的是孤独，这心理积淀是个性所决定的。他自卑，忧郁，不群，放荡不羁，不愿受任何形式的束缚，既与其童年生活及早期的负罪感有关；而这种与生俱有的悲剧气质，同时又和那个特定时代与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他留学日本的经历。1913年，17岁的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求学，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旅日生活，他和当时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作为弱国的国民，饱受蔑视与欺凌，这对于一个正处在青年躁动期的郁达夫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其辛酸与悲愤不言而喻，长期压抑的生活，使到本来就软弱的性格，更陷入神经质,甚至发展到自卑自贱的地步，同时染上爱喝酒吸烟的习惯,生活起居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愤世感伤的性格,苦闷的情怀,由此而生的颓废与变态的心理，也决定了郁达夫的狂放与自卑、无为而有为的风格，他的文学作品就透露着感伤的情怀和颓废的美学意向,氤氲着一种阴柔气息。
对郁达夫个性构成的元素固然是成长的环境，但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先天原因，即体弱多病。1920年他给新婚妻子孙荃一首题为《病中作》诗作，是这么写的：“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浇水桃花共结庵”。这首诗流露出作者对人事的悲苦无奈，既有“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的感叹，又有“何当放棹江湖去，浇水桃花共结庵”的奢梦。
在郁达夫的自传、日记、书信和小说系列文字中，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鲜明的写作特征,即重点阐释作品中的疾病叙事。在自传开篇《悲剧的出生》中,首先强调了自己是“畸形”、“恐怖狂”和“神经质”；在书信往来中,也多次向其兄郁曼陀、妻子王映霞、朋友周作人、钱公侠等人主动谈及他所患的病情，其中对于病情的记录，更是细致入微,譬如以1930年3月患上结核性痔漏为例,在日记中对病情变化的描述持续有42天之久。在他现存的48篇小说中,提到“病”的作品多达30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轻或重地患有过肺结核、胃病、脑溢血、伤寒、肺病、疟疾、神经衰弱和忧郁症等。郁达夫对疾病的重点描述，与他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更与他的文学性格休戚相关。疾病在郁达夫小说中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它既是零余者的徽记，也是社会失序的象征,它更彰显了人的尊严，契合营造忧郁的情调。
当然郁达夫也把疾病书写的视角，扩充到对整个社会的关照,以及主人公的忧郁、孤独、苦闷、绝望和缺失的归属。他早期的小说：譬如《银灰色的死》、 《沉沦》、《南迁》、《茫茫夜》、《怀乡病者》和《采石矶》等等，书中人物形象无不染上作者的影子。这种独特的“自叙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有着相似的气质和性格,不幸的遭遇和悲剧的命运,即孤僻自卑,多愁善感，就成为他小说中感伤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核。还有《空虚》、《青烟》、《秋河》、《落日》、《薄奠》等等，单看篇名,便会被一种诱人的感伤味所笼罩,未曾启篇,就似乎已被感染,听到了悲凉的哀伤调子,看到了贫病死的灰暗色彩。又譬如《银灰色的死》描写主人公，“他”醉后，踯躅于凄冷的街头,最后死去,但灵魂没有泯灭,热烈的心的跳动是不甘心停止的。表现了在无可奈何的人生中，对残酷现实的报复,是弱者生命的反抗。我们因而了解到郁达夫大多数作品中，虽然是感伤颓废,但也正是他对黑暗社会反抗的表现,只不过这种反抗不那么直接,而是通过曲折隐晦的手法自然地流露出来。
五四文人郭沫若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 就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学者李欧梵也说：“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和“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
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则说:“他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一点‘伪恶者’的面目,他的大胆的描写,在当时作者中,是一个惊异”。
纵览郁达夫的作品,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清瘦、孤独、而又含着淡淡忧郁的青年，茕茕行走于文本之中。在他小说中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在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永远保留着独特的地位。
（四）《迷羊》小说中的求签，登报寻人，忏悔与宗教情怀
要深刻理解郁达夫的求签事迹与救赎意识的转变，还得从小说《迷羊》说起。
《迷羊》主人公的际遇，与作者在一九二一年，安庆菱湖公园吕祖阁求得的签文大有关系。郁达夫在吕祖阁里抽得的是九十四下下签，签文为：“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当时郁达夫刚回国不久，考取外交官仕途失败，似乎应验了这种“自去自来孤燕子”的命运。《迷羊》中的“我”也是这样一只孤燕，依无所栖，生活完全就象是水上浮萍。《迷羊》中主角，在故事中所抽的签为“宋勒李使君灵签第八十四千下下”，也是一个不吉利的下下签：“银烛一曲太妖娇，肠断人间紫玉箫；漫向金陵寻故事，啼鸦衰柳自无聊”。
从这两个签的内容来分析，不难看出，前一签偏重于《迷羊》的男主人公王介成，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正是“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的演绎，但作家本人的身世，似乎也没有从中摆脱出来。后一签则偏向女主人公谢月英，其中“漫向金陵寻故事，啼鸦衰柳自无聊”一句，让人联想到陈后主的后庭一曲。二十年代的中国，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亡国现实，但郁达夫对自己笔下的名伶，多多少少被视为“商女”一族。
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有写道：“我虽解不通这签诗的辞句，但看了末结一句啼鸦衰柳自无聊，总觉得心里不大舒服。虽然是神鬼之事，大都含糊两可，但是既然去求问了它，总未免有一点前因后果。况且我这一回的去求签，系出乎一番至诚之心，因为今天的那一场奇遇，太使我满意了，所以我只希望得一张上上大吉的签，在我的兴致上再加一点锦上之花。到此刻我才觉得自寻没趣了”。
《迷羊》的故事是讲述刚毕业的大学生王介成，与身在江湖的名伶谢月英邂逅、相爱、离别的故事。当时王介成在A城养病，看戏时对女主角谢月英一见钟情，两人游玩迎江寺时情愫暗生，之后便一起私奔到南京，好景不长，欢快幸福的生活逐渐变的苦闷无趣，王介成便提出去上海取乐；上海的新鲜事物让谢月英有了笑颜，可整日玩乐导致生活出现经济问题，王介成开始担心谢月英会离他而去，返回南京后，对谢月英极大的依赖使王介成患得患失，无穷尽的性爱也使他日渐消沉。偏偏这时，谢月英不辞而别，为爱疯魔的王介成，跑遍全上海寻找，在几乎绝望之时，突然收到谢月英从南京发来的信，叫他赶回南京见面，喜出望外的王先生赶到南京时，谢月英又走了；他哪里知道这一次她是真正地离他而去，已经麻木的他，只好沿江而上，回到初识月英的A城，而月英却在一月前，随戏班离开了A城。绝望之下的他，无法接受事实，最终一病不起，被当地一家教会医院收留。在那里，一位美国传教士对他讲述了牧人与迷羊的关系（即宗教与信徒的关系）；在传教士的影响，王先生因此写下这篇心灵的忏悔录-《迷羊》，所以如果《迷羊》没有最后那段宗教式的收尾，那就是另一版的《沉沦》。
《迷羊》写于1926年年底的广州，至1927年历时一年方才完稿，在动笔前郁达夫曾阅读过一本叫做《痴人之爱》的小说，作者是谷崎一郎，不能说没受其影响。当时郁达夫正与王映霞热恋如火，到1928年春，二人结婚，十多年之后又闹翻。这是因为郁达夫怀疑王映霞与人有染后，后者愤然出走，郁达夫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大公报》上，发出轰动一时的寻人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正常。汝与某君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在《迷羊》的故事情节中，王介成为寻找月英，而在各大报刊登发寻人启事的虚构桥段，偏偏在十多年后的郁达夫身上上演，造就这部小说更加引人注目与耐人寻味。这样的一部《迷羊》，写在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之时，写下的却像是十年后自己的故事，像是一个痴人在给别人讲述自己的梦境——梦境里是十年后的自己。
刘大杰在《郁达夫与迷羊》中说“《迷羊》的作者，还是从前的作者”。他认为这里“欲望仍然占有主导位置”，有自我毁灭的倾向。但在叙述完毕后，作者可以说是强行加了一个后缀，初读起来有点不伦不类，用一个西方宗教的意象与意义，来强行使得王介成能从“性欲”中升华，能在欲望的破碎与幻灭中，安上一个西方宗教的“祈祷”与“忏悔”的口子，好“无奈”地让主人公的生命境界得到升华。所以如果没有后续的引入，《迷羊》与《沉沦》的主人公就都堕入了“死亡本能”里了。而后续里王介成最后堕入宗教，可以看作是偶然的幸运，更是一种作者的无奈之举。《沉沦》的主人公最后的毁灭，可以归咎到一个宏大的“祖国的羸弱”叙事上，那《迷羊》的主人公，最后如果也一样被毁灭的归咎点落在欲望的迷失上，虽然没有那么宏大，但其实也好，因为王介成生死未卜，倒也很有韵味。最后，作者说这是“一篇很长很长的忏悔录”，“迷羊”是作者给这篇“忏悔录”加的标题。其实，在“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的人生里，王介成需要忏悔吗？忏悔什么？为什么要忏悔？
另外，我们再看郁达夫的其他小说，譬如<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也有着相似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同病相怜之爱的情节、寻求爱而不得的悲哀结局、寻求基督的慰藉以摆脱苦恼,成为这些作品的一种倾向。这些小说塑造了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郁达夫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具有基督教色彩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其小说的悲剧基调、忏悔色彩、拯世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人文主义救赎意识
在五四时代,郁达夫确是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其小说那磅礴的情感喷发、深邃的自我忏悔意识、中西杂糅式的社会批判，有学者说是受到“感伤主义”（主情主义）的影响，它是l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文艺思潮,由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行旅》而得名，它提倡刻划内心活动、抒发感情、强调个性,多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反映悲观绝望和厌世的情绪。
也有说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郁达夫的小说吸收了俄罗斯文学的内外神韵,俄罗斯文学的原罪与救赎意识，对郁达夫的影响最为深刻；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近乎痉挛的方式描绘出人灵魂深处的痛苦，在人物潜意识的挖掘、人物忏悔意识的宣泄、双重人格的刻画和阴冷沉郁风格等宗教哲学观与心理描写。更有说德国卢梭《忏悔录》也对郁达夫有原初性的影响，郁达夫对于《忏悔录》宗教、哲学、政见、史论等内在神髓也是多方面汲取。但在这个过程中，郁达夫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进行了中国化改写。郁达夫的小说中传统的家国观念、修齐意识、仁爱思想、理想情愫是根本性的精神内核,而外国宗教主张、人文思潮、文学新论、创作妙法是作为一种表达的筋络，牢牢围绕在他的精神内核周围，而开创作出一条文学新路来,启迪警醒众多有识之士的同时，也使得现代文学得以向世界水准看齐,在这方面,郁达夫是一位借鉴外来文学的先行者之一。
从郁达夫的作品里,完全可以看到他生活的道路以及性格发展的轨迹,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郁达夫在《沉沦》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是入世的，他目睹了日本政府露骨的侵略行为，和中国军阀政客祸国殃民的罪行,加上又受到日本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故而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敏锐和强烈。他在《雪夜》一文中写道:“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管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传统文人的情怀和现代公民的责任，让郁达夫在出世和入世之问徘徊。所谓‘出世’即表示一个人不再关心人类生活中大家都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等，，出世的人希望超脱世人的生活，更多在精神上的追求。而‘入世’则相反，表示一个人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郁达夫人生哲学显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入世愿望、无奈的悲观主义、追求彻底的个性自由。作为一名“书生”,郁达夫并未选择躲进“风雨茅庐”,偏安隅居,而是选择以笔作枪,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他想跟随时代的脚步，去作革命的文学,然而实践证明他的尝试却是失败了。
在人文主义救赎意识的追求过程中，郁达夫无能自救，只有入世而他救。在国事与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中，他选择了只身去国，自我放逐。“近有所感再叠前韵重作三章当知途迩来心境”留有诗云“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
今天，我们读到1942年2月新加坡在沦陷日军侵略前夕，郁达夫与一行28人乘船逃离到苏门答腊，途中写下《乱离杂诗》诗篇其十一：“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是何等壮志凌云慷慨豪情。
我们也看到郁达夫抱着他与何丽之生的男孩郁大亚（雅）的样子，那是1945年临难前留世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仿佛这个富商“赵廉”与郁达夫无关。
有学者说：郁达夫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这样的人生，连一代伟人毛润之也不禁要仰天长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笔者以为这求签事迹与救赎意识，本来就是一个钱板的两面，或许也只有这样，可以增加我们对郁达夫多一点认识。
完稿于2018年7月19日
（一）求签现象
有研究郁达夫的学者提到，在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中，几乎每到一个新的落脚处或面临人生转折点，总喜欢求签占卜；在其日记、散文和游记中，有具体文字记载这类活动，若包括小说情节就超过十来次；因而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作家，竟然会对求签问卜、看相算命等活动感兴趣，表示不解。
其实，从宏观的层面来说，郁达夫的日记散文游记之内容保罗万象，计有社会风云、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文坛趣事、朋友聚会、婚姻恋情等等。他文笔率真朴素，不仅可以使我们捉摸到作者隐秘的内心世界，也获得众多的人生启迪和艺术享受。文字中偶尔有提到求签占卜也属正常情趣，有时感觉来了，谨作直觉验证罢了。郁达夫研究者或为了增加其传奇人生的故事性，而作了绘声绘影。
民俗学者高友谦著《天意解码》有云：“抽签现象，可以说，既是一门象征艺术，又是一种警示系统；既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激励机制，又是神与天意的一种宣示渠道；既是僧道中人为世俗百姓提供的一种神圣服务，也是世俗社会人们自我决疑的一种自助手段”。而实际上，江湖术士手里的诗签，存量零散残缺，多也就是几十条，本身就不全，准确率更不用说，所以在摆摊算卦的摊子上价格便宜；而正规庙宇诗签一般上多达百条，其覆盖面及可解性相对高些。这些诗签运用了历史典故与故事，具有象征和暗示作用，占卜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疾病、子嗣、官司、婚姻、功名、出行、富贵等等。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本文摘录郁达夫的求签记趣作为导引，探究其文学创作中衍生人文救赎意识之出世与入世（自救与他救）的思想观念，可能形成的生理与心理因素的背景。
（二） 郁达夫的求签事迹
从文字可循资料，郁达夫的求签事迹，发生在1921~1939年间隔，时25岁至43岁，那是他人生与事业面对家事国事风雨飘摇的阶段。
第一次：一九二一年十月。地点：菱湖公园，吕祖阁。人生转折点：考取外交官仕失败，到安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签卜<九十四签下下>：“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
第二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地点：福州马尾罗星塔畔，马水忠烈王庙。人生转折点：乘船离广州赴上海主持创造社事务，途经马尾遇台风。签卜<二十七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当天恰好是冬至节，庙中正在开筵祝贺，见这大吉大利的签诗，特别祝贺称道一番。
第三次：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六月二十三日）。地点：杭州西湖漪园的白云庵，月下老人处。人生转折点：郁达夫正与王映霞热恋阶段。签卜<五十五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圆聚，愿天下有情人多成眷属”。
第四次：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地点：移家杭州买地造房。人生转折点：建造“风雨茅庐”，写有《记风雨茅庐》一文。签卜：请杭州闻名风水大师郭相经多次前来指点，诸如大门的方位、正屋的坐落、门窗的开辟、日期的选择，甚至连原先设想的五间平房改为前三后三两进的整体设计，都按照郭某建议定夺。这位江湖术士还说：“这所房子落成后，除出人口平安，家运兴隆外，屋主人立刻可以得差使。”果不其然，房子尚未竣工，郁达夫便收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招募他南下任职的信函。
第五次：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地点：福州白塔下，瞎子陈玉观。人生转折点：南下福州后，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处任职。瞎子陈玉观说：“今年正二月不佳，过三月后渐入佳境；八月十三过后 ，交入甲运，天罡三明，大有可为，当遇远来贵人。以后丁丑年更佳，辰运五年——四十六至五十一——亦极妙，辰子申合局，一层更上，名利兼收。乙运尚不恶，至五十六而运尽，可退休矣，寿断七十岁(前由铁板数推断，亦谓死期在七十岁夏至后的丑午日)。子三四，中有一贵”。郁达夫日记中有记载“姑妄听之，亦聊以解闷而已”。
第六次：一九三七年春。地点：杭州，与妻子王映霞一起拜访友人孙百刚居家，会见任职杭州某银行工作的表叔朱似愚。人生转折点：郁达夫从福州任期回杭州短住以规划新发展。这次看相在郁达夫的日记及王映霞的回忆自传中都只字不提，唯有孙百刚在《郁达夫外传》一书中提到，说这位精通堪舆命相之术的（表叔）朱似愚，仔细端详郁达夫一番，问了生辰八字四柱运程后，并听了郁达夫的答话，但表情不是很好，仅鼻中哼了一口气，又抽起香烟来，过了两、三分钟才开始说：“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先生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好，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另外还有诸多命相术语，孙百刚也记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郁达夫走后，朱似愚在孙百刚追问下又补充说：“其实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阅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郁达夫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年仅四十九岁即魂断南洋、客死他乡的悲剧命运，似乎暗暗印证了孙百刚表叔朱似愚的预言。
第七次：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地点：福州天王君殿。人生转折点：民国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来电邀请郁达夫北上武汉，临行之前，求了一签。签卜：“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当时已有谣传关于王映霞红杏出墙行迹不检等事宜。这签进一步加深了郁达夫疑虑，抱着心事与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北行的路程。这年春天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渐浮水面，郁王之间发生口角龌龊，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暂时规避了家难。但郁达夫心有不甘,开始酝酿写作组诗《毁家诗纪》，三年后诗成，发布于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经此折腾，拉启了两人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南洋、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
第八次：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地点：马来亚槟榔屿的极乐寺。人生转折点：一九三八年底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正逢报业旗下的《星槟日报)于新年元旦开始发行，于是驱车数百公里的槟城之旅。签卜：第一次抽到的是第十四签，签上写的是昭君和番的故事，诗曰：”一山如画对晴江，门里团圆事事双。谁料半途分析去，空帏无语对银缸。他本想问前程，而诗签说的却是家室之事，并且似有暗示婚姻破裂之意；上句一切看似安好如意，但下句半途分离，空帏无语对灯盏烛台；郁达夫心里明白宋朝晏几道 《鹧鸪天》有词云：“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郁达夫微微一怔，于是乎再来一签，这次抽到第廿一签的上上签，乃刘备三顾茅庐、如鱼得水的故事，诗曰："草庐三顾恩难报，今日相逢喜十分；恰似旱天俄得雨，筹谋鼎足定乾坤。"
这些求签的签纸或签条里面，大多带有一个历史上的小故事，一首诗和几句签语。基本上是起着诱导幌子作用，其实任何解释都带有求签者与解签者之间心摩意揣的成分。至于郁达夫每次求签的动机和内在心理因素是什么，而这些签卜暗示又对他的人生处世，甚至文学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确实值得探个究竟。
（三）疾病叙事的文学创作特色之生理与心理因素
郁达夫的求签事迹，和他的成长环境形成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不无关系，其间从出世到入世，从自救到他救的转变，充满救赎意识的人文情怀，赋有正能量的时代意义。
我们从郁达夫的叙事日记，了解到他三岁丧父，这对于已处于困苦境地的家庭，所产生的巨大打击是灾难性的后果。在君父一体的传统社会中，父亲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缺失，无疑会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产生最大效果的负值作用；郁达夫童年生活中感触最深的是孤独，这心理积淀是个性所决定的。他自卑，忧郁，不群，放荡不羁，不愿受任何形式的束缚，既与其童年生活及早期的负罪感有关；而这种与生俱有的悲剧气质，同时又和那个特定时代与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他留学日本的经历。1913年，17岁的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求学，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旅日生活，他和当时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作为弱国的国民，饱受蔑视与欺凌，这对于一个正处在青年躁动期的郁达夫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其辛酸与悲愤不言而喻，长期压抑的生活，使到本来就软弱的性格，更陷入神经质,甚至发展到自卑自贱的地步，同时染上爱喝酒吸烟的习惯,生活起居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愤世感伤的性格,苦闷的情怀,由此而生的颓废与变态的心理，也决定了郁达夫的狂放与自卑、无为而有为的风格，他的文学作品就透露着感伤的情怀和颓废的美学意向,氤氲着一种阴柔气息。
对郁达夫个性构成的元素固然是成长的环境，但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先天原因，即体弱多病。1920年他给新婚妻子孙荃一首题为《病中作》诗作，是这么写的：“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浇水桃花共结庵”。这首诗流露出作者对人事的悲苦无奈，既有“一样伤心悲命薄，几人愤世作清谈”的感叹，又有“何当放棹江湖去，浇水桃花共结庵”的奢梦。
在郁达夫的自传、日记、书信和小说系列文字中，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鲜明的写作特征,即重点阐释作品中的疾病叙事。在自传开篇《悲剧的出生》中,首先强调了自己是“畸形”、“恐怖狂”和“神经质”；在书信往来中,也多次向其兄郁曼陀、妻子王映霞、朋友周作人、钱公侠等人主动谈及他所患的病情，其中对于病情的记录，更是细致入微,譬如以1930年3月患上结核性痔漏为例,在日记中对病情变化的描述持续有42天之久。在他现存的48篇小说中,提到“病”的作品多达30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轻或重地患有过肺结核、胃病、脑溢血、伤寒、肺病、疟疾、神经衰弱和忧郁症等。郁达夫对疾病的重点描述，与他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更与他的文学性格休戚相关。疾病在郁达夫小说中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它既是零余者的徽记，也是社会失序的象征,它更彰显了人的尊严，契合营造忧郁的情调。
当然郁达夫也把疾病书写的视角，扩充到对整个社会的关照,以及主人公的忧郁、孤独、苦闷、绝望和缺失的归属。他早期的小说：譬如《银灰色的死》、 《沉沦》、《南迁》、《茫茫夜》、《怀乡病者》和《采石矶》等等，书中人物形象无不染上作者的影子。这种独特的“自叙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有着相似的气质和性格,不幸的遭遇和悲剧的命运,即孤僻自卑,多愁善感，就成为他小说中感伤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核。还有《空虚》、《青烟》、《秋河》、《落日》、《薄奠》等等，单看篇名,便会被一种诱人的感伤味所笼罩,未曾启篇,就似乎已被感染,听到了悲凉的哀伤调子,看到了贫病死的灰暗色彩。又譬如《银灰色的死》描写主人公，“他”醉后，踯躅于凄冷的街头,最后死去,但灵魂没有泯灭,热烈的心的跳动是不甘心停止的。表现了在无可奈何的人生中，对残酷现实的报复,是弱者生命的反抗。我们因而了解到郁达夫大多数作品中，虽然是感伤颓废,但也正是他对黑暗社会反抗的表现,只不过这种反抗不那么直接,而是通过曲折隐晦的手法自然地流露出来。
五四文人郭沫若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 就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学者李欧梵也说：“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和“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
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则说:“他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一点‘伪恶者’的面目,他的大胆的描写,在当时作者中,是一个惊异”。
纵览郁达夫的作品,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清瘦、孤独、而又含着淡淡忧郁的青年，茕茕行走于文本之中。在他小说中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在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永远保留着独特的地位。
（四）《迷羊》小说中的求签，登报寻人，忏悔与宗教情怀
要深刻理解郁达夫的求签事迹与救赎意识的转变，还得从小说《迷羊》说起。
《迷羊》主人公的际遇，与作者在一九二一年，安庆菱湖公园吕祖阁求得的签文大有关系。郁达夫在吕祖阁里抽得的是九十四下下签，签文为：“短垣凋敝不关风，吹落残花满地红。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当时郁达夫刚回国不久，考取外交官仕途失败，似乎应验了这种“自去自来孤燕子”的命运。《迷羊》中的“我”也是这样一只孤燕，依无所栖，生活完全就象是水上浮萍。《迷羊》中主角，在故事中所抽的签为“宋勒李使君灵签第八十四千下下”，也是一个不吉利的下下签：“银烛一曲太妖娇，肠断人间紫玉箫；漫向金陵寻故事，啼鸦衰柳自无聊”。
从这两个签的内容来分析，不难看出，前一签偏重于《迷羊》的男主人公王介成，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正是“自去自来孤燕子，依依如失主人公”的演绎，但作家本人的身世，似乎也没有从中摆脱出来。后一签则偏向女主人公谢月英，其中“漫向金陵寻故事，啼鸦衰柳自无聊”一句，让人联想到陈后主的后庭一曲。二十年代的中国，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亡国现实，但郁达夫对自己笔下的名伶，多多少少被视为“商女”一族。
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有写道：“我虽解不通这签诗的辞句，但看了末结一句啼鸦衰柳自无聊，总觉得心里不大舒服。虽然是神鬼之事，大都含糊两可，但是既然去求问了它，总未免有一点前因后果。况且我这一回的去求签，系出乎一番至诚之心，因为今天的那一场奇遇，太使我满意了，所以我只希望得一张上上大吉的签，在我的兴致上再加一点锦上之花。到此刻我才觉得自寻没趣了”。
《迷羊》的故事是讲述刚毕业的大学生王介成，与身在江湖的名伶谢月英邂逅、相爱、离别的故事。当时王介成在A城养病，看戏时对女主角谢月英一见钟情，两人游玩迎江寺时情愫暗生，之后便一起私奔到南京，好景不长，欢快幸福的生活逐渐变的苦闷无趣，王介成便提出去上海取乐；上海的新鲜事物让谢月英有了笑颜，可整日玩乐导致生活出现经济问题，王介成开始担心谢月英会离他而去，返回南京后，对谢月英极大的依赖使王介成患得患失，无穷尽的性爱也使他日渐消沉。偏偏这时，谢月英不辞而别，为爱疯魔的王介成，跑遍全上海寻找，在几乎绝望之时，突然收到谢月英从南京发来的信，叫他赶回南京见面，喜出望外的王先生赶到南京时，谢月英又走了；他哪里知道这一次她是真正地离他而去，已经麻木的他，只好沿江而上，回到初识月英的A城，而月英却在一月前，随戏班离开了A城。绝望之下的他，无法接受事实，最终一病不起，被当地一家教会医院收留。在那里，一位美国传教士对他讲述了牧人与迷羊的关系（即宗教与信徒的关系）；在传教士的影响，王先生因此写下这篇心灵的忏悔录-《迷羊》，所以如果《迷羊》没有最后那段宗教式的收尾，那就是另一版的《沉沦》。
《迷羊》写于1926年年底的广州，至1927年历时一年方才完稿，在动笔前郁达夫曾阅读过一本叫做《痴人之爱》的小说，作者是谷崎一郎，不能说没受其影响。当时郁达夫正与王映霞热恋如火，到1928年春，二人结婚，十多年之后又闹翻。这是因为郁达夫怀疑王映霞与人有染后，后者愤然出走，郁达夫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的《大公报》上，发出轰动一时的寻人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正常。汝与某君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在《迷羊》的故事情节中，王介成为寻找月英，而在各大报刊登发寻人启事的虚构桥段，偏偏在十多年后的郁达夫身上上演，造就这部小说更加引人注目与耐人寻味。这样的一部《迷羊》，写在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之时，写下的却像是十年后自己的故事，像是一个痴人在给别人讲述自己的梦境——梦境里是十年后的自己。
刘大杰在《郁达夫与迷羊》中说“《迷羊》的作者，还是从前的作者”。他认为这里“欲望仍然占有主导位置”，有自我毁灭的倾向。但在叙述完毕后，作者可以说是强行加了一个后缀，初读起来有点不伦不类，用一个西方宗教的意象与意义，来强行使得王介成能从“性欲”中升华，能在欲望的破碎与幻灭中，安上一个西方宗教的“祈祷”与“忏悔”的口子，好“无奈”地让主人公的生命境界得到升华。所以如果没有后续的引入，《迷羊》与《沉沦》的主人公就都堕入了“死亡本能”里了。而后续里王介成最后堕入宗教，可以看作是偶然的幸运，更是一种作者的无奈之举。《沉沦》的主人公最后的毁灭，可以归咎到一个宏大的“祖国的羸弱”叙事上，那《迷羊》的主人公，最后如果也一样被毁灭的归咎点落在欲望的迷失上，虽然没有那么宏大，但其实也好，因为王介成生死未卜，倒也很有韵味。最后，作者说这是“一篇很长很长的忏悔录”，“迷羊”是作者给这篇“忏悔录”加的标题。其实，在“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的人生里，王介成需要忏悔吗？忏悔什么？为什么要忏悔？
另外，我们再看郁达夫的其他小说，譬如<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也有着相似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同病相怜之爱的情节、寻求爱而不得的悲哀结局、寻求基督的慰藉以摆脱苦恼,成为这些作品的一种倾向。这些小说塑造了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郁达夫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具有基督教色彩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其小说的悲剧基调、忏悔色彩、拯世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人文主义救赎意识
在五四时代,郁达夫确是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其小说那磅礴的情感喷发、深邃的自我忏悔意识、中西杂糅式的社会批判，有学者说是受到“感伤主义”（主情主义）的影响，它是l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文艺思潮,由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行旅》而得名，它提倡刻划内心活动、抒发感情、强调个性,多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反映悲观绝望和厌世的情绪。
也有说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郁达夫的小说吸收了俄罗斯文学的内外神韵,俄罗斯文学的原罪与救赎意识，对郁达夫的影响最为深刻；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近乎痉挛的方式描绘出人灵魂深处的痛苦，在人物潜意识的挖掘、人物忏悔意识的宣泄、双重人格的刻画和阴冷沉郁风格等宗教哲学观与心理描写。更有说德国卢梭《忏悔录》也对郁达夫有原初性的影响，郁达夫对于《忏悔录》宗教、哲学、政见、史论等内在神髓也是多方面汲取。但在这个过程中，郁达夫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进行了中国化改写。郁达夫的小说中传统的家国观念、修齐意识、仁爱思想、理想情愫是根本性的精神内核,而外国宗教主张、人文思潮、文学新论、创作妙法是作为一种表达的筋络，牢牢围绕在他的精神内核周围，而开创作出一条文学新路来,启迪警醒众多有识之士的同时，也使得现代文学得以向世界水准看齐,在这方面,郁达夫是一位借鉴外来文学的先行者之一。
从郁达夫的作品里,完全可以看到他生活的道路以及性格发展的轨迹,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郁达夫在《沉沦》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是入世的，他目睹了日本政府露骨的侵略行为，和中国军阀政客祸国殃民的罪行,加上又受到日本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故而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敏锐和强烈。他在《雪夜》一文中写道:“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管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传统文人的情怀和现代公民的责任，让郁达夫在出世和入世之问徘徊。所谓‘出世’即表示一个人不再关心人类生活中大家都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等，，出世的人希望超脱世人的生活，更多在精神上的追求。而‘入世’则相反，表示一个人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郁达夫人生哲学显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入世愿望、无奈的悲观主义、追求彻底的个性自由。作为一名“书生”,郁达夫并未选择躲进“风雨茅庐”,偏安隅居,而是选择以笔作枪,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他想跟随时代的脚步，去作革命的文学,然而实践证明他的尝试却是失败了。
在人文主义救赎意识的追求过程中，郁达夫无能自救，只有入世而他救。在国事与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中，他选择了只身去国，自我放逐。“近有所感再叠前韵重作三章当知途迩来心境”留有诗云“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
今天，我们读到1942年2月新加坡在沦陷日军侵略前夕，郁达夫与一行28人乘船逃离到苏门答腊，途中写下《乱离杂诗》诗篇其十一：“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是何等壮志凌云慷慨豪情。
我们也看到郁达夫抱着他与何丽之生的男孩郁大亚（雅）的样子，那是1945年临难前留世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仿佛这个富商“赵廉”与郁达夫无关。
有学者说：郁达夫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这样的人生，连一代伟人毛润之也不禁要仰天长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笔者以为这求签事迹与救赎意识，本来就是一个钱板的两面，或许也只有这样，可以增加我们对郁达夫多一点认识。
完稿于2018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