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讲几句话，大手一挥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装，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胶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胸口，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带着白帽子、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好像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似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些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
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上衣的纽扣撕掉了，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无论什么事都请示汇报，跑前跑后不停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儿”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吐着泡沫，然后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他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眼泪涌进了眼眶。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四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敞着怀，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作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坐起来，接过碗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堆好早晨用的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我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然后关上院门匆匆而去。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10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
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闹钟滴滴答答响着，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
“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儿小时候比男孩儿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
姐姐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松开我，捂着脸颊哭了。我确信无疑把她打疼了，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这倒也没什么大不了和有愧的，我总算能甩掉尾巴星了。一直等她们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跑向俱乐部。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被一张压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 语录》，伸长脖子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儿横幅：“齐齐哈尔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
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三十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 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可见使人变成鬼是非常之简单的事情。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胳膊，跟随大伙儿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自动对位，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他的后衣领揪起脑袋，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提高嗓音：
“这事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 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 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骑到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是一个真正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他不老实我们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一个比一个骂得凶，父亲依然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不再说什么，也无暇说什么，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决不哭叫，决不讨饶，决不哀求。
我吓得不由闭上了眼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二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其他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再三研究，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 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 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你在伪装，你以为自己的表现挺聪明，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肩膀上，整个脸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台上台下吼成一片，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打上大红叉叉。我站在那里，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斗争场面，仿佛那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一边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我所处的位置又无法看到瘫倒在地的父亲，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四十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于渭生，又犯傻劲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抓住父亲的肩膀，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儿！”
“你冷静一点儿，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她似乎有预感，这是最后一次见自己的丈夫，以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又阴又潮。两顶高帽向前走去，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远的诀别。我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没有片刻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三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
“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于心无愧。1959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这拳拳之心，这铮铮之言，早被历史检验绝对正确，但在当时，我的父亲无异于自掘坟墓。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见风向不对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
据母亲告诉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
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麻雀。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只能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更不用说中国地域辽阔，鸟儿到哪儿都能繁衍生息，它们除了秋天才糟蹋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
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自己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义，毫不留情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1959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六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

四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六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里面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饿得没劲教课，小朋友们饿得没劲玩耍，幼儿园被迫取消了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败的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三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的是主人能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伯汤”，老师和孩子们都可以多吃，不要钱和粮票。“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伯汤”是一种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伯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三十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两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
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那年过生日，母亲曾拿出二十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六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闪烁着冰冷的蓝光，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叮叮当当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电车蜗牛一样蠕动，驶得很慢，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车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三个一伙，五个一拨地追逐戏闹，沿着大下坡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
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母亲哄我说家里晚上吃红烧肉，咱们得快点儿赶回去，路上就别贪玩了。有红烧肉吸引着我，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五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四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还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我琢磨着，她和母亲吃的是什么菜团，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咬了一口，好悬没吐出来，原来是豆腐渣和白菜帮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夹起自己菜汤里的肉片，妹妹也盯着肉片，叫了声：“妈……”姐姐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母亲把肉片放进嘴里，我转过眼睛不再看，母亲却把肉片咬成三块，分发进三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做错什么事似的，并不像平常那样说话，有一种迟缓、犹豫的神色。“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们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十五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四五次，况且当时的社会已弥漫着一片极左的思潮，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从同事的劝告，一心想着为丈夫分担些痛苦和不幸，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
“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幸的时候更要在一起。”
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六章 眼泪救不了我们


一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儿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儿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几十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响着，掀动着花盘下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叫个不停。它的叫声极为难听，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着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筒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工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说，“他回来没？”
“没看见。”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拳头砸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你们都死了吗！”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用身子挡住来人问：“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啦？”母亲沉不住气了，“出什么事啦？出什么事啦？”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临回来前强调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于渭生不出意外，保证他的安全！”母亲反复强调着造反派押走父亲时作出的保证，因为过去的经验使她担心，许多人在运动中被抓走后便永远没再回来，生死往往在于一瞬间。但我看得出，父亲跑了，起码没出安全问题，她一时间轻松许多。
“妈，”妹妹惊醒了，哭着跳下炕，抱住母亲问。“他们干什么？”
我也跟着跑进里屋，推着来人喊叫：
“你们出去，凭啥到我们家欺负我妈，出去，出去，这是我的家！”
母亲紧张地沉默着。
孩子一闹，大部分人都心软了，往外退去。
“孙志刚，于渭生跑不出造反派手心，”粗嗓门训斥母亲，“你等着瞧吧！”
“我不管什么瞧不瞧的，你们听好了，我要求你们还我丈夫。”母亲追出门外说，“不把丈夫还给我，就没完！”
粗嗓门领着人群离去了，门口仍然留下两个人监视我家。天大亮了，母亲返回来安慰我们：“睡吧，睡吧，孩子们，没事了。”我们谁也睡不着，坐在炕沿上发呆。母亲洗掉脸上的墨点，生起灶眼的火，做了一碗鸡蛋汤端起走出门外，守在院门口的人不许她出去。母亲据理力争：
“我要给于渭生送饭，他该吃早饭了。”
“不能去。”
“为什么？”
“没找到人，送什么饭，你不能出去。”
“那我也得去，我要和你们一起找于渭生。”
“回去。”外面的人不耐烦了，“谁也不许出门，少啰嗦。”

二

母亲退回家，心里乱得很，连门也忘了关。她往灶眼里塞把柴火，把鸡蛋汤放在大锅里焐上，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会儿又走进屋里，焦虑不安。屋门大敞四开着，邻居家的小公鸡又叽够够叫起来，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炊烟，响起呱哒呱哒地拉风匣声。早晨七点多钟，母亲正在侍候孩子们吃早饭，一大帮人再次闯进我家，他们的眼神冰霜一样冷酷，其中一个是斜眼，还有一个学校的女老师。记得母亲跟父亲提起过她，说她这个人爱打小报告，阶级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室内一阵寂静，谁也不首先开口。母亲以为他们抓到逃跑的父亲又要来惩罚她，放下盛稀饭的勺子，靠在炕沿旁的墙壁上沉默。
“孙志刚……”斜眼大口地吸着香烟，脸色很不好看，露出红色的牙床开口了。
“你们找到他了？”母亲不愿意向自己承认，竭力保持着镇静。
“我是这个意思，让孩子回避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大人说话，你们到外屋去。”母亲撵我们道。
我和姐姐妹妹走到外屋，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屋里挤不下，先来的人陆续出去，好让别的人进来。
“找到他，让他好好认罪。”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晚了，于渭生他……”
“他怎么啦？”母亲以女性的敏感一下意识到出事了，她把手挡在胸前，似乎想抵抗什么灾难。虽然除了一种无形的恐惧之外，她并不清楚她的灾难达到什么程度，急切地打断斜眼问。“怎么啦？怎么啦？”
“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她停顿了一下，双手无力地垂落下来，仿佛在集中思想。“你们留下他时还是好好的，他没有死，那不可能！”
“他上吊了。”斜眼冷冷地说，“我们在三楼厕所里找到他，人没气了。”
“他……怎么死的？”
“用裤腰带挂在下水管道上，跪着吊死的。”
“不，不是真的，听我说，他还有气，还能抢救！”母亲的身体晃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种既像咳嗽，又像抽泣的声音。她靠在墙上以免倒下去，心里还是拒不承认，抱住脑袋喊道。“你们都走开，那不是真的啊！他不会自己死的，不可能！”
“人已经死了，你必须面对现实，孙志刚，我们通知你收尸。”
“不━━还能抢救！”
母亲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有几个人堵在门口，不让她出去。
“你们让我出去，抢救于渭生！”
母亲哀哀地求道，那声音是从紧闭的牙齿缝里透过来的，仿佛下巴已经僵硬，两只手向左右张开，身子往前冲，去推堵在门口的人。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英年早逝，而她还能够活下去。她被门槛绊了一下，跌倒了，立刻有几只手把她抓住，拉她站起来。母亲的脸墙壁一样白，连嘴唇都白了，好像始终都不明白自己说些什么：
“他不在了，永远不回来了!”
大祸从天而降，妹妹听到噩耗哇的大哭：
“我要爸爸！”
家里已是一片呜咽，姐姐也啜泣起来。我没有流泪，平静得不像是父亲的儿子，甚至不像一个孩子，一瞬间竟觉得痛快许多，父亲再不能打我了！
“不许哭，于渭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党分子！”有人不耐烦地喝道，口气相当粗暴。“你们要端正态度，跟他彻底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我站在门口，只觉得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冷血动物，人家死了亲人还不许流泪，连悲痛的权利都没有！“孩子，不哭，不哭。”母亲几不欲生，弯着腰，背一直没伸直，走出来搂住我们。“可怜啊，你们都变成……没有爸爸的孩子……你爸爸以后也不会管咱们了！”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眼角，顺着脸颊流下来。
但是眼泪救不了我们。

三

天塌了，地陷了。
造反派离开我们家后，母亲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手搁在膝盖上，望着窗外老半天没动地方。姐姐哭得跟泪人似的，摇着她的胳膊：“妈，妈妈，你怎么啦？”母亲这才呻吟了一声清醒过来，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苦，只有愤怒和不平。但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看出，悬在她上面就要压倒她的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补偿的不幸━━天底下她最爱的人的死亡。况且这种悲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这个世界上既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补救！母亲强忍着巨大打击打开箱子，找出块黑布撕成黑纱戴在我们的胳膊上，又翻出父亲节日里穿的一套毛料中山装，一套衬衣衬裤，一双咖啡色皮鞋，一瓶茅台酒，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让我拿着。自己拉开写字台抽屉，找出父亲的剃须刀和一把剪子揣在衣兜里，对姐姐说：
“爱丽，你留下看家，谁来也不给开门。我领你弟弟、妹妹送你爸爸去。”
姐姐哽咽着点头。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墙周围聚起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好像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挤得门口水泄不通。母亲临出门前擦去脸上的泪水，对我和妹妹说：“送你爸爸走，谁也不准哭，让人家看笑话。”我扯着母亲的衣襟走出院门，看热闹的呼啦一下向两旁退去，让开一条通道。人群里一阵惊讶，有人朝我们指指点点地冷嘲热讽：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于渭生老婆也有倒霉的时候！”
“活该，谁让他们当官啦！”
“瞧她家人，连颗眼泪都没掉。”
所有的窗口都扒着人，门前也有人踮起脚尖在往这边瞧。母亲拉起我的手，紧闭着嘴唇走过房头，妹妹跟在后面，穿过那些冷冷的目光和幸灾乐祸的嘲讽。她走着，照女人所能有的样子镇静而庄严地走着，外表上越是镇静庄严，内心的痛苦就越大。她慢慢地走着，哪儿也不看，什么都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她领我走着，一只臂弯里搭着父亲的衣裳，兜里揣着剃须刀和剪子。街上站满了人，我们必须从人群中穿过，好些人跑在我们前面，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奔去。母亲一直向前走着，脚步有千斤沉重，竭力把哽咽压在喉咙里，领着我和妹妹向三楼单身宿舍方向走去。我们向前走着，没有眼泪，没有希望，没有思想。越往前走，我觉得她手上的分量越重，脚步就越迟缓，身子也越来越重地倚在我的身上，压得我的胳膊又酸又麻。最后到达三楼锅炉房前人们围观的地方，母亲重重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骨头都疼了。为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她几乎是倚在儿子的肩膀上才勉强支持住的，我真怕她一下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我默默分开围观的人，等我们母子走进去，他们再次团团围过来。悲剧正式上演了，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谁也不想放过看戏的机会。
父亲的尸体放在一张门板上，一个破草帘盖着凸起的身体，两只脚还露在外面，鞋子不知哪里去了，光着脚丫子没穿袜子。我有些胆怯，不敢上前。母亲一下子瘫在门板前，窒息一般揪住自己的衣领，脸微微仰起，泪水在眼角转来转去，她是在拼命吞咽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艾平，帮我一把。”母亲蠕动一下嘴唇，让我拉开草帘，由于遏制着哭泣，她的喉咙里一阵阵痉挛。我俯身掀去草帘，吓得倒退一步，围观的人都不约而同向后闪去。父亲大瞪着眼睛仰望苍天，脸颊肿胀得扭歪着，脖颈下有一道皮带宽的紫印，弯着胳膊，大张着的嘴巴流着一缕黑色的血迹，像是在呼喊什么。他的头发乱蓬蓬披在一边，满是灰土的米黄色中山服敞开着怀，有三个衣扣掉了，裤子也退到膝盖间，露出肥大的裤衩。我觉得两腿发软，挪不动身子，捂住眼睛不敢再看下去。
“不许哭，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哭。”母亲跪在父亲身旁，帮他把身子躺好，对我们说。“孩子，不怕，再看看你爸爸，不怕，他是你们的爸爸呀！”
我从没有见过死人，大人吓唬我们：“小孩子看死人，夜里走道会遇到死鬼，被鬼抓去！”是的，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我非常害怕藏在夜晚深处的鬼魂，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存在的，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是到处都看得见的。这种想法一出现，忽然有一股冷风吹进我的心里，我感觉到身上发冷，一阵冷汗浸透了全身，手脚都有些冰凉。蓦然间，我又回到现实，一个人死了也就死了，妹妹都没怕我倒怕了，真丢人现眼！我恨自己软弱，觉得惭愧，况且他是父亲，晚上也不会抓我的。

四

我放下手，克制住自己装出坚强的样子，希望不被人家看出来。同时我也不能理解死亡，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我记得当时在我的心灵里产生一系列问号，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以死亡结束的生命？而我得不到答案，竭力想忘记死亡，仿佛死亡不存在似的。母亲的神色变得异常冷静，她竭力镇定起来对付这从天而降的横祸，直起身子，手伸向父亲的脸颊，试图合上他的眼睛和嘴巴。但没有用，母亲刚抚上父亲的这只眼皮，那只又睁开了。“于渭生啊，你想再看看孩子们吗？”母亲温柔地喃喃道，像低低地吟唱。“那就看吧，不过得听话，闭上眼睛吧，总不能死不暝目呀。相信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无论如何会把他们带大的，你放心。”
我的泪水猛然涨出眼眶，流下面颊，鼻子和两腮都发痒，头脑怎么也清醒不过来，但我不能哭，男子汉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模样！父亲的眼皮听话地合上了，嘴巴依旧张着怎么也不肯闭上。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父亲嘴角上的血迹，血迹干涸了，凝结在唇边擦不下去。母亲转过身来对妹妹说：
“爱华，你回家取盆水和毛巾来，快去。”
妹妹取水的时候，母亲拿出剪子跪坐在父亲身边，拿起他的手剪起指甲，又取出剃须刀刮起父亲胡子拉碴的脸。她用手指梳拢父亲的头发，剪下一小绺，收集起剪下的指甲和头发，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衣兜里。妹妹打来一盆水，母亲投洗好毛巾，对我说：“艾平，你爸爸爱干净，帮妈给他擦擦身子。”我壮着胆子把住父亲的腿，开始给他脱衣服。父亲的四肢软绵绵的，还有些温热，似乎全身都变得比过去瘦小。母亲抱起父亲的肩膀，让我给他脱掉上衣，拽掉裤子，死人比活人听话，你让他的手脚怎么动就怎么动。父亲的身上只剩条裤衩，裸露的躯体触目惊心，肩膀上、胸膛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母亲背过脸去，眉毛拧在一起，走向一旁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
“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为什么有这么多伤痕？”
“我答应不了，得请示领导。”监视我们的人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组织上请法医来，检查于渭生尸体。那你就去吧，把意见反映上去，没有法医的鉴定，家属不能同意送火葬场。”
那人请示去了，母亲为父亲擦洗身子，等待着答复。
监视我们的人领来一大群人。
“还有什么事？孙志刚。”斜眼又露面了，双手背在身后口气生硬地说。“我们要求你尽快收尸，去火葬场，不要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听明白没有？”
“法医来了么？”母亲不为所动，坚持道。“我要求对于渭生的尸体进行检查，看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于渭生明明是上吊自杀的，他以自杀抗拒运动，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还用什么法医鉴定。”
“他身上为啥有这么多伤痕？”
“我怎么知道。”斜眼闪烁其词。
“我知道，”母亲握起拳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有人打的！”
“你看到了？”
“人是你们留下的，我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你们答应过。”
“强词夺理。”
“强词夺理，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我自己的丈夫，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怎么会自寻短见？”母亲的嘴角直打哆嗦，抗拒着令她憎恨的势力。由于屈辱，由于悲怆，由于忍无可忍，她竟咬破嘴唇，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嘴角。“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于渭生，没办法交代，把他挂上了呢？”
“你说什么？孙志刚，你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污蔑革命造反派。”斜眼丢开一成不变的腔调，做了个手势，提高声音吹胡子瞪眼。“你吓不倒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我告诉你，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来的法医？你不按工作组的指示办，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还要你承担全部的政治责任！”
我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是个活人（所谓牛棚，就是把牛鬼蛇神抓起来，关进隔离室审查，派人看管，完全失去自由），抬出来的却是一具尸体，按理说母亲的要求无可厚非，但那个年代按法律办事无异于白日做梦。难道不是吗？公、检、法机构早被砸烂了，已不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就是法律，强权就是真理。暴力强奸了法律，我们的法律还得说干得好，干得有理。造反派说得出做得出，母亲气馁了，怕他们夺走送父亲的最后机会。她不再据理力争，返回父亲身边要我帮他穿衣服。也不知母亲哪来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架起父亲的身体，我强忍着泪水站在那里，手忙脚乱地给父亲一件件套上衣裤。造反派头头狞笑了，经过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孤儿寡母全面败退了，革命阵营又一次取得伟大的胜利。
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众人七手八脚打开车厢后挡板，抬起门板，将尸体抛到车上。我抱起父亲换下来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掉出一个皮夹子，打开看了看，皮夹子里面有一张两个戴红领巾的男孩儿相片，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正朝我微笑，笑得自然、幸福、甜蜜……母亲抹去嘴角的血迹，让妹妹回家和姐姐做伴，将我抱上车厢，自己爬上来坐在门板边上。押送母亲的人坐进驾驶室，我们娘俩单独面对父亲了。母亲怕汽车颠醒父亲似的把住他的胳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身子随着车身左右晃动。

五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打起喷嚏。母亲盯着父亲的面孔，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否经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了！”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些得意忘形，忘记已经多年没有真正的生活了！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了！”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儿。”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答应着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不好意思。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烟雾，仿佛在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下午的太阳晒得厉害，车厢里倒还凉风习习，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驶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久别多年似的。车站出现了，就要到终点齐齐哈尔了。火车头停下来之前，车厢一直在震动，月台上忙乱起来，准备接站的人越来越多。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五口人……
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四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扔下我们独自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已不复存在。他走了，走得那么早，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永恒的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儿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
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母亲终生遗憾，如果齐齐哈尔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糖厂了！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七章 凤凰涅槃


一

送葬的卡车驶近偏僻的东八里岗子，驶出柏油马路，驶上乡间土路，大地在身后迅速移动，城市远远地落在后面。
那时候是下午，夏天的四野显得空空荡荡，一眼望去萋萋的荒草无边无际。一阵阵疾风迎面扑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气息，仿佛天空下只有我们三人，我、母亲和躺在门板上的父亲。雨后布满干涸车辙的黄土路面尘土飞扬，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两旁银灰色的杨树，枝条都往上拢着长，一棵挨着一棵，直插我们头顶的云天。车身剧烈地颠簸跳动，我和母亲都坐不住了，身子忽上忽下，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五脏六腑都颠成了一团。母亲松开父亲摇晃的尸体，走到车尾，一只脚踏上后车厢挡板，仰望着天空把住栏杆，任凭身子一冲一冲地向车尾倾斜，要凌空飞跃似的老长时间不回头。对她来说，似乎整个世界都消失了，都不复存在。
卡车越过了一个大坑，门板随着车轮的惯性跳跃起来，父亲的躯体滚落下来压在我腿上，他的身体好沉重，我没法儿让他重新躺回到门板上。父亲的嘴角又流出血来，流了我一身，我喊叫：“妈……流血啦！”母亲回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神复杂地变化着，一只脚仍旧踏着后车厢挡板，闭上眼睛，仿佛既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她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分明是陷在极端痛苦的心情里，还在同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害怕了，大声叫道：
“妈，压死我啦！”
我的叫声使母亲重新恢复知觉，现实世界的声音像震耳欲聋的瀑布般向她袭来。蓦然之间，母亲的神情骤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似地瞪大眼睛，怒目横眉，一下子扑过来掀开父亲，一只手摇晃着他的身体，一声声叫着，趴在他胸口歇斯底里地捶打起来：
“你好狠心……于渭生啊于渭生，你起来，醒醒……你好狠心，扔下我们不管了，叫我依靠谁呀？就这么……天啊！”
“你怎么啦？”我拉住母亲的手，“妈妈，你不是不让我们哭么！”
卡车的马达声淹没我的叫声，母亲坐起身，风吹着她的脸，吹乱了她的头发，有什么东西卡住喉咙一样不出声了。她的脸痉挛地抽搐起来，胸口起伏，脸色憋得由红变紫，不由伸手撕扯起自己的领口。她狠狠地撕扯着，哧啦一下撕掉上面的扣子，这下总算能够透过口气来，大口大口喘息着。父亲的身体又随着颠簸滚落，母亲再次机械地把他掀回到门板上，继而用腰部倚住尸体，一把搂过我抱住，有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痛哭流涕。她的头发披散在我的头上，泪水打湿我的额头。
“妈妈，不哭。”我摇晃着她的胳膊哄道，“你说过，不能让人家笑，妈妈。”
“于渭生，你是回老家了……我也要走。”母亲像在噩梦中一般抬起头，抽泣着前言不搭后语。“孩子喊我，活下去……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沉默……为你申冤的……长大等孩子，我再陪你。”母亲的身子缩成一团，哭声也颤抖起来。“你走好，在家待够了再回来……你别走我求……我离不开你，也不等等我。”她肝肠寸断地哭着，呜呜地喑哑地哭着，在丧偶的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我不信，不信你死了我……你起来，醒醒，你回来吧求求……”此前她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现在没有其他人在，那早已悬在心头的痛苦终于爆发，从胸腔里喷涌出来，她是在用泪水把全部的愤怒和悲哀都倾泻出来。“于渭生，你别骗我，还小哇孩子……可怎么办留下我们……怎么办我？”她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死去活来，用一只手不断捶打父亲的胸口。隆隆的马达声在空旷的原野回荡，哭声渐渐平息。过了许久，母亲才松开我，抽抽搭搭地抬起袖口，擦去父亲嘴角的瘀血，又为我擦干泪水，怔怔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葬场，任漫天尘土扑上车厢淹没我们。
卡车停在火葬场冷冷清清的大院里，只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老榆树和大杨树守着焚尸炉的大烟囱，好不凄凉。我抱起父亲换下的衣服和包袱，母亲的眼角已没有泪痕。她把我抱下车厢，又和押送我们的人抬起门板，将尸体放在焚尸室门口。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人要母亲办理手续，交费用。
“他人死了，还要什么手续？”母亲说。
“出示死亡证明。”老人说。
“我没有。”
“没有，我们不能随便烧人，查下来怎么办？”
“于渭生是走资派，头号敌人。”押送我们的人说他自杀了，造反派就是证明，你们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敢抵抗文化大革命？
“火葬场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老人妥协了，“费用谁出？”
“看孙志刚怎么办？”
“于渭生生是国家的干部，死是国家的鬼，”母亲仍旧坚持无望的抗争，“总该国家负责吧。”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革命造反派管不着，那是你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什么，你不出费用？没关系，要不就放在这儿，遗臭万年好啦！”
“由家属决定吧。”老人叹了口气。
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母亲的两眼又射出愤怒的目光，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却没说出话来。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母亲再一次屈服了，谁都知道不能拖延，烈日暴晒一天尸体会臭的。她央求老人：
“我认了，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求你帮帮忙！”
老人犹豫不决，怕以后空口无凭，回到办公室给上级部门打个电话，同意办手续了。母亲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完烧尸体的费用，连骨灰盒都买不了啦，她原想给父亲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空有心愿没有钱。老人实在看不下去，自己掏出几元钱给我们垫上，母亲只好买下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父亲勉强有个栖身的窝了。老人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属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不许走资派的骨灰进灵堂，只能让家属自己安置骨灰盒。我的父亲出生入死干一辈子革命，最后落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没有丧葬费，没有抚恤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母亲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二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肩膀也抽搐起来，没有哭出声音，捂着脸跑出门外，留下我看着老人操作。
我紧闭着嘴唇，竭力止住了眼泪。
老人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桶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非但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自己也跟着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槃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顺着铁钎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那时候，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在向他致敬而肃穆无声。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
“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
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波浪似地翻滚起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低沉地沙沙作响，恍如漫天撒下的纸钱。高高矗立的大烟囱，时不时轰的一下，冒出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在风中飘散、变淡。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燃烧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火焰深深鞠了三躬，我也跟着鞠了三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飞进一片光明透彻的天空中。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深切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是不是在做梦？但是这不是梦，而是现实，比现实更真切，这是现实加回忆。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苦笑了一下说：
“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
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弯下腰去，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至今也不敢想象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一切都变得迟钝了，大脑里一片混乱。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思想就会变得麻痹，我想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只记得临别，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用肩膀靠住母亲，分担着压在她身上的过度悲哀。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她已经说不出话，哭不出声了，只是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
我将她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而复生，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三十九岁，姐姐十五岁，妹妹十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８月28日。

三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直到端起饭碗我才感到难熬的饥饿与疲倦，人已精疲力竭。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姐姐说妈太疲乏了，多睡一会儿也好。之后给我们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围着桌子一句话也不说，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一家人早早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我们三个孤儿挤在一起，依偎在她的身旁，一夜工夫长大了许多！小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由于精神崩溃而造成的心灵创伤，只能依靠内在的生命力医治，还以为母亲是在休息，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儿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有了，我卷起扁担钩，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家里的人都愁容满面，轻声说话，生怕吵醒熟睡的母亲，谁也不笑，空气里弥漫着死亡的悲伤和恐怖。姐姐看母亲两天没吃东西，留下妹妹看家，去买一只老母鸡回来给母亲补补身子。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手拎一个水桶轻松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力不从心了，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她托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
“哥，我抬不动。”妹妹憋得满脸通红，声音都压变了调，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泼洒出来，把我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我举不起来啊！”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
“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把湿手往腰上蹭了两下擦干，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
“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了粗粗的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煺鸡毛，我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翻起老母鸡的脖颈，撕掉羽毛，露出一段紫色的鸡皮，一刀割向它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些手软，老母鸡竟拍动翅膀，脖子缩到肩膀里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它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没等我返过神，老母鸡已昂起摇摇晃晃的脑袋，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
“姐姐━━追鸡！”
我慌忙大喊，扔下菜刀冲出院门，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在我后面追鸡。老母鸡没命乱叫，竟用两只翅膀支撑着身体，跑得更快，连飞带跳地跑出胡同跑上大街，我和姐姐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错误，本来应该撵它进院关门打狗，由于方法不当跟着鸡屁股追击，反倒将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再逮不住，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抓不着了。我一急眼，一个饿虎扑食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眼睁睁看着它钻进茄子地里，耷拉翅膀缩起脖子一去不复返了。

四

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缝！
我沮丧至极，一个男子汉连只鸡都杀不死，真没有用。母亲喝不上鸡汤了，姐姐只得给她熬小米粥。我气呼呼地挑水，挑了一趟又一趟，肩膀被扁担磨得火辣辣疼痛。对于我来说，只有用重量和压力惩罚自己，痛苦才能稍许减轻。姐姐比我聪明，告诉我：“你力气小，举不动桶，可以一瓢一瓢往缸里倒么。”唉，人头长出猪脑子，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诀窍呢！我挑满水缸，又开始浇小白菜。傍晚的时候，来水房子挑水的人多，大家都必须桶挨着桶排队等着接水。我排队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斜眼领着一伙人正向我家走来，于是挑起空桶就往家跑，对正在盛粥的姐姐说：
“快关门，他们又来揪咱妈了！”
姐姐吓得束手无策，连小米粥都从碗里洒了出来。父亲的死刚刚发生不久，孩子们的恐惧比痛苦还严重，况且别人也不让我们得到安宁。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应该把门顶住才对，但关门是没用的，造反派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屋来，姐姐没办法不开门了，再不开门他们准会破门而入。我憋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拿起扁担横在门口不许他们进屋。一个大人拨拉我一把，我就靠向一边让开道路，来人挤满里屋。姐姐怯怯地问：
“叔叔，你们有事么？”
“揪斗孙志刚。”斜眼打量着炕上躺着的母亲，满腹狐疑。
“我妈得重病了。”
“多长时间了？”
“一天一夜。”
“孙志刚，滚起来，”斜眼神色一变咆哮，“我警告你，少装死！”
“起来，孙志刚，跟我们走。”众人气势汹汹附和着。
母亲无动于衷，昏迷不醒，妹妹趴在母亲身上，“妈呀妈呀”哭叫起来。
“你们坏，滚出去。”我吼道，“我妈要死了，你们还揪她！”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怒目而视，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孩子胆敢发威，不知天高地厚。
“小兔崽子，够猖狂的。”斜眼转向我道。他的脸离我很近，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盯着姐姐。
我攥紧拳头，满腔软弱无力的愤怒。
“求求叔叔们，饶了她吧。”姐姐护住我，“我妈刚刚打过针，她病得厉害，不信你们去问卫生所的大夫。”
“真的？”一个人问，动了恻隐之心。
“我去请的，一个阿姨给我妈看的病。”我说。
“孩子不会说假话，”那人说，“我看算了吧，今晚的批斗会也不缺她一个。”
斜眼犹豫了，那人的劝说发生一定作用。他放过母亲，又不肯饶恕了事，临走前大耍了通造反派的威风，向我们三个孩子宣布：
“等孙志刚醒了，告诉她造反派的决定：革命群众已经给于渭生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让他遗臭万年。他死是捡个大便宜，侥幸逃脱造反派的审判。从今以后，家属不准戴黑纱，不准挂遗照，一万辈子也不准翻案。”并且只许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门摔死了，他们耍够威风滚蛋了，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和姐姐你看我，我看你，还不能真正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明白什么叫翻案？父亲已经变成骨头渣子，死不改悔有什么用，遗臭万年也不可能，这我倒不在乎。永远开除党籍倒是让我们惶惶然，父亲生前把党员这个身份看得神圣非凡，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信念不可动摇，甚至有些诚惶诚恐。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悲惨的命运莫过于被组织开除了。因为小孩子心地单纯，容易相信别人，特别是大人们说的话。我替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心窝里发冷，连骨头里都冰凉，认为这可能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了。

五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姐姐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
她睁开双眼，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我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摇着母亲的胳膊。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望着母亲。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她的眼珠转动了，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增大，顺着两颊扑簌簌滚落枕边，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给母亲擦去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回来了，也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儿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狂澜汹涌过去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幸福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她的心灵还将经受长期的痛苦，直至几年，甚至几十年。母亲现在所有的只是失望，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　　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
母亲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平息了一会儿，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咬在一起，怎么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了？”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撬开牙齿，能张开嘴巴了。我看着她，努力猜测着她要干什么？母亲的眼睛一连几秒钟不离开我，压住喉咙里的呜咽说了什么，仿佛在同她自己做斗争，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我听不清也听不懂，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我已经记不得父亲死后的那一整天，第二天和第三天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这一夜，在黑暗的微光里，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沉。第二天早晨，她又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做饭了，我就着炒小白菜，饱饱吃了一顿大米干饭。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第一章 “向日葵事件”

一

母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糖厂没给报销一分钱，她只想着好好送走我的父亲，把家里的储蓄都花光了。
父亲的一百四十一元薪水原来支撑住家里的大半边天，现在当月就停发工资，仅靠母亲的六十元工资养活我们与外祖父家六口人，生活马上捉襟见肘。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家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没存下多少底子，过得是典型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生活。父母月初发下工资放在抽屉里，花多少拿多少，月底还能稍有盈余。母亲清醒过来，两手空空，她翻遍写字台里所有的抽屉，连我们平常存硬币的小瓷罐都倒了出来，勉强凑够十元钱。
母亲望着十元钱傻眼了，她既要一个人承受巨大的打击，又要考虑刚刚寡居的日子怎么过，但一切希望都已成为泡影，结局已经这样，她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冷静，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怎么才能重建这悲哀的生活呢？她对未来十分担忧，答案暂时找不到。眼下抽屉里只有十元钱，付过房租水电费是说什么也过不到月底的。在食品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中，填饱肚子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人的问题，糖厂的职工大多手头拮据，个别人的工资稍多一点儿，也多得有限。人人都以最简朴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穷是正常现象，借五元钱比登天还难。况且院子外面有人监视我们，这是一切穷困中最冷酷的穷困，也没有人敢和母亲来往，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生活总得过下去，人总得活下去啊。
母亲流着泪水写出几封信，一封寄给我山东农村老家的外祖父，告诉老人家姑爷去世了，女儿无力再寄生活费赡养他们，请二老等她缓过来再说。一封寄给我上海工作的表姐，一封寄给我青海工作的小姨，请他们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帮助孤儿寡母渡过难关。
我们的生活日渐窘迫，入不敷出，没有钱买副食品，没有钱买细粮，没有钱买豆油和青菜。母亲掐着手指计算每日的花销，一日三餐全是大饼子、炒小白菜，高粱米稀饭、小葱蘸酱油。我肚子里没油水，一顿能吃两个巴掌大的饼子，不到吃饭时间就饿得心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实在维持不到月底，母亲从后院邻居吕大姨家借了五元钱买回供应粮，总算勉强让我填饱肚子了。母亲不敢往远处想，也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穷亲戚不可能总周济我们，她还是一天到晚盼望寄出的信有回音。
糖厂大院内没有水果店，只有一个卖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小卖店。北大荒天冷，水果很少，但盛产香瓜、沙果、菇娘等特产。
女孩子特别喜欢买菇娘，这是一种外面包着一层白皮的植物，金黄色的果实玻璃球大，十分甜。她们用一根细笤帚枝在菇娘的屁股上扎一个眼，吸尽里面的甜汁，放在嘴唇里咬来咬去，发出和癞蛤蟆叫差不多的吱扭吱扭声。再就是大院里偶尔来一个崩爆米花的老头，腰上系条脏兮兮的围裙，一身烟灰，总是忙着往手摇爆米花锅里放苞米，加糖精。然后放在炉火上摇呀摇，摇呀摇，砰的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声，吓得围观的孩子连耳朵都来不及掩，那又香又甜的爆米花便喷射进大布口袋里了。最让我们心醉的还是大院里传来的卖冰棍儿的吆喝声，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喊声，音乐般美妙。不管男孩儿女孩儿一听到这声音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出家门跟着卖冰棍儿人的屁股后面转。白土地离街里远，卖冰棍儿的隔三差五来一次。照例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后货架上驮着一个用棉被包着的冰棍儿箱，拖着长腔围着家属区里喊来喊去：
“冰━━棍儿，冰━━棍儿，三分五分一根，不甜不要钱喽！”
孩子们包围起小伙子的自行车，拿出平时积攒的钢镚儿，举着小手乱哄哄你争我抢，骄傲地嚷嚷：
“给我一支三分的。”
“给我一支五分的。”
小伙子笑逐颜开，一边忙不迭打开包箱子的棉被，一边要求大家按秩序来，不要乱嚷嚷：
“别着急，一个个来，够你们买的！”
不过他的话不起什么作用，孩子们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能不急嘛。三分钱一支的冰棍儿是用糖精做的，五分钱一支的带稍许牛奶，价钱不贵。以往母亲每次都买三支奶油冰棍儿，分给三个孩子每人一支。若我还围着卖冰棍儿的不走，她必定再买一支塞给我说：“不能再吃了，吃多闹肚子！”我知道母亲没钱买冰棍儿了，偏偏没出息，一听到小伙子的喊声就跑出院门，加入买不起冰棍儿的孩子行列之中，眼巴巴看着小伙子打开箱子，拿出冰棍儿递给人家。这回轮到别的孩子骄傲了，他们吸吮着冒着冷气的冰棍儿，嘴里发出吧唧吧唧响声，有如向我示威：
“厂长的公子又怎么样，吃不起了吧！”
那有冰棍儿的孩子是决不会大口嚼着吃的，谁都舍不得，得一点点享受，就是剩下的冰棍儿筷子，也要留在嘴里吮吸半天。要知道一个孩子攒出买一支冰棍儿的零花钱，谈何容易，完全可能是把自己买笔和本的钱挥霍掉了。当你身在福中的时候不会感到多么幸福，失去的时候才会加倍渴望幸福。我很快就感到了巨大的失落，说起来很可怜，我那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吃到一支五分钱的冰棍儿。我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站在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吧唧起嘴巴，吸进嘴角流出的涎水，心里暗暗发过一千次誓：“长大了，我一定把冰棍儿吃个够，专挑奶油冰棍儿吃！”
姐姐来叫我回家了，我不理睬她，跟着卖冰棍儿的小伙子朝前走去，非得等一直将他送出家属区才回家。
母亲给我摘下一棵向日葵头，用没成熟的葵花籽代替冰棍儿解馋。我开始有些失望，很快就忘掉了冰棍儿，生吃的葵花籽没炒熟的香，心里终究多少好受些，嗑着玩也对付了。
母亲最怕听到卖冰棍儿的吆喝声，三个孩子都望着院外，她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一次，为抵抗冰棍儿的诱惑，母亲发了狠，一下子砍掉所有的葵花头留我在家里嗑个够，坚决不许我再跑出去丢人，没想到却惹起场轩然大波。

二

我的父亲尸骨未寒，造反派又把母亲押去开批斗大会。
父亲死后第四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亲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几天以来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造反派不由分说扭起她的胳膊往外拖去，美其名曰“轻伤不下火线”。
父亲已经化作一缕轻烟，命归黄泉，但造反派想让他遭受比死还要严厉的惩罚，回过头来折磨他家人，由妻子出面当替罪羊，若他黄泉有知，泪水也该溢出黄土。母亲撅在 台下最中间唱主角，一大批牛鬼蛇神撅在旁边陪斗，我看与其说是糖厂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不如是宣布处理父亲的大会。斜眼当众重复他在我家宣布的那套谬论，胡说什么于渭生自杀就是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行，将父亲定为叛徒、内奸、反党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永远开除出党。接着，他又郑重宣布一项糖厂“文革”胜利的成果━━揪出以“冯、马、于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并警告其他牛鬼蛇神，谁要敢像于渭生那样死不改悔，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历史的滚滚车轮定将他碾成齑粉！
造反派问我的母亲为什么留丈夫的头发和指甲，是不是想秋后算账？
母亲回答说，这是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人死后留点儿纪念，好将来把他送回故土。周围响起一片打倒孙志刚的吼声，使她无法辩解下去。斜眼却借题发挥说，于渭生是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你孙志刚应该揭发他，批判他，这是一个表明立场的机会。母亲再想辩驳，又被造反派打断，只许她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不许乱说乱动。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母亲给孩子砍几棵向日葵吃也变成一大罪状，那位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拿出我们嗑过的葵花头大作文章，牵强附会地发表高论：
“葵花朵朵向太阳，糖厂造反派有十个头头，孙志刚砍下十朵葵花，就等于砍下十个头头的脑袋，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母亲委屈地低下头去，“孩子闹着要买冰棍儿，我家里经济紧张，实在没办法，是用它哄孩子的。”
“你胡说，你表面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窥测时机，伺机反扑，你就是要砍我们的脑袋！”
“我不是。”
“你就是，就是，就是。”
“你们不想想，我们孤儿寡母的，哪有这胆子。”
母亲在为自己辩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又应该怎样回答。
“你这是借刀杀人，杀人不见血！”
“你非要我承认，我也没办法。”
“怎么我叫你承认，你骨子里天生极端反动。”女教师信口雌黄，荒唐至极。“你这家伙不老实，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我过去怎么没看出你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要是用在教学上就好了，起码能多教出几个好学生。”母亲见怎么解释都不行，抬起脑袋讥讽道。“就算我有这个胆子，真要想砍，你的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吗？”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你们睁大眼睛看看，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前，孙志刚终于原形毕露了！”女教师恼羞成怒，冲向母亲挥拳痛打，一边继续煽动大家的情绪，口号喊得分外响亮。“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走资派连做梦都磨刀霍霍，准备向造反派反攻倒算，我们能睡大觉么？同志们啊，战友们啊，伟大领袖毛 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要我们稍一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就会红旗变色，人头落地！”
打倒于渭生！
打倒孙志刚！
敌人不老实就砸烂他！
辩驳是没有用的，造反派指鹿为马，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人类的语言只有在生活正常的时候才会有意义，而在不正常的时候，语言已经没有意义了。母亲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革命群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何况一个弱女子。母亲又被打个死去活来，索性任人捶打闷头不语，哀大莫过于心死。
“向日葵事件”发生之后，不幸接踵而至，外祖母寄来的一封信又让母亲病倒在炕上。原来，从来就是祸不单行，外祖父收到母亲的信后一口气没上来，倒在炕上三天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托人代笔的信中写到：“妈和你爹觉得天都塌了，只能感叹我们命苦。闺女，你还有孩子，还有老人，说什么也得挺住！”外祖父向来为我的母亲自豪，她在老孙家文化程度最高，是个科级干部，每月往老家寄回四十元钱赡养父母，着实令街坊邻居们羡慕不已。所有人都受苦受得太久了，贫穷也把他们吓坏了，大伙都夸老孙家祖坟上冒了青烟，前世修来的福气养个好闺女！我的舅妈带着几个孩子，靠舅舅发的抚恤金度日，外祖母的生活来源断了，舅妈只得担起重负。母亲总算盼来我小姨的回信，拆开一看又泪流不止。小姨和姨夫非但没有安慰姐姐，反倒批判了一番他们的姐夫，要求姐姐立即和姐夫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钱，她家孩子多，生活也不富裕，请姐姐自己想办法好自为之吧。
母亲还没从外祖父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又遭亲妹妹当头一棒。
我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母亲不挨斗时，整天神情恍惚地坐在炕边望着窗外，一直到深夜都一动不动，悲哀使她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她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也只有深夜才能给她片刻的安宁。小姨的来信无异于雪上加霜，把母亲的心都快凉成冰坨，她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亲妹妹如此绝情，连一句同情的话都没有捎来！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小姨真不是个东西，做人不该这么缺德，没有钱还没有一句好话么！”母亲撕碎小姨的信，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你们长大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奶同胞的亲骨肉，一定要尽力互相帮助。我从此没有这个妹妹，你们也没有这个小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许再理他们！”
小姨一家伤透我们的心，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她怎么能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还是母亲的亲姊妹呢。生活越来越不好过，母亲每花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算来算去还是一筹莫展。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她只能自己拯救自己。借来的五元钱花光了，母亲采取的唯一措施是缩衣节食，从自己的肚子里省，我们由一日三餐变成两餐，后来只吃一顿饭了。她想给自己一点点希望，可无情的现实又令人茫然，只能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硬挤出一线希望了。我不懂事，没到吃饭时间就喊饿。母亲的脸盘憔悴了，眼睛凹陷进眼窝，眼角出现细密的鱼尾纹，自从她病愈之后，就一直沉静而虚弱，却有惊人的耐力。她每日里只吃开水烫小白菜，好像是靠空气过日子，把自己的干粮省给我吃。姐姐看不下眼，要把她的大饼子分出一半，母亲总是推开她说，当然全是谎话：
“妈火大，吃不下去，多吃蔬菜好，清清火。”
幸亏我在上海工作的表姐张秀兰危难之中鼎力相助，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了我们一把，寄来一封信和二十元钱。表姐和姐夫对舅舅的死非常悲痛，他们在信中说：“舅妈，为了表弟表妹，你一定要挺住，有我们一口饭就有你的。”表姐的信犹如雪中送炭，又让我们看到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全是冷酷，还有割不断的亲情温暖失望的心灵（我永远感激表姐张秀兰和表姐夫晨波，是他们一直扶持、教育我长大成人，从思想和精神上助我起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是后话）。母亲的眼里噙满泪水，把目光从信上移开，久久望着什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关键是表姐寄的钱解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使她在绝望之中看到一线生机，黑暗之中看到一丝光亮。
我们又恢复了一日三餐。毛泽东号召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母亲为我们活下去节省每一分钱，并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坚持用在刀刃上。她不折不扣执行了最高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粮食不够瓜菜代。”我们家每天至少有一顿饭“瓜菜代”，吃土豆和小白菜苞米面做的“小豆腐”。

三

母亲用这笔钱还过吕大姨五元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决定去街里买副食品，补贴一下我们没有油水的肚子。
星期天，母亲领我乘上２路电车去买副食品。途中，她建议在群英楼下车，步行三站路去中市场副食品商店，这样，就可以省一角车票钱给我买根冰棍儿解解馋。我欣然同意，东张西望地扯着母亲的衣襟下了电车，看什么都新鲜。我觉得自己有好几年没上街了，高兴得不是在走，而是像麻雀那样双脚跳跃着前进，直到母亲兑现诺言，买了一根冰棍儿，才跟在她的身后放慢脚步。我慢吞吞走着，举着冰棍儿小心翼翼吸吮，生怕它冻不结实掉下一块。
大晌午头，热气蒸人，一阵干燥的风在追逐尘土，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我们路过市委大院，院墙上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撕裂的纸张随风飘荡。我不想看大字报，无非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到处都是这种内容的胡说八道。我们又往前走，转眼之间发现大字报中有一段漫画栏，画上的人物非常滑稽可笑，不由松开母亲的衣襟欣赏起来。头一张画的是跪在地上求饶的走资派，西葫芦脸上满是大麻子点儿，秃脑门顶竖立几根乱茅草，巨大的鼻头占据大半张脸，身子只有面孔的三分之一。第二张画上是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人，短短的布拉吉（连衣裙），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项链，大波浪烫发披在肩头，两个乒乓球眼鼓出眼眶。
我笑起来，好奇地问母亲：
“她是谁呀，这么难看？”
显然影射的是王光美，她迟疑了一下才告诉我。
“王光美！为什么要画她？”
“刘少奇的夫人。”
“她怎么了？”
“咱们不看，有什么好笑的，这是侮辱人格！”
“为什么侮辱她？”
“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还小，走吧走吧。”
母亲没法儿对一个孩子解释清楚，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不耐烦地拉起我的手。她也是身受其害的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国家 主 席夫人？我不知不觉间吃光冰棍儿，奶汁流湿胸前的衣襟，母亲为我擦过嘴角，强行拉我离开漫画栏。我突然想到幸亏糖厂的造反派中没有漫画家，这对所有走资派都是一种危机，要有这么高的画技，还不知会把我的父母丑化成什么样子！
我回味着王光美的滑稽样，咬着冰棍儿筷子走进中市场。母亲让我扔掉冰棍儿筷子，不要再丢人现眼，领我直奔猪肉部。偌大的市场内货架上空空荡荡，物资十分匮乏，猪肉部里的人排着长队，我排在后面，母亲到柜台前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好。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自行车票、手表票、鞋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棉线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蛋票，甚至买块豆腐也得要票。副食品每年发一次票，日用品每季度发一次票，家家户户的抽屉里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票证。
显然，国家正在经受着另一场经济危机，这是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产物。肉很便宜，鲜肉九角钱一斤，冻肉八角钱一斤，排骨六角钱一斤。母亲用二斤肉票买下二斤冻肉膘，准备回家炼大油炒小白菜吃。我略觉失望，没买鲜肉怎么解馋，摇着她的胳膊不肯出去。“妈妈，买点儿肉么，我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了。妈妈，就买一点儿，好吗？妈妈，妈妈！”母亲被我嘟囔得心软了，走了几步停在门口，又返回来拿出二斤肉票买下四斤排骨（一斤肉票可买二斤排骨），我们满载而归了。一走出猪肉部，我看到理琨叔叔拎着菜篮子迎面走来。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面色凝重，身体明显削瘦了，一看就是靠边站的老干部。我惊喜地说：
“妈，理叔叔！”
“志刚同志，”理叔叔发现我们，收住脚步。“你们进市里来了。”
“理局长……”母亲眼圈一红，喃喃道。
“渭生的事我听说了，我和茂琳都难过好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们，老没抽出工夫，这回正好碰上，到家坐吧。”
“别连累你们。”
“我怕啥，说什么也得到家去坐坐。”理叔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脸上露出亲切的表情，“再说也快该吃午饭了，按老规矩，到谁的地盘谁安排，你到了市里由我招待，哪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我家那口子见了你准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随便聊聊，你心里也会轻松些。”理叔叔说着拉起我的手就走，“走，艾平。”
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感，非常愿意去理叔叔家玩。
“不，”母亲婉言拒绝，“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我做饭。”
“真的，你可别糊弄我。”
“你看我买的东西，”母亲稍稍举了举手里拎的排骨，“我不在家，她们吃什么。”
理叔叔知道母亲不是托词，家里确实还有两个女孩等着吃午饭，缓缓说：
“那好吧，我送你们一段，咱们走着聊。”
“茂琳好么？”母亲打听起伊阿姨的状况。
“我们都被揪出来了！”理叔叔沉重地说，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市里和父亲一起从山东来的老同志全是“老运动员”，没一个能躲过这场运动的，要是大家把高帽摞起来，能比糖厂的烟囱还高。“怎么办？咬紧牙关挺着呗，可惜渭生没挺过来！”
“理局长，我不相信于渭生会走绝路，是他们逼的……他死得不明不白，冤枉啊！”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条地道的汉子，宁折不弯。运动一来我就替他捏把汗，还叫艾平捎酒给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现在却走了。”理叔叔的泪水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他的音调哀伤亲切，扭过头去擤鼻涕掩饰自己，以免加剧母亲的伤心。理叔叔和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他告诉母亲，市里的老同志都相信我的父亲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同志。他们都和母亲站在一起，要是有困难和想不开的问题，请母亲只管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们不能让他再回来，一定要想开些，大家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早晚有一天会昭雪平反。理叔叔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又迈开脚步接着说下去。“志刚同志，大家都想让我转告你，为了孩子，你也要想想自己，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活下去，无论如何坚强地活下去。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拉扯大三个孩子，这也是我们作为渭生的老战友对你的希望！”
“谢谢，我明白。”母亲的泪水流下脸颊。
“还是到家吧，吃过饭再走。”理叔叔再一次邀请我们。
“不啦，我得赶回去。”母亲拉起我准备走了。
理叔叔想了想，从上衣兜里掏出二十元钱。
“哎呀理局长，我们过得去。”母亲赶紧拦住他，“你家孩子比我多，日子也不轻松。不，我不能……”
“我和茂琳两个人挣工资，总比你一个人多吧。大街上推来推去的好看么，这回由不得你，听我的，是命令。”理叔叔硬将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给孩子，这是我和茂琳的一点儿心意。”
母亲不好推辞了，示意我收下。理叔叔一直将我们送上电车，才与我们相互道别，临上车前，又从菜篮子里拿出几个洋柿子，要我带给姐姐妹妹。电车走出去老远，他还在风中向我们娘俩挥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人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息息相关的人也情比纸薄，危难时刻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为政治问题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反目，形形色色的人竞相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锦上添花的人有之，丢卒保车的人有之，大义灭亲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反戈一击的人有之，唯独拔刀相助、雪中送炭的人寥若晨星。有理叔叔的一席话鼓励，淹没了我们内心巨大的悲哀，母亲踏实多了，我的心里也热乎乎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母亲没再省一角钱，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造纸厂才下车，路过糖厂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卖菜点，母亲又买些新下来的土豆捎回家。
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总是长时间沉默，郁郁寡欢，因为一切热情和欢乐都从她的心中消逝了，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此刻苍白的脸上却泛起红晕。尽管她与理叔叔的谈话时间短暂，毕竟能稍稍摆脱开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我跟着她走在路上，欣喜地看到母亲第一次浮现出笑容，难得有什么事让她这么高兴。她笑了，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笑得十分动人。
母亲一进家门就扎起围裙炼大油，过节一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土豆炖排骨，洋柿子拌白糖，油渣炒小白菜，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破例喝起一盅白酒，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你爸爸这辈子没白交你理叔叔。在这种时候，哪怕有人对我说句好话，有个笑脸，我就知足了，何况他都说到我的心里！”
那顿饭我像只贪婪的饿狼，恨不能一口把好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我想我确实母亲平常所说的那样：“看你那没出息的吃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现在家里一个月吃一次肉，还是炼过大油的油渣，我半个多月没闻到肉的香味，怎么能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连句话都顾不得说，闷头吃排骨，先风卷残云吃掉排骨上的肉，肉没了连脆骨都嚼碎咽进肚里，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真是奇怪，吃肉的感觉怎么比吃冰棍儿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