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开始没反应过来，没明白啥意思，不到一秒钟，更大的哄笑就爆发啦。说得太精彩了，那就是不掺假的干屁呀！大喇那意思不是明摆着，就是说管富纯粹是放屁。常青这下高兴坏啦，杵了一下趴着的大喇，“行啊，你小子酒后见真章，有文化呀！”管富撇撇嘴，讪讪地走开了。
大喇的这句话，变成了新兵连的名言警句，还在部队内外广为流传，使用频率一度高的惊人。遗憾的是，大喇从此戒了酒，再也没有机会生产出这类惊人的语言产品。
大喇很快就清醒了，那条醉狗也不知啥时候醒酒跑回家啦。五一会餐后，新兵连格外的不平静。并不是都在回味那顿会餐，而是我们的新兵集训快结束了。转眼之间，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都感觉到部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都进步了。除了几个违纪的新兵，一百多个新兵都入了团，虽然常青也入了，但他就入的费点劲。要说是因为管富是团支部副书记的原因吧，似乎也不全是。要说是因为他的成分问题吧，好像也不是主要原因。反正是已经入了，晚也没晚几天，也没被别人拉下，好像是就这么排的发展计划，他也就没太受影响。那时候，我们的不平静反映在各自的去向上。我们城市来的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太在意学什么、干什么，我们不了解那些农村兵的想法，比起他们，我们太小了，经历得也太少了，不懂得新兵分配意味着什么。
多少年来，我就对农村兵有一种近乎同情的感觉。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他们在部队过的都比城市兵沉重得多。他们不像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还享受着“哪来回哪去”的退伍政策，没有后顾之忧。再说那时我还没到思考自己前途命运的年纪，所以基本是一种过一天算一天，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整天没有愁事的状况。

可农村兵们却截然不同。等到我在近似于农村的部队驻地呆的久了也想调到大城市的时候，等到我有机会到穷得不能想象的真正的农村住上几天以后，等到我对常青、管富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当我真的认识了他们-我的农村战友的时候，我才感到命运对我的偏爱，我是多么幸运。幸运的来源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把我生在了一座城市。所以我没有必要永远地把离乡进城、脱胎换骨这座大山压在头上；我不用每天晚上克制自己的困意，去琢磨白天做的工作对提干进城这个目标起了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明天怎么做才能离这个目标更近一点；我更不用处心积虑地时时惦记怎样打击和战胜竞争对手，获取那几个有限的留队或晋升的名额。可他们不一样，生活逼得他们要走一条相对艰苦的从军之路，以争取有一个苦尽甜来的成果。
但回想起来，虽然那时新兵们各有心腹事，但也没有什么挖门子走后门做什么工作啥的，就是都更卖力了、更认真了、更守纪律了。都想把自己在连领导眼里的印象打得更好，给自己争取个好的分配结果。
由于面临分配，随时都有分手离散的可能，所以大家都挺珍惜这最后一段时间的。连常青和管富也好像融洽了一些。在我和常青这边，似乎我俩想得开始不太一样了。我是觉得分手即将来临，我的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朋友就要离开，显得儿女情长的多一些，而常青却经常地和一些同乡，还有就是新兵连靠近领导的兵象通信员、给养员、甚至炊事员走得挺勤的，我想也就是打听打听分配消息什么的。
人啊，一旦要分手了，也就有意无意地、全面一点地、加点理智地在心里掂量对方这个人了。常青在我看来，又有才又全面，哪个领导能不喜欢，他的分配、他的前途应该是没什么打问题的。当然他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像他的不完美的才华一样。
对他的不完美之处，我也有一点拿不准的地方，因为在当时，我不知道那叫不叫缺点或者是叫毛病。有些事我本来是不准备说的，因为在现在这样的言论自由的环境里，我也不能保证我说的—其实是常青做的和说得的，都符合各方面的要求。但写到这里，不说吧又怕反映不准或者说是介绍不全面常青的情况，甚至叫大家误解，以至于会产生认为是我瞎编的感觉。这叫我很为难，所以我有时想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竟然天真地要把常青的事情写出来，还希望让大家都能看明白，这是不是又犯了当年的傻劲。没办法的是，有些看了这篇东西的朋友还在催我往下写。现在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在写的时候也注意一点，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打住时就打住，给死人留点尊严和面子，给活人留点想象和空间。

谢谢大家多关照，今日继续

对于常青的不完美之处，要是在当年，我还真的说不出口，因为那时我还算小，有些事情不是不好意思说的问题，而是有些事情我都还不太明白的问题。或者说是我还没到该明白的时候。现在我都一把岁数了，我就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了，而是该说到什么程度、说的是不是准确真实的问题了。当时具体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定性是一种什么性质，或是程度多严重，我只能就事说事。再说，有些事确实没人知道，我不说就永远没人再知道了。而我所以知道了那些事，有的是因为他信任我，有的是纯属偶然碰到。谁让他当时和我最近便呢。
最早的一件事，是新兵刚重新编班不久。那时候还是隆冬，我们新兵当时不只有伙食差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生活困难，就是宿舍太冷的问题。虽然后来部队给每人发了皮大衣，晚上睡觉可以压在被子上，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冷的问题。睡觉的时候，两只脚冻得生疼，恨不能把脚缩到屁股里，只能伸出两只手到下面，捂着脚丫子，整个身子团成一个团。一旦睡着了，身子有点热乎气了，就再也不愿起来了。可新兵连又三番五次地搞紧急集合，集合一般都要打背包，被子一掀打起背包，再到外边冰天雪地里跑两圈，回来铺开被再睡，别说没了热乎气，还带回来一股一股的寒气，人都不敢往被窝里进。
冲着这一点，我至今还希望有关部门把招兵改在夏秋季，让新兵们有个适应过程么。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件事，现在也是无头案，当然对其他人来说是这样，不包括我。那时每班好歹还有一个竹子壳的暖壶，大家喝热水用的。每天早上起来洗漱，有些人就抢着用里面剩的水刷牙。里面的水其实早就冻凉了，但咋说也比凉的拔牙的自来水有点温度呀。所以这只暖瓶还是挺受重视的。有一天早上，一个新兵拿暖壶倒刷牙水，高兴地说，这水还温乎呢。大家都说不可能的事，他说真的，你们试试。一个新兵逗了一句，别是尿吧！管富挺爱管事的，过去把那兵的牙缸拿到灯底下，看一阵，又举着暖壶，壶嘴对着灯好一顿察看，一下子严肃起来，真是尿。

大家一听呼啦一下围上暖壶看。大家也不好随便猜是谁尿的，只是七嘴八舌地谴责和诅咒尿尿这小子，恨他让大家不知喝了多少他的骚尿。
当时，因为太冷，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晚上要尿尿都不愿上厕所，远不说，夜里那个冷谁受得了。所以能挺的就挺到早晨，挺不了的大多在宿舍前后的雪地里尿。把雪地尿的一片黄黄的大小不一的尿坑，连里为此说过好几次了，也止不住。只好经常往上撒雪，盖住不良痕迹。
管富和班长商量了一会，对大家说：“算了，到此为止吧。是谁干的谁注意啊！谁不知道冷，再冷也不能缺德呀。”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都认为可能就这一次让大家赶上了，也就没太在意。只有管富好像在暗暗地侦察。但是那时的新兵多苦多累呀，谁能抵挡住睡魔呀。管富也不行，没让他抓着。
水壶变尿壶的秘密，没多久就被我发现了，就是在我放哨的时候。按理说，新兵累，晚上睡的死，发现不了可以理解，困么。可是哨兵应当能够轻易发现的。何况管富还为此留个心眼，多站了好几班后半夜的哨。这就是尿尿这家伙的心眼了。他就是找他最相信的人站哨的时候作案的。他是宁可被朋友发现，也不愿败露给大家。谁都没注意算算时间，事后我才明白，尿壶事件就是在我放哨的时间发生的。
我在觉得自己也可能喝了尿以后，也开始长心眼了，不仅是绝不用暖壶里的水刷牙，甚至开始练习喝生水，我还在站哨的时候留心起来，有事没事的往我们宿舍多溜达几趟，冷不丁的推门瞄几眼。

没用几回，一天夜里我用手电往我们班那张破桌子的方向一扫，没扫到桌子，却照到了一个光屁股。往上一照，就是他。当时我又好气又好笑。看他一手抓着暖壶，一手把他叫做牛子的家伙插在暖壶嘴里头，还没来及拔出来。怪不得大家都听不到动静呢。我不忍心看他的样子，稀里糊涂地跑出去继续站我的哨。
不一会，他也穿上衣服嘶嘶哈哈地出来找我，一脸不好意思地说：“在家都是在屋里用尿罐子的，起夜起习惯了。”还一个劲地说，“亏了是你站哨。”
实际他早就算好的时间，哪天往外尿、哪天往壶里尿，都有打算的。我也磨不开说他。对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常青并不是有意要坑大家，只不过是精明大劲了。脑筋转得多了、快了，难免转到不那么对劲的地方。
尿壶事件嘎然而止了，这时候的天气也渐渐变得暖和了。慢慢的，就被人淡忘了。
还有一件事，我就不觉得他是无意的了，而且是肯定地、证据确凿地是有意的。
那是新兵训练打靶时候的事。本来那时军事训练就不多，大家都挺重视的。一人一把半自动步枪，没事就练哪练哪，练瞄准，练拆卸安装。其实部队对我们军事上的要求并不高，过得去就行。打靶那天，大家既兴奋又认真，都憋着股劲，要把靶打好。不管重要不重要，反正打得好也算一条优点吧，再说都是争强好胜的。
管富和几个班长、副班长先打，打完了就去警戒或当报靶员。管富趴在靶子下面的土坑里报靶。我的九发子弹打出去，管富就喊：“六中五十五环”。一般化。

下面轮到常青打，他挺沉着的，不紧不慢的打完了九发子弹，管富就喊：“三中三十二环。”常青的脸当时就撂下来了，小声请求班长要重新验靶。班长的心思当时都在如何保证安全上呢，早打完早利索，就没让。
这一整天，常青情绪都很反常，脸上也没了平时挂着的笑模样。
晚上我放哨的时候，他也没睡出来找我。他说：“睡不着，越想越憋气。傻子都明白，纯粹整我。三枪打出三十二环，可能吗！编都不会编，变得都窜笼子了。这小子太坏。”
后来我们到食堂找水喝，坐在我们班的饭桌边上。这些饭桌据说是老毛子部队留下来的，特别大，也特别结实，一米多宽二米多长的大木头桌子，连凳子都打造在一起，说是怕老毛子兵喝多了的时候抡起凳子砸人。每班的碗筷都整齐的摆在桌面上，按照每人的固定位置扣在那里。
我俩拿自己的碗喝完水，常青好像越想越生气，他忽然拿起管富的碗，掏出他的牛子就朝里撒尿。一边还叨咕着：“我叫你祸害我！”我劝他算了算了，你这是干啥呀。
他把管富碗里的尿倒到水池子里，一边对我说，“我憋气呀，解解气。”
这件事之所以并没有彻底损坏常青在我眼里的形象，原因在于我认为管富也确实有嫌疑。按照我当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一枪最多能打出十环，打中三枪也最多就是三十环。怎么能算出三十二环呢？反正他不是算错了，就是在瞎编的时候编错了。反正管富有错。既然有错，常青做出往他碗里尿尿的不文明不光明的行为，就似乎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尤其是后来我认识的兵多了，知道的他们的事情也多了，对于他们的一些在我看来一反常态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八连的两个老兵，因为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就被复员了，临走前，天天夜里往指导员的饭碗里弄他们的熊，就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叫精液的东西。那个指导员在老兵走后看了留给他的信以后，当天就进了医院，后来诊断是得了神经性呕吐。

我想他们的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农村的一种风俗，谁家有了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或是有了什么仇家，就有好事者或是冤家往他家的大门上抹臭大粪。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深山里的哨所，那个偏僻山村的公共汽车站的臭不可闻的厕所的门两侧，竟然贴着一副对联。实际上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标语。一边是“熏死谁谁谁！”另一边是“臭死谁谁谁！”
嬉笑之余，我记起以前常青的举动，竟然感觉象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脏东西也确实能够做为斗争的武器的。




这么两次事，都是常青用牛子整出来的。我当时并不在意牛子什么的，甚至于对于牛子这个词，也是听常青经常说才习惯的。
我从小到大都管它叫小便，男小便和女小便。开始常青他们叫牛子牛子的，我还不习惯。那阵子只有人管那叫牛子而没人叫小便，也就跟着他们叫了。后来才慢慢的知道了还有很多叫法。知道了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叫法，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叫法，甚至不男不女的也有不同的叫法。我之所以说到牛子的事，一个是他和常青的事密不可分，当然和谁都密不可分，再就是我研究过我们全班的牛子。
我说我研究过，并不是我搞什么歪门斜道。我那时虽然吃了部队的五号红高粱，但是发育的也不怎么样。现在说也不怕别人笑话了，到了部队我才刚刚长毛，当然是下面。上面还是后来的事了。我对那种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更别说对牛子感兴趣了。就是在常青和管富“哨”的时候，我也是赞叹其中的大众文采，而不太注意它们的腐败程度，对他们那些荤嗑，我基本处于外行听热闹阶段，所以也没有记住几句。

我说我研究全班的牛子，那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新兵的另一场灾难。而且我肯定地说，我们班的其他人也都研究了全班的牛子。其实也不能叫研究，只是近距离地仔细地看到而已。当然不是指每周一次到团里澡堂子洗澡时看到的。那里既不能近距离地看，也不能仔细地看人家的牛子呀。原因在于我们全班，还有别的班别的排的全体新兵都得了牛子的病。
那是在我们到部队两、三个月的以后，几乎是同时，就那么两、三天的功夫，大家都先后感觉裆部奇痒，开始不好意思说，怕别人笑话。后来都痒的忍不住，不管什么场合，都在裤裆部位又抓又抠的，根本就不管用。一两天又都肿起来，一到集合站队齐步走，一个个走路都撇着胯胯，象一队企鹅似的。
当班长的老兵都有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这里的水土不好，生人喝了这的水，时间长了都会得这个病，就是水土不服的反应，过一段适应了它自己就会好了。还嘱咐大家要喝开水，别喝凉水更别喝井水。吓得我再也没敢锻炼喝凉水。
大家这才放心，明白了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也都不再遮着捂着的了，干脆都正大光明地挠痒。
最丑不忍睹的时候，是每天集体学习的时候。那时每天的学习也多，早上出操回来有天天听、白天有天天读、还有早请示晚汇报什么的，都是当时被称作“雷打不动”的科目。每当这时候，就是大家集体挠痒的时候。一边学最新指示什么的，一边把手伸裤裆里挠，后来也都不在乎了，都把裤子脱下来掏出来挠。互相还比谁的肿得厉害，好像挺光荣似的。我的才刚刚长毛，当然还有点小，虽然肿了也不怎么大，所以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大家集中注意的是谁的最大的问题。评判的重点在常青和另一个新兵老孙的牛子。要论大小长短，俩东西真是不相上下，后来还是觉得老孙的肿得通红发亮很是威武，就默认老孙第一大了。后来大家的牛子都消了肿，就没机会比试了。但是在洗澡时大家才明白，老孙的是肿得太厉害了，不是真的大，不肿的时候和我们都差不多。常青可能是山里喝井水出来的，反应不大，肿得不厉害。消了肿也差不多还是那么大。就知道了他的是天生的大。大家比牛子的时候，管富也在那光着屁股挠，但是他没搀和，只是在一边冷冷地瞥着常青的东西。
想起来我真是不懂事，当时谁的大我就笑话谁。我的感觉是那东西大是很丢脸的。我也笑话常青，他根本不在乎。他说小破孩，说了你也不懂。还象炫耀似的晃着。多年以后我明白了，他确实有炫耀的本钱。
新兵的水土反应都消失的差不多了，新兵连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全连开军人大会，连长宣布分配名单。一少半人留在新兵连学习当报务员，新兵连也改成了报训队。一大半人分到了八连去架线。管富也分去了。听说八连又累又苦，有很多新兵都不咋高兴。管富也肯定不高兴，但他就是能沉住气，没啥太大的情绪变化。
有三个人的分配，出乎大家意料。
一个是大喇，被政治处挑去当放映员还管广播，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喇叭。
一个是我，被指定去参加宣传股的报道员学习班。要看学习情况，才能够最后决定分配单位，可能好了就留，不好就分下去。

还有常青，其实他的分配并不太出乎意料。他真的被连长留下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连长的真实职务是副连长，这次被提拔了，要调到一个挺远的外线连队去当连长。那个连队是三营三连，也叫白山连。常青也就等于调到那去了。常青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是咋回事，所以也说不上高兴不高兴的。因为他说过，我学东西不行，坐不住，当不了报务员。
分到报训队的兵都欢天喜地的，那些分去的农村兵，都是挑的比较聪明利索的，都不知道咋高兴好了。因为都说报务员是干部编制，进了报训队就是进了干部训练队，等于穿上了三个兜的军装。
那时还没有军衔，但是区别干部和战士很容易，战士穿只有前胸两个兜的军上衣，而干部呢，从排长到总参谋长都一个样就一个标志，穿的都是四个兜的军上衣。一个兵提拔成干部，能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换上了上下左右四个兜的干部服。所以有些农村兵成天就把四个兜挂在嘴上，连做梦都梦见穿四个兜。现在这些去报训队的新兵就觉得，他们已经处于两个兜和四个兜之间了。
宣布完了分配去向，当天就搬行李换单位。
分手的新兵们那一顿哭啊，没经历过的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一百多天的集训竟能建立那么深厚的感情。就是前面说的，大多是人生旅途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啊，没经历过呀，都以为再也碰不到这样的好哥们啦。有的分配不理想的借着这个机会就更加委屈，哭个没完没了的。
我象没心没肺似的，也没觉得有啥可哭的。常青后天才会跟连长出发，我要去的报道员学习班过几天才报到，现在我俩都是闲人，连里让我俩就在原来文书的宿舍对付住两天。我们先一块去政治处送大喇，又一班一班地串门子握手告别送行。

晚饭前，一拨一拨的新兵还没送完，指导员过来说：“交给你俩一个任务。”
我们还以为什么紧急重要的任务哪，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新兵连结束了，团里派指导员送两个退伍的老兵回原籍去。他看我俩现在没什么事，让我们用晚上时间帮着整理一下那两份档案。
那以前，我还不知道，那些出了问题的、中途退役的、开除军纪的、还有身体出了毛病不适应的退伍兵，不会随大队一起回乡。部队会派干部送他们回原籍。一方面防止途中出意外，另一方面也是给家里和地方政府一个交待。
这两个兵就是出了问题的，那档案一个比一个厚。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不必要的、不是表格文件什么的都挑出来，最后让指导员决定取舍。我想这算什么任务啊，这还不简单吗。
我没想到，简单的任务不简单。一件小事，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大事情。对常青更是如此。
晚饭后，我俩就到宿舍清理档案。两个老兵都是犯错误受了处分，要中途退役的。一个是团卫生队的卫生员，一个是到地方“三支两军”的班长。我俩按指导员要求，把一份份厚厚的封面写着检讨书、悔过书、调查材料、交待材料的，都挑出来，把一份份正式的入伍登记表、各种奖励、各种惩处、还有学校毕业证明、各种表格什么的，都整齐的放回档案袋。整理好的的档案薄薄的，可清理出来的材料却厚厚的。
为了防止把什么正式的文件搞错了弄丢了，我们又回过头检查清理出来的那一摞各种材料，一页一页地检查看有什么遗漏没有。刚检查了几页，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两个老兵，都是犯了当时称为“作风问题”的错误。一份一份的材料，有组织上的调查、审问，有个人的悔过、交代，有女方当事人的证明。不管什么角度，反正就是一件事，犯错误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他俩对错误的认识。实在一点说，就是当时俩人怎么犯的错误。
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知道常青的感觉，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我几乎不相信我看到的，甚至感觉很震惊。
我现在还都不敢回想，当晚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一夜我受了多大的刺激。我这么说，不是非要说当时我多么纯洁。可你要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什么环境啊！你还要知道，我当时是一个多纯洁的孩子啊！
在这里我想我必须要解释几句：我原打算在故事里尽量的少讲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政治环境，但是写到这里我发现，要是没有了那个大环境，就显示不出一些事情的关系重大，也理解不了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所以我还真需要罗嗦一点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刚当兵的时候，正是举国闹革命的时代。就是在部队，也一样是戴像章、捧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斗私批修、时时处处表忠心。所以，上边对我们军事上要求不高，政治上却是绝对高标准严要求。我们部队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把想的、说的、做的三点连成一线，都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其实谁也没时间、更没胆量连到别的地方去，都积极着哪。一天到晚背诗词、背语录、背“老三篇、”再背“老五篇”、最后干脆背“毛选”。也没象现在动不动就觉得精神寂寞什么的。

那时候哪有什么文化生活呀。电视几乎都没听说过呢。一大群血气方刚、青春沸腾的大小伙子，靠什么娱乐呀，就靠每周的一场电影。两、三年时间里，就来来地演“老三战”。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再就是八个样板戏。不少人几乎能把每一句台词都背下来了。那也愿意去看。
我们团部离看电影的大礼堂走小路也有两公里远，黑灯瞎火磕磕绊绊的，每次都没拉下一个人。没办法，那是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唯一能看见女人的地方。
有几个新兵眼睛近视，不知道怎么混过体检的，这一走夜道就暴露了。因为有时候刚下过雨，道上一汪一汪的水，被月光一照明晃晃的。眼睛好的碰到水坑，能看出来是水，一下就跳过去了。眼睛不好的一看亮堂堂的，还以为是干爽地呢，专往那里面踩。你要是看谁噗嗤噗嗤总掉水坑，那准是近视眼。
我敢说我们那时候的纯净程度，决不低于蒸馏水。虽然常青和他的一些农村老乡说过一些不纯净的东西，那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就连我说我研究全班的XX，那也是很单纯的。
再说我还要强调，我那时候确实还小，太年轻。从前在家里，是十分正统的家教。又不接触社会，也没机会接触到乱七八糟的东西。尽管关于这些事或者说是这些知识，不论通过什么渠道、什么课堂，我早晚都会知道或者说是学习到，但是那时候，我确实是一张纯白纯白的大白纸。至于对女人的认识几乎是零。
所以，现在我再说那天晚上所受的刺激，也许就好理解了。
写到这里，我非常犹豫。我拿不准该不该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或者是该不该在这个地方公之于众。倒不是我怕丢脸，或是我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我更不害怕有人把这个故事当成低级庸俗的东西来对待。因为当大家看完这个故事会自有公论。而是我也感觉这个事件与部队生活太冲突，与当时的环境太冲突。

但是，当我尝试着把它删掉以后，我突然发现没有这一段的话，常青后面的故事竟然没法进行下去了。看来，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篡改它，它就会面目全非。




那天，熄灯的号声响起的时候，我早早地钻进被窝。常青把那些材料放在床头，在被窝里借着手电光继续看着。
我觉得头昏脑胀的。按现在的语言讲，这真是观念爆炸的一天、知识爆炸的一天。以我当时的心理和知识水平，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剧烈的冲击，或者说不可能一下子接受这么多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而且，对我是全新的。
那种部队就象蒸馏水一样纯净的观念轰地一声炸碎了，在新的观念形成以前，一个巨大的疑问敲击着我，这是我热爱的部队吗？在部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还有那些男女之间的事情，简直就像一本教科书一样。
（略去两个自然段）
那一夜，我当然没睡好。倒不是睡不着，是常青好几次把我弄醒，问我这个字念啥，那个词是啥意思。也不知道这一夜，他有没有睡一会。
黎明前的朦朦胧胧中，我被他剧烈地摇醒，他抖着一页纸，象受了刺激。
“你知道那个卫生员搞的是谁的家属？”
“是连长的！”
又一颗炸弹爆炸了，今天晚上的第二颗。是一颗秘密炸弹。
我俩都被炸蒙了，在黑暗中茫然地瞪着对方。我差点象连长那样喊出来：“这个小X养的！”
军号响起，出操。我和常青站在早操的队列中。连长最后一次对新兵连发出口令：“报数！”

随着连长威严的目光，我竟然不自觉地两腿打战。慌乱之间，发出令人惊异的叫声，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心虚什么呀，我又不是那个坏家伙。
本来，出操跑得并不远，但是却跑得我晕头转向的。因为这一路上，我的大脑都在轰轰的乱响。
连长本人知道不知道？他若是知道他家属后来咋样了？连长也看不出有啥不招人喜欢的地方啊，怎么叫那个卫生员把媳妇勾到草地上去了呢？
还有，我下意识地有些胆怯：我俩整理档案的事要叫连长知道了，多别扭啊。



军号响起，我和常青站在早操的队列中。连长最后一次对新兵连发出口令：“报数！”随着他威严的目光，我竟然不自觉地两腿打战。慌乱之间，发出令人惊异的叫声，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心虚什么呀，我又不是坐在草地上的那个坏家伙。
本来出操跑得并不远，但是却跑得我晕头转向的。因为一路上我的大脑都在轰轰的乱响。连长本人知道不知道？他若是知道他家属后来咋样了？连长也看不出有啥不招人喜欢的地方啊，怎么叫那个卫生员把媳妇勾到草地上去了呢？还有我下意识地有些胆怯，我俩整理档案的事要叫连长知道了，多别扭啊。
终于，到了我和常青共同生活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一个通宵。年龄不同的两个新战友，在分手的前夜，在漆黑的夜色中，象一对老战友一样地谈心交心。
常青的烟头一闪一闪的发出微光，我们的谈心也一阵一阵地中断了又继续，我们都不愿意浪费了我们最后的相聚。
那是我和常青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心灵交流，也是唯一的一次。后来的许多次接触，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干扰，或是掺杂了其他的不和谐的东西，没有给我带来深刻的印象。只有这一次，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
那天夜里，我知道了他真正的目标。他告诉我，他到部队的目的只有一个，提干留部队，永远离开他那个穷得吓人的家乡。
他说，“你的命真好。你还觉得部队苦，其实你根本就没吃过苦，你不知道我家有多苦。”
他说的没错。他说的他们屯子的贫困情况，我几乎都有些不相信.他们屯子没有一台拖拉机，没有一座砖砌的房子，不通公路不通电，就靠种苞米过日子。他这样一个棒劳力，到年底结账时，还要倒找生产队的口粮钱。他家全靠她妈妈起早贪黑地蒸些粘豆包卖换点油盐酱醋钱。
他问我：“你知道我们一个工分能换多少钱?”这时候，我也大概的知道了工分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了农村社员一年就靠工分算账换点现钱。
“三分四呀才！”
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暗中摆着手，“说了你也想不出来，我在家吃的是啥，穿的是啥。你觉得部队苦吧？和我家那比，这是天堂啊！算了，说了你也不明白。”然后就半天没吱声。

过了一会，他又给自己鼓劲：“我一定跟着连长好好干，一定要当上干部。只要能提干，我就啥也不怕了，就是让我转业回地方，我至少也能回我们县城，娶个城里媳妇，这辈子也就行了。”
在黎明的晨曦来临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向我袒露了他心里的秘密。
回想起来，他当时的心情好像是要和一个知心的人分享他的欢乐和幸福，丝毫也不再顾及自己的隐秘。他甚至告诉我，他已经经历了男女之事，他心里也惦记着一个女人。
他说的这个女人叫“十里香”，真名叫施季香。“你听这名儿，就能想到她长得多好。！”他拍拍他的棉衣，“她对我真好，这都是她帮我改过的。”
常青和十里香的故事，有点像现代的红色娘子军，只不过常青是男吴琼花，十里香是女洪常青。常青能从山沟里飞出来，离不开这个女洪常青的指路明灯。
这是又一段缠绵悱恻、回肠荡气的挚爱真情，是一个惊世骇俗、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但是我不能在这里慢慢讲来，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爱情故事，放在这里会冲淡常青当兵的故事，只好等回过头来再讲了。
常青那天晚上给我讲的，是他当兵离家的最后一晚的事，当然也是常青和十里香故事的高潮部分。
常青当兵集中的时候，在县城住过一夜，就住在十里香家。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本来我想将会变成永远的秘密了。我以为那是那个故事的最终结局了。我作为常青的朋友、战友、或者说是一条大通铺上住过的兄弟，我都应该替他保守这个秘密的。但是我想错了。
革命生涯常分手，百样分别一样情。我借口送连长到火车站去送常青。这时候，我俩更多的是沉默不语。心灵已经敞开，思想已经交流，彼此都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有默默地为战友祝福。
在发车的汽笛响起的时候，常青一手抓着车门扶手，一手抓着我，对着我的耳朵叮嘱：“那件事千万别对别人说呀。”他说的是连长家的事。

和常青分手后的一年，是我们成为军人之后，急于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成绩的阶段。那是万里长征要走的第一步，是万丈高楼打基础的时候。所以，我们都忙的脚打后脑勺的。
虽然我们部队是搞通信的，机关和连队打电话还挺方便的，有时候和常青也能通通电话，互相问问情况鼓励鼓励什么的，但是对互相的详细情况，就没功夫细说了。联系少了也不要紧，都知道我那一对红错不了。
天下的事，有很多就象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当我们报道员学习班凑齐了，准备开办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是管富代表八连来了。究竟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让领导把他这样一个新兵挑出来参加培训，我怎么也想不通。
过了很多年，当一个个更多的想不通发生以后，我明白了，这就是这个农村兵过人之处，大隐隐于形，大智者若愚。在不经意间，斩你于马下。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没有这本事，我也受不了那份心灵的沉重。不管怎么想，我又重新和管富一起生活了，而且这一聚就是七、八年。
在我们分道扬镳以后，我曾经回顾了一下我和管富长达八年抗战一般的矛盾经历，我发现，这几乎就是我们新兵连常青和管富的矛盾的继续。
当常青在电话里知道管富又和我碰到一起，他告诉我，你小心点这小子，他的心劲大着呢。然后又压低嗓门说：“你知道他为啥和我劲劲儿的，她就住十里香家邻居，总对十里香粘粘乎乎的，人家根本不搭理他。知道我和她好，醋劲大着呢！”

他这一说，一切就赫然明白了。情敌的关系呀。怪不得你死我活的。
我参加的报道员学习班开始的时候，每个连队都选了人，总共有十几个。学了不到十天，就淘汰了一半，剩下七、八个人。到学习班一个半月结业的时候，只留下了我、管富还有老李三个人。我们暂时就算是宣传股的人了。
本来有一个团里的报道干事负责带我们，但是他突逢喜事，老早以前写的一篇稿子，在最近被军区报纸发表，尤其其中的一句话，被一位上级领导看好。他便飞快地被调到军区去了，撇下我们三个新兵报道员。宣传股长就急不择人地叫一位干事兼任报道组长，负责管我们几个。
说是管理，其实他也不怎么管。一个原因是他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他写的稿子还要我们帮着改呢。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里总有事，总打电报让他回家处理事情。奇怪的是每次电报的原因都是媳妇得了葡萄胎。我们也不明白是什么病，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在肚子里长葡萄，就都叫他“老葡”。
老葡这人挺好的，又随和，又能忍让，在性格上有点像大喇。他看出来我和管富不太合，就事事在中间和稀泥。这也好，使得我俩一直也没发生什么大的摩擦。其实，当时也顾不上闹什么矛盾了，我们都在为第一个在报纸上发出稿件来拼斗着。
一回想起我走上这条路的这个开头，我就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后悔。在这之前，我就是一个傻小子，整天什么也不用愁，也确实没什么可愁的。但是从打在新兵连我和常青分手，从打干上这个工作以后，我的大脑从此就没有停止过高速运转。
尽管有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也觉得很对。很像我。天生我脑必有用嘛。谁让我好像很聪明似的呢！可是谁能料到，从我的大脑启动以来，这么多年了，一直就这么转个不停，就这么一直转过来。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瞻前顾后，甚至在脱离了新闻工作以后，我这个职业病一直没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