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九百七十四帖 读《风声鹤唳》
读书破万卷（2974）•《风声鹤唳》
《风声鹤唳》，长篇小说。林语堂著。原为英文A Leaf in the Storm, 1941年在美国由约翰•黛公司、英国由威廉•海涅曼公司、台湾由亚美公司相继出版。中文版最先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1945年2月由徐诚斌译，重庆林氏出版社渝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京华烟云>（2973）》。
《风声鹤唳》是《林语堂三部曲》之二，与《京华烟云》有某些承续之处。描写抗战期间一位中国少女在汉口的爱情悲剧故事。主要情节是：姚伯牙生长在诗书之家，过着富裕的生活。在热心抗日的友人老彭的影响下，他也要求参加斗争;但他的妻子却贪图享受，不愿随他去内地。这时，伯牙爱上了漂亮的玛琳，准备和她一起去上海。由于游击队攻打北平城外的监狱，放走犯人，日军四出搜捕，情况危险，老彭带玛琳逃出城外，来到深山中的游击队营地。为了对伯牙的爱，玛琳仍准备去上海。
小说写姚府主人姚伯牙自北平沦陷后，伯牙的亲戚均去南方，他与富于正义感的老彭成为密友。老彭向伯牙讲述日军在华的暴行。他正准备为游击队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在老彭的启发下，伯牙觉得自己应参加爱国的行动，打算去南方与人民一起投入战斗，后与游击队员崔玛琳相爱，先后逃离北平去沪。小说通过姚伯牙投身抗战的故事从侧面反映时代的激荡，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但作品受当时抗战加恋爱的模式的影响，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故事亦有随意编造的痕迹。
《风声鹤唳》的主角姚博雅，即《京华烟云》里姚思安之孙。日寇占据北平后，博雅弃家南渡，与经历复杂的风尘女子梅玲相恋，一起到大后方，梅玲参加救助难民工作时遇到老彭，并爱上了他。博雅得知真情后，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为掩护他们而英勇献身。林语堂以博雅、梅玲、老彭在抗战大洪炉中人生境界的变化，向外国读者表明中国将获得新生。
林语堂的 《风声鹤唳》是从符合西方读者文化审美并力求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视角下进行的英文书写。从主体与对话的共存、欢乐与悲剧的互证、幽默与闲适的回归三个方面探讨 《风声鹤唳》中的文化观照和思想问题，能更好地发掘作者在抗战书写中传达出的对生命的感悟和独特的人文关怀，探寻林语堂文化交融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英语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 “以写作的名义”译介结合，这种将翻译和写作并行，寓译于写的创作方式，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原汁原味地完整传播，也使得中国文化在异域得到更好的认同和接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融入了林语堂本体文化构建的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英文原创作品，在构建文化桥梁方面较其传统翻译作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风声鹤唳》中，主体与对话的和谐共生，本体文化与交流意识的整合阐述了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熔融点把握的智慧；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通过欢乐与悲剧共存的特殊表达方式让人们领悟到他的沉郁情感，林语堂的悲剧意识是在对大千世界、人生命运和生命本质的悲剧式感受的基础上，用审美化的人生冲淡它，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彷徨；最终，作者依旧回归幽默与闲适，解脱性灵，旷达自喜，潇洒自在，融中西智慧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和心灵启悟，关照人性的自然，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真善美。
主体与对话。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个人思想观点、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先前常识等会不自觉地对译文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加入到译文中，这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选择，操控，再创造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其对中文的谚语、文化词语、成语、人物称谓以及中国古诗的翻译上。他创造性地继承了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并结合西方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知识对翻译理论作了新的突破。他提出翻译应该遵循三个标准，即“忠实”、“通顺”和 “美”，而译文 “传神”是翻译的核心。作者在充分考虑中文的表达习惯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英语语言形式的限制，并从西方读者的文化接受和审美能力出发，用特有的表达方式将中文里较具本土文化特色的语词信息展现给西方读者。这就使得文本在保留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味和顾及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方面能够并行不悖。在《风声鹤唳》中，林语堂主要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的手法，很多时候采取意译的方式以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语境与期待视野。人名的译介很能反映中国取名艺术中的文化意蕴，如Poya（博雅），Laopeng（老彭）；各种称谓的音译也保留了这个特点，并可从中窥见中国社会等级制度之一隅，如Laoyhe（老爷），Ｙatou（丫头），Ｈsiaochinh（小姐）；对中国特有的物品和风俗的翻译与诠释展示了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风貌与民间习俗多样与精彩，如Ｓungtse（粽子），tear－stainbamboo（湘妃竹），eight characters（八 字），stonelion（石狮），yang and Yin system（阴和阳），eightmovement（八股文），union of wina cups（交杯酒），jade juyi（玉如意）等等；而对中国谚语和诗文的翻译更是反映出中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风声鹤唳》中有关佛教经文的译介，如：
What shall we be rid of if we want peace and happiness? What shall we do to be rid of sorrow？What is the poison that devours all our good thoughts？
Kill hatred and thou shalt have peace and happiness．Kill hatred and thou shalt have no more sorrow． It is hatred that devours your goodness……
何为修福慧，何为驱烦恼，何毒食善根？
去贪修福慧，去嗔驱烦恼，贪嗔食善根……
这段摘自《正道歌》的诗句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佛教禅宗思想的博大精深，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小说中所要表现的佛家哲理精神。这些佛教用语比普通词汇和日常谚语的涵义更加丰富，更加难以准确理解，因而在英语语言文化中也更难找到相应的表达了。因为小说涉及的宗教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化密切关联，为了让西方读者能通晓其义并了解中国文化意蕴，很有必要将这些古典韵文用英语表现出来。这也反映了林语堂从文化的视角关照人生，用文化理想演绎人生的创作态度。林语堂在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中自由出入，游刃有余，并能够在整合比较中形成自身关于文化选择的真知灼见。从整体上看，他既认同西方个性自由、民主精神价值取向，又具有东方直观诗性的思维方式；既主张现代的白话语言模式，又对传统文言念念不忘。他的文化观念浸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成为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缩影。而在这种交流文化观念下构建的小说将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呈现给了西方读者，为当时的异质文化交流打开了一道林语堂式的大门。
在 《风声鹤唳》这样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中，林语堂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写作目的和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运用了翻译性写作策略。与其双重文化身份对应的主体与对话的共存，欢乐与悲剧的互证，幽默和闲适的回归，体现了林语堂的一种整体的写作情态。本文从抗战这一历史阶段出发，力图依据 “原著”将交织在文学、历史、生命母题下的作者内心轨迹展现出来。林语堂用自己融会贯通的中西学识为西方世界阐释了一个介于真实与乌托邦之间的 “现代中国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西方人眼里的传统中国。他用独特而富有个性的文化符号向西方社会表达和展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评：诗书之家姚伯牙，友人老彭影响下；毅然抗日要革命，贪图享受妻留下。
知识玛琳漂亮女，颠沛流离爱伯牙。幽默闲适写“性灵”。欢乐悲剧道佛家。
《风声鹤唳》，长篇小说。林语堂著。原为英文A Leaf in the Storm, 1941年在美国由约翰•黛公司、英国由威廉•海涅曼公司、台湾由亚美公司相继出版。中文版最先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1945年2月由徐诚斌译，重庆林氏出版社渝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京华烟云>（2973）》。
《风声鹤唳》是《林语堂三部曲》之二，与《京华烟云》有某些承续之处。描写抗战期间一位中国少女在汉口的爱情悲剧故事。主要情节是：姚伯牙生长在诗书之家，过着富裕的生活。在热心抗日的友人老彭的影响下，他也要求参加斗争;但他的妻子却贪图享受，不愿随他去内地。这时，伯牙爱上了漂亮的玛琳，准备和她一起去上海。由于游击队攻打北平城外的监狱，放走犯人，日军四出搜捕，情况危险，老彭带玛琳逃出城外，来到深山中的游击队营地。为了对伯牙的爱，玛琳仍准备去上海。
小说写姚府主人姚伯牙自北平沦陷后，伯牙的亲戚均去南方，他与富于正义感的老彭成为密友。老彭向伯牙讲述日军在华的暴行。他正准备为游击队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在老彭的启发下，伯牙觉得自己应参加爱国的行动，打算去南方与人民一起投入战斗，后与游击队员崔玛琳相爱，先后逃离北平去沪。小说通过姚伯牙投身抗战的故事从侧面反映时代的激荡，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情，但作品受当时抗战加恋爱的模式的影响，人物性格不够鲜明，故事亦有随意编造的痕迹。
《风声鹤唳》的主角姚博雅，即《京华烟云》里姚思安之孙。日寇占据北平后，博雅弃家南渡，与经历复杂的风尘女子梅玲相恋，一起到大后方，梅玲参加救助难民工作时遇到老彭，并爱上了他。博雅得知真情后，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为掩护他们而英勇献身。林语堂以博雅、梅玲、老彭在抗战大洪炉中人生境界的变化，向外国读者表明中国将获得新生。
林语堂的 《风声鹤唳》是从符合西方读者文化审美并力求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视角下进行的英文书写。从主体与对话的共存、欢乐与悲剧的互证、幽默与闲适的回归三个方面探讨 《风声鹤唳》中的文化观照和思想问题，能更好地发掘作者在抗战书写中传达出的对生命的感悟和独特的人文关怀，探寻林语堂文化交融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英语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 “以写作的名义”译介结合，这种将翻译和写作并行，寓译于写的创作方式，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原汁原味地完整传播，也使得中国文化在异域得到更好的认同和接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融入了林语堂本体文化构建的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英文原创作品，在构建文化桥梁方面较其传统翻译作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风声鹤唳》中，主体与对话的和谐共生，本体文化与交流意识的整合阐述了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熔融点把握的智慧；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通过欢乐与悲剧共存的特殊表达方式让人们领悟到他的沉郁情感，林语堂的悲剧意识是在对大千世界、人生命运和生命本质的悲剧式感受的基础上，用审美化的人生冲淡它，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彷徨；最终，作者依旧回归幽默与闲适，解脱性灵，旷达自喜，潇洒自在，融中西智慧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和心灵启悟，关照人性的自然，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真善美。
主体与对话。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个人思想观点、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先前常识等会不自觉地对译文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加入到译文中，这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选择，操控，再创造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其对中文的谚语、文化词语、成语、人物称谓以及中国古诗的翻译上。他创造性地继承了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并结合西方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知识对翻译理论作了新的突破。他提出翻译应该遵循三个标准，即“忠实”、“通顺”和 “美”，而译文 “传神”是翻译的核心。作者在充分考虑中文的表达习惯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英语语言形式的限制，并从西方读者的文化接受和审美能力出发，用特有的表达方式将中文里较具本土文化特色的语词信息展现给西方读者。这就使得文本在保留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味和顾及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方面能够并行不悖。在《风声鹤唳》中，林语堂主要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的手法，很多时候采取意译的方式以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语境与期待视野。人名的译介很能反映中国取名艺术中的文化意蕴，如Poya（博雅），Laopeng（老彭）；各种称谓的音译也保留了这个特点，并可从中窥见中国社会等级制度之一隅，如Laoyhe（老爷），Ｙatou（丫头），Ｈsiaochinh（小姐）；对中国特有的物品和风俗的翻译与诠释展示了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风貌与民间习俗多样与精彩，如Ｓungtse（粽子），tear－stainbamboo（湘妃竹），eight characters（八 字），stonelion（石狮），yang and Yin system（阴和阳），eightmovement（八股文），union of wina cups（交杯酒），jade juyi（玉如意）等等；而对中国谚语和诗文的翻译更是反映出中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风声鹤唳》中有关佛教经文的译介，如：
What shall we be rid of if we want peace and happiness? What shall we do to be rid of sorrow？What is the poison that devours all our good thoughts？
Kill hatred and thou shalt have peace and happiness．Kill hatred and thou shalt have no more sorrow． It is hatred that devours your goodness……
何为修福慧，何为驱烦恼，何毒食善根？
去贪修福慧，去嗔驱烦恼，贪嗔食善根……
这段摘自《正道歌》的诗句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佛教禅宗思想的博大精深，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小说中所要表现的佛家哲理精神。这些佛教用语比普通词汇和日常谚语的涵义更加丰富，更加难以准确理解，因而在英语语言文化中也更难找到相应的表达了。因为小说涉及的宗教思想与中国古典文化密切关联，为了让西方读者能通晓其义并了解中国文化意蕴，很有必要将这些古典韵文用英语表现出来。这也反映了林语堂从文化的视角关照人生，用文化理想演绎人生的创作态度。林语堂在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中自由出入，游刃有余，并能够在整合比较中形成自身关于文化选择的真知灼见。从整体上看，他既认同西方个性自由、民主精神价值取向，又具有东方直观诗性的思维方式；既主张现代的白话语言模式，又对传统文言念念不忘。他的文化观念浸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成为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缩影。而在这种交流文化观念下构建的小说将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呈现给了西方读者，为当时的异质文化交流打开了一道林语堂式的大门。
在 《风声鹤唳》这样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中，林语堂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写作目的和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运用了翻译性写作策略。与其双重文化身份对应的主体与对话的共存，欢乐与悲剧的互证，幽默和闲适的回归，体现了林语堂的一种整体的写作情态。本文从抗战这一历史阶段出发，力图依据 “原著”将交织在文学、历史、生命母题下的作者内心轨迹展现出来。林语堂用自己融会贯通的中西学识为西方世界阐释了一个介于真实与乌托邦之间的 “现代中国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西方人眼里的传统中国。他用独特而富有个性的文化符号向西方社会表达和展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评：诗书之家姚伯牙，友人老彭影响下；毅然抗日要革命，贪图享受妻留下。
知识玛琳漂亮女，颠沛流离爱伯牙。幽默闲适写“性灵”。欢乐悲剧道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