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古城，如果说金州历史上所经历的那些变迁沧桑、朝代兴废、战火屈辱，已经让我们心潮起伏、眼眶潮湿；那么，古城城墙遗址的拆除乃至最终消逝，终于让我们再也忍不住，会流下了那一行行滚烫的泪。如今的金州老人，常常会用手指轻轻抚摸着一些照片上的金州古城影像，随之发出一声叹息——
要是古城还在，那该多好啊！
永远逝去了，才知道那是最最珍贵的。
现在的金州老街有一家“曹氏驴肉包”。走进这家店，会发现墙上精心装置的都是金州古城的老照片——城门、瓮城、北街、关帝庙、魁星阁……每位食客禁不住都会多看两眼。
主人的乡愁思绪，都装进这老照片之中了。





全民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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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素素说：“古城是历史留下的物证，后人可以通过一扇门，一面墙，甚至一棵古树，领会一脉精神，追溯一方文化。”金州城作为“辽南第一雄镇”，后来已不单单是冷兵器时代的一个军事城堡和要塞，它开始承载了许许多多战争以外的东西。可以说，历朝历代，无论人们用什么方式走进或者攻占了金州城，进城之后总还要对它修修补补，甚至包括日本人，都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建筑标志。
这些修缮和建筑元素层层叠加，最终成为金州历史与文化的有形积淀。
但是1948年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那一次，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场全民性的拆城运动。
1948年的金州——那时叫金县，是一个什么样子？
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旅大金后，国共两党在金县也有一番较量，金县国民党党员人数一度达到1800余人，但是几个回合下来，中共金县县委虽然还没有公开，实际上已经逐渐控制了领导权。
然后在基层开始锄奸剿匪，没收汉奸日伪的官地财产分给农民，伪满三大臣的老宅子就是那时没收的。在乡村大办农业互助组，全县1948年即成立了近万个互助组，参加人员达到三万四千户，这一年，金县农业又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苹果产量达到510万斤。在关东公署的农业劳模大会上，金县有9人当选为一等劳动模范。
1948年还有了一张《金县报》，有了县文工团，（这两样现在都没有了）；辽南军区文工团来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等秧歌剧，全县首次举办了群众文艺会演；同时城里相继成立了第二中学、第三中学；成立了百货公司——也是金县首家的国营商业企业；
那时，很多人是沉浸在光复之后的兴奋和喜悦中。尤其从1948年始，金县公教人员改实物薪资制为货币薪资制，换句话说，过去公教人员拿不到钱时会给一些实物补偿，现在开始发钱了。
因此，人们的头脑发热是正常的。受到殖民统治四十余年，太屈辱太压抑了，人们就会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要改天换地要冲破牢笼的思想。
在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防护功能显而易见。可是到了近代，无沦是土筑的城墙,还是被认为十分坚固的砖彻城墙，都没有抵挡住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甲午战争的例子就在眼前，乃木希典在虎头山架起大炮，一上午时间就攻陷了金州古城。
从功能上来说,金州古城城墙已经失去了原来“护城”的意义，甲午和日俄战争又使它伤痕累累甚至惨不忍睹，出现了很多豁口。甲午之战,因为中日双方力量悬殊,古城墙毁坏的并不太严重,战后阎福升又设法进行了修葺，而日俄争夺金州城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
日第二军第四师团奉命强攻金州城，曾经选拔了60人的爆破队去炸城，日俄双方的大小炮200多门同时进行激烈对射。最后金州城东门是被炸开的。乃木希典的长子乃木胜典就是被金州守城俄军射来的子弹击倒在离城东南角300米处（今为中长小区附近）。由此可知战况惨烈，而日军进城后，修复了城内建筑却没有修复古城墙，因为没有必要了。
所以解放后，高大的城墙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光彩,反而成为巨大的视觉障碍和交通阻碍。
​这既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也标志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于是，拆城运动自然就会发生，自然会成为一个趋势和潮流。
那时会想到将来做旅游资源搞旅游开发吗？
天方夜谭嘛。
老金州人应该记得，就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县委要开发金石滩搞旅游，还有多少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是认为瞎折腾的；何况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旅游”这个词汇还没有诞生吧。
从更大的背景来说，那时中国到处有古城，远的不说，“金复海盖”都有古城墙古城楼。人人都有就不觉得珍贵，就像现在到处都有村庄，照现在的全域城市化进程，很快就会有一天，我们也会去寻找村庄甚至重新复制村庄的。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发展规律，在河东都想往河西跑，跑到河西又发现河东还真是值得怀念。
概莫如此。





所以，1948年的那个冬天，金县政府一声令下就开始拆城了。
​先是拆城门，拆的顺序是东门、南门、西门和北门，然后是城墙。当时动员了附近乡村百姓都来扒城墙，因为那大青砖砌的实在是很坚固的。从乡下来的，还要自带干粮，自带牲口草料。就是说，城乡的车马人力，一律是摊派。就这样，拆了整整一个冬天也没有拆完。第二年春忙时节，因为种地需要农具，有的只好雇车借家什来拆。两年过后，城终于拆得没有形状了。只剩下东北隅的一点残垣断壁，后来也慢慢被城里居民垒墙搭窝一点点蚕食干净了。
有人说，最后一段是东城墙，原来是在403部队的西墙外，1995年修建城区主干路金华路时拆除了。
当年在拆古城城墙时，除了政府号召，很多人真是自发的去古城墙搬砖，大青砖好啊。我听金州老人讲，曾经就有过兄弟两人，在城墙根下因扒下方的青砖造成上面突然塌方而被砸身亡的事情。
如今，我们竟然看不到一块大青砖了。
现在许多金州人一说起古城，就把拆城这件事算到了当时的县领导陈少景和原宪千身上。不错，当时陈少景是县委书记，原宪千是副县长，县长那时是原来金州城里的乡绅曹世科，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就是金州会的会长。他的县长职务一直到1949年3月，按大连档案馆编纂的《大连大事记》记载，1949年4月曹世科才因病辞职，同年9月即病逝。
曹之后原宪千被任命为金县县长，但仅仅一个月后，即5月，原宪千又被任命为大连市农业厅厅长。接任他的是耿理原，耿干了一年县长之后，又是陈少景一人县委书记兼任县长。
陈少景和原宪千都是老干部，在金县工作期间，他们为金州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原宪千是山西人，在北京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一二·九运动时同姚依林等人并肩战斗，从金县到大连市工作后，还曾任大连造船厂厂长，建造了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后来任大连市副市长；1984年成立大连开发区的时候，他又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陈少景后来担任中共旅大市委候补书记、旅大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61年他被诬为“叛徒”、“特嫌”，身陷囹圄长达1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担任了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990年因病于大连逝世，终年76岁。
原金州文联主席、老作家孙传基大哥曾经和我说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他碰到了当年指挥拆城墙的那位县领导（应该是原宪千），那时这位领导已经是大连市副市长了，虽然坐在了一起，但孙传基一句话都没和他说。
传基大哥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那是一个全民狂热的年代，不是一二个人的责任和认识，换了别人来当金县领导也会这样干。例如当年大明朝的“金复海盖”四卫，古城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和结局吗？
金州是1948年开始拆城，海城是1950年开始拆城，盖州是60年代拆城；而复州城，则是保留到70年代后还没有保住，到了1976年才开始拆城，它在时间上最晚，这也让复州人最为伤心，因为再挺一挺就到好时候了。
再例如，北京古城墙的命运又如何？有几个人能有梁思成的视野和境界呢？有了那样的境界，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吗？
所以，1948年冬天一声令下，大家就从四面八方过来拆城了。试想，一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权，立足未稳，领导人可能会要求全县人民去做大家不愿做不想做的事情吗？要做的，肯定是大家希望的。否则也指挥不动，这一点很重要。因此仅仅归咎于个别领导人身上，还是有失偏颇。
后来人当然有不甘心的，因此就想为消逝的古城做点什么。
金州铁路有一个叫董文浩的老人，他历时37年，自己绘制出一幅《金州古城》的长卷画图。这画图上有城墙、石桥、小河、垂柳、百姓、炊烟……他把有关金州古城的记载都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线条生动、好似《清明上河图》一样的画卷，活脱脱再现了一座繁华热闹的金州古城。





说起来，金州古城一直是辽南的书画之乡，明清以来即书画大家辈出。例如第十四任副都统文格即尤善工笔花鸟，在清代美术巨著《八旗画录》中就赫然有文格之排名。再如近现代的李西、金肇平、刘占鳌、于振立、傅治森、王嵬、林钧相等等，那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单，但是，用画笔为金州古城留下肖像的，还真是董文浩一人。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关向应纪念馆展出的关向应少年时期的一小幅山水画，也是他唯一的一幅画，画面上正是古城墙一角。以关向应那时的认知，他画的肯定是金州古城。
除此之外，金州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古城复原模型。这是原金州博物馆馆长张本义领着馆员，历时两年时间用手工细细打磨出来的。他说，每天十个小时，干了十个月，终于在沙盘模型上复原了古城面貌。
而且非常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是按照日本人留下的图片资料做的模型，可以说每一栋房子都有根据。

老建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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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的眼睛都盯在古城墙，其实更可惜的是古城里的老建筑。
当年那一场拆城运动，拆的还只是城墙，并不包括城里的庙宇。金州古城里曾有14座庙宇，还有许多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它们也被陆续列为拆除对象。据说，城内许多庙宇的木料，被用来盖了区政府招待所。
例如金州的天后宫。
天后宫又称山东会馆或者会馆庙。听不懂？那么用现代语言来说，天后宫既是金州古城里的海神娘娘庙，又是金州人的大剧院，又是山东人的五星级宾馆。
一身兼多职啊。
它位于金州城西南，始建于清乾隆五年（1740 年），是我国北方沿海最大的海神庙，占地约8000 平方米，座北朝南，当年是由山东的船商聚资修建，可见当年山东来的“海南丢”已经相当厉害了，哪里是来辽南要饭逃荒的概念啊？
天后宫的山门匾额书“山东会馆”四个大字，前戏楼座北朝南，上下两层，歇山式砖木结构，圆脊斗拱。整个戏台以四根红松木柱支撑，便于三面观看演出；青瓦覆顶，龙脊，兽纹瓦当，福字滴水，台中华枋绘有九幅民间传统细纹彩画。舞台天幕正中，就是金州人耳熟能详的山东即墨名儒王丕纯故事内容了，当年他以民工身份跳上台，挥毫题写了“省观世迹”横额，和楹联“优孟衣冠，假笑啼中真面目；骚人游戏，小风流处大文章”。然后拿了赏银回山东了。
在前大殿殿内供奉的海神天后圣母（即妈祖）是一紫檀木的雕像，而且是在福建莆田妈祖庙雕刻好之后，又在那里开光再运到金州的。
金州天后宫这一组建筑群被毁最可惜。
解放后，首先是在天后宫原址上改建成金县中学，后来中学迁到金州城外，中学原址又成立了金州城内小学。当时天后宫前大殿还保留着，就在教学楼大门口的东南侧。进入新世纪后，天后宫前大殿已经摇摇欲坠，影响到学生安全，于是2003 年仅存的前大殿也被拆除。
王丕纯的匾额和楹联也已不知去向，我猜想，肯定是被有心人收藏起来了。如今只能够在照片上看到这座曾经繁华的建筑。金州新博物馆建成后，博物馆内复原了前大殿的部分建筑，或许，在这里还会找到天后宫的一些旧影和记忆，找到曾经的古城痕迹。





从古城走出去的作家徐铎，还记得当年拆除天后宫的情景。他回忆：那是把一根粗粗的绳子绑在天后宫戏台的柱子上面，然后用60马力的拖拉机来拉，就这样，开始戏台子也是巍然不动，后来又动员不少学生一齐喊着号子来拉，终于把戏台子拉倒了，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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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金州副都统衙门。
副都统衙门旧址坐落在古城东街道北，所以又叫“东衙门”。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院墙高大，青砖灰瓦，从衙门口向里望去，一股衙门深似海的肃穆威武之气就会扑面而来。
这是一座五进四重的大院落，占地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余平方米，大小共有17栋53间。建筑格局充分体现了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的设计思想，全部建筑沿中轴线对等排列，自南而北依次为大门、大堂、印务处、左司、右司等副都统机构，左右对称有厢房、耳房。同时，副都统衙门还体现出古代衙署 “文左武右”“前衙后邸”的建筑特点，最后一进为原副都统公馆，就是副都统日常生活的地方。
金州副都统衙门具有典型的明清时期官衙建筑风格。所有房屋都为砖木结构，青砖小瓦，拱门棂窗，巨木楹梁，气势宏伟，幽深肃严。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金州城沦陷，这里曾经是日第二军司令部设立的“占领地总指挥部”；1905年之后，这里又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金州警察署，日本人对金州副都统衙门也进行了改建。较为明显的是，二堂至三堂两侧的日式回廊及衙署西侧的两处耳房，就是日本殖民者改建的。
1945年12月人民政府成立之后，金县公安局又在这座官衙里办公长达半个多世纪。1999年金县公安局迁出，2001年古衙被拆掉了。
说，要重建。
于是2001年4月政府投资800万元，在原址上对旧衙署进行翻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副都统衙门，是一仿古建筑。
虽然说是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没有改动和增加新的结构形式，只是抬高了地基和房屋举架。但最关键的是，那种风雨沧桑感已经没有了。
我们看一个满目沧桑、胡须雪白、皱纹满布的老者，和看一个穿戏服粘髭须涂画彩妆扮的老者，感觉是什么样？
当然，全国各地对古建筑的保护修复几乎都有这种情况，不修，说你不作为；修了又找不到原来的感觉了，还是不满意。
但是修复和重建又不是一回事。对于这座古衙的重建，老金州人多持否定态度。金州一位网友在博客中曾这样写到：
金州公安分局从副都统衙门迁出后，这座中国北方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官衙被一些所谓的“专家”认为此建筑经过多次改建，已经丧失原有价值，政府部门采纳了这些所谓“专家”意见，就这样一座明清时期珍贵的古建筑，被荒唐的拆除。在此，向那些“专家”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他们将永远被热爱金州古城的人们所唾弃！
还有，王永江故居原来是金县武装部所在地，是一所非常漂亮的二层小楼。院子里种了很多名贵树木如五角枫，而且院墙据说都隐含着文字意思。在辽宁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有着影响的人物，故居也没有保护下来。
王永江故居是九十年代初才被拆掉的。金州博物馆馆长张绍斌讲到这件事，至今还痛心疾首情绪激动，他说，那时人都疯了，什么都拆啊，金州老八景的“鲸台吊古”，为了修路也被炸没了，结果那条路到现在也没修成。
张绍斌说的“那时人”当然不是你我他。金州古城城墙和这些老建筑的湮没，也提醒当政者，前拥后呼头脑发热时做的决策，要考虑将来会不会有人戳你脊梁骨。
说了这些，尽管惋惜、激动、怀念，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尽管如此，很多老金州人心里还是会珍藏着古城模样的，做梦的时候还会梦到。古城是他们的骄傲，在他们心里，金州城是永远也拆不掉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