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老杜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觉不出人我之间的勉励，只在想怪不得他是我们的“诗圣”，原来他读了那么多书，万卷啊，在我童真的心灵，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后来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天多少卷，那么一年又是多少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穷其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太浩瀚了，而世事扰攘，生命有限。

于是还有拿钱钟书做比的，把文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古今中外的典籍五十本五十本一堆让他看，像康有为看书用锥子扎，扎多少看多少，否则就悬梁刺股。然后用数学统计的办法锱铢必较地结算，得出的结论是，钱老并不像我们想象夸张得那么渊博，并进而得出一个推论，假如他也那么勤奋，或更勤奋，那么，另一个比钱钟书更渊博的人诞生了，虽然不一定有他精深。

写历史小说兼文学评论又对清史素有研究的台湾作家高阳就在《锦瑟》诗的盖棺论定中，对他有过讥讽的微词。不可一世的才子学人要扒钱穆皮的余杰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过，“钱钟书的书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他自己。”这让我很惊骇，想到自己立下的奢望：没有把中外古今的经典要籍过一遍的人，对《谈艺录》《管锥编》，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免得开口便错，坐夜航船。须知有多少有系统有定见的理论系统，最后有几个逃过了“历史的推敲”。

香港著名散文大家董桥也说过，钱钟书有学问，但为人不够谦逊厚道，言外之意，应该像他那样“六朝文章晚唐诗”，耶拿海德堡游一圈，才有性灵。

余光中在为梁实秋写的纪念文章中曾把他的文风和许多同时俊彦耆宿做过“横向的”简评：比如现代文坛，有低调的，有高调的，像周作人的冲和平淡，就是梁实秋低调的同调或同调的低调，至于钱钟书，忽正忽反，神鬼莫测，既擅长说反话，而又能绕来绕去终归于“正”，且讽刺起人来不留情面，应该和匕首投枪的鲁迅同类，归于高调的行列。

这些话其实也不算错，本来做人就有高调和低调之分，行文的调子不同，有什么奇怪，又有什么好评骘的，我不懂。假如布丰的“风格即人”的话真说过，这恰应是他们人格的体现，那么钱氏的文章高调，做人也应高调才对，可是以我谫陋的见识，毕生就没见过他老人家行过高调的事，只听说有一次为了杨绛的事，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宿舍里挥挥了老拳，算是才子式的“英雄护美”吧，这样的鲁莽冲动，又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

相反倒是几个低调文章谦抑平和的人，做了几桩高调的事。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我还是要说，周作人在伪燕京大学任过职。梁实秋写完那篇真情感动天地的《槐园梦忆》后，对结发妻子程季淑的刻骨铭心，达到了高潮。不到半年，就非常低调的再与小他二十岁的戏子韩箐青共浴爱河，这倒是堪慰他随着年齿递增越发低调的老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然。的然。

写过《乡愁》乡情特别浓厚，“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诗魂”余光中先生时常在“文化媒体”像东南卫视里露脸，表达他的故国之思，我们不好说什么，只好存而不论；但是他高调地为逝去的伟人蒋经国唱的那首“赞歌”，那种“肉麻当有趣”的“怀人之思”，经一向峻急的李敖先生揭出后，我倒在前几天的网上记忆犹新。真是“人生何事说心期！”感叹，只有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