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征粮日记（一）
川西征粮日记（一）
整理者按：这是我的父亲——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成都中学生的日记。那时成都刚刚“和平解放”，父亲离开校园，离开自己的父母兄长，参加新政府的下乡征粮工作队，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在“革命的熔炉”中，他依然不脱小布尔乔亚式的感叹。读者可以发现，新与旧在此并存，不仅是日记的语言，也包括作者的思想与情感，这与“川西土改日记”中，经过“革命队伍”洗礼后的父亲，写下满纸粗陋与暴力的共党语言有着鲜明的对比。
——————————————————————————————
1950年1月28日
今天是我入工作队的第二天。
昨天上午正在学校内开校政检讨会，忽然杨季仁君来告诉我说可以参加工作队。当时我的心内是多么跳动啊！渴望着的工作终于给我获得了。匆匆忙忙的随着杨君到东胜街沙利文内去登记，很容易地就完清手续，叫我下午携带被褥日用品搬进队去。出了沙利文，我是用着多么快的步子走回家中，向母亲说明情形。她也没有表示。洗了个浴，吃过了午饭，就带着必须物件，进了队。
这是第一次的踏入社会，去为人民服务，过团体生活，在我还是第一次。虽然是非常乐于去尝试的，然而多年的影响，我仍然有许多挂念，比如家庭的挂念，朋友的挂念，还是去不掉。本来在昨天决定在今天出发，可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没有走成。清早哥哥来了，因为他以为我要走，并且给了两块银元给我，那是母亲给的，虽然是钱，但我不想用他，非到急需的时候，作一个纪念品倒是好的。下午回家去，母亲给我买了一把小胶梳。离家的情绪是多么黯然呀，母亲红着眼圈叮咛了一番，我也痛心地接受了。唉！真是“离别苦”也。
1950年1月30日
天还没有亮就起床了，然后各人将行李捆好，看看外面仍然乌黑一片。结队到祠堂街“菜花香”吃早饭，吃毕后才近黎明，独自站在公园桥头望了一会，心内默默地想着“不知何日再游此地了”。回到东胜街又白费了多少时间，天也下起雨来，一直到十一点半才动身。行李由骡车输送。踏着泥泞的路，怀着宏大的心情，别了永住的成都，别了锦官城！
一路上真是泥泞不堪，上面下着雨，下面地滑，这就是吃苦的开端吧！
九十多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学，以及旧的同志一共是一百多人，谈谈说说地，倒不觉得怎样的难行。四十多里路的行程，在下午四点钟左右便达到郫县。走在街上，有些老百姓说我们是俘虏，因为他看见我们穿的军服是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所以才有这个误会。不过当我们找好住处，出街蹓跶的时候，他（她）们也知道我们是学生了。
晚饭已是二更了，本来要在郫县与心照寄封信的！可是时间太晚，只有请当地的一个居民帮我在第二天寄发。晚间有同志在住处外持枪值班，但是没轮到我们这班（八班）。
疲乏的身子很快的入了睡乡。
1950年1月31日
早上九点半，开始出发。大队长向我们说：“昨天行军秩序太坯（注：四川方言，不好，皮谢切），漫散在马路上。不过因为天雨，原谅大家。今天已没有下雨了，行军方式分成单列走公路两边，并且鉴于新的同志不惯走长路，每十个人分配了一匹马，七十多里的路程，走十几里一个小休息，走一半一个大休息。”话毕开始进行，队伍很整齐的拖着两个长列。坐马、输送车马都在队后，比昨日散漫的情形大不相同。一路阡陌纵横，与成都附近乡村的情形大致差不多。离郫县十多里的一个小店上，大伙儿休息了几分钟，又开始走了。午后一点钟到了竹瓦铺——预定大休息的地方。同志们坐在茶铺内吃茶，茶钱由队部统一付出，并且每人发了三个干锅魁（注：四川的一种面食，在火炉上烘烤而成，类似北方的烧饼。据李劼人先生考证，其实应写作锅块），那已是昨天在成都买的了。我只吃了两个，剩一个给了一个老太婆。行行走走离灌县只有十里了，山已经看见了，在没有见过山的我，是多惊异和高兴啊！
七十多里的路途终于给我们走完了。大概因为住的地方未曾接洽好，只是在太平街（城东）离开城门还有半里路的一排民房楼上住了。晚上写了一封信给家内。入寝时我觉得我平生是第一次的长行，终于胜利的到达了。如今就须得暂时要住在这儿了。
1950年2月1日
吃过早饭后，各人将被盖卷好，待命搬进城内，没有多久，命令下来了，冒着微微细雨，背着被盖，经过了太平桥，入了城。街上倒还热闹，不过比起成都则不可言胜了。我们住在城内正东街一个叫做和记的商店楼上。把住处整理好后，便独立走上街去蹓跶一圈。灌县是要比郫县大些，而比成都，恐怕一半都不及。靠近县城的那座山叫做城隍山，因为那上面有城隍庙的缘故。
走上山，远望着广大辽阔的河坝，白茫茫的石子，铺遍了河坝中。伏龙观的象鼻已经打断了，可是那下面的水，仍然是急湍不平地流着。远远的山峰，隐隐约约的浮现在云天之际，诚然是多多看山，胸襟也会宏大起来。差不多一日的全天都消磨在游玩之时。当我置身在大自然之间，又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使我怀想起远隔百多里的好友心照。当我走的时候，他还在罗江，不知到现在他回成都了否，到底怎样了，为什么他没信来呢？这次我出外工作，只有两个怀念，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好友，看谁日重晤故友，再返家庭。
1950年2月1日
从成都与我们一道的老同志们，要先我们进茂县，行期快近了，所以今天上午召集开了一个会。与会的同志除了大队长、副大队长、指导员、中队长，完全是我们新同志。首先由副大队长梁同志（注：该天日记到此中断。）
1950年4月4日
到富顺乡工作已是在第七天上了。怪只怪我这懒性，直到今天才开始记日记。在这些天日中，我们将一九四九年的旧欠粮征收起来，工作上大概要告一段落了。今天一早就起身，天气阴沉沉地，比前几日的天气要阴的多。没洗脸老常就分配各人到工作地点去。我在八保八甲，老赵在七甲。我与他一道在八甲王益举处吃过早饭后，顺便了解了他的生活情况。他家内有一斗多种，有六个人。看他的住宅，觉得生活倒还不错。在这些工作日子里，我深深觉得群众与我们的关系是密切的联系起来，诚然也有一部分的对我们有害怕的表现，也许是看见我们背着枪、衣着上的缘故吧。其次我了解了一个积极分子，他叫王玉成，二十多岁的青年，家内有一女人和三个小孩子，仅仅做了七升种地，但还是很坯。他对于我们人民政府、解放军很了解，像过去所受的痛苦，都敢大胆的倾诉出来。余外的有一家叫王益树的，有一斗种，但是他只做了四五升，其余的都荒芜了，生活上很感困难。除他以外，其他几家都是没有男人在家，我也不好去坐了。回干满时还很早，同金有成（此地知识青年）聊聊天，替他改改稿子，一个人怪寂寞的。前天接到叶式傅一封来信，见是“祺字第四号”，可不知第三号遗失了么？怎么没得到呢？下午近暮，开小组会议，检讨近来工作，并准备汇报材料。会议中并检讨批评各位同志的工作态度及思想。晚上写罢日记即就寝。
1950年4月5日
一早起床，脸也没洗，便出发了。老常和老□到门足底二组搞向上汇报的事。我们五个人，再配合一个小组——三个武装同志，到九保去工作。老赵和肖国民上四五二甲去，因为在山上，似乎他们还不满意。我也不管他，反正老常分配的。在黄保长家吃罢饭后，我便同一个武装同志到九甲十甲去。进山沟时可累人呀，山坡斜度极高，每家每户也零落的分散在山腰、山头、山脚，仅仅二十几家人户，已足以使人喘气了。今天所接触的群众，一般情况都很愿意同我们接近。据我了解了四个积极分子，有田玉萧、邱国才、雍昌树等，差不多挨家挨户的都走遍了。在雍甲长处吃过早饭，已近黄昏了。我心内想，恐怕要天黑才能回干沟，总还是天黑回家，好吧，再走几家也不坯（注：四川方言，读着撇音，第四声，意为不坏），直到暮色弥漫了山头，才踏上归程，开着小跑，模糊的道路真令人难走，心内又着急，怕他们在家内焦心，还没走到一半路，天就黑了下来。识途的老乡们都很热情地留我们在他们家内宿，但是为了不使同志们担心，我们仍然回到家内。果然还不到住地就遇见了三个同志来了。谢谢同志们的好心关照，老乡们的热情流宿，虽然疲乏不堪，双足浸湿，我仍然是心情愉快地入了睡。
1950年4月6日
本来准备今天到五、六保去，可是同志们都需要清洁一下衣服。在这征旧欠的工作快成熟的时候，抽出了这一天空时来。吃罢早饭后，同志们和一些知识分子赛了一场篮球。好久（大约有二年了）没有玩过篮球，今天玩起来，仍然不错，真是昔日威风还未减，一笑！
和老□在老乡家内，用了五百元烧了一大锅水，洗沐了一下身体，真脏呢。烫了几件衣裤，洗了下头发，真是“一身轻”了。蹲在河边，洗刷衣服，老乡们都投以好奇的眼光。是吧我们现在已是同老乡一样生活了。
在以前不管军队或是政教人员，大都是过的是享福生活，衣要别人洗，饭要别人做，走要别人抬：一切一切莫不是同老百姓要“脱节□”，真是国穷民贫，作官人富了。
此地今天赶场，倒还热闹。远隔几十里的老乡都有来卖东西，或买日用品的。洗罢衣服，在场上闲逛了一会儿，便回到住处，翻开“公粮手册”、“货币宣传手册”看了看，脑子真胀，还是搁在一边，斜躺在铺上，念念杨心照，不知道为啥现在还不见信来。从离开成都到如今已有二月多了，别人都有信来，只是心照不见来信，心内真烦极了。不知道我对这朋友，怎样这样关念，也许我们相处得太好了吧。
下午又赛了一场球，倒还兴趣盎然，拖着疲乏的身体，作了每天应有的休息。
1950年4月7日
昨晚上开小组会，分配明日工作。我们——老陈、老田三人在六保去督催旧欠，并且还要在那里住上一晚上。从甘沟起身到五保保长处吃过早饭后，便直赴六保收粮处去。一路上山明水秀，风景倒还不错，只是爬坡上坎，足以令人喘气不已。路途崎岖约有三十多里，直到两点钟方到。找好住处，便到三甲二甲去督促未上粮花户。在富顺乡九个保中，大致说来，恐怕要算这保（六保）比较穷困，耕种的田地，真可是“九石一土”，你看大块小块的石头布满在田间，有些玉麦真是种在石缝之间，又加以连年水灾野物之遭害，确是实情。拿这保来说，现在仅收到四十多石，其余尚有多数未完清。这些全靠我们去督促了。副保长王致和对工作倒还积极，跑东家，又奔西家，都说得清楚我们的政策，这样的人我们倒可以好好的利用的。在他家吃午饭时和一些老乡闲扯，关于现在社会上一切情形、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都不知所以，经我们给他们解释，真令他们惊奇不已，由此可见这些群众们的知识水平可低于平坝多矣。我们也应该负起这责任，使山地老百姓能够接受新时代的洗礼。经过几番的劝导，一些未上□□的花户，也承认给人民政府纳粮了，但是我们的口都说得起白泡子，咳，这种工作可费劲了。晚上宿在一个乡民代表家中，有一个班来作警戒。
1950年4月8日
今天的早饭，本来准备出去工作时在老乡家内吃的，嗣后因为部队已经做好饭，所以仍然吃罢饭后再出去工作了。我同老陈到六保五甲六甲去，这二甲都在山内，离我们宿处还有十里左右。在那内面的六甲（仅五户人），都是三四年没有上过粮的了，但是他们的种子仍然是几升一斗几的，连耕牛也有的，只不过田地坯些，水灾野物□□，虽然这般情形，但我们总得按照实际情况，多少叫他（她）们出一些呀。我们二人和□副保长进沟内，老田一人去一、二两甲。大约走了一点钟时分，到了王保长家内休息一会儿，便再往内走约二、三里路，开始了督促劝导的工作。经过再三的说劝，硬是口都说干了，他们才算愿意上一些。另外有一、二家实在困难的人户，我们乃暗地命保长酌情催收，万一不可能的话也就算了，因为他们实在艰难的。在保长家吃毕午饭，便动身向干沟回转。一路上草树青郁，百鸟异鸣，已令人愉快，加以工作完满，回路多平坦或下坡，所以走到居处尚不觉有多累，虽然草鞋底都走穿了。
晚间记完日记即就寝。
1950年4月9日
各保去搞旧欠的工作，大致上没啥工作了，而新粮工作又须得同他们——在一、二、三、四保的工作组商讨和研究。在这一天又得休息一天了。吃完早饭后，玩了一场篮球，大约在中午时分，开了一个会，会中商讨明日宣传征收新粮的办法，以及技术上的问题，在马蹄溪的三位同志也参加了研讨。会议中商量了许多有利的方针，譬如怎样宣传才得抓紧群众。每个同志都得到不少的帮助。午饭前他们便回去了。下午我们又学习了一下“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中分析阶级成份以及宣传提纲，成都军管会、财经会张副主任的解答征粮若干问题。在学习中我尚不觉无聊，反而在闲耍没事的（时候）感觉到极端苦闷，真是想哭他一场，但是说有啥苦闷呢，可又说不出来。这些无聊的忧郁，我想主要是为了心照的原故吧。不知道为啥，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他，到如今连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可不知到底为啥，我也太痴心了，为了一个好友的牵挂，会使人郁郁寡欢。唉，真是“良朋不易得，离别念煞人也”。
1950年4月10日
还没吃早饭，马蹄溪的三个同志来了。刚见面都表现出一番亲热的样子，谈东说西的摆一些话。吃罢早饭，又赛了一场球，鞋又跳坯了。自己的全没事，借别人的一双也穿烂，以后看又穿啥，真他妈的气人。跑到小溪边洗了脸，坐在溪旁瞎扯淡。又过了大半天，便召开全乡保甲长大会，谈述新征粮的用途，由顺明允同志主席，到会群众约在百余人上下，一个小小的保国学校教室都挤得满满一堂了。顺同志语调简洁，一般群众大多听得进去。他大致谈了几个问题，第一是督促旧欠粮赶速完成，第二是新征粮的用途与乎其办法，第三是禁烟问题。会议在下午三点多完成，并且告诉他们要在明天到七保八保开保民大会，附带选出征粮委员。
吃罢午饭，闲耍一会儿。晚上分配明日工作，我同常组长、老肖、老□去八保，余下的三个人在七保。讨论了一些关于明日的工作计划后，便休息了。因为部队另有任务调回土门，晚上便由我们自己值勤。我站了第一岗后（一个钟头），即就寝。
（未完待续）
整理者按：这是我的父亲——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成都中学生的日记。那时成都刚刚“和平解放”，父亲离开校园，离开自己的父母兄长，参加新政府的下乡征粮工作队，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在“革命的熔炉”中，他依然不脱小布尔乔亚式的感叹。读者可以发现，新与旧在此并存，不仅是日记的语言，也包括作者的思想与情感，这与“川西土改日记”中，经过“革命队伍”洗礼后的父亲，写下满纸粗陋与暴力的共党语言有着鲜明的对比。
——————————————————————————————
1950年1月28日
今天是我入工作队的第二天。
昨天上午正在学校内开校政检讨会，忽然杨季仁君来告诉我说可以参加工作队。当时我的心内是多么跳动啊！渴望着的工作终于给我获得了。匆匆忙忙的随着杨君到东胜街沙利文内去登记，很容易地就完清手续，叫我下午携带被褥日用品搬进队去。出了沙利文，我是用着多么快的步子走回家中，向母亲说明情形。她也没有表示。洗了个浴，吃过了午饭，就带着必须物件，进了队。
这是第一次的踏入社会，去为人民服务，过团体生活，在我还是第一次。虽然是非常乐于去尝试的，然而多年的影响，我仍然有许多挂念，比如家庭的挂念，朋友的挂念，还是去不掉。本来在昨天决定在今天出发，可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没有走成。清早哥哥来了，因为他以为我要走，并且给了两块银元给我，那是母亲给的，虽然是钱，但我不想用他，非到急需的时候，作一个纪念品倒是好的。下午回家去，母亲给我买了一把小胶梳。离家的情绪是多么黯然呀，母亲红着眼圈叮咛了一番，我也痛心地接受了。唉！真是“离别苦”也。
1950年1月30日
天还没有亮就起床了，然后各人将行李捆好，看看外面仍然乌黑一片。结队到祠堂街“菜花香”吃早饭，吃毕后才近黎明，独自站在公园桥头望了一会，心内默默地想着“不知何日再游此地了”。回到东胜街又白费了多少时间，天也下起雨来，一直到十一点半才动身。行李由骡车输送。踏着泥泞的路，怀着宏大的心情，别了永住的成都，别了锦官城！
一路上真是泥泞不堪，上面下着雨，下面地滑，这就是吃苦的开端吧！
九十多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学，以及旧的同志一共是一百多人，谈谈说说地，倒不觉得怎样的难行。四十多里路的行程，在下午四点钟左右便达到郫县。走在街上，有些老百姓说我们是俘虏，因为他看见我们穿的军服是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所以才有这个误会。不过当我们找好住处，出街蹓跶的时候，他（她）们也知道我们是学生了。
晚饭已是二更了，本来要在郫县与心照寄封信的！可是时间太晚，只有请当地的一个居民帮我在第二天寄发。晚间有同志在住处外持枪值班，但是没轮到我们这班（八班）。
疲乏的身子很快的入了睡乡。
1950年1月31日
早上九点半，开始出发。大队长向我们说：“昨天行军秩序太坯（注：四川方言，不好，皮谢切），漫散在马路上。不过因为天雨，原谅大家。今天已没有下雨了，行军方式分成单列走公路两边，并且鉴于新的同志不惯走长路，每十个人分配了一匹马，七十多里的路程，走十几里一个小休息，走一半一个大休息。”话毕开始进行，队伍很整齐的拖着两个长列。坐马、输送车马都在队后，比昨日散漫的情形大不相同。一路阡陌纵横，与成都附近乡村的情形大致差不多。离郫县十多里的一个小店上，大伙儿休息了几分钟，又开始走了。午后一点钟到了竹瓦铺——预定大休息的地方。同志们坐在茶铺内吃茶，茶钱由队部统一付出，并且每人发了三个干锅魁（注：四川的一种面食，在火炉上烘烤而成，类似北方的烧饼。据李劼人先生考证，其实应写作锅块），那已是昨天在成都买的了。我只吃了两个，剩一个给了一个老太婆。行行走走离灌县只有十里了，山已经看见了，在没有见过山的我，是多惊异和高兴啊！
七十多里的路途终于给我们走完了。大概因为住的地方未曾接洽好，只是在太平街（城东）离开城门还有半里路的一排民房楼上住了。晚上写了一封信给家内。入寝时我觉得我平生是第一次的长行，终于胜利的到达了。如今就须得暂时要住在这儿了。
1950年2月1日
吃过早饭后，各人将被盖卷好，待命搬进城内，没有多久，命令下来了，冒着微微细雨，背着被盖，经过了太平桥，入了城。街上倒还热闹，不过比起成都则不可言胜了。我们住在城内正东街一个叫做和记的商店楼上。把住处整理好后，便独立走上街去蹓跶一圈。灌县是要比郫县大些，而比成都，恐怕一半都不及。靠近县城的那座山叫做城隍山，因为那上面有城隍庙的缘故。
走上山，远望着广大辽阔的河坝，白茫茫的石子，铺遍了河坝中。伏龙观的象鼻已经打断了，可是那下面的水，仍然是急湍不平地流着。远远的山峰，隐隐约约的浮现在云天之际，诚然是多多看山，胸襟也会宏大起来。差不多一日的全天都消磨在游玩之时。当我置身在大自然之间，又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使我怀想起远隔百多里的好友心照。当我走的时候，他还在罗江，不知到现在他回成都了否，到底怎样了，为什么他没信来呢？这次我出外工作，只有两个怀念，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好友，看谁日重晤故友，再返家庭。
1950年2月1日
从成都与我们一道的老同志们，要先我们进茂县，行期快近了，所以今天上午召集开了一个会。与会的同志除了大队长、副大队长、指导员、中队长，完全是我们新同志。首先由副大队长梁同志（注：该天日记到此中断。）
1950年4月4日
到富顺乡工作已是在第七天上了。怪只怪我这懒性，直到今天才开始记日记。在这些天日中，我们将一九四九年的旧欠粮征收起来，工作上大概要告一段落了。今天一早就起身，天气阴沉沉地，比前几日的天气要阴的多。没洗脸老常就分配各人到工作地点去。我在八保八甲，老赵在七甲。我与他一道在八甲王益举处吃过早饭后，顺便了解了他的生活情况。他家内有一斗多种，有六个人。看他的住宅，觉得生活倒还不错。在这些工作日子里，我深深觉得群众与我们的关系是密切的联系起来，诚然也有一部分的对我们有害怕的表现，也许是看见我们背着枪、衣着上的缘故吧。其次我了解了一个积极分子，他叫王玉成，二十多岁的青年，家内有一女人和三个小孩子，仅仅做了七升种地，但还是很坯。他对于我们人民政府、解放军很了解，像过去所受的痛苦，都敢大胆的倾诉出来。余外的有一家叫王益树的，有一斗种，但是他只做了四五升，其余的都荒芜了，生活上很感困难。除他以外，其他几家都是没有男人在家，我也不好去坐了。回干满时还很早，同金有成（此地知识青年）聊聊天，替他改改稿子，一个人怪寂寞的。前天接到叶式傅一封来信，见是“祺字第四号”，可不知第三号遗失了么？怎么没得到呢？下午近暮，开小组会议，检讨近来工作，并准备汇报材料。会议中并检讨批评各位同志的工作态度及思想。晚上写罢日记即就寝。
1950年4月5日
一早起床，脸也没洗，便出发了。老常和老□到门足底二组搞向上汇报的事。我们五个人，再配合一个小组——三个武装同志，到九保去工作。老赵和肖国民上四五二甲去，因为在山上，似乎他们还不满意。我也不管他，反正老常分配的。在黄保长家吃罢饭后，我便同一个武装同志到九甲十甲去。进山沟时可累人呀，山坡斜度极高，每家每户也零落的分散在山腰、山头、山脚，仅仅二十几家人户，已足以使人喘气了。今天所接触的群众，一般情况都很愿意同我们接近。据我了解了四个积极分子，有田玉萧、邱国才、雍昌树等，差不多挨家挨户的都走遍了。在雍甲长处吃过早饭，已近黄昏了。我心内想，恐怕要天黑才能回干沟，总还是天黑回家，好吧，再走几家也不坯（注：四川方言，读着撇音，第四声，意为不坏），直到暮色弥漫了山头，才踏上归程，开着小跑，模糊的道路真令人难走，心内又着急，怕他们在家内焦心，还没走到一半路，天就黑了下来。识途的老乡们都很热情地留我们在他们家内宿，但是为了不使同志们担心，我们仍然回到家内。果然还不到住地就遇见了三个同志来了。谢谢同志们的好心关照，老乡们的热情流宿，虽然疲乏不堪，双足浸湿，我仍然是心情愉快地入了睡。
1950年4月6日
本来准备今天到五、六保去，可是同志们都需要清洁一下衣服。在这征旧欠的工作快成熟的时候，抽出了这一天空时来。吃罢早饭后，同志们和一些知识分子赛了一场篮球。好久（大约有二年了）没有玩过篮球，今天玩起来，仍然不错，真是昔日威风还未减，一笑！
和老□在老乡家内，用了五百元烧了一大锅水，洗沐了一下身体，真脏呢。烫了几件衣裤，洗了下头发，真是“一身轻”了。蹲在河边，洗刷衣服，老乡们都投以好奇的眼光。是吧我们现在已是同老乡一样生活了。
在以前不管军队或是政教人员，大都是过的是享福生活，衣要别人洗，饭要别人做，走要别人抬：一切一切莫不是同老百姓要“脱节□”，真是国穷民贫，作官人富了。
此地今天赶场，倒还热闹。远隔几十里的老乡都有来卖东西，或买日用品的。洗罢衣服，在场上闲逛了一会儿，便回到住处，翻开“公粮手册”、“货币宣传手册”看了看，脑子真胀，还是搁在一边，斜躺在铺上，念念杨心照，不知道为啥现在还不见信来。从离开成都到如今已有二月多了，别人都有信来，只是心照不见来信，心内真烦极了。不知道我对这朋友，怎样这样关念，也许我们相处得太好了吧。
下午又赛了一场球，倒还兴趣盎然，拖着疲乏的身体，作了每天应有的休息。
1950年4月7日
昨晚上开小组会，分配明日工作。我们——老陈、老田三人在六保去督催旧欠，并且还要在那里住上一晚上。从甘沟起身到五保保长处吃过早饭后，便直赴六保收粮处去。一路上山明水秀，风景倒还不错，只是爬坡上坎，足以令人喘气不已。路途崎岖约有三十多里，直到两点钟方到。找好住处，便到三甲二甲去督促未上粮花户。在富顺乡九个保中，大致说来，恐怕要算这保（六保）比较穷困，耕种的田地，真可是“九石一土”，你看大块小块的石头布满在田间，有些玉麦真是种在石缝之间，又加以连年水灾野物之遭害，确是实情。拿这保来说，现在仅收到四十多石，其余尚有多数未完清。这些全靠我们去督促了。副保长王致和对工作倒还积极，跑东家，又奔西家，都说得清楚我们的政策，这样的人我们倒可以好好的利用的。在他家吃午饭时和一些老乡闲扯，关于现在社会上一切情形、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都不知所以，经我们给他们解释，真令他们惊奇不已，由此可见这些群众们的知识水平可低于平坝多矣。我们也应该负起这责任，使山地老百姓能够接受新时代的洗礼。经过几番的劝导，一些未上□□的花户，也承认给人民政府纳粮了，但是我们的口都说得起白泡子，咳，这种工作可费劲了。晚上宿在一个乡民代表家中，有一个班来作警戒。
1950年4月8日
今天的早饭，本来准备出去工作时在老乡家内吃的，嗣后因为部队已经做好饭，所以仍然吃罢饭后再出去工作了。我同老陈到六保五甲六甲去，这二甲都在山内，离我们宿处还有十里左右。在那内面的六甲（仅五户人），都是三四年没有上过粮的了，但是他们的种子仍然是几升一斗几的，连耕牛也有的，只不过田地坯些，水灾野物□□，虽然这般情形，但我们总得按照实际情况，多少叫他（她）们出一些呀。我们二人和□副保长进沟内，老田一人去一、二两甲。大约走了一点钟时分，到了王保长家内休息一会儿，便再往内走约二、三里路，开始了督促劝导的工作。经过再三的说劝，硬是口都说干了，他们才算愿意上一些。另外有一、二家实在困难的人户，我们乃暗地命保长酌情催收，万一不可能的话也就算了，因为他们实在艰难的。在保长家吃毕午饭，便动身向干沟回转。一路上草树青郁，百鸟异鸣，已令人愉快，加以工作完满，回路多平坦或下坡，所以走到居处尚不觉有多累，虽然草鞋底都走穿了。
晚间记完日记即就寝。
1950年4月9日
各保去搞旧欠的工作，大致上没啥工作了，而新粮工作又须得同他们——在一、二、三、四保的工作组商讨和研究。在这一天又得休息一天了。吃完早饭后，玩了一场篮球，大约在中午时分，开了一个会，会中商讨明日宣传征收新粮的办法，以及技术上的问题，在马蹄溪的三位同志也参加了研讨。会议中商量了许多有利的方针，譬如怎样宣传才得抓紧群众。每个同志都得到不少的帮助。午饭前他们便回去了。下午我们又学习了一下“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中分析阶级成份以及宣传提纲，成都军管会、财经会张副主任的解答征粮若干问题。在学习中我尚不觉无聊，反而在闲耍没事的（时候）感觉到极端苦闷，真是想哭他一场，但是说有啥苦闷呢，可又说不出来。这些无聊的忧郁，我想主要是为了心照的原故吧。不知道为啥，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他，到如今连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可不知到底为啥，我也太痴心了，为了一个好友的牵挂，会使人郁郁寡欢。唉，真是“良朋不易得，离别念煞人也”。
1950年4月10日
还没吃早饭，马蹄溪的三个同志来了。刚见面都表现出一番亲热的样子，谈东说西的摆一些话。吃罢早饭，又赛了一场球，鞋又跳坯了。自己的全没事，借别人的一双也穿烂，以后看又穿啥，真他妈的气人。跑到小溪边洗了脸，坐在溪旁瞎扯淡。又过了大半天，便召开全乡保甲长大会，谈述新征粮的用途，由顺明允同志主席，到会群众约在百余人上下，一个小小的保国学校教室都挤得满满一堂了。顺同志语调简洁，一般群众大多听得进去。他大致谈了几个问题，第一是督促旧欠粮赶速完成，第二是新征粮的用途与乎其办法，第三是禁烟问题。会议在下午三点多完成，并且告诉他们要在明天到七保八保开保民大会，附带选出征粮委员。
吃罢午饭，闲耍一会儿。晚上分配明日工作，我同常组长、老肖、老□去八保，余下的三个人在七保。讨论了一些关于明日的工作计划后，便休息了。因为部队另有任务调回土门，晚上便由我们自己值勤。我站了第一岗后（一个钟头），即就寝。
（未完待续）
前一阵及最近，我重读了成都作家李劼人的几本小说，发现那时的人的确是这样说话写字的。
李先生这样的作家，真是超一流，可惜长期被忽视。
李先生这样的作家，真是超一流，可惜长期被忽视。
注释是我加的。刚才看了下，有重复及小疵。太急了。以后有机会再修改。
童桐兄：我的意思正是这样，似乎除了四川人，关注李劼人的并不多。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刘再复就写过篇文章，其中对李的评价非常高。
不过，也许我又孤陋寡闻了也说不定。
童桐兄：我的意思正是这样，似乎除了四川人，关注李劼人的并不多。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刘再复就写过篇文章，其中对李的评价非常高。
不过，也许我又孤陋寡闻了也说不定。
中国究竟有没有大师 ⊙源自：刘再复
------------------------------------------------------------
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世纪，中国作家完全缺席。亚洲国家获奖者虽然少，但印度毕竟有一个席位（泰戈尔）；日本毕竟有两个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国却一席也没有。
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浪接一浪，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走向世界，热情很高，到了世纪末，回顾过去，却觉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诺贝尔文学奖所冷淡，于是，心理难免不平衡。伟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与评语，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即中国的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在更广阔的国际文学批评范畴内得到肯定，却是文学研究者应当想想的，自然也是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不免要问问为什么。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
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传出谣言，说瑞典文学院就问过鲁迅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而鲁迅不愿意接受。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伟大作家鲁迅，尽管他有足够的文学成就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媲美，但他却自己认为“不配”，对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他给台静农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格外清楚。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静农兄：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此信写于五四运动后十年，中国文坛上已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觉得一个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
这封信之后的20年，又出现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丁玲、张爱玲、路翎等，这群作家写作相当努力，正是继鲁迅之后而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太深，使自己的作品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削弱了文学价值，如茅盾，当然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而巴金、老舍、曹禺等，则在创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进入了本世纪的下半叶，结果他们整整三十年把才华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写作上，有的甚至用阶级斗争的简陋观念修改和践踏自己的作品（例如曹禺），令人惊心动魄。待到八十年代，巴金二度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已是八十高龄了，尽管《真话集》朴实动人，让人感到宝刀不老，但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文坛上，毕竟难以使批评家们读后衷心激赏了。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本来应是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因为阴错阴差，也未能顺应人愿。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Ｑ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其语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欧化倾向也是个奇观。1988年，在国内“重写文学史”的议论中，我曾说过，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1949年之后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来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时代的需要”。从此，更没有人认真地推荐李劼人了。
沈从文是一个特例。他的特别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他的创作路向类似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是1949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他献给世界的是文学的人性美，1949年之后他献予的则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从未糟蹋过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而有心的马悦然教授也及时把他的小说集翻译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1988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对我说了好多回。
下半叶国内产生一群新的作家，但由于文学生态环境不好，作家创作陷入“敌与我”、“好与坏”、“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等两极对立的统一模式中，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虽然出现一些努力写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这群作家自然无法进入世界性的文学批评视野。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才出现新的生机，一群新起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创作力非常旺盛，很快就显示出创作实绩，也很快地被国际文学批评的眼睛所注视，然而，他们创作的时间毕竟不长，成就毕竟有限。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授予哪一个人，都有些勉强，都会使人想到是否“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的问题。但是，我又觉得，这群作家的杰出者在十多年的奋发努力中，已走向世界文学的队列，他们很有前途，21世纪是属于他们的。
撕掉标签（创作谈） ⊙源自：刘心武
------------------------------------------------------------
……我出生在四川并在那里度过童年，虽说八岁就到了北京并定居至今，可是我一直和家族中人说四川话，因之，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籍作家李劼人，他的《死水微澜》我至少精读过五遍……
老书重读也痴迷 ⊙源自：袁永庆
------------------------------------------------------------
李劼人先生毕生呕其心血创制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无疑长期受到了不公待遇。可以说，“五四”以降，中国文坛还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堪与此书描绘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以及所涵盖的人物群体的多层面媲美。也许，正是李先生摒弃了先入为主的种种“主义”之制约，他笔下的人物才更近原生态，更“和蔼可亲”令人难忘。当然，也许又正是缺少了“门派”的依附，在政治偏见与门第意识的双重挤压下，这部煌煌巨著才被当代文学史过多地省略了篇幅。
当然，平心而论，这部小说的地域局限与文本体系不免也伤害了它。翻开地图，泱泱中华，蜀中仅仄处其西南一隅，斯时斯地演绎出的一切，既难执中国时代发展之牛耳，便不易为国人所共识首肯。设若我蜀中乃“首善之区”，又当如何？这部作品怕早被主流文学史涂抹得大红大紫了。
如果此言不谬，那么，我们不妨顺势来一个承认事实的重读，就以地域之心去读此地域之书，庶几又能品咂出几分新鲜意趣来。比如，书中所描绘的青羊宫赶花会，东大街耍龙灯，武侯祠“看乌龟吃茶”，今天的成都人，不也会觉得十分粘连十分亲切么？，但如果起亡灵于地下，罗歪嘴、顾大嫂、楚用……他们陡然面对今日生活，就会大惊失色。这就是距离与飞跃。小说中的时代距今正好百年，不必用“比较文学”作横的排列，而用“时空比较”这种纵的眼光，去填补这百年差距中的空前的沧桑剧变，那种阅读心态一定就很特别、很有情致。你就好像从源头被延长了生命，去回溯、沉浸在你并不曾经历过的“往事”中去。种种爱恨情仇，个人的、家国的，卑微的、伟大的；种种时代风烟，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军事的，都在一瞬的辉煌耀目后，塌缩成了永恒的的寂灭，空留下一处又一处实有之地供你去凭吊却似是而非，一段又一段时间的跨越任你体悟而难以言说；空留下一个写书人的真实和一个读书人的痴迷。此刻，你就成了半个哲人。
对蜀都人来讲，不读一读“三部曲”，似乎便不能真正认识成都，它包含了实在太丰富的人文地域，民情民风内容。李先生从斑斓丰实的生活中汲取了最动人的精华，又引导我们去体验他所发现的美。当然，我们在阅读中尤其应该得到的一点启悟当是：不必像教书先生那样，去分析它“说明了”“暴露了”或“表现了”“展示了”什么什么，而是问它满足了我们什么，又让我们联想到了什么。
我去广州北京路旁边的那个寺庙，还有厦门南普陀，澳门的观音堂（我那时几乎天天中午休息时都去，后面有个很大的花园，据说《望厦条约在此签定》），好是好，但都没有茶座。这一点不如成都远甚。
想念成都文殊院的露天茶铺，一元门票，三块钱的茶，坐一天！
想念成都文殊院的露天茶铺，一元门票，三块钱的茶，坐一天！
forword的话提醒了我，纪念李劼人诞辰一百周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本《李劼人谈成都》，虽然是摘录他的作品，分门别类编辑而成，但还是值得一读，其中有小说以外的文章，现在一般书店也很难找到，至少远离故土的我这样认为。
以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过《李劼人选集》，我小时候家里有。世事变迁，这些书都不知道散在何处了。
以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过《李劼人选集》，我小时候家里有。世事变迁，这些书都不知道散在何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