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过年、乡俗约成
过年应是很快乐的。因我娘家的特殊情况，我总快活不起来。幸好有你能理解，不然说起这些不快乐的事，且不要招嫌。在这里要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原生家庭。只有了解了这些，你才能理解我的不快活。我痛苦思辩的两个源头，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他。我在这里说的是母亲。我受母亲的影响极深，本意是想求得母亲的平安和幸福。但事实证明，我无力得很，也矛盾的很。2016年在县城买了一处离夫家不远的二手房，本意是想安置母亲，也确实安置了母亲。2016年母亲在那过了年。2017年，因一人独处寂寞，三四月间母亲来我处与我相处。其间老人适应环境与相处的摩擦，过了三四个月才平定。其间可能由于我性情的改变及思想的突变，不再顺从母亲和遵循她的认知，两人认知之间冲突不断，给母亲不少伤虑。但我已不想改变我的认知。母亲也不想改变她的认知。此时，我才发现我和母亲之间个性十分近似。在无选择的余地下，母亲提出要去省城看耳病。我心明看耳病假，看儿子真。说起母亲老年尴尬的境况和悲凉，实是离不了省城的儿子。弟年四十，未婚，是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但近四五年来，未主动给母亲来一个电话，未主动下乡探视过母亲，春节未回家过年。他孑然一身在省城，母亲寡居在乡间。他能放心得下得是他知道自己的母亲足够坚强和壮实，知道乡间有个细姐（我）可担当。我承认2017年与母亲近距离相处中，我潜意识很焦虑。以往在娘家与母亲相处，事无巨细，都是母亲照顾我，担待我。而今年，在我家，我承认由于焦虑和压力我没有善待母亲，没有善待一个心理年龄并不老的老人。（75岁）而是单方面去寻找她和弟之间，她的过错。今日我已知，我不是神，掌控不了自己，也掌控不了他人。大社会大宇宙自有它不可逆转的历法，无神力不可胜天，任何时候都只能顺水推舟。所以2017年国庆中秋期间，她提出去南昌，我陪同，姐从广州坐火车到南昌。去医院检查，医生告之为衰老性器官损伤，无医治必要，即无病，于是登滕王阁，游梅岭，游鹰潭龙虎山，人伦之乐，乐而不疲。但假期很快过完，我要回都昌，姐要回广州，对母亲的去留一时难有定夺。最后弟留言，你在这里住些日子。弟虽有冠冕堂皇的工作单位，但实质却是陷于自我城堡，与社会隔绝的自闭者，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他在南昌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单位上的福利房，法院住宅小区；一处是老城区的二手房，楼层高，七楼，无电梯，房间由于无女主打理显得局促乱错不堪。他新房不愿不肯装修搬入住，怕同事发现他生活的真相，只有把自己的隐私远离光鲜的生活，他才能在单位同事面前保持那么一点点可怜的遮羞的自尊。他是可怜之人又是可恶之人。他受过高等教育，有法律硕士学位。所以，在此，我对人性格的复杂性有着拿着刀子左右四划的惶恐及对人性的深渊有一种望不到底的窥视。母亲终于一人留在南昌。我返回了都昌。我返回都昌，虽没有照顾老人的思想压力，但多了几分眷恋和牵挂。
我承认，把母亲留在南昌，我有私心，赌气一般，让她试试在南昌呆的日子，打压打压母亲的傲气和倔性。回都昌后，把她的物品打包快递到南昌。母亲与弟在南昌的相处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弟早起上班，晚在外吃过晚歺才回，回家后，两人各处一室，不着一语的交流。母亲要在家中捡些弟的衣物洗涤，弟一把夺过，说，这么多年，没有母亲在身边他也过来了，你能管一世吗？在弟处，母亲纯属弟眼前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局外人。至于他俩的沟壑为何这么深，除了童年时哥哥去世，母亲疯颠成魔给我和弟之间留下了重重阴影，应该还有别的许多原因。我写字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拯救自己和弟。当我探索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不仅有内因生发的个体内核，还有一个伸手摸不到边的黑暗宇宙，一个肉眼无法看见的宗法礼教的金刚罩。我不禁胆战心惊，所有的人都被罩在里面，身体上心灵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它核辐射的侵蚀。我也如此。所以当我拿起加缪的局外人，莫尔索就是弟的写照，我惊呆了，惊叹加缪对这个世道描述的精准，也开始尝试去理解弟弟，尊重他选择的生存方式，放下对他狭义道德的谴责。上帝啊！当你不屈服死亡，（而死亡又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你就必须承认必须尊重在宗法礼教之外的千姿百态的生存，那也是生命原生态的呈现。宽恕他，放下自己。但母亲的养老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困惑。母亲在广州生活多年，也可以选择在姐处养老，但传统的乡土观念使母亲摒除了那一选择。叶落归根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在县城购置一二手房，安置母亲。但2016年的春节，弟依然未回家过年，且无一电话慰问，和母亲、乡土如仇人一般。2016年的春节，母亲虽在县城屋内独处，但依旧不改内心的悲痛。那时，我就明白，我无法，永远无法改变我的女儿身，我永远无法为吕家添子嗣。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努力，我都无法给母亲带来幸福。母亲在南昌住了一个多月，生活寂寞、单调、孤独、冷清。其中我叫她去找一找有老人娱乐的老年大学，她也一人下楼搭陌生人的摩托车去找过一些老人娱乐场所。不知是弟所处的是老城区还是经济文化设施不及广州齐全。老城区内大多是巷头巷尾吸鞋垢面的打纸牌聊天的人，不及广州小区内娱乐设施齐全。找到的老人娱乐场所，有点类似街道的养老帮扶中心，提供一日三歺的饭食和住宿，与我们最初要找的初衷完全不符。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但又不是一个完全无知的农村妇女，她是一位出身农村书香门第的读书人家的掌上明珠，是一位有着小教高级职称的农村女教师。关于母亲的身世在2015年写的文字中已有简介。今天接着谈母亲的养老。
母亲在南昌有点呆不下去了，母亲可能也没有咬咬牙挺住的想法，毕竟她还是有选择的。我也一再去电话，对她说，如果呆不下去，就回来。母亲竟高兴起来，听到母亲放松似的音调，我知道，南昌她是呆不下去了。于是下一个周末就去南昌接回了母亲。（有一段文字，我不知该讲不该讲，最后我选择讲）在去火车站的途中，弟心情很烦躁，母亲心情也很不好。他们俩说起一些不想活的话。我悲从心来，火冒三丈，竟然威胁我。我掉头恶狠狠地，对着他们说，如果他们那样选择，我不会掉一滴眼泪，还要笑着活下去。你们威胁不到我。弟弟看到我没有哀求他，竟脸色转晴了，面皮展开了些，精神振奋了些。用仰望的神色说，姐，你变了些。是的，当我看到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就知道我就是世俗里哪个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虽然傍晚石头依然会滚落下山，但第二天我依然会滚石上山，虽然疲倦，但永不放弃，虽然徒劳无功，但生命不止，劳作不止。这是我对抗苦难对抗困惑的唯一方式。因为不作死就要面对漫无边际的庸肽，就要用劳作的方式体现对这个无洪荒之力不可操控的宇宙的生命力的呈现，直至力竭而亡。
母亲回都昌后，一切都平静，可能经过南昌一行，母亲思辩了很多。她一直是一个有思想能思考有行动能力的女性，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弱者形象。虽然她哀叹自己的命不好，但她总是以强者的身份对抗着她的命运。在人到中年时，我才明白，有很多事并不是你坚强了，勇敢了，你就能取得世俗的功德圆满。而生活中，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大多数是主流社会宣讲的个案范本及人们形成的民族心理中的好事传千里的文化定势。而事实勇者败，强者挫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因为敢于冒险、敢于挑战世俗权威的大多是勇强的，面对冒险的受挫、挑战的失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只是世俗文化和民族心理定势屏蔽了它们的存在。这个社会和民族不喜痛苦不喜失败，以为不说痛苦和失败，痛苦和失败就不存在，真有些掩耳盗铃。日子过得真融洽，母亲在县城专心打起她的门球。日子过得真快。在温水的生活中，我承认我麻痹大意，也承认我利欲熏熏，也承认我被世俗的生活逼成了一条狗，到处乱窜。我承认我是一个庸俗的人，是一个有私欲的人。
十一月间，我在利益的推动下，把县城买的安置母亲的二手房以一千一一月的房租租出去了（过了2017年的春节后，它一直是空置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个极大的错误。我本意是想让母亲在我家过年。适应在我家的生活。但我家情况又特复杂，不是单纯的三口之家。
夫家是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因夫是独子，公婆因建这幢房子，从我结婚之前就从乡下务农搬到县城（关于这幢房子的来历也有一个故事，是源于我和夫的故事），当时公婆离开农村，没有生活来源，我和夫在工厂里下岗，小孩又仰仗大人带，所以多年来，虽然有些小摩擦，但一直是抱团生活。后来，我和夫的经济境况得到了改善，也帮两位老人买了社保，为了圆老人的心愿，又在乡下的村子里做了一幢三层的房子。所以在县城也一直没有买房另住的想法，觉得老人大了，丢下他们也是一种不仁慈的做法。多年来一直是三代同堂，只是不在一块吃饭，过年过节才在一块吃年节饭。公婆在一楼生活，我在二楼生活，三楼空置。十几年下来，倒也相处得融洽。应该承认，我单纯得可以，单纯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天使。我单方面自大地认为自己在夫家是有些地位和话语权的。不然，我不会自大到忽略世俗威力的淫威，不会自傲到看不清宇宙黑暗的粒子。实际在这里还有一个事要说明，就是母亲要去南昌探虚实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三位老人，一楼的公婆、二楼的母亲在一次戏耍聊天的时候，聪明委婉的婆说，外婆，这就是你家里一样。老实耿直的公说，这怎么是她家里。敏感自尊性强的母亲笑笑不语，把这句话记在了死心肝里。这怎么是她家里。以后所有的工作都打不开母亲这个心结。如果当初我能买房另住，不与公婆住在一起，母亲和我一起住，就不会有太多的杂念。我看在大城市里的父母他们由于生存的压力及现代文化的冲激，这种古老的世俗乡约早就没有存在的基土，而在偏僻落后的小县城小乡镇它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咄咄逼人的淫威。
年越来越迫近。我们这个地方作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夫家过小年时又特别隆重，四个姑子全家无论远近都要赶到腊月二十四到家，在我楼下公婆家过小年，大大小小，摆上两桌，吃上一天，闹上一天，一下子把年的气氛搞浓了，共享天伦之乐。母亲和我最看不得这个，触景生情，悲从心来。
我娘家人丁稀少，四处飘零，且在异处混社会混得不是风生水起，都是温饱略馀的生活。同父异母的大哥在父亲去世后，不再到我娘家，在省城氨厂工作的他也已六十多岁，唯一的女儿定居在上海。嫂子是南昌人，当年因为嫂生了一个女儿，不肯再生，年年过年父亲和他们夫妇怨怼，父亲总称大哥没生儿子，害他没做成真爷爷。现在父亲过世已十八年了，侄女在上海定居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如果父亲能不怨积，放开心胸，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繁华景象，应该也非常欣慰。弟在省城一直未婚。在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弟之间，还有一个男丁，与我和弟，姐同父同母。但他在三十四年前，年仅十六岁时就因病去世。如果那个哥哥是个庸才，或者说小地方的宗法礼教不那么浓郁，或者说弟弟能承前启后担负起光耀门楣、繁衍子孙后代的责任，那么母亲心底里的悲哀与悲伤就不会那么重那么深。有时，我竟搞不清楚是母亲因丧子而悲痛，还是因丧子不能带给她世俗的一些荣耀和荣光而悲痛，因为她总是在年节里悲恸得特别，而中国的世俗社会往往在年节里光宗耀祖特别显性。如北京城里的大教授生了儿子，也是要到乡间祠堂上族谱的；你在某个市政升任一级，也是要在族谱上大书特书的。可能这些都有吧！由此我发现，大多数人都适应了，习惯了表层里的生活和思维定势，当然我也不另外，毕竟表层里大家认同的幸福才是世俗里最好的幸福，远离世俗的活法都是世俗的异类。在此我想起勃兰兑斯的《人生》，大部人都是活在同一筛面上，只有极少部分人才能沿着人类已掘进的地道向深处向远处掘进。也想起一位朋友所说给我的一段文字，把它摘录下来，以启警启：“你里面提到的那个例子，由于没有子嗣，而怀疑到生命的意义，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所困惑的。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没有子女就意味着生命没有意义。我想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真正有精神生活的人，是否有子女已经不重要了，我有一段黑格尔的话，正好是描述这个的。
黑格尔认为，生命的繁衍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是肉体上的繁衍，满山遍野的凡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繁衍，第二种层次是制度上的繁衍，如梭伦的改革，能够造福一方百姓，第三种层次是最高层次的繁衍，也就是精神上的繁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西方人都是柏拉图的儿子。
因此，我们看见人类真正最伟大的人，追求的是精神层次的繁衍，他们没有子嗣，但不会觉得生命虚度。”
我承认我是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达不到精神追求的层面，在追求世俗中的幸福时，都遍体鳞份。
我娘家还有一个侄儿，是我二姑的大女儿的小儿子，我记得是在读小学时就到我家来了，时来时断，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没说清是过继在谁的名下，不是大哥名下，城里的大嫂肯定是不同意的；不是死去的哥哥名下，因为在他的墓碑上什么都没有刻；不是弟弟名下，弟弟婚都没有结。这个男丁就这样不清不楚地成了父亲名下的孙子。他结婚、生小孩都是在自己的父母家。但这侄儿人非常本分，且乡间有传言，说他需要过继到别家才能活。所以这么多年，他都是两家走动，特别是在大哥和弟不在家的情况下，他担当起了村子里族下每户人家应担起的生老病死的诸多礼节中的我家应担负的职责，如老人去世，每家要派人帮工，每家要安排人坐夜等等。他在外务工，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母亲，说要跟姑爹（我夫）学做事，于是从外面回来，一直很我夫手下做事，慢慢也在县城立下了足。三四年前买的复式楼也付清首付，今年又装修完毕，可搬进去住。他夫妇俩也很有孝心，也帮奶奶（我母亲）留了楼下的一间正房。母亲因此过年又多了一个选择。
为了母亲在哪里过年，我和母亲发生了多次争执，都是你争不过我，我争不过你，总是不欢而散。母亲坚持要在侄子新屋里过年。侄儿腊月二十进新屋。母亲腊月二十就住进了侄儿家。接着过小年腊月二十四。年前我一直在乡下弄鱼塘，懒得体会她。我们这里作兴过两个年，腊月二十九，侄儿的父母哥嫂侄儿都从乡下赶来，在侄儿的新屋里过年，过完年又连夜下乡了。腊月三十，侄儿小家庭四口清晨八点下乡收做事的帐兼回父母家过年，侄媳正月初一还要去娘家拜年，他们要正月初二才回县城。母亲一人在侄儿家。我一家四口早早地到侄儿家，陪母亲，中午又带母亲到外面吃了西式快歺，下午回去后，早早地吃了除夕饺子，陪母亲过了年。在县城小区里，不允许放鞭炮烟花，加上很多人下乡过年，小区里年味不是很足。母亲在楼上的露天阳台上打太极拳，把音乐放得咚咚直响，她自带气场，在年的气氛里把自已裹包在坚强和理性的内核中。
对母亲过年的选择，对这一选择的认同，是在正月初一到夫乡下拜谱年回来后。我感叹母亲是正确的，姜是老的辣，在巨大的裹挟而来的世俗中，我弱小的如一滴水，什么力道都没有。
我家位于城中心的城中村，屋傍就是城中村艰难扎根的小祠堂。我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买了这个村子的地基，从三十里外的乡下搬来的。每逢过年过节，窗外是不绝耳的鞭炮声，吵都要吵死。过年更是整宵整宵的鞭炮放个不停。在乡下，母亲一人在家，听着周围村子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在昏黄的灯光下都惶惶然不可终日，何况如此近距离的鞭炮声。第二日清早，我们又要去乡下拜谱年，我婆清早起床准备大年初一四个姑子拜年的点心、面食、拜年桌，楼下热热闹闹全是我婆家的亲戚来来往往。此情此景，如果母亲在二楼怎么受得了，她就像被世界被宇宙抛弃的异乡人、局外人，而事实上，她是拥有除她儿子之外的一些亲朋好友，她是有以她为一个内核的世俗圈子。而不是被抛弃在世界孤零的角落里。母亲是一个好强而又要面子的人。这种场面是她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我家因几个姑子都住在县城，不知从何时形成一个不成规矩的俗成，拜年时，从大年初一开始在我家，拜年从早到晚吃一天，然后四个姑子轮流做庄，每个姑子家从早到晚吃一天。母亲听到我讲起这一习俗，吓得不轻，怎么也不肯在我家过年。而2016年买给母亲安置母亲的二手房又被我租出去了，幸好侄儿买了新房可以安置下，不然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母亲不知到哪里安身？经过婆家楼下正月里热热闹闹的拜年，我彻悟母亲明智的选择。年前我和母亲几番争吵，事实证明我幼稚得可笑。自认为很夫很公婆交待好了，就可以在婆家善待母亲，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忽视了一股无形的、神秘的力量，它无处不在，它锋利无比地裹挟着刀刃伤人累累，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两个人的力量可以抵挡的。它以几千年的功力渗透在乡村大地的土壤里，根深蒂固的习惯不是小我可撼动的，当大地遍地红，当全国人民每年一次如候鸟般的迁徏，我就知道凭借我的认知和思辩得出的方法是错误的，母亲是正确的。她准确而明智地估算了灾难，也安然躲过了灾难，在弟依然没有回家过年的2018年里。我现在再也不敢对母亲的事情做事前的预估。原来，对于老年人来说，过好眼前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年轻人才需要长远的规划。对于母亲的晚年安排，经过这一役后，我心有余悸，对母亲不再强扭，多次邀请后，就随她便。
正月初三，侄儿送母亲下乡，母亲一直在乡下一人独居，虽然我仍很希望母亲早日到县城来，但母亲说还要在乡下住些日子，我就只有随她便了。年慢慢地过了，淡了，日子越来越来走向正规，当年味没了，希望母亲安排好了家中的事，2018年仍到县城与我嗑嗑碰碰地过日子，毕竟我是牵挂她的，把她放在身边，像多带了个小孩样，虽然烦琐了些，但毕竟安心，特别是刮风下雨的天气，想到母亲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就会安心安然酣睡，不用挂念乡下的老屋椽上的瓦是否溜了，屋内会漏雨；不用担心水井边下雨日子久了会形成淤泥，母亲脚下滑。唉！生活总是如此艰难不易。希望2018年我和母亲的棱角能彼此相楔些。
我承认，把母亲留在南昌，我有私心，赌气一般，让她试试在南昌呆的日子，打压打压母亲的傲气和倔性。回都昌后，把她的物品打包快递到南昌。母亲与弟在南昌的相处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弟早起上班，晚在外吃过晚歺才回，回家后，两人各处一室，不着一语的交流。母亲要在家中捡些弟的衣物洗涤，弟一把夺过，说，这么多年，没有母亲在身边他也过来了，你能管一世吗？在弟处，母亲纯属弟眼前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局外人。至于他俩的沟壑为何这么深，除了童年时哥哥去世，母亲疯颠成魔给我和弟之间留下了重重阴影，应该还有别的许多原因。我写字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拯救自己和弟。当我探索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不仅有内因生发的个体内核，还有一个伸手摸不到边的黑暗宇宙，一个肉眼无法看见的宗法礼教的金刚罩。我不禁胆战心惊，所有的人都被罩在里面，身体上心灵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它核辐射的侵蚀。我也如此。所以当我拿起加缪的局外人，莫尔索就是弟的写照，我惊呆了，惊叹加缪对这个世道描述的精准，也开始尝试去理解弟弟，尊重他选择的生存方式，放下对他狭义道德的谴责。上帝啊！当你不屈服死亡，（而死亡又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你就必须承认必须尊重在宗法礼教之外的千姿百态的生存，那也是生命原生态的呈现。宽恕他，放下自己。但母亲的养老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困惑。母亲在广州生活多年，也可以选择在姐处养老，但传统的乡土观念使母亲摒除了那一选择。叶落归根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在县城购置一二手房，安置母亲。但2016年的春节，弟依然未回家过年，且无一电话慰问，和母亲、乡土如仇人一般。2016年的春节，母亲虽在县城屋内独处，但依旧不改内心的悲痛。那时，我就明白，我无法，永远无法改变我的女儿身，我永远无法为吕家添子嗣。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努力，我都无法给母亲带来幸福。母亲在南昌住了一个多月，生活寂寞、单调、孤独、冷清。其中我叫她去找一找有老人娱乐的老年大学，她也一人下楼搭陌生人的摩托车去找过一些老人娱乐场所。不知是弟所处的是老城区还是经济文化设施不及广州齐全。老城区内大多是巷头巷尾吸鞋垢面的打纸牌聊天的人，不及广州小区内娱乐设施齐全。找到的老人娱乐场所，有点类似街道的养老帮扶中心，提供一日三歺的饭食和住宿，与我们最初要找的初衷完全不符。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但又不是一个完全无知的农村妇女，她是一位出身农村书香门第的读书人家的掌上明珠，是一位有着小教高级职称的农村女教师。关于母亲的身世在2015年写的文字中已有简介。今天接着谈母亲的养老。
母亲在南昌有点呆不下去了，母亲可能也没有咬咬牙挺住的想法，毕竟她还是有选择的。我也一再去电话，对她说，如果呆不下去，就回来。母亲竟高兴起来，听到母亲放松似的音调，我知道，南昌她是呆不下去了。于是下一个周末就去南昌接回了母亲。（有一段文字，我不知该讲不该讲，最后我选择讲）在去火车站的途中，弟心情很烦躁，母亲心情也很不好。他们俩说起一些不想活的话。我悲从心来，火冒三丈，竟然威胁我。我掉头恶狠狠地，对着他们说，如果他们那样选择，我不会掉一滴眼泪，还要笑着活下去。你们威胁不到我。弟弟看到我没有哀求他，竟脸色转晴了，面皮展开了些，精神振奋了些。用仰望的神色说，姐，你变了些。是的，当我看到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就知道我就是世俗里哪个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虽然傍晚石头依然会滚落下山，但第二天我依然会滚石上山，虽然疲倦，但永不放弃，虽然徒劳无功，但生命不止，劳作不止。这是我对抗苦难对抗困惑的唯一方式。因为不作死就要面对漫无边际的庸肽，就要用劳作的方式体现对这个无洪荒之力不可操控的宇宙的生命力的呈现，直至力竭而亡。
母亲回都昌后，一切都平静，可能经过南昌一行，母亲思辩了很多。她一直是一个有思想能思考有行动能力的女性，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弱者形象。虽然她哀叹自己的命不好，但她总是以强者的身份对抗着她的命运。在人到中年时，我才明白，有很多事并不是你坚强了，勇敢了，你就能取得世俗的功德圆满。而生活中，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大多数是主流社会宣讲的个案范本及人们形成的民族心理中的好事传千里的文化定势。而事实勇者败，强者挫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因为敢于冒险、敢于挑战世俗权威的大多是勇强的，面对冒险的受挫、挑战的失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只是世俗文化和民族心理定势屏蔽了它们的存在。这个社会和民族不喜痛苦不喜失败，以为不说痛苦和失败，痛苦和失败就不存在，真有些掩耳盗铃。日子过得真融洽，母亲在县城专心打起她的门球。日子过得真快。在温水的生活中，我承认我麻痹大意，也承认我利欲熏熏，也承认我被世俗的生活逼成了一条狗，到处乱窜。我承认我是一个庸俗的人，是一个有私欲的人。
十一月间，我在利益的推动下，把县城买的安置母亲的二手房以一千一一月的房租租出去了（过了2017年的春节后，它一直是空置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个极大的错误。我本意是想让母亲在我家过年。适应在我家的生活。但我家情况又特复杂，不是单纯的三口之家。
夫家是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因夫是独子，公婆因建这幢房子，从我结婚之前就从乡下务农搬到县城（关于这幢房子的来历也有一个故事，是源于我和夫的故事），当时公婆离开农村，没有生活来源，我和夫在工厂里下岗，小孩又仰仗大人带，所以多年来，虽然有些小摩擦，但一直是抱团生活。后来，我和夫的经济境况得到了改善，也帮两位老人买了社保，为了圆老人的心愿，又在乡下的村子里做了一幢三层的房子。所以在县城也一直没有买房另住的想法，觉得老人大了，丢下他们也是一种不仁慈的做法。多年来一直是三代同堂，只是不在一块吃饭，过年过节才在一块吃年节饭。公婆在一楼生活，我在二楼生活，三楼空置。十几年下来，倒也相处得融洽。应该承认，我单纯得可以，单纯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天使。我单方面自大地认为自己在夫家是有些地位和话语权的。不然，我不会自大到忽略世俗威力的淫威，不会自傲到看不清宇宙黑暗的粒子。实际在这里还有一个事要说明，就是母亲要去南昌探虚实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三位老人，一楼的公婆、二楼的母亲在一次戏耍聊天的时候，聪明委婉的婆说，外婆，这就是你家里一样。老实耿直的公说，这怎么是她家里。敏感自尊性强的母亲笑笑不语，把这句话记在了死心肝里。这怎么是她家里。以后所有的工作都打不开母亲这个心结。如果当初我能买房另住，不与公婆住在一起，母亲和我一起住，就不会有太多的杂念。我看在大城市里的父母他们由于生存的压力及现代文化的冲激，这种古老的世俗乡约早就没有存在的基土，而在偏僻落后的小县城小乡镇它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咄咄逼人的淫威。
年越来越迫近。我们这个地方作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夫家过小年时又特别隆重，四个姑子全家无论远近都要赶到腊月二十四到家，在我楼下公婆家过小年，大大小小，摆上两桌，吃上一天，闹上一天，一下子把年的气氛搞浓了，共享天伦之乐。母亲和我最看不得这个，触景生情，悲从心来。
我娘家人丁稀少，四处飘零，且在异处混社会混得不是风生水起，都是温饱略馀的生活。同父异母的大哥在父亲去世后，不再到我娘家，在省城氨厂工作的他也已六十多岁，唯一的女儿定居在上海。嫂子是南昌人，当年因为嫂生了一个女儿，不肯再生，年年过年父亲和他们夫妇怨怼，父亲总称大哥没生儿子，害他没做成真爷爷。现在父亲过世已十八年了，侄女在上海定居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如果父亲能不怨积，放开心胸，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繁华景象，应该也非常欣慰。弟在省城一直未婚。在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弟之间，还有一个男丁，与我和弟，姐同父同母。但他在三十四年前，年仅十六岁时就因病去世。如果那个哥哥是个庸才，或者说小地方的宗法礼教不那么浓郁，或者说弟弟能承前启后担负起光耀门楣、繁衍子孙后代的责任，那么母亲心底里的悲哀与悲伤就不会那么重那么深。有时，我竟搞不清楚是母亲因丧子而悲痛，还是因丧子不能带给她世俗的一些荣耀和荣光而悲痛，因为她总是在年节里悲恸得特别，而中国的世俗社会往往在年节里光宗耀祖特别显性。如北京城里的大教授生了儿子，也是要到乡间祠堂上族谱的；你在某个市政升任一级，也是要在族谱上大书特书的。可能这些都有吧！由此我发现，大多数人都适应了，习惯了表层里的生活和思维定势，当然我也不另外，毕竟表层里大家认同的幸福才是世俗里最好的幸福，远离世俗的活法都是世俗的异类。在此我想起勃兰兑斯的《人生》，大部人都是活在同一筛面上，只有极少部分人才能沿着人类已掘进的地道向深处向远处掘进。也想起一位朋友所说给我的一段文字，把它摘录下来，以启警启：“你里面提到的那个例子，由于没有子嗣，而怀疑到生命的意义，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所困惑的。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没有子女就意味着生命没有意义。我想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真正有精神生活的人，是否有子女已经不重要了，我有一段黑格尔的话，正好是描述这个的。
黑格尔认为，生命的繁衍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是肉体上的繁衍，满山遍野的凡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繁衍，第二种层次是制度上的繁衍，如梭伦的改革，能够造福一方百姓，第三种层次是最高层次的繁衍，也就是精神上的繁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西方人都是柏拉图的儿子。
因此，我们看见人类真正最伟大的人，追求的是精神层次的繁衍，他们没有子嗣，但不会觉得生命虚度。”
我承认我是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达不到精神追求的层面，在追求世俗中的幸福时，都遍体鳞份。
我娘家还有一个侄儿，是我二姑的大女儿的小儿子，我记得是在读小学时就到我家来了，时来时断，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没说清是过继在谁的名下，不是大哥名下，城里的大嫂肯定是不同意的；不是死去的哥哥名下，因为在他的墓碑上什么都没有刻；不是弟弟名下，弟弟婚都没有结。这个男丁就这样不清不楚地成了父亲名下的孙子。他结婚、生小孩都是在自己的父母家。但这侄儿人非常本分，且乡间有传言，说他需要过继到别家才能活。所以这么多年，他都是两家走动，特别是在大哥和弟不在家的情况下，他担当起了村子里族下每户人家应担起的生老病死的诸多礼节中的我家应担负的职责，如老人去世，每家要派人帮工，每家要安排人坐夜等等。他在外务工，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母亲，说要跟姑爹（我夫）学做事，于是从外面回来，一直很我夫手下做事，慢慢也在县城立下了足。三四年前买的复式楼也付清首付，今年又装修完毕，可搬进去住。他夫妇俩也很有孝心，也帮奶奶（我母亲）留了楼下的一间正房。母亲因此过年又多了一个选择。
为了母亲在哪里过年，我和母亲发生了多次争执，都是你争不过我，我争不过你，总是不欢而散。母亲坚持要在侄子新屋里过年。侄儿腊月二十进新屋。母亲腊月二十就住进了侄儿家。接着过小年腊月二十四。年前我一直在乡下弄鱼塘，懒得体会她。我们这里作兴过两个年，腊月二十九，侄儿的父母哥嫂侄儿都从乡下赶来，在侄儿的新屋里过年，过完年又连夜下乡了。腊月三十，侄儿小家庭四口清晨八点下乡收做事的帐兼回父母家过年，侄媳正月初一还要去娘家拜年，他们要正月初二才回县城。母亲一人在侄儿家。我一家四口早早地到侄儿家，陪母亲，中午又带母亲到外面吃了西式快歺，下午回去后，早早地吃了除夕饺子，陪母亲过了年。在县城小区里，不允许放鞭炮烟花，加上很多人下乡过年，小区里年味不是很足。母亲在楼上的露天阳台上打太极拳，把音乐放得咚咚直响，她自带气场，在年的气氛里把自已裹包在坚强和理性的内核中。
对母亲过年的选择，对这一选择的认同，是在正月初一到夫乡下拜谱年回来后。我感叹母亲是正确的，姜是老的辣，在巨大的裹挟而来的世俗中，我弱小的如一滴水，什么力道都没有。
我家位于城中心的城中村，屋傍就是城中村艰难扎根的小祠堂。我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买了这个村子的地基，从三十里外的乡下搬来的。每逢过年过节，窗外是不绝耳的鞭炮声，吵都要吵死。过年更是整宵整宵的鞭炮放个不停。在乡下，母亲一人在家，听着周围村子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在昏黄的灯光下都惶惶然不可终日，何况如此近距离的鞭炮声。第二日清早，我们又要去乡下拜谱年，我婆清早起床准备大年初一四个姑子拜年的点心、面食、拜年桌，楼下热热闹闹全是我婆家的亲戚来来往往。此情此景，如果母亲在二楼怎么受得了，她就像被世界被宇宙抛弃的异乡人、局外人，而事实上，她是拥有除她儿子之外的一些亲朋好友，她是有以她为一个内核的世俗圈子。而不是被抛弃在世界孤零的角落里。母亲是一个好强而又要面子的人。这种场面是她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我家因几个姑子都住在县城，不知从何时形成一个不成规矩的俗成，拜年时，从大年初一开始在我家，拜年从早到晚吃一天，然后四个姑子轮流做庄，每个姑子家从早到晚吃一天。母亲听到我讲起这一习俗，吓得不轻，怎么也不肯在我家过年。而2016年买给母亲安置母亲的二手房又被我租出去了，幸好侄儿买了新房可以安置下，不然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母亲不知到哪里安身？经过婆家楼下正月里热热闹闹的拜年，我彻悟母亲明智的选择。年前我和母亲几番争吵，事实证明我幼稚得可笑。自认为很夫很公婆交待好了，就可以在婆家善待母亲，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忽视了一股无形的、神秘的力量，它无处不在，它锋利无比地裹挟着刀刃伤人累累，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两个人的力量可以抵挡的。它以几千年的功力渗透在乡村大地的土壤里，根深蒂固的习惯不是小我可撼动的，当大地遍地红，当全国人民每年一次如候鸟般的迁徏，我就知道凭借我的认知和思辩得出的方法是错误的，母亲是正确的。她准确而明智地估算了灾难，也安然躲过了灾难，在弟依然没有回家过年的2018年里。我现在再也不敢对母亲的事情做事前的预估。原来，对于老年人来说，过好眼前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年轻人才需要长远的规划。对于母亲的晚年安排，经过这一役后，我心有余悸，对母亲不再强扭，多次邀请后，就随她便。
正月初三，侄儿送母亲下乡，母亲一直在乡下一人独居，虽然我仍很希望母亲早日到县城来，但母亲说还要在乡下住些日子，我就只有随她便了。年慢慢地过了，淡了，日子越来越来走向正规，当年味没了，希望母亲安排好了家中的事，2018年仍到县城与我嗑嗑碰碰地过日子，毕竟我是牵挂她的，把她放在身边，像多带了个小孩样，虽然烦琐了些，但毕竟安心，特别是刮风下雨的天气，想到母亲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就会安心安然酣睡，不用挂念乡下的老屋椽上的瓦是否溜了，屋内会漏雨；不用担心水井边下雨日子久了会形成淤泥，母亲脚下滑。唉！生活总是如此艰难不易。希望2018年我和母亲的棱角能彼此相楔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