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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诗歌有很多种发展途径，唯独遗忘了中国，遗忘了中国古诗。
西川先生在一次同大学生的交流中曾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最初书写现代派诗歌的时候，根本不了解西方现代派诗歌达到了怎样的高度。现在通过他们的努力似乎知道了西方现代派诗歌到底好在哪里，能够同西方诗人进行一些简单对话了。
貌似西方现代派诗歌对于他们这批诗人而言简直如同珠穆朗玛峰，是一种神一般的存在，只可仰观而无法平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然而我总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以白话作为蓝本的现代派诗歌有必要搞得比文言文作为蓝本的中国古诗都更艰涩难懂、更莫名其妙吗？难道现代派诗人书写的是一门高深莫测的科学公式，除了爱因斯坦自己其他人都得变成无知的门外汉？为什么我们理解一首现代派诗歌就非得变成诗人肚里的蛔虫？这种排斥读者而存在的诗歌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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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诗歌有一大弊端，在于并没有寻找到书写“人类共性”的正确方法，于是不得不不断地否定前人，否定其他诗人，甚至否定读者、排斥读者。不幸的是这种流毒也遗传给了中国的现代派诗人。
近几十年来，当代中国现代派诗歌从否定朦胧诗歌到过度精英化，再到口语诗歌，新的诗歌运动、诗歌流派简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可以说完成了西方诗歌几百年都没有完成的任务，貌似成果相当壮观，成就相当辉煌。只不过读者的认可度却越来越低，读者量越来越少。



简单地说现代派诗歌已经被这批人玩死了，不仅现代派诗歌被这批人玩死了，当代中国诗歌也被这批人玩死了。当中国出现新一代诗人的时候，即便他们付出怎样天才的努力，取得怎样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是读者却已经习惯于对诗歌秉持一种否定态度，因而会忽漠视他们的颇具建设性、甚至开拓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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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据说西川先生写了一本关于对《唐诗三百首》的解读，其中有一个观点倒是很值得注意，他说这些唐诗作者都在进行着类型化的写作，完全可以分门别类地给这些诗人粘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西川先生的潜台词意在于表明自己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所进行的是非类型化的写作，是无法给自己粘贴上任何一种固定的标签的；意在说明现代派诗人比唐代诗人可牛皮多了。当然，西川先生的这句潜台词是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的，否则注定要被读者给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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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搞清楚的问题在于唐朝诗人为什么可以进行类型化的创作而现代派诗人却不能。
大道至简，我想问题还得从西方诗歌的流弊说起。我多次表明过这样的观点，西方诗人并没有找到书写“人类共性”的正确方法，所以现代派诗人只能另辟蹊径书写一些个性的东西，只能提倡诗歌的陌生化，当某种陌生化为读者所熟悉了，现代派的诗人们不得不进行另外的陌生化写作。这种过度陌生化的写作让我想起了热衷于练蛤蟆功的欧阳峰，固然做到了独步天下，但是人却疯了。总之，这种个性只能成为自己的独家暗器，这种陌生化实质是在排斥读者，是在给诗歌挖坑。确切地说现代派诗歌运动已经是“昨日黄花”。如果昨天的现代派诗歌是在发高烧，说胡话；而今的现代派诗歌则变得没有任何体温了。
唐诗为什么能够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在于他们能够艺术性的书写那些具有人类共性的情愫。诸如爱情、诸如思亲、诸如爱乡爱国情怀、诸如崇高的精神诉求。这是西方现代派诗人永远也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也是那些虽然身在中国却永远也没有搞明白的事情。因此，固然西川先生说他们在进行着非类型化的写作，却永远也抹杀不了我对类型化的唐诗宋词的敬意。当然，也不可能改变我对现代派诗歌的否定意见。中国诗歌欲真正取得发展，不一定只有到西天才能取得真经，恐怕还是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古诗，从中国古诗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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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一位著名的三句半诗人，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我觉得完全可以成为我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古人号东坡，
今人名西川。
若将两人比，
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