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生命的窗口
《远方》：生命的窗口
辛泊平
第一次看到土耳其导演努力·比格·锡兰的电影，就觉得这个导演很牛。因为，他不按我们熟知的电影套路出牌，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世俗的看法，就那样一意孤行地表达自我。那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人物，那种有明晰是非因果的情节，那种制造悬念与看点的起承转合，在他的电影里是找不到的。他好像不是在拍电影，而只是拿着摄影机随意地截取进入他思考范围的场景和人物，让这些缺乏故事关联的画面自足地呈现它的意义与虚无。对于观众而言，观影的过程，也许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通过那些沉闷的、碎片式的镜头，你永远猜不透锡兰究竟想要干什么。他的电影符合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对好电影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它能让你一度昏昏欲睡，然而，多少天过去，你却无法摆脱电影的气味，无法摆脱对它的独特感觉。荣获2003年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土耳其最佳年度导演和最佳年度影片以及200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远方》，它的手法与技巧，几乎就是锡兰的标配。
故事很简单，因为经济危机，一个叫尤瑟夫青年男子，为了寻找工作，从乡村到伊斯坦布尔找到自己的表哥摄影师马赫穆特。尤瑟夫想到码头找一份船员的工作，但那里并不缺人手；他想通过马赫穆特的关系找其他的机会，但马赫穆特根本不放在心上。每一天，他都会到码头，在那里的小酒馆里听老船员们抱怨命运，在那里等待属于自己的可能；晚上回来，他和表哥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无聊的电视剧。然而，他似乎并不灰心，他总是觉得，只要等待，只要寻找，便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后的“柳暗花明”。所以，他给家里打电话，让母亲放心地去看医生，不用担心药费的问题，因为，他很快就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挣到钱。一个健康的、年轻的生命，不可能没有工作的机会，这是他相信的人生法则。
而他的表哥马赫穆特，作为一个从乡村出来、靠自己打拼在伊斯坦布尔有了立足之地的“成功者”，活得却并不快乐。或许是因为职业倦怠，或许是因为油腻的日子消磨了最初的敏感与理想，他对工作和生活都缺乏热情和主动，而是暮气沉沉地打发时光。在他的日程表上，似乎只是缺乏创意的工作，是晚上可有可无的电视剧，是每天都要和厨房里的老鼠较量的焦虑与愤怒，然后，便是在固定的时间找一个女人回来过夜。他结过婚，但又离了，原因不详。他有家庭，有亲人，母亲和妹妹就住在同一个城市，但他很少想到他们。电影中有很多这样的镜头，他回到公寓或者在工作间，经常会听到电话里的留言——母亲对他的叮嘱与问候，而他总是不耐烦地放下听筒。我不知道马赫穆特经历过什么，他和家人和妻子究竟有什么样的冲突。电影没有交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生活状态——倦怠，阴郁，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从电影的角度看，两个男人同居一室，似乎缺乏异性之间的戏剧冲突，尤其是，这两个男人之间没有会掀起波澜的夺妻杀子之仇，他们是表兄弟，不远不近。他们之间，只能有性格与习惯的差异摩擦。所以，要从这种温吞的关系中打捞看点是有难度的。然而，锡兰就这样展开了他的叙事，从两个人的说话方式入手，从两个人的日常起居入手，从两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入手，一点一滴地呈现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与心灵变化。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对于导演和观众都是。作为导演，如何从日常中发现生命的可能，在近乎无事的状态下制造灵魂的风暴，这是功课，也是功力；而作为观众，也必须打破传统的因果明晰的剧情期待，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也是一种艺术的修为。
不管怎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锡兰就这样为我们打开了两个男人的世界。对于尤瑟夫的到来，马赫穆特是冷淡的。他只是简单地带着表弟在公寓里转了转，叮嘱他不能用哪个马桶，不能在哪里抽烟，要注意粘老鼠的粘带，然后，把他领到一个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的房间，告诉他就睡在这里。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服务员带着初入住的客人熟悉他的客房一样，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表情。如果没有尤瑟夫的介绍，你根本看不出这两个人会有亲属关系。安置好尤瑟夫，马赫穆特回到客厅，第一个动作便是拿起表弟的鞋子厌恶地闻了闻，然后放进鞋柜。这个镜头很小，但意义非凡。这是一种暗示，是一个铺垫。在马赫穆特眼中，那双鞋子不是生活潦倒、风尘仆仆的物证，而是一粒进入眼中的沙子。在他心中，亲人的生计没有重量，生活节奏不被打乱才是重点。
一夜无话，但内心的河流肯定在两人心中各自流淌，流向不同而已，漩涡与水花不同而已。第二天早上，马赫穆特醒来时，尤瑟夫早已出门。尤瑟夫没有叫醒马赫穆特，没有和他一起吃早餐。这是一个青年男子最起码的自尊。电影没有尤瑟夫起来找鞋子的镜头，但我相信，当他看到自己放在地板上的鞋子出现在鞋柜里，他的内心肯定会有五味杂陈的涟漪。因为，这一个简单的细节让他感觉到，虽然他们是兄弟，但这里绝不是家。对于许多规矩，他不能质疑，只能慢慢习惯。或许，就是那一刻的感受，让他悄悄地走出屋子，走到外面的漫天大雪中。
马赫穆特的反应是淡然的，他似乎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像往常一样，他慵懒地起床，慵懒地吃早餐。尤瑟夫吃没吃早餐，与他无关。镜头切换，尤瑟夫走在空旷的广场上。雪花飞舞，但并没有我们期待的诗意。因为，那个叫尤瑟夫的青年还穿着单薄的夹克衫，他瑟瑟抖动的样子很孤单。我不知道他吃过什么，但我知道，他走过寒冷的街道，不是赏雪，更不是闲逛。他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是在寻找生存的出路，他需要一份工作。他来到空旷的码头，问看门人，这里是否需要水手。看门人告诉他需要去事务所。他来到冷清的事务所，看到门口贴出的告示，这里不需要人手。但他还是走进去，像一个溺水之人想抓住身边的随便一样东西一样，他肯定有那样的侥幸心理。然而，在那里，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得到的回答和门口纸条上的文字一样冰冷。接下来的日子，尤瑟夫的白天基本都是这种状态，寂寞而又无望。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坚持着。
更多的时候，他们之间没有嘘寒问暖，也没有正常的交流，而是像偶然同居一室的房客一样，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状态与生活节奏。只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坐在了一起，边喝啤酒边看电视，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两个人都有些醉意。那一刻，作为观众的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我想到了血浓于水的古老箴言。然而，那只是一瞬。第二天，马赫穆特看着凌乱的桌子，他似乎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有些悔恨，有些恼怒。我知道，这才是他的真实感受。正如他一次又一次嫌恶地把尤瑟夫的鞋子扔进鞋柜里一样。对他来说，尤瑟夫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他对过去的回忆，更没有唤醒亲情。他只是感到尴尬，感到了不适。因为，现在的他不想和过去的一切扯上关系，他只想安于现状。所以，他拒绝和母亲通话，更不想回到母亲身边。而尤瑟夫则正好相反，他回忆过去，也渴望改变。在回忆里，他和亲人们同享天伦；在渴望中，他的努力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幸福。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淡淡的，两个人的行踪，两个人的情绪，就是那样清浅地流淌着，似乎没有什么激流。但电影那沉闷而又刻板的色调告诉我，矛盾就在其中，它迟早会打破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尤瑟夫依然每天出去，但关于工作的消息却遥遥无期。而马赫穆特越来越不能忍受尤瑟夫的存在，不能忍受他的鞋子，不能忍受他抽烟，不能忍受他站在自己身后憨态十足地看电视，不能忍受他每天都在重复的“等有工作他们就会通知我”的“自欺欺人”。他没有下逐客令，但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烈。不止一次，当我看到马赫穆特无视尤瑟夫的存在而关上电视，等尤瑟夫讪讪地回到自己的屋子之后，他再打开电视换上一张影碟的时候，我替尤瑟夫感到难堪。当然，对此，尤瑟夫有自知之明，在马赫穆特面前，他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他找不到工作，缺少表达尊严的资本。所以，他只能那样“装傻充愣”，只能那样低声下气。可以这样说，两个人都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们只是暂时维系着某种微妙的平衡。
终于，马赫穆特爆发了。那是在听到母亲病重之后，马赫穆特在妹妹的谴责下回到家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马赫穆特的母亲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导演只是给了马赫穆特在家时的几个镜头——他和家人的合影，他过去的摄影作品，他面对这些照片时的困惑与茫然……但是，这一桥段绝非闲笔，这既是对主人公性情的一种注脚，也是对后面情节与情绪的铺陈。马赫穆特心神不定，这是我能清晰感知到的。果然，再次回到自己的公寓，他看到表弟竟然趁自己不在公寓而在客厅里像主人一样喝酒抽烟，他一下子怒不可遏。他大声呵斥尤瑟夫，埋怨他妨碍了自己的生活，指责他不自立、不争气，事事靠别人。那阵势，仿佛尤瑟夫就是一个大骗子和寄生虫。而尤瑟夫，则是满脸的愧疚，他委屈地辩解着，无力而又卑微。但是，至少有一句话，让我听出了一种冰冷的悲伤，那就是，自从来到这里，马赫穆特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帮他说过一句话，从来没帮他做过一件事。而这——对落难亲人的关怀与帮助——本应是人之常情。
不知道是因为马赫穆特听了尤瑟夫的话有所触动，还是因为恰恰有一个机会，接下来，尤瑟夫成了马赫穆特的摄影助手。他们拍静物，拍人物，拍宗教典礼，一路改变地点，一路选取角度，完全看不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这就是锡兰。前面我说过，在他的电影里，你不能按照一般意义上的逻辑要求情节的连贯性，你必须适应他的镜头剪辑与情感拿捏。无论如何，这一组快速切换的镜头几乎是整部电影中最轻快、最明亮的部分。虽然忙碌，虽然不时被训斥，但尤瑟夫是热情的、快乐的。这是一种充实的人生状态。对于尤瑟夫而言，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只要有一份工作，只要能养家糊口，生命便有色彩，人生便有意义。他无法理解马赫穆特的倦怠。所以，当摄影任务结束，马赫穆特给他报酬时，他竟然手足无措，他甚至觉得他得到的超过了他的付出。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家人报喜，给亲人买礼物，用他的劳动所得。
然而，像两个人喝啤酒看电视的场景一样，这个温馨的场景也没有维系多久。马赫穆特的前妻出现了，她要和现在的丈夫去澳大利亚。马赫穆特再次被命运强行拉到矛盾的中心。
通过两人约会时的言行，我看到，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彻底破裂，而是依然牵挂着彼此。然而，他们都缺乏行动的力量，缺乏回头的勇气。所以，只有依依惜别，只有默默承受。在机场，马赫穆特躲在大厅一角，偷偷地注视着妻子走向安检，压抑的悲伤凝聚于眉头和眼底。那一个中年男人的面部特写，足以让所有的女人动容。然而，在此时，它缺乏对象，没有效果。而他的妻子，似乎也是心有感应，一路上，频频回头，似乎在寻找什么，似乎在等待什么，又似乎在挽留什么。然而，两个人的轨道已经错位，再也无法并行，更无法交汇。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命运。回到公寓，马赫穆特身心俱疲，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沉溺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虚无中。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安慰，然而，此时，妻子早已坐在去澳大利亚的飞机上，尤瑟夫也已不辞而别。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是的，尤瑟夫终于走了。他没有告别，也没有留言。当然，尤瑟夫的离开和马赫穆特前妻的离开原因不尽相同，但对马赫穆特来说，却有相同的意义。前妻是要寻找新的生活，她要永远离开这里。而尤瑟夫则是因为马赫穆特的伤害与怀疑，他要捍卫生命的尊严。他们的感受似乎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尤瑟夫用马赫穆特给他的报酬为家乡的侄子买了玩具，他兴奋地玩着那个电子玩具士兵，看着那士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开枪射击，开心地大笑。而马赫穆特却以为那是打扰，是无聊。马赫穆特找不到自己珍爱的怀表，他翻箱倒柜寻找的样子，他冷着脸对尤瑟夫摔东西的样子，就仿佛是尤瑟夫偷拿了一样。而事实上，最后他发现怀表就在书房的一个盒子里。但他没有立刻告诉尤瑟夫，而是别有用意地用书报把表盖上，全然不顾尤瑟夫需要清白的精神诉求，在尤瑟夫的惶惶不安中漠然地走开。电影没有尤瑟夫离去时的镜头，我们只能猜想，在最后离开的那一刻，那个年轻人的心一定是凉的、是疼的。因为，他的诚实和热情，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与信任。他已经无法在这里呆下去。生命可以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别，但人格上人与人应该平等，这是原则，更是底线。
电影的最后，是马赫穆特从尤瑟夫的床上找到半包水手牌香烟，他揣在兜里。然后，像要追寻什么似的，他也走到空旷的码头，在尤瑟夫常去的地方坐下来。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被风吹起的塑料袋飘过天空，看着远处泊在港湾的轮船，沉默无语。他掏出他曾经因为廉价而拒绝抽的水手牌香烟，点上，深吸一口，仿佛在品咂尤瑟夫的人生，也似乎在品咂妻子与尤瑟夫的未来。慢慢地，他面无表情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歉意，有了一丝柔软，甚至有了一丝活力。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刻肯定发生了什么，他内心的坚冰已经开始融化。由此我猜想，在今后的日子里，马赫穆特的人生也许会改变一些，生命意义上的或灵魂意义上的，为了妻子，为了尤瑟夫，也为了他的亲人，为了他自己。
电影的名字叫“远方”，但并没有尤金·奥尼尔《天边外》里关于远方的预设与反思。它的大部分场景就是那座逼仄而又破旧的公寓，冷清的街道和码头，远方，似乎只限于尤瑟夫对水手生活的期待、马赫穆特对前妻要去的澳大利亚的猜想。然而，在我看来，锡兰想告诉我们的是，远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一个人也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远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可能成为远方的隐喻。在电影中，靠自己打拼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体面生活的马赫穆特，对于失业的尤瑟夫而言，就是一种无法抵达的远方。而年轻的尤瑟夫，他对亲人的眷顾，他对生活的信念，他对人生的简单而又明了的意义追求，何尝不是老气横秋的马赫穆特应该眺望的远方。至于马赫穆特的前妻，更是为了与往事告别远走异国他乡，这对于缺少行动的马赫穆特而言，则是拥有地缘意义与灵魂意义的双重远方。远方，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出口，一扇窗。电影没有交代两兄弟的未来，但我们可以在电影的留白中展开推理与想象。经过一系列人生经历与心灵洗礼，他们或许会走出原来的人生境遇，然后，以全新的感受与态度去迎接无限的“远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一切都将继续。他们都渴望迈出的那一步，终究因为诸多原因而没有到来。心动只是一瞬，重复才是习惯。这就是人生，无法预测，亦无法假设。
写到这里，就电影的故事与主题而言，似乎已经结束，但我却意犹未尽。我想再谈谈那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镜头与片段。我觉得，这些镜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在马赫穆特的书房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画曾经闪现过几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刻画人性暗夜、心灵风暴的大师，他作品里的最著名的主人公们几乎都是在灵魂炼狱中挣扎的人物，他们都在寻找救赎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备受煎熬。马赫穆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画放在书房，那他肯定是陀翁的某种意义上的信徒，也就是说，他的灵魂绝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玩世不恭与安于现状，而是充满了隐秘的裂变与战争。换句话说，他对自己的消沉的现状并不认同。这也是他在前妻和尤瑟夫先后离开后能坐下来反思自我的精神条件。
另一个情节，是经过几番周折，在一个夜晚，他们终于抓住了那只让马赫穆特心烦意乱的老鼠。面对在粘带上挣扎的老鼠，听着它凄惨的叫声，马赫穆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想接着睡觉；而尤瑟夫却心有不忍，他穿上衣服，把老鼠装在袋子里，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站，那时，老鼠还活着。但看到几只听到老鼠叫声围聚上来的流浪猫，已经准备回去的尤瑟夫再次返回，拿起袋子，转过脸往墙壁上摔了几下。这个情节并不大，但尤瑟夫的不忍之心还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类似的一个镜头，是尤瑟夫在码头上看到一条被钓上来的鱼在地上绝望地扭动，他的脸上满是悲悯。锡兰用这两个镜头告诉观众，尤瑟夫绝对不像他表现得那样粗糙与简单，他的心灵异常敏感和丰富。这也是他最终离开马赫穆特的心理前提。可以这样说，在《远方》中，这种别有深意的镜头比比皆是，它以静态的画面推动了剧情，也为观众深入地理解作品提供了诸多暗示。但条件是，我们必须能进入人物的内心，能充分体验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心灵律动，能最大限度地“于无声处听惊雷”。2017年12月20日夜
——发表于2018年2月号《世界文化》
辛泊平
第一次看到土耳其导演努力·比格·锡兰的电影，就觉得这个导演很牛。因为，他不按我们熟知的电影套路出牌，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世俗的看法，就那样一意孤行地表达自我。那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人物，那种有明晰是非因果的情节，那种制造悬念与看点的起承转合，在他的电影里是找不到的。他好像不是在拍电影，而只是拿着摄影机随意地截取进入他思考范围的场景和人物，让这些缺乏故事关联的画面自足地呈现它的意义与虚无。对于观众而言，观影的过程，也许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通过那些沉闷的、碎片式的镜头，你永远猜不透锡兰究竟想要干什么。他的电影符合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对好电影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它能让你一度昏昏欲睡，然而，多少天过去，你却无法摆脱电影的气味，无法摆脱对它的独特感觉。荣获2003年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土耳其最佳年度导演和最佳年度影片以及200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远方》，它的手法与技巧，几乎就是锡兰的标配。
故事很简单，因为经济危机，一个叫尤瑟夫青年男子，为了寻找工作，从乡村到伊斯坦布尔找到自己的表哥摄影师马赫穆特。尤瑟夫想到码头找一份船员的工作，但那里并不缺人手；他想通过马赫穆特的关系找其他的机会，但马赫穆特根本不放在心上。每一天，他都会到码头，在那里的小酒馆里听老船员们抱怨命运，在那里等待属于自己的可能；晚上回来，他和表哥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无聊的电视剧。然而，他似乎并不灰心，他总是觉得，只要等待，只要寻找，便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后的“柳暗花明”。所以，他给家里打电话，让母亲放心地去看医生，不用担心药费的问题，因为，他很快就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挣到钱。一个健康的、年轻的生命，不可能没有工作的机会，这是他相信的人生法则。
而他的表哥马赫穆特，作为一个从乡村出来、靠自己打拼在伊斯坦布尔有了立足之地的“成功者”，活得却并不快乐。或许是因为职业倦怠，或许是因为油腻的日子消磨了最初的敏感与理想，他对工作和生活都缺乏热情和主动，而是暮气沉沉地打发时光。在他的日程表上，似乎只是缺乏创意的工作，是晚上可有可无的电视剧，是每天都要和厨房里的老鼠较量的焦虑与愤怒，然后，便是在固定的时间找一个女人回来过夜。他结过婚，但又离了，原因不详。他有家庭，有亲人，母亲和妹妹就住在同一个城市，但他很少想到他们。电影中有很多这样的镜头，他回到公寓或者在工作间，经常会听到电话里的留言——母亲对他的叮嘱与问候，而他总是不耐烦地放下听筒。我不知道马赫穆特经历过什么，他和家人和妻子究竟有什么样的冲突。电影没有交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生活状态——倦怠，阴郁，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从电影的角度看，两个男人同居一室，似乎缺乏异性之间的戏剧冲突，尤其是，这两个男人之间没有会掀起波澜的夺妻杀子之仇，他们是表兄弟，不远不近。他们之间，只能有性格与习惯的差异摩擦。所以，要从这种温吞的关系中打捞看点是有难度的。然而，锡兰就这样展开了他的叙事，从两个人的说话方式入手，从两个人的日常起居入手，从两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入手，一点一滴地呈现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与心灵变化。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对于导演和观众都是。作为导演，如何从日常中发现生命的可能，在近乎无事的状态下制造灵魂的风暴，这是功课，也是功力；而作为观众，也必须打破传统的因果明晰的剧情期待，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也是一种艺术的修为。
不管怎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锡兰就这样为我们打开了两个男人的世界。对于尤瑟夫的到来，马赫穆特是冷淡的。他只是简单地带着表弟在公寓里转了转，叮嘱他不能用哪个马桶，不能在哪里抽烟，要注意粘老鼠的粘带，然后，把他领到一个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的房间，告诉他就睡在这里。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服务员带着初入住的客人熟悉他的客房一样，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表情。如果没有尤瑟夫的介绍，你根本看不出这两个人会有亲属关系。安置好尤瑟夫，马赫穆特回到客厅，第一个动作便是拿起表弟的鞋子厌恶地闻了闻，然后放进鞋柜。这个镜头很小，但意义非凡。这是一种暗示，是一个铺垫。在马赫穆特眼中，那双鞋子不是生活潦倒、风尘仆仆的物证，而是一粒进入眼中的沙子。在他心中，亲人的生计没有重量，生活节奏不被打乱才是重点。
一夜无话，但内心的河流肯定在两人心中各自流淌，流向不同而已，漩涡与水花不同而已。第二天早上，马赫穆特醒来时，尤瑟夫早已出门。尤瑟夫没有叫醒马赫穆特，没有和他一起吃早餐。这是一个青年男子最起码的自尊。电影没有尤瑟夫起来找鞋子的镜头，但我相信，当他看到自己放在地板上的鞋子出现在鞋柜里，他的内心肯定会有五味杂陈的涟漪。因为，这一个简单的细节让他感觉到，虽然他们是兄弟，但这里绝不是家。对于许多规矩，他不能质疑，只能慢慢习惯。或许，就是那一刻的感受，让他悄悄地走出屋子，走到外面的漫天大雪中。
马赫穆特的反应是淡然的，他似乎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像往常一样，他慵懒地起床，慵懒地吃早餐。尤瑟夫吃没吃早餐，与他无关。镜头切换，尤瑟夫走在空旷的广场上。雪花飞舞，但并没有我们期待的诗意。因为，那个叫尤瑟夫的青年还穿着单薄的夹克衫，他瑟瑟抖动的样子很孤单。我不知道他吃过什么，但我知道，他走过寒冷的街道，不是赏雪，更不是闲逛。他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是在寻找生存的出路，他需要一份工作。他来到空旷的码头，问看门人，这里是否需要水手。看门人告诉他需要去事务所。他来到冷清的事务所，看到门口贴出的告示，这里不需要人手。但他还是走进去，像一个溺水之人想抓住身边的随便一样东西一样，他肯定有那样的侥幸心理。然而，在那里，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得到的回答和门口纸条上的文字一样冰冷。接下来的日子，尤瑟夫的白天基本都是这种状态，寂寞而又无望。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坚持着。
更多的时候，他们之间没有嘘寒问暖，也没有正常的交流，而是像偶然同居一室的房客一样，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生命状态与生活节奏。只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坐在了一起，边喝啤酒边看电视，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两个人都有些醉意。那一刻，作为观众的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我想到了血浓于水的古老箴言。然而，那只是一瞬。第二天，马赫穆特看着凌乱的桌子，他似乎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有些悔恨，有些恼怒。我知道，这才是他的真实感受。正如他一次又一次嫌恶地把尤瑟夫的鞋子扔进鞋柜里一样。对他来说，尤瑟夫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他对过去的回忆，更没有唤醒亲情。他只是感到尴尬，感到了不适。因为，现在的他不想和过去的一切扯上关系，他只想安于现状。所以，他拒绝和母亲通话，更不想回到母亲身边。而尤瑟夫则正好相反，他回忆过去，也渴望改变。在回忆里，他和亲人们同享天伦；在渴望中，他的努力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幸福。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淡淡的，两个人的行踪，两个人的情绪，就是那样清浅地流淌着，似乎没有什么激流。但电影那沉闷而又刻板的色调告诉我，矛盾就在其中，它迟早会打破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尤瑟夫依然每天出去，但关于工作的消息却遥遥无期。而马赫穆特越来越不能忍受尤瑟夫的存在，不能忍受他的鞋子，不能忍受他抽烟，不能忍受他站在自己身后憨态十足地看电视，不能忍受他每天都在重复的“等有工作他们就会通知我”的“自欺欺人”。他没有下逐客令，但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烈。不止一次，当我看到马赫穆特无视尤瑟夫的存在而关上电视，等尤瑟夫讪讪地回到自己的屋子之后，他再打开电视换上一张影碟的时候，我替尤瑟夫感到难堪。当然，对此，尤瑟夫有自知之明，在马赫穆特面前，他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他找不到工作，缺少表达尊严的资本。所以，他只能那样“装傻充愣”，只能那样低声下气。可以这样说，两个人都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们只是暂时维系着某种微妙的平衡。
终于，马赫穆特爆发了。那是在听到母亲病重之后，马赫穆特在妹妹的谴责下回到家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马赫穆特的母亲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导演只是给了马赫穆特在家时的几个镜头——他和家人的合影，他过去的摄影作品，他面对这些照片时的困惑与茫然……但是，这一桥段绝非闲笔，这既是对主人公性情的一种注脚，也是对后面情节与情绪的铺陈。马赫穆特心神不定，这是我能清晰感知到的。果然，再次回到自己的公寓，他看到表弟竟然趁自己不在公寓而在客厅里像主人一样喝酒抽烟，他一下子怒不可遏。他大声呵斥尤瑟夫，埋怨他妨碍了自己的生活，指责他不自立、不争气，事事靠别人。那阵势，仿佛尤瑟夫就是一个大骗子和寄生虫。而尤瑟夫，则是满脸的愧疚，他委屈地辩解着，无力而又卑微。但是，至少有一句话，让我听出了一种冰冷的悲伤，那就是，自从来到这里，马赫穆特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帮他说过一句话，从来没帮他做过一件事。而这——对落难亲人的关怀与帮助——本应是人之常情。
不知道是因为马赫穆特听了尤瑟夫的话有所触动，还是因为恰恰有一个机会，接下来，尤瑟夫成了马赫穆特的摄影助手。他们拍静物，拍人物，拍宗教典礼，一路改变地点，一路选取角度，完全看不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这就是锡兰。前面我说过，在他的电影里，你不能按照一般意义上的逻辑要求情节的连贯性，你必须适应他的镜头剪辑与情感拿捏。无论如何，这一组快速切换的镜头几乎是整部电影中最轻快、最明亮的部分。虽然忙碌，虽然不时被训斥，但尤瑟夫是热情的、快乐的。这是一种充实的人生状态。对于尤瑟夫而言，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只要有一份工作，只要能养家糊口，生命便有色彩，人生便有意义。他无法理解马赫穆特的倦怠。所以，当摄影任务结束，马赫穆特给他报酬时，他竟然手足无措，他甚至觉得他得到的超过了他的付出。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家人报喜，给亲人买礼物，用他的劳动所得。
然而，像两个人喝啤酒看电视的场景一样，这个温馨的场景也没有维系多久。马赫穆特的前妻出现了，她要和现在的丈夫去澳大利亚。马赫穆特再次被命运强行拉到矛盾的中心。
通过两人约会时的言行，我看到，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彻底破裂，而是依然牵挂着彼此。然而，他们都缺乏行动的力量，缺乏回头的勇气。所以，只有依依惜别，只有默默承受。在机场，马赫穆特躲在大厅一角，偷偷地注视着妻子走向安检，压抑的悲伤凝聚于眉头和眼底。那一个中年男人的面部特写，足以让所有的女人动容。然而，在此时，它缺乏对象，没有效果。而他的妻子，似乎也是心有感应，一路上，频频回头，似乎在寻找什么，似乎在等待什么，又似乎在挽留什么。然而，两个人的轨道已经错位，再也无法并行，更无法交汇。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命运。回到公寓，马赫穆特身心俱疲，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沉溺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虚无中。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安慰，然而，此时，妻子早已坐在去澳大利亚的飞机上，尤瑟夫也已不辞而别。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是的，尤瑟夫终于走了。他没有告别，也没有留言。当然，尤瑟夫的离开和马赫穆特前妻的离开原因不尽相同，但对马赫穆特来说，却有相同的意义。前妻是要寻找新的生活，她要永远离开这里。而尤瑟夫则是因为马赫穆特的伤害与怀疑，他要捍卫生命的尊严。他们的感受似乎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尤瑟夫用马赫穆特给他的报酬为家乡的侄子买了玩具，他兴奋地玩着那个电子玩具士兵，看着那士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开枪射击，开心地大笑。而马赫穆特却以为那是打扰，是无聊。马赫穆特找不到自己珍爱的怀表，他翻箱倒柜寻找的样子，他冷着脸对尤瑟夫摔东西的样子，就仿佛是尤瑟夫偷拿了一样。而事实上，最后他发现怀表就在书房的一个盒子里。但他没有立刻告诉尤瑟夫，而是别有用意地用书报把表盖上，全然不顾尤瑟夫需要清白的精神诉求，在尤瑟夫的惶惶不安中漠然地走开。电影没有尤瑟夫离去时的镜头，我们只能猜想，在最后离开的那一刻，那个年轻人的心一定是凉的、是疼的。因为，他的诚实和热情，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与信任。他已经无法在这里呆下去。生命可以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别，但人格上人与人应该平等，这是原则，更是底线。
电影的最后，是马赫穆特从尤瑟夫的床上找到半包水手牌香烟，他揣在兜里。然后，像要追寻什么似的，他也走到空旷的码头，在尤瑟夫常去的地方坐下来。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被风吹起的塑料袋飘过天空，看着远处泊在港湾的轮船，沉默无语。他掏出他曾经因为廉价而拒绝抽的水手牌香烟，点上，深吸一口，仿佛在品咂尤瑟夫的人生，也似乎在品咂妻子与尤瑟夫的未来。慢慢地，他面无表情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歉意，有了一丝柔软，甚至有了一丝活力。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刻肯定发生了什么，他内心的坚冰已经开始融化。由此我猜想，在今后的日子里，马赫穆特的人生也许会改变一些，生命意义上的或灵魂意义上的，为了妻子，为了尤瑟夫，也为了他的亲人，为了他自己。
电影的名字叫“远方”，但并没有尤金·奥尼尔《天边外》里关于远方的预设与反思。它的大部分场景就是那座逼仄而又破旧的公寓，冷清的街道和码头，远方，似乎只限于尤瑟夫对水手生活的期待、马赫穆特对前妻要去的澳大利亚的猜想。然而，在我看来，锡兰想告诉我们的是，远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一个人也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远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可能成为远方的隐喻。在电影中，靠自己打拼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体面生活的马赫穆特，对于失业的尤瑟夫而言，就是一种无法抵达的远方。而年轻的尤瑟夫，他对亲人的眷顾，他对生活的信念，他对人生的简单而又明了的意义追求，何尝不是老气横秋的马赫穆特应该眺望的远方。至于马赫穆特的前妻，更是为了与往事告别远走异国他乡，这对于缺少行动的马赫穆特而言，则是拥有地缘意义与灵魂意义的双重远方。远方，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出口，一扇窗。电影没有交代两兄弟的未来，但我们可以在电影的留白中展开推理与想象。经过一系列人生经历与心灵洗礼，他们或许会走出原来的人生境遇，然后，以全新的感受与态度去迎接无限的“远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一切都将继续。他们都渴望迈出的那一步，终究因为诸多原因而没有到来。心动只是一瞬，重复才是习惯。这就是人生，无法预测，亦无法假设。
写到这里，就电影的故事与主题而言，似乎已经结束，但我却意犹未尽。我想再谈谈那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镜头与片段。我觉得，这些镜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在马赫穆特的书房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画曾经闪现过几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刻画人性暗夜、心灵风暴的大师，他作品里的最著名的主人公们几乎都是在灵魂炼狱中挣扎的人物，他们都在寻找救赎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备受煎熬。马赫穆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画放在书房，那他肯定是陀翁的某种意义上的信徒，也就是说，他的灵魂绝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玩世不恭与安于现状，而是充满了隐秘的裂变与战争。换句话说，他对自己的消沉的现状并不认同。这也是他在前妻和尤瑟夫先后离开后能坐下来反思自我的精神条件。
另一个情节，是经过几番周折，在一个夜晚，他们终于抓住了那只让马赫穆特心烦意乱的老鼠。面对在粘带上挣扎的老鼠，听着它凄惨的叫声，马赫穆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想接着睡觉；而尤瑟夫却心有不忍，他穿上衣服，把老鼠装在袋子里，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站，那时，老鼠还活着。但看到几只听到老鼠叫声围聚上来的流浪猫，已经准备回去的尤瑟夫再次返回，拿起袋子，转过脸往墙壁上摔了几下。这个情节并不大，但尤瑟夫的不忍之心还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类似的一个镜头，是尤瑟夫在码头上看到一条被钓上来的鱼在地上绝望地扭动，他的脸上满是悲悯。锡兰用这两个镜头告诉观众，尤瑟夫绝对不像他表现得那样粗糙与简单，他的心灵异常敏感和丰富。这也是他最终离开马赫穆特的心理前提。可以这样说，在《远方》中，这种别有深意的镜头比比皆是，它以静态的画面推动了剧情，也为观众深入地理解作品提供了诸多暗示。但条件是，我们必须能进入人物的内心，能充分体验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心灵律动，能最大限度地“于无声处听惊雷”。2017年12月20日夜
——发表于2018年2月号《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