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题和启示
可以预见，对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后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会以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立场来加以表达。读了这部由具有非共产主义倾向的西方学者写出的书，我们不能不警醒和反思一个问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对我们今天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苏联作为称霸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在其瞬间解体的背后，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弱化与废弛，以及由此决定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标准的严重扭曲和异化。因此，虽然长期面临西方世界的敌对与围剿，但苏联的解体根本上却是由意识形态领域的决堤所造成的。正是这种“静悄悄的革命”长久侵蚀，最终从内部摧垮了苏联体制。
当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加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自己不乱，其他国家不可能搞乱中国。而苏联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一个兴盛的社会主义大国，最容易引起内乱的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阵地的不稳定、不坚固，这个因素如果不从根子上消除，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可能无用武之地、于顷刻溃不成军。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一时一刻、一丝一毫都不能弱化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要持续抓好、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和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要坚持干部培养和选拔中的思想政治标准，在高层干部的选拔任用中要实行意识形态问题一票否决制。要善于辨别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各种渠道与方式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只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才能以意识形态的阵地钢铁长城，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
(作者：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兵棋推演——总发言人（原创、长期更新）

绿屋书生

1、张召忠教授说从来没有战略忽悠局；那么本人就可以组织个筹备小组了。
2、经常看国防部、外交部、人大、政协、国务院、国台办等国家权威机构发言人的发言，然后个人做时政分析与思考。
3、对于以上几大部门发言人，个人感觉印象最深的是洪磊，个人给予洪磊评价——最大特色是政治性强、从而具备哲理与严密逻辑性。毛泽东主席有次给周恩来总理的请示的批示就是四个字——注意政治！
其他发言人的发言个人认为最大缺点就是缺乏政治性；有时软弱、有时有逻辑漏洞——最好是俺理解错误；跟洪磊有差距也许是部门职责分工决定的吧。
4、总发言人第一号发言（或者叫战略忽悠局新闻发言人第一号发言）（这个是过去写的、复制这里）——
（很多战略帖子被删除、屏蔽，很郁闷；写那些技术参数不是技术员、工程师的工作么？）
“针对美军考本斯号巡洋舰与中国辽宁舰编队在南海相遇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只有克制才能避免冲突。哈格尔谴责中国派出登陆舰进行拦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客串下政府发言人——
（1）、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相信克制不止是西方的理性，更是东方的美德。
（2）、“公海的无害通过权”却是世界公认法理，但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遵守法理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民族大礼与国家大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3）、诚如一位智慧的美国人总结朝鲜战争时指出的那样“既然美国不会容忍外国武装力量出现在墨西哥河边，我们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接受外国武装力量出现在鸭绿江畔呢”。
（4）、中国的历史与人民的传统美德认为——在别人家门口保持克制是美德；在自家门口、尤其在自己家里保持克制不仅不是政府的美德还是无能的表现。人民不会答应。
（5）、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能够区别大礼大义与一般法理的轻重的。
(6)、我们认为只有理解、尤其是双方的互相理解才能避免冲突。过度的克制可能避免冲突于一时，但是也极易引发更大的剧烈的冲突！
（否则牠媽的也不会有忍无可忍这句成语了。——此句为偶私下言论。）
(7)、中国人民愿意在互相真正理解的大前提下与美国人民共同建设世界，而不是毁灭她。
谢谢大家！
5、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答复——
法理上有原罪一词；渲染夸大中国威胁论的应该都是八国联军的后代，他们一定是看到自己屋里的中国文物产生了天然的恐惧感，所以通过这种指马为鹿的策略达到妖言惑众的目的。
大家应该看看自己屋里的东西、看看谁的私人财产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要说威胁，不是只有大国可以威胁小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小鬼难缠；因此“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应该是小鬼制造的阴谋（论）。
谢谢大家。
6、（待续）

@mzdsrz 2015-04-24 21:18:41
毛从他干爹斯大林那里学到如何屠杀本国人民的本事，然后就在中国大搞实践，3年就饿死3000多万文革又打死1000万；最后临死前把这一杀人不用刀的绝世武功教给了波尔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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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篇文章——

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大跃进时期没有饿死人，反而增加6000万
作者：薛伯涵 发布时间：2014-11-19 22:54:46 来源：独家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解密的历史文件让美中情局成了自干五


通过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谣言来丑化抹黑新中国历史，近些年并不鲜见。在造谣者自身强势把持话语传播权力的条件下，任何敢于提出反驳甚至仅仅是保有质疑权利的人，也会得到“五毛”这个称号。但奇怪的是，万里之外的美利坚国，却有一群外国人，以毫不利己的动机，来为中国政府、为共产党做洗地工作。这群洋五毛，他们的名字叫CIA。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个谣言，整个二十世纪最大的谣言（也许是整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谣言）在中国大地，在全世界悄悄地传播着：中国1958年到1962年期间，出现了整个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几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了。

【中国的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要求全面私有化国有企业。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政府最应该进行的改革;如果所有市场主体都可以拥有自由进入权，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消除，那么私有化后大部分国有企业都会破产”。这样的论断过于片面武断，有些甚至不符合经济学常识。
不可否认，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以及协调成本过高等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全面实行公有制的制度安排逐步暴露出弊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等国企改革后，国有企业已经退出了一些竞争性行业，国家掌控的基本上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垄断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这些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如果贸然对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都会造成很大损害。
一、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反思
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企业所有制以及私有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动员的需要，以及二战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国有制在西方社会曾经大受欢迎。但是，由于国有企业通常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执政基础联系在一起，为了显示与社会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西方一些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取了一些“去国有化”的政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前联邦德国1961年在市场上向部分社会民众出售政府持有的大众汽车公司股份，但由于随后的股市波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私有化改革并不是很成功。西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高峰出现在撒切尔夫人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在此之前，英国的国有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超过20%，但撒切尔夫人认为低效的国有经济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实行私有化。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高潮过去30年后，西方很多学者对私有化的得失做了大量反思与总结。首先就是验证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的假说，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早在1993年就指出：从理论上讲，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可以参照的是在现代股份制企业中，尤其是在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通常是分离的。
麦金森(Megginson) 和内特(Netter)在2001年的一篇总结性文献中指出，大部分文献虽然支持私有化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假说，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普遍存在缺陷：包括研究样本的偏差与单一、变量缺失、数据质量低劣以及内生性等问题。最近，阿罗塞纳(Arocena) 和奥利费洛斯 (Oliveros)在 2012年对西班牙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所有制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此外，麦金森和内特也指出私有化可能导致雇佣减少，企业服务质量不能提高等负面问题。私有化造成的收入分配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但是，很显然苏联实行私有化后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寡头，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拉大了贫富差距。
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私有化改革，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保存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或者是政府关联企业，亦或是政府控股企业)，主要存在于交通运输、银行、邮政、教育、城市供水、电信、教育、广播、博彩等战略性或公共性行业。所以，私有化即使在信奉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界限的，而不是无原则的彻底私有化。西方国家在私有化国有企业时，也不是私有化之后就撒手不管。他们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优先出售给本国的投资者，尤其是企业的员工。对一些关键性领域里的企业，在策略上保持所谓的“黄金股份”，对私有化后企业的某些决策具有一股否决权，以保证这些企业的公共性和战略性。】

二、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天性导致了国有，而不是因为国有导致了垄断
中国那些支持“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存在垄断，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同时造成了贪污腐败。如果国企私有化了，这些问题似乎就解决了。这样的论断不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
垄断存在三种形态：即自然垄断、资源垄断、行政性垄断。中国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中的大部分属于自然垄断和资源垄断型企业。
自然垄断型企业在经济学上特指平均生产成本下降型企业。他们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投资，进入资金门槛很高，这就造成天然垄断。主要包括银行、电信、钢铁、能源、交通运输、媒体、城市供水等战略性行业。这些行业天生就是垄断行业，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拥有公共性质，需要政府的参与和监管。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些企业或者很难成立，或者成立后因行使垄断权力而伤害消费者利益。这些行业也需要国家对行业的准入实行许可证制度。如果这些行业允许自由进入，很容易造成恶性竞争，争相扩大规模以降低平均成本，由于调整成本很高，结果会造成宏观经济上的产能过剩。从理论角度来说，正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垄断天性导致了国有，而不是因为国有导致了垄断。即使把这些企业私有化，他们的垄断属性还会存在。
资源垄断型企业是指关键性资源或者技术由一家企业所有。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现代的科技发展，投资风险很大，很多时候需要政府的参与。这些资源垄断型企业的形成也是天然的，而不是政府造成的。
不可否认，中国还存在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和专卖行业，比如烟、酒和媒体等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具有很大的公共性。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也存在政府的广泛参与，比如，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的1/3股份就是由日本政府掌握，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等媒体亦为政府所有。
三、国企改革是要使中国国有企业变得更好
管理学大师米歇尔·波特在其名著《国家的竞争优势》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是否在某些行业里拥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和政治家在谈到自己国家竞争力的时候，挂在嘴边的就是那些在行业里领先的跨国企业。比如，美国人会提到微软、苹果、波音等企业;日本人会提到丰田和索尼等企业;德国人会提到奔驰、宝马、西门子等企业;韩国人会提到三星和现代等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是民营，但背后都有政府强大的支持。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从技术、管理以及资金实力来说，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制定的市场经济竞争原则，而没有政府的扶持，新生私有企业就很难和这些跨国巨头抗衡。中国的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正是保证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实现大国崛起、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支柱。如果对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肢解这些国有企业，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力一定会大受损害，社会政治稳定也会受到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很多知名国有品牌企业被外资收购，其结果不是消失就是被边缘化，北冰洋、小护士、大宝、南孚电池以及统一润滑油等企业就是很好的例证。前苏联国企私有化后，国家经济命脉被少数寡头控制，这样的教训值得警惕。】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激励机制，所以现有大型国企的盈利能力都不错。很多人认为国企盈利是因为垄断，但是如上所述，私有化后这些企业的垄断就会消失吗?显然不会，私有化后脱离政府监管体系，利润最大化将成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政府对垄断和公共性的监管将会更加困难。同时，如果实行部分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的股权怎么定价，如何防止国有资产贱卖?如果这些垄断企业的控制权部分转移给一些大型民营资本或者跨国资本，这些企业的公共性质必然会受损，并会形成新的经济金融寡头，损害人民的利益。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有企业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效率低下、腐败频发等。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相关性并不大，而是与激励机制有关。在现代股份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所有权和经营权也通常是分离的，所有者绝大部分不参与企业的经营。世界上，大型上市企业大部分都是靠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经理人凭借自身能力和多年建立的商业信誉而获得企业的高薪聘请。如果经营业绩很差，把一家企业搞砸了，他们就有可能失业，消失于江湖。
中国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不是“国有”本身造成的，而是激励机制和经营机制出了问题。中国的国企改革要严格按照市场规则，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来选择国企领导人，从世界上遴选最优秀的有良好信誉的经营者。现在的国有企业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此，企业必须增加透明度，财务、人事等信息可以通过现代的信息手段让全民监督。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引入普通员工代表，并且要求员工代表定期轮换。此外，要增加经营者的市场流动性，建立良好的经理人职业档案和合同激励机制。
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经济学通常只追求次优解。在讨论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批判现有企业的问题，更要参照和比较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发生的问题。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不仅其垄断性不会消失，而且一定还会造成同样多的问题。所以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良药。如果这些企业属于国有，国家和人民还可以监督;但私有化后，不仅贪污腐败在法理上不成立了，而且还会产生背信和欺诈等行为。因为当企业不再是国有，企业的公共性质就丧失了，人民和社会对其的监督能力必然下降。
总之，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政权、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基础。如果这些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按照苏联私有化的教训，中国经济必然会被少数经济寡头控制，人民利益受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会经济稳定必然会受到严重挑战。
(作者：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生)

曾仕强：你越对，越得罪人

中国人求的是圆满，绝对不是对错。实际上这是最难做到的。中国人最讨厌没是没非的人，但是中国人最不喜欢是非分明的人。凡是是非分明的人，人缘都不好，事情都办不通。

我们是要求很高的民族，我们要在圆满当中去分对错，分对错分到不圆满，那你就前功尽弃。西方人是很简单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绝对没有这回事。

在中国，经常犯错的人反而没有事，经常对的人反而搞得倒楣透顶，这是不是很奇怪？你要知道，你越对，你得罪的人就越多。我必须要说明，听中国人的话要很小心，我们绝对不是要你同流合污，绝对不是要你投机取巧，但是我们要你顾虑大家的面子，要你能够随机应变，要你能够忍一时之气，否则这个是非永远是讲不通的。

是非在中国社会是高度困难的一件事情，说清楚一点，我们是中有非，非中有是，这个人这一部分做对了，他一定有一部分是做错的。一个服务员跟客人吵起来，你再有理由，也还是你错，为什么？你让他不高兴，你就是错的。不管你怎么对，你让他不高兴，那你就是错了。

西方人吵架，对错会分得很清楚。中国人两兄弟吵架了，是不能分谁对谁错的。因为分了你对我错以后，兄弟就不会同心，以后就没有感情了。我们看到西方人兄弟之间的感情是没有我们深厚的。大人在处理这种兄弟吵架的事情时，一定要说两个都有错，两个都该骂，然后还要告诉他们，兄弟只有不吵架才是对的，只要吵架，两人都错。这叫做大是非跟小是非。

中国人是讲大是非的，只要是兄弟就不能吵架，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小是非是说，一定要分谁对谁错，分半天，分到最后离心离德，尽管天天住在一起，但是有时候还不如路人。

现在的小孩会把自己的房门关起来，告诉爸爸妈妈，我的信你们不能看。可是中国的父母不会接受这样的说辞，不看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干什么？那种允许孩子有个人隐私的做法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外国人是孩子的事情他自己负责，因为在外国，孩子到18岁以后，他跟父母几乎没什么关系了。在中国，孩子到了30岁，还是父母的孩子；孩子40岁做错了事情，做父母的会更丢脸。

外国人看到小孩，会先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很好笑：小孩叫什么名字，跟你有什么关系？中国人不会这样问，中国人看到小孩，二话不说，先问：“你爸爸是谁？”你爸爸是谁比较重要，你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见，中国人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人见到小孩，比较关心的是他爸爸是谁，至于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太注意，因为他分量不够。而且我们据此可以随时变化——你爸爸是谁——我爸爸是领导——请进请进，拿出家里最好的巧克力糖给他吃。有人就因此说中国人很势利。我想请问大家：势利好不好？

你说不好。那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势利，我们为了人家看得起；所以才会争气，才会不断上进，否则，如果大家都一样，你还要那么努力，那么辛苦干什么？我们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永远都会想一件事，叫做：光宗耀祖！

你说好。那你太肤浅了。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吗？

那么，中国人很现实很势利，好不好？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国的事情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四个字，合理就好。根本没有绝对的：好坏是非。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切记：得理要饶人，理直气要和。

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读书心得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由两位美国人合作撰写。其中，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弗雷德·威尔则是常驻莫斯科的媒体人，两人都高度关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并曾亲历1991年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该书是两人长期观察、思考和研究的产物。

苏联解体之后，学界涌现了大量分析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引发的经济崩溃导致了苏联解体。而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并且以经济学意义上严格的数据分析为基础，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它的体制“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讲，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是意识形态领域“来自上层的革命”所导致的。

该书最初于1997年面世，当时赞同书中结论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经济崩溃的人占据着压倒性的多数，并且时间的长度尚且不足以让人们从更深刻的角度，对这一震撼性的历史事件进行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观点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该书能够不断再版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经济崩溃并非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书中首先对“苏联体制”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认为苏联体制的实质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体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基本架构：在经济上，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权力滞留于把控制度的最高层，由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利。由此决定了，苏联的国家命运操纵在“党—国精英”的手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政治精英的意志摆布。该书以翔实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苏联体制。

一方面，这种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体制推动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使苏联以近乎奇迹的速度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并且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随后几十年，苏联经济一直增速迅猛”，在1928—1975年间，不考虑战争的因素，苏联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是良好的，并且运用政治手段实现了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很难做到的“充分就业、个人经济有充分保障、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有效保障了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苏联体制的弊端也很突出，主要表现为：过分集中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衡，消费品持续短缺，企业缺乏生产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政治体制上，等级森严、官僚气息和特权意识浓厚的精英统治模式使官员热衷于对上巴结讨好、依附投靠，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中耗尽心机，对具体工作、对群众的愿望与需求知之甚少。并且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政治体制培养、选拔出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再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人，而只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而正是苏联“党—国精英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匮乏、怯懦和动摇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对苏联经济问题的反思

该书虽不认为经济崩溃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并不回避苏联后期出现的经济问题。1975年以后，由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必然要面对经济转型，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对苏联不利的变化，苏联经济出现了停滞，而这种停滞使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较为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如此有效的、如此迅速地实现各种相对简单的目标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在这个新的阶段，已经不够灵活、不相适应了”，甚至于这种体制“已经招数使尽，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而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都变得尖锐起来，使得重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但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少数“党—国精英”垄断了政策制定的权力，把持着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对话语权，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和态度就显得极为重要，但由于这些苏联命运决定者们在意识形态问题认识上的极端匮乏和松懈，他们不仅不能带领国家克服发展中的困难，而且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

苏联经济走向停滞的开端，正是勃涅日涅夫执政的后期，此时，整个苏联高层弥漫着固步自封、贪图享乐的暮气，“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高层官员们的职务实际上是终身的，哪怕是在他们并不干事的时候。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这表明，苏联的政治权贵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追求，这些人虽然形式上还是共产党员，但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与人民利益为敌的特权阶层，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沦落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正是在这些意识形态上已高度“去共产主义化”、“去社会主义化”的“党—国精英”的决策和领导下，苏联于经济停滞之后坐失了十年的改革良机，为后来的政权解体埋下了致命性的伏笔。
三、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该书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仓促出台改革政策，并且一开始就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公开性”政策。“公开性”使苏联知识分子获得了表达的自由，也表现得最为激进和亲资本主义，因为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被西方的虚假宣传误导，要么就是被西方的各种研究基金收买了，“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控制的媒体肆无忌惮地否定苏联的历史、丑化苏联的领导人、抹杀苏联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甚至连主流报刊都改旗易帜，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对苏联发起猖狂进攻的帮凶。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任何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都一定会拼尽全力扭转局势，但是，当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利加乔夫不断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的时候，戈氏的反应却是处之泰然、放任不管。这说明，在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心目中，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警惕性已经丧失殆尽。

该书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归纳为“思想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递进的过程，也就是苏联的“党—国精英们”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溃败和彻底转向的过程。“公开性”在苏联广大民众当中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同时也进一步动摇了苏联“党—国精英们”本就不坚定的政治信念，使大量的高级干部从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出发，强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由此，也就注定了苏联经济改革必然失败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所任命的官员与专家以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立场主导经济改革。他们公开宣称：“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连戈尔巴乔夫本人都声称，“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类似于休克疗法的“500天计划”要求迅速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

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背离的经济改革造成了苏联严重的经济危机，1990年到1991年，苏联出现了其建国史上的首次经济紧缩。因此，该书认为，把经济崩溃说成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倒果为因。真实的情况是，严重偏离社会主义路线的“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在经济领域的一片混乱中，相当一部分“党—国精英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大肆进行寻租，从事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很快形成了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其经济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由这些人鼓吹和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会带给苏联体制致命一击。该书告诉我们，“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因此，苏联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必然导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并直至宣布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前夕，苏联“党—国精英们”的政治信念已经彻底崩盘。“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深的领导干部以一种彻底投机主义的立场解释他的信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97%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国家的时候，“党—国精英们”却毫不犹豫地选择背离人民的意志，亲手埋葬了苏联政权。
四、问题和启示

可以预见，对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后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会以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立场来加以表达。读了这部由具有非共产主义倾向的西方学者写出的书，我们不能不警醒和反思一个问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对我们今天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苏联作为称霸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在其瞬间解体的背后，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弱化与废弛，以及由此决定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标准的严重扭曲和异化。因此，虽然长期面临西方世界的敌对与围剿，但苏联的解体根本上却是由意识形态领域的决堤所造成的。正是这种“静悄悄的革命”长久侵蚀，最终从内部摧垮了苏联体制。

当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加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自己不乱，其他国家不可能搞乱中国。而苏联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一个兴盛的社会主义大国，最容易引起内乱的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阵地的不稳定、不坚固，这个因素如果不从根子上消除，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可能无用武之地、于顷刻溃不成军。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一时一刻、一丝一毫都不能弱化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要持续抓好、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和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要坚持干部培养和选拔中的思想政治标准，在高层干部的选拔任用中要实行意识形态问题一票否决制。要善于辨别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各种渠道与方式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只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才能以意识形态的阵地钢铁长城，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

(作者：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将实现四大战略构想
习近平访巴带去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单笔投资协议，他将产生重大的战略效应。
1、第一大战略效应：中国能跳出岛链封锁
在当今世界，国际性的任何重大经济动作，无疑也是重大的政治动作。《华尔街日报》在“中巴经济走廊（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的文章：这项“大规模投资计划，是基于中国扩张性的新外交政策，和更加紧迫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的考虑而诞生的。”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遏制中国。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国家利益决定，面对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崛起必然动摇和打破美国霸权，绝不会甘心，必然要捣乱。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从欧洲等地调来遏制中国，还依托两个岛链，千方百计的拉拢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之势。同时，还鼓动日本和菲律宾在东海和南海闹事，频频挑起事端。
建“中巴经济走廊”能跳出“岛链封锁”。建设起“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就能跳出“岛链封锁”，暗度陈仓地西进到印度洋。“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点是巴国第三大港瓜达尔港，这是中国援建刚刚基本竣工，今年4月中旬全面投入运营的优良良港，2013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就正式批准将瓜达尔港的管理权交给中国企业的协议，中国可全面接管瓜达尔港。而中国460亿美元投资协议中的32个项目中，有5个项目和瓜达尔港有关。巴国对中国还开放了瓜德尔港、卡拉奇港口，并希望中国在巴建海军基地。这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点。
中国若背依“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铁路，将海军舰队摆在这里，直接进入阿拉伯海、印度洋，那老美苦心经营的岛链封锁，则成了徒有虚名的海上“马其诺防线”。
2、第二大战略效应：中国能摆脱马六甲遏制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国家，绝对不能受制于人，尤不能有命门受制于人。马六甲海峡就是中国一大命门，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就能摆脱马六甲的遏制。
中国的石油能源一多半来自中东。2014年前5月海关数据显示，中东地区进口原油虽占比有所降低，但仍维持在51%的水平。预计2015年中国石油需求为5.34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60%。而现在中国的主要石油运输渠道在海上，从中东出发，经霍尔木兹海峡，走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运至中国。
海运石油80%要经马六甲这个咽喉。这条海上能源运输渠道有个命门--马六甲海峡，这个咽喉海峡由新加坡（美国钉下的钉子）把守，美国在新加坡和菲律宾有海军基地，一面虎视眈眈地盯着马六甲海峡，一面搅浑中国南海。若中国的石油战略通道出问题，那对中国绝对是毁灭性灾难。而中国为摆脱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近年，光新建运输渠道就10条：包括中缅油气管线、中哈油气管线、中土油气管线、东南亚运输线路、南海海上运输线路、非洲油气和中东油气运输线路等。还在泰国推动挖掘克拉运河，这条运河开通，对世界的影响将胜过巴拿马海峡。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80%的海外进口石油，还要经马六甲海峡。
“中巴经济走廊”将替代马六甲。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端，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到瓜达尔港转运新疆有四大好处：一是中国海运石油不走马六甲海峡，就跳出这个命门的制约；二是若从中东运输石油，只要一出霍尔木兹海峡就进瓜达尔港，石油运输安全极大地提高；三是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把经阿拉伯海及马六甲海峡长达12000公里的传统路线大幅缩短为2395公里，再加上输送到新疆乌鲁木齐的4625公里，这才7000公里；而且，管道运输石油的成本最低，最安全；四是用这条铁路运输大动脉，中国还可从非洲等国进口矿产及出口物资，都大大缩短距离，降低成本。
另外，对于新疆的大开放，更打开一个出海大通道，并对整个中国的西部开发，都产生重大影响。还能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激进组织和宗教极端思想扩散到中国西北地区，产生强力遏制。这也是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举动，是实际建设成的节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3、第三大战略效应：中国更能深刻影响世界
南亚这个战略核心要地，向来是大国利益交汇争锋之地，美、印、俄等都想方设法在这里打入楔子，“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这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在南亚绝对是登堂入户！
能直接守护世界命门霍尔木兹海峡。瓜达尔港濒临阿拉伯海，靠近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亦是唯一进入波斯湾的水道。作为当今全球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是海湾地区石油输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被称为世界重要咽喉。中国若在瓜达尔港建军事基地，中国海军就可直接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那可是世界的命门，那将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国的国际战略将转为战略主动。
给中亚和蒙古开辟出海大通道。新疆比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等内陆国，他们更急迫有更多出海口相接。借助“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通道，能将东亚、中亚、西亚、中东、非洲以及南亚等许多地区连接起来。这些地区被连接起来后，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都将得到保障。
在中美较量中取得战略性胜算。美国长期经营巴基斯坦，也给了很多援助。可相比这460亿美元投资协议，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10倍。外电评论：美国过去十年从未与巴基斯坦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国家影响力正在衰退。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对老美欲断中国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在南海不停的瞎折腾，也是釜底抽薪。

4、第四大战略效应：绝对推动巴铁跨越式发展
“中巴经济走廊”对巴铁来说，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对此，无论社会团体、政党、军队、各级政府、社会及媒体和议会，都是热烈欢迎和衷心期待。
彻底改变巴铁能源短缺的困局。巴基斯坦基础设施落后，能源和电力短缺，该国夏季用电缺口有时可达5000兆瓦。这直接拖累经济发展，也拖累民生改善，甚至拖累国防建设发展。“中巴经济走廊”首先解决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问题，也将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电力的不足。而在能源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开展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工业园区和工业中心，
能全面拉动巴铁的经济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双方签署的数51项合作协议，涉及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贸易、金融、卫生、媒体、海洋科学、教育等领域。,以此带动中巴双方在走廊沿线开展重大项目、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水利、信息通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创立更多工业园区和自贸区。它将途径巴基斯坦的许多落后地区，那里还没有得到发展，经济走廊的到来，将使那里得到革命性变化，改变巴基斯坦乃至整个地区的命运，
巴铁将成区域性商业投资枢纽。经济走廊的建设贯通，一方面可以扩大中巴两国的货物进出口和人员交往，促进巴国转口贸易；一方面将使巴基斯坦成为一个区域性商业投资枢纽。东亚、中亚、西亚、中东、非洲以及南亚等许多地区连接起来后，许多国家的货物将途经巴基斯坦，这可以大大增加税收收入，还让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在这里汇聚、扩散。
民众的经济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中巴经济走廊能覆盖巴基斯坦各个地区，有利于巴基斯坦所有省份和地区的发展，这个经济带无论经过哪里，都会修建新的学校、医院、工厂等，这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它为依托，巴基斯坦各地的经济会得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改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也将大大增强。
三、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互利合作模式
很多人对这4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心存疑虑，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清楚这是个什么合作模式。
1、“中巴经济走廊”主要包含什么。它是“一路”：指中巴两国共同打造的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红其拉甫—巴基斯坦苏斯特—洪扎—吉尔吉特—白沙瓦—伊斯兰堡—卡拉奇—瓜达尔港全长462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它还是“四路”：这条经济走廊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光缆覆盖“四路一体”的通道；它也是一带：现代经济也是交通经济，交通越便利，越有利于发展经济。为此，在这个交通大动脉通过之处，要建各种经济带。
2、460亿美元投资协议都是优质项目。对这4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的具体运用，报纸已经公开了签署的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的32个具体大项目，个个都是优质项目，都是中巴双方受益的项目。其中有16个集中在能源领域，5个和瓜达尔港有关，还有1100MW恰希玛核电五期项目，中国将承建造价17亿元的瓜达尔港新机场，签署中巴走廊重要连接段--喀喇昆仑公路延伸段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这都是能长久产生效益的优质实体项目。
3、有能对国际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项目。这4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涉及为建设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提供融资，这不仅能为巴基斯坦带来该国急需的天然气资源，还可为伊朗的天然气出口开辟重要市场。这个“一功二德”的事必须做。因伊朗政府空前依赖及信任中国，将其原属日本的3座大型油井中的2座以日本所花价格的1/3强行划归中国，又在2013年年上半年，将日本最后一块大型油田的55%的产量划归中国使用，这个战略意义不讲，仅从经济效益上讲，就等于白送了中国1000亿人民币。而建设这条设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提供融资，这既是很好的商业项目，也是加强中巴、中伊关系，更是对伊朗的大力支持。
3、投资合作协议的合作模式是“交钥匙工程”。中国投资签署高达460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核心是为提供重要的融资支持，具体合作模式就是将来的亚投行模式，中国融资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承建，届时成“交钥匙工程”。而这是互惠互利的合作，绝不是白给，巴基斯坦则用其丰富的煤炭等资源回报融资。相比买了将近4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几乎打了水漂。这资460亿美元的协议投，干这么惊天的经济走廊，还不应该？当然，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数百亿美元投资，也面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等不小的挑战。退一步说，即使有个别项目在经营中不尽人意，那也是情理之中，而且，别说是进行投资协议，就是每年白给巴基斯坦100亿美元的捐款都值！
4、大国国际外交哪有不需要花钱的？交朋友都不能一毛不拔，遑论大国外交。 2013年5月26日 ， 日本继宣布免除缅甸所欠400多亿人民币债务，还向该国再提供40亿人民币援助。在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宣布，安倍晋三宣布向非洲提供至少100亿美元（1200多亿人民币）的官方援助。2014年7月普京的拉美之行，大手笔免除古巴350亿美元债务的90%，余下债务用于发展古巴的教育事业；还先后免除了，伊拉克12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富汗111亿美元、蒙古114亿美元、叙利亚近400亿美元、朝鲜110亿美元，越南、减免埃塞俄比亚等九国债务，就达1000亿美元。中国一搞湄公河巡航，日本为抵消中国的影响力，2014年4月，对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老挝五国共57个援助项目提案，宣布重点援助湄公河下游流域地区134亿美元，美国和韩国也都积极援助，想将中国排除在湄公河援助之外。我们不要一援助别人就心疼，更不要听任右派不怀好意的跳出来狂叫。
总之，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无论对打破美国的太平洋平衡战略，还是降低马六甲海峡的作用，亦或造福巴铁，都是功德无量。其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都超过中国国家战略利益范围，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才是中华大国的大战略举动，这才是习近平作为世界级领袖的大手笔！为此，外电评论习近平访巴是“成功的西征”，是中国成功的实施“战略突围”。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没有毛泽东时代对巴国的鼎力相助，没有长期形成的“巴铁”关系，花多钱能开辟“中巴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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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_100279403 2015-04-28 09:28:02
还核捆绑战略，真是白痴，这只是个谣言，被一个核大国打了，不反击这个核大国，反而去招惹另一个核大国，脑残才干出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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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脑残；去问问你周围的真正精英。

（题外话，这是笔者的第N+1篇文章，第N篇已经完稿、但是需要后发表；同样的人与事，可以研讨政治问题、也可以探究真相。）


为什么说刀口批驳YST是政治错误


绿屋书生

看过许多网络名人的文字，能够有深刻映像并能回忆起来的人物或者文章屈指可数。
对于YST网友，记得他的“漫谈香港”（内含经济大师思维）、“弹道导弹打航母”（资深军迷素质跃然纸上；内含各种准确数据）、“漫谈东亚的离岛之争”（政治、战略素养凤毛麟角）。
还有一篇文章在所有读过的网络文章中记忆最深刻、记忆中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南海种岛的；还记得他提议可以利用到中东去的巨型油轮拉材料这个具体操作细节。之所以说是最深刻，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后、即近两年国家层面正在进行客观实践；当然也许纯粹是不谋而合亦或英雄所见略同。
其他网络大侠的书面理论被国家采纳的战略构想也许超越YST很多倍，非常可惜的是笔者都与之失之交臂了。
记忆中几年以前，看过刀口批驳YST的文章，可惜当时笔者尚未小彻小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懵懵懂懂。
就在昨天（2015年4月26日），百度后完整的阅读了YST的《漫谈东亚离岛之争》、刀口批驳YST的文字、恍然大悟。
甲、关于如何打击中东的恐怖组织夷寺疫似。
不是很熟悉刀口；接触最多的就是几个新浪博客里偶尔引用他的一两段文字；多数引用了谈兵器技术展示武器发展阶段的内容。
去年大家就美国人邀请我们参加反恐联盟、到中东打击意思意思，自然分成两派、这个是国人的历史传统，笔者是主打派；多数主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刀口提出可以使用几种型号的导弹打击意思意思、隔山打牛战术（最大好处可以减少人员伤亡）吧。
说句实在话、笔者虽然想到导弹打击，但是在第一时间被自己本能的否定了；然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打击意思意思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国梦”，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构想；主要是派加强一个加强炮兵团的机械化陆军师去（忘记写陆战航空营了）、从巴基斯坦出伊朗继而控制伊拉克的一部分。
在此提出反对刀口导弹打击的理由（这个对刀口非常不公平；他在明处我在群众中，他也许有其他使命或者有难言之隐、即主观故意犯错误忽悠某些人；莫须吧）。
一、导弹打击隔靴搔痒，浪费物资，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惹火烧身；得不偿失。
二、胜之不武；不详细解释了，军事糊涂者政治更糊涂。
三、发射导弹会让旁观的军事大国掌握我们一系列材料；掌握优缺点后就会对症下药。
也许许多人会说我们打十年前的旧导弹，现在我们的导弹在发射准备、撤出阵地、命中精度等等指标上已经有了更大进步。可是、对方会在发达的计算机系统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把我们五年、十年后的发展情况、战术思路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吧（但愿笔者杞人忧天、最好不过）。旧物资也不能乱消耗；作为军事业余人士、笔者设想可以把淘汰的坦克隐藏到各个海岛上，非常有利于反击敌人登陆。
牛刀不能轻易杀鸡；不然李舜臣的12条船是无论如何打不过对方的几百条船的。
乙、辨别敌友。
一、如果YST是敌对的，那么刀口批驳YST的文章就被引蛇出洞、自我暴露了；当然刀口也会将计就计。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可能非常小；就像刀口所言YST “毕竟没有为美日洗地”。
况且历史地看，YST许多文章客观地偏向大陆、而不是台湾地区。公正地论断，他的文章是力求实事求是的、很少参杂个人偏激感情；正义的感情是需要完美表达的。
二、对于YST文章战略观点的研判。
个人认为，YST至少是键盘政治家、水平很高；最小的键盘政治家也胜过自以为是的大理论家。
个人拙见——关于钓鱼岛方向所有的军事预案都可以取消了，减少浪费、集中资源、集中兵力；除了保留一个炮兵营（至于钓鱼岛与大陆的距离笔者就不百度了），距离决定炮兵营是火箭炮营还是导弹营。
战争爆发，导弹营的3个连分3天值班，1天1个连，每天保持5发左右的射击频率——上午一发、下午一发、前半夜一发、后半夜一发足矣；告诉全世界南线“激战正酣”。
看到这里，大侠们应该明白金门炮战时隔天打炮的政治意义了吧。
三、琉球群岛（北线）才是政治家政治与军事的首选战略目标。
虽然关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有美国各类人的不同表诉、有的甚至前后矛盾，那不过是把水搅浑。
美国人很清楚《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美国人不会、也不敢把《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琉球群岛，即使有驻军；战争爆发后、绝对是其他借口而不会提《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
不同的借口会有不同的发展趋势；适用条约的可以、需要进行战争动员，其他借口可大可小、局部小规模战争的可能稍大些、或者说好收场；无论多宏大的历史剧终有落幕的一刻。
至于中央是研判得出这个论断（尚未小彻小悟的大侠们是搞不出123的论断的、更别提中级的456与高级的战略层面的789了）还是通过特工得到的情报，不得而知。
四、YST的战略构思大家可以仔细阅读他的文章；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找出太大的漏洞。瑕疵也许会有、但是瑕不掩瑜。
五、英雄所见略同；蠢材更容易一呼万应。
钓鱼岛之争的战场决不在钓鱼岛——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军事战略思维与论断呢。
朱元璋反对众人意见主张先打陈友谅；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后、部队直接开向前线；罗斯福轰炸东京；毛泽东先打锦州。
有多少人能够大彻大悟呢？！
不止刘邦朱元璋、即使曹操转世也会用YST做谋士的。
六、据说中央领导除了习惯看现在已经公开的《参考消息》、更重视内部发行的《大参考》，大参考上面登载的战略文章、有多少会超越YST呢？
YST文章中的一二个战略论断完全能够超越百万人；不信大家可以读一读他的文章，然后与其他网络大侠的文章仔细地、反复地比较一下，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豁然开朗了；尤其你反对与不理解的内容。
七、尊敬的YST网友，“斥鷃每闻欺大鸟”，对于大陆某些人的七嘴八舌，我仅代表我身边的几个人和俺村里的部分人，向你本人、及你的亲朋好友、同事粉丝，致以真诚的歉意、对不起，同时也谢谢你这么有深度的文章帮助祖国。
为了我们的祖国，
请穿越误解的迷雾，
展示你思想的彩虹吧！

@typlayor 19楼 2014-04-22 15:38:14
毛泽东确实是不世出的伟人，正因为如此，要想再出第二个何其难也。只能希望后世的领导人多学学他，多往他那一边靠靠更现实点。然而现下的舆论环境被一些人搅得污浊不堪，拼命妖魔化毛泽东，有的人在经历了一段弯路后终于悔悟，而一些还没吃够苦头的人还浑浑噩噩跟着反毛，对领导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多少还是形成了掣肘。因此，当务之急是整顿舆论环境和课堂环境，再不能允许茅于轼之流乱放厥词、党校教授公然反党等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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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等待光明 22楼 2014-04-23 15:12:48
孙子兵法就摆在那儿，就如毛泽东思想已经公开出版一样，你真的能学好吗？
英语课本、各种音视频材料也在那，你会成为一个英语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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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layor 2014-04-23 17:26:23
呵呵，转来转去，又在这里遇上了。的确，我们端着《毛选》不见得能学到毛主席能力之万一。但是，如果压根不学，放着前人的正确见解不用，非要自己栽个跟头来花钱买教训这是该夸你勇敢还是该批你蠢？现在的问题是舆论界一些人，说把毛泽东思想晾在一边都是轻的，更有的是全面丑化、恶化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潮在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且国家为了生存，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投向国防领域，对民生领域造成暂时的短缺的时期，的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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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呆呆 2015-04-25 17:23:46
我以前也对毛主席不感冒，认为文革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对爷爷怀念毛主席时代表示不屑，觉得邓主席带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现在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就想说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文革是失败的，毛泽东思想毕竟没有很好的贯彻，而且邓上台了， 历史 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现在想想上学时的 历史 书，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也只能呵呵！不要说我被洗脑啦，反而我是从被洗脑中清醒过来啦！毛泽东不愧为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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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唯一一个逝世后 可以再次取胜的伟人

丙、单纯军事观点不止功倍事半，甚至、也经常会适得其反；不然就不会成就那么浩瀚的以弱胜强事例了（军事斗争只占很小份额）。
一、批评要先看对象对症下药、更要讲方法，刀口对YST网友的批驳会打击许多人和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对胡耀邦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绿屋书生此前文章中论断“人心即政治”！
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台湾地区一半的人，岂不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了——这是政治、军事的至高境界吧。
二、彭德怀元帅的百团大战也是政治错误。
1、百团大战错误的严重性不是导致根据地缩小这个物质指标；毛泽东不会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2、百团大战使我们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心理上、精神上、政治上使我们的组织、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的部队甚至出现了逃兵，不止影响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而且导致我们政治上的极端被动。
不仅当时、就是现在还有许多人莫名地本能地同情我们的元帅，分辨不出稀里糊涂的同情是典型的政治幼稚。
3、既然如此、那就再看看庐山会议上元帅的错误之处吧；崇新岳的文章《为什么彭德怀要给毛泽东写信》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前因后果、以及回忆者的春秋笔法等等叙述得滴水不漏。另外、政治学者右而左（还是语迟记不清了）对彭德怀进行过入木三分的剖析。
4、重庆人民更需要认真读一读关于彭德怀的所有文章，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就事论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更能有利于国家民族。
三、一个习惯于单纯军事观点的将军偏要思维定势、固执己见；把麻烦、难题抛给了领袖。毛泽东不得不被迫地艰难地再次选择，还要尽力实事求是；艰难是指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选择，如何选择、是个重大问题；历史在选择中曲折前进。
彭德怀同志自身顽固的“单纯军事观点”，在高级干部中造成了组织分裂、思想分裂、政治分裂。
四、笔者的“小军师”（上尉军衔转业）建议把标题改为“刀口批驳YST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笔者虽未严辞但是明确拒绝了——
1、刀口或许是几十年的老兵了、有功于组织的；还是要保的。不能为了几个人的私利或者吸引眼球就迷失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用错原则是糊涂的犯罪呦。
2、许多人一定会说你就不要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了；如果真是那样你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沽名钓誉。呵呵。
3、呜呼，昆鸡长笑老鹰非。
本文虽然形式上是批评刀口的，内容上以军事为切入点，而实质上是为了让大众明辨政治是非，最终达到共同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根本目的。
不止刀口、所有上将军，所有人包括已故华国锋同志，都曾经并且还要继续为国家政治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更要为国家政治让位；不让位，徐才厚、周永康就是很好的例子。笔者此处没有用带有感情色彩的下场代替中性词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这不是威胁、而是客观描述；即前面有“所以然”、后面一定会有“其然”。有东必有西、有北定有南；这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世界是一个平衡的天平。
有人又会疑问，还有许多张牙舞爪、助纣为虐者为何没有被规律平衡呢，这需要太多的文字、更需要读者丰富的阅历与曲折的经历，还要极高的悟性（情商与智商的理性结合），这四点不平衡，许多人就会形式上不一定是、而本质上就是本能地为了反对而反对。
4、在本文中，刀口能够成为彭德怀元帅的配角，某种程度上也是种荣誉、仅就国家利益而言。
丁、“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
无论你是否认识到政治对于国家与个人的极端重要性，你都是在或明或暗地遵循着政治规律走完你的一生的。
尊敬的YST、尊敬的刀口，所有网友们，越过世俗的肩膀，走在时代的前列吧！


（本文不断修改完善中。
博友们，是否应该为了国家做点小事而转载此文呢，自己断这个是非吧。
笔者良言劝告所有爱国的网络人、毕福剑之流除外，都应该转载美籍华人、政治研究员李晓鹏研究毛泽东的文章，笔者给予此文的政治断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政治是非”！）

【大家好， 很久没有在论坛写东西了， 这篇文章是我从超大转来的，其中 观点和理论有自己的特点， 请大家看看， 给点意见 ，
作者：某外国友人
翻译：网友ss43316

译者的话：

现在国内有关中越战争的资料非常稀缺，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收集到的信息现在看来许多都难辨真伪，所以我们认为对中越战争的研究应慎之又慎。我的外国友人在今年夏末已经写就了第二篇分析报告，后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对许多细节作了相应的修改，但仍然被他们的上司以文章过于亲华、过于赞誉邓小平为由而加以否定。而我看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如果就此废弃扔掉实在可惜。于是我按着自己的理解将该文翻译成汉文，标题没有更改，这就是下面即将奉献给大家的《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一文。

由于本人的理论认知水平有限，如翻译过来的东西有何言词不当，敬请各位网友谅解。如果文章讲述的事情跟大家知道的有出入，敬请批评指正。如果文章表述的观点有损现在正在实施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敬请贵网马上屏蔽此贴。

谨以此文献给文章的原作者——我的加拿大及芬兰朋友，尽管他们不让透露真实姓名，但对他们长期关注中国等东方国家命运的研究深表感谢！同时，也以此文献给国内外关心中越战争研究的各位网友，对他们给撰写此文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最后，在此中越战争爆发3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向中越双方在战争中死难的10多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哀悼！向亲历这场战争的中越双方数百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慰问！

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

冷战的转折点其实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场规模有限，时间短促，方式落后的战争当时虽然引起整个世界的震动，但不久就被人遗忘，没人会想到从这一年开始，仅12年整个苏联东欧集团就彻底崩溃。而在此之前的34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削弱苏联，都收效甚微，苏联在1979年反而达到了其扩张的巅峰。

（一）中国在冷战中的特殊作用

苏联在这么短的时间戏剧性地崩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苏联崩溃22年来各种各样的评论层出不穷，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政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却论述不多，那就是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发生了战略角色的转换：中国从苏联名义上的盟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盟友，而完成这一转换的标致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1945年以后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的世界，但不论对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态度无疑都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份量不是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的，不论中国加入苏联和美国的哪一方，另一方都会受不了。从1945年往后的40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抱，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格局，这些国家的离开或加入对美苏双方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在冷战的前期加入了苏联为首的东方，美国跟着就开始倒霉，险一险崩溃；中国在冷战的后期脱离苏联又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跟着也开始倒霉，最终走向了崩溃。

冷战前期中苏联盟的标致是1950年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签定了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成为盟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并没有看出这一联盟的危险性，他把中国仍当成南斯拉夫、波兰那样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同年6月，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杜鲁门贸然出兵朝鲜，4个月后中国也向朝鲜出兵，朝鲜于是成了中苏共同对抗美国的战场。以美国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同时对付中苏两个巨人，尽管美国在朝鲜苦苦挣扎了3年，但最后还是力不从心，不得不跟明显弱于自己的中国签定了停战协定，这对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跌了跟斗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而是急于在别的地方重新找回面子。那时的美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所以12年后，即1965年，美国在越南又介入了一场跟中苏的对抗。尽管中苏当时已经公开决裂，但在越南共同对付美国这一大事上，却是一心的。1965年时的苏联和中国当然跟1950年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美国在越南遭到了比在朝鲜更大的失败，不仅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而且亲美的南越也被亲华亲苏的北越整个吞并。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的两场最大的挫折，前者被世界公认为美国的失败，后者更是美国自己都承认的失败。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美国的民心、士气都跌到了历史的最低谷，整个国家也处于分裂的边缘。切肤之痛让美国深切认识到不能再在以一敌二的劣势环境中继续硬挺，不然强大的美国一定会走向崩溃。中国是个不能小看的独立对手，既然美国不能同时打倒两个巨人，那就得想办法把他们拆散，各个击破。由于当时美国的主要威胁还是苏联，中国又跟苏联接壤，联苏击华只能让苏联人得实惠，所以美国人经过考虑自然就选择了联华击苏。高傲的美国人于是放下架子开始向中国示好，而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裂、论战以及边境武装冲突也为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创造了契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这对不共戴天的敌人开始化敌为友。

就在美国人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一步步迈进时，苏联却仍然执迷不悟。斯大林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跟罗斯福一样没把中国当回事儿，5年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与毛泽东签定了一项什么样的条约，那是苏联走向世界帝国的根基，苏联在冷战期间所取得的种种优势都跟中苏同盟有关，所以苏联的世界战略应该是千方百计地拉住中国这个最有份量的盟友，其它的事情都应给巩固中苏同盟让位。但是斯大林却把中国当成了一个不听话的讨厌跟班，连美国对英国那样的尊重都没有。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没能跳出这种惯性思维的桎梏，仍然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中国，疏不知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小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俄国人历史上对中国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极端蔑视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态度美国同期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到了越南战争后期则彻底改变，重视和尊重起中国来，而这时的苏联人还是老样子，1975年苏联人对中国的态度跟1945年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且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人还是不习惯美国以外的国家跟自己平起平坐。从美苏对中国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上，可以看出苏联人思想的顽固、思维的滞后和眼光的狭隘，以这样的思想、思维和眼光当然不能引领世界，这也是苏联最终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在冷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形势讲，苏联还有机会不陷入与中美对抗的泥潭，因为当时中苏同盟条约的期限还没有到期，尼克松访华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盟，双方还处于初步的试探中，而且两国内部都有强烈反对中美接近的声音。不久尼克松因此深陷“水门”，而中国的“四人帮”也兴风作浪，如果苏联人这时抓紧时间改变策略，完全可以避免以一敌二的战略窘境。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越南人的弄巧成拙却让苏联最后一丝希望化为泡影，而美国则晕头转向地接受了梦想成真的现实。

（二）越南的悲愤和梦想

越南紧邻中国，是中南半岛的大国，但是在亚洲只能算中小国家，放到全世界这个范围更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小国的战略视野一般比较狭窄，对世界大局作用有限，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问鼎世界政治的幻想。中国周边的小国多多少少都有取代中国的梦想，一有机会就死抓住不放，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敢冒任何风险。日本在19世纪70~90年代就曾经成功尝试了一次，收获颇为丰厚，不然这个遍布火山、经常地震的贫瘠岛国现在谁知道它在哪儿？尽管日本人最后尝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恐怖，但这并不能完全浇灭中国周边小国的那个梦想。在日本人初次开始行动整整100年后，国土轮廓也呈长条S形，跟日本的轮廓极其相似的越南又开始了大胆的第二次尝试。

对越南来说，在1975年时她似乎有这个本钱。毕竟她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打败两个强大的白人国家（法国和美国）的唯一有色人种国家，其中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这一点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做到。越南的战争努力没有象日本那样落了个亡国投降的下场，就是跟中国相比成就也远远超出：美军在越南的伤亡人数是在朝鲜的2倍半还多（36万/14万），况且朝鲜美军的伤亡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朝鲜人民军造成的。越南人在其最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中全歼了1.6万名白人正规军，而中国人则没有在一个地方围歼5000人以上白人军队的战例，其最自豪的上甘岭战役也不过是将白人击败赶走。所以，越南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她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的内乱虚弱不堪，经济凋弊，政局不稳，作为国家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更是深受政治挂帅的毒害，装备、训练废弛，军官只会喊政治口号，士兵拿锄头比拿枪还熟练。越南的一些将军利用当时的同盟关系到中国军营实地观察，回来后认为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1个能顶中国30个。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容易被打倒的时期，取代中国别的国家不敢想，越南则认为时机千载难逢。尽管中国曾经在抗法与抗美战争中给予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但取代中国这个前景实在诱人，最终还是战胜了越南人的感恩心理。

越南的行径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背叛和忘恩负义的味道，但是站在越南的角度，却另有一番悲愤的合理性。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实在太大，从1945年~1975年的30年时间里，超过500万的越南人死于战火，这么惨重的代价让越南人觉得应该得到补偿。但是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却让越南人觉得自己成吨的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美国作了交易。同年12月，尼克松的B-52几乎将越南首都河内从地球上抹去，但是中国的表现却并不给力，越南人被迫在来年的1月跟美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以承认越南南北继续分裂来换取美国全部撤军。巴黎协定让越南人觉得自己第二次被出卖了，他们没有忘记，1954年奠边府大捷以后，也是由于中国人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才被迫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1954年时的越南对中国还敢怒不敢言，但1973年他们已经有能力反抗了，不仅越南自身的实力今非昔比，中国在“文革”中糟糕而又荒唐的表现也让越南觉得中国不配再来领导亚洲。同年3月29日，美军全部撤走，越南统一的最大障碍被搬除，出于以往的教训和当时中国万分虚弱的现实，越南当然要尝试一下在亚洲取代中国的战略。

（三）周恩来的警觉和邓小平的对策

越南取代中国的尝试准确地说是从1974年开始的，当年中越边界有了一些小的摩擦和纠纷，越南此举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不幸的是越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中国跟苏联不同，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大脑级的战略家，尽管有第一夫人江青的骚扰，老辣的周恩来还是很快就嗅出了越南想反叛的气息。这个中国的克格勃头子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网，而且运转效率非常高，源源不断给他提供各种准确的信息。周恩来根据他掌握的至今都没有公开的一批高级间谍的情报，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越南人在走100年前日本人的老路：整整100年前的1874年，日本人冒险在台湾制造纠纷，试出了当时中国满清政府虚弱和无能的本质，日本据此判断自己的扩张挑衅不会招致中国大规模入侵的报复。第二年，即1875年，日本便出兵朝鲜，将自己的影响大胆地锲入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10年后，即1884年，日本借中法战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又过了10年，即1894年，日本更是以朝鲜为基地向中国全面开战，最终打败中国取代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后中国遇到了什么周恩来用不着去翻历史书，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悲惨遭遇使他准确判断出越南象日本当年一样，萌生了控制中南半岛的野心，只要中国不作为，越南统一后下一步就会把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个纳入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在如狼似虎的越南军队面前简直绵羊不如。然后越南就可以以中南半岛为基地，瞅准机会与苏联南北夹击打败中国，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尽管周恩来知道这只是某些越南领导人头脑中笼统的想法，他还不完全相信越南人真会付诸实施，但他清楚越南一旦有了这个非分的想法，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没有谁还能阻止她，美国不会为中国火中取栗，苏联则巴不得越南这样干。周恩来跟越南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越南取代中国的野心被压抑了千年之久，一但释放会象日本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周恩来不会忘记，1874年日本人开始向中国挑衅时，不光李鸿章，连日本的许多高官都认为是在找死，但是不受抑制的日本人为实现梦想爆发的能量实在惊人，20年后日本不仅没有死，反而差点把中国弄死。历史的教训让周恩来不敢象李鸿章那样对越南不屑一顾，必须赶快采取措施浇灭越南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邪火，如果无动于衷，以后的代价中国恐怕承受不起。

当时还在内乱的中国没有能力对越南斥诸武力，周恩来最初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首先，他想通过高层会晤把越南拉回来，重温“同志加兄弟”的旧梦，但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周恩来于是故计重施，想象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以及1972年尼克松轰炸河内时那样，限止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停止推翻威胁胡志明小道的柬埔寨亲美政权，以此来逼越南回头。从1974年开始，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不再那么慷慨，并通过基辛格转告美国，支持在柬埔寨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但是这些象大人威胁不听话的小孩儿的办法对越南已经不起作用，越南早已不把中国当成一个有权威的家长了，在阴谋被周恩来看穿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叫嚣中国就是越南的“头号敌人”。周恩来的举措非但没有震慑住越南，反而刺激越南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1975年3月，越南违背巴黎协定发动了统一南北的战争，这也是越南违背中国的意愿第一次单独进行的战略性行动，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可没想到南越阮文绍政权的100多万军队一仗未打就全面崩溃，原计划几年的战事，仅55天就大功告成，这么快的速度使深陷“水门”的美国和深陷“文革”的中国都无力干涉。超乎寻常的冒险成功进一步印证了越南摆脱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21年前奠边府大捷后，黎笋就制定过长驱直入西贡，一举统一南北的计划。由于中国的阻挠，黎笋的计划直到1975年才实施，它的成功一下子摧毁了中国人25年来在越南所做的一切。中国人1954年说的越南统一条件不成熟的话顿时成了谎言，中国在越南的声誉一落千丈。看着北越坦克冲入南越总统府的新闻纪录片，周恩来知道，越南已从听话的孩童变成了危险的少年，不采取非常措施已经制止不了这个少年的叛逆心理了。
周恩来去逝前就越南问题给自己的接班人邓小平交待了什么不清楚，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邓小平对中越战争早有思想准备，不是他自己说的经过两个月的考虑就下了决心，那两个月很可能是邓小平向中国的决策层讲述他以前跟周恩来的密谋，并说服他们接受两人早就决定的事情罢了。所以中越战争的决策应该是在1975年甚至是1974年，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说的1978年底。中国的保密制度让我们无从知道事实的真相，不过邓小平很可能是4年以前甚至是5年以前就接受了周恩来中越早晚有一战的教诲，不然1979年邓小平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中越战争是邓小平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在中国的威望还不是很高，他真正在中国树立权威是在中越战争以后，也可以说是越南人帮助邓小平掌握了实权。中越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能替代的重要拐点，打不打这一仗决定了以后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命运，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如果1979年邓小平没有调军队打进越南，现在的中国周边很可能出现第二个日本；再往前推100年，如果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时李鸿章也把战火烧到了日本，现在的日本跟越南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在威胁与挑衅面前敢不敢作为，是中国在1979年走进光明、在1879年走进黑暗的关键。而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毅然决然帮助中国选择了战争，这是邓小平的幸事，也是中国的幸事，邓小平跟中国因此前途都一片光明。然而，几十年后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么有眼光的战略决择邓小平不可能灵光一现就拍板，他不是幸运垂青的赌徒，也不是法眼通天的神仙，没有长时间周密的思索和高人的不断指点，邓小平不可能作出这么英明的决断。所以，邓小平4、5年以前就开始考虑要不要打中越战争？怎么打？应该是可信的。

对越南来说，如果当时有头脑清醒的大战略家，就应该在邓小平复出后就立即放弃对中国的挑衅，毕竟越南所处的时代和条件跟日本完全不同了，日本成功的前提是因为他们处于100年前，当时统治中国的还是个女人——慈禧太后，而100年后想统治中国的另一个太后级女人——江青，已经被邓小平的密友叶剑英关进了监狱。1976年江青的倒台标志着中越开战的障碍已经消除，如果越南人象日本人那样继续挑衅，邓小平绝对不会象李鸿章那样无动于衷。当时的越南已经在中南半岛出击，所以中越之间对越南来说最好不打，即便打也是规模越小越好，时间越晚越好。反之，中越之间打一仗对中国有好处，而且规模越大越好，时间越早越好。如果越南这时候也有一个邓小平式的人物，他一定会为越南作出明智的选择。可惜的是越南培养不出邓小平，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孩童般的幼稚上，许多事情只有事后大量流血他们才知道危险。所以，小国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大人物，也是中越战争必然爆发的一个客观因素。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最初策略便是扶植红色高棉，本来周恩来在世时并不想让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因为红色高棉的行为十分极端，周恩来不想让它替代朗诺。但由于美国的软弱，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比越南人攻下西贡还要快。朗诺跟阮文绍两个亲美政权闪电般的垮台比1991年前后亲苏的东欧政权快得多，这种相似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如果当时没有中国这样的角色，美国用什么办法制止自己阵营里即将发生的类似东欧巨变那样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柬埔寨、南越以后亲美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能独善其身吗？本身就四分五裂的缅甸能安然无恙吗？结论谁都不敢打保票的。但是邓小平在波尔布特跟黎笋之间插了一杠子，就让这道多米诺骨牌停止了连索倒塌。

波尔布特跟黎笋的反目成仇跟两个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但是邓小平的火上浇油也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邓小平对波尔布特的煽风点火，越南跟柬埔寨不会那样打得彼此头破血流。不过，红色高棉执政后的种族灭绝政策确实臭名昭著，所以邓小平支持红色高棉长期以来倍受诟病。但是作为一个大战略家，邓小平不能只看眼前的残忍遮而不顾眼后的恐怖。红色高棉毕竟已经掌权，它跟中国之间隔着越南，干掉它对中国来说不仅十分困难，就是干掉了也只能便宜越南。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让波尔布特发了疯，而越南统一也让黎笋发了疯，对邓小平来说，波尔布特疯了还不可怕，黎笋疯了才可怕，用疯了的波尔布特牵制疯了的黎笋，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国来说是能够选择的上上策。

从1977年开始，柬越边界发生了大量的流血冲突，其程度比同期中越边界的凶狠100倍都不已！波尔布特把自己畸形变态的残忍毫无保留地都用在了跟越南人的斗狠上，难怪越南人到现在还说跟中国人打仗还不算残酷，跟高棉人打仗才残酷。对于这些冲突，越南人说是红色高棉受了中国的挑唆，红色高棉说是在反抗越南吞并柬埔寨的企图。双方的观点都没错，但那都是站在各自狭隘的立场上作出的，很难分清孰是孰非，从更高层次的简单层面看，这场冲突其实就是一个野蛮而又冲动的孩子（红色高棉）不想听另一个自命不凡的少年（越南）的胁迫，在旁边一个成人（中国）的鼓励下，冲上去与少年搏斗，而那个成人觉得那个少年很不听话，也想教训教训他。

国际纷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残酷，小国赖好有一点非分的企图，不是被大国抑制就是被大国利用。1977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大为减少，相反，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不减反增，越南人突然发现没有了中国的援助自己对付不了红色高棉。他们忘了自己对法、对美的战争机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人提供和开动的，苏联人只是到了对美战争的后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但在1978年以前还没能替代中国在越南的位置。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完全不同，越南士兵从上到下所有的穿戴和装备，整个军队的运转，包括粮食弹药油料的供应，后勤组织，战场通讯，医疗救护，战略战术的规划，甚至连大的战役指挥都得仰仗中国人，越南人只是不停地用鲜血给这部机器润滑罢了。这个里里外外、从硬件到软件都靠别人组装起来的战争机器当然不可能围着越南的意志转，中国人想让它转它就能转，想让它停它就得停，这是周恩来以前控制越南屡试不爽的紧箍咒，也是黎笋一直忌恨中国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机器越南用来对付法国人、美国人当然高效运转，一但用来对付红色高棉，立即就被掐了电源。

邓小平这一对红色高棉不断输血打气，对越南死掐脖子、釜底抽薪的战略实在阴狠损毒！越南开始为自己的梦想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没有中国鼎力支持的情况下，黎笋倾其所有向红色高棉发动的两次战役级进攻根本不能摧毁对方，那样的进攻对阮文绍有用，对波尔布特则毫无作用。以后黎笋借助苏联的帮助才吞并了弱小的柬埔寨，但时间至少被推迟了2年！这2年对中越双方来说性命悠关，越南在疲于奔命中消耗了大量精力，而中国则平稳地渡过了江青倒台后的政局动荡期，并为即将到来的对越作战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如果越南人在1977年1月而不是1979年1月就吞并了柬埔寨，现在的东南亚、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局势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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