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是，彭咏梧和江竹君手上都掌握大量地下党员的名单，重庆地下党的安危系于一身，所以党组织严格要求按纪律办事，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彭咏梧还很年轻，可是由于他长期在乡下从事艰苦的游击工作，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得上了当时流行的肺结核病。这病一方面要治疗，有一种针药，叫链霉素，是治这病的特效药，彭咏梧要定时打针。另一方面，将养也很重要，急需合理调配膳食。江竹君自然担起了这个责任，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炖好的莲米汤、汤圆等宵夜送到他的桌上。

邻居们发现，彭咏梧对“老婆”也十分尊重和爱护，除了必要的应酬外，他总是下班就回到家里，家里的重体力活，他总是抢着干。邻居们经常看到他们手挽手，有说有笑地出去散步，很恩爱的样子。

江竹君也开始珍惜做“彭太太”的机会。在这个“家”里，她关起门来就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彭四哥的指点。整风学习运动开始后，她一面帮助彭四哥工作，一面联系实际扎实地学习整风文件，不断地向她的“假”丈夫、“真”领导虚心求教，彭咏梧也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解释。

彭咏梧不仅有俊朗的外表，优雅的谈吐，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对她有很大帮助。四哥虽然是领导，但是他那样平易近人，在日常生活中，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更是让从小失去了父爱的江竹君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她有时突发奇想，要是四哥真是自己的丈夫该多好啊。然而，她必须把这份情感埋藏起来，因为彭四哥已是一个有妻儿的人了啊！而在彭咏梧眼里，江竹君是那么精干优秀，又是那么体贴贤惠。自从有了她的协助，他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在这里，彭咏梧又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但他也为这种想法而深深自责，这种想法太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结婚九载，他亏欠谭正伦的太多了。那是一个多好的妻子啊！他长年在外，她不仅独自支撑着这个家，而且一直负重劳作资助着、甚至可以说是供养着自己！他不能有负于她，他必须要以最坚强的理智，守护住对谭正伦这样一个好妻子的忠贞。

就这样，不知从何时起，他们二人的感情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但组织纪律不允许他们越雷池一步，所以，都只能把那份情愫深埋在心底，谁也不敢捅破窗户纸。

这事放在外人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性开放的今天，陌生男女在QQ、微信上聊的开心，也许转身就去开房了，可是在那个时代，尤其是革命者，真的就是执行纪律的模范。

接下来突然发生的一件变故，一下子打乱了既有的生活节奏。1944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江竹君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苍坪街《新华日报》营业部，购买新到的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被特务跟踪。她们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这事被彭咏梧反映给了市委，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党组织决定把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于是江竹君不得不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庭”。

1944年夏天，在成都复习的江竹君，化名“江志炜”，籍贯改为巴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考入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虽然她的组织关系仍在重庆，但在川大的这段时间，她成了学运中最隐秘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她的公开身份，依旧是“彭太太”。

在川大读了一年书，1945年暑假的一天，江志炜突然得到组织通知，要她赶回重庆，去与她的彭四哥真正结婚！原来，在重庆，缺少了“太太”掩护的彭咏梧，工作起来出现了不少的麻烦。妻子谭正伦联系不上，有消息说，谭正伦与儿子被日军飞机炸死了。因他与江竹君过去演的挺逼真，现在不能把江竹君送回来，彭咏梧就只能调去外地工作。当他准备另作打算时，南方局和重庆市委鉴于工作需要，认为彭咏梧不能走，所以突然批准他与江竹君正式结婚！

25岁的江竹君得悉这个秘密通知，说不出地惊喜和忧虑。能与爱着的彭咏梧结婚，她一直觉得是奢望；而这件事真的成了现实，她又觉得是那样难以对谭正伦交待。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她迅速赶回了重庆，度过了迟到的蜜月，然后，顺路回了趟自贡老家，给父亲上了坟，又回到了川大。

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但她依然腆着肚子到处奔波，组织和参加学运。1946年4月，江姐难产了，被女同学们送进了医院。没有丈夫在身边，她断然作出剖腹和绝育两个手术同时进行的决定，只想以后能有充足的精力，投身残酷的革命斗争。当彭咏梧事后赶到成都看望她和孩子小彭云时，也不禁为她的勇敢牺牲精神感叹不已。

1946年6月，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为标志，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形势十分紧张，于是她辍学回到了彭咏梧身边。在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心脏重庆，她一边守护着地下党市委机关，一边负责着市委对外的通联，建立了秘密通信站。随后，她协助彭咏梧组织了重庆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学生抗暴运动，恢复重建了几所学校的地下党组织。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江竹君被同志们开始称作“江姐”，而且这名声传的很快。究其起因，因为她主要面对的工作对象，都是学生。

由于在重庆的南方局于1946年5月跟周恩来撤去了南京，8月又撤销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所以1947年3月初，国民党搞突然袭击，勒令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部撤回延安，一下子就让川、康（西康）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变得严峻无比。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为了迎接黎明的到来，彭咏梧和江姐夫妇，决心为革命事业奋勇斗争！

（第四章完）

涯叔抽风了，先是发不出去，然后发重复了，正在申请删楼~~

5、向黎明挺进


其实1947年2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勒令撤离重庆，并非孤立的政治事件。同一天，蒋介石的心腹、西北大员胡宗南，就被召回南京，老蒋给他面授机宜，要全面剿灭延安的共军。因为从全面内战以来，国民党“戡乱”作战效果很不好，老蒋决定，战略上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进攻。

于是，1947年3月13日开始，胡宗南的20个旅由南向北，马鸿逵、马步芳的12个旅由西向东，邓宝珊的2个旅由北向南，25万大军三面向延安展开了疯狂进攻。此时西北解放军不足3万人，彭德怀肩负起保卫延安的任务。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中共主动放弃了延安，转战于陕北。

3月19日后，国民党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鼓吹所谓“光复延安、剿灭共匪”的战绩。

所以，敌人猖狂了，在川的广大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却郁闷了，因为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又不了解解放战场的真实战况，社会上谣言四起，大家集体陷入了苦闷和彷徨。

在这种状况下，一份叫作《黎明》的小报在重庆诞生了。

《红岩》小说中刘思扬的原型人物刘国鋕，1921年出生于泸州一个大家庭，是个富家公子。1939年毕业于成都建国中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其中1941年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加入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刘国鋕到云南陆良从事教育工作，任陆良县中教务主任，并代行校长职务。在他的努力之下，县中的校风大为改进，该县的民主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底因被当地反动武装注意，撤离陆良，回到重庆。

刘国鋕在重庆的公开职业，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研究人员，并在《商务日报》做过记者。由于他的五哥刘国祺（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定居香港，所以刘国鋕能够得到从香港寄来的《群众》杂志，和《华商报》等进步刊物。虽然信息滞后，但这些消息源弥足珍贵。

地下党的同志们决心创建一份报纸，向社会传播这些来自不易的真实信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由于刘熔铸、蒋一苇、吴子见等人先前有过办报刊的经验，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物色到安全可靠的印刷地点。选来选去，他们选定了位于南岸野猫溪镇上的陈然同志家里。

其时陈然是一家“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的代理厂长，由于时局维艰，他的厂子跟其他工厂一样，早就半死不活，靠他本人出去揽一些打造农具的活计而艰难维持着，厂里只剩下七八个工人。

但这地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很偏僻，很隐蔽。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下是车间，楼上住着陈然的母亲、妹妹、姐夫、保姆等一大家人。这里背靠山坡，三面有围墙，厂大门侧对江面，隔江远离市区，人员单纯。陈然的把工作室设在楼上住房傍边，那里原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吴子见编稿，蒋一苇的刻版工作是在白天进行，而陈然的印刷工作是在夜间进行。陈然见房间的木板壁有许多缝隙，就用一层厚纸糊住，关上窗户，挂上一床毯子，电灯用黑纸做了一个灯罩，就避免了因通宵开灯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将这份小报，命名为《黎明》，1947年4月上旬，第一期只印了200份，比较粗糙。因刘国鋕当时是沙磁区委员，负责学生运动，急需大量宣传品，所以除了少数亲友外，报纸多被他拿走了。

报纸面世后，效果极好，非常振奋人心，紧接着又推出了第2期。可刘国鋕跑来提意见，说要注意真实信息的处理，否则敌人比较容易追踪。于是在《黎明》的基础上作了些改进，将报名改为了《挺进报》。

5月初，刘国鋕通知吴子见：“地下党市委的彭咏梧同志要和你谈谈工作。”随后的一天，彭四哥和吴子见在白象街迁川大厦内约会，具体地点是刘国鋕的卧室里。一见面，他就象老朋友似地亲切对吴子见说：“我们很了解你，现在党希望你承担—项宣传任务。”

接着，他交待了任务：一是创办一份秘密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和报道解放军的战绩。一是恢复《中国学生导报》，公开出版作为学生运动的指导刊物。

《中国学生导报》是抗战中期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一个学运刊物，一直出版到抗战结束。老彭很了解《中国学生导报》的历史，他说：“《中国学生导报》创办的时候，你也是发起人之一，现在你再把它恢复起来吧，目前学运的开展，急需这个刊物，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吴子见表示很愿意承担任务。同时他还建议，除恢复《中国学生导报》外，可否利用《挺进报》这个现成的班底，不必另起炉灶，再办一个秘密报纸。老彭答应等他回去研究之后再告诉结果。7月初，第二次见面，彭咏梧说，市委已同意将《挺进报》作为它的机关报，《挺进报》成立党的特支，由他直接领导。

因为搞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彭咏梧不便和所有的同志见面，便决定通过吴子见来实现对报纸的领导。同时还决定：为了报纸的安全，凡编印报纸的几个同志，从此不再搞发行，以免暴露目标。报纸编印出来之后，全部交给组织上去发行。

编印、发行报纸，都需要经费，因此刘国鋕这个公子哥，就成了《挺进报》的经费来源。

其实编印一份报纸，相当不容易。为防敌人的搜查，陈然不用油印机,他采用一个简易安全的办法。他用图钉把刻好的腊纸一方钉牢在桌子上,用光滑打磨过的竹片代替滚筒,蘸上油墨在腊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了竹片，就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了。重庆的7月，气温炎热。陈然戴着手套精心地印着腊纸，十几张下来，纸上就出现许多小麻点，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四张腊纸印完，才勉强凑足六十多份，远远没有达到市委要求的300多份，陈然心里一阵难过。

在一旁的蒋一苇一面安慰他，一面重新刻写腊纸，直到重新刻三次，终于凑足200多份。第一期《挺进报》出版后，为了提高印刷质量，陈然在小屋里一遍又一遍的试验、改进。由于天气热腊纸易熔化，他跑遍市内各家文具店，买来不同牌号的腊纸、油墨、纸张，反复的琢磨，试验。最后，他终于将一张腊纸印了一千份。

《挺进报》出版后，陆续报道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战绩，例如，在1947年的红五月里，我军在山东战场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的精锐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的74师，并且击毙其师长张灵甫；我军收复豫北汤阴，活捉孙殿英，全歼其第三纵队；陕北蟠龙镇大捷等等。这些消息如同久旱的甘霖，滋润了革命者的心田。

跟敌人的宣传机器唱对台戏，是《挺进报》的战斗方式。比如反动派叫嚣“陕北共匪业已肃清”，《挺进报》则报导我西北野战大军在陕北胜利反击；他们吹嘘所谓“九月攻势”，我们则报导南线四路大军大反攻的胜利战债。因此，《挺进报》在群众中成了坚定信心和激发斗志的重要工具。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党的政策，各地学运动态，也都是报纸的主要内容。

报纸出版不久，便落到了敌人手中。反动派看到在他们严密控制的重庆，竟然出现了共产党的秘密报纸，大为震恐，下令特务限期破获《挺进报》。为了破获《挺进报》，他们出动了大批特务，日夜在各个邮局严密监视，甚至对马路边的邮筒也不放松监视。于是、围绕着《挺进报》展开的斗争，便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况虽然很紧张，但特务仍然没能发现《挺进报》的任何踪影。根据各地摸排的信息，敌特认为该报的秘密印刷所，极其可能在綦江，甚至可能在贵州，可见共产党的保密和安全工作，做的非常出色。因此，重庆市委对《挺进报》特支的工作，给予了表扬。

陈然是个非常具有工作激情的人，为了精益求精，他不断地摸索和试验油印技术。因为是秘密报纸，成捆携带要不占地方，零张传递要能经受折叠，所以纸张既要薄，又要富于韧性， 还要吸墨性能好。单是为找这样—种纸，陈然就跑了很多文具店，试验过很多种纸张，最后才发现一种最合适的用纸。他还学会了调和油墨，懂得了在什么气候条件下，使用什么纸张，用哪种浓度的油墨最合适。

到后来，一张蜡纸，陈然居然可以印出2500份清晰的报纸，这从技术的角度，早已突破了油印极限。虽然为《挺进报》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掌握印刷技术之后，他又学着刻蜡纸。 终于，他能刻出整齐清晰的仿宋字体来，这对于更加隐蔽地开展好地下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手写体因人而异，容易追查笔迹，若标准的仿宋体，从何查起？

到后来，陈然已经做到了集编、刻、印于一身，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及减少了暴露的风险。

那么，江姐与《挺进报》，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呢？

1947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也就是《挺进报》被定位市委机关报不久，吴子见很清晰地记住了这个时间，在重庆闹攘攘的小什字街一幢大楼的三楼上，彭咏梧带着江姐，来到了吴子见住的房间。老彭介绍说：“这是江竹君同志，你可以叫她江姐，她以后和你们—起搞《挺进报》。”吴子见紧握着她的手，彼此用会心的微笑，来表达认识了一个新战友的高兴。

江姐这天穿的是毛兰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红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个普通城市妇女的打扮；她的安详，沉静的仪表，她眼神里流露出的坚定而充满自信的光辉，却说明了她有一颗坚强的心。

沉默了一会，她用非常朴实的口气对吴子见说：“报纸工作会有不少困难，这困难是大家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来承担。”接着她还嘱咐吴子见以后不要再收听广播了，太危险，全部广播稿改由她提供。同时老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去分发。

原来，为了及时获取信息，必须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可是敌特对广播信号实行了干扰，听不清楚，把收音机音量加大，又容易暴露目标。为此，江姐组织了一支专门的收听队伍，互相印证，就这样，电讯稿有时还会出差错。这其中最主要的收听员，叫作成善谋。他送来的稿子也经常只有一部分，后面跟着个括弧：（有人来了）。

除了组织稿源外，江姐还肩负起了《挺进报》的主要发行工作。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事的难度和风险。军警宪特满大街在搜查《挺进报》，抓住了就有重赏，所以一个个如狼似虎，眼睛是红的，鼻子比狗还奸。而江姐自己每期的发行任务就有一千五六百份，说是把脑袋拎在裤腰带上玩，那还算轻的，稍不留神，就会喋血街头。

每一次离开家门，就意味着可能再也没机会回来。所以闹革命，没有超出常人的坚强意志，自己都能把自己逼疯，搞崩溃，这事业，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

但江姐凭借超强的心理素质，和无懈可击的地下交通工作技巧，通过运用各种方式，总是能将《挺进报》及时、准确地送到相关同志手中，从未出过差错。为什么她后来在狱中具有那么高的威信？这与她平时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

按纪律，江姐与陈然不能见面，但她知道编印《挺进报》，陈然最辛苦，所以多次托吴子见给陈然带话，向他问好，并希望他保重身体。对于吴子见，她也非常关心，因为搞编辑工作，身边少不了资料和稿件，吴子见把这些东西装在一只箱子里，扔在屋角。江姐以一个女同志的细心，一有空就帮他清理，并多次提醒他，要及时销毁各种材料，要有防范敌人时时会上门的思想准备。

吴子见在工作中与江姐越来越熟悉，成了朋友，但论起地下斗争经验，与江姐相比，他还是显得嫩。有一次，他在街头与江姐相逢，看看周边没什么人，他便热情地跟姐姐打招呼。岂料江姐连正眼也不瞧他，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径直走了。小吴尴尬了一阵，这才想起，地下工作纪律规定：同志之间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关系。也就是说，除了提前约定的时间、地点联络，其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发生接触。

吴子见想通了这个道理，立即对江姐心生钦佩。因为从理论上讲，他与江竹君这个人，本来就该素不相识。如果将街头招呼变成了习惯，总有一天在不该打招呼时打了招呼，从而坏了大事。

1947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由上海回到重庆，传达了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的指示：鉴于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川东应以农村武装斗争为重点，开展小型游击战争，配合前线反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源、粮源的供应。并决定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在川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由此，王璞担任了川东临委书记，统一领导上川东、重庆和川南的工作，他亲赴第一线，于11月在广安成立了上川东地方临委，并在岳池、武胜、广安、邻水、大竹、渠县、合川等地建立了8个临时工作委员会，发动群众，进行"三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积极为开展华蓥山地区的武装起义做准备。

而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负责领导下川东的工作。涂孝文是一年前由延安派回的干部。根据会议精神，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因为熟悉下川东的情况，决定前往云阳、万县、巫山、奉节一带组织和领导武装暴动工作，兼任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

川东临委委员刘国定，想留在大城市工作，于是由他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李维嘉。这就是新组建的地下重庆市委的四名领导班子成员。

彭咏梧决定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江姐也积极争取想去一线，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才一岁多的儿子彭云，怎么办？

说来也巧，11月7日，在大华电影院门前，彭咏梧碰到了谭竹安，而谭竹安正好是谭正伦的弟弟。竹安也是个进步青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职业青年社”，他早就知道姐夫另娶了老婆的事，而且还同江竹君打过交道。

彭咏梧认真地给妻舅说明了因工作需要，先是假扮夫妻，后来娶妻生子的经过，并解释了为什么不跟谭正伦通信联络的原因。竹安口头表示理解，但他肚子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毕竟姐姐在家乡带孩子守活寡，而姐夫却在外面有了新欢。

过了三四天，谭竹安正在《大公报》社上班，没想到姐夫彭咏梧，带着江竹君，抱着小儿子彭云一起来找他，令他大吃一惊。

落座之后，彭咏梧满脸的尴尬，不说话，倒是江竹君快人快语，她说：“竹安弟，我和你姐夫可能很快就要离开重庆，到外地工作，但云儿托付给谁，让我们一时作难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姐姐最合适、最放心。你看，能不能写封信，请你姐来重庆？既可以让炳忠在重庆读书，又可以照顾云儿。。。。。。”

因为谭竹安先前在工作中是见过江竹君的，还骂过她，但她很大度，也向他解释过事情的经过，并表示“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四哥还给正伦姐”，谭竹安对江姐的印象很不错，而从那以后，江姐就叫他“竹安弟”。

谭竹安听了她这番话，既感意外，又觉酸楚，但他懂得，革命者托孤，一定是有重大任务要执行，于是说：“我还没把这边的事告诉姐姐呢！她是个深明大义的人，我相信她一定会来重庆照看云儿的。江姐，信由我来写，你们放心去工作吧。”

（第5章完）

6、不为人知的英雄


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彭咏梧、江姐带着吴子见，从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开往云阳的汽划子（即小火轮）。随着汽笛的嘶鸣，江轮劈波斩浪前行，雾都山城在身后渐渐隐去，而抬头望去，朝霞似火，江山如画，他们充满了对前途的激情和信心。

江姐能够顺利成行，一方面是将《挺进报》的工作安排给了刘国鋕、刘熔铸和陈然、蒋一苇，另一方面，她把小儿子彭云，也妥善地委托了别人照管。

资料显示，彭咏梧的元配谭正伦，确实是个明大义、敢担当的女性，她于1948年春节后，带着儿子彭炳忠果真到了重庆，从此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彭云的重任，且毫无怨言。但是，从她接受彭云算起，其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彭云去了哪里，江姐到底是委托谁在带呢？

遍查资料，一般都只有一句话：“江姐把彭云委托给革命同志照看。”这些革命同志到底是谁，有必要从头交代清楚。

还记得江姐奉命与彭咏梧假扮夫妻半年后的那个春节吧！她和好友何理立去新华日报社买苏联小说《虹》，出来后被特务跟踪了。后来组织上决定把她俩转移到成都去。

何理立先去成都，被安置在西直门外的四川省驿运处当职员。一个多月后，江竹君也被转移到成都，上级要她准备报考川大。但川大可不是说考就能考的，这所华西地区最驰名的公办大学，历来报考难度极高，更何况江竹君高中肄业，职校的文化底子肯定不是那么扎实，所以她需要认真复习备考。

有困难，找朋友。所以在一个周末，她就去找何理立。

何理立同宿舍的王珍如，这天正在省驿运处宿舍看书，突听得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中等身材，面目端庄秀丽的女青年，年纪约20岁，穿—件蓝布衣服，说话和和气气。“请问何理立在吗?”“她到城里亲戚家去了,有什么事可以转告吗?”“还是等她回来吧，打搅你了。”

短短几句话，王珍如对这位陌生的来客产生了好感。她热情地招呼她吃饭，睡觉。第二天何理立回来，王珍如才知道她就是江竹君(江姐)，在重庆甩掉了盯梢的特务，来成都找同学何理立避一避的，同时看能否有机会在驿运处谋个职位。

这以后，每逢星期六或礼拜天．她就来到王珍如、何理立的宿舍，三个女青年常在一起谈论时局和各种最新见闻，总有说不完的话。由于驿运处调来一个国民党党棍，江姐没能打进去。江姐在驿运处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去出租屋闭门读书，复习了不到半年时间，1944年秋，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真正地为革命上了大学。

四川大学在成都东门外，到西门外的驿运处有十多里路。江姐在读书期间,常来驿运处看何理立和王珍如。1944年何理立要到重庆三联书店接受新的任务，三姊妹难分难舍，还特意照了一张纪念照。

1946年初，国民党破坏并撕毁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重庆党组织反和平民主运动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反动派还制造了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审讯民主人士，组织反苏反共游行。军警特宪昼夜巡逻，无孔不入地搜捕暗杀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山城。

为援救在斗争中受伤的伤员和被捕的同事,江姐在“川大”奔走募捐。一天，她带着身孕，徒步来到驿运处。王珍如正好发了工资，除了伙食费外，她把钱全部交给了江姐，还在同事中募捐了一些现金。王珍如拉着江姐的手说：“十几里路，你饿着肚子，还怀着该子，吃了晚饭再走吧。”江姐笑了笑：“好多人在等着吃饭，等着用药呢”。说完便风风火火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王珍如深信，江姐是地下党无疑(江姐、何理立均1939年入党)，但由于党的纪律，她们只能心照不宣。

江姐又一次来找王珍如募捐时，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说：“珍姐，重庆那边需要补充人力，你去找四哥，告诉他，我在川大上了黑名单，但不要担心，我会小心应付的。”王珍如就毫不犹豫地辞掉了报酬优厚的驿运处会计职务，到了重庆三联书店，接受了党安排的工作。

王珍如的任务是搞邮购，将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寄向四面八方，工作很忙，再加上当时她正患恶性疟疾，硬顶了一段时间，实在支持不住了。书店负责人决定要她回成都金堂县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在途经成都时，她首先去“川大”看望了江姐和她的儿子彭云。

江姐那阵子刚刚生下彭云不久,住在“川大”同学租的房子里坐月子。王珍如抱着胖乎乎的小彭云。“哟!眼睛亮晶晶的,还会笑呢。”江姐见了,脸上也露出了初为人母的欣喜。

四哥彭咏梧那时薪水不低，但他们的收入大多捐献作了党的活动经费，家里只有一房一厨．面积很小，家具也很简陋。老彭有肺病,治疗和保健也都是精打细算。孩子又小，江姐要顾及他们，又要读书，还要从事地下工作，常常忙得头晕脑胀。

所以，王珍如与何理立常去看望老彭和彭云，特别是江姐在外奔波的时候，去得更勤。彭云周岁那天，前来庆贺的宾客不少。有中央信托局的同事、朋友，还有江姐的老同学，小小的房间里喜气洋洋。江姐穿着苹果绿旗袍，庄重而高雅。她喜气迎人地接待应酬、在各种身份的客人中，显得非常适度和得体。

其实只有王珍如这些姊妹们知道，江姐最高级的服装就是那件紫红色绒线衣,今天穿在身上的这件旗袍，是用五幅布加苹果绿染料染成的，做工精巧，看上去很象高级毛料。在家中，江姐就是这么一位精于操持，善于勤俭节约的贤妻良母。

1947年秋，组织上把王珍如调到北碚天府煤矿公司子弟小学(简称天府小学)任教，没多久，便收到江姐一封急信，要她立即去重庆市区见面。

一进屋，王珍如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江姐和彭咏梧正在整理东西，江姐小声地对王珍如说：“珍姐，我和四哥要去川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云儿无人照顾，想来想去还是你最合适。你把云儿带到天府小学去抚养吧！万一我们战死沙场,他就是你的儿子。”

王珍如一听，有些不知所措，脱口而出:“我也同你们去川东战斗。”江姐的声音有些颤抖：“最近敌人很疯狂,又逮捕和杀害了我们不少同志，我也上了黑名单，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城市工作更需要人。” 王珍如答应留下来照看彭云。江姐又说:“你带点钱去吧。” 王珍如摇摇头：“不用的，学校待遇还好”。

彭咏梧、江姐夫妇俩出去转了一会儿，为儿子买了件美军毯改做的大衣和帽子。江姐为儿子穿好这件大衣，戴上那顶帽子，他们一家人到附近千秋照相馆照了张相。这张照片，就是他们这个三口之家仅存的全家福，如今广为人知。

临别，要分手了，江姐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在一旁默不做声，一双带血丝的眼睛注视着即将远离的幼子。王珍如一上汽车，一直乖乖听话的云儿突然哇地哭了起来，张着小手大叫妈妈。江姐紧紧挽着丈夫的手，泪如泉涌。那是剜肉之痛， 王珍如不忍心看下去，抱着云儿快步离开，边走边拍打云儿，不停地哄他。好在幼儿常常哭闹，并没人注意到情况。

王珍如抱着云儿回到天府小学。每天清早，王珍如就买回肉，煮丸子汤，或弄点猪肝，鸡蛋，熬粥把孩子喂饱。上课时把孩子临时寄放在附近一老奶奶家。云儿也乖，从不吵闹，常常一个人玩得津津有味，晚上也睡得早。

有一天，一个同事指着王珍如问彭云：“你叫她什么?”云儿小嘴一咧:“妈——妈。”王珍如好不感动。其实真没人这样教他，王珍如觉得，这孩子莫非在娘肚子里，就接受了地下工作的胎教?! 真是奇了。

由于王珍如是新到这个单位，立足未稳，“母子俩”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个职员跑来转告说：天府小学有规定,不准带家属住校，不听劝告就要开除。可是，能把彭云送到哪里去呢？王珍如只好硬着头皮，装傻，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直到1948年春节前夕，江姐从前线回来，来到学校找王珍如。云儿长高了，那件军大衣穿在身上也不像扫把那样刮地了，江姐既感激又愧疚地说：“珍如，云儿的事，你受了好多委屈，我和老彭都知道了，很是过意不去。我想还是把他接走为好。”

王珍如连忙解释：“江姐，云儿很听话，我喜欢他，会照看好的。” 江姐摇摇头：“不是这个意思，敌人已经知道去川东打游击的人多数在城里有子女，可能要下毒手。我想把云儿寄养到别处去。”

又是一次“母子”分别。云儿这次懂事了，不肯走，哭着叫着妈妈，往王珍如怀里扑。王珍如哄着他：“乖乖，不哭，是妈妈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呢。”她依依不舍地把江姐母子送上了船。

事实证明，这一次对彭云的转移，十分必要，而且及时。要知道，革命者，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比如，对亲人的挚爱。后来在渣滓洞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个革命者十分坚强，但敌人把他的女朋友抓进来了，还没怎么样，为了保护他的女朋友免遭毒手，他立即招供了。

而江姐作为掌握重庆地下党人员关系最广的关键人物，敌特挖空心思也想抓住她的独子小彭云，这也是江姐最担心、最恐惧的事。可以这样说，小儿子是江姐最大的软肋，敌人知道这一点，江姐也很明白这一点。而且假如彭云被抓住，虽然他很小，但以后来“监狱之花”和“小萝卜头”的遭遇来看，敌人会照样枪杀。

政治斗争，历来就不是温和的事，总是要拿生命做祭品。

彭云被江姐从王珍如手上接走后，先是被送到了蒋一苇的太太陈曦那里，由她带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转移到陈然家里，陈然的妈妈也抚养了一段日子，直到“幺姐”（即谭正伦）带着彭炳忠来到重庆，彭云才正式交给她抚养。

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在解放战争中，再一次被蒋介石设立为陪都，如果重庆失守，则意味着大陆的全面失守。因此，蒋介石在重庆派驻了十万军警特务。在这个白色恐怖中心，谭正伦带着彭云四处躲藏，她为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就是保护了江姐的后代，使江姐能够义无反顾地与敌人斗争到底。

谭正伦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云阳县云安镇红狮坝，16岁时与彭咏梧结为夫妻，生下儿子彭炳忠。这个贤惠的女人，为了支持丈夫出外求学，她独自担负起了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家庭重任。

彭咏梧后来先后担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云阳县委书记和中共重庆地下党第一委员。他曾写信让妻子带儿子一起去重庆，但谭正伦因丈夫读书时欠下大笔债务需要偿还，加之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她便留在了家乡，跟人合伙办起纺织作坊，辛勤操劳，挣钱还债。

1948年春节后她到重庆，组织上安排她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打杂做掩护。重庆解放的第二天，谭正伦投身到“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中。经过几天苦苦的寻找，她和弟弟谭竹安，终于在歌乐山电台岚垭荒草丛中的死人堆里，找到了被敌人秘密杀害的江姐。江姐已惨遭毁容，是靠发型被辨认出来的。谭正伦这才得知，彭咏梧已在一年前的下川东起义中英勇牺牲。


解放了，政府分配工作时，本来粗通文墨的谭正伦可以被分配到机关里，但考虑到彭云刚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她主动提出到重庆市委第一幼儿园去当保育员。为此，她甚至狠心地将亲生儿子彭炳忠，送到远离市区的歌乐山孤儿院。

按照国家规定，作为烈士遗孤，彭炳忠和彭云都可以得到烈士抚恤金。但谭正伦只接受了彭云的抚恤金。她说：新中国刚刚建立，又在进行抗美援朝，国家的困难很多，不要对我特殊照顾。

1952年，谭正伦加入了共产党，还被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那时她才35岁。“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陈联诗，时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曾劝她趁着还年轻，应该另外再嫁，但被她一口谢绝。她把教育好烈士子女，当作了自己的终身事业。

但这家子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很不平凡。彭咏梧被说成是“逃跑分子”、“土匪头子”；家乡的造反派说谭正伦当年开纺织作坊是当“资本家”；在川大工作的彭炳忠被关进了牛棚；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彭云，因为对“文革”表现出疑惑，差一点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彭云一直把谭正伦看着亲妈妈。他结婚后，一直邀请谭妈妈从成都到北京去看。谭正伦也想去看看刚出生的孙子彭壮壮，1976年6月1日，就在临行前的一天，她突发脑溢血去世于成都，享年59岁。

的确，从名气上讲，谭正伦是个幕后的无名英雄。但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位无名英雄的伟大奉献。诚如她的悼词中的评价：“她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贤妻良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第6章完）

本帖连载的节奏有点快，得稍停顿一下，等等，与公众号同步连载走~~

下面是我为巴山牛老师的新作所写的几句感言，链接如下：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602234-1.shtml
三刀来迟一步！幸会闲闲书话的石中火和云石胶等朋友。
巴山牛老师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作家，一上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拜读完已上传的部分，读罢，忍不住有几句话想说。
因我最近在反复研读阿来的《尘埃落定》，人家一个师范生，中学教师，凭什么一战成名，41岁就获得茅奖，随后当上了四川作协主席？他的成功是靠作品的实力，而不是搞关系搞平衡的结果。首先是他的“选题致胜”，表现藏区土司制度的瓦解，汉藏文化的交融，这一宏大的史诗性题材，只有他在写，莫说茅奖，按现在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就是直接拿诺奖，也在情理之中。其二，我注意到他作品的故事性，他不追求跌宕起伏，但每个小故事都非常有趣味性，悬念、伏笔和揭示、发展，都环环相扣，精彩得上厕所拉屎也忍不住要读。这句话不是揶揄，实际上最好的小说，才会有让人上厕所也不忍释卷的冲动。三是他的文字表现，十分唯美。这让我联想到现在许多网络文学，在文字表述方面韵味的寡淡，和文字的粗疏，这样的东东，如何担当得起“佳作”二字？所以说网文，绝大多数是文字垃圾，许多人沉醉于把自己经历的那点事写出来，写完就没有再写的能力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匮乏，令人惨不忍睹。其四，书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比如藏传佛教，比如人的信仰，比如汉藏交融和时代变迁，更不用说什么地域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等。读其书，如饮醇酒，微醺中脑海里会闪现哲理的光辉。
扯的有点远了。那么我到这个帖子里扯这些干啥呢？其实也是有感而发。巴山牛老师的大作《巫事奇谈》，我是一开始就读上瘾了的，原因反而不是他所讲的故事，我喜欢的是他的文笔。一个老作家，他笔下的景和人，可以说是情注于笔端，写的文采飞扬，文字极其富有灵动和清新的色彩，从那刚开始的章节来看，说具有较强的唯美质感，并不为过。我想不管是什么类型或题材的小说，要成其为文学，首先就要具有文学的语言特征：节奏感，情感内核，音韵美，画面感等等，要能带给人审美愉悦。那些枯燥乏味没有特色的文字，不管包装得朴实平易，或者诡异奇崛，要想真正吸引人，何其难也！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短篇小制，也很明显地传承了巴山牛老师的文风：细腻，清新，生动，活泼而又有地域特色。对环境的描述，时代氛围的铺陈，是循序渐进的，用剥卷心菜的手法，不知不觉就把读者带进了文中的意境。
我还特别注意到，虽然作品给挂上了一件“灵异”的披风，实际上，其主体内容表现的还是现实主义生活，他对现实宏观的把控和驾驽能力很强，绝不隔膜，而且细节上，包括服装道具，也是极其真实的。这是生活经验的积累，值得后辈观摩学习。
虽是玄幻灵异类型，其实很考作者的知识储备，那就是文化积淀。文中牵涉到文物方面的历史文化，鬼怪方面的民俗文化，还需要大量的社会学知识，不广涉博取，那是成不了书的。
跑来神神叨叨地乱侃一番，无非是想说：喜欢巴山牛老师的作品，祝参赛成功！

【三刀有话】根据一些读者朋友的意见，认为红岩的故事家喻户晓，再怎么挖掘幕后的故事，也难以写出太大的新意，因此犹豫许久，三刀决定对于这一个帖子放弃了。谢谢新老朋友前来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如有兴趣，欢迎移步指教三刀新开的另一个贴：《康巴女土司家的狗》，纯文学，史诗性作品。链接：http://bbs.tianya.cn/post-culture-103110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