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恺撒：从人到神》，有实体书】


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是由它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所以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认识一下罗马的体制问题。
虽然号称“共和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罗马并不像雅典那种全民参与权力的古典民主制，它本质上一种“混合体制”：即由贵族寡头说了算，但平民也能对其权力有一定的制衡，且最关键的是罗马是个法治、宪政国家。
从稳定性、效率等方面而言，罗马的混合体制要比希腊的古典民主优越得多。
在罗马，起政治支配作用的是新贵阶层，他们的主要堡垒和共和国的领导机关就是元老院——它应该是现代议会的前身，类似内阁。元老院最初权力不是那样大，但由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所出现的危急情况，导致罗马的行政权力越发集中于元老院之手——这是罗马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起码是一种停滞，“第二次布匿战争对于罗马的影响之深，可以与亚历山大战争对希腊人的影响相比拟”。
元老院成为了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审议国家的内外方略及决策，同时它还有权对全部国家生活加以最高监督；由于罗马最初是由小小的城邦发展而来，原本事务不多，所以家长式的元老院一向管得很宽。
元老（即议员）最初一般是三百人的名额，任命元老的权力以前属于国王，后来则属于执政官，再后来又转到监察官之手。
元老以前都是由贵族充任，但后来也渐渐有了平民，但元老无薪酬，所以一般平民也就承担不了这个经济负担；而且法律还规定元老不许经商，这样新富阶层也大多不愿进入元老院，因此它也就更加贵族化、保守化。
元老主要还是由解任的高级官吏担当（大概也有些财产限制），他们大多是土地贵族和政治保守派，所以元老院主要还是体现贵族的整体利益和意志。但元老基本属于社会精英，也能适当照顾全民利益，所以罗马的体制也有一种“精英政治”的趋向。
在内战开始之前，元老院还是享有巨大的威信的，它也确实向历史证实了自身组织的英明和不凡。直到整个罗马的国家机器不再运转如常，元老院最后也成了摆设。
尽管独裁者苏拉有意提高元老院的政治作用，而将其增至六百人，但客观效果却正相反；我们本书的主角恺撒更是如法炮制，将元老名额一度增加到了九百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意在削弱元老院的权威。

罗马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的表决机关，在这些大会上会选出像执政官、行政长官、监察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甚至独裁官）一类的高级官吏。
但是，与雅典（民会是表现人民意志的统一机构）不同的是，罗马却有两个民会（形式上甚至有三个）：百人团民会选出一切普通高级长官，如执政官、行政长官、监察官；不分等级且不要求财产资格的特里布斯民会是最民主的一种人民大会，在这个会上会选出纯属平民的高级官吏，如保民官和平民营造官。
职能产生了重叠，这样一来，便降低了人民大会的威信。而从这里，就体现出了罗马民主不成熟的一面。
再让我们简单看一下罗马的高级官吏，他们的职权往往非常广泛，并不像它们的名称那样单纯。当时的罗马人根本没有什么“文武”分途的概念，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就是能承担一切事务，所以“出将入相”、“文治武功”实为常态。
如果说元老院是董事机构的话，执政官就类似执行CEO。罗马的两位执政官名义上是共和国最高的官吏，任期一年（跟现代的四年总统制相比太短了）。他们具有军事权和民政权，凡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执政官往往是作为军队最高统帅出征的。
象征执政官权力的带有斧头的棍束（fasces），即是“法西斯”一词的来源；一般执政官有十二位侍从，独裁官则有二十四位。
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就是行政长官，王政时代它时常代替国王行政，所以才如此称谓。但它是掌理最高诉讼的，所以一般通称为“大法官”；不过当执政官不在罗马时，行政长官则可以代行其职权——不如现代民主制下行政、司法的严格区分。随着治理行省的需要，行政长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决定元老人选上看，监察官这个职位似乎凌驾于一切荣誉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罗马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它是每年各从贵族和平民中选出一位，监察官的权力多种多样，除了任免元老的权力以外，还包括检查公民的生活和行为、贬黜骑士等，还负责统计公民财产并将公民按照社会、政治等级列表。
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权力的某种制衡作用，因此，由“非暴力、不合作”的改良方法所产生出来的保民官就显得非常突出了。想当初，由于忍受不了贵族的欺压，民众不是起而造反，而是集体出走，乃至造成了贵族的恐慌和妥协。
保民官是罗马民主制的一个特殊监督机构，他们一共是十个人，由每年选举产生；以前它纯粹是由平民担任，但后来立场倾向平民的贵族也可担任。
起初，保民官行使的是帮助权，后来又发展出来了反对官吏的命令、反对元老院的决定、甚至反对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的权力，如果保民官发现它们和平民的利益不合的话。
尽管保民官神圣而不可侵犯，但随着罗马形势的恶化，尤其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出现，保民官职位很容易成为贿买的对象，或者成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影响对象。如此一来，保民官的干涉权也就成了最大滥用职权的源泉。及至共和国末期，保民官的职位完全蜕化了，它成了个别集团进行斗争的工具和军事独裁的工具。

罗马的对外征服，由于其巨大的成功，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一方面，财富被大量地集中于意大利尤其罗马，由此在那里引起了经济生活的高涨。这就类似于被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增强了流动性。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社会生产成本下降，从而加速了小农经济走向破产。
再加上军队长年出征，士兵已经不再习惯于农业，从而更加助长了土地兼并的盛行，及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无论在任何社会，两极分化一旦过度，就必然要产生严重的恶果，直至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由于罗马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有产者所掌控的政治、经济资源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原来民主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各阶级的力量对比——我们不难想见，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动摇，必然要带来上层建筑的调整——相反，欲实现政治民主化，对于经济基础的改造也是势所必然。
终于，一个崭新的阶层在罗马形成了，即“流氓无产阶级”！由于毫无政治立场和惟利是图，要钱财甚于民主、自由，“这个集团在民主的蜕化和共和的毁灭上起了致命的作用。”他们也可谓是“暴民政治”的潜在主体，是最容易被专制者、独裁者所煽惑和利用的。
在当时的罗马，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和政治派别，即以平民为主的民主派（称为民众派更合适），和以贵族为主的共和派（称为保守派更合适）。在今天看来，一个国家形成两个乃至多个代表不同政见、利益的派别是最正常不过了，而且不同派别之间还可以起到权力制衡、监督的职能，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前提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运作。
在平民和贵族之外，还有一群立场有些摇摆的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是善于骑墙的“骑士”阶级。
骑士原本指在军队中充当骑兵的人，由于马匹等装备并不是人人都置办得起的，所以骑士也就具有了某种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指代意义。久之，骑士成为一种荣誉头衔，有戴金戒指的特权，成了那群有一定财富但没有政治地位的人们的代名词（骑士每年要到监察官那里去登记财产），就类似于近代的资产阶级。
由于元老不许经商，这样他们就只能打土地的主意；骑士则主要经营商业，或者包办行省税收等事，一般来说，他们都不愿做元老，而情愿继续从商，这样也就加重了他们同土地贵族派的分化。
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骑士就需要同平民站在一起向贵族争夺权益，就像近代的资产阶级要常常联合平民一起向专制君主发难一样；但由于他们毕竟不同于平民，所以往往又与平民貌合神离，这样也就加剧了民主派的不利地位。

随着大征服时期的到来，罗马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化，很多破产的平民纷纷涌入罗马城，他们的人数可以占到罗马城居民的半数以上，这一数十万之众显然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挑战。
为了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贵族出身的格拉古兄弟先后担任了保民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贫民生活的改革措施。比如，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贫民，他们还建议国家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
这些改革举措似乎非常正当，类似现代的“福利国家”，但在当时看来却是非常激进的。贵族们都吓坏了，因为他们怀疑格拉古兄弟这些收买人心的举动是别有所图，是企图颠覆共和体制的阴谋。
在贵族当中，提出土地改革的人，提比略·格拉古不是第一个，但是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因为这样就会打破贵族寡头之间的权力平衡。
而提比略的兄弟盖约·格拉古走得更远，他向往的是希腊式民主（希腊也有僭主，雅典即有所谓“三十僭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被完全打破，民众将取代贵族成为罗马的主宰……
不管盖约的出发点是什么，也不管贵族们是否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首先看到的却是一个独裁者的形象①，否则怎么会有（像格拉古兄弟这样的）贵族想要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一旦有教养、有地位的贵族不再成为社会的中坚，那么“暴民政治”岂不旋踵而至？在雅典的古典民主制度下，连苏格拉底这样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可见“多数人说了算”也不合理。
格拉古兄弟的“热情”更加重了贵族派的猜忌：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盖约则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
事实上，这样做是违法的，对于社会游戏规则的破坏那是野心家才干的事。
于是为了维护共和国宪法，也为了将潜在的“独裁者”消灭于萌芽状态，贵族派便向格拉古兄弟痛下杀手。
公元前133年，在一场狂暴的混战中，提比略被人杀死；十二年后，盖约也在贵族的围攻下被迫自杀，据说他的头还被人割下且头盖骨被灌入了融化的铅。随后，盖约的3000多名支持者也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法治被弃之一旁，暴力至上的游戏规则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

① 这一点中国人比较难以理解，事实上在民主体制下，如果一个人想要实行独裁，他就必须首先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就如同希特勒，他也是经民选上台的。

“拥有高贵的家世，天性淳厚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用全副精力投身于城邦的事务，这两兄弟遭到不幸，便使得我们知道，即使光荣来自群众的欢呼，有时还是会产生悲惨的结局。”普鲁塔克这样感慨道。
不过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罗马经济的良性发展，只是未能解决当时已日渐突出的社会矛盾。后来，又不断有人谋求突破性的改革，但也都失败了。
格拉古兄弟之死，根源还在于民主派的软弱和它的内部矛盾。而由于小有产者的日益流氓无产阶级化，民主派便更加消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开始失衡——相对温和的社会改良运动注定了要走不通，于是激烈化的革命手段便呼之欲出了。
古罗马史家阿庇安在其《罗马史》中写道：“罗马的平民和元老院常常因为法律的制定、债务的取消、土地的分配或行政官员的选举而发生斗争。但是内部的不和没有引起战争，他们只有意见的不和，在法律范围内的斗争；这样，法律是在他们彼此让步、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制定的。”
而当不能使用和平手段、法律手段时，暴力的游戏规则登场，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罗马从此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战时期”。
不过这期间各方力量彼此互为消长，且各派时有妥协和退让，这样才使得内战延续了那么长时间；尤其罗马共和国毕竟已经有了四个多世纪的辉煌历史，它的习惯性力量还是相当巨大的——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无论如何也不应被忽视，革命不可能扫除一切，理性也不可能建构一切。
其实我们不难看到，通过大征服，罗马这个城邦国家已经完全变质，它的那旧的一套国家机器已经不再适宜于管理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改弦更辙实为势在必行。一般情况下，国土面积的大小与国家走向专制的几率是成正比的，因为国家机器越是强大，就越容易束缚人们的自由。
“在古典城邦的狭窄范围内，被塞进了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内容。广大的地中海市场、行省奴隶主的新集团、意大利和行省之间、公民和非公民的复杂的相互关系，都坚持要求新的管理制度。不能用只适合于台伯河上的小小公社，而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只适合于意大利联盟的那种方法和机构——来治理世界的强国了。”（《古代罗马史》）
这时是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恰当汉武帝时代，已经到达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第一个高峰，也已取得比较稳固的地区霸权。

【跟上文不联系】

前面已经提及，前74年时，那位野心勃勃的本都国王再次发动了对罗马人的战争，他的其中一支军队也再次攻入了亚细亚行省的领土。
此时的恺撒，人恰好又来到了罗得岛，此地距离亚细亚行省不过一海峡之隔。于是他便渡海来到亚细亚，并迅速地征募起一支辅助部队。在帮助主力部队将敌人赶跑后，恺撒并没有在此地停留很久，前73年他便又回到了罗马。
这时，恺撒被补入了司祭团，以代替这一年去世的盖·奥列利乌斯·科塔。科塔是恺撒母系的亲属，据说当时恺撒不仅有地位高的庇护人，而且他的母亲也一直在为爱子的前途张罗和操心。
不久之后，恺撒又当选了军事保民官一职。当时年轻的罗马贵族通常都是从这一职位开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事业的，类似于往军队去“镀金”。不过，我们这里有必要把这个“军事保民官”简单介绍一下。
军事保民官是罗马军团中的高级军官，每个军团常设六位，相当于军团里的参谋，有时也负责指挥一到数个支队。军事保民官与副将可以列席军事会议，他们轮流管理军团事务，主要是军事行政和庶务方面的事务，每人每年两个月。
之所以名为“保民”，大概还是着眼于其由民选产生，而不是将帅直接任命或元老院委派的副将职衔；这样一来它就有点监督将帅的职能，以及参与军事决策、军队管理等。按照罗马的一般规定，青年男子在开始其政治生涯前至少要有十年的军事任职（军事保民官或副将），有时法庭中的法律职位也可。之后，他们便可以谋求行政官职，通常按照特定阶序进行升迁。
在罗马的“仕途”中，第一个行政职位是财务官，之后依次为营造官（并非必须经过的资格职位）、行政长官、执政官，最后是监察官。这些职位往往都是有最低年龄限制的，比如财务官必须年满30岁，而且两次任职间隔至少需两年。
自从前180年该阶序经法律规定下来，基本每个人都是遵循固定的升职模式一路登上权力的金字塔的。但是自从马略和庞培破坏了规矩以后，这一阶序就不再为人们所严格遵循了。

恺撒是如此深得人民的好感，这一点从此次军事护民官的选举中就可略窥一斑，因为他获得了非常高的票数。如此出手不凡，因此普鲁塔克称这件事是恺撒获得“人民之爱”的第一次的公开表现。
随后恺撒便出任了安东尼·克里蒂库的副将，这个克里蒂库正是后三头之一安东尼的父亲，他的妻子是恺撒家族的一员，她的父亲正是那位90年度的执政官。这样看来，按辈分克里蒂库就应该是恺撒的姐夫或姑父。
克里蒂库受命前往克里特岛清剿海盗，因功被授予“克里特人”的荣誉称号。但他随后就走了背运，不仅在一次交战中失利，结果人也很快病死，时在前72年。
由于文献阙如，我们完全不能了解恺撒在那场奴隶大起义时期的军事表现，想来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还在他最近一次返回罗马时，他就立刻积极地投入了争取恢复保民官特权的运动。他还发表演说支持保民官玛凯尔领导的一场运动，它的主旨是保卫因苏拉没收土地而受害的公社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