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冰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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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月度主题“那些著名文人背后的女人们”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梁启超的“小妾”---王桂荃，丫鬟出身，伟人妻子，院士母亲，平凡却又伟大的一生！

北宋苏氏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苏轼，苏辙，苏洵在文学上各有作为，“三苏”也成为一段佳话。在近代，梁启超一家也毫不逊色，梁氏九子女满门俊秀，一门有三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航天专家、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考古学家梁思永，其余子女也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满门俊秀的背后必有家长良好的教育，梁启超和正妻李蕙仙夫妇俩功不可没，但还有另外一个人，让我们无法忽视——梁启超的小妾王桂荃。




来之不易的身份
黄当年，梁启超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食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王桂荃。考虑到自己有背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对王桂荃的事从不张扬，尽量避讳，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的时候，多称“王姑娘”、“王姨”或称“来喜”。直到1924年，原配夫人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了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次使用了“小妾”的称呼，信中说，“思永既行，小妾又临月，现在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
梁启超拒绝了红颜知己何蕙珍，却娶了传统女子王来喜，主张一夫一妻制，却最终纳了妾。善变的梁启超在婚恋上也同样矛盾多变。但他既愿意承认王桂荃的身份，还是对她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甚至多次会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

勤奋好学
王桂荃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李两家族人纷纷逃亡国外。和梁启超一起流亡到日本后，她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她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惠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了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四年，主要靠卖文维生，生活清苦，彼时的夫人李惠仙是千金小姐，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

患难与共
王桂荃对梁启超很崇拜，也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完成那些自己也许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的事业。1915年，在梁启超“倒袁”的时候，情况非常危险，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写了《异哉，所谓国体论者》，袁世凯想花20万大洋买下这篇文章不要发表——20万大洋在那时是很值钱的。但梁启超拒绝了，把来人奚落了一番，而且把文章直接寄给了袁世凯。后来文章发表以后，袁世凯很生气，说：“你还没流亡够啊？”意思就是想赶他出国，还派了很多特务，想把他暗杀掉。梁启超坚持“倒袁”，为了到云南与蔡锷合作，梁启超带着王桂荃和两个孩子，从天津到上海。他们的住处周围就有很多的特务，王桂荃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边主持家务一边还帮助梁启超对外联系，继续他的事业。

直面现实

梁启超名气虽很大，但家里并不很富裕，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问题其实是很考验当家人的，王桂荃嫁给梁启超时才17岁，在家庭颠沛流离的时候，王桂荃帮助操持家务，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缝新补烂洗洗换换，王桂荃坚强而富有独立性的性格使得在9个儿女的印象中，她从来也没有发愁的时候，她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和考验。1924年9月，李蕙仙因为乳腺癌逝世；1929年1月，梁启超也因为肾病和医疗事故去世。此时不仅办理后事用掉了不少钱，还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庭经济很快紧张了起来。王桂荃为了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先是把旧楼卖给了天津的一个郝姓富商，从此老楼与新楼之间砌起了高墙。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家庭经济更加困难，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后来又将新楼出租给横昌绸布店做账房和库房，仅留楼下东南角梁启超的一间书房，保存梁启超的书籍。而梁启超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稿费和股票利息，王桂荃也精打细算的周转着尽量照顾好每个家人。

身为母亲
王桂荃与梁启超共生育六个子女，这六个儿女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梁启超子女中最有名气的梁思成并不是王桂荃的孩子，但他对王桂荃却十分的尊重并关心她。他们这些孩子都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一视同仁
对待其他孩子，及李蕙仙的孩子，王桂荃也没有丝毫偏心。一视同仁，给予他们无私的母爱。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皮肤白嫩，二女儿梁思庄皮肤黝黑，两人都不是王所生。梁启超开玩笑地说，要是这两人换一下就好了。但王桂荃却说，“思庄皮肤虽黑点，但长得乖巧，我喜欢。”思庄从小胆小，爱揪着王桂荃的衣角走路，洗澡也一定要王桂荃亲自给她洗，否则就宁肯脏着。十岁的时候，梁思庄得了白喉，住在医院时，王桂荃日夜守护。思庄很怕疼，也爱撒娇，她的嗓子化脓，病情严重，一天对王桂荃大叫：“娘啊，嗓子疼啊，我要死了，快叫爹爹来吧。”王桂荃又心疼又着急，但她始终把思庄的病情瞒着梁启超，不让他担心。后来，思庄终于转危为安，病情好转，但不幸的是，王桂荃自己的亲生女儿思忠也染上了白喉，由于护理不周，不到十岁时就死掉了。这对王桂荃是个很大的刺激，为了不影响梁启超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家人的情绪，她一直偷偷地躲在没人的地方流泪，由此也可以看出王桂荃为人处世的态度，处处体谅他人，顾全大局，当梁思成谈到她的母亲们时，便说他与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是十分尊重和关心。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仅为人善良大度，在和梁启超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天性乐观豁达的王桂荃还成了个幽默的女子，她经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孩子们听。当年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丫鬟出身的女人，她却从不固步自封，坚持每天看报，听广播，对国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常常和子女们交谈，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到了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王桂荃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孩子们的尊重与爱戴。虽然在梁家没有任何名分，但是她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分量却无疑很重。

与小儿子一起生活
新中国成立时，小儿子梁思礼匆匆赶回国，白发苍苍王桂荃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才等到了儿子。后来，她卖掉在天津的所有房子，用儿子给她的美金和卖房款，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买下一座小四合院，和梁思礼一起生活。而每逢节假日，梁家在北京、天津的兄弟姐妹都会聚集在王桂荃的身边，尽享合家团聚的欢乐。可以说这个大家庭正是因为有了王桂荃才一直有了这一份浓浓的亲情。

与世长辞
“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的老婆”，家被抄尽了，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了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也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当时埋头搞科研的梁思礼,因为父亲的缘故，被说成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被立了专案，想回家奔丧也不获军管会批准。他悲痛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没能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也没有收起来。”悲怆之情，可见一斑。
后来，在北京香山漫山成片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王桂荃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以此纪念这位伟大坚强的母亲。

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


王桂荃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丫鬟出身，伟人妻子，院士母亲，她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却可敬可叹。历史长河中，女性的名字被他们的丈夫湮灭，她们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妻子和成功的母亲，但也正因为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散发出的智慧光芒，才培育出这么多在历史舞台上发光发热的伟人。

我们所讲述的，文人背后的女人们，她们有的成为丈夫一生的事业伙伴，像杨之华、许广平，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有的专注于相夫教子，廖翠凤、江冬秀、王桂荃，她们默默无闻的支持和卑微的爱，使得丈夫能够专注于事业，在政坛或文坛大展拳脚，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意见领袖；有的保持独立自我，王映霞、黄蕙兰、佘爱珍，在助丈夫一臂之力的同时，保有自己的性格，同样令我们尊敬。这些或柔弱或靓丽或仁爱或坚强的美丽的身影，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封存在那糅合了东西文明碰撞与古今朝代变迁的年代里，至今为后人所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