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秦桧夫妇跪像有多少？


提起秦桧夫妇跪像，人们就想到了杭州岳王庙内岳飞墓前的那一对。其实，历史上秦桧夫妇跪像有成百上千对，尚存的至少还有七对：

浙江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边栖霞岭下岳王庙中侧岳飞墓前。像为铁铸人像，秦桧夫妇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形象沮丧。

江西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株岭山东端、老虎山西侧岳飞母姚氏墓前。像为石质，今巳残损。构形略与杭州岳飞墓前之铁铸跪像同。秦桧夫妇似有求饶之势。

河南汤阴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河南省汤阴县城西南隅岳飞庙施全祠前。汤阴宋时为岳飞故乡，后人在此设庙并铸秦桧夫妇铸像。因游人多用手抓摸，使铁像上部铮然发亮。

河南朱仙镇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河南省开封市西南朱仙镇西北隅岳飞庙前。朱仙镇在宋时是岳飞北伐驻军并大战金兀术的地方。像为铁铸，成赤身绑跪状。每逢正月十四至十六日，镇民纷纷前来这里，置自造秦桧夫妇纸像于柴草中，放火焚烧，以解心中之恨。

河南淮阳秦桧夫妇跪像：位于太吴伏羲陵内，跪像为生铁铸就，像上身赤裸，双手反剪，似有求饶之势。

江苏泰州秦桧夫妇跪像：江苏泰州岳墩岳飞祠的殿外西墙脚，为石雕秦桧夫妇跪像，经历代游客香火焚熏，白石变成黑石，头焦额烂，其状亦惨。

湖北武昌秦桧夫妇跪像：位于武昌县南大东门外鄂州岳飞庙内，宋乾通六年铁铸，绑跪屏下，相传凡疾病者，以石击为验。

河南朱仙镇跪像：朱仙镇是岳飞大战金兀术之地。每逢正月十四至十六，镇民会来到这里，置自造秦桧夫妇纸像焚烧。



浙江杭州跪像：位于杭州市西湖边岳王庙中，秦桧夫妇反剪双手，面墓而跪。

江苏泰州跪像：江苏泰州岳墩岳飞祠的殿外西墙脚，为石雕秦桧夫妇跪像。




江西九江跪像：位于九江市株岭山东端、老虎山西侧岳飞母姚氏墓前。

在中国，秦桧就是奸臣和卖国贼的代名词！


请参考如下扫盲材料：


南宋大贪污犯秦桧专权期间祸国殃民的罪行

http://tieba.baidu.com/f?kz=992216881


确定秦桧的汉奸身份，——至少有十六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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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暂时还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但是，“罪责不全在秦桧”不代表“秦桧没有责任”。

事实上，在炮制岳飞冤狱的过程中，秦桧不仅是主要同谋，而且还是阴谋的具体执行者。在得到宋高宗赵构的首肯之后，秦桧、张俊等奸佞之徒亲自炮制了岳飞冤狱，秦桧、张俊等人对岳飞的冤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宋高宗、秦桧都是杀害岳飞的凶手。

尤其是，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自己就是一个超级大贪官，秦桧用的人都是些寡廉鲜耻的贪官污吏，,“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为桧用”，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作为公认的国之巨蠹，秦桧不遗余力地竭民膏血。在秦桧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秦桧用人，尽用赃官墨吏，要是有赃污不法被举讼的，“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秦桧及其党羽为了大肆收刮民脂民膏，还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南宋每年要进献给金国大量财富，为了媚事敌国，秦桧及其党羽还不择手段地榨取民脂民膏，致使南宋国困民穷，平民百姓大量破除！

秦桧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以粉饰“太平”！

为了掩饰罪行，秦桧及其党羽还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

在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架空皇帝，——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秦桧还“挟虏势以要君”，架空皇帝，秦桧晚年“颇有异志”，甚至想效法西汉的王莽，图谋篡夺皇位！

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如今南京出了很多汉奸，忘了近代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更不要提九百年前女真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九百年前女真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可参见如下资料：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军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号称十万人，韩世忠所部只有八千余人，若与金军陆战，显然力不从心。韩世忠命令全军登上战舰，以水师迎战陆军，确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号称十万人的金军大部队被困在黄天荡地区达四十多天，后来因为有汉奸献策，完颜兀术（宗弼）方得以击败韩世忠并撤离黄天荡。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多天，韩世忠虽败犹荣，此战教训了金国女真贵族，使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等领悟了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在大江上往返，非同儿戏，甚至会有灭顶之灾。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金军在江南仅存的立足据点，对于金军以后再下江南，吞灭宋朝，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当完颜兀术（宗弼）和韩世忠在长江上相持之际，建康府的金兵在城东北的钟山、城南的雨花台构筑大寨营垒，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并在山上挖洞，以供“避暑”之用。金人“陆增城垒，水造战船”，从采石矶渡江北去，继而复返的队伍，也络绎不绝。韩世忠的战败，又使金兵留驻建康“避暑”的可能性增大了。

此时，浮海归来的南宋小朝廷把越州(今浙江绍兴)作为“行在”。宋高京君臣将驻扎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的金军视为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生怕金军会把建康府打造成下一次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

为了驱逐建康府的金军，宋高京君臣几乎调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南宋朝廷在长江中下游已经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而宰相赵鼎还建议说，应急召在四川的张浚的兵马顺江东下，以相策应。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去冒风险，更不敢去进攻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君臣任命大将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诸将并受节度”，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但是胆怯无耻的张俊宁肯任人切齿唾骂，也不敢向建康城前进一步。

勇于承担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重任的，惟有新兴的抗金劲旅，——岳飞的岳家军。由于杜充的原江、淮宣抚司事实上已经撤销，南宋朝廷让岳飞改任御营司统制。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二十五日，即韩世忠战败的当日，岳飞在位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南三十宋里的清水亭与金军交战，首战告捷，金国女真兵横尸十五宋里。岳家军将士斩获耳戴金、银环的女真人头一百七十五级，活捉女真、渤海、汉儿军四十五人，缴获马甲、弓、箭、刀、旗、金、鼓等器械三千七百多件。

然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要彻底围歼完颜兀术（宗弼）统率的彪悍的金国主力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岳飞当时采用的策略是自南而北，驱逐金军过江。

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南三十宋里有一座山，上方双峰，东西对峙，故取名牛头山。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初，岳飞率军前往清水亭之西十二里的牛头山扎营，山上“林树葱郁，泉石相映”，足以保障将士的休整和饮水。岳飞派遣一百名勇猛善战的军士，身穿金军的黑衣，在昏黑的夜里混入雨花台的金军大营，偷袭金军。金军分辨不清敌我，自相攻击，乱杀一通。为防止岳家军再次劫营，金人不得不在营外增派巡逻部队，但是其巡逻部队又遭岳家军的伏击，而被歼灭。

从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家军先后与金国女真主力军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战事的接连失利，使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虽知放弃建康(今江苏南京)可惜，却又痛感久留建康无益。自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五日开始，完颜兀术（宗弼）便指挥金国军队加紧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大肆劫掠和屠杀，完颜兀术（宗弼）本人则于五月十日移驻于建康城西北十五宋里的靖安镇(即龙湾市)。金军在撤退之前，还放火把建康全城付之一炬(比1938年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早了八百多年)。

岳飞侦知金国女真主力军撤退的迹象，于是亲自率领三百精锐骑士和二千勇猛的步兵冲下牛头山，再次击败金国女真兵，进据雨花台和建康城西南隅的新城。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十一日，完颜兀术（宗弼）赶紧从靖安镇撤退到长江北岸的真州六合县宣化镇。岳家军追击至靖安镇，消灭了侵犯江南的最后一批金国女真兵。岳家军将士战士们跳上了那些来不及逃遁的敌船，将残余的金国女真兵击溺于江水中。金国军队丢弃在长江南岸的铠甲、兵器、旗鼓、辎重、牛驴等，数以万计，或纵横委弃，或堆积如山。

岳家军收复建康的战役历时半个月，斩获金国女真兵“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女真兵军官，其中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敌兵。仅靖安的一次小战，就俘获敌兵三百多人，其中包括十八名女真兵。

收复建康的一些列战役是岳家军初步成军以来取得的首次辉煌胜利!岳家军随即进驻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建康府前通判钱需也纠合乡兵，随同岳家军进城。

经过金国女真人洗劫烧杀之后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中遍地煨烬，街巷和屋宇也都面目全非，建康城居民的尸体纵横，血流遍道，很多伤残者还在呻吟呼号。后来，人们收拾和掩埋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残缺不全的尸骨，竟达十七、八万具。此外，还有大批人口被金国女真兵驱掳过江。这座在当时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建康(今江苏南京)，遭受了毁灭性的浩劫。

岳飞和岳家军将士们，都久经战阵，敢于直面刀光、正视血影，但面对眼前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实在是目不忍睹，人人都感到无比悲痛和激愤。





河南淮阳秦桧夫妇跪像：位于太吴伏羲陵内，跪像为生铁铸就，像上身赤裸，双手反剪，似有求饶之意

八百多年来，杭州岳庙内的秦桧等奸佞的跪像共铸造12次之多。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岳飞、岳云、张宪），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即岳飞死后二十年，宋孝宗赵昚即位后，下诏追复岳飞生前官衔，并寻访岳飞遗体，“起枯骨于九泉之下”，以礼改葬于杭州栖霞岭南麓今址。

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赐紧邻岳飞墓的下智果寺充岳飞功德寺，并赐额“褒忠衍福禅寺”。此即今天杭州岳王庙的始基。当时岳飞墓前并无秦桧等人跪像。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常熟人进士周木到杭州任浙江布政使，为表达当时人民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仰及对奸臣卖国贼秦桧厌恶憎恨之情，重修岳飞墓，并首次用铁铸造秦桧夫妇跪像。后因天长日久，风吹雨打，秦桧夫妇的两具跪像成为形象模糊的烂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铸造秦桧夫妇的跪像。

第二次是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浙江都指挥李隆将军出于对岳飞的崇敬仰慕之情，用铜铸造秦桧、王氏、万俟离三个奸佞的三具双手反剪的跪像于岳飞坟前。后来，这些跪像因屡次遭游人击打而损坏。

第三次是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著名文学家、安徽休宁名士、万历进士、浙江按察副使范涞用铁重铸了秦桧、王氏、万俟离的跪像，并增添了残害忠良的帮凶张俊跪像一具。

谁料，翌年，巡抚浙江的右副都御史王汝训，因与奸相秦桧之妻王氏“同宗”，有失王氏家门的体面，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竟丧心病狂地指使心腹，在黑夜里偷偷地把秦桧之妻王氏和帮凶张俊的跪像沉进了西湖。“一石激起千重澜”，在杭州城立即激起千万人民的愤怒，强烈要求官府追查沉像的罪魁祸首。王汝训吓得连夜逃离杭州城。

后来，盐商马伟为了顺应民心，重新补铸了王氏、张俊两具跪像，置放原处，才平息风波。数年后，秦桧等跪像又因屡次被游人用手、用棍拍击而损坏。

第四次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曾任浙江按察副使范涞又到杭州，任浙江布政使，看到秦桧等四奸的跪像已经因为遭到游人击打而模糊难辨，便把自己的俸银捐出来重铸了四具铁跪像。

第五次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苏杭织造孙隆，用铜重铸了秦桧、王氏、万俟离、张俊四具跪像，各镌刻姓名在胸，并用木栏栅围住，但不久跪像仍因为屡次遭到游人挞击而损坏。

正因为明代成化年间以后，岳飞墓前有了秦桧等奸佞跪像，所以在文人墨客游览岳坟时所写诗词中也可看到描写当时人们对秦桧等跪像鞭打痛击的情景，如清初著名诗人叶映榴曾有诗写道：

“百战英雄骨，东窗笑语中。
绣旗恩未断。丸蜡间先通。
铁像行人磔，王封史笔公。
我来瞻庙貌，洒泪拜孤忠。”

诗中对奸臣卖国贼秦桧私通金国，卖国求荣的罪行也作了揭露与鞭笞。奸臣贼子遗臭万年，全民切齿痛恨之。

第六次是清世宗雍正初年，杭州栖霞岭下百姓结伴而来，用铁棍木棒猛击秦桧、王氏跪像，秦桧夫妇跪像头颈折断。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浙江巡抚李卫上书朝廷，经雍正帝批准，用收缴的兵器重铸了秦桧等四奸的四具跪像。事后，李卫曾作《岳忠武王庙碑记》一文。

第七次是清高宗乾隆年间，因秦桧等等四奸的跪像受多年风雨侵蚀与游人挞击，其形象已模糊不堪，钱塘县令禀请浙江巡抚熊学鹏，再次重铸了秦桧等人跪像。

第八次是清高宗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浙江布政使唐模见岳坟前跪像形像模糊难辨，挞坏严重，于是叉命工匠重铸秦桧等四具跪像，并用木栏栅加以围住。

第九次是清仁宗嘉庆年间，清朝大学者阮元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出任浙江巡抚，一上任就将岳王庙修葺一新。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阮元因秦桧等跪像又因为屡次遭到游人挞击而毁坏，于是便下令用旧兵器重铸了秦桧等四具跪像，跪在岳王坟前。

当时有好事者戏撰一联，制成两块小牌，上面以夫妇二人追悔口吻题写，一块挂在秦桧颈上：“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另一块挂在王氏颈上：“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阮元在晋谒岳王庙时见到戏联，不禁哑然失笑。

第十次是清穆宗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在任上发现秦桧等四奸的跪像因为屡次遭到游人击打而毁坏严重，遂再次重铸秦桧等四奸的四具跪像。

晚清名臣、诗人彭玉麟赴杭州谒岳鄂王庙时，曾题联日：
“史笔炳丹书，真耶伪耶?莫问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更何等悲歌泣血；
墓门凄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双顽铁。亿万世奸臣，受几多恶报阴诛!”

第十一次是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著名诗人张祖翼任浙江布政使，再次重铸秦桧等奸佞四具跪像，并作《岳墓重铸四铁像记》，在文中提到：“益以人心义愤，积岁詈击，身首残弃，因命工又范之，缚跪如前状，殛奸回于既往，懔正气于人间，以告万世之为人臣者。”

记中不但描述了铁像的形状姿态，而且还以奸佞铁像警告为“万世之为人臣者”诫。

张祖翼所铸秦桧等四具跪像一直保存到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在解放后所见到的跪像，就是张祖翼命工匠重铸的。


建国后，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公元1966年，岳王庙和岳飞墓被毁，秦桧等四奸的四具跪像也不翼而飞。

公元197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为顺应民心拨专款重新修筑了岳王庙和岳飞墓，并在岳飞墓前第十二次重新铸造了秦桧、王氏、万俟离、张俊等四奸的四具双手反剪的赤身跪像。秦桧等奸臣贼妇跪像历铸12次，到此总算画上个句号。

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对于秦桧残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熏门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录自《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作者：南宋 欧阳守道）


注释：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人们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尊称。

“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桧正准备逐个害死南宋的忠贤之士，之后再给金人一个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灵在天上，知道秦桧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处死了秦桧。

辟谣：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暂时还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但是，“罪责不全在秦桧”不代表“秦桧没有责任”。

事实上，在炮制岳飞冤狱的过程中，秦桧不仅是主要同谋，而且还是阴谋的具体执行者。在得到宋高宗赵构的首肯之后，秦桧、张俊等奸佞之徒亲自炮制了岳飞冤狱，秦桧、张俊等人对岳飞的冤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宋高宗、秦桧都是杀害岳飞的凶手。

尤其是，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校证》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然而，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结果是，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国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向来希望偏安东南的宋高宗赵构此后也可以当“太平皇帝”，尽情享乐；作为金国的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转变成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

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有了秦桧在南宋的权势和地位。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下半年，在奸相秦桧的主持下，南宋朝廷与金国再次议和。宋金双方先是暗中就议和事宜进行交涉，之后又公开派遣使者进行谈判。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宋金议和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求南宋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这是因为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不仅抗金意志坚定，而且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赵构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除了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还下决心要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官赋闲。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尽快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由于主审官何铸天良发现，面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阴险歹毒的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宋金议和期间，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

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宋高宗、秦桧派宋使魏良臣等人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去请求金国批准。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

（四）、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通过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以及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杨政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等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

屈辱降金的第二次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然而，宋金虽然已经签订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

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在奸相秦桧的怂恿下，宋高宗赵构最终下决心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岳飞、岳云、张宪），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根据第二次绍兴和议，南宋要对金国称臣，每年要向金国进贡几十万两白银与几十万匹绸缎，还要割让大片国土。

金国则答应放回宋高宗赵构那已经年逾六十的亲妈韦太后，同时归还南宋的还有宋高宗赵构亲爹宋徽宗赵佶的棺材(注：棺材里面其实是一截朽木。宋徽宗赵佶于1135年在金国被糟蹋致死，之后金人将赵佶的尸体扔到火坑里浇上油锻炼，制成好燃料)。

但是宋高宗赵构当亲王时娶的原配王妃与两个小妾，以及宋高宗赵构的两个亲生女儿，还有宋高宗赵构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亲人却没能从金国归来（在被金军掳走后，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凌辱蹂躏致死）。

对于金人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赵构母姊与妻女等诸多罪恶，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

宋高宗赵构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根据绍兴和议的规定，宋高宗赵构要尊称金国为“大金”，自称曰臣构，每年还要必恭必敬地屈膝跪拜金国皇帝派来的使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奸相秦桧支持下，南宋朝廷收回三大将的直接带兵权，冤杀抗金名将岳飞。而根据绍兴十一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

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

宋金达成和议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在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甚至架空皇帝、图谋篡位。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在专权期间，秦桧媚事敌国，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高宗、秦桧为了媚奉敌国，讨好金人，对于绍兴和议中所规定的“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都如期交纳。而且南宋交纳“岁币”时，还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如南宋交纳“岁币”时，要由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并于前一年十二月下旬送至盱眙军的岁币库，然后再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护送过淮河。在交纳“岁币”前，先要拿出银、绢式样三份，“一份往燕京，一份往卞京漕司呈样，一份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

虽然呈交了银、绢式样，但在正式交纳“岁币”时，南宋使臣还要受到金人的百般刁难，“初交绢，十退其九”，其原因是“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于是南宋臣僚们还要向金国小吏行贿，“通支金人交币官吏，靡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其余布、帛、酒等共折银六百二十两，对其“所需如欲，方始通融”。但还不是按原物照收，仍要“十退其四五”，结果宋廷又要额外“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

此外，南宋皇太后每年都要给金国皇后进献礼物，年年“亦以钜万计”。金国皇帝还经常派人来索取“金珠靸工之类”，宋高宗、秦桧亦“令有司悉与”。甚至有些珍稀动物，如“白面猢孙及鹦鹉、孔雀、狮子猫儿”之类，只要金人有所索求，宋高宗、秦桧均令“搜访与之。

南宋每年还要派使者赶赴金国贺正旦、生辰，贺礼需要金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茶千斤，使者有正使、副使及三节人（上、中、下三等随从人员，上，中节各十人，下节三十人）。同时，南宋朝廷还要赏给他们的行装钱，正使一千缗，副使八百缗，银、帛各二百两匹。下节银、绢共三十两、匹，中节二十五两、匹，下节十五两、匹。这些人除领取薪棒外，还“日给五百钱，探请俸二月”。

金国使者来南宋时，南宋沿途的地方官不但要迎送，而且还要大排筵席。金国使者到临安（杭州）后，更是没完没了的盛宴款待。

为要使这些金国使者能在金国皇帝面前说些好话，宋高宗、秦桧还以“密赐”的办法，进行贿赂。暗中送给金国正任使者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袭衣（衣物的全套）金带三条，三节人皆袭衣涂金带，上节银四十两，中、下节银三十两，“自是以为例”。金国使者在临安（杭州）要买物品，也要从南宋国库拿出钱万缗，作为他们购货之用，也“自是以为例”。

绍兴和约签订以后，宋金之间暂时休战，宋军军费削减很多，但由于南宋权贵们要花费以上种种巨额开支和过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如为了把临安（杭州）经营成为富丽繁华的安乐窝，在那里广造宫殿，大造宫邸，修湖凿山。

秦桧“夺上心，粉饰太平，沮砾士气，今日行某典礼，明日贺某祥瑞”，而对于战备之事，却是“士马销亡不问，干戈顿弊而不修”，使得那些“士大夫豢养于钱塘湖山歌舞之娱，无复故都黍离麦秀之叹”，“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夭，而不可赎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正是由于每年都要贡纳巨额的岁币给金国，加上南 宋 君臣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频繁地“上下宴安”，以“钱塘为乐国”，挥霍无度，其结果必然是要加重南宋人民的负担。

绍兴十二年（1142），经秦桧提议，宋高宗下诏，命南宋各地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刬佃”。在过去战争期间，南宋朝廷曾以“济军用”为名，向人民“预借赋税”，就是暂时增加部分税收，但是战争结束后，原先增加的赋税没有减免，而且还大幅度提高税率，老百姓需要缴纳的赋税数额反而更多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且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

在各地，还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州县的老百姓则要缴纳绵、绸、税绢、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括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麹引钱，各色不一”。秦桧还令各地，“间乞（益蜀）免，理宜禁绝。”(《文献通考》卷5)

总之，在专权期间，秦桧多次下令各地暗中增加赋税，不断加重人民负担，“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1983年，邓小平在杭州时，在秦桧跪像前，邓小平给外孙讲述英雄和卖国贼的故事。他告诉小外孙：“英雄永远为后人所纪念，坏人永远为后人所唾弃。”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作为公认的国之巨蠹，秦桧不遗余力地竭民膏血。在秦桧专权的十八年间，秦桧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续资治通鉴》）。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

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秦桧将很多官位立价出售，当时如果想要当地方官，必须先给秦桧送几万贯钱，买官价格“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附注：以购买力估算，宋朝几万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几百万人民币）。

秦桧用人，尽用贪官污吏，如果那些投靠秦桧的贪官因赃污不法被举讼，秦桧就出面保他们无事，“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宋金达成和议之后，那些与秦桧政见不和的南宋大臣，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驱逐远调，有的被流放到偏远蛮荒之地，秦桧党羽逐渐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也越来越大。

那些无耻之徒、奸佞小人纷纷依附秦桧，贪官污吏们更是拼命地巴结秦桧，争先恐后地给秦桧当走狗，有的贪官甚至情愿给秦桧当仆役，供秦桧差遣。

通过奉承拍马、贿赂秦桧，徐宗说从下级官员升任南宋朝廷的户部侍郎。当时户部掌管全国土地、赋税、户籍、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支，户部侍郎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副部级高官。

作为南宋时期的中央副部级高官，徐宗说竟然恬不知耻地以秦桧家仆人自居，长期替秦桧经营田产，号称是秦府“庄客”。徐宗说“附秦桧以至从官，常为桧营田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

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排挤出朝廷，使贪官污吏充斥官场。那些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盘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

贪官污吏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南宋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

秦桧当政期间，南宋百姓的境况是何等悲惨！哪里谈得上“富足”二字？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秦桧大肆横征暴敛，秦桧“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文献通考》卷5)。

为了榨取民脂民膏，秦桧还禁止减免赋税，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甚至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致使平民百姓大量破除。

《宋史》卷174《食货志》记载：“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

《文献通考》卷5记载：“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亲信曹泳任户部侍郎期间，“巧计百出，必为额外多方聚聚敛，较利之锱铢，割民之脂膏”。

在秦桧及其党羽的治理下，南宋国困民穷，“饿死者众”，两淮、江南各地普遍出现萧条衰败景象。

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　胡澹庵　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卷374《胡铨传》）。

秦桧专权期间南宋出现的这个“萧然”景象，便是当代网络丑类所宣称的和议之后带来的“繁荣”！

在过去战争期间，宋高宗、秦桧曾以“济军用”为名，向南宋人民预借赋税，就是暂时增加部分税收以资助国防费用。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原先增加的赋税不仅没有减免，而且还大幅度增加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巳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

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

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收刮民脂民膏以媚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

名义上是南宋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秦桧占有的巨额财产无非是收刮得来的民脂民膏。

在专权期间，权势如日中天的奸相秦桧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广置家产。

秦桧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

宋金议和之后，宋高宗赵构曾经慷慨地将当时著名的永丰圩田赐予秦桧，秦桧占有的这片良田共有一万五千多亩，“亘八十四里，为田千顷”。后来，秦桧家的私有良田遭遇洪水，秦桧居然以南宋朝廷的名义下命令强行征发民工三万多人去修整自己的私家田产。

绍兴十二年（1142年），极其富有的南宋庸将刘光世病死，刘光世家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园第、豪宅，全部被秦桧强行霸占。

南宋庸将张俊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被世人嘲笑为“坐在钱眼里的张郡王”。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也就是仅房租一项，就年收入七亿三千万文钱。张俊死时，张俊家的大部分房产以及很多良田都被秦桧强行夺占。

在秦桧专权期间，南宋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贡献财物。每逢秦桧生日，各地大小官员还争先恐后地进献大批财宝，给秦桧祝寿，“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盏，为不足道”（《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遗史》）。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各地官员给秦桧进贡的生日礼品至少价值几十万贯钱，“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按照购买力估算，每年各地官员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秦桧的钱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人民币。

南宋臣民都知道，秦桧家的财富比南宋朝廷的左藏库（国库）还要多过数倍。由于长期不间断地大量收受贿赂，加上不断侵吞国家与私人的财产，以至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秦桧家财宝堆积如山，号称“富敌于国”（《宋史》卷473《秦桧传》）。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秦桧两踞相位，前后独掌大权达19年。在专权期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致富可敌国。秦桧之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搜集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桧家日常生活的奢侈程度可想而知。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摧残南宋的国防力量，迫害南宋的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

对于坚持抗金的将领，秦桧不断地加以打击和迫害。南宋的抗金名将，如岳飞、韩世忠、刘锜都遭到迫害，其中岳飞、岳云、张宪等人被冤杀，韩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权赋闲，刘锜等人则被贬斥远方；岳飞部将牛皋不满秦桧的黑暗统治，秦桧让其党羽田师中用毒酒将牛皋毒死。

签订绍兴和约时，南宋把商州割给了金国，商州守将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叙州后毒死。为悼念邵隆的爱国品行，叙州军民“皆悲哭之”“为之罢市”（《三朝北盟会编》卷214）；

抗金将领李显忠杀出重围，自敌占区回归南宋，金人称其“私遣过界”，“秦桧怒”，随即罢去李显忠的军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当时还有一位身陷敌占区的河北进士梁助，昼行夜状，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南宋。梁助归宋后“上书言河北事极详”，并认为“金人必举兵。秦桧怒，直决之”，把他“押赶惠州编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引《赵牲之通史》。）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的破坏，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丧失殆尽。在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这些人整游暮宴、安富尊荣、醉生梦死，“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经常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议达成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

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

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

而宋高宗、秦桧做出亲痛仇快的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这种恶果，充分体现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宋金战争上。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

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后来，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大臣叶适在《题姚令威<西溪集>》中提到：“初，完颜亮来寇，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时人王之道在奏章中指出：“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倍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祖山集》卷二十《与汪中丞画一厉害札子》)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在专权期间，秦桧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残害忠良、诛锄异己，受到秦桧陷害的不仅有抗金将领，而且还有很多文人士大夫、正直人士，甚至还有很多平民百姓。

秦桧要打击迫害的异己对象，首先是那些过去曾反对过和议的主战派。不仅抗战派武将被打压迫害，而且抗战派文臣，像张浚、赵鼎、王庶、胡铨等人也遭到秦桧的迫害。无恶不作的秦桧，就是要害尽曾经反对议和的人。

此外，心胸狭隘的秦桧对以前与他有过不和或弹劾过他的朝臣，即使不是抗战派官员，也要逐一加以打击报复。

秦桧指使台官、谏官所弹劾的异己，往往都是“无罪可状”的人。要给他们强加罪名，“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但秦桧为了欲置他们于死地，还惟恐他的党羽不力，所写的弹劾章疏不够尖刻，便经常自己执笔以授言官，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也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最终都遭到了秦桧的打击迫害。

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

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秦桧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宋史》卷473《秦桧传》）

秦桧还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鼓励奸佞小人随意诬告无辜，栽赃陷害，炮制冤狱，制造恐怖气氛。“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宋史》卷473《秦桧传》）。

当时的很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告密，通过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南宋社会出现了人心惶惶的恐怖局面。

尤其是，在秦桧的晚年，秦桧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秦桧无端大兴冤狱，陷害异己及其亲属，其残害异己的心理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到秦桧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有成百上千之多。

绍兴十五年(1145)，宋高宗赐秦桧一座宅第，中有藏书楼，赐名“一德格天之阁”。秦桧将张浚、赵鼎、李光和胡铨等五十三人的姓名写在阁内，“欲必杀之而后已”（《宋史》卷473《秦桧传》）。

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桧秉政十八年，富贵且极，老病日侵，将除异己者。故使徐磊、张扶论赵汾、张祁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汾自诬与特进永州居住张浚、责授建宁军节度使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责授果州团练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矣。 ”

秦桧晚年一手遮天，亲手炮制了一个冤狱，准备将他最痛恨的那些文臣士大夫一网打尽。

据南宋时人吴猎记述，那份“谋大逆”者的名单一旦经秦桧画押，大理寺将立马判以“极刑”，也就是将秦桧所憎恨的那五十三个名士全部杀光。

所幸的是在南宋大理寺将此名单上呈秦桧时，“桧夫人王氏却之，语家吏日：‘太师病势如此，且休将这般文字来激恼他’如此者再三。桧死，事遂已。故以桧之恶如此，而其子孙未尽绝灭，盖王氏此举，能全数十家性命故也”。

这里将秦桧所憎恨的那些文臣士大夫们“子孙未尽绝灭”之事归功于秦桧老婆王氏拒绝大理寺将“谋大逆”者名单上呈给病入膏肓的秦桧而“能全数十家性命”，虽然明显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也说明了秦桧迫害异己的残酷与南宋时人在残酷迫害下的畏惧心理。

对于秦桧专权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异己之事，南宋时人留正《中兴圣政》与吕中《中兴大事记》均记载：“甚矣，秦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焉。盖（秦）桧之心太狠愎，尤甚于章(悼)、蔡(京)。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秦栓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其子为第一名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不久，秦熺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很快就和秦桧一起成为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

绍兴十八年（1148），秦熺被升为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秦桧的目的，是要把南宋的军事与政治大权全部由其父子独掌，想要把南宋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变成他秦家世袭的私家机构，以“其子熺为枢密，欲以代居相位，而两府合为一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当时南宋许多朝臣都看出了秦桧的阴谋，大家议论纷纷。有一天，秦桧问官员胡宁“外议如何？”胡宁对秦桧说：“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秦桧听后，迫于公论难违，才由秦熺奏请“父子共政，理当避嫌”，辞去了枢密院事之职。

但秦熺仍任观文殿学士左通奉大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提举秘书省，“立班在右仆射之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不久，秦熺又被加恩升少傅，封嘉国公，与秦桧一样同为南宋朝廷的执政级高官。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其孙子秦埙谋夺状元名位。秦桧利用手中权力，任命其亲信御史中承魏师逊、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吏部郎中权太常少卿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等人为考试官。这些考官本来就是秦桧党羽，他们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从而可以取得高官厚绿。

于是，秦桧任命的那些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桧孙子秦埙为第一名。当从誊录考卷的编号中找到秦埙的试卷之后，考官董德元得意忘形地说：“‘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为第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为了向秦桧父子表功，在未揭榜时，考官沈虚中就暗中派人把此事告知秦桧儿子秦熺。

到廷试时，秦桧又别有用心地奏请“以士襄为初考官，仲熊复考，思退编排，而师逊详定”。由于秦桧的恩荫，秦埙一下子就当了敷文阁侍制，因而沈虚中就密奏宋高宗，请准许“有官人为第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当秦桧指令主考官录取其子秦熺为状元时，蔡京的亲吏高拣还在，高拣就对人说：“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老学庵笔记》卷8）。这是尖锐而辛辣地讽刺秦桧步蔡京的后尘，搞一家专政。过去蔡京官居太师、总领政务，但年已八十，目盲不能写字，政务则由其子蔡絛把持。现在秦桧比蔡京更甚，其子秦熺已窃据高官，却还嫌不足，又为其孙秦埙谋取状元。

但在廷试后，宋高宗赵构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文章，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全都是秦桧、秦熺的话，“皆桧、熺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于是就把才华超众的张孝祥定为第一，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独断专权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为状元。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