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历史鸟瞰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1956年以前尚处于奴隶制度当中。现在的凉山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以前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凉山”只是一个地方的概念。当时的凉山分为“大凉山”和 “小凉山”。大凉山指现在以凉山州为中心的地带。大凉山的东边是小凉山属乐山地区，小凉山有四个县，即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简称“雷、马、屏、峨”，这一片地方叫“小凉山”，是四川的小凉山。大凉山的西边，在云南境内还有三个县：华坪、永胜、宁蒗，这三个县也主要居住的是彝族，叫做“云南小凉山”。所以凉山包括了四川的大凉山和小凉山，以及云南的小凉山。这是一个习惯的称谓，并不是说大凉山就大，小凉山就小。有一个谚语，说是“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意思是大凉山的山脉比较舒缓，其中还有一些山间盆地，相反小凉山的山脉很陡峭。这一地区的社会制度过去与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奴隶制社会。对凉山彝族社会制度的研究从1949年以前就开始了，中国和外国有不少人研究凉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制度太特殊了，世界少有。用现在的行政区划的概念来看，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雷波已经划给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华坪县和永胜县。这个行政区划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只包括从西昌地区划出来的几个县，后来经过西昌地区与凉山州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成立时又将西昌地区的米易和盐边两县划归了攀枝花，所以凉山从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的概念来讲是不同的。
这一地区以前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交通沿线比较通畅外，其他地区的交通都不畅，外人无法进入。交通沿线一般是汉人的聚居地区，比如安宁河谷以前的乐西（乐山―西昌）公路沿线，也就是现在的成昆铁路沿线。西昌还有一条西祥（四川西昌―云南祥云）公路，这两条路加起来叫川滇西路。除这条线比较通畅而外，其他的都不通畅。其实乐西公路也不是很畅通，因为彝族的聚居区就在通道的旁边，而且相距很近，彝族部落时常阻道。这就是解放前所谓的“夷务问题”。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区汉人进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独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对彝族人的称呼。
所谓“独立”，并不是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指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势力和地方政府的势力都达不到。历史上说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彝族部落抢夺掳掠行人的钱财以及人身，把人也作为财物来抢。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这种抢人习惯，这是“夷务问题”的实质。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王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驿道的沿线设立了营、汛、塘、堡这些机构，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叶都起过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国家内忧外患，军队抽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镇压。再加上驻军本身的腐朽，拿军队的枪弹去换彝人的鸦片，助长了彝族奴隶制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咸丰以后，这个地方简直不可收拾。所以凉山之有名，就是因为它是奴隶制社会。
由于汉人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关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最早对凉山奴隶制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派了一些探险家进去探险，其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官，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探险也是一种研究。1890年法国奥尔良亲王率领一帮人深入大凉山腹地探险。1906年法国有一个军官叫多隆（Dollone），带了一个考察队在凉山地区考查，写的书这几年我国才翻译过来。宣统时英国有一个叫巴尔克的胆子大，带了一两个人进入到了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位于现在的美姑县），进去以后被彝人杀死了，牵动了外交，这是清末有名的“巴尔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总督派兵两路围剿牛牛坝，一路从西昌进去，一路从雷波进去。进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军也就出来了，说是打赢了。这一事件导致在1910年（宣统二年）在大凉山腹心区建立昭觉县。“昭觉”就是昭之觉醒的意思。昭觉县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县府又撤出来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时间，修了一圈城墙，一个县衙门，还撰修了一部县志，但整个凉山的情况依然故我。“巴尔克事件”后来被说成是凉山人民的反帝事件，巴尔克到了牛牛坝以后，有两个黑彝奴隶主谈论说，这个人不象我们的人，鼻子高，眼睛蓝，问他是哪里人？他带有两个翻译，他说英语，一个翻译译成汉语，另一个再译成彝语。他回答说，我从英国来。彝族人没有英国这个概念，翻译就译成“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再转译一遍就成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彝族头人说，这家伙说他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不大一样。另一个头人打赌说，他说他是天上来的，你敢不敢把他杀了？这个头人说，我就敢把他杀了。拔出刀来从巴尔克的头上砍下去，这一刀没把他砍死，巴尔克有枪，给了这个头人一枪，也没有打死。头人旁边的侍从们涌上来几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随行的人全部杀死了。“巴尔克事件”以后，外国人也不敢进去了。
到了民国初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时候军阀混战,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隶）开始往外逃，出来后诉说奴隶制的压迫，在西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笔名写了一本《倮区汉奴吁天录》，仿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录》，是写黑人奴隶的。这本书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很大，是铅印的。这本书也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时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马、屏、峨和大凉山去调查，但是深入不进去。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之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学者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是丁文江，他是一个地质学家，1914年在今凉山州会理、会东一带作地质调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杨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民族学家，后来做过很多大学的教授，1928年他从云南进入凉山进行调查；１９３４年常隆庆从雷波进入大凉山，他也是一个地质学家，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他也作过一些人文调查；１９３７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去调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凉山进行调查；1939年柯象峰、梁瓯弟分别到凉山调查；1941年庄学本《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出版，江应木梁到大小凉山调查；1943年林耀华调查凉山的彝族；1944年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化；1948年胡庆钧去凉山调查；1951年赵卫邦到凉山调查。
当时这些学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娃子的危险进去的。当时要花钱请保头，这笔钱保头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买通当地的彝族头人。这些学者们进去调查以后回来都写了书、报告和文章。通过这些学者的调查，凉山的情况逐渐为人所知。这些调查的结果说明凉山的社会制度确实同外地不一样，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这在1949年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媒体经常登载的当时的轶事很能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特殊。抗战时期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有几架飞机在凉山失事，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彝民抓住了。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从地上来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钱财。彝族头人认为是天公送下来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飞行员的鞋脱了，强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军的飞行员，国民政府就通过汉源的地方军阀羊仁安来寻找。先打听飞行员在哪个家支手里，然后拿银子去赎，谈价钱，赎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银子，赎美国飞行员就给10坨银子，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比较珍贵。赎出来飞行员就住在富林。现在这个飞行员和当年进去赎他的人的后裔们还见过面，共叙中美之间的友谊。这件事情小报登得很多，说明了当时的奴隶社会性质。
历史上的凉山地区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彝族敌对部落林立，严重阻碍了彝族社会和外界的交流，彝汉两族的交往较少。汉族商人到彝区经商必须请彝族头人担保，否则必被抓去当奴隶，而平时大批彝族部落武装也时常结伙到凉山汉族村庄烧杀掳掠，最喜欢绑架的是汉族的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没有反抗力，容易变卖，且容易适应彝区的生活，可以很安心买下来当奴隶，也没有逃跑的担心，小孩的价格也很高。历代官府对其没有办法，曾无数次进剿凉山彝区，然而一有官兵进剿，彝族就会藏入深山老林，并坚壁清野，不留粮草在村里。官兵往往因断粮而不攻自退。凉山彝语“蜀”义项之一为“汉人”，“蜀”义项之二为“奴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大多数奴隶都是从汉区抢掠来的汉人。由于“蜀”一词含有“奴隶”之义，所以现代凉山彝语交际中多避讳“蜀”一词，多用“汉家”、“华”、“夏”等词。因现代凉山彝族社会中奴隶出身的人们也反感听到“蜀”一词。
“掠蜀为奴”的现象见于早期历史纪录的，如《华阳国志》卷十《禽坚传》说：“文信为县，使越巂，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坚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成都府人物传》曰：“禽坚，字孟由，成都人，生而失父，及壮，乃知父为夷所得，三出徼外，经六年乃遇。”禽信在夷中十余年，被辗转买卖。禽坚的时代（东汉时期），凉山地区已是奴隶社会。《通鉴》卷二四四：“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全唐诗》中徐凝《蛮入西川后》：“守隘一夫何处在？长桥万里只堪伤。纷纷塞外乌蛮贼，驱尽江头濯锦娘。”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又《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别巂州》：“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变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1935年常隆庆、施怀仁等写的《凉山夷族地区调查报告》：“黑夷性喜劫掠汉人，沿凉山一带人民，备受其祸。其人也，不独取其财，掳其人。且栋梁窗扇，石磨铁锄，牛羊鸡鸭，甚至一钉之微，一缕之细，凡可移动者，亦皆席卷而去。通常称此种抢掳为洗劫，实吻合之至。方其将汉人掳到，即将衣服尽行褫去，痛打一顿，名为见面礼。若此撼人系多数夷人共擒得，则需备受诸夷之轮流毒打。但妇孺则待遇稍好。擒得之人，除幼儿外，均于颈上系以粗羊毛绳，牵之行走。若稍抵抗，或不能行走时，即行杀却。或用石锤死。至家以后，即迫供操作，强使习夷语。日惟给以苦蒿叶所作之粑粑数个，强使充饥。渴时则饮冷水。日间则围破羊皮以资护体，夜间则使宿地窖中，并须捆系手足，窖上犹加重板，严密覆盖。设数人共囚一窖，则矢溺充斥，往往一宿即毙。又禁汉人私语，犯者痛责之，以为各汉人之戒。每用荆棘为鞭，令汉人自行毒打，晕厥后，则用椒末水喷其身，使痛苦极端，而不至死。盖倮罗之视汉人，犹汉人之视牛马，为家中财产之一部分，可以鞭挞之，而不愿杀毙之。总以其不敢逃逸，日就驯服为度。故被掳之汉人，往往求死不得，备受惨毒，沦与畜类生活。天地间之至，莫过于此也。掳得之人，若有过剩，或系同一家庭，同一里居，即须转卖远方。雷波之人，多买入昭觉，建昌之人，则卖入峨边。又不使同在一处，强令其父子夫妇，彼此分离，乡里乡党，莫由再见，以免同谋逃窜，阴蓄意谋也。其索价之标准，则如汉人之买牛马。身强力壮者，可得银百数十两，次者数十辆，老者最贱，仅俱数两。小儿极易死亡，价值仅由数两以至数钱，盖与一鸡之值相差无几。小儿不能行走者，可以由母抚育，稍大即须另卖。汉人自为俘掳后，饮食言语，完全改变，昼服力役，夜囚缧系。稍有触犯，即遭鞭挞。若身属富人，亲戚尚盛，被难之后，可备重金入山赎出。然若辗转变卖，贸迁多次，赎人者虽有返珠之愿，而被难者仍如石沉大海。若能生还土者，盖千不得一焉。汉人入凉山后，即称娃子，备受异族之贱视残待，极易死亡。其得苟延残喘者，盖不过十分之一二。每年被掳去之汉人，虽常在一百以上，而实际存在者，非常之少。此等汉人，在以二年后，自知出世绝望，日就驯服，谨慎执役，亦可自由行动，且可与倮夷同甘起居，仅衣暖饮食，稍微粗劣耳。凡倮罗家中一切操作，如耕田打柴牧羊煮饭等事，皆由此等人往之。 黑夷惟袖手而食，督饬一切而已。彝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也反映了“掠蜀为奴”的情形。例如彝族男子皆穿左耳戴银耳环。其作用是过去夜间在掠蜀人小孩为奴时，黑夜中用手先摸该人左耳穿不穿耳环，有耳环便认定是彝族人立即返回，无耳环则将其堵嘴装进麻袋抗回当奴。”
这一地区以前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交通沿线比较通畅外，其他地区的交通都不畅，外人无法进入。交通沿线一般是汉人的聚居地区，比如安宁河谷以前的乐西（乐山―西昌）公路沿线，也就是现在的成昆铁路沿线。西昌还有一条西祥（四川西昌―云南祥云）公路，这两条路加起来叫川滇西路。除这条线比较通畅而外，其他的都不通畅。其实乐西公路也不是很畅通，因为彝族的聚居区就在通道的旁边，而且相距很近，彝族部落时常阻道。这就是解放前所谓的“夷务问题”。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区汉人进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独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对彝族人的称呼。
所谓“独立”，并不是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指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势力和地方政府的势力都达不到。历史上说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彝族部落抢夺掳掠行人的钱财以及人身，把人也作为财物来抢。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这种抢人习惯，这是“夷务问题”的实质。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王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驿道的沿线设立了营、汛、塘、堡这些机构，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叶都起过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国家内忧外患，军队抽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镇压。再加上驻军本身的腐朽，拿军队的枪弹去换彝人的鸦片，助长了彝族奴隶制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咸丰以后，这个地方简直不可收拾。所以凉山之有名，就是因为它是奴隶制社会。
由于汉人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关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最早对凉山奴隶制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派了一些探险家进去探险，其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官，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探险也是一种研究。1890年法国奥尔良亲王率领一帮人深入大凉山腹地探险。1906年法国有一个军官叫多隆（Dollone），带了一个考察队在凉山地区考查，写的书这几年我国才翻译过来。宣统时英国有一个叫巴尔克的胆子大，带了一两个人进入到了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位于现在的美姑县），进去以后被彝人杀死了，牵动了外交，这是清末有名的“巴尔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总督派兵两路围剿牛牛坝，一路从西昌进去，一路从雷波进去。进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军也就出来了，说是打赢了。这一事件导致在1910年（宣统二年）在大凉山腹心区建立昭觉县。“昭觉”就是昭之觉醒的意思。昭觉县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县府又撤出来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时间，修了一圈城墙，一个县衙门，还撰修了一部县志，但整个凉山的情况依然故我。“巴尔克事件”后来被说成是凉山人民的反帝事件，巴尔克到了牛牛坝以后，有两个黑彝奴隶主谈论说，这个人不象我们的人，鼻子高，眼睛蓝，问他是哪里人？他带有两个翻译，他说英语，一个翻译译成汉语，另一个再译成彝语。他回答说，我从英国来。彝族人没有英国这个概念，翻译就译成“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再转译一遍就成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彝族头人说，这家伙说他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不大一样。另一个头人打赌说，他说他是天上来的，你敢不敢把他杀了？这个头人说，我就敢把他杀了。拔出刀来从巴尔克的头上砍下去，这一刀没把他砍死，巴尔克有枪，给了这个头人一枪，也没有打死。头人旁边的侍从们涌上来几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随行的人全部杀死了。“巴尔克事件”以后，外国人也不敢进去了。
到了民国初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时候军阀混战,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隶）开始往外逃，出来后诉说奴隶制的压迫，在西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笔名写了一本《倮区汉奴吁天录》，仿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录》，是写黑人奴隶的。这本书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很大，是铅印的。这本书也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时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马、屏、峨和大凉山去调查，但是深入不进去。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之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学者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是丁文江，他是一个地质学家，1914年在今凉山州会理、会东一带作地质调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杨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民族学家，后来做过很多大学的教授，1928年他从云南进入凉山进行调查；１９３４年常隆庆从雷波进入大凉山，他也是一个地质学家，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他也作过一些人文调查；１９３７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去调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凉山进行调查；1939年柯象峰、梁瓯弟分别到凉山调查；1941年庄学本《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出版，江应木梁到大小凉山调查；1943年林耀华调查凉山的彝族；1944年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化；1948年胡庆钧去凉山调查；1951年赵卫邦到凉山调查。
当时这些学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娃子的危险进去的。当时要花钱请保头，这笔钱保头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买通当地的彝族头人。这些学者们进去调查以后回来都写了书、报告和文章。通过这些学者的调查，凉山的情况逐渐为人所知。这些调查的结果说明凉山的社会制度确实同外地不一样，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这在1949年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媒体经常登载的当时的轶事很能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特殊。抗战时期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有几架飞机在凉山失事，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彝民抓住了。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从地上来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钱财。彝族头人认为是天公送下来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飞行员的鞋脱了，强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军的飞行员，国民政府就通过汉源的地方军阀羊仁安来寻找。先打听飞行员在哪个家支手里，然后拿银子去赎，谈价钱，赎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银子，赎美国飞行员就给10坨银子，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比较珍贵。赎出来飞行员就住在富林。现在这个飞行员和当年进去赎他的人的后裔们还见过面，共叙中美之间的友谊。这件事情小报登得很多，说明了当时的奴隶社会性质。
历史上的凉山地区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彝族敌对部落林立，严重阻碍了彝族社会和外界的交流，彝汉两族的交往较少。汉族商人到彝区经商必须请彝族头人担保，否则必被抓去当奴隶，而平时大批彝族部落武装也时常结伙到凉山汉族村庄烧杀掳掠，最喜欢绑架的是汉族的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没有反抗力，容易变卖，且容易适应彝区的生活，可以很安心买下来当奴隶，也没有逃跑的担心，小孩的价格也很高。历代官府对其没有办法，曾无数次进剿凉山彝区，然而一有官兵进剿，彝族就会藏入深山老林，并坚壁清野，不留粮草在村里。官兵往往因断粮而不攻自退。凉山彝语“蜀”义项之一为“汉人”，“蜀”义项之二为“奴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大多数奴隶都是从汉区抢掠来的汉人。由于“蜀”一词含有“奴隶”之义，所以现代凉山彝语交际中多避讳“蜀”一词，多用“汉家”、“华”、“夏”等词。因现代凉山彝族社会中奴隶出身的人们也反感听到“蜀”一词。
“掠蜀为奴”的现象见于早期历史纪录的，如《华阳国志》卷十《禽坚传》说：“文信为县，使越巂，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坚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成都府人物传》曰：“禽坚，字孟由，成都人，生而失父，及壮，乃知父为夷所得，三出徼外，经六年乃遇。”禽信在夷中十余年，被辗转买卖。禽坚的时代（东汉时期），凉山地区已是奴隶社会。《通鉴》卷二四四：“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全唐诗》中徐凝《蛮入西川后》：“守隘一夫何处在？长桥万里只堪伤。纷纷塞外乌蛮贼，驱尽江头濯锦娘。”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又《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别巂州》：“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变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1935年常隆庆、施怀仁等写的《凉山夷族地区调查报告》：“黑夷性喜劫掠汉人，沿凉山一带人民，备受其祸。其人也，不独取其财，掳其人。且栋梁窗扇，石磨铁锄，牛羊鸡鸭，甚至一钉之微，一缕之细，凡可移动者，亦皆席卷而去。通常称此种抢掳为洗劫，实吻合之至。方其将汉人掳到，即将衣服尽行褫去，痛打一顿，名为见面礼。若此撼人系多数夷人共擒得，则需备受诸夷之轮流毒打。但妇孺则待遇稍好。擒得之人，除幼儿外，均于颈上系以粗羊毛绳，牵之行走。若稍抵抗，或不能行走时，即行杀却。或用石锤死。至家以后，即迫供操作，强使习夷语。日惟给以苦蒿叶所作之粑粑数个，强使充饥。渴时则饮冷水。日间则围破羊皮以资护体，夜间则使宿地窖中，并须捆系手足，窖上犹加重板，严密覆盖。设数人共囚一窖，则矢溺充斥，往往一宿即毙。又禁汉人私语，犯者痛责之，以为各汉人之戒。每用荆棘为鞭，令汉人自行毒打，晕厥后，则用椒末水喷其身，使痛苦极端，而不至死。盖倮罗之视汉人，犹汉人之视牛马，为家中财产之一部分，可以鞭挞之，而不愿杀毙之。总以其不敢逃逸，日就驯服为度。故被掳之汉人，往往求死不得，备受惨毒，沦与畜类生活。天地间之至，莫过于此也。掳得之人，若有过剩，或系同一家庭，同一里居，即须转卖远方。雷波之人，多买入昭觉，建昌之人，则卖入峨边。又不使同在一处，强令其父子夫妇，彼此分离，乡里乡党，莫由再见，以免同谋逃窜，阴蓄意谋也。其索价之标准，则如汉人之买牛马。身强力壮者，可得银百数十两，次者数十辆，老者最贱，仅俱数两。小儿极易死亡，价值仅由数两以至数钱，盖与一鸡之值相差无几。小儿不能行走者，可以由母抚育，稍大即须另卖。汉人自为俘掳后，饮食言语，完全改变，昼服力役，夜囚缧系。稍有触犯，即遭鞭挞。若身属富人，亲戚尚盛，被难之后，可备重金入山赎出。然若辗转变卖，贸迁多次，赎人者虽有返珠之愿，而被难者仍如石沉大海。若能生还土者，盖千不得一焉。汉人入凉山后，即称娃子，备受异族之贱视残待，极易死亡。其得苟延残喘者，盖不过十分之一二。每年被掳去之汉人，虽常在一百以上，而实际存在者，非常之少。此等汉人，在以二年后，自知出世绝望，日就驯服，谨慎执役，亦可自由行动，且可与倮夷同甘起居，仅衣暖饮食，稍微粗劣耳。凡倮罗家中一切操作，如耕田打柴牧羊煮饭等事，皆由此等人往之。 黑夷惟袖手而食，督饬一切而已。彝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也反映了“掠蜀为奴”的情形。例如彝族男子皆穿左耳戴银耳环。其作用是过去夜间在掠蜀人小孩为奴时，黑夜中用手先摸该人左耳穿不穿耳环，有耳环便认定是彝族人立即返回，无耳环则将其堵嘴装进麻袋抗回当奴。”
新华网：四川凉山基层政权弱化 非法宗教组织自拟“省长”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10/02/c_122115650.htm
雷波县委书记蒋若枫向本刊记者坦言，当地基层政权已经出现薄弱化倾向。他说，由于山高路远，下村一次就得耗时数日，乡政府的正常运转都保证不了，更谈不上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掌控了。
曾经在凉山州多个彝族聚居县任职的彝族干部蒋若枫说，当地多起恶性案件连续发生后，县委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隐秘于深山之中的彝族地区出现基层政权机构弱化并非个案，现在县委、县政府对基层乡镇干部的要求，已降低为“守住乡政府，有事报个信”的最低要求。
在凉山州采访中，本刊记者还发现，基层政权的弱化给非法宗教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方便。近几年，一个叫“门徒会”的非法宗教组织在凉山彝族地区群众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据雷波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前两年，雷波县破获的一起非法宗教组织的案件中，竟然发现“门徒会”拟定了一份所谓的“政权名单”，上面赫然列着一旦推翻现政权，拟出任从县长到省长各职务的人员名单。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10/02/c_122115650.htm
雷波县委书记蒋若枫向本刊记者坦言，当地基层政权已经出现薄弱化倾向。他说，由于山高路远，下村一次就得耗时数日，乡政府的正常运转都保证不了，更谈不上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掌控了。
曾经在凉山州多个彝族聚居县任职的彝族干部蒋若枫说，当地多起恶性案件连续发生后，县委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隐秘于深山之中的彝族地区出现基层政权机构弱化并非个案，现在县委、县政府对基层乡镇干部的要求，已降低为“守住乡政府，有事报个信”的最低要求。
在凉山州采访中，本刊记者还发现，基层政权的弱化给非法宗教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方便。近几年，一个叫“门徒会”的非法宗教组织在凉山彝族地区群众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据雷波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前两年，雷波县破获的一起非法宗教组织的案件中，竟然发现“门徒会”拟定了一份所谓的“政权名单”，上面赫然列着一旦推翻现政权，拟出任从县长到省长各职务的人员名单。
实是鄙视劳动而崇尚犯罪的。现在就是以各种类型的犯罪作为变相掠夺周边民族的手段。
解决凉山彝族问题本来有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就是四川省委九十年代向中央提出的方案，拆分凉山州，把管辖17个县市的大凉山州一分为三，中共可以乘机加强管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是中央不听。我辈更不复有治彝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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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凉山彝族问题本来有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就是四川省委九十年代向中央提出的方案，拆分凉山州，把管辖17个县市的大凉山州一分为三，中共可以乘机加强管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是中央不听。我辈更不复有治彝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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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凉山彝族的历史和现状
先举个例子
你们要离婚怎么办？会去民政局或法院判决离婚。
在凉山彝族地区，这就是非法的。
哪怕你和你老婆都是彝族官员，你们法院判决的离婚裁决在凉山彝区也是非法的，完全无效。
这就是中国对凉山彝族统治的真实情况。
中国政府对凉山彝族的统治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形式统治。
而非实际上的统治。
中国政府能对凉山彝族地区的溃烂负什么责？负不了责！自古如此。
政府只负责给彝族撒钱和搞些基础设施建设，钱出了几千亿。至于能否收效，也不是政府能够监管的。
彝族地区也任命了一些汉族官员，其实只是领工资，极少去彝区上班，称为遥领某县某职务。去了也没用。
人家连国法都不承认，何况你一个汉族干部。
现在中国政府在凉山彝区也是骑虎难下，设立了那么多县和乡、镇。要管，控制不了。要放弃这些地区政权，又不敢。
现状就是任其溃烂
这个就像明朝时期西藏名义是中国领土，但明朝政府哪里真管得了西藏内部的事？
现在问题是凉山彝区的事其实中国政府管不了，而又不敢让外界知道。外界又往往把脏水泼给政府，要政府负责任。
在1956年以前，凉山彝族的事，历代中国政府都是不管的。毛时代虽搞了民主改革，完成了对凉山彝区的形式统治，但下一步就推不动了。
当时设立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政府，州、县、区、乡，是请彝族各部落头人来兼任中共政府的各级官员。
这个就形成了中共和彝族部落共治凉山的局面，至今牢不可破。
所以不是中国政府在凉山想怎样就能怎样，特别是县乡镇以下，实际政权还在彝族部落大大小小的头人手里。
所以外界设想的一切治理凉山彝族地区的措施都是隔靴骚痒，连问题的症结都没有触及。
凉山彝族部落、家支组织不取缔，中国政府在治理凉山彝族地区上很难取得什么实际进展
而取缔他们这个扮演了几千年基层政权性质的部落、家支组织又谈何容易？
凉山彝族过去被称为猓猓，就是野人或类人猿的意思。在1956年之前，历代中国政府就没有真正统治过凉山彝族，而他们的传统意识中也没有中国和他们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凉山闭塞，它的真实情况外界知之甚少。
不同的历史和生存状态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凉山彝族长期处于奴隶社会，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占主导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奴隶主好逸恶劳，以掳夺周边民族、剥削奴隶为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是凉山彝族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凉山彝族的整体价值观确实是鄙视劳动而崇尚犯罪的。现在就是以各种类型的犯罪作为变相掠夺周边民族的手段。
解决凉山彝族问题本来有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就是四川省委九十年代向中央提出的方案，拆分凉山州，把管辖17个县市的大凉山州一分为三，中共可以乘机加强管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是中央不听。我辈更不复有治彝的良策。
先举个例子
你们要离婚怎么办？会去民政局或法院判决离婚。
在凉山彝族地区，这就是非法的。
哪怕你和你老婆都是彝族官员，你们法院判决的离婚裁决在凉山彝区也是非法的，完全无效。
这就是中国对凉山彝族统治的真实情况。
中国政府对凉山彝族的统治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形式统治。
而非实际上的统治。
中国政府能对凉山彝族地区的溃烂负什么责？负不了责！自古如此。
政府只负责给彝族撒钱和搞些基础设施建设，钱出了几千亿。至于能否收效，也不是政府能够监管的。
彝族地区也任命了一些汉族官员，其实只是领工资，极少去彝区上班，称为遥领某县某职务。去了也没用。
人家连国法都不承认，何况你一个汉族干部。
现在中国政府在凉山彝区也是骑虎难下，设立了那么多县和乡、镇。要管，控制不了。要放弃这些地区政权，又不敢。
现状就是任其溃烂
这个就像明朝时期西藏名义是中国领土，但明朝政府哪里真管得了西藏内部的事？
现在问题是凉山彝区的事其实中国政府管不了，而又不敢让外界知道。外界又往往把脏水泼给政府，要政府负责任。
在1956年以前，凉山彝族的事，历代中国政府都是不管的。毛时代虽搞了民主改革，完成了对凉山彝区的形式统治，但下一步就推不动了。
当时设立凉山彝族自治州各级政府，州、县、区、乡，是请彝族各部落头人来兼任中共政府的各级官员。
这个就形成了中共和彝族部落共治凉山的局面，至今牢不可破。
所以不是中国政府在凉山想怎样就能怎样，特别是县乡镇以下，实际政权还在彝族部落大大小小的头人手里。
所以外界设想的一切治理凉山彝族地区的措施都是隔靴骚痒，连问题的症结都没有触及。
凉山彝族部落、家支组织不取缔，中国政府在治理凉山彝族地区上很难取得什么实际进展
而取缔他们这个扮演了几千年基层政权性质的部落、家支组织又谈何容易？
凉山彝族过去被称为猓猓，就是野人或类人猿的意思。在1956年之前，历代中国政府就没有真正统治过凉山彝族，而他们的传统意识中也没有中国和他们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凉山闭塞，它的真实情况外界知之甚少。
不同的历史和生存状态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凉山彝族长期处于奴隶社会，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占主导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奴隶主好逸恶劳，以掳夺周边民族、剥削奴隶为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是凉山彝族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凉山彝族的整体价值观确实是鄙视劳动而崇尚犯罪的。现在就是以各种类型的犯罪作为变相掠夺周边民族的手段。
解决凉山彝族问题本来有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就是四川省委九十年代向中央提出的方案，拆分凉山州，把管辖17个县市的大凉山州一分为三，中共可以乘机加强管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是中央不听。我辈更不复有治彝的良策。
七十年前国民党要人对凉山彝族问题演变的预言
1944年7月19日邓秀廷病死于甘相营，时年56岁。宁属震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先是邓秀廷病危时西昌汉族军民数千拥入城隍庙含泪焚香祷告，愿减己之寿为邓司令官添寿三年。惜乎，天不遂人愿，这位西昌地区汉人的擎天之柱终于瞌然长逝。邓秀廷病殁前对身后事多有忧虑，曾留下遗言给其秘书李慧昌等人说：“我死数十年之后，夷势若复炽，滋息数倍，居我肘腋，国家措置失宜，则无人能制，宁属必将大乱。若天时、地利、人和皆失，汉人可全部撤往大渡河以北或金沙江以南求生路。”邓殁，西康省政府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派少将专员赖执中赴甘相营主持治丧并邓部善后事宜。邓子德亮(按：实为养子)设灵守制，数千“四十八甲”彝民日夜哭号于邓氏宅前屋后，经月不散，如丧考妣。7月22日西昌《宁远报》载：“……邓司令秀廷病逝甘相营私邸时，侍礼在侧者有邓氏长公子德亮、女德芳(按：实为养女)等亲属及靖边部邓茂三、罗木呷(按：即罗洪木呷)、罗铁哈团长等。邓氏弥留时，犹念念不忘目前抗战及宁属夷务，特遗嘱家属及部属，服从政府，效忠国家，开发边疆，奠定宁属永治基础。其部属极为感奋，均表示继承邓氏遗志，继续努力。”邓之葬礼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冬月十三举行。是日，甘相营全城举哀，披麻戴孝，旗幡蔽曰，抬棺游行半日乃葬。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及党政军首脑张群、黄炎培、莫德惠、邓锡侯、刘文辉、张笃伦、李万华等均送有挽联或墓碑题词，由书法家陈佐周恭录刻石镶嵌邓墓(按：实为衣官冢，邓氏真茔不树不封，外人莫能觅其踪)，墓形庄严宏大。
邓墓正中石柱上刻蒋中正拜题：
巩固若长城方欣泽被邛泸布德扬威名；飘零悲大树缅怀功隆辅弼众生慰龠功。
墓额由黄炎培敬题：大 汉 长 城
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主席、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盛赞其为“大汉长城”，认为邓在当时维护抗战后方社会治安和交通运输方面“忠勇智诚，奠安宁属，功在民族，利在国家。”
邓锡侯所题挽联为“威震南荒，泽被苍生”八个字。
http://sichuan.kaiwind.com/whsysy/201405/28/t20140528_1651210.shtml
1944年7月19日邓秀廷病死于甘相营，时年56岁。宁属震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先是邓秀廷病危时西昌汉族军民数千拥入城隍庙含泪焚香祷告，愿减己之寿为邓司令官添寿三年。惜乎，天不遂人愿，这位西昌地区汉人的擎天之柱终于瞌然长逝。邓秀廷病殁前对身后事多有忧虑，曾留下遗言给其秘书李慧昌等人说：“我死数十年之后，夷势若复炽，滋息数倍，居我肘腋，国家措置失宜，则无人能制，宁属必将大乱。若天时、地利、人和皆失，汉人可全部撤往大渡河以北或金沙江以南求生路。”邓殁，西康省政府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派少将专员赖执中赴甘相营主持治丧并邓部善后事宜。邓子德亮(按：实为养子)设灵守制，数千“四十八甲”彝民日夜哭号于邓氏宅前屋后，经月不散，如丧考妣。7月22日西昌《宁远报》载：“……邓司令秀廷病逝甘相营私邸时，侍礼在侧者有邓氏长公子德亮、女德芳(按：实为养女)等亲属及靖边部邓茂三、罗木呷(按：即罗洪木呷)、罗铁哈团长等。邓氏弥留时，犹念念不忘目前抗战及宁属夷务，特遗嘱家属及部属，服从政府，效忠国家，开发边疆，奠定宁属永治基础。其部属极为感奋，均表示继承邓氏遗志，继续努力。”邓之葬礼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冬月十三举行。是日，甘相营全城举哀，披麻戴孝，旗幡蔽曰，抬棺游行半日乃葬。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及党政军首脑张群、黄炎培、莫德惠、邓锡侯、刘文辉、张笃伦、李万华等均送有挽联或墓碑题词，由书法家陈佐周恭录刻石镶嵌邓墓(按：实为衣官冢，邓氏真茔不树不封，外人莫能觅其踪)，墓形庄严宏大。
邓墓正中石柱上刻蒋中正拜题：
巩固若长城方欣泽被邛泸布德扬威名；飘零悲大树缅怀功隆辅弼众生慰龠功。
墓额由黄炎培敬题：大 汉 长 城
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主席、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盛赞其为“大汉长城”，认为邓在当时维护抗战后方社会治安和交通运输方面“忠勇智诚，奠安宁属，功在民族，利在国家。”
邓锡侯所题挽联为“威震南荒，泽被苍生”八个字。
http://sichuan.kaiwind.com/whsysy/201405/28/t20140528_1651210.shtml
反映凉山彝族历史背景的老电影——《奴隶的女儿》
http://v.pptv.com/show/sSzycNgibruxPzTU.html
http://v.pptv.com/show/sSzycNgibruxPzT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