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从来都不曾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岳飞从来都不曾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提起岳飞，很多人立即就会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形象。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来，岳飞竟然成了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
近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
其一，是所谓“愚忠”说，依据民间演义小说和评书的描述,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认为岳飞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岳飞“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在《晋阳学刊》上大谈“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些观点。
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确实包含部分忠君思想，但绝对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还有对国家民族、江山社稷的忠诚。如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像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本人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
自秦汉封建专制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但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 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赵构已经逃亡到何处时，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卖国投降时，南宋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 “无限忠诚”！
南宋官员范如圭写信给宰相秦桧说：自靖康以来，金国女真军队所杀戮的，不是宋军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宋军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秦相公你却对金国“爱信之如天属之亲”，那么“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秦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恬不知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秦桧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秦桧，范如圭说：秦相公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秦相公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秦相公你“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
《宋史》卷381《范如圭传》记载：“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从宋朝群臣“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宋朝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理学家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其实并不是像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动乱时代里。岳飞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岳飞所“忠”的对象是什么？
宋高宗奖给岳飞“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那么，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吗？当然不是！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分辨清楚。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
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北宋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南宋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南宋御史方廷实，当宋金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将，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南宋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岳飞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当金兵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岳飞率众苦战数日，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
建康失守后，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宋军统帅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国。在这种紧急关头，“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绝不能“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决绝地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连续多次重创金兵, 准备相机收复建康。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
岳飞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丑行，对南宋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叛盟，金军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出击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湖北武昌），传达密旨，要求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不从，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岳家军收复河南大片故土，接连击败金军主力，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三、“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刻意贬低岳飞，而是很多人对一些史实一知半解、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自然亦要对此试条析一二。
我们应该注意，宋朝毕竟是封建时代，尽管宋人在“忠”内涵上有了创新，但仍是以朝廷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宋人可以不忠于皇帝，但却要忠于代表自己民族的赵宋王朝，可以说，在宋朝人看来，为国尽忠，只有通过支持宋王朝，才能表现出来。试想，如果宋人没有赵宋王朝这一旗帜和纽带，那与一盘散沙有何区别？
在民族关系方面，宋朝更是当时汉民族赖以存在的依托物，所谓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总是有类似宋王朝这样具体的地理上政体上的依托物，因此，宋人关于国家、民族的意识，一般是通过对赵宋王朝的支持与否来反映。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譬如被宋钦宗抛弃的三镇军民，是为自己的家乡本土而战，是为自己是汉人而战，再如北方沦陷区的忠义军，也是如此，其中的石（赤页），在山西文水县屡败金兵，金军统帅粘罕以酷刑劝降，他厉声回答：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正是因为他们失去朝廷之后，才会想到高于朝廷之上的民族。而岳飞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民族意识，只能依托于宋朝朝廷。
所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宋朝人一样，岳飞必须承认朝廷是宋朝人的代表，必须承认皇帝是统治者，谁都能想象得出，如果当时有人敢公开称自己不服从皇帝，会招来什么麻烦。毕竟皇帝还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在岳飞的奏札言词中，言必称臣子，国必称朝廷，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据此并不足以说明岳飞是对皇帝无限忠城的。
我们应该看到：当宋高宗赵构不得以而抗金时，他成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帜，岳飞的“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和“忠于皇帝”名义上是相统一的，或者说是一致的。这时的“忠君”，只是一种“忠于国家”的表现形式。
当宋高宗对金屈膝乞和投降时，岳飞立即就与其进行斗争。这时的“忠”，就与“忠君”完全格格 不入了。岳飞之“忠”的实质，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就连宋高宗赵构也不承认岳飞忠君，恰恰相反，宋高宗正是认为岳飞不是愚忠于君，认为“必杀飞始可和”，才伙同秦桧杀害岳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岳飞之“忠”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君，才能看到其真实思想本质。
最为“岳飞愚忠论”者津津乐道的，大致有三点：一是岳飞镇压杨幺等农民起义军，二是岳飞面对十二道金牌，不该班师，三是当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时，他不该再对宋高宗抱有幻想。
其实，岳飞镇压起义军问题，近年来史家论述不少，依笔者陋见，并不是因为他的忠君思想，而是他的抗金立场所致。
究竟杨幺是否真的“连结李成”，勾结金国走狗伪齐汉奸，目前史界还有分歧。但有一点诸家都同意：即岳飞认为杨幺是肯定与伪齐汉奸和匪兵李成有勾结的。这在许多史籍中都言之凿凿。如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上奏请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时，曾提到：“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幺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幺虽近为腹心之 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岳飞受命出征杨幺时，又提到“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所以，就岳飞主观愿望来说，杨幺造反朝廷，尚且不为大过，唯其“勾结李成”和“与伪齐结连”，则是直接危害民族国家利益的弥天大罪，也是岳飞所以“忠实地”执行宋高宗“剿平杨幺”的主要原因。所以，以此为据 来说岳飞“忠君”，显然是只看表面，未见本因。
其二，人们指责岳飞因“忠君”而不敢违抗十二道金牌，其咎亦未必应当。众所周知，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到七月间，岳飞发起的这次大举北伐，出师便是违诏的，当岳飞连获大捷时，忽然接到班师诏令，并没有“忠实地”执行，而是立即上奏道：“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发出这一“抗诏”之奏之后，岳飞不仅没有“班师”，反而乘胜进军，逼进朱仙镇。这时，宋高宗、秦桧“知飞锐不可回”，便采用“釜底抽薪”之术，先下令张俊、杨沂中等部后撤，严令刘锜、韩世忠等部不得轻进，同时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
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感到自己难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负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钳制。岳家军正处于危势，若坚持进击，虽可再获大捷，但却会断绝粮草军需供应之源，又失去牵制金军力量之左右翼，孤军深入，纵能支持亦不可长久。早在此之前四年，也即绍兴六年（1136 年）秋，岳飞亦曾孤军挺进陕洛，因军粮无继，士卒有饥饿而死者，那种惨境，岳飞还记忆犹新。况金兵见岳飞军孤势窘，必然会集重兵来围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岳飞忍痛班师而不再“违诏”，决不是因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军事家，都不会因自己的义愤而置千百万士兵的生命于不顾的。只要我们为岳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都不会怪罪岳飞班师的，更不会因此说岳飞“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业”。
至于说岳飞蒙冤下狱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故意渲染夸大岳飞的忠君至上（譬如清朝乾隆皇帝）以及《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和民间评书的虚构杜撰！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被解除兵权，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赵构的不义带有戒心，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到狱中遭刑讯逼供时，岳飞悲愤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临刑前，岳飞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
假如岳飞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仍然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他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他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宋高宗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显而易见，岳飞的“愚忠”形象完全是演义小说的虚构杜撰，显然不符合史实！
提起岳飞，很多人立即就会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形象。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来，岳飞竟然成了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
近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
其一，是所谓“愚忠”说，依据民间演义小说和评书的描述,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认为岳飞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岳飞“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在《晋阳学刊》上大谈“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些观点。
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确实包含部分忠君思想，但绝对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还有对国家民族、江山社稷的忠诚。如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像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本人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
自秦汉封建专制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但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 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 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注意，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后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却对此说得满不在乎。
到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主要尺度。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赵构已经逃亡到何处时，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也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为社会以国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决心抗金更难。曾几何时，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卖国投降时，南宋朝野之间不仅不对皇帝惟命是从，相反，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则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这“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不可胜言”，宋高宗心里也很清楚：显然是指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皇帝！决不会是百姓对他的 “无限忠诚”！
南宋官员范如圭写信给宰相秦桧说：自靖康以来，金国女真军队所杀戮的，不是宋军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宋军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秦相公你却对金国“爱信之如天属之亲”，那么“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秦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恬不知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秦桧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秦桧，范如圭说：秦相公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秦相公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秦相公你“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
《宋史》卷381《范如圭传》记载：“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从宋朝群臣“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宋朝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理学家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其实并不是像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动乱时代里。岳飞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岳飞所“忠”的对象是什么？
宋高宗奖给岳飞“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那么，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吗？当然不是！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分辨清楚。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
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北宋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南宋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南宋御史方廷实，当宋金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将，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南宋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岳飞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当金兵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岳飞率众苦战数日，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
建康失守后，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宋军统帅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国。在这种紧急关头，“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绝不能“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决绝地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连续多次重创金兵, 准备相机收复建康。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
岳飞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丑行，对南宋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叛盟，金军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出击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湖北武昌），传达密旨，要求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不从，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岳家军收复河南大片故土，接连击败金军主力，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三、“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刻意贬低岳飞，而是很多人对一些史实一知半解、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自然亦要对此试条析一二。
我们应该注意，宋朝毕竟是封建时代，尽管宋人在“忠”内涵上有了创新，但仍是以朝廷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宋人可以不忠于皇帝，但却要忠于代表自己民族的赵宋王朝，可以说，在宋朝人看来，为国尽忠，只有通过支持宋王朝，才能表现出来。试想，如果宋人没有赵宋王朝这一旗帜和纽带，那与一盘散沙有何区别？
在民族关系方面，宋朝更是当时汉民族赖以存在的依托物，所谓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总是有类似宋王朝这样具体的地理上政体上的依托物，因此，宋人关于国家、民族的意识，一般是通过对赵宋王朝的支持与否来反映。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譬如被宋钦宗抛弃的三镇军民，是为自己的家乡本土而战，是为自己是汉人而战，再如北方沦陷区的忠义军，也是如此，其中的石（赤页），在山西文水县屡败金兵，金军统帅粘罕以酷刑劝降，他厉声回答：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正是因为他们失去朝廷之后，才会想到高于朝廷之上的民族。而岳飞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民族意识，只能依托于宋朝朝廷。
所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宋朝人一样，岳飞必须承认朝廷是宋朝人的代表，必须承认皇帝是统治者，谁都能想象得出，如果当时有人敢公开称自己不服从皇帝，会招来什么麻烦。毕竟皇帝还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在岳飞的奏札言词中，言必称臣子，国必称朝廷，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据此并不足以说明岳飞是对皇帝无限忠城的。
我们应该看到：当宋高宗赵构不得以而抗金时，他成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帜，岳飞的“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和“忠于皇帝”名义上是相统一的，或者说是一致的。这时的“忠君”，只是一种“忠于国家”的表现形式。
当宋高宗对金屈膝乞和投降时，岳飞立即就与其进行斗争。这时的“忠”，就与“忠君”完全格格 不入了。岳飞之“忠”的实质，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就连宋高宗赵构也不承认岳飞忠君，恰恰相反，宋高宗正是认为岳飞不是愚忠于君，认为“必杀飞始可和”，才伙同秦桧杀害岳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岳飞之“忠”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君，才能看到其真实思想本质。
最为“岳飞愚忠论”者津津乐道的，大致有三点：一是岳飞镇压杨幺等农民起义军，二是岳飞面对十二道金牌，不该班师，三是当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时，他不该再对宋高宗抱有幻想。
其实，岳飞镇压起义军问题，近年来史家论述不少，依笔者陋见，并不是因为他的忠君思想，而是他的抗金立场所致。
究竟杨幺是否真的“连结李成”，勾结金国走狗伪齐汉奸，目前史界还有分歧。但有一点诸家都同意：即岳飞认为杨幺是肯定与伪齐汉奸和匪兵李成有勾结的。这在许多史籍中都言之凿凿。如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上奏请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时，曾提到：“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幺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幺虽近为腹心之 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岳飞受命出征杨幺时，又提到“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所以，就岳飞主观愿望来说，杨幺造反朝廷，尚且不为大过，唯其“勾结李成”和“与伪齐结连”，则是直接危害民族国家利益的弥天大罪，也是岳飞所以“忠实地”执行宋高宗“剿平杨幺”的主要原因。所以，以此为据 来说岳飞“忠君”，显然是只看表面，未见本因。
其二，人们指责岳飞因“忠君”而不敢违抗十二道金牌，其咎亦未必应当。众所周知，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到七月间，岳飞发起的这次大举北伐，出师便是违诏的，当岳飞连获大捷时，忽然接到班师诏令，并没有“忠实地”执行，而是立即上奏道：“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发出这一“抗诏”之奏之后，岳飞不仅没有“班师”，反而乘胜进军，逼进朱仙镇。这时，宋高宗、秦桧“知飞锐不可回”，便采用“釜底抽薪”之术，先下令张俊、杨沂中等部后撤，严令刘锜、韩世忠等部不得轻进，同时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
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感到自己难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负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钳制。岳家军正处于危势，若坚持进击，虽可再获大捷，但却会断绝粮草军需供应之源，又失去牵制金军力量之左右翼，孤军深入，纵能支持亦不可长久。早在此之前四年，也即绍兴六年（1136 年）秋，岳飞亦曾孤军挺进陕洛，因军粮无继，士卒有饥饿而死者，那种惨境，岳飞还记忆犹新。况金兵见岳飞军孤势窘，必然会集重兵来围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岳飞忍痛班师而不再“违诏”，决不是因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军事家，都不会因自己的义愤而置千百万士兵的生命于不顾的。只要我们为岳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都不会怪罪岳飞班师的，更不会因此说岳飞“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业”。
至于说岳飞蒙冤下狱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故意渲染夸大岳飞的忠君至上（譬如清朝乾隆皇帝）以及《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和民间评书的虚构杜撰！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被解除兵权，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赵构的不义带有戒心，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到狱中遭刑讯逼供时，岳飞悲愤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临刑前，岳飞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
假如岳飞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仍然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他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他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宋高宗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显而易见，岳飞的“愚忠”形象完全是演义小说的虚构杜撰，显然不符合史实！
岳飞的“愚忠”形象其实是演义小说的虚构杜撰，完全不合史实！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
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关于岳飞的爱国与忠君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的力作《岳飞新传》中有一段精辟分析，现在附在下面：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
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虚构渲染成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乾隆皇帝别有用心地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须知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岳飞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清朝人钱彩的《说岳全传》，无视史实，虚构杜撰出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引颈受戮。
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但是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
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行韬晦保身之计。
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岳飞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
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脱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
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岳飞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也激励着后世。
岳飞的崇高爱国精神，长久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岳飞的不朽词作《满江红》，也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
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关于岳飞的爱国与忠君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的力作《岳飞新传》中有一段精辟分析，现在附在下面：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
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虚构渲染成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乾隆皇帝别有用心地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
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须知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岳飞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清朝人钱彩的《说岳全传》，无视史实，虚构杜撰出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引颈受戮。
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但是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
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行韬晦保身之计。
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岳飞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
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脱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心的将帅下毒手。人们不能苛求岳飞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岳飞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尽管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却反而不容于世，成为专制腐败政治的典型牺牲品。
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为数并不多，而岳飞则是其中的—位。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岳飞的高风亮节，不仅为表率于宋代，也激励着后世。
岳飞的崇高爱国精神，长久地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岳飞的不朽词作《满江红》，也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并非是不会交结大臣，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而又快言快语的大老粗，岳飞其实明白这些，并且岳飞也懂得去搞好同僚关系，只是他会为了国家民族而奋不顾身，不顾个人安危。而岳飞下狱之后，南宋朝廷上为他说话的人其实绝对不止一个。
例如，岳飞曾经有意将自己的功劳让给张俊、刘光世等资历老的将帅。1134年（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立下大功。但直到此次北伐结束三天之后，刘光世部将郦琼这才率五千援军姗姗来迟，抵达襄阳府，因襄汉之役已取得全胜，刘光世的部下空跑一回，无仗可打。岳飞特别上奏，恳求给刘光世部下的这五千人“先次推赏”，“卒使不沾寸赏，恐咈人情”。而刘光世此前曾经诬陷排挤过岳飞，岳飞不计前嫌就是为了搞好关系。
在南宋初年三大将中，岳飞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俊、韩世忠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俊、韩世忠都为此心怀不平，忌恨岳飞。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俊、韩世忠，并经常写信向张俊、韩世忠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在岳飞入狱之前，原岳飞部属王处仁和蒋世雄，冒着风险，多次给岳飞通风报信；岳飞部将张宪宁死不屈，坚决不诬陷岳飞。在岳飞入狱之后，也有很多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出来为岳飞鸣冤，奋不顾身地设法营救岳飞。
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
当时，韩世忠已经罢官赋闲，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何铸天良发现，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李若朴、何彦猷等人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多次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
文士智浃、平民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平民范澄之等人，也分别上书南宋朝廷，为岳飞鸣冤叫屈。
摘录网友评论：
岳飞和他的几个上级相处的情况，张所、王彦、宗泽、杜充、张俊、刘光世、李纲、张浚，还包括赵构。然后才会发现——
1、岳飞决不是和所有上级都处不好关系：岳飞为张所器重、受宗泽赏识、李纲也称岳飞“他日必为名将”；
2、与王彦处不好关系，责任主要在岳飞；
3、残忍好杀，最终叛国投敌的杜充视岳飞为爱将；
4、张俊起初“盛称岳飞可用”，最后成为谋害岳飞的主要凶手之一；
5、刘光世从一开始就诬陷岳飞；
6、张浚先称赞“岳侯乃忠孝人也”，后来两人彻底闹翻，此事两人均有责任，但张浚责任更大；
7、赵构一度十分器重岳飞，岳飞第一次抗旨是赵构密令岳飞屠城，杀宋朝的老百姓，被岳飞顶了回去；后来他们君臣的关系又经过几度反复；
……
【岳飞与南宋其他武将的关系】
比如在和武将的关系上，岳飞和吴玠、韩世忠等名将的关系都非常好，甚至和庸将刘光世手下的悍将郦琼等人的关系也非常好。——这一方面是因为岳飞和郦琼是同乡，同时岳飞本人又有威名，郦琼作为武将容易对之有好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在1134年岳家军收复襄阳六郡的北伐行动中，刘光世本来是负有配合岳飞作战的责任的，但刘大帅发挥向来避敌不战的光荣传统，直到岳家军已经收复襄阳六郡后，才打发其部将郦琼带着人马姗姗而至。然而岳飞不但不计较这些，反而上书请南宋朝廷在犒赏此次军功时，优先奖赏刘光世军。于是刘光世觉得挺有面子，郦琼也从此对岳飞心服口服。岳飞为人的周到、聪明，由这件事就可窥见一斑。
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和岳飞交好的武将，本人都是白眼对青天、从来不怕得罪人的主：
——据史料载也算有个州学生出身的武将郦琼，其实在当时已经属于和上司和同事都处的不错的武将了，但是和同为刘光世左膀右臂的同事王德却斗的水火不相容，最终在张浚、张俊的乖张措施催化下，于绍兴七年酿成了淮西军变、郦琼投敌的恶果；
——吴玠，本身也算中兴诸将中的后起之秀，年纪和其他大将差的也挺多，加上本人所处的川陕战区远在上流，自己的性格也是城府极深、脾气不小，所以和其他同时的名将没什么交往，但唯独对岳飞青眼有加。——如果说一般的书信往还属官往来，还可以解释成战区邻近、或者岳飞本人习惯经常致书各大帅问候致礼的话，那么吴玠派人给岳飞送身价创了南宋一代人口买卖最高价格纪录的美女外配嫁妆，就只能理解为本人也风流倜傥的吴大帅对这位小老弟的盛情了；
——韩世忠，最早因为岳飞三十二岁就达到了自己四十岁的成就（建节也就是获封节度使的荣衔）一度很不爽对方，岳飞每次写信问候都统统不回复，直到岳飞平杨幺后主动送了他一艘车船才哄好；不过他跟岳飞这样已经算不错的了，因为他和刘光世的互相看不顺眼已经到了要互相领兵开战、然后劳动皇帝和百官亲自出面劝架，劝和了还要宰相带群臣拜贺的地步。而和他是双重儿女亲家的张俊，与他芥蒂深到害他的时候可以连眼都不眨一眨。
就是这么一帮神仙都犯愁的大爷，岳飞却能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和公事上的合作关系，例如，岳飞给去韩世忠送过得力部属李宝、给吴玠送过本部二次北伐时攻下的陕州等要地，绍兴十年和吴玠的弟弟吴璘也有过军事上的互动，这个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到底怎么样，不言自明。
例如，岳飞曾经有意将自己的功劳让给张俊、刘光世等资历老的将帅。1134年（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立下大功。但直到此次北伐结束三天之后，刘光世部将郦琼这才率五千援军姗姗来迟，抵达襄阳府，因襄汉之役已取得全胜，刘光世的部下空跑一回，无仗可打。岳飞特别上奏，恳求给刘光世部下的这五千人“先次推赏”，“卒使不沾寸赏，恐咈人情”。而刘光世此前曾经诬陷排挤过岳飞，岳飞不计前嫌就是为了搞好关系。
在南宋初年三大将中，岳飞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俊、韩世忠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俊、韩世忠都为此心怀不平，忌恨岳飞。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俊、韩世忠，并经常写信向张俊、韩世忠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在岳飞入狱之前，原岳飞部属王处仁和蒋世雄，冒着风险，多次给岳飞通风报信；岳飞部将张宪宁死不屈，坚决不诬陷岳飞。在岳飞入狱之后，也有很多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出来为岳飞鸣冤，奋不顾身地设法营救岳飞。
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
当时，韩世忠已经罢官赋闲，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何铸天良发现，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李若朴、何彦猷等人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多次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
文士智浃、平民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平民范澄之等人，也分别上书南宋朝廷，为岳飞鸣冤叫屈。
摘录网友评论：
岳飞和他的几个上级相处的情况，张所、王彦、宗泽、杜充、张俊、刘光世、李纲、张浚，还包括赵构。然后才会发现——
1、岳飞决不是和所有上级都处不好关系：岳飞为张所器重、受宗泽赏识、李纲也称岳飞“他日必为名将”；
2、与王彦处不好关系，责任主要在岳飞；
3、残忍好杀，最终叛国投敌的杜充视岳飞为爱将；
4、张俊起初“盛称岳飞可用”，最后成为谋害岳飞的主要凶手之一；
5、刘光世从一开始就诬陷岳飞；
6、张浚先称赞“岳侯乃忠孝人也”，后来两人彻底闹翻，此事两人均有责任，但张浚责任更大；
7、赵构一度十分器重岳飞，岳飞第一次抗旨是赵构密令岳飞屠城，杀宋朝的老百姓，被岳飞顶了回去；后来他们君臣的关系又经过几度反复；
……
【岳飞与南宋其他武将的关系】
比如在和武将的关系上，岳飞和吴玠、韩世忠等名将的关系都非常好，甚至和庸将刘光世手下的悍将郦琼等人的关系也非常好。——这一方面是因为岳飞和郦琼是同乡，同时岳飞本人又有威名，郦琼作为武将容易对之有好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在1134年岳家军收复襄阳六郡的北伐行动中，刘光世本来是负有配合岳飞作战的责任的，但刘大帅发挥向来避敌不战的光荣传统，直到岳家军已经收复襄阳六郡后，才打发其部将郦琼带着人马姗姗而至。然而岳飞不但不计较这些，反而上书请南宋朝廷在犒赏此次军功时，优先奖赏刘光世军。于是刘光世觉得挺有面子，郦琼也从此对岳飞心服口服。岳飞为人的周到、聪明，由这件事就可窥见一斑。
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和岳飞交好的武将，本人都是白眼对青天、从来不怕得罪人的主：
——据史料载也算有个州学生出身的武将郦琼，其实在当时已经属于和上司和同事都处的不错的武将了，但是和同为刘光世左膀右臂的同事王德却斗的水火不相容，最终在张浚、张俊的乖张措施催化下，于绍兴七年酿成了淮西军变、郦琼投敌的恶果；
——吴玠，本身也算中兴诸将中的后起之秀，年纪和其他大将差的也挺多，加上本人所处的川陕战区远在上流，自己的性格也是城府极深、脾气不小，所以和其他同时的名将没什么交往，但唯独对岳飞青眼有加。——如果说一般的书信往还属官往来，还可以解释成战区邻近、或者岳飞本人习惯经常致书各大帅问候致礼的话，那么吴玠派人给岳飞送身价创了南宋一代人口买卖最高价格纪录的美女外配嫁妆，就只能理解为本人也风流倜傥的吴大帅对这位小老弟的盛情了；
——韩世忠，最早因为岳飞三十二岁就达到了自己四十岁的成就（建节也就是获封节度使的荣衔）一度很不爽对方，岳飞每次写信问候都统统不回复，直到岳飞平杨幺后主动送了他一艘车船才哄好；不过他跟岳飞这样已经算不错的了，因为他和刘光世的互相看不顺眼已经到了要互相领兵开战、然后劳动皇帝和百官亲自出面劝架，劝和了还要宰相带群臣拜贺的地步。而和他是双重儿女亲家的张俊，与他芥蒂深到害他的时候可以连眼都不眨一眨。
就是这么一帮神仙都犯愁的大爷，岳飞却能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和公事上的合作关系，例如，岳飞给去韩世忠送过得力部属李宝、给吴玠送过本部二次北伐时攻下的陕州等要地，绍兴十年和吴玠的弟弟吴璘也有过军事上的互动，这个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到底怎么样，不言自明。
【岳飞与南宋文臣的关系】
再比如在和文臣的关系上。——说到这点儿，其实当时南宋的重要将领，大多都属于“我朝中有人”的。比如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初的重要将领辛氏兄弟，是赵构早期的宰相范宗尹的人；三衙宿将解潜，是高宗朝两度为相而且官声人缘都不错的名臣赵鼎的人；而战功、才干仅次于岳飞、雄镇上流独当川陕的吴玠，是同样两度为相的重臣张浚的人。不过，“上面有人”也从来是把双刃剑：上面的人在位自然是一切顺风顺水；但是一旦“上面的人”下台甚至被清算了，那么属于其班底或者说圈子的将领也不免跟着吃挂落。——吃挂落这事儿上辛氏兄弟和解潜基本都遭遇了，但最明显的还是吴玠：绍兴七年淮西兵变后，宰相张浚及其亲信、同时也是吴玠好友的刘子羽都被追责处罚，吴玠当时的权力也已经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削弱和限制，但仍上书请求以缴还节度使的荣衔为交换，保刘子羽免罪，却被朝廷驳回申斥。吴玠自己也解读出了朝廷如此行事的弦外之意，加上看到第一次和议将成，宋高宗无意恢复，所以心灰意冷纵情酒色，很快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然而同为后起之秀，出身贫寒且没有任何官场后台的岳飞在这上面武将中却是个例外。例外就例外在岳飞一直的“上面有人”“朝中有人”，但从来没因为南宋宰执大臣的更换而受到影响。原因倒也很简单：因为从朱胜非开始到张浚、赵鼎，再到也是宰执大臣级别的王庶，历任南宋宰相全都对青年将领岳飞极为赏识和看重，都把他看做是未来举国北伐最合适的统帅，也都在他进行军事行动甚至政治建言的时候，给了有力的支持，当然也替他在宋高宗赵构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而所有这些大臣都看重岳飞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岳飞本人才干出众，经常能给统御他的文官挣脸（比如张浚绍兴五年带着岳飞平杨幺）；但更重要的，是这位青年将领基本是当时所有大将中最“三好学生”的乖孩子。——不但所有的朝廷诏令都不打折扣的立即执行，叫干什么干什么，而且也不骚扰地方，也不和屯驻地的地方官乱掐架，相反还处的挺好；此外，也不和其他大将打架；也不虚报战功；也不替自己的亲信和亲属乱要官职封赏（当然更不替自己要）；甚至率军征战时朝廷给予的便宜行事的权力，一旦军事行动结束就主动缴还；甚至给朝廷上报说我的属官名额多了，请考虑裁减一下人太多了不好。
这些举动也许在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印象里的“名将”好像就应该是这么个范儿，天经地义一般；但在当时，南宋历任宰相大人包括其他文臣们可不会这么看，他们会觉得这些举动岂止是三好学生，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因为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大将们打着滚为自己讨赏就算了，吃空额也算了，最要命的是需要打仗的时候调不动或者找借口避战（比如刘光世和张俊）、一旦没粮的时候就跟地方官打架（比如吴玠曾经为钱粮调度的事情，一口气杀过十几个负责转运的官员），甚至直接挥军攻城抢钱抢粮、以及为了互相看不顺眼的私人恩怨就领兵开战内斗（比如刘光世和韩世忠之间，再比如张俊和韩世忠之间）这三条。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以上这些行为，虽然让南宋历任宰相大人们大感头疼，但在当时、甚至在整个的古代中国，都是非常常见的状况。——现在的人往往因为对历史细节了解不够，就拿现在的制度约束去想象古时状况，总以为现在的军队有纪律约束，和民事民政系统界限分明，古代就应该也是这样；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大将就是军阀这些军队就是私军。
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军队是军阀部队还是中央统御，要看制度架构和执行情况，要看钱粮甲仗、包括重要职位的人事任免权力在谁手里，而不是看军纪具体如何以及军头之间乱不乱斗。——否则拿后两条卡的话，你会发现从上古时期直到民国，中国的军队基本都是私军、都是军阀~ 这就乱了套了。另外，古代的通讯条件远远不如现在，所以很多制度的执行力度到底怎么样，也不能简单的和现在比。
总而言之吧，南宋文官们最头疼的事情，基本都是没有啥明文规定可以执行，或者已经司空见惯管都不知道从哪儿管起的事情。所以当岳飞展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将领的素质时，这些在战乱年代被武将们折腾的够呛的宰相大人们对岳飞会是什么态度，也不难理解了。
当然岳飞拢住这些大人们的手段也不仅仅是这两条。比如当领导tz或者平级的同事表示：小岳啊，我这有个人不错，想放你那儿锻炼锻炼的时候，岳飞也基本是毕恭毕敬照单全收。收了以后发现有的人特别能干（比如后来长期负责岳家军钱粮转运的王良臣，本来是赵鼎的人，后来被赵鼎支配给岳飞）当然给予信任和重用；但如果发现是渣渣，也一般不会明着出头打击，而会让自己认识的台谏官员出面把他弹劾下去（高宗朝宰相之一朱胜非大力推荐非要塞给岳飞不可的卢宗训就是这么被搞下去的~），免得直接开罪人。
嗯，说到弹劾人的话，岳飞当时在朝中结交的也不止朝廷大员，还包括谏官系统（类似现在的检察院）里面的很多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岳飞的重要幕僚薛弼的弟弟薛徵言。这位大人在当时是言官领袖，对岳飞助力极多关系也极深）。
好吧，其实岳飞连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太监都结识了“收买”了。那位公公叫黄彦节，一开始也是很受赵构赏识的亲信。考虑到他很可能颇有文学才华和审美品味，把他也划拉在文臣这边好了。
(岳飞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岳飞的情商和政治觉悟在南宋名臣中算是最高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77762-1.shtml
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宋高宗赵构为什么要坚持议和？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526364-1.shtml)
【反例】【张俊张铁脸向诸公示范怎么才叫人际关系差】
岳飞在南宋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俊、韩世忠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
张俊和岳飞不睦，而且岳飞给他和韩世忠送楼船，哄好了韩世忠却让张俊越发的不高兴，是很多人喜欢拿来论证岳飞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哄小人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有看过一下张俊的生平，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恰恰是能够说明岳飞不但情商高而且情商高到一定程度了，以至于张俊这种极品人渣，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赵构秦桧为了满足金人开出的议和条件决定杀岳飞之前，都没找着机会和岳飞公开闹矛盾。
以下就是张太尉光辉一生中“拉仇恨”这项技能的部分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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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是什么人~
——和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结果和韩世忠矛盾大到直接领兵开片，最后被秦桧拉拢谋害韩世忠的时候，手不软眼不眨，不是岳飞千方百计拦着韩世忠就直接进监狱了；
——绍兴十一年跟刘錡一起打兀术的时候，派自己的部下伪装成土匪劫刘錡的营寨。气的向来以品德好、听话著称的刘錡直接拔刀砍人，当面和张俊炸毛；
——岳飞的心腹幕僚薛弼，和秦桧都有私交，八面玲珑到岳飞被害后他不但没被牵连，还被秦桧重用。结果惟一敢找他茬的人就是张俊——拿着薛弼给岳飞的信去找秦桧告发薛弼是岳飞一党，结果被秦桧喷了一顿。
——张俊提携过的南宋初二线将领、后来也算他老部下的王德，自己独立领军之后立马给张俊脸色看，处处和张俊拧巴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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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张俊那样的奇葩，在秦桧和赵构决定顺应金国要求杀岳飞之前，都没有找到岳飞的岔，没有和他正面起过冲突。甚至还在岳飞作他属下时力挺岳飞“功在第一”，对岳飞赏识有加。
相信很多网友都已经工作过的，各位这里倒不妨真代入一下职场关系，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张俊这么个平级的奇葩同事的话，你能不能做到让他除了天天扎小人咒乃之外，在实际中找不出你的茬儿来坑你？
再比如在和文臣的关系上。——说到这点儿，其实当时南宋的重要将领，大多都属于“我朝中有人”的。比如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初的重要将领辛氏兄弟，是赵构早期的宰相范宗尹的人；三衙宿将解潜，是高宗朝两度为相而且官声人缘都不错的名臣赵鼎的人；而战功、才干仅次于岳飞、雄镇上流独当川陕的吴玠，是同样两度为相的重臣张浚的人。不过，“上面有人”也从来是把双刃剑：上面的人在位自然是一切顺风顺水；但是一旦“上面的人”下台甚至被清算了，那么属于其班底或者说圈子的将领也不免跟着吃挂落。——吃挂落这事儿上辛氏兄弟和解潜基本都遭遇了，但最明显的还是吴玠：绍兴七年淮西兵变后，宰相张浚及其亲信、同时也是吴玠好友的刘子羽都被追责处罚，吴玠当时的权力也已经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削弱和限制，但仍上书请求以缴还节度使的荣衔为交换，保刘子羽免罪，却被朝廷驳回申斥。吴玠自己也解读出了朝廷如此行事的弦外之意，加上看到第一次和议将成，宋高宗无意恢复，所以心灰意冷纵情酒色，很快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然而同为后起之秀，出身贫寒且没有任何官场后台的岳飞在这上面武将中却是个例外。例外就例外在岳飞一直的“上面有人”“朝中有人”，但从来没因为南宋宰执大臣的更换而受到影响。原因倒也很简单：因为从朱胜非开始到张浚、赵鼎，再到也是宰执大臣级别的王庶，历任南宋宰相全都对青年将领岳飞极为赏识和看重，都把他看做是未来举国北伐最合适的统帅，也都在他进行军事行动甚至政治建言的时候，给了有力的支持，当然也替他在宋高宗赵构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而所有这些大臣都看重岳飞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岳飞本人才干出众，经常能给统御他的文官挣脸（比如张浚绍兴五年带着岳飞平杨幺）；但更重要的，是这位青年将领基本是当时所有大将中最“三好学生”的乖孩子。——不但所有的朝廷诏令都不打折扣的立即执行，叫干什么干什么，而且也不骚扰地方，也不和屯驻地的地方官乱掐架，相反还处的挺好；此外，也不和其他大将打架；也不虚报战功；也不替自己的亲信和亲属乱要官职封赏（当然更不替自己要）；甚至率军征战时朝廷给予的便宜行事的权力，一旦军事行动结束就主动缴还；甚至给朝廷上报说我的属官名额多了，请考虑裁减一下人太多了不好。
这些举动也许在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印象里的“名将”好像就应该是这么个范儿，天经地义一般；但在当时，南宋历任宰相大人包括其他文臣们可不会这么看，他们会觉得这些举动岂止是三好学生，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因为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大将们打着滚为自己讨赏就算了，吃空额也算了，最要命的是需要打仗的时候调不动或者找借口避战（比如刘光世和张俊）、一旦没粮的时候就跟地方官打架（比如吴玠曾经为钱粮调度的事情，一口气杀过十几个负责转运的官员），甚至直接挥军攻城抢钱抢粮、以及为了互相看不顺眼的私人恩怨就领兵开战内斗（比如刘光世和韩世忠之间，再比如张俊和韩世忠之间）这三条。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以上这些行为，虽然让南宋历任宰相大人们大感头疼，但在当时、甚至在整个的古代中国，都是非常常见的状况。——现在的人往往因为对历史细节了解不够，就拿现在的制度约束去想象古时状况，总以为现在的军队有纪律约束，和民事民政系统界限分明，古代就应该也是这样；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大将就是军阀这些军队就是私军。
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军队是军阀部队还是中央统御，要看制度架构和执行情况，要看钱粮甲仗、包括重要职位的人事任免权力在谁手里，而不是看军纪具体如何以及军头之间乱不乱斗。——否则拿后两条卡的话，你会发现从上古时期直到民国，中国的军队基本都是私军、都是军阀~ 这就乱了套了。另外，古代的通讯条件远远不如现在，所以很多制度的执行力度到底怎么样，也不能简单的和现在比。
总而言之吧，南宋文官们最头疼的事情，基本都是没有啥明文规定可以执行，或者已经司空见惯管都不知道从哪儿管起的事情。所以当岳飞展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将领的素质时，这些在战乱年代被武将们折腾的够呛的宰相大人们对岳飞会是什么态度，也不难理解了。
当然岳飞拢住这些大人们的手段也不仅仅是这两条。比如当领导tz或者平级的同事表示：小岳啊，我这有个人不错，想放你那儿锻炼锻炼的时候，岳飞也基本是毕恭毕敬照单全收。收了以后发现有的人特别能干（比如后来长期负责岳家军钱粮转运的王良臣，本来是赵鼎的人，后来被赵鼎支配给岳飞）当然给予信任和重用；但如果发现是渣渣，也一般不会明着出头打击，而会让自己认识的台谏官员出面把他弹劾下去（高宗朝宰相之一朱胜非大力推荐非要塞给岳飞不可的卢宗训就是这么被搞下去的~），免得直接开罪人。
嗯，说到弹劾人的话，岳飞当时在朝中结交的也不止朝廷大员，还包括谏官系统（类似现在的检察院）里面的很多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岳飞的重要幕僚薛弼的弟弟薛徵言。这位大人在当时是言官领袖，对岳飞助力极多关系也极深）。
好吧，其实岳飞连宋高宗赵构身边的太监都结识了“收买”了。那位公公叫黄彦节，一开始也是很受赵构赏识的亲信。考虑到他很可能颇有文学才华和审美品味，把他也划拉在文臣这边好了。
(岳飞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岳飞的情商和政治觉悟在南宋名臣中算是最高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77762-1.shtml
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宋高宗赵构为什么要坚持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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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例】【张俊张铁脸向诸公示范怎么才叫人际关系差】
岳飞在南宋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俊、韩世忠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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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和岳飞不睦，而且岳飞给他和韩世忠送楼船，哄好了韩世忠却让张俊越发的不高兴，是很多人喜欢拿来论证岳飞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哄小人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有看过一下张俊的生平，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恰恰是能够说明岳飞不但情商高而且情商高到一定程度了，以至于张俊这种极品人渣，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赵构秦桧为了满足金人开出的议和条件决定杀岳飞之前，都没找着机会和岳飞公开闹矛盾。
以下就是张太尉光辉一生中“拉仇恨”这项技能的部分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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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是什么人~
——和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结果和韩世忠矛盾大到直接领兵开片，最后被秦桧拉拢谋害韩世忠的时候，手不软眼不眨，不是岳飞千方百计拦着韩世忠就直接进监狱了；
——绍兴十一年跟刘錡一起打兀术的时候，派自己的部下伪装成土匪劫刘錡的营寨。气的向来以品德好、听话著称的刘錡直接拔刀砍人，当面和张俊炸毛；
——岳飞的心腹幕僚薛弼，和秦桧都有私交，八面玲珑到岳飞被害后他不但没被牵连，还被秦桧重用。结果惟一敢找他茬的人就是张俊——拿着薛弼给岳飞的信去找秦桧告发薛弼是岳飞一党，结果被秦桧喷了一顿。
——张俊提携过的南宋初二线将领、后来也算他老部下的王德，自己独立领军之后立马给张俊脸色看，处处和张俊拧巴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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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张俊那样的奇葩，在秦桧和赵构决定顺应金国要求杀岳飞之前，都没有找到岳飞的岔，没有和他正面起过冲突。甚至还在岳飞作他属下时力挺岳飞“功在第一”，对岳飞赏识有加。
相信很多网友都已经工作过的，各位这里倒不妨真代入一下职场关系，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张俊这么个平级的奇葩同事的话，你能不能做到让他除了天天扎小人咒乃之外，在实际中找不出你的茬儿来坑你？
【岳飞与皇帝的关系】
再比如和皇帝的关系上。——，宋高宗赵构是个BT，但也不是纯粹的白痴，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某些事情上，他还是有一点小聪明的。比如在拿谁当亲信、用什么人这件事上，他还没有白痴到像现在某些看多了起点文和厚黑学的大仙儿一样，觉得能贪污才好，能要赏赐才好，本事不大才好，甚至和同事关系不好才好——因为据说和同事关系不好，才能证明自己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派，一心只对陛下。。
（赵构是个BT，参见王曾瑜著《荒淫无道宋高宗》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97055.html）
这里拜托这些大仙儿想明白两件事情：
第一羊毛出在羊身上，成天要赏赐、要钱、要东西、要田地宅院，甚至互相开战乱斗，皇帝骨子里还是心烦的。因为打的厉害了要皇帝出面劝架，要的东西说白了也是皇帝的东西和皇帝的钱，焉知皇帝陛下自己不心里骂娘？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是战争时期而不是和平时期，这样作死的节奏不但会导致本来就草木皆兵有心理疾病的赵构严重缺乏安全感，更关键的是即使赵构这样的废柴，也会痛骂太不中用太拖后腿的；
第二，宋高宗赵构本人是个很虚伪也很好名的人，虽然BT，但绝不是敢于说我就是BT的真小人。否则他不会在晚年的时候坐拥佳丽数百，却统统不给高级一点的封号；不会在第二次绍兴和议后，一面天天去张俊家里开五星级国宴，一面标榜自己多么节俭；也不会在两次绍兴和议时都强调自己是为了孝道才屈膝。所以这样一个好名中重名，同时确实很文艺的皇帝，是希望自己的亲信能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完美的臣子的。手下出色，领导脸上自然有光彩，这个搁在古代的君臣关系上也是一样，在赵构那里尤其如此。别的不说，至少不管真的假的，在大臣们面前慷慨激昂一番，这记入史书就是千古君臣知遇的经典段子，哪个皇帝不喜欢？就连贪财畏战的张俊，后来都借着自己的如夫人张秾在赵构面前表演过一番，你看赵构当时膈应了还是不高兴了？
或者还可以看看赵构除岳飞之外宠信的武将是什么样的人——前面提到过的刘锜，就是一位文武双全（打个广告：刘锜的诗词写的比岳飞好，感兴趣的不妨去百度一下——这个可以百度）、道德修养很好、为官清廉以至于晚年贫病时要靠杨沂中、韩世忠资助的将领，很多人甚至因为这点喜欢拿刘锜和岳飞相提并论（当然这个其实属于瞎比。。）可见在武将中选择亲信时，宋高宗赵构的口味是什么。
更何况岳飞也并非很多人想象的清廉刚正到连皇帝都要得罪，至少皇帝的重要赏赐他从来不拒绝。——什么是重要赏赐？不好意思，不是什么田地、宅院、金银、美女，那在宋代这种文人小资格调泛滥的朝代都不入流，在赵构这样的文艺神经病青年眼里就更不入流，一看就是打发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这些大老粗的~ 宋高宗赵构当时赐岳飞最多的礼物之一，是苏黄书帖。这种文化产品，在宋代的价格也真不比金银或者一处普通宅院便宜多少；而且最关键的，这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东，是文人之间才流行送的玩意儿。而岳飞对此也无一例外的照单全收。
不过话说回来了。。本来宋高宗赵构的其他赏赐，比如金银器、铠甲武器以及历次受爵封的食邑，岳飞也从来没有不收，只是有一次辞了一处临安的宅院而已。因此某些人眼里岳飞拒绝赏赐宅院以致膈应了皇帝、以及《精忠岳飞》剧中虚构的皇帝三试岳飞而岳飞不管送什么都不要，诸如此类的荒唐虚假情节，实在不知道打哪儿看的怎么想出来的~
最后关于岳飞的为人处事，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岳飞本人在政治上也是极为谨慎的，而且还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极为准确的判断力，这点儿有些宰执级别的文臣也不如他，最典型的就是张浚。
关于政治敏感，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岳飞对待“迎还二圣”这个口号的态度上——当金人有了扶立“丙午元子”也就是钦宗之子来动摇宋高宗赵构统治合法性的图谋后，岳飞不但从此绝口不再提“迎还二圣”，而且连对宋钦宗的称呼也成了“天眷”。岳飞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乃至对赵构心态的认识有多深，明白人自能窥斑见豹；
（更多相关科普资料:
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77-1.shtml
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宋高宗赵构为什么要坚持议和？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526364-1.shtml)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岳飞死因的“议立太子”，其实也是一例。因为在宋高宗赵构绝后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他迟迟不立皇储，才给金国造成了趁虚而入、拿宋钦宗当牌打的机会。在南宋文臣们上至宰相下至小吏都已经念叨了好几年好多遍的情况下，岳飞以受赵构宠信的武臣身份、在赵构特地命令他去资善堂见过皇储赵瑗、自己又接到再次通报金人意图立宋钦宗之子的谍报之后，向宋高宗赵构提这个建议，恰好是岳飞洞悉政治局势的表现。岳飞身后数十年，南宋大儒朱熹在评论这件事时，对岳飞这一行动给的评价就是“大段有见识”“他人皆不及”，可见当时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对此事的看法和评价如何，至少根本不是什么“武将搀和这个话题就是找死”。
而岳飞的谨慎、低调和包容性，则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者是他对南宋朝廷的大政方针其实从来都是尊重为主，即使提意见，也是在重大事情上、在朝廷主动征求意见时才有所表达；而具体意见、方略上的不同，也从来不会影响到他和别人的私人关系。——比如和岳飞私交最好的宰相赵鼎，实际在当时是主和派，而不是主战派（这里特别提一下，秦桧是不能算主和派的，甚至我觉得说投降派都太抬举他，秦桧特么就是带路党内奸，原因已经有专题论述，此处不再解释）。即便不论绍兴七年、八年赵鼎的乖张举措，赵鼎在战略上也是主张持重、相对保守的。但岳飞恰恰和赵鼎私交很好，可见岳飞并不是毫无包容性的人。
（秦桧变节投敌、给金人当走狗的经过，秦桧的内奸身份及其归宋奸计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53033-1.shtml
不愿做金人臣仆的南宋群臣、军民与卖国贼秦桧的斗争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21227-1.shtml
千古罪人秦桧电子书
http://old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第二例，则主要体现在岳飞在对待1138年宋金第一次议和的态度上。没错，当时岳飞是在朝见时当着赵构的面表达了不支持和议的态度，最后还上了一道其实是表北伐决心的贺表，并且力辞封赏不受。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宽一点儿，看一下当时南宋其他大臣的表现，就会发现岳飞的反应其实是相当温和的。
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第一次议和时，在连宋高宗赵构的亲信、向来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杨沂中都忍不住当面对秦桧表示了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岳飞却没有像韩世忠一样直接准备派军士扮成土匪劫杀金国议和使臣以破坏和议（而且关键老韩还因为不小心让这事儿泄露出去给皇帝宰相知道了= =）；岳飞没有像当时很多文臣一样指着宋高宗赵构的鼻子骂得他狗血淋头，就差没直接说他应该一死谢列祖列宗；岳飞甚至没有在当时全国流行骂秦桧的潮流驱使下，直接、公开的指责秦桧。
岳飞只有一句措辞其实很温和的“宰相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根据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更大的可能也是冲着赵鼎而非对秦桧说的（这个分析还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因为秦桧当时主政的时间并不长，而赵鼎则是元老重臣，召集三大将来朝希望挽回和议局面的也是他）。——实际上，大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吧，还真有学者写论文论证岳飞的“忠”是愚忠时，摆出来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指责他在绍兴八年宋金第一次议和时没怎么抗议，和胡铨这样公开要求斩秦桧公开说赵构负天下苍生，还有韩世忠这样要以实际行动破坏和议的一比，太不给力、太怂。。
再比如和皇帝的关系上。——，宋高宗赵构是个BT，但也不是纯粹的白痴，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某些事情上，他还是有一点小聪明的。比如在拿谁当亲信、用什么人这件事上，他还没有白痴到像现在某些看多了起点文和厚黑学的大仙儿一样，觉得能贪污才好，能要赏赐才好，本事不大才好，甚至和同事关系不好才好——因为据说和同事关系不好，才能证明自己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派，一心只对陛下。。
（赵构是个BT，参见王曾瑜著《荒淫无道宋高宗》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97055.html）
这里拜托这些大仙儿想明白两件事情：
第一羊毛出在羊身上，成天要赏赐、要钱、要东西、要田地宅院，甚至互相开战乱斗，皇帝骨子里还是心烦的。因为打的厉害了要皇帝出面劝架，要的东西说白了也是皇帝的东西和皇帝的钱，焉知皇帝陛下自己不心里骂娘？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是战争时期而不是和平时期，这样作死的节奏不但会导致本来就草木皆兵有心理疾病的赵构严重缺乏安全感，更关键的是即使赵构这样的废柴，也会痛骂太不中用太拖后腿的；
第二，宋高宗赵构本人是个很虚伪也很好名的人，虽然BT，但绝不是敢于说我就是BT的真小人。否则他不会在晚年的时候坐拥佳丽数百，却统统不给高级一点的封号；不会在第二次绍兴和议后，一面天天去张俊家里开五星级国宴，一面标榜自己多么节俭；也不会在两次绍兴和议时都强调自己是为了孝道才屈膝。所以这样一个好名中重名，同时确实很文艺的皇帝，是希望自己的亲信能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完美的臣子的。手下出色，领导脸上自然有光彩，这个搁在古代的君臣关系上也是一样，在赵构那里尤其如此。别的不说，至少不管真的假的，在大臣们面前慷慨激昂一番，这记入史书就是千古君臣知遇的经典段子，哪个皇帝不喜欢？就连贪财畏战的张俊，后来都借着自己的如夫人张秾在赵构面前表演过一番，你看赵构当时膈应了还是不高兴了？
或者还可以看看赵构除岳飞之外宠信的武将是什么样的人——前面提到过的刘锜，就是一位文武双全（打个广告：刘锜的诗词写的比岳飞好，感兴趣的不妨去百度一下——这个可以百度）、道德修养很好、为官清廉以至于晚年贫病时要靠杨沂中、韩世忠资助的将领，很多人甚至因为这点喜欢拿刘锜和岳飞相提并论（当然这个其实属于瞎比。。）可见在武将中选择亲信时，宋高宗赵构的口味是什么。
更何况岳飞也并非很多人想象的清廉刚正到连皇帝都要得罪，至少皇帝的重要赏赐他从来不拒绝。——什么是重要赏赐？不好意思，不是什么田地、宅院、金银、美女，那在宋代这种文人小资格调泛滥的朝代都不入流，在赵构这样的文艺神经病青年眼里就更不入流，一看就是打发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这些大老粗的~ 宋高宗赵构当时赐岳飞最多的礼物之一，是苏黄书帖。这种文化产品，在宋代的价格也真不比金银或者一处普通宅院便宜多少；而且最关键的，这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东，是文人之间才流行送的玩意儿。而岳飞对此也无一例外的照单全收。
不过话说回来了。。本来宋高宗赵构的其他赏赐，比如金银器、铠甲武器以及历次受爵封的食邑，岳飞也从来没有不收，只是有一次辞了一处临安的宅院而已。因此某些人眼里岳飞拒绝赏赐宅院以致膈应了皇帝、以及《精忠岳飞》剧中虚构的皇帝三试岳飞而岳飞不管送什么都不要，诸如此类的荒唐虚假情节，实在不知道打哪儿看的怎么想出来的~
最后关于岳飞的为人处事，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岳飞本人在政治上也是极为谨慎的，而且还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极为准确的判断力，这点儿有些宰执级别的文臣也不如他，最典型的就是张浚。
关于政治敏感，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岳飞对待“迎还二圣”这个口号的态度上——当金人有了扶立“丙午元子”也就是钦宗之子来动摇宋高宗赵构统治合法性的图谋后，岳飞不但从此绝口不再提“迎还二圣”，而且连对宋钦宗的称呼也成了“天眷”。岳飞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乃至对赵构心态的认识有多深，明白人自能窥斑见豹；
（更多相关科普资料:
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77-1.shtml
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宋高宗赵构为什么要坚持议和？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526364-1.shtml)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岳飞死因的“议立太子”，其实也是一例。因为在宋高宗赵构绝后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他迟迟不立皇储，才给金国造成了趁虚而入、拿宋钦宗当牌打的机会。在南宋文臣们上至宰相下至小吏都已经念叨了好几年好多遍的情况下，岳飞以受赵构宠信的武臣身份、在赵构特地命令他去资善堂见过皇储赵瑗、自己又接到再次通报金人意图立宋钦宗之子的谍报之后，向宋高宗赵构提这个建议，恰好是岳飞洞悉政治局势的表现。岳飞身后数十年，南宋大儒朱熹在评论这件事时，对岳飞这一行动给的评价就是“大段有见识”“他人皆不及”，可见当时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对此事的看法和评价如何，至少根本不是什么“武将搀和这个话题就是找死”。
而岳飞的谨慎、低调和包容性，则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者是他对南宋朝廷的大政方针其实从来都是尊重为主，即使提意见，也是在重大事情上、在朝廷主动征求意见时才有所表达；而具体意见、方略上的不同，也从来不会影响到他和别人的私人关系。——比如和岳飞私交最好的宰相赵鼎，实际在当时是主和派，而不是主战派（这里特别提一下，秦桧是不能算主和派的，甚至我觉得说投降派都太抬举他，秦桧特么就是带路党内奸，原因已经有专题论述，此处不再解释）。即便不论绍兴七年、八年赵鼎的乖张举措，赵鼎在战略上也是主张持重、相对保守的。但岳飞恰恰和赵鼎私交很好，可见岳飞并不是毫无包容性的人。
（秦桧变节投敌、给金人当走狗的经过，秦桧的内奸身份及其归宋奸计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53033-1.shtml
不愿做金人臣仆的南宋群臣、军民与卖国贼秦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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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罪人秦桧电子书
http://old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120077&page=165）
第二例，则主要体现在岳飞在对待1138年宋金第一次议和的态度上。没错，当时岳飞是在朝见时当着赵构的面表达了不支持和议的态度，最后还上了一道其实是表北伐决心的贺表，并且力辞封赏不受。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宽一点儿，看一下当时南宋其他大臣的表现，就会发现岳飞的反应其实是相当温和的。
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第一次议和时，在连宋高宗赵构的亲信、向来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杨沂中都忍不住当面对秦桧表示了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岳飞却没有像韩世忠一样直接准备派军士扮成土匪劫杀金国议和使臣以破坏和议（而且关键老韩还因为不小心让这事儿泄露出去给皇帝宰相知道了= =）；岳飞没有像当时很多文臣一样指着宋高宗赵构的鼻子骂得他狗血淋头，就差没直接说他应该一死谢列祖列宗；岳飞甚至没有在当时全国流行骂秦桧的潮流驱使下，直接、公开的指责秦桧。
岳飞只有一句措辞其实很温和的“宰相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根据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更大的可能也是冲着赵鼎而非对秦桧说的（这个分析还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因为秦桧当时主政的时间并不长，而赵鼎则是元老重臣，召集三大将来朝希望挽回和议局面的也是他）。——实际上，大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吧，还真有学者写论文论证岳飞的“忠”是愚忠时，摆出来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指责他在绍兴八年宋金第一次议和时没怎么抗议，和胡铨这样公开要求斩秦桧公开说赵构负天下苍生，还有韩世忠这样要以实际行动破坏和议的一比，太不给力、太怂。。
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张俊之流是同谋和帮凶）不假，但其动机却值得商榷：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误国误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沦为亡国百家之君。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重新培育起来的。
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历史上，唐肃宗李亨未经许可，自立为帝，随后迫使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当无权无势的太上皇，还软禁唐玄宗李隆基至其老死。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综上所述，可知岳飞不是因积极抗金而被杀的。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指出：
『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的口号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1137年)始，情况却发生变化。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唐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邓广铭指出：
『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岳飞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
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误国误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沦为亡国百家之君。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重新培育起来的。
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历史上，唐肃宗李亨未经许可，自立为帝，随后迫使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当无权无势的太上皇，还软禁唐玄宗李隆基至其老死。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综上所述，可知岳飞不是因积极抗金而被杀的。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指出：
『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的口号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1137年)始，情况却发生变化。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唐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邓广铭指出：
『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岳飞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
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绍兴十年、绍兴十一年大事记】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上旬，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师北上，发起第四次北伐，这也是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被迫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
绍兴十年秋，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派人给秦桧送密信，提出“汝朝夕以和议请，而岳飞方以河北是图，且杀吾婿。必杀飞，始可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完颜兀术率军进攻淮西，后来被迫撤军；
第二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免除湖北、京西宣抚使（实职）之实职，改任枢密副使，从此脱离军队，被解除直接领军的兵权。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企图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岳飞没有顺应秦桧的要求，配合张俊诬陷韩世忠谋反，也没有采取不下手也不出声的旁观者立场，而是秘密派人给韩世忠送信，叫他找皇帝设法自保，最后韩世忠逃过一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宋金第二次和议的谈判由地下转入公开，金人遣使议和，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一心只想偏安江南，所以为了能够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确保自己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带路党秦桧，炮制冤狱，陷害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宋高宗赵构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实职）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虚衔）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衔），充万寿观使（虚衔）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岳飞得力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同月，宋金之间开始频繁派遣使节商讨和谈具体条款；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第二次议和条款最终敲定，宋高宗赵构按金人要求撰写了称臣纳贡割地的誓表；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何铸将南宋接受金国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消息，带给了驻扎在淮北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何铸，将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传达给了金熙宗；
绍兴十二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不久后，金国按照议和条款，派完颜塞里送还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南宋，大约在六月抵达了南宋都城临安。
事实上，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后来岳飞又罢官赋闲，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而不会被陷害致死。因为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罢官归隐庐山，只有虚衔，没有实权，无法过问朝政，无法干预宋金议和，没有什么坚持想要收复失地的言行，而且岳飞脱离军队，没有兵权，当然也没有出兵北伐的权力，更不可能对宋高宗赵构的皇权构成威胁。
在遭到秦桧、张俊之流陷害(绍兴十一年10月）之前，岳飞罢官赋闲，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赵构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尽早与金国议和成功，从而可以偏安江南，过安稳日子，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同时宋高宗赵构又一直在防范武将做大，加上对他亲生老母韦氏的思念，以及对岳飞的忌恨，于是在金人奸细秦桧的怂恿下，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要按照金国的要求去杀害岳飞以确保宋金和议稳固并使金人放回赵构那已经被金国盖天大王干过N多次的亲生老母韦氏。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
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军再次大举南侵，渡江攻宋。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孤军奋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将士们都感泣起来，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岳飞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后世影响力与知名度，只讨论军功，比起李牧，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窦宪，曹操，祖逖，桓温，刘裕，谢玄，李靖，李世绩，狄青，徐达等人，岳飞也毫不逊色：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南方北伐成功案例：
1. 项羽在吴中（今江苏苏州）起义，北伐成功，灭掉秦朝；
2. 刘秀在南阳郡的舂陵乡（今湖北枣阳）起兵，北伐成功，灭掉王莽新朝，建立东汉；
3. 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发兵，北伐成功，灭掉蒙元，建立明朝；
4.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南京建都，推翻满清；
5. 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誓师北伐，推翻袁世凯在北京的复辟统治；
6. 蒋介石率军先后从广州、南京北上，北伐成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
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军再次大举南侵，渡江攻宋。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孤军奋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将士们都感泣起来，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岳飞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后世影响力与知名度，只讨论军功，比起李牧，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窦宪，曹操，祖逖，桓温，刘裕，谢玄，李靖，李世绩，狄青，徐达等人，岳飞也毫不逊色：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南方北伐成功案例：
1. 项羽在吴中（今江苏苏州）起义，北伐成功，灭掉秦朝；
2. 刘秀在南阳郡的舂陵乡（今湖北枣阳）起兵，北伐成功，灭掉王莽新朝，建立东汉；
3. 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发兵，北伐成功，灭掉蒙元，建立明朝；
4.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南京建都，推翻满清；
5. 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誓师北伐，推翻袁世凯在北京的复辟统治；
6. 蒋介石率军先后从广州、南京北上，北伐成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伤战 2014-12-15 23:12:47
有岳家军又手握兵权，一旦…所以从统治阶层的利益来说杀也是必须的。如果有个好参谋帮他处理好与朝廷的关系就好了。
-----------------------------
又是脱离史实想当然
有岳家军又手握兵权，一旦…所以从统治阶层的利益来说杀也是必须的。如果有个好参谋帮他处理好与朝廷的关系就好了。
-----------------------------
又是脱离史实想当然
@岳王爷万古流芳 7楼 2014-12-15 22:59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
-----------------------------
@幻想的世界也很美 2014-12-16 01:21:50
楚汉战争最后胜利者是占领三秦的刘邦，刘秀依靠河北统一天下。武昌起义后袁大头取得天下当了大总统 。至于老蒋北伐，护国运动根 本没实际统一天下，最终还是抗战后控制三北的共产党统一了天下。
-----------------------------
你怎么不敢解释这个史实：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发兵，北伐成功，灭掉蒙元，建立明朝，此后八次北伐，明朝大军接连击败蒙古军，几乎将蒙元残余势力逼入绝境。明朝的版图开始囊括今东北和内蒙。
1367年，十月甲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130] 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131] 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北伐又作出了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132] 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133] 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1368年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135] 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勇于内战的军阀，在明军攻来时，全部逃跑。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
明朝建立后，虽然元朝蒙古贵族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仍然统治着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 ，全国许多地区如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仍归蒙元统治，明朝时刻感到重大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北伐蒙古残余势力，稳定北部边疆，先后八次北伐遁入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的八次北伐沉重打击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边疆的危机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长城沿线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北部少数民族对中原封建统治的威胁，维护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为促进明初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明北伐灭元之战 1367年—1369年
明太祖第一次北伐
1370年，明朝大军两路皆获大胜，蒙元在塞北的残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1372年，徐达的主力中路军失利，李文忠的东路军得失相当，冯胜的西路军获胜。
明太祖第三次北伐
1380年，明军击败蒙古军，俘虏北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
明太祖第四次北伐
1381年，明军击败蒙古军，俘虏北元知院李宣及其部众。明军北征各部胜利班师。
明太祖第五次北伐
1387年，明军击败北元太尉纳哈出的几十万军队，纳哈出被迫投降。明朝俘获蒙元政权的军民24万余人，羊、马、驴、驼、辎重无数，最后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并把辽东纳入明朝版图。
明太祖第六次北伐
1387年—1388年，明军侦察到蒙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明军急行军直扑元帝所在，随后发动突袭。蒙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毫无准备，与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匆忙逃走，明朝大将蓝玉率明军精骑追击千余里也没有追上，但脱古思帖木儿逃脱后不久即被其部将也速迭尔缢杀。 留在营地的北元太尉蛮子仓卒迎战，失败战死，其余北元贵族投降，其中包括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119人、吴王朵里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2994人、军士男女7.7万余人，俘获马4.7万匹、驼4800余头、牛羊10.24万余头、车3000余辆，以及北元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等，北元行政的根基被动摇。明军大获全胜，胜利班师。
明太祖第七次北伐
1390年，明军再次击败蒙古军，乃儿不花等被迫投降，明军收其部落数万人、马驼牛羊数十万头而还
明太祖第八次北伐
1396年
明军再次出击，北元军大败，索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被俘虏。明军骑兵追击到兀良哈秃城，又遇北元将领哈剌兀，再次大败北元军凯旋班师。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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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世界也很美 2014-12-16 01:21:50
楚汉战争最后胜利者是占领三秦的刘邦，刘秀依靠河北统一天下。武昌起义后袁大头取得天下当了大总统 。至于老蒋北伐，护国运动根 本没实际统一天下，最终还是抗战后控制三北的共产党统一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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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不敢解释这个史实：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发兵，北伐成功，灭掉蒙元，建立明朝，此后八次北伐，明朝大军接连击败蒙古军，几乎将蒙元残余势力逼入绝境。明朝的版图开始囊括今东北和内蒙。
1367年，十月甲子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130] 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131] 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北伐又作出了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132] 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133] 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其中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1368年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135] 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勇于内战的军阀，在明军攻来时，全部逃跑。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
明朝建立后，虽然元朝蒙古贵族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仍然统治着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 ，全国许多地区如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仍归蒙元统治，明朝时刻感到重大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北伐蒙古残余势力，稳定北部边疆，先后八次北伐遁入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的八次北伐沉重打击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边疆的危机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长城沿线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北部少数民族对中原封建统治的威胁，维护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为促进明初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明北伐灭元之战 1367年—1369年
明太祖第一次北伐
1370年，明朝大军两路皆获大胜，蒙元在塞北的残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明太祖第二次北伐
1372年，徐达的主力中路军失利，李文忠的东路军得失相当，冯胜的西路军获胜。
明太祖第三次北伐
1380年，明军击败蒙古军，俘虏北元国公脱火赤、枢密知院爱足
明太祖第四次北伐
1381年，明军击败蒙古军，俘虏北元知院李宣及其部众。明军北征各部胜利班师。
明太祖第五次北伐
1387年，明军击败北元太尉纳哈出的几十万军队，纳哈出被迫投降。明朝俘获蒙元政权的军民24万余人，羊、马、驴、驼、辎重无数，最后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并把辽东纳入明朝版图。
明太祖第六次北伐
1387年—1388年，明军侦察到蒙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明军急行军直扑元帝所在，随后发动突袭。蒙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毫无准备，与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匆忙逃走，明朝大将蓝玉率明军精骑追击千余里也没有追上，但脱古思帖木儿逃脱后不久即被其部将也速迭尔缢杀。 留在营地的北元太尉蛮子仓卒迎战，失败战死，其余北元贵族投降，其中包括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119人、吴王朵里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2994人、军士男女7.7万余人，俘获马4.7万匹、驼4800余头、牛羊10.24万余头、车3000余辆，以及北元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等，北元行政的根基被动摇。明军大获全胜，胜利班师。
明太祖第七次北伐
1390年，明军再次击败蒙古军，乃儿不花等被迫投降，明军收其部落数万人、马驼牛羊数十万头而还
明太祖第八次北伐
1396年
明军再次出击，北元军大败，索林帖木儿等数十人被俘虏。明军骑兵追击到兀良哈秃城，又遇北元将领哈剌兀，再次大败北元军凯旋班师。
@京师布衣 2014-12-16 10:38:33
弘扬民族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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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将，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南宋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岳飞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当金兵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岳飞率众苦战数日，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
建康失守后，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宋军统帅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国。在这种紧急关头，“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绝不能“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决绝地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连续多次重创金兵, 准备相机收复建康。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
岳飞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丑行，对南宋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叛盟，金军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出击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湖北武昌），传达密旨，要求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不从，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岳家军收复河南大片故土，接连击败金军主力，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作为一名武将，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南宋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岳飞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当金兵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岳飞率众苦战数日，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
建康失守后，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宋军统帅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国。在这种紧急关头，“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绝不能“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决绝地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连续多次重创金兵, 准备相机收复建康。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
岳飞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丑行，对南宋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叛盟，金军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出击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湖北武昌），传达密旨，要求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不从，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岳家军收复河南大片故土，接连击败金军主力，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人们指责岳飞因“忠君”而不敢违抗十二道金牌，其咎亦未必应当。众所周知，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到七月间，岳飞发起的这次大举北伐，出师便是违诏的，当岳飞连获大捷时，忽然接到班师诏令，并没有“忠实地”执行，而是立即上奏道：“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发出这一“抗诏”之奏之后，岳飞不仅没有“班师”，反而乘胜进军，逼进朱仙镇。这时，宋高宗、秦桧“知飞锐不可回”，便采用“釜底抽薪”之术，先下令张俊、杨沂中等部后撤，严令刘锜、韩世忠等部不得轻进，同时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
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感到自己难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负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钳制。岳家军正处于危势，若坚持进击，虽可再获大捷，但却会断绝粮草军需供应之源，又失去牵制金军力量之左右翼，孤军深入，纵能支持亦不可长久。早在此之前四年，也即绍兴六年（1136 年）秋，岳飞亦曾孤军挺进陕洛，因军粮无继，士卒有饥饿而死者，那种惨境，岳飞还记忆犹新。况金兵见岳飞军孤势窘，必然会集重兵来围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岳飞忍痛班师而不再“违诏”，决不是因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军事家，都不会因自己的义愤而置千百万士兵的生命于不顾的。只要我们为岳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都不会怪罪岳飞班师的，更不会因此说岳飞“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业”。
至于说岳飞蒙冤下狱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故意渲染夸大岳飞的忠君至上（譬如清朝乾隆皇帝）以及《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和民间评书的虚构杜撰！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被解除兵权，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赵构的不义带有戒心，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到狱中遭刑讯逼供时，岳飞悲愤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临刑前，岳飞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
假如岳飞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仍然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他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他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宋高宗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不动如山ABC 2015-01-04 01:07:09
很好，支持，哼哼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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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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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叽喳喳侃大山 2015-01-04 00:56:14
湘军远胜岳家军
人说岳家军强大，可以灭金，人们也知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传言。但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谁来跟岳家军比呢？南宋的韩家军吗？张家军吗？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特色，也就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了。到了清朝，出现了一支由曾国藩统领的地方武装湘军。湘军的性质，本来可以称作“曾家军”，但是这样一来必然会遭到朝廷的猜疑，如此岂不是私人武装了吗，所以曾国藩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湘军同样也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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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渣滓，跳梁小丑，肆意篡改历史，信口雌黄！
湘军远胜岳家军
人说岳家军强大，可以灭金，人们也知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传言。但是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谁来跟岳家军比呢？南宋的韩家军吗？张家军吗？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特色，也就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了。到了清朝，出现了一支由曾国藩统领的地方武装湘军。湘军的性质，本来可以称作“曾家军”，但是这样一来必然会遭到朝廷的猜疑，如此岂不是私人武装了吗，所以曾国藩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湘军同样也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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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2012a 2015-01-18 13:12:54
权力没有制约迟早无法摆脱欲望控制，或者极少， 历史 上也少有集名望军政大权一身而鲜于祸者，郭子仪，曾文正除外，飞言行能和此二位相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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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是再造大唐的功臣贤将，岳飞的才能高于郭子仪，岳飞的功业也不逊于郭子仪，
岳飞的爱国精神、高风亮节和对后世的影响力更是远超郭子仪。
至于那个给满清鞑子当走狗的刽子手“曾剃头”曾国藩，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去与岳飞、郭子仪相提并论！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而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郭子仪等人都身处西汉到元朝之间，他们在古代史家眼中，显然都是比不上岳飞的！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英雄人物,成为后世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和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
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后世影响力与知名度，只讨论军功，比起李牧，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窦宪，曹操，祖逖，桓温，刘裕，谢玄，李靖，李世绩，郭子仪、徐达等人，岳飞也毫不逊色：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权力没有制约迟早无法摆脱欲望控制，或者极少， 历史 上也少有集名望军政大权一身而鲜于祸者，郭子仪，曾文正除外，飞言行能和此二位相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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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是再造大唐的功臣贤将，岳飞的才能高于郭子仪，岳飞的功业也不逊于郭子仪，
岳飞的爱国精神、高风亮节和对后世的影响力更是远超郭子仪。
至于那个给满清鞑子当走狗的刽子手“曾剃头”曾国藩，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去与岳飞、郭子仪相提并论！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而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郭子仪等人都身处西汉到元朝之间，他们在古代史家眼中，显然都是比不上岳飞的！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英雄人物,成为后世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和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
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后世影响力与知名度，只讨论军功，比起李牧，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窦宪，曹操，祖逖，桓温，刘裕，谢玄，李靖，李世绩，郭子仪、徐达等人，岳飞也毫不逊色：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