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啊。开新贴了。终于开贴了，我在天涯另外一个帖中还替你做担保肯定不会太监，好几天没开，还以为天涯中暂时太监了了，担心啊，但搜狐的召开啊。我就说没理由啊。

我刚刚前天在搜狐好不容易注册了号，结果当天给你的贴子顶时当时就被封了，我郁闷啊，我什么都 没说啊。

你还是一天发一段吧，不要太快了。太快不利于消化，大家都要上班 ，没那么多时间，而且快不利于回帖，一个帖子火热起来，回帖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你一下子讲晚来，中间没争论了，就不热闹了。

再者总结下经验，为什么这个帖子一直不是很火，在搜狐我以为是网站问题，在天涯，前面的发帖后，虽然比搜狐好很多，但与煮酒中其他类似帖比，还是差很多，很多贴质量根本没法与本帖比，但就是火。本帖的质量、类型、风格应该是属于那种能很快热起来的呀。我个人有一点点原因，大部分人对民国除中共外地其他历史，由于教育导致，相对了解少些，特别是北洋史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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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个帖子被结扎了，所以我只能等到那个日子结束后来开新帖，否则还得被和谐。
其实我倒不是很在意到底火不火，我上个帖子还没火呢，就被和谐了，要是火了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帖了，无奈啊。
既然你认为太快的话，我就一天更新两段吧，三段确实有写快。

星星之火

国共关系的破裂使得中共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目前的中共可以说是空前孤立，天下之大，几无容身之地，民国的各派势力都在等着痛打落水狗，因此，中共只能被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苏联也很倒霉，眼看着北伐的胜利近在眼前，但是国民党却突然来了政治路线急转弯，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好不容易把国民党给扶持起来了，人家又不要他了，这日子，窝囊啊。苏联的短线投资彻底破产，现在他们只能无奈的期待中共这支潜力股能表现出潜力来，至少好歹止住连续跌停的颓势啊。中共在关键时刻决定组织自救，具体是周恩来去往南昌以叶挺的第四军第二十四师武装为基础，发动兵变，在张发奎有可能的清共决议下达前先下手为强；然后毛泽东主动请缨前往湖南，组织农民暴动——虽然当时湖南的局势已对毛泽东极端不利；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这些自救活动都难称成功，但却因此从行动上确立了中共的斗争方针——从政治转向军事。中共最终能夺取天下，正是以这点微弱的星星之火为基础而发展起来最终燎原的。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我党历史上意义重大，十大元帅中有五人都曾经参与过此次起义，但是这此起义并不像历史书上所惯常使用的语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事实上，本次起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不计成败的军事冒险，没有能沉重打击国民党气焰，相反，却最终在各方面的围剿下伤亡殆尽。但是，对于南昌起义而言，重要的不是成败，而是其传达的信号，态度比单纯的成败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反抗，不计成败

中共当时所能倚仗的唯一的正规军是叶挺的第四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周士第的独立团，叶挺是当时偏向中共的军人，而他原来是独立团团长，在北伐中屡立奇功，后迅速被提拔为师长，他的第二十四师的骨干力量也来自于原来的独立团。我们都知道第四军是粤军，以广东人为主，是北伐的主力军，在此期间屡立奇功，被称为铁军，原军长是李济深，后由张发奎接任，在当时是较为左倾的部队。

武汉的左派军人大多是因为农民运动影响到了他们的产业而与中共闹翻，而第四军因为是客籍，所以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些人认为武汉军人分共是削弱革命势力，不利于北伐的——敢情他们家的土地没被抢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这至少说明其实第四军与中共的关键还算和谐，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而张发奎当时也颇为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所重视，被认为是难得的革命军人，在汪精卫分共后，张发奎力主和平解决，第四军甚至愿意保护共产党党员安全。张发奎当时是汪精卫的拥趸，虽然分共，但同时也反蒋，甚至还于六月进驻江西，准备东征。张发奎虽然主观上跟共产党没有太大仇恨，但是局势逼迫也有可能随时分共，而当时周恩来力主先发制人就是这样的考虑，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死一决，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跟张发奎彻底破裂，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必须有些冒险性了，畏首畏尾只能越来越糟。

周恩来是中共内部旅欧派的代表，事实上，除了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少数青壮派是本土派，大多数中共青壮派领导人都来自于旅欧青年，典型的就是周恩来，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等人。周恩来为人宽厚，有长者之风，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在当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的常委。武汉分共后，陈独秀消极避世；瞿秋白与鲍罗廷前往庐山商议中央的重组问题；蔡和森生病；其余如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前往南昌；武汉的中共中央接近崩溃，此时负担起局面的是周恩来和张国焘。他们负责处理分共后的善后工作，遣散武汉的党员，将工作转入地下。等到局面有所缓和时，周恩来要求去南昌谋求进取，在当时的局面下，确实需要一次军事行动来振奋处于低潮期的中共情绪。

本次起义是南昌的中共党员策划的，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共高层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苏联此时的表现令人绝望，鲍罗廷在中国目标太大无法继续活动，只能被召回，而派来的新任代表则是年仅29岁的生瓜蛋子罗明那兹，除了吹牛逞能装大个以及推卸责任之外，一无是处。罗明那兹刚到中国便指责中共中央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论调是让人生厌的，事实上，在这次的变局中，苏联高层的表现已经不能再糟。但是，当中共高层表示南昌要策划暴动，共产国际是否能从经济上，军事上给予支持时，罗明那兹居然表示没有得到苏联高层的任何指示，做不了主，需要请示。终于，最高指示下来了，结果是不行，阻止，理由是根本没有胜算。另外，加仑将军还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就是策动张发奎回师广东，然后以广东为基础，谋求进取——苏联人总是喜欢寄希望于某个军人，吴佩孚，蒋介石然后冯玉祥，但是谁会愿意在这个时候帮助跌到谷底的中共呢？同情是一回事，但是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回事。苏联不愿意为南昌暴动提供任何支持，并要求中共中央遣人阻止此次暴动，很不幸的，这个任务交给了张国焘——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意去干这种尴尬的事情。

南昌方面又是另一派景象，当时南昌的中共党员大多认为在那样的局面下，必须有所行动，尽管大家都知道南昌暴动成功的概率并不是很大，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普遍的想法是先干起来。因此，倒霉的张国焘拿着苏联的训令去试图阻止起义，却碰了大钉子，恽代英语气强硬的表示起义不会更改，而周恩来也以辞职相要挟，谭平山则表示如果不发动或者改期跟贺龙难以交代，只有叶挺表示加仑的看法有些道理——叶挺看来也是不愿意跟老上司过早决裂的。最终，在群情忿忿的背景下，张国焘只能表示支持，张国焘在南昌遇到的难堪实际上表明当时共产党员已对中共高层失去了信心，中共高层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贺龙的问题做一下解释，在南昌起义的各部队中，叶挺与中共久已相契，而朱德，刘伯承则都已经加入了中共，唯有贺龙是谭平山活动来的外援，而贺龙的第20军也是当时参加起义中人数最多的武装。贺龙并不是正规军人出身，事实上，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一开始是个土匪，后来投靠了张发奎，但是贺龙在张发奎手下郁郁不得志，所以在谭平山的活动下，颇有些雄心壮志的贺龙决定铤而走险。但是铤而走险的贺龙当时并不是将所有赌注都压在了共产党上，事实上，如果中共违背了和他议定的计划，他很有可能反戈一击，将起义秘密透露给张发奎。所以谭平山反对起义改期，理由就在于此。

没有苏联的支持，南昌方面也决定要正常发动起义，但是这次起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先前压抑的反抗情绪的爆发，所以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人对此次起义有胜算，但是没有胜算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也是非做不可的，因为在特定的形势下，表明态度比单纯的成败更为重要。就这样，南昌的共产党员尤以谭平山为最希望在南昌开创出一番局面，来振奋当时中共的颓态，可惜的是，这次起义准备严重不足，单纯军事冒险的成分很大，而在政治上并没有太明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起义军的实力不济，后劲必然不足。

有个瑕疵需要指出来
陈调元不属于长江三督。长江三督是直系冯国璋派的骨干，最初以苏督冯国璋、鄂督王占元和赣督李纯组成与北洋中央政府唱反调的长江三督，这也是直皖分家的开始。后来冯入北京代理大总统后，冯将李纯调任苏督，提拔陈光远作赣督，于是李王陈构成第二波长江三督。
陈调元在李纯的后任齐燮元被赶下台后才成为苏督。资历方面与长江三督这群老前辈相比，真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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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我把陈调元和陈光远给搞混了，多谢指正。

三板斧

当时的江西是朱培德的地盘，朱培德在分共过程中也相当克制，把江西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这比之李济深，白崇禧以及唐生智等人算是很给面子了，所以中共很多人去南昌也有那里政治气氛并不恐怖的原因。但是南昌的平和显然是难以维持的，既然中共绝对一搏，那么和朱培德翻脸就在所难免，对与双方而言，这是宿命，是局势左右的。
1927年8月1日凌晨三时，南昌起义按照计划发动，虽然起义最终难逃一败，但是上来的三板斧还是要打出声势的。在叶挺和贺龙的指挥下，起义军迅速将南昌城内朱培德的三千守军缴械，由于事发突然，守军几乎是主动缴械的，战斗也不甚激烈。到了8月1日清晨，起义军便已经占领了南昌城，第一阶段的军事任务告一段落，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既然是造反，就得弄出个造反的样子来，比如说组织政府的问题。

当时的意见是，建立所谓苏维埃政府的时机还不够成熟，现今还需以孙中山为旗帜，表明本次起义是遵从孙中山遗志讨逆。当然了，以孙中山为旗帜，就必须拉几个左派任务撑撑场面，所以说这个国民政府的委员中，著名的极左派代表人物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廖仲恺遗孀，其子廖承志是建政后侨务方面的一把手）等人赫然在列，然后推选谭平山当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其实当时宋庆龄等人是被中共拉上了贼船，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中共搞什么起义，本人也不在南昌，而在南昌的左派又都是比如张曙时，姜济寰这样的无名小辈，所以尽管旗子打出来了，但其实是有些名不副实的。

当时的起义军主要是有那么几支力量组成：贺龙的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但装备落后，人员不整，战斗力薄弱；作为主力的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以及周士第的独立团，虽然战斗力是不错，但是兵力却着实不够；最后是朱德的教导团。朱德是四川人，早年在滇军任职，从苏联学习军事归国后在杨森军中任职，后因杨森准备袭击武汉，离开四川前往江西，找他在滇军中的老朋友朱培德谋了个公安局长的差事，因为和朱培德比较铁，所以没有因为分共而被朱培德开走。朱德在滇军中有些关系，当时的中共对他也比较重视，认为他能活动一部分朱培德的武装，对江西也比较熟悉，所以想抬举他也当个军长。后来起义军便将朱德的教导团和警察公署的工作人员整编成了第九军——当然这个军的编制是极端不完整的，战斗力更是严重欠缺，但是朱德就因为地主之利初步奠定了在中共的地位，算起来，朱德的运气确实不错。

当然其他部队也是要扩编的，第二十军必须充实，然后叶挺的部队也需要整编，具体是在独立团基础上再组建一个团合并为第二十五师，继而将二十四，二十五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组成第十一军，由叶挺，蔡廷锴任正副军长。蔡廷锴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军人，有民族气节，他后来领导的第十九军在与日本的淞沪之战中一战成名。南昌起义时蔡廷锴在南昌附近，闻听暴动后前往南昌与老战友叶挺接洽，后在周恩来与叶挺的劝说下，半推半就的接受了领导，其实他参与起义军是有些被胁迫，可能并不是本意，有些错进错出的意思。
既然是革命部队，就得有具体的革命主张，当时的政纲最能引起人注意的是：“耕者有其田”，没收拥有土地20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给贫农耕种。这个主张应该是土地革命的雏形了，土地革命最终证明是中共武装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南昌起义对中共的又一贡献了。只不过，要将这个主张在南昌搞起来不容易，因为南昌是呆不下去的，中共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能力。

果然，还未等到中共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围剿便旋踵而至，江西毕竟是朱培德的地盘，而张发奎也客居此处，闻听此变的二人迅速调集武装，进剿平叛。起义军当然是没有能力与这两人的武装想抗衡了，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撤了，但是撤到哪，怎么撤，又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是前往广东东江，二是前往湖南，大多数人倾向于去东了，毕竟，叶挺部队大多数人是广东人，而湖南人贺龙则倾向于湖南，因为湘西是他的老巢。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去东江，所以南昌起义军就开始漫漫的跋涉，途中必定艰险丛生，但是事情既已如此，就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干了，目的地：东江，撤！

其实早在南昌起义发动时，就已经要预料到撤退的结局了，南昌是大城市，起义军的实力本就不济，根本无法和朱培德、张发奎的部队相抗衡，所以退到一个地方力量薄弱的地方就势在必行。东江是什么地方呢？陈炯明残部被孙中山驱逐后就在此驻扎，后来两次东征也都以东江的陈炯明部为目标，所以说东江是个好地方，一般打了败仗的部队都易于居此整顿，谋图再进。但是撤往东江之后中共并不是要一心一意搞割据，相反，他们要进行夺取大城市的军事冒险，南昌起义如果还能算是一次势在必行以反抗为主旋律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此后中共的数次军事行动都开始转向另一个极端——从极端软弱到极端冒进。

我觉得斯大林押宝蒋总体思路是对的，后来斯大林在蒋身上也得到足够的好处了，而且长远看来，苏联需要一个足以拖住日本，不让其在二战中攻打西伯利亚的中国，所以说支持蒋与蒋介石的思想无关，只是需要一个能统一中国的强人，他是否亲苏，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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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大林的赌注是不是太大了？他差点让中共玩完，到底是老蒋强大有利还是中共强大有利，这笔帐还不会算？斯大林可以押宝老蒋，但是他的方式太极端，早在中山舰事变的时候，苏联就应该教训一下老蒋的；老蒋到最后那么不听话，说到底，还是苏联没控制好，过于纵容，让他有恃无恐。拼命在一个根本不喜欢自己的政治人物身上下赌注，而且越赌越大，真的很难称得上合理。

楼主,我反对呀!不能因为个别人说太快了就按照他的要求呀.我觉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发快点好.
如果没时间看的话,可以看慢点,并不一定说发到哪都要看完,有时间时慢慢看也是可以.
希望还是发三段吧,就这么定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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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吧，众口难调啊。

远征，溃散

撤往东江的旅程，是大多数中共党员第一次进行长途跋涉，事实上，这帮知识分子并不太适应这样的远征，途中也屡有磕绊。撤退的过程当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一路之上既有国民党军队的阻击，也有土匪的骚扰，还有自己部队的非战斗减员，甚至有部分军队中途退出，一路走来可以说是艰险重重。

此次南撤，起义军刚出发不久，蔡廷锴就率部脱离起义军。蔡廷锴本来就是有点被动的加入了起义军，他本人也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政纲不是太感冒——虽然他自己也是苦出身，所以行不多远，便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与起义军分道扬镳了。道不同，不相与谋，蔡廷锴还算仗义，并没有反戈一击，毕竟，他与叶挺的交情还算是很深的。蔡廷锴中途离场对起义军来说又是一次重挫，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起义军的悲凉结局。

此次行军的主旋律当然是国共交战，国民党负责剿杀起义军的是钱大钧，士官派，在黄埔军校任过职，后来是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受李济深之命前来击敌。钱大钧与起义军第一次交手是在会昌，这场战斗据陈赓回忆是相当惨烈的，当时陈赓任参谋团参谋，目睹了黄埔同学的这场残杀，而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是刘伯承的作战计划出了点问题。刘伯承后来在中共独当一面，军事才华毋庸置疑，但是他此次的作战计划却因为计算路程的失误而失去了效果。当时起义军到达了瑞金，而钱大钧的部队在会昌阻击，刘伯承的计划是贺龙从正面跟钱大钧交手，而叶挺率部从右翼包抄，但是对叶挺从右翼包抄的里程数出现了严重低估，结果便是贺龙的佯攻部队跟钱大钧打得要死要活，其周逸群所率第三师接近崩溃时，叶挺部队居然还没赶到。等到叶挺姗姗来吃，战斗就变成了叶挺和钱大钧的单挑——贺龙的部队战斗力原就不足，此番消耗损失惨重，当然了，叶挺是经过大阵仗，见过大场面的，在北伐中其所率独立团声名赫赫，所向披靡，此次虽然和钱大钧陷入苦战，但总算还是击溃了钱大钧，顺利进驻会昌。

会昌一战虽然击溃了钱大钧，但是起义军也损失惨重，已经无力追击钱大钧残部，不过，会昌的胜利倒是对地方上的土匪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后来只要提到会昌一战，那些土匪大多不会继续纠缠。贺龙在道上看来也有些名头，很多土匪听到他的名号都基本不会跟拖在后面的非军职人员为难，说起来，贺龙的土匪经历对此次远征也算是有些帮助。会昌战役后，中共便接受了贺龙的入党要求，虽然当时贺龙身上还是颇有些土匪习气，但是从主观感情上，贺龙还是比较能接受中共的政纲的。贺龙当土匪无非也是杀富济贫的路数，而中共则将杀富济贫理论化，政治化，对于五大三粗的贺龙来讲，共产党的政纲是具有一定感召力的。

在瑞金休整了两个星期之后，部队便决定先取道潮汕，然后去往东江。此时起义军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叶挺和贺龙所率主力军先行，而朱德的第九军在行军途中不断减员，人员所剩无几，最后朱德便与革命委员会成员一起行进，而周士第则领兵断后。三个部分行进速度差异很大，主力军显然最快，而革命委员会迤俪前行，负担较重，所以和主力军距离拉的很远。到最后革命委员会和周士第部队在三河坝集合时，先行部队早已通过，而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也让革命委员会身处险境。黄绍竑已经集结了部队准备阻击；钱大钧残部也向梅县集结；此时朱德和周士第只能率军在此断后，保证革命委员会的顺利前进。

当革命委员会到达潮汕地区后，张太雷从香港抵达汕头，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此事留待我们下文详述），中央进行重组，斗争路线进行了重大调整，而对起义军的指示则是建立苏维埃，放弃革命委员会，然后放弃潮汕，前往海陆丰。中共中央的这些决议颇有些拆台的意思，在需要全体一心的时刻，居然要向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左派开刀，那些左派本就是被起义军拉下水的，结果到了危难时刻，中共中央说要跟他们一拍两散，抛弃他们，这真是显得有些无赖了。

还没等革命委员会做决定，前部的起义军主力就遭遇了重大危机，黄绍竑在前方摆开架势要与起义军主力决战。在这场决定性的汤坑之战中，一路奔波劳碌，战斗力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到的起义军主力遭遇了惨败，残部和文职人员则狼狈不堪的流窜海陆丰——这个词可能对伟~光~正的我党是种侮辱，但对于当时情形却也是合适的形容。汤坑之败后，起义军失魂落魄，一路溃退，遇战则败，在莲花山地区又遭遇国民党军队阻击，军队伤亡殆尽，余部四散，黄绍竑则借此控制了潮安。最后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残部到达海陆丰时，仅剩1300余人。

还没等革命委员会做决定，前部的起义军主力就遭遇了重大危机，黄绍竑在前方摆开架势要与起义军主力决战。在这场决定性的汤坑之战中，一路奔波劳碌，战斗力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到的起义军主力遭遇了惨败，残部和文职人员则狼狈不堪的退往海陆丰。汤坑之败后，起义军失魂落魄，一路溃退，遇战则败，在莲花山地区又遭遇国民党军队阻击，军队伤亡殆尽，余部四散，黄绍竑则借此控制了潮安。最后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残部到达海陆丰时，仅剩1300余人。

而留驻三河坝的朱德和周士第部则也遇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在此与钱大钧残部激战三昼夜，双方都伤亡惨重，最后朱德率部退往潮安地区，与周逸群的第三师在饶平县会和——周逸群所率贺龙部第三师原与革命委员会一处，后来起义军主力溃散后撤离潮汕。这两支部队留在了闽粤赣湘边地区打游击，最后仅余800多人，并在1928年4月份与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残部在井冈山会和。

南昌起义到此算是告一段落，结局是悲凉的，中共组织的第一次武装暴动便已完败告终，但是反抗总是意味着血的代价，这是无法避免的。弱势的中共此时不可能在与国民党交锋中占到任何便宜，唯一的办法便是惨淡经营，寻求机会反击，可惜的是，中共在苏联的瞎指挥下又一次犯下了大错，盲目的在大城市进行军事冒险，最终的结果当然也是可悲的。中共从投降主义转向盲动主义，这个转折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详述的八七会议，官方教科书对八七会议的描述并不全面，只是说了积极意义，但却忽略了更为严重的消极意义。

长远看谁强大对苏联都不利，就后果看，强悍的毛泽东显然比恐惧外邦的蒋介石更对苏联不友好，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可是被毛泽东夺走的。短期看，谁能最短时间统一中国谁就对苏联有利，毕竟统一的中国威胁不了苏联（蒙古独立就是一个证据），却可以牵制日本。斯大林押宝蒋，从结果上看，苏联得到的太多了（虽然有些未必出于斯大林最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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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对苏联不够友好？他可是专程赶去给老大哥斯大林祝过寿的，而且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中苏关系那叫一个甜蜜。中苏真正出现裂痕，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算，中国官方称为“修正主义”，这才闹翻的。而在此之前，我党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地位，而且似乎我党也从未对满清时期的中俄条约提出过什么异议，直到90年代双方签订边界协议，正式将满清割让的大片土
地拱手让人。再说我党对苏联不好，那真的是天地良心了。老毛硬气吗？老毛要硬气就不会一边倒，还帮苏联玩命去打那得罪人的朝鲜战争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至于老蒋，由于斯大林的纵容，中共可是差点被老蒋搞掉，要不是小张的西安事变，中共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那点可怜的家底就要丢了底朝天了。如果老蒋取得了政权，以当时冷战的态势，很难想像苏联会有什么好日子过，要知道老蒋可是对苏联恨得牙痒痒，连外蒙都不愿承认的。至于东北，你认为美国人会让苏联占便宜吗？老蒋会放弃东北？以中共差点完蛋的代价来押宝老蒋，这笔帐怎么算都是赔的一塌糊涂吧。

八七会议（上）
八七会议是中共高层人事和战略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折，相信对我党历史有一定了解的同志都应该对此次会议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对此次会议的认识大多有些片面，认为其只有积极意义，事实上，本次会议的消极意义同样很大，甚至某种意义上抵消了其积极意义。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当然是倒霉了，其实国共合作闹到那个境地并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政治斗争的规则却必须要让倒霉蛋陈独秀承担全部责任。实际上，整个中共中央领导层，共产国际都必须要为此负责，但问题是，共产国际显然不能得罪，在中共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共产国际扶持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共产国际的指挥并不尽如人意，但总比孤军奋战好得多；而对中共中央打击一大片显然也不合适，这样会让中央的威望损失殆尽，在这个困难时刻，树立中央的权威比什么都重要；因此捯饬来捯饬去，只有让陈独秀当替罪羊承担所有责任损失最小。陈独秀固然有过，但是过错不是他一个人的，他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一把手，然后在关键时刻确实也有逃避责任之嫌，所以这个中共的肇始者就在政治斗争的大潮中被打上了沙滩，从此就死在了沙滩上。

南陈北李，在中共建立初时威望鼎盛，被视为当然的领袖，但是政治斗争何其残酷，李大钊死于张作霖枪下，而陈独秀又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从此一蹶不振，想来令人唏嘘。陈独秀是知识分子出身，对政治斗争本无十足经验，而陈独秀名为中共首席，实则苏联傀儡，苏联瞎指挥，老陈一字不易，照搬实行，但是最终因为苏联比陈独秀重要的多，所以陈独秀就因此被打上了被告席，从此不得翻身。将责任全部推给可怜的陈独秀，这是丢车保帅之举，在当时的情景下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今人仍然认为责任都是陈独秀一个人的，那我们确实也应该为这个中共早期的统帅鸣冤叫屈了。陈独秀固然有错，但是有错的不只有陈独秀，国共分裂固然有中共软弱的因素，但是在软弱的背后却隐藏着冒进过火的源头，说到底，别人闯下了祸端，却让陈独秀为其善后，而善后没善好还被倒打一耙。陈独秀可能不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有魄力的领袖，但是他也不像后来官方所言的那样是中共遭殃的罪魁，陈独秀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待在了错误的职位上，如此而已。

八七会议的开场白是罗明那滋代表共产国际推卸责任，当然了，苏联是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要有错那也是中共自己的错，圣旨哪会有问题呢？有问题的永远都是那些执行圣旨的人。罗明那滋这个共产国际派来传达最高指示的钦差大臣用无可辩驳的语气历数了中共在执行最高指示方面出现的问题，最后用右倾投降主义这个带有浓烈长毛情调的词汇给中共前一阶段的工作盖棺定论。接下来当然是众文武大臣山呼圣明，然后一班人抓住最高指示精神对罪魁陈独秀大加鞭挞，痛切批判，事情基本就是如此了，还能怎样呢？不过在这些批判声中，有一句话最后成为了经典，那就是毛泽东的“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如果说那些批判之言大多是应景之物，那么这句话则将这些批判升华了。

毛泽东当然是雄心壮志，有气魄也有手腕，前一段陈独秀将他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贬得一文不值，现在他当然要抓住机会狠狠的过把嘴瘾。必须说，太祖干事情从来都是大刀阔斧，要就不干，要干就大干，哪怕是星星之火，他也时刻想着让其燎原，这种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但同时，他也是必然会犯错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很像是被如来佛收服之前的孙悟空，无所畏惧，时刻都想颠覆在他眼里极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他和孙悟空的区别是孙悟空后来融入了旧秩序，但是毛泽东却永远和这个秩序显得格格不入。在政治上，军事上，毛泽东都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但是在社会秩序的改造上，毛泽东却总是有些急功近利。所以说，毛泽东做事情有时会极端化，比如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就是如此，声势浩大，但是搞到后来却失控了——看小知老，果然是至理明言——但是老毛从来不认为那么搞有问题，因为他是个习惯干大事的人，喜欢抓主要矛盾，对枝枝节节就不会太过于关注。而陈独秀的问题在于他是知识分子，喜欢把问题细化，所以他跟毛泽东是肯定尿不到一个壶里的。

毛泽东当然对陈独秀那股知识分子的酸腐劲很不屑了，农民运动搞得多好，轰轰烈烈，就你喜欢炸刺，老要说有问题，还要纠正过火，过火了吗？不过正何以矫枉？毛泽东更鄙视陈独秀的是他的没志气，我们前面说过，陈独秀开始组织中共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过能在短期内夺取政权，他的软弱也是与他这种想法有关系的，既然跟政权挂不了勾，那陈独秀当然就只想文斗不想武斗了。毛泽东当然比陈独秀有雄心，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当成了乱世之中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依靠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当然是白日做梦，但是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例子还是屡见不鲜的，他后来的那一套战略也都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毛泽东重视军事，或者说极端重视军事，因此才有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惊世言论。

从陈独秀单纯的想把组织搞起来到毛泽东觊觎政权，中共的成长由此可见，虽然中共在此次清共中几乎赔了个一干二净，但是在国共合作这些年中的发展已经让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更高的估计。但是不幸的是，矫枉过正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陈独秀式的低估消失了，但是高估却随之到来。中共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吗？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在当时的局面下，这种可能性即便存在也并不是很大，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也只能期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惜的是，八七会议一开，大家都忘了目前大盘还在跌停状态，开始乐观的以为前途就在不远的前方，估计错了形势，投资当然就会赔本。

美国倒是不会让苏联在东北占便宜，那干吗好端端的让苏联受降关东军？都扔原子弹了，好要让苏联打日本分薄中国。蒋介石统一中国的话，清朝的土地一样拿不回来，蒙古照样丢，东北以后一定会给苏联特殊权利，等到冷战结束再想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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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受降东北军原因再简单不过，人家都出兵东北了，那不让他受降让谁受降？美国倒是不想，但当时还是同盟关系，这个顺水人情怎么能不送？当时美苏英是三强，尤其苏联最关键，一方面是对抗德国军队的主力，另一方面毗邻中国，能对东北造成直接威胁；因此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讨好苏联，只能把中国卖了。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雅尔塔会议只是权宜之计，二战一打完，美苏便开始争夺霸权了；中国当然是双方必争之地，如果老蒋建政的话，当然美国会全力扶持中国作为反苏的远东堡垒。至于雅尔塔会议中的条款，美国大可以默认老蒋撕毁，到时候苏联倒是想不交还，他有胆量在这里跟美国干一架？——要知道美国可是为了南韩都愿意干一架的，更别说地位更重要的东北了。

从冷战思维的角度而言，苏联到底希望中国姓资还是姓社，这根本就不是问题，难不成好好的朋友不要，硬要个敌人？再者说，老蒋为什么软弱？他要能像毛泽东一样统一全国号令，他才不会软弱，他软弱只是因为他实力不够；但在对外问题上，相信就算到时候老蒋依然弱势，党内反对派也不会对他的对苏政策有什么质疑。

诚然，扶植老蒋确实让苏联在二战中少了后顾之忧，但是问题是，扶持老蒋和扶持中共，孰轻孰重这还闹不明白？我不是说苏联扶持老蒋不对，我是说不应该为了扶持老蒋就把中共置于绝境，轻重缓急得弄清楚。至少在中山舰事变的时候，苏联就应该让老蒋老实点，不应该那么纵容他，让他有恃无恐——当时苏联是北伐军的主要军械提供者，敲打一下老蒋的能力绝对还是有的。斯大林后来因为失败的中国政策可是没少受托派的攻击，要不是老毛争气，估计他想死的心都有。

讲简单点，苏联支持蒋，二战的时候日本就没办法打西伯利亚，不支持蒋，那么多亲日的军阀，中国自己打内战，日本一战而定，北进的愿望更大，至于冷战的时候，一个亲美而无力的中国和一个不亲美不亲苏蛮横的中国，哪个对苏联威胁更大可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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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老蒋可以，但是苏联是不是对老蒋的控制也太差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之前，苏联可是握着生杀大权的，即便斯大林看好老蒋，也不能任由老蒋耍脾气，到最后闹到一拍两散吧。斯大林不是不可以投资，但是将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不懂得风险规避，这是投资学和政治学的大忌。

另外中苏真正的蜜月期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根基未稳的时期，核武器和重工业建设的支援多数在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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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大林已经很急功近利了，但是赫鲁晓夫比斯大林还牛逼，赫鲁晓夫时期和盟国关系闹僵，其实已经揭开了苏联最后倒台的序幕了。美国不过是当个大哥，这大家都能接受，苏联直接相当爹，这换谁谁乐意啊。

八七会议（下）

随后瞿秋白——本次会议中的最大受益方——对下一阶段工作做了部署，核心是武装反抗，而手段是秋收农民暴动，政治路线是土地革命。瞿秋白和陈独秀本来就不和睦，四一二政变之后，瞿秋白就有驱陈的想法，但是因为鲍罗廷的缘故未能成功，而在八七会议上将所有责任都推给陈独秀也是瞿秋白的想法。当然我们可以说瞿秋白是从大局出发，但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说，瞿秋白此举颇有落井下石之嫌，瞿秋白想当个领袖，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根本没有领袖的才具。好了，对瞿秋白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有详细的讨论，这里就暂且放下不论。

土地革命的提出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实际上，也只有土地革命才是中共最终夺取江山的终极杀手锏。因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问题，谁能争取到农民，谁就能最终取得成功，而在这片阵地上，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先行一步，并且事情办的也更加干脆利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要平均地权，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但是国民党在农民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却总是不到位，黏黏糊糊，似是而非，当然就不如共产党直接没收土地来的有效力。乱世用重典，尽管中共的土地革命有时候会出现过激的情况，但是牺牲一两个无关痛痒的小地主，而换取大片贫下中农的支持，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搞政治嘛，是要会算账的，但是首先必须学会算大帐，然后才能算小账，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就是先算了大帐，然后出现问题再做适量微调，大方向总是要先确定好的。

事实上，土地革命不是什么新概念，苏联在武汉政治气氛恶劣之时也曾经下达过这样的指示，鲁易给汪精卫看的那分指示中就有这条，而且是第一条，现在八七会议只是旧调重提，但是这个提法在不同背景下提出，意义是不一样的。

苏联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时，国共还未完全破裂，苏联一方面要中共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又要中共维持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土地革命和左派，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但是苏联居然天真的认为是可以兼容的，所以说我说这是乱弹琴。土地革命的实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以武装割据为基础，没有武装保障的土地革命能成功吗？地主会伸着脖子让你砍吗？而这个武装基础必须是中共自己的武装，异想天开的认为能在国民党内找到知音是绝对投机的表现，但是，当时苏联又想在国民党左派军官身上寻求突破。投机当然容易牟取暴利，但问题是，也可能输得很惨，苏联之所以热衷于投机，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听话，那苏联当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有实力的国民党了，不幸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一厢情愿。所以说，那时候说要土地革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

现在的形势是，中共要单干了，说实话单干不容易，至少比和国民党合作时期难得多，苏联之所以一直不愿放弃和国民党的合作，原因就在这里，真要开始单干，除非菩萨显灵，否则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夺取天下。虽然，最后菩萨真的显灵了，但是在菩萨显灵之前，中共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土地革命这丸药，要服用几个疗程后才能生效，是慢性作用的，中共现在单干是惨淡经营，而土地革命则是惨淡经营能够最终能够红红火火的关键。土地革命和中共单干是紧密相连的，尽管前程远大，但是路多凶险，有可能成功，失败的概率也同样不低，一切都只能看运气。

另一个问题，组织秋收农民暴动，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事件，伟大领袖毛主席终于要单独出场了，虽然说这次首演也很难称得上精彩。

好看，我只想问问


LZ你把 太 祖说的这样神，不怕死

怎么死了要变腊 肠躺在水 晶 GUAN里被我等时代代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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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太祖有多神，不怕死啊，只是说他雄心壮志，有抱负，是干大事而不拘小节的类型啊。说实话，太祖骨子里是个民粹主义者，这一点跟朱元璋很像，不过他比朱元璋有文化的多，所以犯的错误也更大些。

秋收起义

毛泽东和彭湃当时在中共党内有农民王之称，彭湃是中共最早搞农民运动的，在广东一带颇有声势，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起义军远征途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在湖南，毛泽东无疑是共产党农运的另一面旗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是个很另类的人物，而这种另类主要体现在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上，更多时候毛泽东像是一个独行侠，甚至他在出任组织部长的那段时间他在中央的时间也少的可怜，因此，毛泽东在党内一直都很尴尬，虽然资历很深，但却不上不下。

毛泽东之所以与中央保持距离，是因为他的政治观念和党中央有很大的分歧。在军事问题上，在农运问题上，他跟陈独秀都有着很深的矛盾，所以在陈独秀主持中央期间，毛泽东更像是一个边缘人物，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非主流。当然了，他跟苏联顾问的关系更是稀松平常，虽然他从没有当众评价过鲍罗廷，鲁易之流，但是同时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交往——这种神秘感让鲍罗廷认为毛泽东不好对付。毛泽东从不会在外人面前指责苏联的指挥错误，甚至私下会谈也不会，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就是敬而远之，不置可否——典型的外交态度。毛泽东是个懂得保护自己的人，虽然他内心对苏联的指挥很不屑，但是他明白目前苏联的地位不可撼动——不管犯了多少错误——对于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毛泽东从来都不会有任何表示。这与张国焘是很鲜明的对比，张国焘从国共合作开始就与苏联顾问的冲突不断，国共分裂后甚至对着瞿秋白大骂共产国际，冲动的表示要单干，对罗明那滋的态度也很楞，结果就是张国焘一直被苏联视为异类，并造成了最后的悲剧。这说明，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上是很成熟的，他宁愿自己被边缘化，也不愿意给党内的当权派任何口实，在缺乏力量的时候，他也只会做些诸如痛斥陈独秀这样无关痛痒的事情。什么叫城府？这就叫城府。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有着林林总总的问题，那是否就意味着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反对派瞿秋白就是盟友呢？当然也不是，因为瞿秋白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二个陈独秀，虽然一个左倾，一个右倾，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两者如出一辙，都是苏联最高指示的传声筒——缺乏自己对局势的清醒认识。瞿秋白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极端软弱走到了极端冒进，当然这一切都是苏联的主张，在大城市寻求突破，这就是瞿秋白的政治主张。那么秋收起义呢？不要以为瞿秋白把眼光投降了广大农村，瞿秋白的终极目标是大城市——长沙，因此秋收起义一开始的目标就是长沙。毛泽东当然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就凭他手上那点乌合之众，想要攻打大城市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表示反对，横竖反对也没有用，重要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秋收起义一开始当然可以看成是又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暴动，联系了一些军人，组织了一批农民，在湘鄂赣边区组织起来，然后准备趁人不备打一梭子。1927年9月9日起义在修义县率先发动，因为起义地区属于三不管，防备薄弱，一开始也算打了些小胜仗，但是因为这支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大多数人都没打过仗，所以一遇反扑，马上原形毕露，开始稀里哗啦。原本起义军有四个团，途中四团倒戈——这支部队本来是临时拉上马的一群土匪，当然靠不住；而二团呢，又都是些工农积极分子，说是乌合之众可能有些难听，但是大抵也就是那么个水准，所以到后来基本都死的死，散的散，剩下了几十个人；一团和三团算是正规军，水平也稍微好点，但也就那么回事。

到了9月14日，情况已经变得很糟了，毛泽东当然不傻，知道靠着这些料想要攻取长沙那基本概率是零，所以他果断通知一三两团以及第二团那仅剩下的几十号人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当然不是整顿军队进攻长沙，而是准备另谋出路。于是在文家市，毛泽东看着手下的残兵败将做出了在中共史上的一个重要决定，全体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撤退！

在中共早期的武装斗争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决定都与撤退有关，这不是说我军不够英明神武，而是因为差的实在太多，就像是中国国家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具备进军世界杯的能力——当然了，有些脑残的球迷和中国足协的领导会有这样无聊的想法。当然了，毛泽东比那些脑残的足协官员是高明一万倍了，他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的道理，打不过怎么办？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既然咱没能力在大城市耍横，去鸟不拉屎的偏远山区总没问题吧？什么？没有面子？面子值什么？面子比性命还金贵？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泽东最懂得保全自己的重要性。就跟辛亥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一样，只要有命在，就什么都可能发生。

当然了，毛泽东这么做是跟中央决议唱对台戏了，不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将军的就得时刻根据局势发展调整方向，毛泽东说实话从没带兵打过仗，但是打的过打不过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谱的。中央要胡闹，那让他们胡闹去，老毛可不愿意当中央愚蠢决议的受害者。当然了，撤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损兵折将也是经常会发生的，比如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部队就遭到了伏击，结果损失惨重，本次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阵亡了。

历经艰辛，部队到达了三湾，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把师缩编成团，并将党支部设立在连上，这次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其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党指挥枪这条原则的建立。要说毛泽东以目前的处境而言，颇有些流寇穷匪的意思了，但是这群立意占山为王，衣衫褴褛的所谓共匪和真正意义上的土匪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主义——主义的最大作用就是糊弄底下人。为什么要让党指挥枪？因为要实行高度的权力集中，大家不要对独裁有反感，事实上，在乱世，独裁是最有效的管理模式，只要这个独裁者够水准。党指挥枪就意味着不会让实权军人篡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古以来帝王和将军之间那永恒的矛盾，党军合一，这就意味着不会在党权和军权上产生冲突，这条预防性措施当然是很有水平的。在军队内设立党代表在治军上是创举，一可以起到监军的作用，第二嘛，可以起到教化人心，训练队伍的作用——这一点毛泽东大抵是师从老乡曾国藩，曾国藩自称非带兵之才，但为统兵之才，曾国藩统兵就擅长教化，用三纲五常约束士兵，每天都要训家法，让士兵唱《爱民歌》，毛泽东统兵也很重视这点。因此，毛泽东虽然还不怎么会打仗，但是练兵却已经有一套想法了。

最后嘛，大家就都知道了，毛泽东和他那支已经残损不堪的部队在罗霄山中段井冈山落了脚，虽然很艰苦，但是好歹有了落脚之地，井冈山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虽说困难了点，但是足以占山为王。毛泽东建立了第一个农村的根据地，中共就是从土匪干起，一步步走出农村，进而夺取天下的，所以说英雄不论出身，成大事者能屈能伸。只不过，目前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苏联及其应声虫瞿秋白还在做着夺取大城市的美梦呢，这也是一个组织在成长过程中会犯的幼稚病，那就付出点代价吧，至少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留下了星星之火，虽然从目前看来，要想燎原还需要很多条件，但是菩萨会显灵的，只要不放弃。

八仙过海

国民党本来因为分共有分裂之势，如今南京武汉都已经分完了，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但是分共完了不代表就不分裂了，武汉和南京想要恢复到当年的和和美美已然是不可能了，国民党各门各派都卯足了劲准备一展身手，这是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代，国民党NO.1之争重燃战火。

阎老西易帜

阎锡山说起来也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但是民国讲到了现在，我们还是很少见到他抛头露面，阎老西太低调了，尤其在民国热火朝天的政治氛围中，这种低调更显难得。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坐上了山西王的位子，但是民国经过了十五六年的混战，其他地方的长官走马观灯，人来人往，但还就是山西一直是阎锡山当政，而且这个位置是越做越稳当，那么阎锡山用了什么手段能够把山西紧紧的捏在手心里呢？

山西人会做生意，晋商在中国商业历史上也是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金融业，更是走到了中国的前列，代表事物是山西交子，代表人物嘛，当然是娶了宋家大小姐宋霭龄的孔祥熙。阎锡山也是出身在一个小商人家庭，从14岁开始就弃文从商跟他爹一块搞金融投机，结果呢，总要先苦后甜嘛，阎老西不是神童，所以金融投机失败了，然后他就和他爹逃到了太原。阎锡山明白了，搞金融投机风险太大，而且没啥前途，还是搞政治投机有前途，所以他考军校从军了，然后因为脑子活，成绩好，还被保送去了日本，成了士官系的一员。

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已经26岁，老大不小了，在留日过程中也算见了世面，还参加了同盟会——当然了，秘密的，回国后因为海归出身，加上能力不错，在军界开始腾飞，几个月时间就当上了标统（相当于团长），可以算是春风得意。武昌起义后，老阎紧跟时代浪潮参加了辛亥革命，最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并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山西王的历程。

阎锡山一开始在山西并不稳固，因为他家庭出身一般，在官场上也没有太硬的关系，尽管被革命党人推到了都督的位子上，但还是不管从资历，人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想保住自己地位还是得动点脑筋。当然了，搞过金融投机的阎锡山对政治投机也有心得，简单的说，就是投靠强者，稳固住在山西的地位，当时的强者，而且对山西有直接影响力的人是谁呢？当然是袁世凯。想当年南北议和之时，袁大头派曹锟领兵攻打山西，阎锡山一看不敌，赶忙向袁世凯示好，并用实际行动跟孙中山划清界限。此后，阎锡山为了讨好袁世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老爹都送到京城当人质以示忠诚，袁世凯说一，阎老西绝不说二，袁世凯说要称帝，阎锡山绝不说要搞共和。在袁世凯志得意满准备称帝的那段时间，我们老阎还屡次上书劝进，可以说把功夫做足，目的无非就是让袁世凯信任他，把山西交给他。当然了，投机成功了，有了袁世凯的首肯，老阎在山西就有了最大的本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剪除异己，扶植亲信，稳固了地位。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位，阎锡山与时俱进，马上开始跟段祺瑞套近乎，拜师，还友情赞助段祺瑞一旅军队去打护法战争，结果运气很不佳，商震的那支军队全军覆没。

阎锡山在山西的位置上越坐越稳，以前主军，现在干脆把政也一块主了，但是老阎在投机中学习，发现自己做得过了，火候没掌握好。阎锡山之所以对袁世凯，段祺瑞那么卖命讨好，说白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老是害怕某一天被他们废了，现在阎锡山慢慢醒过味来了，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那么上心，搞得那么高调只能遭人恨，因为讨好人的同时也在得罪人。人嘛，总是在成长过程中越变越圆滑，越搞越世故，阎锡山刚开始年轻，在政治上锋芒太露，虽然没有造成什么直接损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得罪了一些人。讨好袁世凯当然是得罪了孙中山，而讨好段祺瑞更是把国民党，直系等等一块都得罪了，讨好的人越做越大倒也罢了，问题是这两个人都是昙花一现，阎老西终于明白了，在民国这么个乱世混，绝对不能把自己跟别人绑一块，抛抛媚眼可以，但坚决不能发生关系，谁能知道情郎有没有梅毒？

阎锡山成长了，他改变了疯狂投机的策略，因为投机可以盈利，但也会亏损，而且输赢都是一瞬间的事，风险实在太大，尤其是民国，看不出有哪支股是绩优坚挺的，与其如此，还不能把钱存银行，稳健经营呢。阎锡山学会了韬晦，搞政治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切切实实将其付诸于行动的却是少之又少，因为没有多少人喜欢坐冷板凳，搞政治不就图个轰轰烈烈吗？尤其是民国这样的乱世，可以赌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没人喜欢四平八稳的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过活。阎锡山与众不同，他不想掺和外面的世界，那里太乱了，说不定自己哪天就粉身碎骨了，还是踏踏实实的把江西这份产业搞好吧。

阎老西把江西治理的不错，因为阎锡山基本不参与外事，所以山西一直都很太平，再加上说实话山西这地方也不是太有油水，别人也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阎锡山守着山西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部队多了，军备搞上去了，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不少战争地区的难民还喜欢躲到山西避免兵乱，总之阎锡山一步一个脚印在提升着自己的实力。等到了北伐，阎锡山已经在华北地区小有分量了，虽说实力和张作霖，冯玉祥这样的风云人物还是不好比，但是至少别人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了，而惨淡经营多年的阎锡山也终于有了一觑晋外的可能。

有人可能说阎锡山这个人太保守了，在民国搞政治也能搞得他那么默默无闻，十几年不上个报纸头条，这样活太没意思，但是同志们，有利也有弊啊，吴佩孚，段祺瑞活的潇洒吧？但是最后怎样了？谁能有阎锡山命更长？现在的人大多好高骛远，从来不愿意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发展，整天想着一步登天，你能耐比别人强很多，还是你家老爹是胡哥？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去想着一夜之间发财，厚积薄发，等到自己混的差不多了，自然水到渠成会有露脸的那一天。

好了，接着说阎锡山，现在北伐的形势是孙传芳被打得五省只剩下了半省，而玉帅更是凄凄惨惨的到四川去投靠杨森，冯玉祥从国外归来势头不错，张作霖越打越靠北，而眼看着形势不错的国民党近来又闹分家，总之一个字，乱。但是这个乱中也有可以分析的地方，比如国民党现在肯定比张作霖强，老张现在孤军作战，南有国民党，北有冯玉祥，日子可是不好过，总体来讲，南强北弱。

阎锡山目前这个实力，要说去争雄天下那倒也不可能，但是看准时机捞一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阎老西虽说前半辈子活的有点像守财奴，但是不要以为他就真的只愿意在山西晃铛，说实话，如果机会合适，阎老西也想搞搞副业。现在的机会很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北方前所未有的虚弱，虽然张作霖一直死扛，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张被打回关外那是迟早的事儿，所以北方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有潜力接管的除了冯玉祥也就算是他了，即便胃小吞不了那许多，至少肯定可以捞得些地盘。阎老西等了那么久，今天机会终于来了。韬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是保存实力的目的是为了伺机进取，所以说，韬晦只是进取的手段，很显然，阎锡山搞懂了这点。以前在直系，奉系，皖系牛逼的时候，华北哪有他说话的份？如今呢，都他妈的互相斗垮了，所以老阎终于要渔翁得利了。

其实阎锡山现在也是北方的红人了，张作霖，国民党都巴巴的想让他表态，他帮谁局面就有利于谁，所以各方的联络人都把阎锡山的督军府门槛给踏平了，但是阎锡山在做准备，只有在准备好了，他才会表态，稳扎稳打，这就是阎锡山。终于阎锡山准备的差不多了，他认为自己有实力在张作霖倒霉的时候再在人家伤口上撒把盐，因此，1927年6月3日，山西地面上挂上了青天白日旗，阎锡山终于要跟着国民党走了，张作霖的日子更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