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天涯发帖，各位涯友多多包涵。
先说一下本文的缘起吧。初中时第一次翻《三国演义》，读到百回之后的篇章，心中不免憾于蜀汉的消亡，更为姜维这样一位悲剧英雄扼腕。然而演义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的蜀汉到底是怎样灭亡的仍于心中存疑，这样的动机促使我翻阅文献资料，十多年来我陆续阅读了《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华阳国志》、《晋书》等与蜀汉历史相关的史料，自感有了一些心得，于是将它们记录下来，是为本文。
本文是基于正史的探讨文章，所以演义迷们就不要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草船借箭”、“空城计”之类的故事来做旁证了。所引的资料除了上述几种，尚有《战国策》、《孙子兵法》、《鬼谷子》、清人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罗肇前先生的《三国征战史》及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三国卷）等数种。文中的一些观点同时得益于近年发表的数十篇学术论文，在此先行致谢。

本文凡例：
1、关于文中的时间标注。凡是用汉字表示的时间均为与当时历法适用的时间，例如延熙十八年夏，八月二十日等等；凡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时间为今日通用的公历时间，例如公元255年2月23日。
2、关于史籍中的人物对话。一些比较晦涩的已经做了白话处理，而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和对话为保证原貌则按原文照录，未做翻译。
3、正文中不便做出说明和解释的文字均在该句结束后用括号的方式加以注明，包括古今地名对照，对史书记载的存疑等等。

序章 后诸葛时代 谁来拯救蜀汉政局
01
公元214年，刘备攻入成都，结束了刘焉刘璋父子在巴蜀二十多年的统治历史，正式入主益州大地。然而刘备并非蜀人，在益州又缺乏统治根基，初来乍到之下日子显然并不好过。一年之后曹操兵入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人立威而谣言不能止，其中固有曹操兵威雄壮的原因，但蜀人内心未附刘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处在这种环境之下的刘备不得已采用更为广泛的人才拉拢战略，在注重使用元勋集团及充分发扬荆州旧属的积极性的同时，也大力奖掖提携刘焉父子亲信倚重的“东州士”，甚至包括他们所排斥摒弃的人才如彭羕、刘巴也陆续得到重用。此外刘备也吸纳了部分益州土著豪族进入领导集团，作为对益州本土人的补偿。不久刘备又拿下了对于防御巴蜀至为关键的战略要冲汉中，总算在益州站稳了脚根，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初步得以实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缺乏战略眼光，在北伐中原的过程中用兵咄咄逼人，促使本就心怀鬼胎的吴人与曹操集团构成战略联盟，不仅身死名裂，更让刘备失掉了辛辛苦苦奋斗十多年得来的大半个荆州。孙权部将陆逊抓紧时间在荆州的南四郡渗透势力，终于使得忍无可忍的刘备愤然出兵。刘备知道失掉荆州之后自身实力已然大损，并不具备灭吴的实力和条件，所以他最初的想法仅仅是想通过给陆逊一个教训迫使对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考虑孙刘之间松散政治联盟存续的必要，然而用兵奇诡的陆逊却将这场局部冲突升格为了一场大规模战役，刘备兵力布置分散，士气又下降得十分严重，所以大败而归，出征的数万将士损失殆尽，杜路、刘宁等人降吴，黄权、庞林（庞统之弟）等人降魏，张南、冯习、程畿、傅肜、沙摩柯、马良等人或战死、或被杀，蜀汉刚刚获得的粗安之局瞬间被打破。此时吴地将领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携此大胜之威攻入益州，以此时的形势而论，刘备万难抵挡来自东方的攻势，而曹魏又虎视在北，汉嘉太守黄元作乱于内，南方诸少数民族部落也在觇视这场战役之后蠢蠢欲动，形势刹那变得极为严峻。
蜀汉危矣！

02
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人能够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处变不惊、力挽狂澜，那他一定是诸葛亮。自从公元207年被刘备收罗帐下并被委以心膂之任起，诸葛亮始终是刘备集团管理内政的头号人才。他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之势，剖分推演足见眼光之犀利。曹操南征荆州又是他亲赴吴地说动孙刘促成联盟对抗曹操。刘备带兵与刘璋在雒城相持，诸葛亮在后方督运军粮器物保障前方供应，刘备久攻不下城池并小有挫败时，诸葛亮又与赵云、张飞等人分兵攻城略地。占领益州后，刘备开取刘焉父子积累多年的钱物奖励有功人员，诸葛亮是他心目中四位功劳最大的臣子之一（另外三人分别是关羽、张飞、法正），亦可见刘备对其器重。
公元223年夏刘备在永安崩逝，从形势考量他最终选择了诸葛亮与越级提拔的尚书令李严共同辅政。虽然刘禅即位时已有十七岁，并非恂恂孺子懵懂孩童，但执政经验的缺乏却是显而易见。诸葛亮在这是扛起了蜀汉这面大旗，匡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通过整肃政令臧否人才，先在内部获得了上下的一致支持，又通过一系列努力恢复与东吴的邦交，使得外部的掣肘降到最低。而后他率领大军深入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陆续平定了诸部落的叛乱。回到成都后，他劝课农桑奖励生产，以蜀锦井盐为基础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使得蜀汉未来几十年国库之中始终存有余资，又整治武备强化军令，在短短的数年里使蜀汉军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公元227年，经过几年紧锣密鼓的准备，诸葛亮终于拉开了五次北伐的大幕。虽然这五次北伐仅仅取得了武都阴平二郡，从战果上看也并非十分丰硕，甚至其中还夹杂着失街亭这样重大的用人失误，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的秉心公亮百折不回，请看这些评价——
他活着的时候，时人傅干评之曰：“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公元234年秋天他病逝于五丈原后，他一生最大的对手司马懿这样感叹：“天下奇才也！”
他去世二十九年后，蜀汉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认为：“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
他去世三十九年后，志得意满的晋武帝司马炎发问：“吾独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
他去世四十年后，《三国志》一书的作者陈寿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样评价：“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将他和历史上的优秀政略人才管仲、萧何放到同一高度来赞誉。
他去世五百多年后，大诗人杜甫寄居锦城，多次到城外森森柏树环抱中的丞相祠堂来凭吊古迹，并如是写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他去世一千一百多年后，明初第一战略家刘基这样写道：“军在乎治。诸葛亮连年征战而兵无厌言，乃至于此。”
而当他去世一千四百多年后，康熙大帝这样称赞：“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唯诸葛亮能为之。”

03
此外，诸葛亮还多次被列入武庙，成为唐宋等多个朝代官方认可的军事家。而在民间他的故事被越传越神，穿凿附会的说法也越来越多，后来又经罗贯中如椽巨笔的艺术加工，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他已成为智慧的化身和代表。虽然近年来对诸葛亮的批判越来越多，且有把他轰下神坛的说法，但绝大多数是针对他的用兵和人才的提携上，而对于他本身的理政之才大家仍然是认可的。在此点上晚清维新派人士李岳瑞的评点比较公允：“善用兵者……其及身不必有战胜攻取之略，其出师不必有赫赫之功。然实能转移一国之风俗，使懦者立而勇者奋，使其国虽小而不可侮，其众虽寡而不可败。当强邻大敌之交乘，常恢恢乎肆应而有余。举天下之智名勇功环而攻之，而不得其可乘之衅，即身没以后，而余威所被，俾后人犹得蒙而安。”或许我们还可以用一百年后另外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王猛的一句话来对诸葛亮的一生作一注脚：“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诚哉斯言。
在诸葛亮去世前后，为蜀汉立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功臣宿将几乎凋零殆尽。武将方面，雄壮威猛、以万人敌并称的关羽、张飞分别去世于十五年和十三年前；在羌胡之中广有影响的马超去世于十二年前；在夺取汉中时担当先锋大任的黄忠死于十五年前；以严整持重著称的宿卫将领赵云死于五年前；被刘备超擢的汉中首任镇守大将魏延于诸葛亮去世的当年被杀；接替魏延担任汉中防务的宿将吴壹去世于三年后。文臣方面，刘备的头号谋主历位关枢的法正去世于十四年前；曾经倾力资助刘备，受刘备礼遇殊隆的糜竺去世于十四年前；清望冠于蜀中，乐于提携后进的许靖死于十二年前。在发展蜀汉经济上广有建树的政工干才刘巴、王连也分别死于十二年、九年前。曾任留府长史的张裔卒于四年前。受刘备眷顾的辅政大臣尚书令李严稍后于诸葛亮去世，而性情狷介的练才杨仪则于诸葛亮去世一年后自杀。向朗虽然仍然健在，但却在六年前马谡事件后淡出政治中心。可以说当时的蜀汉正面临着人才新旧交替的局面。
经常有人批评诸葛亮不善拔擢人才，这实在是有些冤枉了诸葛亮。人才的成长自然非一夕之功，而且需要有特定的培养环境。蜀中文化氛围不浓，刘禅小时候缺乏教育素材诸葛亮居然要靠默写来提供，益州豪族李权想读《战国策》还要找秦宓来借，可见书籍的匮乏。处在此种情境之下，修习经传的文士自然少之又少，再加上本土的一些大儒对蜀汉政权多半抱以观望的态度，因此指望益州能产生大量有作为的内政人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诸葛亮在选用人才上往往不拘一格，用其长而略其短，如王平是个认字不超过十个的文盲，但诸葛亮发现王平在治军和战略眼光的独到之处后立即予以提拔，杨仪处事干练但心胸狭窄，魏延作战勇猛却不肯下人，诸葛亮都根据他们实际才能予以施用。姜维羁旅托国，诸葛亮认定他敏于军事而深解兵意，不仅立刻加他为奉义将军，还写信向留府长史张裔及参军蒋琬推荐。郭攸之性情和顺易与人相处，董允处事公正待人接物一团和气，费祎才情干达精于庶务，诸葛亮分别委以侍中侍郎之任，作为内朝对刘禅的咨政匡辅人选。还有胡济、董厥、杨颙等人，诸葛亮都能量才长短加以任用。凡此种种，皆说明诸葛亮在任用人才上已尽心竭力，固然有些人因为个人喜好的原因升迁过快，但总体来说他在用人上并没有太多失误。
诸葛亮在生前已对后世辅政人选有所考虑，虽然杨仪曾在他外出时担任过留后性质的留府长史，但他认定杨仪有相才而无相器，不可任用，而蒋琬年轻时虽曾酗酒误事，但他气度恢弘足以托付重任，于是向刘禅密书建议擢用蒋琬。刘禅虽然对诸葛亮过分集权有些反感，但他也相信诸葛亮的识人眼光，于是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领益州刺史，蒋琬心理素质极佳，虽在国家巨变之中而举止如常，处在疑惧之下的众官僚百姓看到他如此镇定，这才逐渐安定下来。蒋琬在上任后循用诸葛亮的执政之策，并无大的变革，唯有军事上鉴于诸葛亮屡次兵出祁山费力而功少，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准备溯汉水而下攻击魏国的上庸魏兴一带，但是此计划因为一些原因未能成行。蒋琬晚年多病，刘禅将蒋琬的担子逐渐转移，又令他的副手费祎兼任大将军，三年后蒋琬去世，费祎正式成为蜀汉帝国执政第一人。

04
如果说蒋琬只是基于客观条件而用兵谨慎的话，那么费祎则更趋于保守，蒋琬尚且对出师伐魏有所规划，而费祎当政阶段则完全放弃了大规模的主动用兵。同样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录尚书事）的姜维屡次提出举兵北向，费祎不好完全驳掉姜维面子，又不希望姜维有大的动作，每次给姜维的军队仅在万人上下。这时曹魏的雍凉地区已升格为独立军区，备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作为机动，各郡又有自己的郡兵协助防守，姜维的万人队想要有大的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姜维以偏师进取往往是有小利或知难则退，没有长时间的对峙行为。费祎执政阶段唯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公元244年，曹魏方面主政的大臣曹爽为转移来自内部的压力急于树立功勋，悍然向汉中方向进军。但曹爽此次用兵失之草率，战前缺乏详密的准备，蜀汉承担汉中防务的又是颇具战略眼光的王平，虽然当时汉中仅有三万兵员，内中又至少有一万人属于后备性质的预备军团，但王平力排众议，和护军刘敏带领主力军队捍蔽汉中要道，造成曹爽进退失据的局面。再加上连绵阴雨运输不便等原因，承担曹爽军团后勤的运输队也是苦不堪言。这时费祎也从蜀中率军赶到，于是汉军于沈岭、衙岭等地阻击士气低落败退回国的魏军，曹爽损失惨重。
费祎主政蜀汉从公元244年代蒋琬之时起至253年被刺杀时止，前后有九年时间。费祎虽然老成持国，内政上沿循前面诸葛亮、蒋琬的成制，但却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嫌疑。此时蜀汉国力与诸葛亮时代相较，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费祎用人上时有偏差，选拔上来的人往往差强人意，再加上开国时那种君臣同心同德的气氛早已不在，朝中一些大臣的离心倾向也较前显著。无怪乎费祎被后人评之为“中人之相”，原因盖出于此。
如果从诸葛亮去世之时算起，到费祎被杀时止又有十九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支撑蜀汉的一大批中流砥柱又相继谢世，我们不妨以公元253年为标杆，来看看这些人的去世时间：
荷国之重的大司马蒋琬去世于七年前；
总督内朝的侍中董允也去世于七年前；
尚书令吕乂去世于两年前；
镇北大将军防守汉中长达十二年的王平去世于五年前；
被刘备认为贤能称职的镇南大将军马忠去世于四年前；
曾多次出使东吴，被孙权极为看重的外交家邓芝去世于两年前；
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被称为“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将军向宠于十三年前不幸罹难。
而仍然活跃在朝堂上的众人也多为老迈：
卫将军姜维时年五十二岁（虚岁，下同）；
曾为汉吴两国邦交作出重要贡献并从文职转为武职的宗预时年约六十七岁（延熙十年宗预统兵时邓芝称其为“六十甫受兵”，又景耀年间宗预自称“年逾七十”）；
征西大将军张翼时年约六十岁（先主定益州时张翼为书佐，则年当弱冠，距此又四十年）；
督广武廖化年约六十五岁（见景耀年间廖化过宗预时宗预自称）；
尚书仆射董厥稍为年轻，但也在四十五岁以上（诸葛亮时代为令史）；
中散大夫谯周五十四岁（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一）；
当然还有更为老迈的：
大司农孟光时年过八十岁（灵帝末出仕）；
执慎将军活化石来敏已有八十九岁（景耀四年去世，年九十七）。
蜀汉朝堂上放眼望去尽是耄耋老者，而且许多不甚紧要的职务常年出现空缺。总而言之，蜀汉这一时期重又进入到人才亟待补充的阶段，然而在这一时期浮上来的政治新星却多半是开国元勋的后裔和宗亲，不能说这些人全都没有能力，但就总体来看，他们的实际水平和所担任的职务存在一定差距。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任骑都尉，张飞之子张绍任职内朝（蜀汉亡国时为侍中）；关羽之孙关统、关彝先后担任虎贲中郎将；糜竺之孙糜照任虎骑监；赵云之子赵统任虎贲中郎，费祎之子费承、费恭任黄门侍郎、尚书郎，邓芝之子邓良任尚书选曹郎等等。蜀汉的国运就像一艘老旧蠢笨的轮船，在经历了多年的栉风沐雨后，各个零件都已磨损老化，稍经风浪不是漏风就是透水，衰微的迹象已经渐行渐显。而我们在本文中要说的，就是发生在这最后十年内悲欢离合的往事。

感谢@都御史，@貌似好像2015，@linhysen，@Lancer2几位涯友的关注！

第一章 来自元旦的刺杀
05
公元253年的元旦，比去年来得稍晚了一些（汉历用寅正，因为252年有闰月，按今天的公历算时间推后了十八天）。蜀汉的汉寿城（梓潼郡汉寿县，今四川昭化）大将军府，此刻正洋溢在一片节日的欢快氛围中。汉寿城中的大小臣僚此刻均聚集在此，庆祝又一个春天的姗姗到来。在大将军府厅堂正中主位坐着的是一位五十开外衣着普通的中年人，此刻正左右逢源地接受着属下们敬奉上来的卮酒，眉眼之间已颇有醉醺醺的神色，却兀自酣饮不休。
不错，此人正是蜀汉开国以来的第三任领导核心，现任职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受封成乡侯的费祎。他于去年刚刚获得了开府的资格，也就是可以拥有自身独立的一套领导团队，权力较之前又有所扩大，足可以看出皇帝对他的器重。本来诸葛亮死后刘禅已有意识地将权力收回了一些，作为对诸葛亮多年抓权的一点叛逆表现，他将原先丞相“事无巨细”的管辖范围分为几大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两大版块分别给了蒋琬和费祎，蒋琬的职务是尚书令领益州刺史，费祎为负责参谋军国大事的后军师，不久又将两人的工作范围进行了调整，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费祎为尚书令。两人的工作范围既有交叉又相互掣肘，刘禅用这一方式来避免下一个强势权臣的产生，这样蒋、费二人虽也是名义上的宰辅，但权力与诸葛亮的风光远不能比拟。
两人共同辅政的局面持续了六年多时间，均势稍稍被打破，由于蒋琬身体的原因，处理起一些政务有些力不从心，费祎适时地将大将军这一职务抢夺在手。大将军一职原为奖励功勋卓著武将的最高荣誉称号，不仅佩金印紫绶，位置甚至在丞相之上。但到东汉之后，将军地位普遍上升，位比诸公的职位增加，大将军也从仅掌征伐的军事职能扩展到行政领域，多数大将军开始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不仅管理中外军队，也协助皇帝处理一些日常政务，权势远远超过了丞相，东汉时的窦宪、梁冀等人权倾天下盖出于此。费祎担任大将军后，又碰上了曹爽夏侯玄领兵伐蜀。蜀汉大将王平举措得当，魏军损失无算，费祎作为分管领导更是增色。在这种情况下，蒋琬自觉不安于位，又让出了另外一大职务——益州刺史。
要知道，蜀汉立国不比曹魏、东吴，曹魏有幽并青冀徐兖豫荆雍凉诸州外加司隶（其中荆州只有一部分，但也设立刺史），东吴有扬、荆、交三州，而蜀汉仅仅有一益州。在刺史的设置上，蜀汉固然设立过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刺史（孙权践祚时，吴蜀两国意淫平分天下，上述四州在纸面上划分给了蜀汉），但这些刺史都是虚领，最多只是过过嘴瘾，总不能指望着隔着万水千山在今天的山东河北一带建立飞地。而益州刺史就大为不同，他不仅有权力来统计治下的土地广狭、粮税多寡、人民贫富，更可以通过郡—县—乡三级行政层级垂直管理地方事务。换句话说，这里的刺史承担的完全是一级地方政府职能，在天下有十三州时刺史权力已是极大，在蜀汉仅有一州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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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熙六年到延熙九年（公元243~246年），蒋琬的地位在逐步下滑，而费祎的行情却逐年看涨。本来蒋琬还将一部分职权给了总督内朝的侍中董允，让他接替费祎担任尚书令，可董允的身体也不比蒋琬更好，在公元246年两人前脚挨后脚的去世，刘禅迫不得已之下只得宣布自摄国事，留下费祎一人担任独相。此时费祎面对的形势一片大好，卫将军姜维虽然总有不同想法，但他毕竟归国日短，不足以挑战作为“东州士”出身的自己，代董允为尚书令的吕乂是从尚书位置上迁上来的，之前只在地方上干过几任太守，资历更是浅的可怜。至于后来弄权的黄皓，现在仍然只是个俸禄两百石的黄门丞。可以说费祎只要征得刘禅同意，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去做的。刘禅固然善于玩“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把戏，但此时无人能对抗费祎一人独大，刘禅只有自身冲到一线，来求得君权相权的平衡。
这样的日子持续有六年之久，刘禅渐渐有些倦怠。他本不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虽说他并不像演义描述的那样无能，但对国事显然没有魏国的曹睿和东吴的孙权那样关注。看到费祎在这几年之中表现得颇为恭顺，凡是大小事务总是做得井井有条，刘禅决定赋予他开府的特权，费祎终于在任职中央三十年后冲到了人生的巅峰，志得意满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费祎不知道，他的巅峰将终结于这个元旦。在这个朔风凛凛的冬日，温暖的将军府中觥筹交错，到得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喝多了，大将军高兴，他们自然也随着高兴，起码也得装作高兴万分的样子。费祎喝得多，他们也没有少到哪里去。但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保持着十二分的清醒，他就是左将军郭脩。在费祎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他突然拔出自己的佩刀，冲向费祎并且一击即杀——可怜的费祎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就血溅当场。郭脩似乎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在刺杀了费祎之后他不闪不避，任由从惊愕之中反应过来的大将军府卫士们乱刃相加死于非命。
费祎死了，留下一个千古谜团。谜团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郭脩舍命刺杀费祎，他背后是否有什么指使者呢？历史的真相不可企及，但我们可以试着做一番分析。首先我们来看郭脩这个人。关于郭脩的名字历来有两种说法，另一种写法是郭偱（注意是单人旁的偱）。这两种写法在《三国志》及裴注中都出现过，其中郭脩出现四次，郭偱出现两次，到底哪一种更接近本源呢？我们注意到他的字是孝先，根据魏晋时人名和表字往往释义相一或相反的特点，相一的如诸葛亮字孔明，孙登字子高，黄盖字公覆等，相反的如吕蒙字子明，乐进字文谦，曹洪字子廉等，只有脩字可释义为“束脩”，即捆扎在一起的条状干肉，引申为对师长的酬金，才可以与孝先这个字表里相对。为了证明这个名字的准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同时期吴国的武将滕脩，他的字是显先，两相对照足以说明郭脩之名不误。至于单人旁的偱字，则只有“述”一种释义，明显与此不符。之所以会在同一种书中出现两种写法，有可能因为传抄过程中字形相近笔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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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脩本人是魏国凉州西平郡人（郡治在今青海西宁），虽然仅仅是一平民百姓，但却素有声名。郭家世代为河西大族，包括魏明帝曹睿的妻子明元郭皇后、宣德将军郭立、散骑常侍长水校尉郭芝在内的诸多名人都出身于此。公元250年姜维兵出西平郡，听说郭脩的声望后就没有当即诛杀，而是顺手将他带回了蜀汉。郭脩在蜀汉上升极快，才不过三年功夫已从一白衣秀士升任重号将军——左将军，可以说坐着火箭提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史书上没有明说他被提拔的原因，也没有记录下他在蜀汉的表现，目前仅剩的记录就是这次刺杀。关于他的身份，有两个问题需要确认，一是他在魏国是否有官职，二是在蜀汉究竟是谁提拔了他？
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虽然在当年八月魏帝曹芳的褒奖诏书中称之为“故中郎”，但中郎实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之下的属官，掌的是宫中侍卫，秩比六百石，官位虽然不高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近臣，郭脩真要是实实在在地担任了中郎，那就只能出现在曹魏的都城洛阳，怎么可能会在偏远的西平郡被姜维所获？若是任的虚职（可以参看姜维父亲姜冏战死后恩荫姜维的中郎），那也应当早已释褐，而不会被称为“西州一男子耳”，所以郭脩在魏国没有官职，不存在先后效力于两国的可能。至于曹芳诏书中称的这个中郎，后来加上去的痕迹非常明显，否则既然称他向来有美好的德行，本国又置若罔闻的任他自生自灭，那这次下诏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再看第二个问题，左将军在汉制中是高级武职，按《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蔡质的《汉仪》：“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在蜀汉担任过左将军的有马超、吴壹等人，皆为元勋宿将。郭脩本无功名，想要在短时间内骤然升迁，没有人赏识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时期中能赏识他的不外乎刘禅、费祎、姜维三人，他们分别是此时蜀汉的一、二、三把手。有人从事后结果推断，说是姜维提拔了郭脩，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费祎和姜维固然可以在郭脩的初期晋升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别忘记左将军可是重要武职，刘禅虽然庸劣此时却也乾纲独断，姜、费在这种重要的人事任命上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换句话说，在郭脩最终升为左将军的这次人事变动中，出面首肯的一定是刘禅本人。
剩下的问题就在于郭脩刺杀的原因了。抛开他自己无脑乱杀、精神错乱等因素以外，合理的原因还有私人仇怨、政党倾轧以及敌对势力的指使。我们不太清楚郭脩是否在这几年之中与费祎有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私人仇怨可以先抛开不谈。来自敌对势力的指使只可能是吴国或魏国以及与蜀汉发生关系的少数民族部落如羌、氐等，但蜀汉与吴国外交往来虽多，却从来没有用过一个降人作为外交官员敦睦邦交（具体名单参看后文的介绍），因此郭脩没有出访过东吴，也不认识东吴到访的使者，吴国指使的可能性可以排除。羌、氐等生活在华夏西陲的少数民族部落虽与郭脩早年的活动区域有交叉，但郭脩受他们派遣的可能性依然很小。首先姜维兵出西平是个偶发性行为，羌氐等族怎么知道姜维一定会经过西平郡，又怎么知道姜维见到郭脩一定会将他带回朝中而不是安置在汉中或者干脆一刀杀了呢？再来看魏国方面的表现。此次刺杀发生在元旦，但魏帝曹芳的褒奖诏书却是迟到八月份才发出的。费祎被刺是当时的国际级重大事件，按说汉寿到洛阳虽然山水迢远，但以细作的信息传递速度，怎么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在魏国境内可以使用六百里驿传，速度自然更快）。如果魏国方面真要主谋了这次行动，该很快发出表彰通告庆祝胜利才是，怎么会拖延这么长时间？而且与前面分析相类似的是，魏国如果真要选定郭脩作为杀手就要保证郭脩肯定被姜维带入朝中，刺杀链条的跨度未免大了一些。更何况屡屡出兵袭扰魏国的主战派是姜维而非费祎，费祎是主张保境安民的鸽派，魏国真要苦于蜀汉出兵侵袭该派人刺杀姜维才对（就像若干年后路遗请求刺杀姜维一样），怎么把看起来最无公害的费祎杀了？凡此种种，皆说明魏国在事前懵然不知，事后也是斟酌再三才以魏帝的名义给予褒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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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他几个因素都排除在外，剩下的只能是来自内部的斗争了。首先可以把蒋琬、董允等人的嫌疑排除。费祎与蒋、董二人都在蜀汉中央供职多年，若说有什么矛盾也说得通，但蒋、董二人早在郭脩被掳前四年即已不在人世，此时墓木早拱，毫无理由会在生前安排一次如此穿越的刺杀。更何况蒋、董二人都是持身甚正的君子，很难想象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会出如此下策。其次也可以将刘禅排除。费祎固然权柄极大，但一向表现得十分恭顺，处理政事又是得心应手，刘禅如果想要罢免他只不过需要一句话，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落人话柄。更何况就在此前一年刘禅才允许费祎开府，不是推心置腹怎会如此做？因此刘禅也无嫌疑。除了以上这几位外，有人说一定是姜维，的确姜维与此事纠葛颇多，怀疑的理由似乎也总有成立的依据，但如果细细分析起来你就会发现——
一定不是姜维。
姜维此时是卫将军，是仅次于大将军的军事上的二把手，但与费祎不同的是，他自从归顺蜀汉以来，没有任何担任郡守或是文职重要部门的经历（凉州刺史是蒋琬为了方便姜维拉拢陇西羌胡给的虚职，不计），即便费祎不在他也不会兼任尚书令，最多只不过没人阻挠他向曹魏用兵而已。东汉以降，内朝的职权不断加大，尚书令和侍中作为皇帝的近臣权力不断扩大，丞相已渐渐变为名实不符的虚衔（诸葛亮在这时期的所有丞相中是一个另类），真要掌握实权必须加上录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称号。姜维已经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没有进步空间，可见费祎被刺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职务上的提升，事实也正是如此。刘禅在这之后也并没有给姜维升官，姜维的大将军是三年之后洮西之战大破王经凭军功所授，与此事毫无关联。又有人说姜维向来胆大如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出格的举动。可事实上姜维却是一个思虑精密之人（诸葛亮语），当年赵云请求释放同乡夏侯兰后即明于夷夏之防，不复与夏侯兰相见。姜维的见识难道不比赵云，明知郭脩是自己俘获的还要天天关起门来与其密谋？他本人在益州根基极浅，能赏识他的不过诸葛亮、蒋琬、邓芝等寥寥数人，平生交游的亦不过尹赏、梁绪、梁虔等几位原在天水郡的同僚，如果不是善于修身远祸怎么能以降将的身份克当大任？又有人说费祎一死，便于姜维弄权。我们不妨看一下从此时开始的延熙十六年到二十年这五年间姜维的活动情况：
延熙十六年夏四月姜维率众围南安，直到十七年春正月才回成都；
延熙十七年夏六月姜维又出兵陇西，直到十八年春又回成都；
延熙十八年夏姜维率军出狄道，经历洮西大战之后姜维并未收兵，转年因胡济失誓不至而于段谷大败，直到十九年秋八月后才回成都；
延熙二十年诸葛诞在淮南反抗司马家族专权，姜维率兵出骆谷。按诸葛诞是四月甲子起事，司马昭是六月甲子出兵，姜维得到消息应在这两者之间并快速做出反应，这次姜维直到景耀元年才回来。
粗粗统计了一下，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姜维在成都的时间约占总时间的31%~35%，也就是说姜维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成都处理公务的，而他本身又无开府资格，很难想象一个专心弄权的权臣会花那么多精力出外打仗而毫不担心内部政局变化，可见姜维自始至终都问心无愧，且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均无弄权的打算。

09
如果不是姜维，那会是谁呢？在统计蜀汉朝臣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蜀汉尚书令、镇军将军陈祗，他才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这次刺杀真有一个幕后指使者的话，我们宁愿相信是陈祗所为。
说起陈祗，我们先从他的姓名谈起吧。陈祗的祗读音“支”，本意为“敬”，在今天不是一个常用字，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文常用字，如刘备册封刘理为梁王时诏书中有“祗顺天命”，刘禅立刘璇为太子时有“祗恪道义”等语，使用频次非常之高。王莽代汉之后，在全国大力推广单字名，所以东汉三国人名以单字居多，直到西晋末年双字名才渐渐增多，这样单字名配上常见姓，重名率就会大大增加，如三国时有三个李丰，分别为袁术部将、魏中书令、及蜀汉李严之子，又有两个马忠，分别为蜀汉镇南大将军、吴国将领，又有两个李恢，分别为蜀汉庲降都督、魏中书令李丰之父，又有三个张休，分别为吴国元勋张昭次子、在街亭之役中作战不力而被诛杀的蜀汉将领及籍贯汉嘉的蜀汉官员。陈祗的祗在当时就是一个姓名常用字，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这段时间，就会发现如下人名：益州人自称黄巾的赵祗、魏国屯田的枣祗、东吴张温之弟张祗、蜀汉广汉太守何祗、晋左军将军光禄大夫傅祗、司马炎之子受封东海王的司马祗等等。顶着这样一个大众化名字的陈祗，早年生活并不幸福。他很小就没了父亲，因为母亲是司徒许靖的侄女，所以带着他投奔了许靖。但许靖去世得很早，又因当年逾城出逃而被刘备鄙薄，后来刘备虽然听从法正建议任命许靖为司徒，但职责仅为“敬敷五教”，真正权力实为有限。因此许靖留给陈祗的政治遗产并不多。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两个人初次见面谈起家世，自然都会用这样的起始句式：“家父是……”或者“家祖是……”，而像陈祗这样的出身，开口如果说：“我的外祖父是许司徒的哥哥。”对方肯定会觉得很绕，不符合正常的认知原理，但如果不是陈祗反复将这句话挂在嘴边，陈寿肯定不会知道这一层关系（《三国志•蜀志》中很多重要人物都因为资料缺乏而无传记，如王谋、费观等，可见当时陈寿搜集资料并不丰），可见陈祗很看重自己的这个身份。
陈祗虽然并未从许靖那里得到太多政治资源，但他却是一个善于拉关系、交朋友的活络人物。在这些朋友的吹捧下，陈祗在弱冠时就广有声名，并被提拔为选曹郎（尚书台属官）。他的这个职务多年没有变动，直到费祎秉政之后，因为发现陈祗这个人矜厉威严，又对多种技业颇有心得，故此在董允去世后越级让陈祗担任了侍中。这是陈祗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台阶，从此以后他开始有机会接近刘禅并逐渐用自己的想法影响这个庸懦的君王。
陈祗年龄比刘禅略小（陈祗去世后刘禅诏书中有“命不融远”之语，而对于54岁去世的诸葛亮则未有年龄方面的感喟，再据刘备诏书中称“人五十不称夭”，可知陈祗去世时一定小于五十岁，又根据陈祗出仕的年龄判断他大约出生于公元212年），善于谄事刘禅，本身又精通数术，因此刘禅对其的好感和依赖不断加深。相比于他的前任董允，陈祗对刘禅的管束和规谏可就差得太多了。董允年纪较刘禅为长，在侍中任上多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来限制刘禅的后宫生活。刘禅想要多纳几个妃子董允要是不同意，刘禅本人也无可奈何。而陈祗却是一个将“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罗织经》）的上下级关系学发挥到极致的人物，刘禅的想法还未说出口他已代换为实际行动，两相对比之下，刘禅就越来越恨那个总是跳出来限制自己的董允，也越来越欣赏眼前这个溜须拍马的佞臣。公元251年尚书令吕乂去世，陈祗的仕途再次迈上新的高峰，他担任了尚书令这一职务。尚书令到东汉年间已是“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后汉书》），不仅有选拔人才、管理刑狱、黜陟朝臣等职能，而且这一官职仅对皇帝负责，是不折不扣的总揽一切政务的首席内务大臣。虽然在这一阶段尚书令仍属少府管辖，秩俸也仅有千石，但地位却不断上升。到了三国时期，魏蜀两国尚书令都从少府中脱离出来，蜀汉早年因诸葛亮的权力极大，历任尚书令刘巴、李严、陈震权责相对有限。而诸葛亮死后，尚书令的权力重又扩大，历任尚书令分别为蒋琬、费祎、董允、吕乂、陈祗、董厥和樊建。如果把刘备称汉中王时任命的尚书令法正也算进来的话，蜀汉共有十一位尚书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蜀汉人才总量有限，故此一些不太重要的职务常年出现空缺，如三公等荣誉性职衔很长时间无人担任，但尚书令的任职时间却是连贯无空缺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职的重要。

@Lancer2 2015-12-01 20:00:28
楼主研究的很细啊，连个名字中有祇字的人都列举了，基本上都不认识。陈祗就知道是个奸臣，如何奸法，也不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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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的命名规则非常简单，而且一些字符合当时人的审美观，所以常常高频率出现，除了上文中列举的“祗”字，“亮”字有诸葛亮、孙亮、司马亮；“权”字有孙权、黄权、李权等等，这就和五十年代国人喜欢叫建国、跃进、援朝，六十年代喜欢叫卫东、红卫一样。

10
陈祗担任尚书令以后，仍然是刘禅的近臣，刘禅也利用陈祗来加强中央集权，两人脾性相投配合默契，逐渐在一些认识上趋于一致。陈祗对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予以多方打击，如庞统之子庞宏就因为轻傲陈祗而被陈祗所抑，最终卒于涪陵太守任上。陈祗还和刘禅宠信的头号阉竖黄皓交好，黄皓在董允活着的时候屡屡想要参政，但都被董允毫不客气地压制了下来。的确，黄皓当时担任的只不过是秩二百石的黄门丞，怎么能与位高权重的董允对抗？但陈祗上位后，为讨好黄皓而将他由黄门丞升为秩六百石的黄门令，这个变动虽然并不起眼，却让被董允屡屡教训压制的黄皓看到了希望，以后黄皓超迁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成为蜀汉权势滔天的大宦官，与陈祗这次打开潘多拉魔盒实有至关联系。
陈祗是个有上进心的五好青年（起码刘禅这样以为），尚书令虽然位高权重，但却不是他奋斗的终点，因为他是处在费祎和姜维之下的。姜维一直担任武职，两人的工作交集并不大，但费祎就不同了。他是事实上的宰辅，大小政事都要有所关注，陈祗的尚书令因工作性质原因，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处在费祎的管辖范围内。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促使我们回头思考费祎被刺后的受益者，费祎没了之后，蜀汉朝堂上找不出一个资历、功绩、才能完全与其相酹的替代者，这样陈祗的位置不必再做任何变动权力却将空前扩大。陈祗深处蜀汉政府的心脏，对这一情况当然清楚。而如果我们再联系郭脩左将军的任命，就会发现任命虽然是刘禅做出的，陈祗却是有可能促使这一任命产生的幕后推手，考虑进这一因素，陈祗的嫌疑无疑将大为增加。
费祎是蜀汉四英（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中最后一个谢世的。他去世以后，内部政局更加糜烂，国事一日不如一日，蜀汉衰微的迹象愈加明显，可以说这次变故对于蜀汉乃至三国的未来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后主哀悼之际，赠费祎谥号为敬侯，这样费祎就成了继法正（谥翼侯）、诸葛亮（谥忠武侯）、蒋琬（谥恭）之后第四个获得谥号的蜀汉大臣。后主同时还任用他的长子费承为黄门侍郎，次子费恭为尚书郎，作为对这个双重儿女亲家的最后安慰（费祎长女嫁给刘禅太子刘璇，费恭本人又娶了公主）。费祎煊赫的一生就此落幕，他的遭际可以用生荣死哀一词来描述，结局虽说不上完美但却显然好过在十多年后乱兵中被杀害的那些同僚，泉下有知也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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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的死像一个黑色幽默，蜀汉朝堂之上也因此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但如果仅认为动荡发生在蜀汉的话，那显然大错特错。魏国方面，四年前的高平陵政变让所有魏国官员都惊心动魄了很长时间，并且此事的后遗症仍在持续发酵中。当时掌握大权的曹爽志得意满而放松了对太傅司马懿的警惕，从心腹李胜亲自探视的结果他认为司马懿已年老体衰无能为矣。在他想来对付这样一个老人只会让自己丧失名士风度，这可是大跌身份的事，如此卑劣的举动他是不屑为之的。但他忽略了司马懿多年政治斗争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对付他的决心，更没有料到司马懿不是一条奄奄待毙的蛇，而是一头暂时隐伏爪牙的狼。在曹爽洋洋自得的跟随魏帝祭陵的时候，司马懿猝起发难，并且迅速矫皇太后诏宣布曹爽兄弟的罪状。虽然变起肘腋，但曹爽并非全无胜算。他的谋主大司农桓范就指出一条明路，他建议曹爽兄弟立即奉迎皇帝转移到许昌，因为有皇帝在，首先在法统上并不理亏。其次许昌富集兵器，曹爽兄弟统卫的又是精锐的禁军士卒，这些人家属均在都城，人心思奋，不难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桓范掌管天下谷赋，不愁军粮供给。但反复劝说之下曹爽却放弃抵抗，他认为回去之后还可以当一个富家翁，抵抗会让自己丧失声名和在都城中的亿万家产。桓范气得大骂：“曹子丹这样杰出的人物怎么会生出你们这样愚蠢的儿子，如今连我都要被你们连累！”正是因为曹爽的愚蠢和犹疑不决，使得司马懿将一次冒险的行动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为一场屠杀。曹爽、何晏、邓飏、桓范等八家灭族，其他反对的朝中官员也因此噤若寒蝉。王凌虽然起兵反对，却很快被司马懿用计谋平定。在司马懿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扫之前的病颓之态，将这次华丽的翻盘收益放到最大。
司马懿于此前两年病故。在病故之前，他已将一切安排妥当，他的长子司马师几乎完全继承了他之前的地位和职权，他出任了魏国大将军，虽然名声比父亲略差，但他善于引过自咎，以安朝廷众人之心。但在对政敌的打击上，他却比父亲更为决绝，所以在他当政的时候朝廷上几乎全是司马家的党羽，魏帝曹芳的形象性职能远超实际意义，他的存在只是由于司马师还需要他继续当好政府发言人。
魏国中央是这样一种状况，地方上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中央的朝臣惧怕司马师，是因为司马师随时可以对他们本人和亲属施加打击，但地方上的大员却鲜有此顾虑，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对司马家抱有疑虑并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这些人中又以淮南和陇右的豪强为最。淮南靠近东吴，陇右毗邻西蜀，这些人即使败退也仍有出路，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淮南前后出现三次反抗中央的运动，而陇右的羌氐又总是给国家频频添堵。所以司马师伸向四境的触手仍处在和刺史将军们的博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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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也在不久之前经历了国丧，坐断东南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孙权没了。这位被辛弃疾称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吴大帝，继承父兄的事业和决心，开创了江南的崭新时代。他的早年接连经历了父亲的死亡和兄长的丧生，两者皆事发突然，前者让他骤然失掉了人生最重要的支撑，而后者却让他不得不走上历史前台，开始独立面对外敌环伺和内部强悍的部曲。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兄长去世的八年之后，那次曹操率领二十余万大军携雷霆之势南下，而他能调度到一线的兵员仅有三万人。在周瑜天才般的指挥下，曹操最终大败，江东之地得以保留。以后他又通过臣服中央等方式在曹刘两家中间大玩纵横手法，并成功夺取号称“国之藩表”的荆襄，江东势力达到极盛。再之后曹丕运作代汉，刘备也号称继承法统地建立了季汉，孙权两者皆无，所以迁延了很久才称帝，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不败的根基所在。
再看他在人才梯队年序上的纵深配置，虽弱于曹魏却强于蜀汉，这也是与三者实力相应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其他二者所无的，就是部曲的高度私家化。顾陆朱张这吴之四姓在江东势力庞大且盘根错节，他们不仅是当地的豪族，且拥有大量只听从家主而不服从中央的私兵。孙家作为外来势力，早年孙策曾用激烈手段打压他们，但却遭致了他们的强力反弹。孙权掌权伊始即不得不考虑安抚他们，以免他们不配合而让自己难堪。但好在最初的二十多年与外界势力的斗争占了主流——先后是曹操、刘备，还有山越和交趾夹杂其间。等到内部获得安定的时候，孙权开始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了。有人说孙权年老昏聩，不仅创立了类似后世锦衣卫的校事来侦缉大臣的私人活动，还一手导演了“两宫并立”导致内耗严重。这实在是小看了孙权，事实上孙权比任何时候都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可现实是他要么维持一个皇族与几大世族共治的帝国，要么建立一种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的集权秩序。后者相当于一场鼎故革新的大变革，要变革当然有阵痛，可对孙权来说这些痛都是值得的，“蝮蛇蛰手壮士断腕”，没有牺牲哪来的独立和自由？于是他利用全公主不断推进事态来试探世族的反应，本来在他的设想中作为丞相的陆逊应该引咎辞职，其党羽星散偏远州郡，各大家族丧失话语权，权力尽由皇帝一人分配。但陆逊却主动冲到了一线来抵制他的权威，这促使他以更大的力度扶持鲁王党首领骠骑将军步骘，结果陆逊忧愤而死，孙权的目的也只能算是实现了一部分，因为日后吴国的皇帝还是不得不启用陆逊的儿子陆抗和族侄陆凯，打击豪族的根本目标未予贯彻到底。
孙权在临死前也有安排，他选定的继承人是他的少子孙亮，而为孙亮挑选的首席辅政大臣是诸葛恪。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因为年少时聪明机智而颇得孙权喜爱。再加上其父诸葛瑾的关系，可以说诸葛恪是在孙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东吴政治明星。但诸葛瑾却对诸葛恪的不断被重用深表担忧，要知道诸葛瑾论军事眼光比不上陆逊，论理政能力比不上二张，但有一样却是其他诸子所不及的，那就是他善于谋身、修本远祸的本领。诸葛瑾生前已经预见到，诸葛恪的性格太过张扬，难免会在工作中遭人嫉恨，用后世的话说叫“有相才没相器”，这样的性格若是放在偏远州郡还没什么问题，如果放在中央则是大大不妥。主少国疑，臣强君弱，孙权临终前的这次人事安排本身就存在了不确定的风险。
孙权去世的当年冬天，吴魏之间爆发了东兴之战。这场战役是由魏国首先挑起的，用意是试探孙权去世后的吴国到底还有多少实力。这也是诸葛恪上台以后吴国对外的第一战，可以说如果失败了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尽管在一线兵力对比方面吴军远逊于对手，但吴国将士上下一心，又赖有丁奉等一批老将效力，这次短兵相接以吴胜魏败而告终，魏国王昶、毌丘俭烧屯而走，不敢继续停留在前线，并且在战斗中吴军还斩杀了叛将韩综，这可是孙权活着的时候屡屡咬牙切齿想要干掉的人物。不过魏军损失虽有一些，但远谈不上伤筋动骨，而这次胜利却蒙蔽了诸葛恪的双眼，让他错误估计了吴魏之间的战力对比并雄心勃勃地酝酿着一场更大的胜利。然而在吴国普遍厌战的氛围下，他已为自己埋下了死亡的祸根，只不过他本人懵然不知罢了。
三国最后的风雨飘摇，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大幕。这是一个英雄老去的时代，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都在金戈纵横中鬓发染霜，不再如少年人一般意气自若，因此他们的故事也少了三国初年那些蕴藉风流、顾盼睥睨、豪气干云，却更多了几分纵横捭阖、慷慨壮烈、视死如归。可这又是一个铭记英雄的时代，正是由于他们所有人的努力，才让我们的三国故事有了一个完整的句点。其间的波云诡谲、荡气回肠，或许我们可以用如下的一些文字来记述和回味。

第二章 姜维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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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蜀汉末年的历史，有一个人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个人就是姜维。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这个时间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收降姜维时有明确的年龄交代——“时年二十七”。因此演义中关于姜维的年龄记录，被不负责任的罗老先生实实在在地改小了四岁。他是凉州天水郡冀县人，冀县时为天水郡郡治所在，算是魏国西部较为重要的一个据点。由于这里南接蜀境，西扼西域要道，少数民族比例又很高，归化曹魏的时间又很晚，因此并不容易治理。姜维的父亲姜冏在天水郡任职，就是在一次羌戎的叛乱之中因为保护郡中将领而战死的。小时候的姜维只有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的艰辛不问可知。但由于姜冏的英勇战死，姜维也获得了烈士遗孤的身份，他在魏国的仕途最早也是通过这一途径开启的。青年时代的姜维喜好东汉大儒郑玄的经学，有一定的文化造诣，这在西部边陲很是难得，所以姜维历任郡上计掾、州从事，又被赐官中郎，还协助太守参谋筹划对本郡的军事活动。
以上基本是《三国志》本传中对姜维人生前半段的介绍，但裴注中引用傅玄《傅子》中的一句话，证明姜维并非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物：“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怎么看待这句话呢？其实从姜维日后的表现来看，前后两句都好理解，姜维这时在魏国大小也是个官员，不像寻常百姓一样求田问舍没什么奇怪的，只是在暗中豢养死士这件事让人平白有很多臆测。如果傅玄所记不误的话，其实也说明姜维此时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的危机感来源是多重的，据笔者推断应有这么几条：
一是当时魏国西部边境不安定的政治地理环境。东汉末年马超韩遂等西凉大小军阀据有此地，先后和曹操代表的中原势力多次开战，真正安定下来才不过十年出头，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酿成剧变。
二是门阀世族的兴起，高门大族垄断了人才上升的通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只要有清望才学再差也有官做，反之出身庶族学问再好也难以被拔擢——毕竟察举也好、征辟也好，吸收到中央的大多仍是贵族子弟，出身寒门的则少之又少。后世的沈约这样评价汉末魏晋时代的人才选拔制度：“……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像姜维这种父亲出身平平的寒族，要想获得一个从凉州出头的机会千难万难。以姜维的识见他应该早已看穿了这一点，这也是他最终会接受诸葛亮的邀约而转换门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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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姜维人生出现转折的人是诸葛亮。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安定了内部环境后整军向北，魏国自刘备死后认为西部已不是防御重点，所以在这一地区兵员配置不足，当诸葛亮的大军杀出祁山的时候，关中以西皆受震动，南安、天水、陇西三郡甚至起兵响应诸葛亮。天水郡的太守马遵之前也毫无防备，他正带着姜维、尹赏、梁绪、梁虔几人在天水郡内巡视，听到诸葛亮出兵的消息后不由大惊失色。姜维等人建议马遵回到冀县稳定郡中形势，可这番话却让马遵作了错误的解读。马遵虽然和姜维一起共事，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又听说汉军势大，本就担心姜维拿自己的头颅去邀功，再加上姜维这一说更让他认定姜维包藏祸心，所以他趁姜维几人不备偷偷溜到上邽县坚守不出。姜维等人发现不见了太守，追到上邽县却被马遵坚决而冷酷地挡在了城外。姜维没办法，只有折回老家冀县，可冀县也接到了马遵的传令不准姜维进入。诸葛亮已经从当地士人口中听说了姜维这个名字，抓住时机劝说姜维，最终让姜维归顺了蜀汉。
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判断一个人是否能效命一个组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个人的价值观是否与组织的发展目标一致，蜀汉打的是继承汉家四百年大业的大旗，这一点姜维从内心深处是认同的；二是组织现行的发展状况及领导人个人魅力的强弱，蜀汉当时谈不上发展势头良好，但诸葛亮却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因此这一条也不是问题；三是该组织能否为加入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实现自身职业预期的发展平台，看蜀汉日后对姜维的重用，这一点完全满足。因此姜维归顺蜀汉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能以单纯的降将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姜维走得非常匆忙，连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没有带出来（冀县尚在魏国控制之下）。这就为后来魏国官员引诱姜维埋下伏笔，他们曾以姜维母亲的口吻写信要求姜维反正，但姜维入了蜀汉正如龙游大海，怎么可能再回来？据孙盛《杂记》载，姜维的回信用了谐音和双关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良田百顷，不在一亩（母），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从此姜维再没见过自己的母亲。
诸葛亮见到姜维后一番交谈下来更加认定姜维是个人才，立即加姜维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使之成为蜀汉大军中的一员将领。诸葛亮还分别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写信，推荐这位难得的人才。他说：“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仔细考察他所具有的才能，就连李邵、马良也比不过他。”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姜维的治政才能说的，并且用蜀汉两名已经过世的内政人才来作比，一个是李氏三龙中享誉盛望的李邵，他历任丞相府西曹掾、治中从事等职，是诸葛亮十分器重的干才。另一人则是与诸葛亮同属荆襄出身的马良，马良曾担任侍中一职，作为刘备的全权特命使者交涉荆州南部的五溪蛮族，并且大获成功，只不过刘备败退后马良未能及时撤出而被害。而在稍后的另外一封书信中他则对姜维的军事能力大加赞赏：“姜伯约极敏于军事，既有胆量，又深得军事要领。等到他训练中虎步兵结束，我会派遣他回成都拜见主上。”总的评价是姜维是“凉州上士”，即凉州最杰出的人才。
能得到蜀汉帝国实际上的当家人如此卖力地推荐使姜维受益匪浅。在诸葛亮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跟从左右赞划军事，地位迅速得到提升，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贬李严时，姜维在领衔上奏的二十二人中排名第十四位，时任征南将军。这个排名大致可以看成是蜀汉将领的资历排名，可见姜维此时的地位。而三年后诸葛亮去世时姜维的职务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已经跻身蜀汉的一线将领之列。

@Lancer2 2015-12-06 00:19:40
马超死了以后，蜀汉需要能号召凉州的人士。姜维首先是个人才，值得重用，更重要的是，他是凉州人，对蜀汉来说，蚕食雍凉，取得战马、骑兵和羌族的支持，是最现实的策略了，诸葛亮不能不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可惜六出祁山，战果不大，也得不到多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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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你的观点。就凉州人才再多说两句。东汉中后期以来，由于受到政治动荡、战争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促使选官制度出现了一定变化，但就总体来看，各州郡的人才分布仍然是非常不均衡的。汝南郡、颍川郡地处中原辐辏，文化发达经济基础良好，人才分布特别集中，连曹操都称赞“颍汝固多奇士”。而凉州地处西北边陲，属于半农半牧地区，素来尚武不修文，除了早期的安定梁氏家族以外，很少能看到重要朝廷官员的出现。安帝永初年间大规模羌乱爆发，东汉开始在凉州大规模用兵，中央选派的官员大多难于应付当地复杂的形势，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人才以“武猛”之选进入仕途，皇甫规、段颎、张奂等人皆于此时显露头角并最终扬名天下。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人才虽然出身凉州，但他们的授业却大多数是在中原畿辅完成的。如张奂是在关中和洛阳受教育和任职，段颎“长乃折节好古学”，都说明凉州本地文化并不发达，客观上没有大规模产生人才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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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姜维进封平襄侯，成为蜀汉历史上仅有的九位因军功封为县侯的武将。蜀汉爵位承袭汉爵，侯爵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个等级，此外还有都乡侯和都亭侯。蜀汉共计封有十二位县侯，内中除开国初年因劝进有功而被封县侯的刘豹和向举，及刘禅的庶弟刘理之子武邑侯刘缉，剩余的九人都是因军功封侯，他们按年代顺序是：张飞西乡侯（公元221年封，下同），马超斄乡侯（公元221年），魏延南郑侯（公元230年），吴壹济阳侯（公元234年），姜维平襄侯（公元234年），王平安汉侯（公元237年），马岱陈仓侯（时间未知），吴班绵竹侯（时间未知）及句扶宕渠侯（公元247年）。有趣的是，蜀汉追赠谥号多集中于后期，但封县侯却都在中前期，两者恰恰相反。姜维能够在归顺蜀汉六年内越过一大批将领直封县侯，除了诸葛亮的提携以外，更多的是他本身表现出来的突出军事才能被众人认可。
诸葛亮去世后执政的蒋琬同样对姜维器重有加，蒋琬担任大司马后，就任命姜维为司马，几次率领偏师西入魏国。蒋琬因为姜维是凉州人，了解凉州的风土人情，推荐姜维担任凉州刺史，希望能以姜维在凉州的影响易于北伐。只是到了费祎执政阶段，由于费祎对姜维的抑制，姜维只能率领万人做小规模袭扰，无法发动大规模侵袭。包括《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内的后人多对姜维北伐持否定意见，认为北伐让蜀汉本就不丰的国力更加疲敝，最终导致亡国。
但换一个角度来考量，姜维北伐其实也是想将蜀汉从坐以待毙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一思路与诸葛亮是一脉相承的。诸葛亮在《后出师表》开篇即充分论证了北伐的重要性，并说明以攻代守改变困境的意义。他当然知道北伐对民力的榨取是相当严重的，但他同时又说：“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即使不计较“成败利钝”，他也坚持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在北伐的大方向上忠实贯彻了诸葛亮的军事意图。诸葛亮北伐从来没指望一下子就能并吞关西诸地，他在制止魏延的“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的奇袭计划后，即明确了“要从坦道，平取陇右”的徐规进取方案，即先取得凉州诸郡，断掉魏国关西一臂，并利用凉州的资源从西、南两个方向对魏国实施夹击，这样可行性无疑加大了许多，因为历次北伐最大的制约即来源于粮草不继，取食于陇右将排除这一隐患。姜维充分沿袭这一方案，并在每次作战中有自己的发挥。总体来说姜维这一战略意图无可指责，而战果则因每次情势而异。据统计姜维在蜀汉三十多年来，作为统兵将领主动出击魏方共计十一次，兹将姜维历次北伐的情况简述如下：
第一次是在公元238年，姜维在蒋琬的指挥下，率偏师西取陇右，结果是“维与魏将相拒南安”，汉军远来为客，不能久战，故姜维退还。
第二次是在公元244年兴势之战，汉军总指挥是大将军费祎。姜维的作战方略迥异王平的重关捍守，他认为应改线式防御为重点防御，这样敌人即使能进入平地也无法攻取这些据点。而敌人进入之后我方将用小股部队进行袭击，使其不能专注一点实施突破，等到敌人攻坚不克，士气低迷的时候，养精蓄锐已久的大军才尽数出动，和各围守据点中的军队并力殄敌。但当时汉中盆地内部缺乏战略防守，百姓也未完成粮食的囤积，这一战术一定会使百姓大受损失，所以王平和刘敏否定了这一战术。有人说如果王平真采取如此行动则蜀汉亡国会提前二十年，笔者认为未必，因曹爽夏侯玄等人率领的军队战线拉得极长，又因连日阴雨补给不畅，真要到了汉中这样的险地争战想要突破重关也有难度，只是历史不能重演，无法验证姜维这一想法的可行性。

感谢@SULACC，@嘉陵江上的鱼夫，@悠悠见南山L几位涯友的关注，感谢@Lancer2一直以来的顶贴和讨论。为了答谢大家，发一个个人原创的笑话：
《穿越到三国》
问：穿越到三国，我可以很时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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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持盈保泰乃万世不易之理，穿越回去后做巨鹿隐士张臶，打个V形手势，轻轻松松就活到一百零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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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领导和同事都在勾心斗角，我还可以长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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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我穿越回去，要英雄盖世、气吞寰宇、武艺无双、文采风流、万民景仰、众口交赞，还要帅到掉渣、顾盼生辉、美女如云、左拥右抱、怜玉惜香，有这种可能吗？
答：不好意思你走错地方了，出门右转，多加二百块钱汽油费，隔壁可以穿越到玄幻小说，想做上帝都没人拦你。
祝大家天天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