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反观蒋介石，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非但不答应，反而注销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死亡将士，给予死亡两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却又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气得张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 杨瀚《杨虎城与西安事变》]部队是张学良的心肝宝贝，是他的政治资本，蒋介石如此苛刻的对他，让他大动肝火，而再看共产党，却各种跟他晓以大义，拉近感情，对他的宝贝部队处处手下留情。而且张学良的助手，西北军的杨虎城更是早已经让共产党统战过去，杨虎城的老婆谢葆贞都是共产党。杨虎城像张学良一样，也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极为反感，认为蒋这是借刀杀人之术。因此，他在政治上很明显是中共抗日反蒋主张的同情者。但和所有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样，杨虎城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他不满于蒋介石的关键，也正在于立志一统天下的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取消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手里的兵权，甚至抢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这时，再清楚不过的一点是，蒋介石中央军已经大举进至陕西，其下一步势必会要进据西安及陕西所有重要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杨眼看再不能保全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了，他只有一条路好走，这就是冒险联共，取得中共的合作和支持，像两广事变的领导人一样，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来谋求生存的机会。[ 杨奎松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于是杨虎城也各种在张学良耳边数落蒋介石的不是与阴险，讲共产党的好。张学良晚年接受记者访问也亲口承认：“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注：指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杨虎城为什么能成功忽悠张学良，还有一点很关键，张学良1931年因为不抵抗饱受国人的讥讽，而现在又叫他剿共名声更臭。剿共让张学良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共产党似乎又待他不错，张学良的小暴脾气瞬间爆发，不仅不再剿共，还与周恩来在延安见面，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毛泽东的初步目的达成，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默契给了红军休养生息与调整的时间。

但是张学良对红军的不作为，蒋介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这回让蒋介石大动肝火，亲自去西安督战，他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 武国友 《红流纪事：西安事变揭秘》]张学良再不听话就打算叫蒋鼎文取代张学良。这事传到张学良耳朵里，部队是张学良的命根子，蒋介石竟然要夺他的军权，年轻人易冲动，虽然吃喝嫖赌，但是小宇宙一爆发那也不得了，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张学良这么冲动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但是这对陷入绝境的共产党来说却是天大的好事，共产党因此重新得到生机，而毛泽东的如意算盘就此也全部实现。这可以说是张学良救了共产党一命，当然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作用也十分关键。

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毛泽东真是激动万分，素未谋面的张少帅居然真的说做就做，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发动兵谏囚扣蒋介石，这种舍己为人的救命之恩很令毛泽东感动。张学良还邀请共产党去西安共同商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大事。毛泽东及大多数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那自然是恨之入骨，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他们的家人也有无数死在国民党的手中。而且蒋介石如果死了，国民党群龙无首，自然就乱了，中共就可以又趁着国民党内战，依靠苏联的援助再度壮大起来，就像当年的中原大战一样。于是毛泽东最初的建议是除蒋，计划怂恿张学良公审蒋介石，中共与张学良一起组建西北抗日联军，联合全国各地的反蒋力量组建革命的国防政府，并将这一计划报告给了斯大林。[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P62]但是中共的意见苏联人不同意，当时日本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全面侵华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若死了，中国便会群龙无首，张学良、何应钦这些人都没有主持抗战大局的能力，日本就会趁机占领中国，占领中国后，日本就会全力对付苏联，那对苏联的压力太大，所以斯大林坚决反对除掉蒋介石，要求中共联蒋抗日。斯大林的坚决反对和周恩来等爱国共产党人心中的民族大义最终战胜了仇恨，共产党人也建议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在张学良手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敢轻易去攻打张学良，就张学良那小爆脾气打怒了可真会杀蒋鱼死网破，这样只会让日本人隔岸观虎斗，趁虚而入。所以当时看透时局者都指责张学良，你这是哪门子兵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分明是在重新点燃内战的导火索，稍有不慎国家危矣。不过幸好蒋介石有一位聪明的夫人宋美龄，兵谏不久蒋夫人就不顾众人劝阻千里迢迢赶到西安，从中周旋，先是安抚蒋介石，劝说他莫要生气，形势已经至此，你跟他死扛，张学良真杀了你，那就是两败俱伤，可让何应钦等觊觎你位置的人开心了，而且还会给日本人可趁之机，得不偿失。为了和平解决，应该有所低头，以领袖名义向张学良许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又对张学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蒋公已经同意不再剿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你是不是也应该放了蒋公。[ 宋美龄 《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当时面临国内外压力也很大，他自己也清楚互退一步是双方最好的选择。蒋介石的这个许诺最大的受益者是共产党，要说内战当时就剩他们这支穷寇一直忍受内战的痛苦。所以共产党对于这个解决措施是坚决赞成。如果说反对与担忧的那就是杨虎城，这个西北军的老军阀对释蒋问题和张学良发生激烈冲突：“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但是杨虎城毕竟还是无足轻重，西安事变最终终于和平解决。率性而为的张学良在没有安排好身后事的前提下，居然搞了个捍卫领袖尊严的由头，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果然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扣押。留在西安的几十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内讧起来，少壮派军人居然杀了王以哲等东北军的老首长，杨虎城无法节制，只好自己引咎辞职。蒋介石派顾祝同来收拾残局，顾墨三恩威并重，三下五除二就把东北军剩余的几十万乌合之众全部收编，至此曾经威霸天下的东北军终于让张学良败光了，退出历史舞台。收编东北军后，蒋介石确实也再没有剿共，而且还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除了蒋要践行他的承诺外，那时蒋也清楚日本人虎视眈眈，全面侵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光凭中国一国难以对抗日本。中共是有主人的，不剿共就是给主人苏联面子，蒋介石甚至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其目的就是望联合苏联共同对付日本。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友好也得到了回报，苏联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的盟友，确实给了中国很多的援助。

西安事变成了这个结局，蒋没有得到好处，张学良闹了一大顿，部队没了，自己还失去自由，自然也没有得到好处。只有共产党因为停止剿共，终于有了休养生息东山再起的机会，可以说是唯一的受益者。对张学良的救命之恩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所以建国后居然把这个不抵抗将军高捧为民族英雄，把当年他不抵抗的屎盆子全部扣到蒋介石头上，还一直扣到今天。但在笔者看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就是一场率性而为的闹剧，与抗日与爱国无关，当时蒋介石已经把主力对准了日本人，否则也不会将剿共的事务交予张学良负责。而且蒋介石压根也没想把共产党完全赶尽杀绝，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只想把他们赶到苏联去。张学良的率性而为给中国的政治局势添加了众多危机，若不是蒋夫人斡旋到位真是不堪设想。对此，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都有清醒的认识：“西安事变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最不痛快的是日本。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日本人曾经还想故技重施，说东亚地区即将被共产党严重赤化。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控制住国民党，为了化解这个危机，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只有日本，日本愿意为了”正义“，施以援手。实际上，日本当然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可是日本大张旗鼓地实施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使得亚洲大陆不得安宁，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统一局面也收到很大影响。”[ 哈雷特 阿班 《我的中国岁月》]

更搞笑的是张学良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者最后居然大部分都当了汉奸。他的军师鲍文樾抗战刚爆发就投靠日本，做了伪河南省主席，抓蒋的警卫营长孙铭久也当了汉奸，政治处长应德田当了伪河南省的教育厅长，还有等等很多西安事变的参与者都当了汉奸。西安事变的结束也意味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翻篇了，历史马上进入到抗日战争这一页。

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而又灵活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成功统战张学良与杨虎城。本是围剿红军的张学良竟然变成红军的盟友，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共产党在陕北赢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他第三次拯救共产党于危难之间。

二、抗日战争时代的毛泽东
（一）抗战初期的分歧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统一纳入国民党领导，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后来又改名为第18路集团军，下辖115师、119师、120师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国共合作共抗日本侵略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意味着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日军从南北方同时发起进攻，北方直指平津，南方从上海登陆大战淞沪。平津失陷后日军把战火烧到了山西，山西王阎锡山独木难支，难以对抗日军，于是邀请八路军进晋对抗日军。面对阎锡山的求援，毛泽东欣然允诺，在毛看来，进山西可不仅是帮阎锡山，更是壮大自己力量，扩大地盘的好机会。晋察冀贫瘠的陕北要富裕得多，过去八路军想东征进去晋察冀，结果以惨败告终，现在阎锡山主动邀自己进去，名正言顺，正好大有作为。共产党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活动就此开始展开。

与国民党的军队相比，共产党的军队没有苛待百姓和随便拿人家东西的恶习，拥有严格的纪律，去过八路军的美国驻华武官卡尔森高度评价它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克制和禁欲的军队。”[ 卡尔森 《对决：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回忆录》]共产党的部队特别善于开展对老百姓的政治工作，他们通过铁地纪律赢得老百姓的好感，又通过开会、墙报和各种宣传标语鼓舞与教育老百姓，让他们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跟日本打仗，也必须要了解如何为围追堵截敌军的八路军提供帮助，还要知道如何自治以及和谐生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与厉害的地方，它通过政治工作实现一种全民皆兵的效果，这是共产党能顺利在敌后开展武装根据地的根本。这神奇有效政治工作方法的来源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颁布的三项注意和八大纪律。

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还是有很深的戒心，提出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他只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成一种壮大自我实力的手段，从未真正想过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内心是乐见其成，甚至可以说对日本侵略者的长驱直入，他的高兴要多于痛心。因为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地，他就可以多在一地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占得地方越多，他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就越多，实力就更加强大。所以他在党内提出不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行为，要搞山地游击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把这种党派利益之争放在首位，这引起很多中共内部爱国人士的不满。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都比较反对，周恩来提出要搞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运动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就是周恩来在山西，与彭德怀、林彪等人配合国民党部队运动游击战取得的成绩。毛泽东在平型关大捷作战之前是反对该计划的，对周恩来的请示电报都没有给予回复，但是对于后来取得的胜利他也感到很高兴，对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擅自行动就没有做出批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素来喜欢夸大平型关大捷的成绩，说什么它是抗战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说得是要辉煌有多辉煌。其实它只是抗日战争中一场不大的伏击战，消灭的也只是日本人的后勤保障部队，与台儿庄、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会战、宜昌保卫战这些大的战役是无法反比的，但确实有利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行动，是中共在抗战期间屈指可数的对日作战的重大成果。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闹分歧的时候，王明从苏联返回国内。长征途中那篇有名的“八一宣言”，统一战线北上抗日的口号就是王明在共产国际时提出来的。王明是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之一，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与米夫、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的领袖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身份回到延安，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抗战初期中共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博古也在政治局内，他俩和王明有很深的感情，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将支持他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而成立的小团体，一共29个人，因为徐一新对王明的支持有所保留，所以算半个人，故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回来了，张闻天就欲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不过王明有意谦让，不肯接受。最后中央决定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统一领导，张闻天抓党建，毛泽东抓军事，王明抓统一战线。王明的口才特别棒，他抓住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思想中的漏洞，与毛泽东针锋相对，支持周恩来的观点，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通过口若悬河的辩才重新征服党内很多民心，把中共一大批高层领导人拉到他的身边，连周恩来都向王明靠拢。这让毛泽东很郁闷，经常在窑洞中抱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在毛泽东人生第二个低谷期间，一个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站出来反驳王明等人，支持毛泽东，支持他的山地游击战的方略。让毛泽东大为感动，也因此让他有了对付王明等留苏派的思路，扶持刘少奇对抗他们。
在毛泽东人生第二个低谷期间，一个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站出来反驳王明等人，支持毛泽东，支持他的山地游击战的方略。让毛泽东大为感动，也因此让他有了对付王明等留苏派的思路，扶持刘少奇对抗他们。

1937年12月，王明在武汉成立长江局，周恩来任副书记，拉走共产党内一大批高级的领导人。AB团事件的缘故，新四军政委项英认为毛泽东人品有问题，对他素来没有太多好感，也站出来支持王明。王明在武汉的工作开展十分顺利，与国民党关系融洽，他颇具感染力的演讲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尤其是征服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心，纷纷络绎不绝的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王明一时在国内名声大噪，毛泽东对此十分忧心。

还好苏联这时的行为接二连三的帮助了毛泽东。第一苏联没有给共产党多少军火，却大量援助国民党，仅给延安送去一些书籍、药品和高射炮，让共产党高层十分不满，纷纷抱怨：“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却给了无产阶级”，对王明大失所望。第二，1938年王明在苏联的老领导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被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给枪毙了，王明在苏联的影响力有所变小。第三，继任王明的中共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王稼祥在1938年回国，他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最新指示：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提醒王明他们不要再争吵。[ 叶健君、王龙彪、熊廷华 《毛泽东与王明》]这件事情对王明的打击是很大的，这就向全党宣告他与毛泽东争夺最高领导人的斗争失败了。而武汉当时已经被日军占领，毛泽东于是赶快抓住机会，把长江局给取消了，长吁一口气。回到延安的王明虽然伤心却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作为中共知名的理论家，他并不服输，他要与毛泽东争夺中共的理论权威。靠着自己极具感染力的演讲能力在理论界、在学校、在青年人中间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按照康生的话说若不是延安整风，毛泽东都不敢去党校做演讲。

八路军经过抗战初期的几年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力量又开始不断的壮大，到1940年的时候已经拥有40万的军力。当时前线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彭老总感觉八路军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计划集结一百个团，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毛泽东是不同意的，觉得暴露实力过早，容易引起日军的报复，也容易引起蒋介石的警觉，在毛泽东眼里只有暗中养精蓄锐壮大实力才是王道。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发表文章论持久战，这也是他抗战思想的精髓。既然是持久战，就不要急于暴露实力与敌人火拼，既然是最终中国人一定会胜利，所以就一定要保存实力，不断的壮大实力，方可在日本人战败时与国民党争江山。论持久战这篇文章被吹嘘了很久，但是我想这才是它真正地精髓。但是当时一听要与日本鬼子在华北平原上决战，爱国的中共党人一时都热血沸腾，纷纷赞同，毛泽东有了抗战初的吃亏，不随便发表反驳意见，以免又被王明等“正义之士”劈头盖脸的指责一遍，所以也暗许百团大战的计划。

八路军经过抗战初期的几年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力量又开始不断的壮大，到1940年的时候已经拥有40万的军力。当时前线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彭老总感觉八路军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计划集结一百个团，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毛泽东是不同意的，觉得暴露实力过早，容易引起日军的报复，也容易引起蒋介石的警觉，在毛泽东眼里只有暗中养精蓄锐壮大实力才是王道。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发表文章论持久战，这也是他抗战思想的精髓。既然是持久战，就不要急于暴露实力与敌人火拼，既然是最终中国人一定会胜利，所以就一定要保存实力，不断的壮大实力，方可在日本人战败时与国民党争江山。论持久战这篇文章被吹嘘了很久，但是我想这才是它真正地精髓。但是当时一听要与日本鬼子在华北平原上决战，爱国的中共党人一时都热血沸腾，纷纷赞同，毛泽东有了抗战初的吃亏，不随便发表反驳意见，以免又被王明等“正义之士”劈头盖脸的指责一遍，所以也暗许百团大战的计划。

八路军经过抗战初期的几年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力量又开始不断的壮大，到1940年的时候已经拥有40万的军力。当时前线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彭老总感觉八路军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计划集结一百个团，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毛泽东是不同意的，觉得暴露实力过早，容易引起日军的报复，也容易引起蒋介石的警觉，在毛泽东眼里只有暗中养精蓄锐壮大实力才是王道。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发表文章论持久战，这也是他抗战思想的精髓。既然是持久战，就不要急于暴露实力与敌人火拼，既然是最终中国人一定会胜利，所以就一定要保存实力，不断的壮大实力，方可在日本人战败时与国民党争江山。论持久战这篇文章被吹嘘了很久，但是我想这才是它真正地精髓。但是当时一听要与日本鬼子在华北平原上决战，爱国的中共党人一时都热血沸腾，纷纷赞同，毛泽东有了抗战初的吃亏，不随便发表反驳意见，以免又被王明等“正义之士”劈头盖脸的指责一遍，所以也暗许百团大战的计划。

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土八路会集结一百个团的兵力，突然出现在华北平原上，真的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占领了娘子关，破坏了很多铁路，把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一时大振国威，确实也激发了国人抗战的士气。但正如毛泽东担忧的那样，如此规模的反击战，引起日本人的疯狂报复，日本人把进攻的矛头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开始围剿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八路军一时损失惨重，左权副参谋长也在日军的围剿中壮烈牺牲，八路军又从40万被打击回20多万。百团大战确实也引起国民党的警觉，让蒋介石又担忧起共产党。当时共产党的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八路军部分单位已经渡河到黄河南岸，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间，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新四军甚至还准备进一步去江南发展。这两项行动都已明显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部署之限制，共产党的扩张让蒋介石很紧张愤怒。他警告周恩来所有的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1938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但是毛泽东拒绝接受。[ 陶涵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愤怒的蒋介石决定教训一下共军，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总部被包围，损失九千多人，叶挺军长被扣押，项英书记被叛徒杀害，新四军一时损失惨重。但是这对国民党而言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都指控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竟然毫无理由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打中国人。

毛泽东担心的两点确实都发生了，但是我们能因为害怕损失就将民族大义置之一边不理吗，老百姓养你们难道不是叫你们打鬼子而只是却壮大实力与国民党争天下吗？从共产党的角度讲也许百团大战打得不是很明智，但是从民族大义上讲这是一场非常难得可贵的战役，是共产党整个抗战史中最辉煌靓丽的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