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丨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香港青年要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SFC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 广东经视 陈文佳

2018-03-15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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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的九个城市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有着很多合作发展机会，包括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南方财经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就香港青年如何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展开了讨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霍启刚对此深有体会，他所提出的提案也与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有关。

全国政协委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国家、给香港带来一个巨大无比的机遇。发展了40年，现在是一个新的关注点，我非常关注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我自己觉得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是一样，可以给香港带来一个新的发展的引擎，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政策大家都知道很快就会出台了。但是我的关注点，我的提案是怎么可以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更好地给香港年轻人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机遇。”

霍启刚提到，现在香港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他希望通过香港与内地的联动发展，让香港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

霍启刚说：“所以我的提案就是围绕着怎么可以举办更多的体育赛事的活动，一些文化的活动，去吸引或者给他们搭一个平台，让他们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里面，要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这是个先决条件。同时要讲中国的故事，要用他们的语言，要用他们喜欢的兴趣点，而并不是说要求你们怎么样去做，所以我觉得体育跟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离不开文化和体育的发展。霍启刚认为，要多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名义举办体育赛事，促进香港和内地青年的交流。他说：“比如自行车，比如马拉松，比如健身等等，我们都在做，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引入一些体育的品牌，我也希望可以建立一些我们自己的IP，我们自己打的品牌活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品牌活动，不光是引进其它品牌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将发挥粤港澳三地青年创新创业潜能，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契机，加强三地青年人才的联动培育和互动发展扶持，将拓展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成长空间。

（来源：广东经视 SFC南方财经全国两会报道组）

90岁李嘉诚宣布退休 称创立长江集团为“一生光荣”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朱丽娜 香港报道

2018-03-16 16:47

3月16日下午，长和主席李嘉诚正式宣布退休，转任公司顾问。长子李泽钜接任长和主席。长和系旗下“四大”旗舰：长实(00001)、和黄(00013)、长江基建(01038)、电能实业(00006)，罕有同一日公布业绩，这引发了市场对于“超人”李嘉诚是否正式宣布退休的猜测。长和集团主席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潮安县，今年刚好年满90。 当日出席业绩会的有李嘉诚、李泽钜、霍建宁。

“我非常感恩，一生可以有这个福分，创立长江集团，为股东创造价值，能够服务社会，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光荣。我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支持，一点一滴在我心头。以后，我会披上新的战衣，专注于基金会的工作，尤其是医疗、教育。”

长江和记实业目前是香港交易所主板其中一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集团经营五项核心业务，计有港口及相关服务、零售、基建、能源及电讯。截至 2016年12月底，营业额约3730亿港元。

1939年6月，李嘉诚与家人辗转来到香港，以创办长江塑胶厂赚得第一桶金。1958年他开始转型投资地产，并于1971年成立长江实业。1979年9月25日，李嘉诚宣布透过长江实业向汇丰银行购入英资第二大洋行、市值约60亿港元的和记黄埔22.4%股权，其后逐步增持，1980年底增至41.7，成为首位收购老牌英资商行的华人。

上世纪80年代，商业嗅觉异常敏锐的李嘉诚看到了不少老牌英资企业陷入困境，于是趁胜追击。1985年，他以29.05亿港元收购置地名下港岛区及南丫岛的电力供应商香港电灯公司34.9%股权。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嘉诚打造了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业帝国，并于1987年首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今年1月，《福布斯》杂志公布2018年香港50大富豪排行榜，李嘉诚以360亿美元身家，连续20年蝉联香港首富之位，个人财富较上年的303亿美元增加18.81%。

（编辑：陈榆）

李嘉诚“分家产”：市值逾万亿港元身家归长子李泽钜，次子李泽楷获生意资金支持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朱丽娜 香港报道

2018-03-16 17:15

长和集团主席李嘉诚3月16日在业绩会表示：“原则上整个集团的结构已经有很好的计划和安排，未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同时，他指出，长和集团高层已经为未来数年甚至十年的发展作好规划，“过去数年我可以随时去旅行不影响公司运作继续，中高层管理人员未有一人辞职，并无任何波动，公司已有一条好的政策，同事可以朝着这个方向。”

长子李泽钜则在会上表示，电能实业(00006)在宣布最新的派息政策后，暂时不会有任何重组计划。

2012年5月25日，李嘉诚首次宣布分身家安排，在股东大会后会见传媒，首次主动谈及资产分配表示，他将40%的长江及和黄股份和22家上市公司，市值逾8500亿港元，名下上市资产逾2900亿港元，全归予长子李泽钜，长和系日后由他负责打理。次子李泽楷则将获得李嘉诚对其生意上的资金支持。

对于近年来频频被问及的“走资”传言，李嘉诚直斥“这是连基本经济知识都没有才会这么说”。他表示：“我们在国内一边卖一边投资，在国内有一个400亿元的天然气项目，未来仍将继续加大投资。我们也是北京东方广场最大的股东。”

（编辑：陈榆）

各地“抢人大战”白热化 政协委员建议遏制无序竞争乱象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综合

2018-03-16 19:30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方精云提出，近年来，各地围绕引进人才的争夺战呈白热化之势，引发了一些无序竞争的乱象。他建议国家采取设定人才年薪上限标准、建立人才引进补偿机制等措施，完善人才机制，遏制乱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方精云提出，近年来，各地围绕引进人才的争夺战呈白热化之势，引发了一些无序竞争的乱象。他建议国家采取设定人才年薪上限标准、建立人才引进补偿机制等措施，完善人才机制，遏制乱象。

薪酬竞争致部分人才频繁跳槽

方精云指出，现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各种优厚条件，如高薪酬、高房补等不计成本吸引人才。结果部分“引进人才”为获取个人利益，频繁跳槽于不同单位，不仅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还给国家和用人单位带来巨大的财物浪费和诸多棘手问题，这应当引起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建立人才引进补偿机制

方精云建议，应建立规范的人才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合理的薪酬指导体系，确立相对规范的待遇标准。除国防科工等特殊领域外，针对各领域可设定人才年薪上限标准；在住房等福利待遇方面，应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建立人才引进补偿机制，避免单位之间无序竞争。一个单位引进人才通常会付出较大代价，因此对约定服务期未满的人才，调入单位应征得原单位同意并给予原单位合理的经济补偿，以避免人才无序抢夺的乱象。

（编辑：张凡）

不喜欢培训班，“但不得不把钱交给它”

南方周末

2018-03-16 18:32

▲成都文翁路的学而思校区里，晚上六点后，学生都在上补习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全文共5070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只要重点大学和重点高中的入学机会是稀缺的，家长给孩子“增负”的需求就难以降低。

“教育的本意是‘教养’，但是现在社会的教育焦虑不是为了教养，而是为了获得进入更高社会的门槛和更多的机会。”要改变这点，社会要给普通人提供更多阶层流动通道。

“如果需求侧不发生改变，供给侧的调整就无法治本，甚至会导致教育培训市场在大规模清理整顿之后，被少数几家垄断的现象。”

93%的中国内地父母，都正在或曾经为子女支付私人补习费用，高出63%的全球平均水平。这是汇丰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中的调查结果。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的观察，10年前，一线城市上辅导班的家庭还不到30%，现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年度辅导班开支超过10万元的比比皆是。十年时间，校外辅导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几乎成了学龄孩子家庭的常态。

“减负”政策也随之从校内延展到了校外。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该通知最为人们关注的有三点：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采访家长、老师和校外机构，发现校外培训的症结在校内。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为了考上更好的学校，家长在“减负”的校内学习之外给孩子“自主增负”。因为家长的需求旺盛，校外辅导机构的市场就格外火爆。

对于校外辅导机构，一位家长说，憎恶谈不上，主要是焦虑和无奈，孩子累、收费高，“我肯定也不喜欢它，但不得不把钱交给它”。

1.重点大学名额有限，补不补？

叶非是一名上海三年级女生的父亲。从幼儿园中班开始，他们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训之路，一开始是兴趣班，“小主持人”、武术之类。也报了“看图说话”课，其实是语文辅导，因为家长群里在传播一种焦虑，如果不补拼音和写字，一年级完全跟不上。

进入小学，他们开始读校外机构“学而思”的奥数班，早先还因为入学名额紧张，需要早早排队。三年级，他发现女儿英语落后了，于是加上了英语课。“语文没报，实在是没有档期了。”他说。

他家的校外辅导主要安排在周末，占掉一天半时间。大人需要陪读，基本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机。每个月的校外辅导花销在3000元以上，算是少的。

叶非的女儿说，“班级里很多都补”。数学语文应该补，英语是必然补，因为家长会上老师说了“如果你小孩真的要学会英语，必须要在外面补”。

因为公立学校的英语教学要求太低，远远达不到升学选拔的要求。比如叶非女儿现在三年级，刚把字母学完、开始学打招呼，但在校外辅导班已经教“祈使句”了。而一些来自名校的学生已经学过了祈使句、过去时这些知识。

为什么要赶上他们的进度？主要是为了小升初的选拔。对于目前沪上炙手可热的民办名校来说，面试就是为了择优，并不以“纲”为限，英语面试“超纲”就是很自然的。虽然相关部门也给了各种限制，比如小升初的面试不允许选拔类的测试、不能带纸笔进去，但是叶非了解到，有的现场会一人发一个iPad作答。

只要名额有限，学生就会竞争。“并不是我们家长神经病，一定要把孩子逼死。孩子是自己的，教委怎么可能比家长更爱我们的孩子呢？如果学校里教的和选拔机制匹配了，我们就不补。”叶非说。

一位在广州两所校外辅导机构教语文的老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与考试内容相比，现在校内的教材太简单了，更像是活动大纲，没有丰富的习题和讲解。“教材不讲，但考试都会考”。学生们只好去上辅导班、买参考书，因此也活跃了教辅书市场。

“在重点大学入学名额有限的情况下，谁敢放松课业？学校减负，减少教学时间和作业，那正好被课外培训机构接手。”他说。

2.校外的应试教育“干货”

在校外辅导机构的教学中，让叶非最不满意的，是过于应试。从前他寄期望于激发孩子兴趣的地方，却承担起了从前学校的角色——填鸭式教学。

比如最近，他三年级的女儿用了两个小时，就在校外辅导机构学完了数学的“分数”，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口诀解出了题，但是对于这个概念到底什么含义，“孩子是懵的”。

校外机构会把知识点细化成一个个关卡，孩子学完了就会在“成长树”上打个钩，解锁新成就。叶非说，这让家长看到花钱的效果，但是知识的积累和“吃透”很难衡量，“成长树”的方式更直观，虽然孩子可能不是“学会”，只是“记住”。

在一家著名校外辅导机构教书多年的老师王强也对南方周末记者坦陈了这种功利性。

按照正常的教学顺序，英语是“课文－单词－语法”三步，数理化是先有问题导向，再引出理论和分析。但是在辅导机构，会直接砍掉“课文”和“问题导向”的部分，直接进入“干货”，背单词、记解法。他说，其实这符合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愿望，他们不觉得积累和循序渐进有什么用，认为是在浪费时间，看不到效果。

对于学生来说，应试习惯甚至已经阻碍了正常交流。比如在语文作文中，学生不关心文章怎么写得好，只关心得分点，看到“记叙文写作注意情节的抑扬起伏”这样的要求，会问：“是不是有句子交代‘抑扬起伏’就给分？”

“应试教育是真不分校内、校外的。”王强感慨，要“素质教育”肯定要淡化考试，但有选拔、有考试最终拦在那儿，就要分出高低优劣来，家长的焦虑总会爆发出来。

关于是谁在要求“应试”，一家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也委婉地说，在这个市场里，辅导机构是被动的一方，家长才是主动的。需求决定供给。

王强也说，确实存在“提前教学”的情况。对于学生来说，比别人学得早、别人不会时他会了、别人课堂测试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已经做熟了……这些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一个“早学”就会带动一片，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发布的专项治理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在王强看来，考虑到孩子不同年龄的接受能力、对思维成长的培养，这几点确实应该规范、纠正，但是从具体实施来说，前两者好办，“强化应试”这一点较难界定。

以数理化而言，做题是不是应试？但是不做题就没法讲课了。以语文来说，很多人分不清应试和理论研究的区别，比如老师说“来，我教你考场作文框架”，这显然是应试，但如果说，“来，我教你用‘思维导图’构思文章”，听起来就很“素质教育”，但在教学中其实二者差别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有更细化的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对此，一位培训机构创始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信息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是可行的。但是具体到上课内容，其实监督会比较困

难，因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上报涉及了某个考点，具体的讲课过程中，给学生拓展一下行不行？

3.火爆的培训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公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产业的产值高达8000亿元，相当于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全年的财政收入。

以单个企业的增长，也能看出来这个行业迅速的攀升曲线。

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好未来”，前身就是中小学教育机构“学而思”。2018年2月末，好未来市值超过184亿美元，大幅超越曾以出国留学为主业的教育龙头公司新东方（144亿美元）。

根据其年报，好未来在2010年上市后营收快速增长，2017财年营收达到68亿元，较2016年增长68.3%，2012至2017财年营收增长646%。

在培训人次上，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2017同比增长高达163万人次，急速扩张。

据2017年11月发布的《2017胡润80后富豪榜》，37岁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兼CEO张邦鑫以400亿成为“80后白手起家首富”。

不仅是好未来如此，新东方集团2017财年总营收增长22%，其中，直接与好未来竞争的优能中学增长40%，泡泡少儿收入增长率超过55%。这两项总营收已经占据新东方总营收的55%，新东方已经从一家出国留学培训机构逐渐蜕变成针对学龄孩子的校外培训机构。

一位曾任大型连锁教育机构高管，而后出来创业的教育机构创始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0年起整个行业就开始变化了，越来越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小家庭有了剩余的财富可以放在培养下一代身上。

一般从一个家庭有了孩子开始，这个支出就产生了。在小学以前，有种类繁多的早教班、兴趣班，上了学以后，仍然有兴趣班、竞赛班，还有学习辅导班。三年级以前，一般以兴趣为主，三年级以后应试需求更多。

“现在，学生教育经费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家庭除了房子以外的第二大支出了。”他说。

校外辅导的普遍费用是一节课200-300元，每节课两小时。此外也有昂贵的培训，比如音乐学院老师教钢琴、与美国教育接轨的自然兴趣班，一套课程全年花费数万元。

王强说，“单独看一套课程可能价格还好，关键是报五六门课的大有人在，这样一年下来大几万就没了。”

就教师收入而言，他透露，普通教师一般是一小时150-200元，专家更多。一位培训机构的老师，如果每周安排16小时的课，加基本工资，税后收入也能上万，而且时间自由。在学校的老师每天去上班，收入也不一定高过这个水平，但是在校老师的好处是户口、宿舍、固定假期，“在学校和培训机构当老师，说白了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

4.求解三点半现象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让校外辅导机构成为一些家庭“标准配置”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小学生放学太早，一般在三点半左右，被称为“三点半现象”。

一位曾担任上海市教育部门领导的采访对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的外孙也在上小学，此前三点半左右放学是常态。放学以后没地方去，他指着家对面的马路，“这里面就有很多培训机构，好多大楼里都有，有的在教育部门登记了，有的没有”。

在他的印象中，“减负”之后，每节课的时间缩短了，从前一节课45分钟、50分钟，后来缩短到35分钟或40分钟。而且孩子们在校吃完午饭就上课了。上课时间压缩了，放学时间就提前了。

叶非也说，自己的孩子一、二年级是下午三点半放学，现在是四点多，下午在学校是自修课和活动课，如果不想参加，家长两点半就可以把孩子接出来，在外面再排一节课。

目前，在一线城市上班的家长，罕有能在下午五点半之前到家的。这样的现实下，校外培训机构实际上承担了“托管”的责任，让孩子在父母下班前去那里学习、写作业。

2018年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现身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记者向他提出了“三点半放学”的问题，他表示已有25个省份发布了符合各自实践的政策措施，并列举了北京、上海、南京、广西探索的四种模式，对于校外托管班乱象，则将加强相关立法予以治理和解决。

自2000年以来，国家教育相关部门先后发过不同版本的“减负令”。在上海，先后规定小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中小学作业控制在1小时以内，学校不得占用学生休息时间集体补课，不得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等等。2017年，上海奥数“四大杯赛”中的三个或停办，或更名。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份《上海市基础教育“减负”问题反思报告》，这是里瑟琦智库基础教育委员会在调研三十余位基础教育教师和百余位学龄段家长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

报告显示，针对201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将减负的着力点定在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这件事，老百姓多数表示“不买账”。很多人认为，学生负担过重的背后是家长“自增负担”，是家长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埋单”，“无奈”但“无悔”。

只要重点大学和重点高中的入学机会是稀缺的、优质民办初中和广大公办初中之间存在培养标准的显著差异，家长对孩子的自主增负就不会停止。

在一些教师看来，公办学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已经非常低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无负可减”。减得越多，留给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的空间越大。

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的文章《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中写道，1976年开始，日本实行了一系列减负政策，包括降低教学大纲标准、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宽松教育”产生了两大现象：私立学校一票难求，以及课外补习成为家庭必备。

当“减负”约束公立学校后，想要受到更有竞争力的教育的学生都转投私立学校。补习方面，根据日本文部省调查，全日本中学生校外补习比例从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学生补习比例从12%上升到24%。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上述里瑟琦智库的报告中说，“如果需求侧不发生改变，那供给侧的调整仅能治标而无法治本，甚至可能会导致教育培训市场在大规模清理整顿之后被少数几家‘存留’机构垄断。”

在市场需求火热的现实下，课外培训市场上会不会形成日本这样的垄断型课外教育机构，已引起不少人士的担心。

吴国平教授在意的则是整个社会流动的通道：“教育的本意是‘教养’，但是现在全社会的教育焦虑不是为了教养，而是为了获得更高进入社会的门槛和更多的机会。如果社会不给普通人以通道、提供更多流动性机会的话，谈‘减负’和‘素质教育’没有意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叶非、王强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张玥）

（编辑：曾静娇）

李一戈专栏丨不能投资买房， 他们真的不习惯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一戈

2018-03-17 07:00

跟往年一样，不仅房地产从业人员，而且是所有关心楼市趋势的朋友，都密切关注着全国两会有关房地产政策的消息。

然后，这两天，就有一些朋友问：还可以买房么？表面上是为了货币的物化以保值增值，真实的意思仍然是，投资。我的回答是：不建议。逼急了就说：强烈不建议。

如你所知，今年全国两会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房地产税的立法进展。

有业内专家预测，今年房地产税将“落地”。而何谓“落地”？是政策面的消息明确，还是法律的出台？要我说，争论这些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有些专家还在喋喋不休地论证房地产税的法理依据，徒费工夫。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张业遂已经说了，房地产税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目前正在加快进行起草完善法律草案、重要问题的论证、内部征求意见等方面的工作。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也回答了有关房地产税的提问。

房地产税总体思路就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我个人的分析是，房地产税将会列入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快的话，2021年3月，慢的话，2022年3月，大概率会通过。全国性法律通过了，省级和设区的市还要制定实施细则。房地产税是地方税，并将逐渐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史耀斌说，房地产税的作用主要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个人财富的集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筹集财政收入，用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总结一下，主要是三个功能：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满足公共服务。

他根本没有提到房地产税对房价会产生什么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房地产市场毫无关系。

房地产税是在物业持有环节征税。它大概率是一种累进税，超过免征（优惠）部分，持有房产越多，税率越高。即使不是累进税率，持有房产的成本，比之前肯定是要增加了。目前，业主在房产持有环节基本是税收零成本。在交易环节，也是普遍转嫁给了买方。

在持有环节征税，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房住不炒”原则的体现。2016年以来，各地执行“房住不炒”精神，主要是实行限购限贷限售措施。这些都是行政措施，而要从根本上防止、遏制炒作房子，必须立法，加大持有成本。这就是房地产税立法与“房住不炒”原则贯通的内在逻辑。虽然具体的标准还没有披露，但方向、原则，就别再争论了吧。

回到开头。为什么我不赞成继续以投资为目的买房？就是因为，根据立法原则推算的时间点，已经为房产投资收益筑上了天花板。

有几个朋友告诉我，某某城市，看中的房子还在涨价，后悔没有下手。说实话，我有些惊讶，这几个城市也属限价之列。不晓得地产商是怎么做到的。不过，听说还没过网签。

也许，2018年某些城市房价还是会上涨，但是，你能保证，2019年、2020年它们还会上涨，而且涨幅跑过资金成本？退一步说，即使这两年继续上涨，但你敢肯定，2021年以后你能成功出手？如果不能，就只是资产的纸上增值。从此，你可能就要支付持有成本了，而且之前的增值收益还会萎缩。

当然，资产市场从来不乏商业性的投资投机者。就如同在资本市场一批投机者过往几个月在300104.SZ刀口舔血一样，在房地产市场也有些人就是想赌房产税法5年内出不来，或者是赌自己能够在此之前以高收益率成功脱手。

其中一个重要因子，与此前资产市场机制制度不尽完善有关。以楼市为例。在所谓的楼市黄金10年，敢于运用杠杆投资买房，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买了多套住房的朋友，资产价值都是数倍的增长。而且，他出售所得，基本都是净收益。前面说了，交易环节的税费一般都转嫁给了买方。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问题在于，在时间的积累下，资产市场投资者，都将这视为正常，理所应当。挣大钱，快钱，暴利速富的心态，真的是要不得。扩散开来，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群体性心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你不能说，过去可以无风险投资获得丰厚收益，未来就仍将如此、理当如此。(编辑 李靖云)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谈金融危机:处理“雷曼兄弟”最大教训是没有对债权人全面保护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马嘉悦 ,谢水旺 上海报道

2018-03-17 18:29

“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置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救助，处理金融机构的时候也要做平衡：一平衡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二平衡债权和股权。”3月17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浦山基金会第二届年会——“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未来金融风险展望”上表示。

回忆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徐忠表示，为了防止“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所以让雷曼兄弟倒闭了。“但在处理雷曼兄弟的时候，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没有对债权人全面保护，所以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大而不能倒，主要保护的是存款、债权，避免挤兑，而非机构本身。”徐忠认为。

徐忠还提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政府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们也要看到，也只有科学决策机制才可以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比如对四万亿的争议，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确实是必要的，但由于我们体制机制不完善，存在调整过度、手段粗放，无法有效甄别项目。同时，依赖刺激难以退出，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徐忠对最近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未多提。只是提到：“最近我在下面调研的时候也和人民银行分支行的行长交流，上世纪90年代末，人民银行处理很多的问题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负责监管。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顺利的。目前，在地方上‘一行三局+一办’，如何能够建立更有效的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机制？这个方面还需要很好的研究。”



演讲全文:

尊敬的王洛林老师、余永定老师，各位老师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十年的反思这个问题，实际上春节前我写了一篇文章，今天我会从不同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反思较多的，主要是从监管体制的角度。但实际上，从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除了监管体制之外，实际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本世纪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市场的崛起，科技的进步等等，使得我们整个的经济金融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它的变化体现在：

1、金融市场的作用在整个金融体系的作用，和原来相比越来越大了。

2、由于资本的回报超过劳动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再加上监管理念方面，“最小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而原来秉承的，单一工具负责单一目标，所以才会出现金融危机，由于监管碎片化，由于监管不到位出现高杠杆，底层资产的问题，通过金融市场衍生工具的扩张才会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尽管危机过去10年了，但我个人认为，从经济金融理论方面，它还是带给我们很多挑战的。比如说，货币政策原来更多关注通货膨胀，但是现在全球通货膨胀都很低，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同时可以看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导致了金融部门过度自我膨胀，以套利为目的的交易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信贷扩张，金融驱动市场价格和宏观杠杆的迅速上升，对金融秩序、金融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相互交织影响，但走势不完全一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周期波动的冲击影响，物价与产出缺口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财政政策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作用受限，因为贫富差距使得民粹主义盛行，只能更加依赖货币政策，财富收入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级日趋萎缩，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日益突出，结构性改革进程缓慢。所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过去10年了，对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仍在探索、完善当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更多是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结构性的调整实际上并没有做。中国，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优势，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政府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制度优势也只有科学决策机制才可以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比如对4万亿的争议，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确实是必要的，但由于我们体制机制不完善，存在调整过度、手段粗放，无法有效甄别项目。同时，依赖刺激难以退出，这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相对西方选举政治，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我们的制度有时也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才能把它的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

二、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原来相比越来越重要了。金融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之后，经济受到系统性危机冲击，危机的传导更迅速，存在着危机应对的24小时，越果断及时的救助政策效果越好。从此轮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危机救助决策，无论是决策的过程还是政策手段、救助规模，更有其政策优势。金融危机冲击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救助，是维护市场信心和金融稳定的定海神针。

最近我在下面调研的时候也和人民银行分支行的行长交流，上世纪90年代末，人民银行处理很多的问题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负责监管。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顺利的。目前，在地方上“一行三局+一办”，如何能够建立更有效的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机制？这个方面还需要很好的研究。

三、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救助，处理金融机构的时候也要做平衡：1、平衡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2、平衡债权和股权。

对于次贷危机，大家知道雷曼兄弟倒闭，大家也认识到，它和几大投资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已经是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所以让雷曼兄弟倒闭了。但是处置方面出了一个问题，正如明斯基所说，“大而不能倒”主要针对债权，特别是小额存款。但在救助时，原有的股权和管理权需要退出。但在处理雷曼兄弟的时候，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没有对债权人全面保护，所以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大而不能倒，主要保护的是存款、债权，避免挤兑，而非机构本身。事实上，美国的存款保险，在中小问题机构有序破产清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以来FDIC共处理了30余家地区性问题机构也没有出现问题。

在救助的时候，对资能抵债的，要么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以美联储牵头，依靠市场机构来化解风险，或者只是提供流动性的救助。当很难区分问题金融机构是资不抵债还是资能抵债的时候，要求对方提供重组的抵押品。同时，即使是国有化，也是暂时的。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实际上要和完善它的公私治理相结合。危机的救助，是要平衡金融安全与防范道德风险，既要守住风险底线也要强化市场的激励，这实际上是危机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教训。

最后想讲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要远远小于之前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拉美债务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些改革，包括汇率更加弹性，增加了外汇储备。所以说，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也就是说，经济的弹性越大，风险应对手段越多，危机冲击的影响越小。新兴经济体受冲击相对较小，危机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远超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汲取了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以及本世纪初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教训。而我们当前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渐进性改革还不彻底、不到位，还是要通过健全我们的监管体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目前面临的风险问题。

我就讲这三点：

1、强调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经济金融体系和社会机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它对我们经济金融理论提出很多的挑战。目前仍在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

2、金融体系的演变，金融市场作用的提高，危机的传播速度有了更多的变化。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置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中央银行，处置危机的过程中也要兼顾维护金融安全与防范道德风险，守住风险底线，强化市场激励。即使对“大而不能倒”，针对的也是债权人，救助时原有的股权和管理层需要退出。

3、这次危机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受危机的冲击较少，主要是汲取了此前几轮危机的教训，经济的弹性越大，风险应对手段越多，危机冲击越小。

（编辑：周鹏峰）

2月70城房价44个环比上涨，最高涨幅为1.7%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2018-03-19 09:47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月份44座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1月份为52座上涨。

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6个，上涨的城市有44个，持平的城市有10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1.7%，最低为下降0.1%。

与上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9个，上涨的城市有59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12.2%，最低为下降0.3%。

解读

一、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延续总体稳定态势，12个城市环比下降

2月份，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继续实行分类调控，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70个大中城市中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继续呈现总体稳定态势。从环比看，有12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降幅在0.1至0.6个百分点之间；郑州和成都2个城市持平；天津微涨0.1%。从同比看，有9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降幅在0.3至2.5个百分点之间；成都持平。

二、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扩大；二线城市价格涨幅回落；三线城市涨幅与上月相同

据测算，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继续下降，降幅分别比上月扩大0.2和0.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比上月略微扩大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三、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继续下降，二三线城市涨幅略有扩大

据测算，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涨幅连续17个月回落，本月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0.4和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同比涨幅也分别比上月扩大0.4和0.1个百分点。

（编辑：梁宇芳）

北京楼市"3·17新政"一年:一套二手房一年降250万没卖出去

2018年03月19日07:53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北京一套二手房一年降250万没卖出去

挂牌近一年，先后5次下调报价，一共降了250万元，但依然没有卖出去。这是海淀西北旺地区一套二手房在北京楼市“3·17新政”后的命运。

这套普通的二手房恰是“3·17新政”施行一年楼市风云变幻、买卖双方深度博弈的缩影。数据显示，2017年3月18日至2018年3月15日，北京二手住宅共网签121946套，相比新政前的一年降幅达52.2%；二手房成交价格也出现了连续11个月的下跌。买卖双方在历时一年、三个回合的交手过招中逐渐趋于理性。

第一回合：

卖家死扛，买家持币观望

从去年4月正式挂牌出售至今，西北旺百旺茉莉园小区的这套二手房已在中介叫卖了近一年。

1100万元是这套二手房的最初报价。按108平方米的面积计算，均价约为10.19万元／平方米。

远在北五环外的西北旺，均价竟能如此高？这是实情。由于临近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旺盛的需求导致这里的二手房价格居高难下。“一年以前，10万元的成交均价是这个区域的常事。”链家负责西北旺地区业务的经纪人小陈说。

链家网显示的成交记录揭开了这一地区在“3·17新政”前的疯狂。2016年3月，有十多年楼龄的百旺茉莉园，成交均价还基本维持在五六万元左右；当年底已经涨至每平方米七八万元左右；而到了2017年3月，又涨到了八九万元左右。

另一位中介经纪人小周回忆，去年3月初，二手房报价经常“一天一个价”，买房的人抢着看房，业主卖房则是看谁的报价高。比如去年3月13日，茉莉园一套只有87平方米的房子以900万元的价格成交，之前挂牌价原本为890万元。这套房以突破10万元的成交价，创下历史纪录。

等到“故事主人公”——这套108平方米两居室挂牌时，“3·17新政”刚出台不久，业主和中介依然按照新政前超10万元的行情报价。

“报价的确有点高，但是卖家还是坚信市场会再度回暖，所以依然死扛这个价，这也是当时业主普遍的心理。”小陈说。

但买方已看到楼市退烧的曙光，开始进入观望状态。再加上首付门槛的抬升，二手房成交量骤降。依然以该小区为例，2017年2月17日到3月17日一共成交15套，仅3月14日一天就成交3套；但从3月17日到4月17日仅成交一套房。

第二回合：

市场触底，卖家松口降价

成交量下降不单单出现在这一个小区。本市二手房网签量在去年三月还是近2.6万套，到6月已跌破万套；10月，更是掉到了6162套，被业内认为是“二手房市场触底”。

急于卖房的卖家们扛不住了。

链家中介门店出示的调价记录显示，去年5月底，百旺茉莉园这套108平方米二手房的报价从1100万元调整为920万元，降幅达到180万元。

卖家松口降价越来越普遍。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提供的情况显示：因为价格具有一定黏性，“3·17新政”后北京二手住宅成交价格在4月份继续惯性上涨了一个月；自此之后，价格便进入连续下跌状态，截至目前已连跌11个月，累计跌幅达19.5%，接近两成。

其中，顺义区跌幅相对较小，下跌了8.1%，通州区跌幅最大，29.1%的跌幅远超其它各区。

大幅降价后，这套二手房也开始不断引来看房人。链家网带看记录显示，从6月11日开始，3个月内，这套房子共被带看20余次。即便如此，依然未能实现成交。

“期间有买家看中了房子，但出价只有845万，这比920万的报价还低75万。”小陈说，业主觉得买家报价实在太低，因此没有答应。

殊不知，市场继续下行，逼着业主不得不下调报价。该业主尝试了小幅下调的法子：2017年9月，报价从920万降至900万，下降20万；10月，报价再降20万，降至880万；11月，报价降10万，降至870万。

连续4次降价，让这套房源受到买家的关注，不断产生带看记录。但依然没能如愿成交。

“与调控前业主频繁上调报价不同,调控后业主调价行为中涨价占比明显回落,降价占比上升。”链家研究院人士介绍，目前涨价业主的占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0％；链家新增房源挂牌价从去年5月开始连续下跌9个月,累计跌幅达14.3%，“业主的市场预期逐步向市场真实的成交价靠拢”。

第三回合：

趋于理性，买家主导市场

或许是感受到了买家们压力，本月初，这套108平方米的二手房启动了第五次调价：报价从870万变为850万，又一次下降了20万。

真实情况不仅仅是降了20万。小陈私下透露，卖家的心理底价其实已经降到了800万至810万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买家有意，卖家在价格谈判时仍会降价来促成交易。

其实，每一次调价，背后都有中介经纪人的身影。记者了解到，调控所带来的市场降温，让一些中介开始主动限制代理房源的价格，倒逼业主下调报价。“每个小区都有一个价格上限，业主报价一旦超过上限，就无法在网上挂出。客户在网站上看不到房源信息，房子就更难成交。”一位从业多年的房屋中介管理人士直言，中介劝业主降价，在他的从业经历中还很少见。

卖家在变，买家也在变。“随着市场向理性回归、买家预期相对平稳，前期恐慌情绪不再，成交周期较去年同期延长了30天左右。”链家研究院人士披露。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也介绍，新政实施一年后，成交二手房的平均被看次数已经从前一年的8.31次增长为13.87次；成交客户平均看房次数也由2.88次上升到了4.86次。

调控新政下，买家购房成本和压力也在加大。相比抬高首付、堵政策漏洞，下半年信贷手段更明显。北京的住房贷款利率逐步攀升，原本的8.9折、9折利率优惠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1.1倍、1.2倍基准利率。

这也促使买家更强烈地要求议价。链家研究院另一份数据显示，与调控前买家话语权较弱不同,调控后买家地位不断上升,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去年四季度议价空间在5%以上，较一季度2%左右的水平明显扩大。

“从严从紧调控已是大势所趋。”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认为，北京二手房市场将继续延续低温，网签量会大概率稳定在单月万余套水平，价格上保持小幅下调趋势。在刚需主导、买方主导的形势下，未来市场将更加健康、稳定，价格向价值靠拢。

(责编：孟竹、鲍聪颖)

遏制房价暴涨，这个城市将率先开征住房空置税！

近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考虑对空置房屋征收空置税。研究推出空置税的背景，是香港房价连升22个月，屡创新高。

其实，香港的住房空置率并不高，仅为3%，在世界上属于较低水平。而且，香港的房屋空置，一般都是新建商品房捂盘惜售，已售出房产的空置率非常低，即使在郊区的新界等地，一到夜晚，也是万家灯火。

反观内地，除了开发商捂盘惜售司空见惯之外，已售出的住宅长时间无人居住的现象也不少见。只要到各大城市郊区或新区的小区去看看亮灯率，就能明白空置现象到底有多泛滥。

开发商捂盘惜售造成的空置容易理解，也十分容易解决。房子因无人居住而造成的空置，问题则相当严重。

大量城镇房产之所以被空置，主要是因为房价暴涨之下，投机情绪泛滥。既然几年后房价增值的收益可以达到一两倍甚至三四倍，那么租金收益就变得无关紧要。与动辄100%的房产增值回报率相比，每年1%-3%的租金回报率，还抵不上折腾的成本。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很多新区或中小城市，楼市上涨全靠概念炒作，缺乏人口支撑。基本都不存在出租市场，房子可能根本都租不出去，想要不空置也很难。反正只要概念炒作和投机游戏能够持续，击鼓传花的鼓声一直不停，就不存在问题。

显然，房屋大量空置，不仅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而且在房价暴涨之际，制造房屋供不应求的假象，为房价上涨进一步推波助澜。而在房价调整之际，这些空置房源又反过来成为加剧市场恐慌的因素。

无论是基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还是遏制市场投机的考虑，对房屋空置都不能听之任之。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统计部门从来都未将空置率作为统计对象，国内到底有多少房屋空置，仍旧成谜。以至于有人说，房屋空置率是中国楼市最大的谜题。

这方面，有一些民间数据可作为参考。

一个数据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城镇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调研报告表明，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住房空置率高达22.4%。其中重庆、上海、成都、武汉、天津、北京的空置率分别为25.6%、18.5%、24.7%、23.5%、22.5%、19.5%。

另一个数据是，腾讯房产研究院与中国房地产报、《腾讯智慧》联合发布《2015年5月全国城市住房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住房空置率整体水平在22%至26%之间。

无论是哪组数据，都显示我国的住房空置率，远远高过美国、欧盟等国家，更高过经历过房地产大崩盘的日本。要知道，日本东京的住房空置率，只有10%左右。

有人说，之所以没把住房空置率列为统计范围，主要原因是住房是否空置不好统计，技术上存在很大的难度。先不说空置多久算空置，在智能家电相当发达的今天，诸如依靠电费、水费、煤气费来监管的方式很容易被规避。

其实，这不是关键。住房空置固然难以监管，但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推出、住房信息联网的推进以及租房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关障碍都可以一一清除。

这背后最根本的还在于，容忍住房空置，是维系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基础。平时你知我知，只要不说破，对于市场情绪没有任何影响；一旦真的将住房空置纳入监管，甚至征税进行约束，这比房地产税，更容易引发市场的震荡。这显然不是有关部门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国当下的立法重点仍旧是房地产税，对于空置税，相关部门从未有过积极表态。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住房空置率，恐怕一直都是个谜。

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开放

证券时报

2018-03-19 11:06

3月19日，全国人大经投票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当选新一任央行行长，心情“平静且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我将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在问及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时，易纲称，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并保持金融业稳定。“两会”结束后在海南召开的博鳌论坛也会公布一些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举措。

【延伸阅读】央行“易主”！易纲是改革派 执掌央行面临三大挑战

易纲“接棒”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并不令外界意外。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易纲已在央行内部负责各项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

易纲的这一特殊地位，在2016年两会期间的央行记者会上，从周小川口中就可窥知一二。彼时开场时，周小川对易纲的介绍是“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而对其他副行长的工作介绍则是“分管”某项工作。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

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学者派官员央行工作二十载

易纲的留学履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有评论称，新三届以平均仅有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而易纲所在的北大经济系77级，更是汇集了后来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一人。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货币银行学》是我当年上大学时唯一一本不用死记硬背的教科书，易纲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将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简单，才见学者的真正‘功力’。”北京一位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要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同年，易纲还写了一篇名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的分析文章，彼时他就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出了担忧，并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

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上任后面临哪些挑战？

1、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易纲对央行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不过，年过60的易纲，在未来5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行，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宏观调控手段。

易纲去年曾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目前纳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MPA考核范围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实现这些监管的基础，都是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之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就表示，金融业综合统计旨在实现对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全流程、全链条动态统计监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金流量统计；货币信贷统计和分业机构监管统计；服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统计，包括交叉性金融产品统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互联网金融统计等。

2、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永恒挑战。

易纲在今年年初执笔的《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就坦言，“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3、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任内，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目标。

不过，正如前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所说，从外汇角度讲，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除了大家一般关注的改进汇率调控，优化中间价报价机制，扩大汇率波幅，增加汇率弹性外，还应该包括发展外汇市场、放松外汇管制的内容。只有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减少外汇管制，通过增加不同风险偏好的外汇交易主体、放松交易的实需限制、丰富外汇交易产品等，才能够真正释放市场活力，确立市场机构在外汇交易、价格发现中的主体地位。

因此，搞活外汇市场，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来源：证券时报）

（编辑：梁宇芳）

银监会：涉农和扶贫贷款不良率高出两个百分点，可不计入银行考核扣分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李玉敏 北京报道

2018-03-19 17:44

为引导银行业加强对三农和扶贫的金融服务，银监会办公厅于3月19日下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三农和扶贫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对普惠型农户贷款和扶贫贷款均提出“两个不低于”的要求。即“力争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和普惠型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总体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扶贫小额信贷和精准产业扶贫贷款增速总体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同时，《通知》提出涉农贷款、精准扶贫贷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2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并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和完善涉农、扶贫金融服务尽职免责制度。

此外，《通知》还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体制机制、服务重点领域、创新产品服务、强化风险共担、拓展基础金融服务、聚焦深度贫困、加强风险防控等多个方面提出了2018年银行业深化三农金融服务、助力脱贫攻坚的年度目标和工作要求。

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30.95万亿元，同比增长9.64%，占各项贷款的24.84%，实现持续增长；发放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496.96亿元，支持建档立卡户607.44万户，同比分别增长50.57%和51.08%；银行业金融机构乡镇覆盖率为95.99%，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为96.44%。

（编辑：李伊琳）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