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贵无，列子的贵虚，杨朱的重生都成了庄子思想的源泉。
庄子号称道家二号人物，其身世和作品如同老子一样模糊不清。《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当时齐、楚、宋三国都有叫“蒙”的地方，庄周究竟哪一国的蒙人，或者当时有一个叫“蒙”的诸侯国?不得而知。《庄子》中记载庄周曾向河监侯借粮，但这个“河监侯”也有问题，他究竟是一方诸侯，还是一个监管河道的官员?在过去，“河”是黄河的专称。如果河监侯是一个专门监管黄河的官员，说明庄周住的地方离黄河很近，他应该是宋国的蒙人吧。但是，当庄周有了一定的名声之后，最先关注他的竟然是楚王。楚王派使者携重金聘请庄周出任卿相，被庄周拒绝。难道宋王对本国的贤士就那么不关心吗?而且《庄子》的文风汪洋恣肆，内容神奇光怪，具有浓厚的楚文化特色。庄周是楚国的蒙人也是极有可能的。也许，庄周就是蒙国人，当时的蒙国是一个很小的诸侯，在魏国和齐国之间，没有实力，没有声望，没有战略价值，没有人关注，因而没有历史资料可查，所以太史公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而不说他与宋某王或楚某王同时。
《庄子》这本书也是几经修改，与原版相去甚远。在汉代先有魏牟汇编的《庄子》流行于世，后经淮南王刘安整理，尚有52篇，其中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篇3，共十余万字。后经西晋郭象的删减，只剩下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六万多字。至少删了十分之四。当时注解《庄子》的有几十家，但只有郭象的注解流传到了今天。那些被删掉的内容，现在已无从查找。除非某一天从地下出土，才能让人一睹《庄子》的真容。
就郭象版的《庄子》来说，他是根据什么来进行内、外、杂划分的?郭象自己没有作说明，成了庄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内容的深浅作为标准，内深而外浅。深者为庄子自撰，浅者为后学所撰。以唐代成玄英为代表。二是以有无标题为标准。内篇有专门的标题，是庄子自拟，但也有人认为是后学所拟。外杂篇多以篇首二字为题，是后学所作，但也有人认为这符合古例，恰是庄子自撰。三是以文章风格为标准，内外篇在行文的韵味上有差别。内篇古朴自然，一气呵成，为庄子自撰。外篇章节驳杂，气韵不畅。但是，这三种观点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首先，外篇中的思想也未必比内篇浅薄，如《知北游》和《庚桑楚》等。其次，外杂篇中也有自撰标题的。第三，外杂篇的文章风格，除了议论部分外，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气韵确有不畅，但这是否是后学拼凑和加入的新东西呢?当然，还有其他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深远的，文笔优美的就是庄子自撰的;内容杂乱的，文笔欠佳的就是后学撰写的。
因魏牟、刘安以及其他注家的版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因而无法复原当初的真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即使写一部专著也不能尽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相对可靠的内篇上面吧。
郭象版的内7篇内容相对完整，文风较为一致，大都以为是庄子亲撰。其实只要读懂内篇，也就知道什么是庄子之学了。但问题仍然存在。郭象版内7篇是否是刘安版的内7篇?刘安版的内7篇是否是魏牟版的内7篇?魏刘二位对内篇是这样排序的吗?
这个顺序极有可能是郭象自己安排出来的。研究《庄子》必须了解郭象。据《晋书·郭象传》记载:“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巳。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郭象既然敢把别人的作品据为己有，他修改庄子的作品又有什么不敢的呢?看他对庄子的注解，可以发现他与王弼一样，试图调合儒道两家的关系，认为礼教是出于自然的。于是将儒家内圣外王的模式也套在了庄子身上。以儒家由内向外的修齐治平顺序而将《庄子·内篇》排列为《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
其实，追求内在精神的完整既是庄子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以他对尧舜的轻蔑态度来看，庄子对外王之道是没有兴趣的，治国平天下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道家后学们看到庄子只谈心斋，不谈治国，觉得有欠完整，于是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模仿庄子的行文风格，把外王之道补充进去。其实，在庄子看来，内圣已然包含了外王，人人都做好了内圣，哪还有什么天下可治呢?这就跟杨朱的“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是一个道理。
内篇更合理的一个顺序应该是:《齐物论》、《大宗师》、《人间世》、《养生主》、《德充符》、《逍遥游》，这六篇讲的都是如何实现内在精神的完整，也就心灵自由之道。有此六篇足矣!至于《应帝王》，应该将其放到外篇去。
首篇《齐物论》论述了“道”的永恒和伟大。与“道”的永恒伟大比起来，一切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大如天地在“道”的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所有形而下的东西都是观念的产物，都是相对的，将随着观念的改变而改变。而改变观念的是非标准又是不可靠的，因为形成是非标准的知识智能本身就是不可靠的。万事万物都统一于道，本来没有区别，没有偏差，但人们拘于自己的认知，以一己之情，一己之私，一己之见而对万物作出判断，统统都是偏见。人们所有的以万物存在差别为前提的思维判断都是在众盲摸象，各执一端。人们只有摆脱现有的差别认知的束缚，才能接近那永恒而伟大的道。如何摆脱呢?就是“隐机”，让心机静息下来，忘掉彼此、是非、得失、心身、生死这些对立存在的东西。
次篇《大宗师》认为道与人的统一就是“真人”。这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称之为大宗师。大宗师具备哪些特征呢?“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漠士”，“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达道。”只有忘掉世俗，忘掉形体，忘掉名利，忘掉自我，忘掉聪明才智，与道合一才是安身立命的最佳环境。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人间世》是告诉人们如何避害全身，如何远离危险。生命是革命的本钱，没有这个本钱，所谓的逍遥游又从何做起呢?首先，要远离权力。权力是一种凶器，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也能带来伤害，而任何利益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外在名利而损害内在精神是不划算的。庄子用叶公子高的事例进行说明。叶公子高早朝接受君王的使命，傍晚就要饮用冰水，因为内心太焦灼了。君王的使命如果完成不了，就可能被杀头;如果完成了，就会破坏阴阳平衡，后果和杀头差不多严重。因此进退两难。这就是靠近权力的代价。而要远离权力，就必须放弃名利之心，纠正自己的价值观，以没有价值作为生命的价值，以没有能力作为自身的能力。进入心神与大道合一的“心斋”状态。
要保全生命，不仅要忘掉名利，还要忘掉自我。太在乎自我，反而不利于生命的保全。也就是老子的“后其身而身存。”人生在世，只要与道保持一致就可以了，不要有自己的主张。道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古代的圣人都是这么做的。
忘掉自我的关键是忘掉自己的知识和观念。庄子认为知识和观念也是凶器。只有内心空空如野，没有是非差别，吉祥才会来临。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养生主》讲的是养生的关键，关键就是养神，保全精神的完整。精神不完整，大概也活不了多久，即使活得很久也没有价值。保全精神的方法也就是循乎天理，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用疱丁解牛和右师断足两个寓言来说明养生的主旨。
《德充符》接着论述内在精神的完整比外在形体的完整更重要。庄子承认君臣之义和父子之亲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人生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之事。在那个杀人盈野的时代，很多人的身体都是残缺不全的，活下来是一件侥幸的事。因此，不要把长命百岁年看得太重要，能够自由地活一年，胜过苟且地活十年。内在精神的充实才是最重要的。要“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无以好恶内伤其身。”
在讲完齐物、真人、人间世、养生主、德充符之后，庄子才回到他的主题--《逍遥游》。自由自在地游。鲲鹏展翅，列子御风都是有所凭借的自由，不是真正的逍遥游。真正的逍遥游是摆脱一切依赖，无所傍依的绝对自由。这是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能达到吗?似乎没有人能达到。庄子本人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无限地接近那绝对的自由状态。这个追求的过程，便是实践生命本质的过程。而结果，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向往心灵的自由，你的心灵其实已经有所自由了。
至此，庄子哲学已然是一个整体。当然，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在庄子后学看来，特别是魏晋玄学家看来，人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君臣之义，父子之亲，既然是无法逃避的，那总得论述一下吧。于是有了《应帝王》，专门讲述帝王该如何如何做。但为什么没有专门论述如何做父亲的呢?也许郭象认为儒家已经讲得够全面了，不必再添加。
《庄子》如此轻视帝王，在儒家看来只是狷介而已。但在法家看来却是无法容忍的。庄子的自由主义与法家的专制集权是根本对立的。韩非认为社会要想安稳,庄子之学首先要被诛灭!(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在焚书坑儒的时侯，庄学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庄子》也是重点要烧灭的一本书。《庄子》篇幅很大，当时用的又是竹木简，民间私藏极为困难，散佚非常严重。在汉初黄老学兴起时，庄学并没有同时兴起。只在一些隐逸之士中流传。到魏晋时，已经无法分清《庄子》中的篇章具体有哪些作者了。这也是郭象敢于大幅删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