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人杰地灵，但说到近代人物与贡献，第一当数民国时期的王永江。


1934年，老蒋曾向小张询问：“在东北政要中我所看重的一个人是王永江，虽未与他谋面，却心仪已久。不知他与先大帅因何走向决裂？”

小张答：“完全是由于总参议杨宇霆的从中挑拨所致。1929年我枪毙杨宇霆也有为王永江平反之意。”

蒋介石所心仪的王永江已少为今人所知,至于王永江与张作霖的合作与分裂，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曾这样评价王永江：

立东北大学、造沈海铁路、设奉天纺纱厂，行区村制、辟修公路，皆匠心独运，开东省未有之局。


王永江照片

王永江研究渐热

和金州人说起王永江，我发现许多人仅仅是笼统的知道王永江担任过奉天省省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左膀右臂财神爷，如此而已。对王永江缺少一个全面的认识，不仅大连如此，东北也如此，你甚至在国内图书市场上很难找得到有关王永江的书籍和资料。

最早专门论述王永江的著作，是日本人田岛富穗撰写的《王永江》一书，论著从张作霖与中国满洲的变迁入手，阐释了王永江在军警的抗争、奉天省的财政和回收关东州运动的行为思想，将其定位为“大东亚建设的先觉者”。

而这本书的日本作者，主要是采访王永江的顾问岩间得也之后所著。自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

同时这本书我们读不到。

中国人有想写王永江的。

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傅大炮”，生前曾准备撰写一部民国史，他在《循良传》一节中，仅仅准备收录3个人，王永江位列第一。自《史记》之后，各个朝代史书，大多都有为循良之吏立传的传统。循良之吏，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清正廉洁、为民造福的好官。可惜傅大炮只拉了一个提纲，没来得及撰稿就突然病逝了。

当今流行的《辽宁读本》、《辽宁大历史》等书籍中，也读不到王永江。

更令人汗颜的是，一位美国学者Ronald Suleski薛龙（并非华裔作者），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张作霖和王永江》，后来还好，由两名中国学者把它翻译过来并在大陆出版。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屡见不鲜，想不到，对于王永江的研究也是如此。

薛龙是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愿意花时间费精力来做这件事情，而且研究的非常仔细，非常到位。他最大的贡献，是利用他在日本工作期间的便利，查阅了大量的日文报刊资料，得到了很多第一手有关王永江的史料，因此这本书成为关于王永江研究的一个奠基性著作。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国内网上关于王永江和民国时期东北经济的论述文章也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开始研究王永江，认真思考和评价王永江。这让家乡金州人十分欣慰。

但一些有关王永江的论述，还多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尤其是理财或者诗词，而薛龙这本书则非常全面。这让我又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东北包括大连，很多历史资料如影像、文字档案，最全的多在日本。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到日本淘回了一批又一批史料。我们一方面咬牙切齿的痛骂日本鬼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怀着敬佩而又复杂的心情上日本去查有关史料。

再拉回来。那么，金州古城走出去的王永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东北王张作霖

书生与江湖

东北曾经是绿林好汉、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有“三人行，必有一匪”之说。

那么金州的一介文弱书生王永江，是怎么走进东北最高权力核心圈里的呢？

很多写王永江的文章，都是写袁金铠向张作霖推荐，王永江一下子就当上了省警察厅长，仿佛又是一个当代诸葛被请出卧龙岗的故事。

实际上，早在1915年之前，王永江经袁金铠介绍，就走出金州，在北京、青岛等地考察，回来又在辽阳、海城、牛庄等地担任税捐局长，1915年升任到奉天省城税捐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以“干练”而知名。

那一年，张作霖初掌奉天省大权，作为上司，王永江去求见过他，但是老张根本没把王永江放在眼里。王永江曾以刘备慢怠庞统事作诗讽之：

士元竟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

但老张也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仅仅只会骂“妈了巴子”，已经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因此，当谋士袁金铠向他举荐王永江时，老张礼贤下士约来王永江，在帅府谈了整整一天，旋即任命王永江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警察厅厅长。

那一年，王永江44岁，张作霖40岁，这是两个人合作之始。

王永江在警察厅一上任，就对警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尤其是仿效日本关东州的警察制度，在奉天各地设立了派出所。

东北的警察派出所制度，始于王永江。

后来读史才知道，王永江绝不仅仅是一文弱书生的形象，否则他也很难在这些所谓“绿林好汉”中立足。

那时沈阳的社会治安是个烂摊子，警察从那时开始就被人骂作“狗子”，本是土匪出身的军人们横行霸道，打骂警察的事时有发生，王永江毫无根基，且手无缚鸡之力，岂能改变这一现状？

张作霖手下有一个骠悍的旅长汤玉麟，人称“汤二虎”。一天，汤二虎的部下团长宋某在平康里嫖妓寻衅滋事，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进了警察局。汤二虎认为，自己救过张作霖的命，又是老张把兄弟，便有恃无恐，带领一大群卫兵闯进警务处，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责令王永江放人。

他以为，你这个警察厅长连枪都没放过吧，还敢和我们叫劲？

没想到，王永江毫不示弱，坚决不放。“汤二虎”面子上挂不住，立即回去集合了部队，将警务处围得密不透风。王永江也还以颜色，命令警察持枪严阵以待，并在警务处大院里架起了小钢炮，随时准备反击。

事情闹大了，孙烈臣、张作相等奉系宿将纷纷出面，要求老张撤换王永江。王永江听说之后，以守为攻，以母亲病重为由，返回了金州。

见此情景，张作霖不愧是张作霖，桌子一拍，手指汤玉麟的鼻子骂道：“妈拉个巴子！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小子这么闹，是活得不耐烦了？”汤玉麟气不过，于是与老张反目出走，而王永江以正直敢为得到了张作霖的高度信任，也得到了奉系官员们的刮目相看。

因此警察厅长刚干了半年，老张就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

从最初的税捐局长到警察厅长再到财政厅长，表面上看，好像在一条起伏不大的平行线上，其实质内容则相差十万八千里。现在的干部体制也是如此。

再说，从警察厅到财政厅，这个弯转得太大了吧？

也许，只有张作霖敢这样安排，只有王永江有这个本事。

王永江在古城时，“平生嗜读经世有用之书，而尤精于综核，每任一事，无顾虑踌躇之态。”因此上任即对全省财税金融进行整顿改革，当时东北连遭战乱兵燹，财政“几成沉疴不治之症。”

王永江首先下令清丈土地，对过去隐瞒不报的庄园、围场、牧场等，统统加征田赋，这当然会触犯了一些地主土豪的既得利益，但首先是各下属税捐局长的既得利益。当时的情景是，税捐局对属下工作人员概不发薪，实际是公开承认税收人员贪污揩油为合法，王永江首重纲纪，厉禁中饱，依法枪毙了贪污和不服闹事的税捐卡长14人，风气于是为之一新。

当时有人称王永江的手段是“秋霜烈日”。

由此可以看出，王永江也是铁血宰相风格，否则那乱世之中也难以成事。

王永江又主持发行公债500万元，筹集资金，创办实业……全省财政收入迅速好转，奉天国库得以充实。

从此，他深得老张的赏识器重，每每言听计从。

1921年王永江任奉天省代省长（省长张作霖），并且继续兼任财政厅厅长，这是他向老张几次推辞之后才接任的。

而王永江的俸禄也涨到了月薪800元。

800元是什么概念呢？同期东北一个劳力的月工资约为18元，技术工匠可达到36元。

但是，军阀就是军阀。手里有钱就开始得瑟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老张败于老吴退回关外。

王永江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东北“久病初愈”，应继续搞好民生建设，不应自不量力，有问鼎中原的贪欲。但老张一意孤行，王永江愤笔写道：

英雄见与书生异，书生抱负济何事？

因此在战争开始后，王永江便离开了沈阳，表面上的理由是眼疾，一次意外中他的左眼被灼伤而接近失明，日本医生建议他到大连日本眼科专家那里诊治。

但实际上，从省城官场到民间，都知道王永江这个理由不过是一借口而已，实际是因为“道不同不与相谋”。

于是1922年7月1日，王永江回到了金州古城老宅子。

在省城，奉系军方以总参谋长杨宇霆和旅长汤玉麟等人是反对王永江的主要代表，他们甚至想将王永江清出省政府，以建立一个顺从军方的政府和财政机构。但是老张权衡利害之后认为，奉天省离不开王永江，于是他派人到大连医院去与王永江谈判。

王永江提出省府的民政部门与军政部门要实行分治，否则不回去，老张作出让步。

在那个年代，笔杆子敢和枪杆子叫板，王永江大概是第一人。

在离开省府36天之后，8月6日，王永江在张作霖派来的高官陪同下返回，他乘坐的列车晚上抵达奉天火车站时，受到了奉天70多位社会精英团队的隆重欢迎，而且由此开始，王永江头衔上去掉了“代理”二字，正式成为奉天省省长。

在此之前，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曾经下令任命他为内务部部长。但被王永江拒绝了。


民国奉天省疆域图

士为知己者用

民国时期的奉天省，地域范围大于今天辽宁省空间，包括了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一部分和内蒙古一小部分。当时奉天省又是东三省中最重要的领头羊，它在各领域都起着领导作用，并为吉黑两省设定所遵从的行进步伐。沈阳城作为奉天省长的公署所在地，不仅是奉天省会，也是整个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枢。由此看来，“辽老大”真是由来已久。

说王永江是奉天省长第一人，牛逼！是因为在当时军阀体制下的文官省长，基本上就是一当差的管家、应声虫而已。王永江却是实实在在做了很多为民生谋福利的事情。

有一个时期，老张对王永江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奉系那些把兄弟的信任。张重要公务必问计于永江，而王永江每有事情也必来请示。每当王永江来时，老张必要笑迎于门外阶下，这是老张对部下绝无仅有的特殊礼遇。以致于官场传出这样的歇后语：

王永江进门，高人一等。

张作霖的老部下、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是奉系的宿将，而且年龄长于王永江，但每次见到王永江必先拜，礼数与见张作霖相同。

不知道除了咱金州的王永江，东北王老张和部下悍将还对谁这样谦恭过？

但是这也让奉系的一些将领们很是嫉妒。呵呵，男人也一样会争风吃醋，所以也埋下了后来分裂的祸根。

说到这里，要说说王永江的文化理念了，当然，“理念”这个词那时还没有。

那时候讲究的是忠君报国。事实上，王永江一直推崇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的“霸道”理念，他年轻时常常捧读《管子》，手不释卷。进入奉系官场后，他也一直想辅助老张成就东北霸业，就像当年管仲辅助齐桓王。

也许，这是王永江的一个朴素理想。

像管仲在齐国征赋税，管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尊王攘夷”策略一样，王永江也有自己的一整套治奉强省思路。

在经济发展上，王永江先创办了奉天纺织厂，这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最早的近代纺织企业；其次是修建沈海与洮昂铁路，这是为了摆脱日本南满铁路的控制，制订了修建纵贯东三省的铁路东、西干线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同日本人争夺铁路建设权、经济权和军事运输权。

财政不充裕，王永江决定招募商股以补充官方资金不足，奉海铁路成为东北第一条官商合办的铁路。

1921年初，王永江就向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人才。于是决定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王永江为首任校长。王永江出任校长后，坚持他一向的严谨作风，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

王永江任省长期间，还与孙中山有多次信函往来，曾为支援北伐军百万巨资起过重要作用。1923年他曾以奉天省长身份，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关东州”、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


王永江时期的公债券

有的研究学者认为，民国东三省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王永江。他对推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手段似乎带有魔法色彩，他所取得的成功也成为中国其他地方人谈论的话题。当时东北的货币非常坚挺，工作岗位也多，有很多人开始进入东北找工作、经商，并逃离中国内地的混乱局面。

例如1923年，从关内到东北的移民就有50万，说明了东北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国。

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观察者，都对中国东北所发生的变化印象深刻。当北京的北洋政府软弱无能、濒临破产时，当危险的军事冲突在全国各地频繁爆发时，东三省却在蓬勃发展。而王永江则是领导东北发展的官员代表，他成功地调集资源，发动大众，为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建设得更好而工作。

说到这里，我只是讲历史，无意和当代东三省经济状况作联系，千万败遐想。

王永江辞职之后，老张先后任命了两位奉天省省长，都力不从心，只能使那个烂摊子越发不可收拾。在民国奉天政坛上，王永江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的划过夜空，却留下了耀眼的光芒，时间愈久，就愈发能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最后王永江病逝，紧接着张作霖皇姑屯遇刺。这两个人的谢幕，整个东北短暂的繁荣历史从此改写了；甚至可以说，中国历史也由此而改写了。后来的“九一八”，后来的小张“不抵抗政策”，事情放在这两个人身上，会是什么局面？


王永江时期发行的钱币

与军阀的抗争

没有张作霖就没有王永江。

一代枭雄张作霖虽然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还真有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作风，张作霖武有杨宇霆，文有王永江，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的启用都是对的。

老张尊重知识分子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把兄弟汤玉麟状告王永江时，老张宁肯得罪把兄弟，汤玉麟为此与张闹翻拉着队伍出走脱离了奉系。据说学者胡适听到这个故事后，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

“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但好花不常开，好日子总是不长。

张作霖首先是军阀兼冒险家，坚决地要向北京政权进军。围绕在老张周围的也是一批恃强凌弱的武夫，渴望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把所有都投入到战争中以保证胜利。

而王永江作为有抱负的奉天省长，注视的是地方经济及其可实现的增长，是建设发展奉天省的巨大潜力。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东北政治的两个方面：军事和民政。

老张身边杨宇霆等奉系的一批宿将大肆挥霍，也早就引起王永江的不悦。杨宇霆等人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请款被王永江屡屡拒绝。但是杨宇霆等人却能拿到老张的亲笔批示, 照旧从省财政厅得到源源不断的用款，除用于兵工厂等开支外，还有大量私吞或挥霍。

这些人的大手大脚使得精心理财的王永江滋生对老张的反感。而杨宇霆等人对王水江背后的中伤，也使老张开始对王永江有所猜忌。

张作霖的高参杨宇霆一直主战，也一直对王永江怀有戒心。王永江为此在给杨宇霆的信中曾这样说：

现在潮流所趋，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以腾笑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以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于国家而已。……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日使奉省为庄严灿烂之强省，不当使奉省为焦头烂额之奉省，即大有造于桑梓也。

这一段话，今天读来，也是让人心潮起伏的。不得不佩服王永江的远见卓识。

但是，张作霖杨宇霆们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建议。

因此，王永江与张作霖的矛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再一次爆发，王永江痛苦地目睹了张作霖发动战争对奉天造成的伤害，战争的支出超出了他和省政府的承受能力，张作霖宁可毁掉东北经济也要实现军事的胜利，所以王永江毅然决然地下了最后的决心。

1926年2月，王永江以给父亲祝寿为名，离开了奉天城。

临走之前，王永江的随从和一些心腹官吏大概也猜到了他的心思，特意为他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告别宴会。宴会在沈阳最豪华的日本人的大和宾馆举行，它属于日本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那一次出席的官员都身着礼服，面色凝重，完全不像在送一个表面上说一周之后就回来的省长，而更像是一次真正的告别。

这个宴会显得意味深长，可能彼此都心照不宣，意识到王永江可能一去不回。只不过大家都不说破，因此许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了这次送行宴，并且请了新闻摄影师拍照留念。

王永江辞职的消息公开发布之后，奉天省的反应是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省府很多官员由于王永江的离去而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引发了一场政府官员的跟风辞职潮，一些人表示愿意跟随王永江共进退。

王永江的辞职是一爆炸性新闻。大连《满洲日日新闻》是一家日本人的报纸，为此曾派出一支特别采访小组，到沈阳和金州两个地方去采访王永江的新闻，报纸上特意开辟了一个“奉天电话”、一个“金州电话”的栏目，以随时报告有关王永江的消息。

老张当时在北京，得知王永江再次辞职，当日即给王永江发电挽留：

尚望以大局为重，旱日言旋。

然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由于王永江的辞职而造成的困难局面。这期间，他可以说给与了王永江最高礼遇。

张作霖先后派去三个高级代表团来到金州，其情不亚于三顾茅庐。目的就是请王永江回沈阳主持大局。代表团里包括他的把兄弟张作相、吴俊升，也包括他的儿子小张，还有和老张私交很好的一些日本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王永江在奉天政界、商界的朋友自发组成的，他们来到金州古城表示慰问和关切，当然也希望他重回奉天。

金州古城大概也是第一次接待了这么多来自省城的政界要人、商界大腕。古城老街的饭店一时异常红火。现在金州老菜的传人们还在拿少帅张学良做文章，说张学良如何喜欢金州老菜。事实上小张到金州古城，那是唯一的一次。

最多的一次是超过二十多位的省府官员和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共同为王永江父亲做寿。做寿是形式，实际是奉劝王永江返回奉天继续担任省长，他们苦口婆心，希望危难之际王永江还能挺身而出。

但是王永江依然拒绝返回省城。

最后，是老张到大连会见日本关东洲的儿玉长官，利用这个机会，老张让自己的专列在金州火车站停了几小时，派人去请王永江面谈。但王永江坚决不见，他只好悻悻而归。

有人说，王永江的离去对于整个奉系的打击，比爆发郭松龄反叛那一次更为严重。所以后来张作霖说：“郭松龄用枪杆子伐我，王泯源是用笔杆子伐我呀。”

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王永江葬礼场面

病逝探究

假设王永江在奉系军阀政府里继续做下去，他应该是仅次于张作霖的人物。当时的奉天城，王永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也注定了他难容于世的悲剧命运，所以最后他只好采取了辞职的果断行为。

王永江信奉士为知己者用。之所以毅然辞职，当然主要是因为和张作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些民族民生问题上，观点迥然不同，难以合作。

另一个次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这些年以书生身份进入江湖和官场，最终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他在给老张的辞职信中也说到：

“永江疲精劳神，致左目失明，心脏漏血……务请开去本兼各职，另简贤员，不胜感激之至”。

他自己也感觉到身体透支过多，这恐怕也是他辞职归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据一些史料记载，王永江的病逝是急火攻心突发病症所致。

奉天省自王永江辞职之后，财政益匮，货币贬值。第二年即1927年春天，在北京执政的张作霖特意委派彭香庭（东北官银号总办）携张的亲笔信再来金州，恳请王永江再度出山任奉天省长之职。

说到这里，还要分析一下王永江和张作霖的关系。两个人虽然理念不同，其实并不是像后世一些文人分析的那样“看透了……彻底决裂”云云。

他们喜欢以现代人的思维来讨论前人。

王永江一直是有着振兴奉天的理想，当然他的改革方案对野心勃勃的张作霖是难以接受的。王永江也知道,他的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才能，对张作霖的成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而他也知道，张作霖和军阀们对于这一点也十分清楚。于是王永江提出了辞职，其本意，还是想以此来影响张作霖对政策的重新制定。

所以，彭香庭来，王永江感觉身体也渐佳，亦感念老张这个人是真讲义气，于是有意重返沈阳，替老张收拾残局。他通过彭香庭带去一封信，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想法。

但就在此时，过去即对王永江嫉妒的杨宇霆在张作霖面前进了谗言：

王永江素来目中无人，屡以辞职要挟大帅。大帅宽容忍让，百般请他出山，而他无理甚矣。今日奉省当然缺个省长，莫非没有王永江就不行吗?

张作霖为难的说道：可是谁能代替王永江来当奉天省长呢？

杨宇霆早有准备，当即推荐刘尚清。张作霖应允。

后来张学良上台突然枪毙杨宇霆时，也发布杨有这样一条罪状，即“沮用永江”。

据说在彭香庭还没返回到北京之时，也就是在金州的王永江正有所准备之时，都突然获知老张已公布刘尚清任奉天省长的消息。王永江当时一股急火，口吐鲜血昏厥过去。从此王永江病体沉重，延至1927年11月1日晚间10点50分，病笃身亡，终年仅56 岁。

当时对外的报道是因肾病逝世。死前，在他身边的除了四个儿子，还有日本人岩间德也。

在死因问题上，让人感觉吊诡的是，王永江辞职回到古城后，一直是在大连日本人开设的满铁医院就医。他病情加重时，也是让家人到大连市内找来了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他家中单独为他诊治之后，出来即宣布，省长已病逝，处理后事吧。

所以有一个很受众人推崇的观点：就是王永江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

这个观点一直缺乏足够证据，满怀民族情绪的人只是推理揣测，认为日本人会对王永江下手，会对一切妨碍他们妄图占领东北计划的人下手。

所谓“邻国之贤，敌国之仇”也。

以王永江的行事性格，肯定不会讨日本人喜欢。1923 年王永江回金州过春节时，曾对家乡父老说：“金州本属奉天省，现25年租期已到，仍未归还，家乡仍受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余身为省长，实感惭愧。”

王永江如果在奉天继续执政，也是日本侵略扩张路上的一个硬钉子，所以这种推测也有一定道理。

而且一些激进的日本人，也的确常常会干出一些暗杀活动，例如河本大作暗杀张作霖就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官方许可。所以在王永江身上，还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王永江已经卸任奉天省省长，不问政事淡出江湖，况且重病在身，实在是没有加害于他的充足理由。更何况王永江还有很多日本朋友，所以断然说王永江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也难以服众。

的确，王永江最好的日本朋友就是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

岩间德也和他关系非常密切，彼此惺惺相惜。但我们知道，岩间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满铁特工分子，他一直是为日本侵华做舆论准备和情报收集的。岩间德也在金州生活了二十余年，在他主持的南金书院里，培养出了很多效忠于日伪满洲国的官吏，但是王永江和他世交甚好。

王永江担任奉天省长期间，还特聘岩间得也担任省长顾问。后来，王永江还通过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学，因此他第二个儿子王贤湋，后来成为伪满洲国的奉天市市长、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污点。

当然，这也是王永江始料不及的。

王贤湋192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此后到东北交通委员会见习，后分配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局机务段任工程。1931年任扎赉诺尔煤矿副矿长。后来，他任安东省民政厅科长。1937年任满洲国总务厅参事官，1940年任哈尔滨警察厅长，1941年升任奉天警察局长，1942年任奉天市市长。1944年底，升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1945年日本投降，满洲国覆灭，王贤湋遭到国民政府通缉。1946年初春，王贤湋潜逃至北平，化名王维固，混入劳工难民中，先后伪装成人力三轮车车夫，粮谷厂磨粉工，铁工厂技师，后来甚至干到铁工厂厂长的职务。

但是风度和气质却是藏不住的，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在1951年5月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逮捕。

1963年4月9日，王贤湋获特赦释放。特赦之后，王贤湋还曾经写过关于王永江的回忆录。

王永江手迹

古城家乡情缘

独上城楼景气幽，山环海抱旧金州。涛声远送秋林外，日嫩风和不似秋。

这是一首王永江登临金州古城楼所作的七绝，诗中对古城秋天景色由衷的赞美。

王永江在任奉天省长期间，曾于1922年和1926年两次辞职回到金州。1922年那一次很短暂，只有一个多月且又在夏天；1926年那一次归来则一直到病逝，大约是一年半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身体较好的时候，他都是在读书、临帖，偶尔也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

所以，上面这首《秋日登城》，应该是第二次回来时题写的，有一种沉郁之气在其中。

后来王永江又写了一首《魁星阁》，魁星阁是在金州古城东南的城垣上。

酌罢黄花酒数升，龙山凤岭不须登。共君且向城头步，直到魁星阁上层。

王永江在古城其实是有很多故事的。他和弟弟永潮，同时受业于古城李老师。清末王永江考中乙酉科优贡，永潮取中丁酉科岁贡，被金州人喻为“二陆双丁”。二陆，当然就是指西晋“文章冠世，少有奇才”的陆机陆云。也因此，古城双兴栈老板曹某，也是金州的富户，将第五第六两爱女许配于王永江兄弟二人。而此前，王永江父亲王克谦是双兴栈的学徒。

姊妹花嫁与兄弟俩，羡煞古城多少青年男女？

1926年回到古城的那一段时期，虽然抱病在身，却是他亲近故乡的难得机会。

那一年北屏山附近大魏家的善男信女，集资重修了梦真窟寺院，重修之后在院内立了一通雪花石石碑，乡绅们于是请王永江给题写碑文，他慨然应允，这也是王永江生前留下的唯一一篇碑文：

金邑城北十里许有屏山，山固不高，而中峰平迤，西北悬崖有石岩，若龛，中一石佛，外悬石灯二，其东南一洞，容人行半里许，窈然难测，而石佛之侧，若石磬、石鼓，叩之声相似，唐时故物。且峦壑皆无水，独近洞有泉清冽，足洞中居者用。洞外有梦真窟擘窠大字三，深刻峭壁，清光绪十三年，驻邑淮军统领黄仕林者，于洞外建精舍，揖三字刬去，惜哉！至今仅模糊略辨耳。
夫此山古迹为何代何年，志乘弗存，固无可考，而山之名于古也，盖即此可证矣。迨清光绪甲午之役，并黄仕林所建精舍亦毁之。游此山者，但见残瓦颓垣及断碑，卧荒烟蔓草中，不胜兴废之感而已。抑又闻甲午之前，有道士趺跏洞中，不知为何许人，增衣度夏，赤脚行冰，若不知有寒热岁月者。一日忽于洞中火化，岂厌此尘垢而解脱欤。几二十年遂无人问津焉。

……

王永江去世前在大连满铁医院写下了他最后的一首诗，也表达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

欲从海岛觅仙丹，那识长桑再世难。仙佛心情空色相，山河风景易悲欢。

千家榆柳更新主，一片帆樯卧旧滩。曲水横飞惊梦起，高楼无语倚阑干。

写下这首诗的半年后，王永江病逝。

王永江的葬礼，是金州古城有史以来最为隆重、最为壮观的一次葬礼。从沈阳、营口、大连过来很多高官和商界精英，一起来为王永江送葬。

张作霖特意派袁金铠来参加葬礼，并送来五千元大洋丧葬费。

少帅张学良当时送来的挽联是：

富庶已成共推管晏；指挥未定遽失萧曹。

清光绪甲午年的恩科举人李义田，是大连著名的爱国诗人，王永江病逝之后，李义田挥泪写下了《哭王岷源》一首：

文字结交三十年，感君高谊薄云天。苑枯不杂时流见，书简常劳驿使传。

致病多因悯水火，居官从不为金钱。而今风骨俨犹在，回首前尘迹惘然。

王永江病逝后留下了《读书偶得》、《铁龛诗草》(二集)、《易原窥余》、《阴符经注》及《医学辑要》、《痼疾窥余》等著作，现在金州图书馆里还留有他的一些作品。王永江的后人主要分布在天津、内蒙、湖北、美国，多在教育战线，卓有建树。

1927年12月7日，王永江安葬于金州城东萧金山南麓的祖坟之内，即现在的金州中长街道东风村冯家屯的一农户菜园子里。

王永江墓后来曾被人盗掘，之后又被夷为平地。

1991年11月25日，金州博物馆对王永江墓进行调查清理时发现了墓志碑，该墓志埋在墓圹前一米左右的地下。原王永江墓前还竖立一通《内务部总长奉天省长勋三位王公神道碑》，也是研究王永江的珍贵资料。石碑为汉白玉质，有额，龟趺座，今已全毁。依据碑拓，碑纵170 厘米、宽65 厘米。碑文楷书，23 行、满行64 字。

王永江创办的奉天纺纱厂



重新认识王永江

王永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也是研究东北史、辽宁史的一个新课题。

当然，王永江绝不是完人，人都是复杂的，多面性的。

1911年辛亥革命火起，奉天铁岭地区的革命党人起义并夺取了县城，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派遣指使下，王永江参与了围剿革命党人，将革命火种扑灭，并为此受到褒奖。

在后来的奉天官场上，有人曾这样评价王永江：“惟性情使之褊狭，有宿怨必报之”。例如奉天省城税局局长刘亥年，曾经在背后讥讽过王永江苛刻属下，而王永江知道后，于是借故以重刑处置刘亥年，经人说情得以免死。在担任财政厅长和省长期间，有人回忆他“课吏亟严，常有躁气”，有时属下一事做得不对，就会遭到王永江的痛责甚至耳光。曾有一奉省的老官僚，也是相当一个级别的官吏，后久病屡假。有一日续假呈至王永江手里，王永江批了“老而不死”四个字。

看来，王永江治奉，不仅仅是“秋霜烈日”，简直就是狂风暴雨，官不聊生啊。但不如此，何来奉天的巨大变化呢？

国人一向讲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因此对镇压革命党人这段历史和他性格缺陷很少有人提及。

前两年，曾听说大连一作家要写王永江题材的长篇，但是后来，却没有后来了。王永江不好写，又非常值得一写。因为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饱满的金州书生、辽南汉子，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起起伏伏，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典型性。

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个艰难的军阀混战时代。在那样的年代里，他能够利用自己的才华为东北家乡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尤其是为辽宁构建了一个经济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沈阳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区。

这是许多东北人怀念王永江的最重要原因。

写到这里，应该一吐胸中的块垒。

为什么古城至今没有一座王永江的雕塑呢？

历史学家金毓黻曾形容王永江是：“修于丰颐，鬓眉如画，丰裁峻整，威重有神”。我见过王永江的照片是：一撇八字胡酷似李大钊，天庭饱满，眉目清秀隐隐透着英气。这幅照片应该是他在奉天省任职的照片，因为制服一看就是官服。

王永江是古城的骄傲。不错，奉天省省长的权力远远高过了当年金州副都统衙门里的二品官。以职务论高低是现代人的通病，但王永江不仅仅如此，他当时就被誉为“关外第一人才”。

王永江如果不是在短暂的任期内突然辞职和病逝，可以肯定地说，仕途上他还会迈上更高的台阶，成为影响东北乃至全国的政治人物。

在金州古城里，或者还应该有一条以王永江命名的街道。尽管王永江是旧时代人物，但是他为国家、为民族、为家乡所做的一切，足可以赢得后人的怀念和敬仰。

王永江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是因为他在那个动荡的、混乱的旧时代里，一直能保持着那种爱国情怀和读书人的风骨，一直有着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