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经营 我们不能再犯这些致命错误了
股市是评价社会资本经营质量最直观的一面镜子，翻开中国股市的业绩报表很容易看到，我国的国有工商企业中国有工商企业的平均业绩远不及近年大规模上市的民营工商企业的平均业绩靓丽。
包括被投资界封号为“两桶油、四大行”股市巨无霸，这些代表我国国有资产最大规模的工商企业的历年业绩、分红远不及欧美同行、同档次工商企业的零头。
以石油开采炼化销售业为例，中石油的上市股本规模几乎是美孚集团的50倍，其年度业绩、红利分配却远不及后者的五十分之一。
原因何在？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一路过来的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触：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央放开了国有工商企业的收入分配自主权，当时的国有工商企业确实呈现出了被压抑已久的，爆发式的经营活力，经济效益、职工收入实实在在的高速增长维持了差不多十年时间。
一位中央直属国企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我们工厂的年产值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就是一年一个台阶在蹦高，年产值从改革之初的一亿多元只用了不到十年就达到了十几亿元，职工的收入十年增长了十倍还多。我从1984年月工资四十几元，到1994年就达到了五百多元，那个时候真有有钱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感觉。”
好景也只有十几年，不同的工商企业各有不同，金融保险证券行业维持了最长时间的优越感，但大多数竞争性国企员工也就只能记住改革开放后的黄金十年好日子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推动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一系列政策，国有工商企业有了自主经营权、自主用人权之后，国有工商企业的两极分化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懂得宏观经济管理知识的人都会总结出一些问题的症结，概要总结至少有八大问题成为了国有资产经营监管中严重偏离《宪法》精神，国有资产经营成果被非法转移，社会分配脱离“按劳分配”原则，脱离国有资产所有权监管控制的致命性问题：
一是外行管理的问题始终突出
为了尽快实现地方党政机关（包括国资监管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层知识化的改革目标，当时各地都从大专院校、地方中学政策性选调了一批知识分子未经任何专业管理培训，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国有资产经营监管领域工作，使这些岗位平均学历快速提高了。
一位官至市委宣传部长的地方高中语文优秀教员这样描述了其仕途感受：“如果说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去做一位校长，我可能会成为当地最优秀中学校长，结果组织上安排我做了一位官员，甚至能够左右当地主流舆论的要职高官，实在的说，为官之道我不懂，经营之道我是外行，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造势上有话语权简直就是‘包公点豆腐’，一窍不通。甚至长期把‘从严管理’解读为管理者的‘淫威’管理，长期忽视了管理者的人格素质，法纪要素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了一些企业强制员工无偿加班、随意安排职工下岗等违法管理问题。直到退休，虽然没有主观意识的为害一方，却也没有造福当地。”
一位同时期被安排到省属大型国企，只经历了三年适应期就被安排到党委副书记岗位上的中学语文教师，从语文课本中走不来三年之后就拥有了大型国企分管党群机关选用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责任分工等重大公权。别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守住位子就不能太实在了’。于是这位党委副书记就玩起了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游戏，直到这位退位之时，这家国企的党群系统就只有退役军人和听话的自己人了，这家国企的内部监督权自然就名存实亡。丧失内部监督功能之后，企业的财务第一次被掏空了。这届班子交下去的仅仅是一个负债率96%，坏死帐占三分之一，新班子上任后内斗不止的衰败企业。
宏观管理学中有这样的定义：知识不等同于能力，知识分子不等同于人才；管理是一门需要综合知识，综合协调各方面力量能力集合的严谨学科；这些定义的内涵诠释已经被上述市委宣传部长的体会解释的很清楚了。
二是人才界定观长期迷茫不清
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我国的国有资本工商企业的领导班子是由属地的地方党政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业绩考核遴选制度要求负责选任、监督工作的，这一重要环节与成功的欧美国家体制有着重要区别。
由此，选任监督机关的能力水平就直接决定了国有工商企业的经营监管水平，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平衡绩效水平。
也就在同期，我国学术界也开展起了“专家治厂”还是“权威治厂”的大讨论，甚至“国有资产经营监管者要具有基本的国家、地方宏观经济发展管理知识、意识”的很专业化要求的命题也被反复的论证、驳斥、反驳的角逐了一段时间，之后“专家治厂”达成了共识，“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自觉执行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整体布局的大局意识”的要求被长期搁置了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一家直属企业已经在国家级别的早期整体产业规划中完成了十年的技术装备准备工作，成为了我国钢铁行业重要的基础工装、工具基地型企业，行业发展目标直指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德国同类企业。
在战略发展目标已经顺利实施，并且发展势头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开始应对的情况下，在国务院下放国企经营权的第一次改革中，这家国家级重点工业基础装备、工具基地企业却被下放为了省属国企。
好景不长，地方选用了一位具有博士学历的工程技术人员出任了企业厂长，继而，这位领命于自主经营权的厂长就另辟蹊径，逐步放弃了国家钢铁工业工装、工具基地企业的使命，开始不务正业了。六年之后，当这位改制后成为了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专家”退休时，这家企业的国家钢铁工业工装企业的主业已经被糟蹋的一塌糊涂，产品质量问题就丢掉了十年功绩赢得的国家级金牌产品质量企业的桂冠，成为了濒临破产的国企。
近十几年，大量央企资本参与了炒地、炒楼业务，被市场公认为是推升地产泡沫的主要元凶。这不仅显示了国资委对央企资本经营范围监管的失控，也证明了非地产央企大规模参与地产投机的企业高管不具有宏观经济建设资本合理配置，依法使用意识，任职资格存在严重问题。
宏观经济管理学告诉我们：人才是岗位、行业、专业依存度的产物，专家是专业学术实践能力的社会评价；管理者的奉公守法是其职责对个人素质、团队素质要求的首要条件；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一位串行的博士学历工程技术人员绝不可能就是自然理想的企业经营专家，一位优秀的专业业务人员绝不可能就是当然的经济管理经营专家，何况还有人品综合素质的要求。
也就是说，在当地党政机关专司企业经营监管团队班子选任机关中，外行选人的问题导致了国家工业布局重要工装工具基地企业的历史机遇性损失，功亏一篑，是外行管理导致了从国家管理内部摧毁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结果，这一结果无疑是国际竞争同行难以从外部干预做到的，是我们实实在在在竞争发展战略上栽大跟头的损失。
三是知识化与人才化界面含糊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干部选任中学历的刚性要求被全面推开，一些在岗的，低学历的人们就开始为仕途躁动了起来，各地各行学历班随之盛行了起来。
一个鲜活的实例解读了这个时期的乱象：
一位省委副书记的公子位居省直机关科长职务，学历不过初中毕业，为了儿子的仕途，这位高官也一度失去了淡定。为了迎合上司的心愿，一位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拿出了意见，由省委宣传部出头办一个培养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历的在职干部进修班。这个建议一出，同级教育学历管理机关没有反对，同级党校专司学历认证系统的机关没有反对。
这个班设计招生四十人，不限原有学历，免试招生入学。于是，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来了，省委其它有学历要求的高官子女进来了。瓜田李下，避嫌所需，省委宣传部又发文给各市区分配了一个名额。
一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国企基层人员有幸捡到了这个机会。当初设置四年的学习时间最后缩短为两年半。所有课程开卷考试，一些课程试卷周末发，周一交卷。就这样这些人的大学本科学历玩着就都有了。
后经调查，这个班的“本科”学历毕业生日后都成为了不同程度涉腐的“带病提拔”干部，那位小学升本科的国企管理人员甚至成为了任职一个单位领导就搞黄一个单位的企业知名人士。
显而易见，上行下效的传递，这家国企在用人上根本就不再讲能力水平，只要有关系，你可以采取任意手段遮住你的短板，照样可以不存在追责风险的玩弄于管理群体中。
宏观管理学中有这样的定义：学历不代表学识，学识的认证评价是由业绩决定的；
许多资料可以证明，在学历学识问题上长期认识含糊不清是导致我国经营国企资产长期亏损，流失严重的重要问题症结。
追踪寻源，我们发现，以最浅显的愿望简单随意提高管理层的学历水平，无视能力、原则、专业管理水平、人品底线正是打开国资经营腐败泛滥的潘多拉盒子的最初动作，外行管理，畸形的政绩观正是从这一决定开始的。
四是国退民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入了国资流失破产的盲区
二十多年前，一家县农机厂达到了资不抵债程度，在县政府多机关的运作下完成了由现任厂长直接“收购”，负债经营，转为私营企业的“国退民进”操作。
事后有这家国企的员工检举到县纪委，反映这家工厂财务状况远未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经营业绩一直不错，只是由于在上面的“国退民进”政策的诱导之下，厂领导班子集体做了个决定，以厂内部分资产作担保，从银行贷到了一笔钱，建起了两栋“职工宿舍楼”，并以每位厂领导分配六套，中层干部两套的办法，由厂各级领导们瓜分了这块国有资产。
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告诉人们，这两栋“职工宿舍楼”建设费用是以工厂的资产抵押贷款方式修建的，且在处置中未做商品房作价销售，未有偿还银行贷款。所以，这两栋楼的资产属性仍然是国有资产，没有脱离农机厂的国有资产属性，更不能作为企业债务入账。
工厂最终成功实现了“国退民进”也告诉了人们，职工们向县纪委反映的问题被“大局”利益给遮盖了，最终不了了之处理了。
政策管理学有这样的结论性定义：政策在执行中被曲解，被明显侵害整体利益的行为所利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何种不可抗拒的理由，这种政策的执行过程属于违法行为，有公职人员假公济私行为的，属于渎职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是国资贱卖？还是用人出了大问题？这里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了。
五是始终没有搞清楚“放开手脚”的政策性内含意义
十几年前，一个地方的市委组织部组织培训各单位的组工人员。在课堂上，一位省委党校的教员公开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腐败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反腐败就要亡党，不反腐败就有亡国的危险。”；当省委党校的教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人员与学员们聚餐时，一位建行当地分行的学员当众声称：“这酒能喝？非五粮液我从不入口的。”；后经本人自我介绍大家才知道，这位公子哥气派的人原来是建行该市分行副行长的儿子，任职分行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已三年。
从其言行举止人们不难感觉到，这位不学无术，无法在银行业务上撑起台面，只能在党群机关安排职务了。
当学员们都在关注着省委党校、市委组织部领导的反应时，人们发现，从各位领导的态度上看，这其中原本就不存在组织机关应有的用人监督问题。
组织管理学告诉我们：领导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依照法规制度行使职权与落实责任是管理者的最基本的公权行为底线。不能按照法规落实责任的领导机关、人员其行为就是违纪，应当追究组织责任，长期严重失职的就是渎职犯罪，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当承担严重渎职刑事责任。
组织机关对所辖权力之内的用人质量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辖区属地内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纠正问题正是组织机关的日常重点工作内容。
对管理者的失职渎职及时纠正就是干部任免机关的职务责任，本不应该越权直接推给执法执纪机关监督处理，这其中不能存在只管选人，不管监督考核的监督缺位问题。只有当干部任免机关失职渎职而失去使问题在公职机关内部职责范围内解决的能力时，涉及违纪的应有执纪机关受理，涉及违法的交由执法机关处理。
不难理解，近些年反腐败的斗争中，执法执纪机关任务压力很大，案件众多，解决时效不能令群众满意，其中的重要责任应当由各级组织人事机关长期失职渎职来领责。
按照管理学的职权责任界定，“有事找纪委”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推卸组织人事任免机关责任的认知。执法执纪机关在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责任的同时，一并应当依责追究组织人事机关失职渎职的责任才是一个涵盖责权利的完整执法执纪，正确履职行为。
是没有内行经营监管吗？路人皆知。
六是金融支持政策初始阶段就被解读为了“保姆”政策
二十多年前，一家省属国企领到经营自主权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由于非主业乱投资导致了主业资本严重短缺。了解到“亲儿子”的经济困难之后，省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大力支持”的决定。利用地方政府权力，当地证监局就轻车熟路的启动了公司上市融资的操作，经过证监会三年的考察，券商指导下的缩股财务技术处理，招来了战略投资合作者，公司股票上市了。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中两次高送转扩张股本，年年还有一些红利分配。上市第三年，公司内部职工股解禁上市交易了，当多数内部职工股上市变现之后，公司的业绩开始雪崩式坠落，仅用了两年，公司股价就从八元多摔到了两元左右的两市地板价上。
公司股票上市融资之后，公司使用融到的资金大刀阔斧的采购了一批国际高端技术装备。由于操作中轻信了中间商的承诺，致使巨额采购的设备迟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公司的产品质量不仅未能通过融资输血有所改善，反而由于经营团队仍然不务正业，精力不集中而使主业产品质量问题集中爆发，企业客户大量流失而濒临破产边缘。
市场金融学告诉我们：社会资本的流向是按照投资者的意愿进行的，社会资本是按照投资收益优化方向流动的，证券市场是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审核不仅包括资产质量、主业业绩前景，还要严格审查申请上市公司的经营团队的组织领导绩效能力、道德素质水平，按期回报投资者的能力。拉郎配式的金融交易不是市场化交易。有悖于投融资双方公平交易原则。
老市场人士都知道，在中国股市运行的大多数时间内，由于各级政府的插手，社会各种利益势力的搅局，股市政策长期歧视投资者利益，扶贫上市、包装上市、欺诈上市的问题长期不治，从权力隶属关系看，地方证监局、当地券商都要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券商无规则逐利问题严重，股市投融资事实上存在着拉郎配、欺骗、误导投资者等公权滥用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长期存在正是诱导出“赌市”形象的主要监管问题。
二十多年来，一批国企公司上市融资不仅没有有效解决主业资本发展问题，许多企业上市数年就退市，上市以后业绩就变脸，上市以来少有分红，甚至成为资本匮乏的僵尸企业，频繁依靠重组、注资等金融游戏维持股票交易繁荣的案例不胜枚举。历史上，因为这种“保姆”式扶持国企公司，股市损失掉的，或解读为被骗走的资本数额巨大，成为了挥霍我国经济建设成果的第二大监管之祸。
监管消极做戏，呵护不计后果，这些异常的动作本身就说明参与国资分肥的已经不仅仅是国企高中管们了。
这些劣质的国有资产经营监管者不仅搞砸了国有资产，浪费稀释了社会资本质量，还带坏了社会资本，制造了股市投机成风的证券市场，这就是国企腐败泛滥的社会资本操作延伸泛滥的潘多拉效应。
好在，在一些代表委员专家持之以恒的呼吁下，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我们终于听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决不允许有毒资产进入股市”的声音。至少这是可称为明智决策的开端。
七是监管权市场化交易问题把国企用人问题带入了权钱交易的死胡同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存在证券融资公权交易问题，还同时存在着买官卖官泛滥问题，而且长期存在商业企业间在商业合同，选用人中公权私利交易泛滥问题，国企高管班子由买卖交易完成，医院药价由医生提成利益决定，商业合同流向由回扣决定，公民对公共资源享有权中夹带了大量腐败交易成本等监管、经营权交易问题。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被公权私用交易垄断，诚实守信的企业商业发展成本高企，长期依靠回扣交易的商业企业发展活跃。
从社会生活和再生产能力投资质量状况看，社会主流人群中大都面临着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底层群众中还存在上不起学，经不起天灾人祸等经济落后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GDP增长速度远超CPI的二十多年里，公民社会财富的享有状态却拉开了巨大的公权力导致的差距，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政治阶层财富差。“出国爆买”与衣食住行都显艰难的生活状况并存，且越是社会财富直接创造者的人群生活消费能力越低的现象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上述问题使我们的市场一方面生存发展成本被垫高，另一方面社会整体购买力不能支持大多数商业企业以GDP增幅的宽松条件相应生存，成为了市场秩序不能促进优质发展的重要原因。
实话实说，究其原因，我国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大都是以行政管理权方式进行的，加之买官卖官泛滥长期不治，不仅仅使社会劳动报酬分配权掌握在执掌公权阶层手中，优势社会管理工作岗位，公共资源经营权力等绝对决定收入水平的资源基本上都是由官员执掌公权，按照各自阶层行业利益需要分配完成的，甚至掌握农村土地转让交易权的乡村干部都能够成为当地巨富，由此，“当权者肥”的社会问题就这样形成了。
社会管理学有这样的定义：市场经济必须依托法治管理才能公平运行，防止公权、社会势力操纵市场运行方向就必须依法定规。有权参与社会法制建设的人群必须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代表广大社会人群的利益。
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脱离了法制社会运行了二十多年，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甚至已经远离了我国的《宪法》宗旨，本该由法律、法规、制度决定的事，本该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分配问题通通交由了当权者决定。显然，当前的社会财富阶层占有量的成倍差距局面也就应运而生了。
公权交易的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资本分肥交易权，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腐败泛滥问题了。
八是国企腐败泛滥长期不治
一家国企换一届领导班子，这家企业数千员工当年的劳动报酬就要大打折扣，一些国企甚至会发生长期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只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费等严重问题。不难想见，企业高管班子换届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最终是由员工买单的，地方国企监管机关的巨额换届收入是直接吞噬的国企员工的血汗钱。
这种交易利益会就此而止吗？如果你以这种认识与国企员工进行交流，几乎所有的国企员工都会认为你是这种腐败交易的收益同伙，是国企员工的敌人。
不敢说不会有一些国企高管仅仅是为了享受高管高薪而自甘堕落，与腐败势力为伍。也或许有一些高管为了仕途、事业选择了适应“监管潜规则”，但国企员工们可以以大量的事实证明，绝大部分涉腐进行国企高管交易的都是为了“不要拉下最后的晚餐”，为了垄断、参与国有资产分肥而来的，有些甚至很早就结成了觊觎国资经营分肥暴利的利益联盟。
如果你注意到了国企这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你就会注意到这样的问题，昔日众多在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辉煌发展起来的国企，在近二十年里已经陆续销声匿迹了许多，有的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走上了“要么转型改行，要么选择破产清算”的末路。
直到企业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一些国企的员工才发现，许多高管自家的企业商业早已经飞速发展壮大起来了，人们才发现，在这些高管自家商业企业做大事的多是原国企的“风云人物”，所使用的工装设备多是国企的资产，甚至所使用的主要产品技术都是国企多年的研发成果，唯有不同的就是这些商业企业“不养闲人”，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负担。
在管理学中有这样的定义：“没有监督的公权必然滋生腐败”；在公权治理监管方面也早就有了这样的结论：“监督机构健全，监督职能却长期失效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大规模、范围的公权势力参与了社会腐败利益分肥”；上文提到的案例也已经证明了在我们的国有资产经营监管领域，这个问题确实早已经存在了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众所周知，在近二十年的全社会性腐败泛滥的过程中，社会各个层面始终有一批人在认真的研究国有资产安全有效经营问题，治理腐败问题。尽管呼声很高，党和国家也在坚持治理，但实际效果尽人皆知。
当全社会年度GDP已经上涨到六十万亿的时候，社会大众群体中的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实际可支配消费能力还停留在GDP三十万多亿的水平上，至今仍然有央企员工月收入几百元，一些骨干员工月收入不过两千元的较大群体，加之远离城市的农村劳动群体人均年收入不过三五千元，我们快速增长的GDP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这其中的新的腐败剥削问题是否存在？
追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国有经济发展历史不难感受到，前十几年是大家共同快速增收，社会消费能力推动全行业工商企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时期，当时的全社会价值观一致指向了劳动致富光荣。
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没有放慢，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GDP和财政收入双高速发展的局面。所不同的是，近二十年中金融、保险、地产、医药卫生、教育、资源垄断型商业企业从业者的收入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产业工人、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大幅度放缓，一些国企甚至出现了一线员工十年没有增加收入的社会经济落伍群体，且不是少数人群，原因何在？
亡羊补牢，我们还有多少资本可以补窟窿的？这无疑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最大问题。
综上所述，监管职能长期缺位和外行管理是发生上述重大错误的主要管理问题。
在这里一些最浅显的道理已经开始反诘你了：假如一个盗贼把最先盗得的财产奉献给了你，你就把经营财产的钥匙交给了他，他还会继续畏畏缩缩的再做盗贼吗？你交给这种人经营的财产还能给你剩下多少？如果你指望一个外行能干成事，一定会被人送你一句“天方夜谭”的讥讽，如果你又把命脉权重岗位的领导权交到这种人手中，你可以大胆的想象他们会干什么？能干成什么？
近段时间来，一些社会人士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根源归结到了政治体制问题上，经济管理观念滞后问题上。
但有一点是宏观经济发展规律必须防范的------畸形发展经济会对社会资源带来巨大的浪费，会直接伤害到大众百姓的经济利益，而且是较长时间无法消除的社会不良影响，会从社会心理层面上对一个经济体、国家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我们不妨做一些假设：
如果我们在选用国有资产经营监管者时在选择对象中高度重视了备选人的宏观经济管理知识、意识、能力，自觉按照国家宏观经济规划，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组织本企业的发展建设规划，我们的社会产业中还会发生快速生成泡沫，又必须组织“三降一补一去”等浪费社会资源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不仅注重国有资产监管经营者团队的行业知识能力，更加重视法制纪律约束能力的选拔，使上岗者成为自觉贯彻党纪政纪国法，自律守法的监管经营者，我们的国有资产还会大规模的流失掉吗？
如果我们的监管笼子始终在专业化、纲纪化、法制化的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腐败问题还能长期泛滥不治吗？
上述案例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建设、监管经验虽然是在不断学习提高过程中，但是，我们的监管队伍确实存在长期外行管理，长期职责失效，长期涉腐问题积累过程中。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在组织经济建设监管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只是专业化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长期存在着有法不依，纪律悬空问题。更重要的问题不是经验知识问题，而是监管失控问题，是系统性腐败问题。
这些年，一些业内人士也在不断探索在国有资产安全增值经营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创新问题，如果你足够细心，足够务实就不难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甚至都没有一以贯之的认真实践市场经济的以往经验，没有自始至终做好法制建设工作，我们的改革方向如何确定？创新着力点如何设计？
我们的“高薪养廉”政策推行的效果如何？当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正在密集爆料被放纵的金融衍生产品危害金融秩序大量案例的时候，我们却于2009年之后不加任何防火墙的就打包了过来。谁能否认2015年再次雪崩式股灾的导火索不是金融衍生产品被恶意操纵之祸？这是创新还是在祸国殃民？
包括被投资界封号为“两桶油、四大行”股市巨无霸，这些代表我国国有资产最大规模的工商企业的历年业绩、分红远不及欧美同行、同档次工商企业的零头。
以石油开采炼化销售业为例，中石油的上市股本规模几乎是美孚集团的50倍，其年度业绩、红利分配却远不及后者的五十分之一。
原因何在？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一路过来的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触：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央放开了国有工商企业的收入分配自主权，当时的国有工商企业确实呈现出了被压抑已久的，爆发式的经营活力，经济效益、职工收入实实在在的高速增长维持了差不多十年时间。
一位中央直属国企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我们工厂的年产值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就是一年一个台阶在蹦高，年产值从改革之初的一亿多元只用了不到十年就达到了十几亿元，职工的收入十年增长了十倍还多。我从1984年月工资四十几元，到1994年就达到了五百多元，那个时候真有有钱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感觉。”
好景也只有十几年，不同的工商企业各有不同，金融保险证券行业维持了最长时间的优越感，但大多数竞争性国企员工也就只能记住改革开放后的黄金十年好日子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推动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一系列政策，国有工商企业有了自主经营权、自主用人权之后，国有工商企业的两极分化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懂得宏观经济管理知识的人都会总结出一些问题的症结，概要总结至少有八大问题成为了国有资产经营监管中严重偏离《宪法》精神，国有资产经营成果被非法转移，社会分配脱离“按劳分配”原则，脱离国有资产所有权监管控制的致命性问题：
一是外行管理的问题始终突出
为了尽快实现地方党政机关（包括国资监管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层知识化的改革目标，当时各地都从大专院校、地方中学政策性选调了一批知识分子未经任何专业管理培训，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国有资产经营监管领域工作，使这些岗位平均学历快速提高了。
一位官至市委宣传部长的地方高中语文优秀教员这样描述了其仕途感受：“如果说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去做一位校长，我可能会成为当地最优秀中学校长，结果组织上安排我做了一位官员，甚至能够左右当地主流舆论的要职高官，实在的说，为官之道我不懂，经营之道我是外行，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造势上有话语权简直就是‘包公点豆腐’，一窍不通。甚至长期把‘从严管理’解读为管理者的‘淫威’管理，长期忽视了管理者的人格素质，法纪要素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了一些企业强制员工无偿加班、随意安排职工下岗等违法管理问题。直到退休，虽然没有主观意识的为害一方，却也没有造福当地。”
一位同时期被安排到省属大型国企，只经历了三年适应期就被安排到党委副书记岗位上的中学语文教师，从语文课本中走不来三年之后就拥有了大型国企分管党群机关选用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责任分工等重大公权。别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守住位子就不能太实在了’。于是这位党委副书记就玩起了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游戏，直到这位退位之时，这家国企的党群系统就只有退役军人和听话的自己人了，这家国企的内部监督权自然就名存实亡。丧失内部监督功能之后，企业的财务第一次被掏空了。这届班子交下去的仅仅是一个负债率96%，坏死帐占三分之一，新班子上任后内斗不止的衰败企业。
宏观管理学中有这样的定义：知识不等同于能力，知识分子不等同于人才；管理是一门需要综合知识，综合协调各方面力量能力集合的严谨学科；这些定义的内涵诠释已经被上述市委宣传部长的体会解释的很清楚了。
二是人才界定观长期迷茫不清
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我国的国有资本工商企业的领导班子是由属地的地方党政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业绩考核遴选制度要求负责选任、监督工作的，这一重要环节与成功的欧美国家体制有着重要区别。
由此，选任监督机关的能力水平就直接决定了国有工商企业的经营监管水平，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平衡绩效水平。
也就在同期，我国学术界也开展起了“专家治厂”还是“权威治厂”的大讨论，甚至“国有资产经营监管者要具有基本的国家、地方宏观经济发展管理知识、意识”的很专业化要求的命题也被反复的论证、驳斥、反驳的角逐了一段时间，之后“专家治厂”达成了共识，“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自觉执行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整体布局的大局意识”的要求被长期搁置了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一家直属企业已经在国家级别的早期整体产业规划中完成了十年的技术装备准备工作，成为了我国钢铁行业重要的基础工装、工具基地型企业，行业发展目标直指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德国同类企业。
在战略发展目标已经顺利实施，并且发展势头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开始应对的情况下，在国务院下放国企经营权的第一次改革中，这家国家级重点工业基础装备、工具基地企业却被下放为了省属国企。
好景不长，地方选用了一位具有博士学历的工程技术人员出任了企业厂长，继而，这位领命于自主经营权的厂长就另辟蹊径，逐步放弃了国家钢铁工业工装、工具基地企业的使命，开始不务正业了。六年之后，当这位改制后成为了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专家”退休时，这家企业的国家钢铁工业工装企业的主业已经被糟蹋的一塌糊涂，产品质量问题就丢掉了十年功绩赢得的国家级金牌产品质量企业的桂冠，成为了濒临破产的国企。
近十几年，大量央企资本参与了炒地、炒楼业务，被市场公认为是推升地产泡沫的主要元凶。这不仅显示了国资委对央企资本经营范围监管的失控，也证明了非地产央企大规模参与地产投机的企业高管不具有宏观经济建设资本合理配置，依法使用意识，任职资格存在严重问题。
宏观经济管理学告诉我们：人才是岗位、行业、专业依存度的产物，专家是专业学术实践能力的社会评价；管理者的奉公守法是其职责对个人素质、团队素质要求的首要条件；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一位串行的博士学历工程技术人员绝不可能就是自然理想的企业经营专家，一位优秀的专业业务人员绝不可能就是当然的经济管理经营专家，何况还有人品综合素质的要求。
也就是说，在当地党政机关专司企业经营监管团队班子选任机关中，外行选人的问题导致了国家工业布局重要工装工具基地企业的历史机遇性损失，功亏一篑，是外行管理导致了从国家管理内部摧毁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结果，这一结果无疑是国际竞争同行难以从外部干预做到的，是我们实实在在在竞争发展战略上栽大跟头的损失。
三是知识化与人才化界面含糊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干部选任中学历的刚性要求被全面推开，一些在岗的，低学历的人们就开始为仕途躁动了起来，各地各行学历班随之盛行了起来。
一个鲜活的实例解读了这个时期的乱象：
一位省委副书记的公子位居省直机关科长职务，学历不过初中毕业，为了儿子的仕途，这位高官也一度失去了淡定。为了迎合上司的心愿，一位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拿出了意见，由省委宣传部出头办一个培养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历的在职干部进修班。这个建议一出，同级教育学历管理机关没有反对，同级党校专司学历认证系统的机关没有反对。
这个班设计招生四十人，不限原有学历，免试招生入学。于是，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来了，省委其它有学历要求的高官子女进来了。瓜田李下，避嫌所需，省委宣传部又发文给各市区分配了一个名额。
一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国企基层人员有幸捡到了这个机会。当初设置四年的学习时间最后缩短为两年半。所有课程开卷考试，一些课程试卷周末发，周一交卷。就这样这些人的大学本科学历玩着就都有了。
后经调查，这个班的“本科”学历毕业生日后都成为了不同程度涉腐的“带病提拔”干部，那位小学升本科的国企管理人员甚至成为了任职一个单位领导就搞黄一个单位的企业知名人士。
显而易见，上行下效的传递，这家国企在用人上根本就不再讲能力水平，只要有关系，你可以采取任意手段遮住你的短板，照样可以不存在追责风险的玩弄于管理群体中。
宏观管理学中有这样的定义：学历不代表学识，学识的认证评价是由业绩决定的；
许多资料可以证明，在学历学识问题上长期认识含糊不清是导致我国经营国企资产长期亏损，流失严重的重要问题症结。
追踪寻源，我们发现，以最浅显的愿望简单随意提高管理层的学历水平，无视能力、原则、专业管理水平、人品底线正是打开国资经营腐败泛滥的潘多拉盒子的最初动作，外行管理，畸形的政绩观正是从这一决定开始的。
四是国退民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入了国资流失破产的盲区
二十多年前，一家县农机厂达到了资不抵债程度，在县政府多机关的运作下完成了由现任厂长直接“收购”，负债经营，转为私营企业的“国退民进”操作。
事后有这家国企的员工检举到县纪委，反映这家工厂财务状况远未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经营业绩一直不错，只是由于在上面的“国退民进”政策的诱导之下，厂领导班子集体做了个决定，以厂内部分资产作担保，从银行贷到了一笔钱，建起了两栋“职工宿舍楼”，并以每位厂领导分配六套，中层干部两套的办法，由厂各级领导们瓜分了这块国有资产。
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告诉人们，这两栋“职工宿舍楼”建设费用是以工厂的资产抵押贷款方式修建的，且在处置中未做商品房作价销售，未有偿还银行贷款。所以，这两栋楼的资产属性仍然是国有资产，没有脱离农机厂的国有资产属性，更不能作为企业债务入账。
工厂最终成功实现了“国退民进”也告诉了人们，职工们向县纪委反映的问题被“大局”利益给遮盖了，最终不了了之处理了。
政策管理学有这样的结论性定义：政策在执行中被曲解，被明显侵害整体利益的行为所利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有何种不可抗拒的理由，这种政策的执行过程属于违法行为，有公职人员假公济私行为的，属于渎职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是国资贱卖？还是用人出了大问题？这里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了。
五是始终没有搞清楚“放开手脚”的政策性内含意义
十几年前，一个地方的市委组织部组织培训各单位的组工人员。在课堂上，一位省委党校的教员公开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腐败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反腐败就要亡党，不反腐败就有亡国的危险。”；当省委党校的教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人员与学员们聚餐时，一位建行当地分行的学员当众声称：“这酒能喝？非五粮液我从不入口的。”；后经本人自我介绍大家才知道，这位公子哥气派的人原来是建行该市分行副行长的儿子，任职分行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已三年。
从其言行举止人们不难感觉到，这位不学无术，无法在银行业务上撑起台面，只能在党群机关安排职务了。
当学员们都在关注着省委党校、市委组织部领导的反应时，人们发现，从各位领导的态度上看，这其中原本就不存在组织机关应有的用人监督问题。
组织管理学告诉我们：领导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依照法规制度行使职权与落实责任是管理者的最基本的公权行为底线。不能按照法规落实责任的领导机关、人员其行为就是违纪，应当追究组织责任，长期严重失职的就是渎职犯罪，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当承担严重渎职刑事责任。
组织机关对所辖权力之内的用人质量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辖区属地内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纠正问题正是组织机关的日常重点工作内容。
对管理者的失职渎职及时纠正就是干部任免机关的职务责任，本不应该越权直接推给执法执纪机关监督处理，这其中不能存在只管选人，不管监督考核的监督缺位问题。只有当干部任免机关失职渎职而失去使问题在公职机关内部职责范围内解决的能力时，涉及违纪的应有执纪机关受理，涉及违法的交由执法机关处理。
不难理解，近些年反腐败的斗争中，执法执纪机关任务压力很大，案件众多，解决时效不能令群众满意，其中的重要责任应当由各级组织人事机关长期失职渎职来领责。
按照管理学的职权责任界定，“有事找纪委”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推卸组织人事任免机关责任的认知。执法执纪机关在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责任的同时，一并应当依责追究组织人事机关失职渎职的责任才是一个涵盖责权利的完整执法执纪，正确履职行为。
是没有内行经营监管吗？路人皆知。
六是金融支持政策初始阶段就被解读为了“保姆”政策
二十多年前，一家省属国企领到经营自主权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由于非主业乱投资导致了主业资本严重短缺。了解到“亲儿子”的经济困难之后，省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大力支持”的决定。利用地方政府权力，当地证监局就轻车熟路的启动了公司上市融资的操作，经过证监会三年的考察，券商指导下的缩股财务技术处理，招来了战略投资合作者，公司股票上市了。
公司股票上市三年中两次高送转扩张股本，年年还有一些红利分配。上市第三年，公司内部职工股解禁上市交易了，当多数内部职工股上市变现之后，公司的业绩开始雪崩式坠落，仅用了两年，公司股价就从八元多摔到了两元左右的两市地板价上。
公司股票上市融资之后，公司使用融到的资金大刀阔斧的采购了一批国际高端技术装备。由于操作中轻信了中间商的承诺，致使巨额采购的设备迟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公司的产品质量不仅未能通过融资输血有所改善，反而由于经营团队仍然不务正业，精力不集中而使主业产品质量问题集中爆发，企业客户大量流失而濒临破产边缘。
市场金融学告诉我们：社会资本的流向是按照投资者的意愿进行的，社会资本是按照投资收益优化方向流动的，证券市场是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审核不仅包括资产质量、主业业绩前景，还要严格审查申请上市公司的经营团队的组织领导绩效能力、道德素质水平，按期回报投资者的能力。拉郎配式的金融交易不是市场化交易。有悖于投融资双方公平交易原则。
老市场人士都知道，在中国股市运行的大多数时间内，由于各级政府的插手，社会各种利益势力的搅局，股市政策长期歧视投资者利益，扶贫上市、包装上市、欺诈上市的问题长期不治，从权力隶属关系看，地方证监局、当地券商都要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券商无规则逐利问题严重，股市投融资事实上存在着拉郎配、欺骗、误导投资者等公权滥用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长期存在正是诱导出“赌市”形象的主要监管问题。
二十多年来，一批国企公司上市融资不仅没有有效解决主业资本发展问题，许多企业上市数年就退市，上市以后业绩就变脸，上市以来少有分红，甚至成为资本匮乏的僵尸企业，频繁依靠重组、注资等金融游戏维持股票交易繁荣的案例不胜枚举。历史上，因为这种“保姆”式扶持国企公司，股市损失掉的，或解读为被骗走的资本数额巨大，成为了挥霍我国经济建设成果的第二大监管之祸。
监管消极做戏，呵护不计后果，这些异常的动作本身就说明参与国资分肥的已经不仅仅是国企高中管们了。
这些劣质的国有资产经营监管者不仅搞砸了国有资产，浪费稀释了社会资本质量，还带坏了社会资本，制造了股市投机成风的证券市场，这就是国企腐败泛滥的社会资本操作延伸泛滥的潘多拉效应。
好在，在一些代表委员专家持之以恒的呼吁下，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我们终于听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决不允许有毒资产进入股市”的声音。至少这是可称为明智决策的开端。
七是监管权市场化交易问题把国企用人问题带入了权钱交易的死胡同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存在证券融资公权交易问题，还同时存在着买官卖官泛滥问题，而且长期存在商业企业间在商业合同，选用人中公权私利交易泛滥问题，国企高管班子由买卖交易完成，医院药价由医生提成利益决定，商业合同流向由回扣决定，公民对公共资源享有权中夹带了大量腐败交易成本等监管、经营权交易问题。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被公权私用交易垄断，诚实守信的企业商业发展成本高企，长期依靠回扣交易的商业企业发展活跃。
从社会生活和再生产能力投资质量状况看，社会主流人群中大都面临着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底层群众中还存在上不起学，经不起天灾人祸等经济落后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GDP增长速度远超CPI的二十多年里，公民社会财富的享有状态却拉开了巨大的公权力导致的差距，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政治阶层财富差。“出国爆买”与衣食住行都显艰难的生活状况并存，且越是社会财富直接创造者的人群生活消费能力越低的现象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上述问题使我们的市场一方面生存发展成本被垫高，另一方面社会整体购买力不能支持大多数商业企业以GDP增幅的宽松条件相应生存，成为了市场秩序不能促进优质发展的重要原因。
实话实说，究其原因，我国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大都是以行政管理权方式进行的，加之买官卖官泛滥长期不治，不仅仅使社会劳动报酬分配权掌握在执掌公权阶层手中，优势社会管理工作岗位，公共资源经营权力等绝对决定收入水平的资源基本上都是由官员执掌公权，按照各自阶层行业利益需要分配完成的，甚至掌握农村土地转让交易权的乡村干部都能够成为当地巨富，由此，“当权者肥”的社会问题就这样形成了。
社会管理学有这样的定义：市场经济必须依托法治管理才能公平运行，防止公权、社会势力操纵市场运行方向就必须依法定规。有权参与社会法制建设的人群必须涵盖社会各个阶层，代表广大社会人群的利益。
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脱离了法制社会运行了二十多年，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甚至已经远离了我国的《宪法》宗旨，本该由法律、法规、制度决定的事，本该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分配问题通通交由了当权者决定。显然，当前的社会财富阶层占有量的成倍差距局面也就应运而生了。
公权交易的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资本分肥交易权，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腐败泛滥问题了。
八是国企腐败泛滥长期不治
一家国企换一届领导班子，这家企业数千员工当年的劳动报酬就要大打折扣，一些国企甚至会发生长期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只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费等严重问题。不难想见，企业高管班子换届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最终是由员工买单的，地方国企监管机关的巨额换届收入是直接吞噬的国企员工的血汗钱。
这种交易利益会就此而止吗？如果你以这种认识与国企员工进行交流，几乎所有的国企员工都会认为你是这种腐败交易的收益同伙，是国企员工的敌人。
不敢说不会有一些国企高管仅仅是为了享受高管高薪而自甘堕落，与腐败势力为伍。也或许有一些高管为了仕途、事业选择了适应“监管潜规则”，但国企员工们可以以大量的事实证明，绝大部分涉腐进行国企高管交易的都是为了“不要拉下最后的晚餐”，为了垄断、参与国有资产分肥而来的，有些甚至很早就结成了觊觎国资经营分肥暴利的利益联盟。
如果你注意到了国企这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你就会注意到这样的问题，昔日众多在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辉煌发展起来的国企，在近二十年里已经陆续销声匿迹了许多，有的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走上了“要么转型改行，要么选择破产清算”的末路。
直到企业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一些国企的员工才发现，许多高管自家的企业商业早已经飞速发展壮大起来了，人们才发现，在这些高管自家商业企业做大事的多是原国企的“风云人物”，所使用的工装设备多是国企的资产，甚至所使用的主要产品技术都是国企多年的研发成果，唯有不同的就是这些商业企业“不养闲人”，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负担。
在管理学中有这样的定义：“没有监督的公权必然滋生腐败”；在公权治理监管方面也早就有了这样的结论：“监督机构健全，监督职能却长期失效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大规模、范围的公权势力参与了社会腐败利益分肥”；上文提到的案例也已经证明了在我们的国有资产经营监管领域，这个问题确实早已经存在了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众所周知，在近二十年的全社会性腐败泛滥的过程中，社会各个层面始终有一批人在认真的研究国有资产安全有效经营问题，治理腐败问题。尽管呼声很高，党和国家也在坚持治理，但实际效果尽人皆知。
当全社会年度GDP已经上涨到六十万亿的时候，社会大众群体中的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实际可支配消费能力还停留在GDP三十万多亿的水平上，至今仍然有央企员工月收入几百元，一些骨干员工月收入不过两千元的较大群体，加之远离城市的农村劳动群体人均年收入不过三五千元，我们快速增长的GDP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这其中的新的腐败剥削问题是否存在？
追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国有经济发展历史不难感受到，前十几年是大家共同快速增收，社会消费能力推动全行业工商企业出现了快速发展时期，当时的全社会价值观一致指向了劳动致富光荣。
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没有放慢，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GDP和财政收入双高速发展的局面。所不同的是，近二十年中金融、保险、地产、医药卫生、教育、资源垄断型商业企业从业者的收入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产业工人、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大幅度放缓，一些国企甚至出现了一线员工十年没有增加收入的社会经济落伍群体，且不是少数人群，原因何在？
亡羊补牢，我们还有多少资本可以补窟窿的？这无疑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最大问题。
综上所述，监管职能长期缺位和外行管理是发生上述重大错误的主要管理问题。
在这里一些最浅显的道理已经开始反诘你了：假如一个盗贼把最先盗得的财产奉献给了你，你就把经营财产的钥匙交给了他，他还会继续畏畏缩缩的再做盗贼吗？你交给这种人经营的财产还能给你剩下多少？如果你指望一个外行能干成事，一定会被人送你一句“天方夜谭”的讥讽，如果你又把命脉权重岗位的领导权交到这种人手中，你可以大胆的想象他们会干什么？能干成什么？
近段时间来，一些社会人士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根源归结到了政治体制问题上，经济管理观念滞后问题上。
但有一点是宏观经济发展规律必须防范的------畸形发展经济会对社会资源带来巨大的浪费，会直接伤害到大众百姓的经济利益，而且是较长时间无法消除的社会不良影响，会从社会心理层面上对一个经济体、国家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我们不妨做一些假设：
如果我们在选用国有资产经营监管者时在选择对象中高度重视了备选人的宏观经济管理知识、意识、能力，自觉按照国家宏观经济规划，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组织本企业的发展建设规划，我们的社会产业中还会发生快速生成泡沫，又必须组织“三降一补一去”等浪费社会资源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不仅注重国有资产监管经营者团队的行业知识能力，更加重视法制纪律约束能力的选拔，使上岗者成为自觉贯彻党纪政纪国法，自律守法的监管经营者，我们的国有资产还会大规模的流失掉吗？
如果我们的监管笼子始终在专业化、纲纪化、法制化的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腐败问题还能长期泛滥不治吗？
上述案例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建设、监管经验虽然是在不断学习提高过程中，但是，我们的监管队伍确实存在长期外行管理，长期职责失效，长期涉腐问题积累过程中。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在组织经济建设监管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只是专业化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长期存在着有法不依，纪律悬空问题。更重要的问题不是经验知识问题，而是监管失控问题，是系统性腐败问题。
这些年，一些业内人士也在不断探索在国有资产安全增值经营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创新问题，如果你足够细心，足够务实就不难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甚至都没有一以贯之的认真实践市场经济的以往经验，没有自始至终做好法制建设工作，我们的改革方向如何确定？创新着力点如何设计？
我们的“高薪养廉”政策推行的效果如何？当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正在密集爆料被放纵的金融衍生产品危害金融秩序大量案例的时候，我们却于2009年之后不加任何防火墙的就打包了过来。谁能否认2015年再次雪崩式股灾的导火索不是金融衍生产品被恶意操纵之祸？这是创新还是在祸国殃民？
@更加众志成城 2017-03-31 21:52:56
富二代接班也可以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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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谈国资经营的问题，谢谢朋友
富二代接班也可以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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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谈国资经营的问题，谢谢朋友
@胡椒粉白加黑 2017-04-01 12:03:21
放心，一定会犯这些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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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没得救了
放心，一定会犯这些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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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没得救了
@字典上删了敏感字 2017-04-01 18:16:07
看完了，帖子写很在理，我明明是第一次看到这对国资企业这么深刻的解析，但是我却有意料之中的感觉，为什么大家都懂的。
文章就跟标题一样，写得好！
却也跟标题一样，没卵用。
就好比领导在会议上怒斥：“我们不能再犯这些致命错误了！”
下面掌声此起彼伏，马屁声不绝于耳。
散会之后，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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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很重要
看完了，帖子写很在理，我明明是第一次看到这对国资企业这么深刻的解析，但是我却有意料之中的感觉，为什么大家都懂的。
文章就跟标题一样，写得好！
却也跟标题一样，没卵用。
就好比领导在会议上怒斥：“我们不能再犯这些致命错误了！”
下面掌声此起彼伏，马屁声不绝于耳。
散会之后，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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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很重要
@武装人民币 2017-04-03 17:39:52
授权又不监督，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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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分肥
授权又不监督，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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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分肥
@武装人民币 2017-04-03 22:17:21
那是合谋，还是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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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合谋，还是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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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_向前926 2017-04-06 17:50:28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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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朋友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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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朋友
@武装人民币 2017-04-03 17:39:52
授权又不监督，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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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和监督是同一伙人
授权又不监督，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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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和监督是同一伙人
@madcat28 2017-04-08 07:31:29
顶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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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朋友
顶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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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朋友
@flyingwoki 2017-04-10 12:10:08
中石化 中石油 中移动 中联通 中电信，他们的收入都是纳入国库，用来支付教育 医疗 外交 退休金，你招商地产 保利地产 恒大 万科的收入，都是进了你们私人的钱包，怎么可以让你们搞房地产全面私有化，让政府的收入变成你们房地产商个人的收入，用来包养二三四五奶，养豪车豪宅，穷奢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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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产商大都是国有资产转持为民企的
中石化 中石油 中移动 中联通 中电信，他们的收入都是纳入国库，用来支付教育 医疗 外交 退休金，你招商地产 保利地产 恒大 万科的收入，都是进了你们私人的钱包，怎么可以让你们搞房地产全面私有化，让政府的收入变成你们房地产商个人的收入，用来包养二三四五奶，养豪车豪宅，穷奢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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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产商大都是国有资产转持为民企的
@alpha鹰眼 2017-04-13 10:16:12
没有前提，监管的情况下做大做强垄断国企，有好戏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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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平衡安全发展的前提吗？
没有前提，监管的情况下做大做强垄断国企，有好戏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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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平衡安全发展的前提吗？
@allangeorgeABC 2017-04-17 01:45:52
国企99%完蛋只是时间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企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各国的国企连0.1%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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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不实，美国政府就在大量重要企业注有资本。形式不同而已。
国企99%完蛋只是时间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企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各国的国企连0.1%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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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不实，美国政府就在大量重要企业注有资本。形式不同而已。
@王精明 2017-04-19 10:22:04
国企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国企应该归地方人大管理；地方政府是个执法部门；让国家的‘权’和‘钱’分离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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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国企搞成买官泛滥
国企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国企应该归地方人大管理；地方政府是个执法部门；让国家的‘权’和‘钱’分离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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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国企搞成买官泛滥
@火烈鸟07 2017-04-19 11:58:28
国企不可取，私企也不可取。
国企民企都应该混改化，采取上市公司模式，股权分散，职业精英管理，审计监督对所有股东负责。
利润全民均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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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依法依规选人管理
国企不可取，私企也不可取。
国企民企都应该混改化，采取上市公司模式，股权分散，职业精英管理，审计监督对所有股东负责。
利润全民均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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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依法依规选人管理
@吃西瓜的小老鼠 2017-05-17 07:57:24
明知故犯，才能贪污捞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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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明知故犯，才能贪污捞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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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ty_128050511 2017-05-18 19:18:32
楼主能力非凡，让我敬服！你也别忧虑，我想这时间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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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朋友
楼主能力非凡，让我敬服！你也别忧虑，我想这时间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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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朋友
@剑心枫 2017-05-18 19:53:02
文明问题 你在给中国一百次走向也会成这样！往前推一百年 往后推一百年 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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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问题
文明问题 你在给中国一百次走向也会成这样！往前推一百年 往后推一百年 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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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