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工题材长篇小说《漂木》出版
【品读】《漂木》：类型小说的分野与合流
原创 云栖阁主 蜀山书院 今天
图片
《漂木》，泽波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0年。
“类型小说钟情的题材，往往在日常性之外，传奇的色彩必不可少。”
著名作家王安忆在《小说与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用专章来讲类型小说，她认为类型小说给出结局，绝不会使读者的阅读落空，辜负期待，其方法论体现在戏曲的格式里，有世俗气息，属大众消费。
作为目前不多见的森工类题材长篇小说，泽波的《漂木》（成都时代出版社，2020年）显然具有典型的类型小说气质，因着它的题材确乎在大多数读者的日常经验之外，两代森工人的经历都颇富传奇色彩，而结局呢，也当然没有让读者的期待落空。假如评书这种艺术还在民间存活，我也愿意相信，《漂木》的故事也是极好的当代评书题材。
作为通俗小说的基本存在方式，《漂木》具有很强的文学娱乐化功能：它帮助读者认识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了解一段“被遮蔽”的岁月，呈现两代人的恩怨，也安排了几段男女的爱情与情爱。故事讲得曲折好看，情节出新出奇处颇多，这些都十分符合类型小说的要求和逻辑。和严肃文学“争当观念的前卫”相比，《漂木》叙事的技术部分是非常明显的。这样比较，并非要将《漂木》作为类型小说的样板，和严肃文学分出高下，而是藉此探讨《漂木》所呈现出来的叙事特色，以及它反类型化的内生动力。
应该说，《漂木》是超越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经验的，这由它的森工题材决定，这就因应着一段特殊的工业发展历史。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漂木》中的古锦森工局，即是国家森林工业布局中的重要阵地。无数伐木工人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从事着单调、艰巨且充满危险的工业流水：砍下树木，顺着滑道流入江河，漂向下游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建设现场。“漂木”在小说里具有双重意象，一是活体的树木顺水漂流，二是一代森工人的生存境遇。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战天斗地，最后也改天换地。他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工作、生活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不畏寒风酷暑，不怕艰难险阻，为国家建设奉献了大量木材。
和“大炼钢铁”的工业史妇孺皆知不同，森林工业史较少进入公众视野，也因此，这一代森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史也几乎被文学艺术所忽略和遮蔽。印象里，当代文学赞美森林工人的作品，似乎只有诗人郭小川的诗歌《林区三唱》直击这段工业史，此外，还有一篇由著名作家刘心武写的散文《白桦林的低语》，留下了对森林工人的赞歌。不过，这些诗和散文，都因为充满了奉命文学的时代特征而很难走进读者。此外，更鲜见小说创作进入这一领域。因此，泽波出于“对得起他经验的生活和感情”，将类型小说写作对焦森林工人以及这一段共和国森林工业开发史，在题材上有填补当代小说空白的价值。
但相较于诗歌和散文的写作，泽波的长篇架构，必然要深入到森工的日常，丰富小说在时间线和事件逻辑里的过程。他的任务是要在森工单调、琐碎而反复的日常里，去设置矛盾、安排冲突、埋伏事件。按照类型小说的结构，他必须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才不至于让他的森工题材小说流于散文一般的歌颂和赞美。娱乐性向前、文学性靠后，《漂木》的叙事高度浓缩和提炼了森林工人的日常，和类型小说在必要的传奇性上实现了合流。《漂木》安排了米亮父亲和林场场长昆林的两次死亡，都满足了读者对类型小说传奇性的阅读期待，而即便是女主之一林珍与高官张宏青的情爱纠缠，也充满了类型小说在结构处理上“脱窠臼”的高明之处。
《漂木》作为类型小说，在反类型化方面也有很多成功之处，这就让这个目前不多见的森工题材类长篇小说，有了成为类型小说经典的某种可能。在西方，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就是反类型的典型。王安忆认为这种反类型写作，是非类型小说，她举爱尔兰作家托宾的《长冬》和纳博科夫的《防守》为例，它们都有着“颠覆普遍性”的共同之处。但托宾和纳博科夫属于典型的严肃作家无疑。《漂木》的反类型之处在于，它在林珍和张宏青的情爱纠缠之外，再度架设了林珍妹妹和张宏青的情爱纠缠——两姐妹和同一个高官，在现实里绝难出现但又让读者倍感刺激的叙事，这是反类型的一种。另一处，男主米亮作为森工二代，在古锦林场已成历史并作为景区开发的大背景下，放弃建设开发多种机遇，返回林场植绿，在忘掉过去、逃离历史的大环境下，米亮的返回林场，也是反类型的一种。这些在类型小说的写作中展开的反类型的想象和叙事，都让《漂木》具备了某种经典叙事的气质。
但《漂木》还很难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或者说，它的结构、叙事包括语言还缺乏严肃文学的气质，概因它并没有完成和类型小说的清晰分野，即依托于类型小说但在思想性上趋向于严肃小说。小说的前三章是有思想性的，它呈现的“漂木”意象使两代森工人相互影响了的命运有着严肃小说的不确定性，甚至，标准意义上的传奇结局并不是那么重要。从第四章“变革之路”开始，“漂木”的文学意象渐渐化于无形，主旋律意识强化，思想性让位于政治正确，米亮的森二代形象蜕化成时代需要的改革者以及后来的先锋模范和道德标兵，森工经历的锋芒被时代的触角磨平，成功的企业家、圆满的爱情和家庭以及张宏青最终的“坏人命不长”，都和严肃文学的思想担负渐行渐远。这样的分野，也决定了“漂木”文学意象在后半段的消解。
反类型化看上去一步之遥，但要跨越，何其难哉。泽波的人生经验和情感里，让他很难跳出“森林工人”这个角色去观照世态、思考命运，这当然不仅仅是他的局限。我的意思是说，他在《漂木》里，写出了一段被遮蔽的工业历史，写活了一群特殊人物的传奇命运，写出了一种深刻的“漂木”意象，并试图进行反类型写作以保持小说的活力，这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成功了。他的分野与合流，如同“漂木”，其实并不能完全被他所控制。
原创 云栖阁主 蜀山书院 今天
图片
《漂木》，泽波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0年。
“类型小说钟情的题材，往往在日常性之外，传奇的色彩必不可少。”
著名作家王安忆在《小说与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用专章来讲类型小说，她认为类型小说给出结局，绝不会使读者的阅读落空，辜负期待，其方法论体现在戏曲的格式里，有世俗气息，属大众消费。
作为目前不多见的森工类题材长篇小说，泽波的《漂木》（成都时代出版社，2020年）显然具有典型的类型小说气质，因着它的题材确乎在大多数读者的日常经验之外，两代森工人的经历都颇富传奇色彩，而结局呢，也当然没有让读者的期待落空。假如评书这种艺术还在民间存活，我也愿意相信，《漂木》的故事也是极好的当代评书题材。
作为通俗小说的基本存在方式，《漂木》具有很强的文学娱乐化功能：它帮助读者认识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了解一段“被遮蔽”的岁月，呈现两代人的恩怨，也安排了几段男女的爱情与情爱。故事讲得曲折好看，情节出新出奇处颇多，这些都十分符合类型小说的要求和逻辑。和严肃文学“争当观念的前卫”相比，《漂木》叙事的技术部分是非常明显的。这样比较，并非要将《漂木》作为类型小说的样板，和严肃文学分出高下，而是藉此探讨《漂木》所呈现出来的叙事特色，以及它反类型化的内生动力。
应该说，《漂木》是超越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经验的，这由它的森工题材决定，这就因应着一段特殊的工业发展历史。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木材。《漂木》中的古锦森工局，即是国家森林工业布局中的重要阵地。无数伐木工人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从事着单调、艰巨且充满危险的工业流水：砍下树木，顺着滑道流入江河，漂向下游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建设现场。“漂木”在小说里具有双重意象，一是活体的树木顺水漂流，二是一代森工人的生存境遇。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战天斗地，最后也改天换地。他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工作、生活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不畏寒风酷暑，不怕艰难险阻，为国家建设奉献了大量木材。
和“大炼钢铁”的工业史妇孺皆知不同，森林工业史较少进入公众视野，也因此，这一代森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史也几乎被文学艺术所忽略和遮蔽。印象里，当代文学赞美森林工人的作品，似乎只有诗人郭小川的诗歌《林区三唱》直击这段工业史，此外，还有一篇由著名作家刘心武写的散文《白桦林的低语》，留下了对森林工人的赞歌。不过，这些诗和散文，都因为充满了奉命文学的时代特征而很难走进读者。此外，更鲜见小说创作进入这一领域。因此，泽波出于“对得起他经验的生活和感情”，将类型小说写作对焦森林工人以及这一段共和国森林工业开发史，在题材上有填补当代小说空白的价值。
但相较于诗歌和散文的写作，泽波的长篇架构，必然要深入到森工的日常，丰富小说在时间线和事件逻辑里的过程。他的任务是要在森工单调、琐碎而反复的日常里，去设置矛盾、安排冲突、埋伏事件。按照类型小说的结构，他必须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才不至于让他的森工题材小说流于散文一般的歌颂和赞美。娱乐性向前、文学性靠后，《漂木》的叙事高度浓缩和提炼了森林工人的日常，和类型小说在必要的传奇性上实现了合流。《漂木》安排了米亮父亲和林场场长昆林的两次死亡，都满足了读者对类型小说传奇性的阅读期待，而即便是女主之一林珍与高官张宏青的情爱纠缠，也充满了类型小说在结构处理上“脱窠臼”的高明之处。
《漂木》作为类型小说，在反类型化方面也有很多成功之处，这就让这个目前不多见的森工题材类长篇小说，有了成为类型小说经典的某种可能。在西方，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就是反类型的典型。王安忆认为这种反类型写作，是非类型小说，她举爱尔兰作家托宾的《长冬》和纳博科夫的《防守》为例，它们都有着“颠覆普遍性”的共同之处。但托宾和纳博科夫属于典型的严肃作家无疑。《漂木》的反类型之处在于，它在林珍和张宏青的情爱纠缠之外，再度架设了林珍妹妹和张宏青的情爱纠缠——两姐妹和同一个高官，在现实里绝难出现但又让读者倍感刺激的叙事，这是反类型的一种。另一处，男主米亮作为森工二代，在古锦林场已成历史并作为景区开发的大背景下，放弃建设开发多种机遇，返回林场植绿，在忘掉过去、逃离历史的大环境下，米亮的返回林场，也是反类型的一种。这些在类型小说的写作中展开的反类型的想象和叙事，都让《漂木》具备了某种经典叙事的气质。
但《漂木》还很难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或者说，它的结构、叙事包括语言还缺乏严肃文学的气质，概因它并没有完成和类型小说的清晰分野，即依托于类型小说但在思想性上趋向于严肃小说。小说的前三章是有思想性的，它呈现的“漂木”意象使两代森工人相互影响了的命运有着严肃小说的不确定性，甚至，标准意义上的传奇结局并不是那么重要。从第四章“变革之路”开始，“漂木”的文学意象渐渐化于无形，主旋律意识强化，思想性让位于政治正确，米亮的森二代形象蜕化成时代需要的改革者以及后来的先锋模范和道德标兵，森工经历的锋芒被时代的触角磨平，成功的企业家、圆满的爱情和家庭以及张宏青最终的“坏人命不长”，都和严肃文学的思想担负渐行渐远。这样的分野，也决定了“漂木”文学意象在后半段的消解。
反类型化看上去一步之遥，但要跨越，何其难哉。泽波的人生经验和情感里，让他很难跳出“森林工人”这个角色去观照世态、思考命运，这当然不仅仅是他的局限。我的意思是说，他在《漂木》里，写出了一段被遮蔽的工业历史，写活了一群特殊人物的传奇命运，写出了一种深刻的“漂木”意象，并试图进行反类型写作以保持小说的活力，这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成功了。他的分野与合流，如同“漂木”，其实并不能完全被他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