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碑几成重庆代名词。很少有人去考究它本是抗战纪功碑，初名“精神堡垒”。

历史的定义权，从来都掌握在军政强人和文墨骚客手里，包括谁才是“中流砥柱”。一根柱子，多种表述，对于我等小市民，“解放碑”不过是市井繁华地，地陪任务达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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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过往的南北豪客，“坐下来就是一座码头”，哪怕分不清解放碑和朝天门之所在，丝毫影响不了他们打望这片花花江山，也做上一回主人的欲望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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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土著的自带幽默感，几乎要以一埠匹敌东北三省了。这种自嘲式豁达，黑色式幽默，跟它千百年被征服史下的沉淀分不开，也算得乡粹之一种。

重庆名人故居多，天津也是。

这国的军政大员，如果在天津没个把旧居故居，都不太好意思向往青史留名吧。

若把北京（北平）比为政治的中心大舞台，那天津就是各大戏班候场的VIP包间，看似下野或落魄的军头政客们，是有多珍惜这津门别院：西北望京，东南望洋，进则逐鹿中原，退亦海阔天空。

这天津城，一面是市井与世无争的碌碌，一面是深宅大院，咬牙切齿的仇恨、尔虞我诈的阴谋，返场的渴望、复辟的念想，相对的背叛、绝对的忠诚…….混杂出一股特殊的诡异气味，影影绰绰仿佛能看到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张作霖、张学良、爱新觉罗·溥仪…….

一座被军阀官僚驾驭的城市，自然也会培育出保守的民风。

九十年代后半叶，伴随改开的深入，国企下岗潮和农民工进城将大量适龄女青年推向了第三产业（又称无烟产业），从沈阳到深圳，从太原到昆明，喷浓烟的烟囱少了，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多了，街角小发廊按摩屋挂出的暧昧红灯，似乎成为全国通用的大保健服务信号。

天津一度黯然失色，辜负了十里洋场的浑名。

“一个都没找到，” 90年代末，一位从天津出差回来的哥们儿神情沮丧地说。

媒体圈儿有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2010年前后我在环球时报英文版工作过一段时间，所在部门以采写热点、敏感事件见长。其中一位同事是本科小师弟，很不适应编辑部节奏，负面新闻他是不理睬的，他受的教育是，政府是强大正直的，和政府过不去的，比如访民，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后来他考上了海关公务员，如释重负地离职了。

嗯，小伙子天津的。

不论蓟县大火还是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在一线调查采访的，得有一大半是来自其它城市的同行，尤其是北京，本地记者在重大“负面”新闻事件中，较真儿的少而又少，大概更重要的任务是配合有关部门写好“通稿”，而外地跑突发或者做调查的记者，包括很多老司机，一入津门即迷航，仿若遭遇了新闻百慕大。

倒也有一份活跃的报纸——《今晚报》，主要的征象是其官微左得地动山摇，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批斗“公知”、活捉“五纵人员”上。



为帝吧出征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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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抵制龙应台北京讲座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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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终会开放报禁。真到了那一天，很担心《今晚报》的官微编辑会罢工以示抗议，抗议无效后恐怕会选择投奔朝鲜中央通讯社。

​我这行文风格啊，拉拉杂杂，形散，神也散。

还是欣赏一下高人笔力。

描绘天津的文字很多，这篇散文当居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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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恬淡中感知风雷，虽洗炼亦觉厚重，假庄严真幽默，神乎其技哉！近似天人合一。

这与作者籍贯廊坊，负笈石家庄、定居北京城有着不可推卸的关系，我一直认为，京津就是燕赵下的两颗蛋，扯得最好的，必须河北人。

当然这条理由最重要——作者是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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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天津之尴，一定离不开河北之尬。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叹千年河北，似乎永远为奴。

明成祖朱棣还是燕王时，由此地起兵南下夺位，后命名“天津”，即天子渡口之意。

燕赵大地，多的是壮丽名域：霸州、雄县、威县、安国、保定……名头虽壮，不过拜天子所赐，京畿名器，顶多算皇家后院。

热察直冀边民为拱卫帝都，多少年都活得跟孙子似的。北京开会，河北“戒严”，北京污染，河北停工，北京看不上的工业、惹人烦的脏乱市场，咋办？迁到河北。

甚至决定不了自己家乡的称谓。

直隶、热河、察哈尔这些旧省名，让河北这地界儿百年间出现过近十个“省会城市”，保定、承德、张北、宣化、张家口…….包括曾经的直隶省会天津，“河北省会石家庄”的称呼，不过是最新beta版，有效期有多长，挺难说。

行政区划的朝令夕改，会造成很多常识性误解。

能想象一位零零后的高三学生，喜欢成都生活安逸，尤其地势平坦，到处共享单车，他的高考志愿填了川外——四川外国语大学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唉。

有错落于山城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院，也有定居在天津的河北工业大学。

连河北大学这样似乎应该扎根石家庄的高校，原名天津工商大学、津沽大学，即使搬离天津，也没入石家庄，定址于直隶前省会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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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渝两地，除了行政区划的诸多bug, 这对姊妹城，亦为官僚是非地，官生颇为诡异崎岖。

渝督薄与代署津督黄先后被削藩，朝野震动。两地警队一哥的位置，亦如针毡。津门武爷长顺不说，红都哪止一倒霉的护士长王立军哟，还有何爷挺、朱爷明国等好几爷子，市局所在“黄龙路555号”，多次被直捣，风水也是差到了家。

历朝历代的渝州人民虽然摆不脱被豪杰枭雄驱驰奴役之宿命，但亦每每给对方挖下了大坑。
远有蒙哥大汗归命钓鱼城，近有中正校长痛失中原九鼎，今有……………………

脚趾头都快用上了。

重庆陪都时，传说有两大不祥之地：渣滓洞、白公馆。
红都以来，亦有两大不祥地：提督府所处黄龙路、总督府所在曾家岩。
民谚有曰：直捣黄龙路，接踵增加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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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唱到：

沉舟侧畔奇帆过，最后黄的是兴国

天津人飘过，大爆炸俺可是亲历，离俺家就两公里多，爆炸转天，我天津卫的电视台在播韩剧。。。

与其驱赶低端人口，不如效仿大清让官员告老还乡



这两天，一个新鲜名词刺激了几乎所有人的神经：低端人口。为政府出谋献策的专家提出，要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一石激起千层浪，低端人口一词立马引起网络热议。

那么什么是低端人口？是按收入分还是按智商分？是按工作性质分还是按有无住房分？专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是，似乎除了官员巨贾以外的所有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低端人口。我的朋友，著名律师刘晓原就跟我说：“我这么多年在北京没买房，我肯定是低端人口了。”像刘晓原这样的全国知名律师都觉得自己是低端人口，那么，在北京没买房的所有媒体人、公司白领也都觉得自己是低端人口了吧。那么，那些做小买卖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乃至某些政府里的临时工是不是也是低端人口？




中国的专家总是能说出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且不说将国民划成三六九等是不是违宪，也不说他们这样说将无产阶级先锋队置于何处？单是阶层歧视这点，就会让官方很尴尬。怎么着？打仗时需要士兵，老百姓就是革命战士；需要粮食的时候，老百姓就是老乡；当城市需要建设的时候，老百姓叫建设者……，当老百姓奉献完青春和血汗后，却换来一句：“你们是低端人群，请主动离开城市……”

老百姓都离开城市了，只剩下你们这些专家，剩下你们这些精英，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上厕所都自己清理？你们看老婆看腻了，想找个夜总会放松一下，结果进去了，全是你们这些精英的老婆，你们愿意？城市的运转，一分钟都没法离开“低端人口”吧。

近期北京完成了一系列针对外来人口的清理，有的村子甚至要求外来人口按月交钱，而且每月交两千。除此之外，政府各部门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清理小商铺，工商税务卫生环保天天查，导致这些小商铺无法经营只好关门。还有二环内地下室不让住人，大红门搬迁清退零售人员1.5万人，外来人取暖费为47元每平米等等，清理外来人口的措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城市干净了，但相应的也导致服务成本提高了。北京这种办法有用吗？暂时看是有用的，但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

众所周知，北京近些年发展过于迅速，城市盲目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城市功能大而全，导致交通拥堵，人口膨胀，“城市病”严重。有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收效甚微。这次北京清理外来人口的举措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比较荒唐的一种做法。

其实，控制北京人口靠堵靠拦靠赶，不如采取纾解的办法。虽说现在在搞什么雄安新区，让那里承担某些首都功能，但是，那里什么时候能建成，建成以后效果如何都是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怎么做？其实我有一个能立马见效的办法：效法大清，让省部级以上退休干部告老还乡。

大家知道，从明朝起，为缓解京师人口压力，明朝政府采取的是劝返外籍流民，整治关厢，严控占籍京城，具体措施就不说了。到了明朝，外来人口还是向北京拥，清政府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但是，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在清政府允许百姓进入京师谋生的同时，为了控制人口，他们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大家看看，清政府这个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滞留在北京的省部级高官有多少，但我相信，加上他们家属，服务人员，绝对不是小数字。他们在北京占据的资源绝对是庞大的，尤其是他们的车辆数量也绝对让人咋舌。就不要说他们占用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及其他资源了。占用资源还是小事，各地官员要经常找他们办事，那就要千里迢迢地进京，于是，又造成北京交通进一步拥堵，宾馆资源紧张。还有，很多各种协会、会议，经常请这些人去站台，又催生了灰色的会议经济，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说，这些退休的省部级退休官员住在北京，可谓是弊多利少。

如果让他们告老还乡呢？这就好处多多了。一，他们回乡，服务人员也跟着回去，北京人口至少会减少几十万，车子少了，交通拥堵状况立马缓解；二，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高端住宅就会处于过剩状态，房价就会有所下降；三，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医疗资源，尤其是高干病房就不会长期被占用，医疗资源就会被释放；四，他们回乡，经常来京看望他们的地方官员就不回来北京了，这会进一步舒缓北京的交通；第五，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以会议经济生存的类似卢俊卿那种协会就生存不下去了，这些协会的人员就会分散到各个省市去，也会进一步疏散北京人口；第六，带动地方发展。他们回乡了，地方为了他们的健康，会建医院吧？修路吧？整治环境吧？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第七，最重要，他们回乡了，会起到整治吏制的效果。现在的地方官员目无法治，为所欲为，甚至欺男霸女，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如果这些省部级官员回乡养老，那些官员还敢乱来吗？如果老百姓去找退休高管告状，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处理，但是一个电话就能让让恶吏丢官，客观上起到纪委的作用，这不是好事吗？第八，促进地方就业。他们回乡了，吃穿住行需要有人服务吧，来看望他们的客人也需要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吧，这些不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九，会让地方的美女增加，现在，美女都跑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去了，农村里长得像点样子的年轻女人根本看不到，如果高官回去了，美女也会回去，农村男青年找对象的质量也会提高吧？......

总之,效法大清的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制度，不仅可以环境北京人口压力，还可以带动地方经济，拉动内需，好处多多，建议有关部门重视天佑的建议，如果可行，也算是天佑为经济和改革做出来贡献吧。有这么大的贡献，大家还不感谢我，给我发点奖金？

来看看什么叫强硬外交！

1985年，因援助协议未谈妥，冈比亚威胁“三天之内”占领整个苏联。

1995年，因贸易协定问题谈崩了，冈比亚威胁“以远征军横扫欧洲大陆”，随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联合以人权问题为由制裁冈比亚。

2000年，冈比亚爆发反政府游行示威，政府军使用机枪扫射游行人群，有一部分抗议人士逃入美国大使馆。冈比亚政府军遂紧追闯入美领馆，抓捕示威人员，甚至开枪击毙了一些抗议人士。冈比亚政府军殴打了美领馆的工作人员，顺手还抢劫了这座大使馆。不知什么原因，美国捏着鼻子忍了，只是对冈比亚提出制裁，关闭了使领馆。

2002年，冈比亚威胁“如若美国不放弃制裁，冈比亚将组成远征军踏平北美大陆”，美国随后降低了与冈比亚的外交级别。

2012年，冈比亚威胁说“要协助台湾军队在24小时之内完成对中国大陆的全面军事占领”，中国大陆强烈谴责冈比亚政府“不合时宜的幼稚言论”，但是没有后续动作。

2013年11月14日，冈比亚宣布基于国家战略利益，与台湾断交，并威胁“3小时内攻占台北”。但后来冈比亚也并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此成为少数既没有与台湾建交，亦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比普京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个时代很奇怪，大国因为顾虑重重而显得软弱，小国却因为肆无忌惮而显得强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俾斯麦

1949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巧的是，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老舍正在美国，恰巧看到了这本奇书。但是老舍看完这本书后有点不屑，觉得《1984》只是一个阴暗的架空故事。他是这样评价《1984》的：“最近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1958年的英国》（书名都记错了），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照那位作者说，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 ...”1966年8月24的凌晨，带着对人世绝望的舒庆春，来到了离积水潭很近的太平湖，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在这个沉静的夜晚，他将自己一步一步沉入这个寄托着他无数童年回忆的地方。老舍亲自验证了他不屑一顾的1984到来时什么样子。

好好吃饭

在好几年前，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位年轻的男同事，三十出头，猝死了。平时是部门里的精兵强将，某天生了病还去上班，终于挺不住了提前回家，到家后自己吃了点药卧床休息。他母亲在厨房做好了饭去唤他起来吃饭，发现已经叫不醒了。当时家中还有他稚龄的孩子。
后续事宜就不多加细述了，种种悲泣，漫长的纷争，到最后更加悲剧的结局。于公我不能多言，于私那毕竟是别人的家事。我只记得那段时间大家忽然都不怎么热衷于加班了，整个公司弥漫着一种近乎于为谁辛苦为谁忙的了悟感。

当时许多女同事都被派去轮番陪伴安抚那两位丧子的老人，我也是其中一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望和悲凉，让我一次次红了眼眶，回到自己家中也是长吁短叹，夜不能寐。
而留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微小的画面，在第三天我忽然发现厨房里水槽里还堆着那天未清理的锅碗，灶上还有一锅早已凝固的面食－－同事是西北人，老母亲当天给他做的就是家乡风味的烩面。我闷声不响的卷起袖子，把锅碗洗净归位，那锅已经不太能看出样子的晚餐，被我倒入了垃圾筒。
这件事情过去了很久，有时我在厨房做着饭，守着灶台的饭菜等着某人回家时，会忽然想起那锅糊成一团的、没有被母亲的孩子所享用到的面食。心里有一种对于无常的恐惧，对于日常种种普通的珍重。
余生会有多长，我们谁也无法预料，最后只能去告诉自己：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然后，和身边所珍惜的人，好好吃每一顿饭。

17岁公安厅副厅长，不知道现在孩子脑袋里想什么？

我认为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土地出让制，18亿亩红线等等土地制度都是典型的穷怕了的思维，就是总以为把人圈在鸽子笼里，就能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结果现在发现最值钱的不是地里的庄稼，而是住在房子里的人。而人被圈在鸽子笼里面是要憋出病的。比如现在自闭症病人增加，各类宅男宅女流行，近视率全球领先，不喜欢运动，国民身体素质不断走下坡路，甚至包括里约奥运还在提的国内运动场太少都是这一政策的后果。醒醒吧，人才是最宝贵的，而人不应该被关在石屎森林里促狭度日。

奥茨越来越走不动了，越来越成为朋友们的负担，而不再是什么帮手。一天中午，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度，他们不得不放慢走路的速度。不幸的奥茨不仅感觉到，而且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他会给朋友们带来厄运，于是作好最后的准备。他向负责科学研究的威尔逊要了十片吸啡，以便在必要时加快结束自己。

他们陪着这个病人又艰难地走了一天路程。然后这个不幸的人自己要求他们将他留在睡袋里，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分开来。但他们坚决拒绝了这个主意，尽管他们都清楚，这样做无疑会减轻大家的负担。于是病人只好用冻伤了的双脚踉踉跄跄地又走了若干公里，一直走到宿夜的营地。他和他们一起睡到第二天早晨。清早起来，他们朝外一看，外面是狂吼怒号的暴风雪。

奥茨突然站起身来，对朋友们说：“我要到外边去走走，可能要多呆一些时候。”其余的人不禁战栗起来。谁都知道，在这种天气下到外面去走一圈意味着什么。但是谁也不敢说一句阻拦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敢伸出手去向他握别。他们大家只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感觉到：劳伦斯·奥茨——这个英国皇家禁卫军的骑兵上尉正像一个英雄似的向死神走去。

有哪些嵌套了好几层逻辑的经典故事？







华裔数学家陶哲轩讲的一个故事：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住着1000名岛民。在这1000名岛民中，有100人眼睛是红色的，剩余900人的眼睛是蓝色的。岛民们信奉着一种奇怪的宗教，并且共同遵守着这种宗教中一些奇怪的规定：

1）每个人都不可以知道自己眼睛的颜色，也不可以和别人谈及这个话题（但可以看到别人眼睛的颜色）；

2）如果一个人不幸知道了自己眼睛的颜色，他必须于第二天正午时分在岛中的小广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自杀。

虽然有着这种奇怪的宗教规定，但由于大家都不会谈及这个话题，再加上岛上也没有镜子，许多年来岛民们倒也一直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一名红色眼睛的外来者造访了这座小岛。

这名外来者受到了岛民的热情款待，在岛上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在外来者离开小岛的那一天，所有的岛民都聚集在了小广场和他告别。外来者感谢了岛民们对他的款待，告诉他们自己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最后，他说：

“尤其让我开心的是，没想到在这么遥远的小岛上也能遇到和我一样红色眼睛的人。”

这句话让现场的空气立刻凝固了起来。岛民们收起了笑容，开始心事重重地互相打量着对方。

外来者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但转念一想，自己并没有告诉岛民们任何新的信息，他们每个人本来就知道岛上有红色眼睛的人啊！

这让他减轻了不少负罪感。带着这种想法，外来者和岛民们愉快地挥手告别，扬帆远去。

在外来者离开小岛100天后，岛上100名红色眼睛的岛民一起来到了小广场上，在这一天的正午时分集体自杀了。

==========想看推理过程的请继续往下读==========

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逐步推导到复杂的情况。

首先假设岛上只有一个红眼睛的人。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因为这个人一个红眼睛也看不到，所以立刻就会知道外来者口中说的红眼睛就是自己。

接下来考虑岛上有两个红眼睛的情况。

好，假设这两个红眼睛是A和B。在听到外来者的话后，他们四周一看，每个人都只看到一个红眼睛（A看到B，B看到A）。他们两个都会看着对方，心想：“这个可怜的倒霉蛋，明天中午就要自杀了。”

然后到了第二天中午，A和B都等着对方自杀，却发现这一天没人自杀。于是，他们明白了唯一的可能性：自己也是红眼睛！所以对方在等着自己自杀！

所以，有两个红眼睛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外来者离开2天后一起自杀。

举个例子吧：

在一个办公室里，老板有两个秘书，每个都跟老板有一腿，但每个人只知道自己这一腿。

这是状态一。

好了，老板有一天，当着两个人的面说，你们俩至少有一个跟我有一腿。

这是状态二。

你应该能看出来，这两个状态截然不同吧？虽然看起来，老板没带来什么新的信息，每个人本来就知道至少有一个人跟老板有一腿。但是在状态二下这两个秘书会怎么想呢？她们会想：“靠，如果另外一个人跟老板是清白的，那她就一定知道我跟老板有一腿！”

明白了吗？老板这一句话看起来没有新的信息，但其实是有的。

在博弈论里，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大家的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但每一个人不一定知道别人是不是也知道这件事。

如果所有的人不但知道一件事情，并且也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是大家的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

那个外来者所做的，就是把一件共有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

在两个红眼人的情况下，外来人带来的是一个一阶的公共知识：A知道B知道岛上有红眼人。

三个红眼人的情况下，外来人带来的是一个二阶的公共知识：A知道B知道C知道岛上有红眼人。


⋯⋯

这时我们只能依靠数学、相信数学。人脑想不出来的情况，用数学可以推理出来。你试着想象一下20维空间，肯定想象不出来。但我们用数学可以描述20维空间，很容易，很直观。

总之，在100个红眼人的情况下，外来者带来了一个99阶的公共知识，导致大家开始链式反应。这个99阶的公共知识是“A1知道A2知道A3知道……知道A100知道岛上有红眼人”。

如果还不相信，可以看维基百科这个词条，里面举的就是这个例子：

Common knowledge (logic)

如果你看完这个词条还是觉得错了，你可以给维基百科管理员写信，告诉他这个词条错了，然后试着让他把这个词条改了。

答主的解释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如果还看不懂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但其实也不用纠结，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这种逻辑推理能力。如果你最后能想通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最后没想通，也无所谓！

《死镜——B/B》--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邀请了法国大批评家罗朗·巴尔特到他隐居的乡间别墅来帮助他解决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批评重要性的理论问题”。巴尔特如约在下午五时到达，双方互致仰慕相见恨晚之情后，博尔赫斯请巴尔特看他刚写好的一篇小说。说是其主题是文学与现实，写作与批评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想听听巴尔特的反应，因为巴尔特作为当代文学批评大师，他的反应必然是最理想的。


于是巴尔特坐下来读小说。小说中说：博尔赫斯邀请巴尔特到他的乡间别墅来阅读这篇小说，但是博尔赫斯已经在房间里安放了定时炸弹，定在下午六时爆炸，准备在巴尔特刚读完小说时就把他炸死。


这里，巴尔特不由得抬起头来朝钟看，是五点四十分，于是他继续读下去。博尔赫斯的小说中写到巴尔特果然应约前来，但是两人会见后，博尔赫斯与巴尔特发生了理论上的争论，博尔赫斯认为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有关，巴尔特从符号学立场坚持认为无关，博尔赫斯就让他读小说。


当巴尔特快读到底时，他抬头看到时钟正是5点57分，这时他发现博尔赫斯不在屋内，他从一面镜子中看到博尔赫斯在门外，紧张地看着他。巴尔特有点不安，但又想小说只是小说，认真未免荒唐，于是继续读那篇小说的结尾，该结尾写道巴尔特不相信此小说，甚至看到博尔赫斯离开房子也不知警觉，而是继续读下去，直到时钟敲六下，炸弹爆炸。


这时时钟正敲六点，炸弹爆炸了，巴尔特被炸死。

天堂地狱选择问题. . .

当你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有两扇门的奇怪的房间，每个门前有一个守卫，墙上有一则提示：一扇门会带你去极乐世界，一扇门将带你去地狱。守卫知道门通往哪里，但是其中一个只会说谎话，一个只会说真话。

问：你只有跟他们其中一人提问一次的机会，你会怎么说才能让自己得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