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劲555 2015-01-31 12:59:19
毛说诸葛一生为谨慎，不知楼主怎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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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后面会细说

说实话，这次的南征的难度并不大，叛军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人，煽动的本地蛮族更是没有多少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有的还在原始社会阶段，更不要说三国时期，蛮族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可以说是极差点的，这也正适合诸葛亮来练练手，这次战争的难度不在于能不能打胜仗，而是在于这样能够争取到人心，能保证南方的稳定。另一个难点在于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客服，那时候的云贵等地，可不像现在是旅游热点，到处都是山林瘴气、蛇虫鸟兽，简直不是人能生存的地方。
所以对于这次战争，三国志中的记载是非常简略的，就简单的一句话而已：“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对于这次战争的过程一字未提，大家熟悉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并没有记载，七擒孟获一词只出现在《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里，所以一直有质疑指此事只是虚构。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将七擒孟获载入书中，而且与《三国志》没有冲突或出现史料上的错误，又有二重史料，所以大部份学者都相信七擒孟获。不过云南一带还有孟获七擒诸葛亮的说法，不过此说法对历史事实有所矛盾，所以多是以讹传讹，或提高部落声望的说法。
像《三国演义》中那么丰富的情节应该都是老罗的文学创作。个人认为，像当时的西南少数民族可能也存在有藤甲兵这样的高级装备兵种，但也绝没有那么神奇，而且大部分军队军备应该十分原始，蜀汉的军队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诸葛亮才有底气对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的目的也比较明显，对于这些本地蛮族，诸葛亮就是一定要打得对方心服口服，打得对手完全失去抵抗的信心和勇气，让孟获清楚，以自己的那点实力是完全不可能和蜀汉政府对抗的。
其实要想让人听话无非就是两手，胡萝卜加大棒，先挥舞大棒让对方知道不听话的结果，然后再安抚性地给点甜头，当然该给多大的甜头得看你的棒子够不够大，有足够的震慑力的话，一点点胡萝卜就可以，要是棒子没力的话，再多的胡萝卜也没用。
《襄阳记》记载：“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接受了马谡的正确意见，坚持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马谡这个说法是没错的，但这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其实攻心为上，那是没错的，但要做到哪有那么容易，古往今来，所有的战争，谁不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诸葛亮要是抓住了司马懿的话，可能会放走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攻心是有强大的实力作保证的，反而是实力不足的人才声色俱厉，借助于杀戮来震慑人心。

再看看叛军这边的情况。南中四郡，实际上只有三郡叛乱，也就是越嶲郡（叟帅高定，也有记载为高定元的，本文用高定）、牂柯郡（郡丞朱褒领太守）、益州郡（益州大姓雍闓、孟获）。第四个郡，永昌郡在“章武初，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见《华阳国志》），一直没有参与叛乱，虽然雍闓被东吴任命为永昌太守，但是一直没有能够进入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
叛军的实际兵力，没有记载，但是从诸葛亮的战役部署来看，应是越嶲郡高定的兵力最多，也最强，雍闓、孟获的益州郡部族部队其次，而牂柯郡的朱褒兵力最弱。
根据分析，诸葛亮的兵力部署是以主力攻击高定的，这说明高定的实力很强。高定在连续被诸葛亮击败两次后，还有残余部队2000人（这也是唯一的对叛军兵力数量的记载）。因此，估计高定军在开战时的兵力有5000人以上。益州郡部族部队的数量，在孟获带兵增援越嶲郡没有回来的情况下，还能对李恢的迂回部队形成一倍以上的优势，估计其总兵力也在6000人以上。牂柯郡朱褒部队一战即被马忠消灭，分析其兵力是比较少的（1000多人），而且战斗力不强。所以这样合计起来，三路叛军兵力大约在1.2万左右。
另外还有部分部族军队并没有参战，因为这些少数民族部族都是相对独立的，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指挥，有一些部族在看到最大的雍闓、孟获部族遭到失败后，就不再参战和抵抗了。
《中国战争史》的分析为蜀军大约2到3万人。由于南中地区特殊的民族、地理和气候特点，使得双方的兵力不可能很多。其实少数民族部族叛乱时其主力部队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多数依靠鼓动、胁迫当地百姓参加以壮大声势。因此，从战役规模来看，诸葛亮南征只是一场平定偏远地区叛乱的中、小战役。这也是《三国志》记述简略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一场战争，在三国史上其实是很不起眼的，不过由于诸葛亮的参与，使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话说回来，诸葛亮作为摄政的相父，实在是不值得为这么一场小型战争而亲自出马的，诸葛亮完全可以派一名大将来搞定这次叛乱。而最后除了诸葛亮亲征以外，许多当时蜀国有名的大将均没有参加这次战役，比如：魏延、赵云、吴壹等。连担任过越嶲太守的马谡也没有参加。

其实根据前文大家应该也清楚，诸葛亮的这次亲征更多去在于它的政治意义。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是要匡扶汉室，他要为汉朝重整河山，扫除叛逆，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难的，要实现这个理想诸葛亮首先走的第一步就是要掌控蜀汉的军政大权，前面分析过，诸葛亮现在已经是一家独大了，但并不是意味着蜀汉就完全在诸葛亮的掌控之中。刘备死后，可以说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暗流涌动，对于原来没有军权的诸葛亮来说，他的地位也并不稳定。在乱世中，只有打仗的人，不断打胜仗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各种势力的认可，才能取得震慑人心的权威。
就像毛泽东，在瑞金他已经完全失势，但接踵而来的失败让大家又重新找到了他，让他恢复了领导权。尽管共产国际那边一开始对毛泽东并不认可，但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又一步步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胜利，就因为这样，毛泽东成为众党员全体拥护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共产国际那边最后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毛泽东的胜利还在不断延续，直至建立新中国，这样，毛泽东的权威也到达了顶峰，他对于国家的控制力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封建王朝的皇帝。
又比如三国后世东晋的恒温，他的权威也是一步步打出来的，当他率领军队灭掉了成汉以后，他的威望也达到了了顶峰，他的这次成就有点类似与东吴出兵征服蜀汉一样。也因为如此，也让恒温看到了篡位的希望。当然要想当皇帝这样的成就还是不够的，于是恒温继续北伐，却没想在枋头一战，损兵折将，自己的子弟兵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这样他的皇帝梦可以说泡汤了，以前我看许多历史书把恒温篡位失败归功于谢安，实际上谢安也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最多是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而已，要是恒温的灭燕之战胜利的话，谢安是不可能阻止得住恒温篡位的。再往后百年，刘裕的北伐取得了成功，先后灭掉了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等他征服了北方的大国后秦，重新占领长安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篡位了。顺便假设一下，如果诸葛亮能够打下曹魏，是否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替换掉了刘禅呢，当然这只是无聊的历史假设，但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真的诸葛亮能够取得那么大的军事成就的话，他或者他的儿子替换掉刘禅是不会什么大的阻力的。
所以，诸葛亮将手插入军中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这对于以前没有征伐机会的诸葛亮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练手的机会。当然对手虽然不强，但摆在诸葛亮面前的困难还是不小的。因为这场战争要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要彻底解决蜀汉南部的问题，要打得对方心服口服，永不再反才算达到目的。
如果一旦把叛军逼急了，躲进深山老林里与汉军打游击战的话，那这件事就算办砸了。诸葛亮此时显示出来超人的智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有血缘上的深仇大恨的话，谁跟谁都有合作的可能，谁也没必要非要和谁过不去。那些当地的蛮族，无非是受到了那几个叛军首领的挑唆，给了些好处，并让他们认为叛乱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才会跟着在后面起哄。

如果一旦把叛军逼急了，躲进深山老林里与汉军打游击战的话，那这件事就算办砸了。诸葛亮此时显示出来超人的智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有血缘上的深仇大恨的话，谁跟谁都有合作的可能，谁也没必要非要和谁过不去。那些当地的蛮族，无非是受到了那几个叛军首领的挑唆，给了些好处，并让他们认为叛乱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才会跟着在后面起哄。
所以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对于那些真正的叛乱分子，那是必须以严厉的打击，比如高定、雍闓等人。而对于当地的土著，诸葛亮则手下留情，既让他们感觉到蜀汉军力的强大，又与他们不结下深仇大恨，诸葛亮军事行动之余再适当给点好处，这些人是绝对不可能与蜀汉军死磕的。这样也才会出现了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
在行军过程中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蜀道难，其实滇路更难，直到现在，云南的交通状况仍旧是全国最差的省份之一。以前我上学时坐火车走过很多次成昆线，在铁路旁有大片的烈士陵园，那些都是为修铁路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因此可以想象当年诸葛亮南下的路有多难走，在《三国演义》中描写的恐怖的瘴气在那个时代在这个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不过从结果来看，诸葛亮的进军是非常成功的，基本没有受到恶劣自然环境的太大的影响，从春天出兵，秋天就班师回朝，按当时的交通状况来说，就算不打仗走了来回也得好几个月，而诸葛亮却能够那么快速地凯旋而归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这个可以看出诸葛亮强大的组织能力，强大的策划及执行能力。要这件事有时看起来好像看起来是诸葛亮运气比较好，但我认为这一定是和他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叛乱发生到诸葛亮出兵的那一年的时间里，诸葛亮应该早有安排，他应该已经派出大量人手来熟悉地形，绘制地图，勘察制定合适的行军路线，并在当地寻找可靠的向导，以备不时之需，当然这些过于细节一切史书里没有记载，但我相信诸葛亮一定在上面下了不少功夫。
这让我联想起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李广箭术无双，英勇善战，但征战一生，却始终没有封侯，为此后人也常常唏嘘不已。在我认为还不能一味地责怪汉武帝偏心，大部分的责任还在李广自己的身上，几次出征，李广不是迷路就是中埋伏，而其他的几路兵如卫青、霍去病却能立下不世的战功，李广常常自怨自艾，认为自己运气不好，但他重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到位没。

诸葛亮在这一点上就做得非常好，“诸葛一生唯谨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诸葛亮一生打的败仗也不少，却从来没有惨败过，这与他谨慎小心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事前做好准备，未雨绸缪，绝不冒险。他的军队在西南的深山老林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南进。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军队的令行禁止、整体协调、后勤补给做得也相当到位。这让我联想起当年抗日战争中中国远征军仓促从缅甸败退，穿越野人山回国内，因为地形复杂、后勤不足，导致军队大良减员。虽然远征军是败军，是被迫穿越无人的原始森林，情况与诸葛亮进军不一样，但好歹远征军也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有现代的通讯设备，还有飞机的支援。诸葛亮部队遇到的地理环境应该是很类似的，军队一旦迷路在深山里同样会陷入绝境，而诸葛亮却成功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接下来说一下具体的战斗过程，诸葛亮部署南征，分兵三路，以李恢率军攻益州郡雍闽所部，以马忠率军击群柯郡的朱褒，自率大军亲征最跋扈的越蒿郡的夷帅高定。由于现在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够详细，对诸葛亮南征的路线，学术界历来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自秦汉以来，从四川成都到南中地区，主要有两条交通路线，一是从四川邛徕而下，渡大渡河到越嵩，这就是汉代所谓的牦牛道，再从越蒿南下，渡金沙江，到云南姚安一带，再到滇池地区或洱海地区，这条道即唐代的清溪关道。另一条则沿岷江而下，至犍为，再从犍为南下朱提，从朱提到滇池地区，这一条线路就是秦汉时著名的五尺道，到唐代被称为石门道。
在两汉时期，牦牛道是一条连接成都平原和南中地区的交通干线，封建王朝发兵南中镇压当地民众的反抗，很多都走的是这条路。诸葛亮南征，首先打击的是越蒿郡的夷帅高定元，再从越嵩南下平定益州、永昌等地，因此。不少人就以为，诸葛亮南征，走的就是牦牛道，从邛徕直到越篙，平定越嵩郡后，又直接南下，在今元谋渡金沙江，再和由平夷(今贵州毕节)而来的李恢和由群柯而来的马忠等会师于滇池地区。
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方国瑜先生不同意上述的看法。他经过对大量史料的钩沉稽隐，排比研究，认为在东汉后期，由于当地少数民族牦牛羌反抗东汉王朝的压迫，举行起义，这条路就被阻塞了达百余年之久，直到三国时张嶷来任越篙太守，才招徕牦牛羌，恢复了这条从成都到越嵩的大道，而这个时候已经是蜀延熙三年(公元240年)时的事了，距诸葛南征已十多年，因此，诸葛亮南征不可能走牦牛道，而是另有进军路线。这条路线就是安上水道。
安上在汉时是越篙郡的一个县，约在今四川屏山县西120里之新市镇，有水路可直通越嵩。当时蜀汉政权所任命的越蒿大守无法到郡，就驻在安上，故此地成为蜀汉政权经营南中地区的重要据点。诸葛亮南征，是由成都南下，至金沙江边的焚道(今四川宜宾)，以焚道为交通要冲，在此分兵：李恢率军直取益州，马忠东击群柯，诸葛亮则率大军沿水路至安上，再从安上溯水而进，。直取越蒿。

@李劲555 2015-02-08 15:26:33
哦，我知道益州包括这么多地方，但看楼主写的李恢带兵直取益州，不清楚是取道益州，还是攻击益州的哪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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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益州郡，这里没写明，所以引起误会了。东汉时，益州刺史部领汉中郡、巴郡、广汉郡、蜀郡、犍为郡、牂柯郡、越巂郡、益州郡、永昌郡、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巴东属国13个郡国，东汉末置上庸郡、房陵郡、永宁郡（后改称巴郡）、固陵郡（后改称巴东郡）、汶山郡、江阳郡等郡，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分别改称梓潼郡、汉嘉郡、朱提郡。

@李劲555 2015-02-08 15:26:33
哦，我知道益州包括这么多地方，但看楼主写的李恢带兵直取益州，不清楚是取道益州，还是攻击益州的哪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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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下，益州郡，是中国古代地名，范围在今天的云南省，郡治在滇池县。[1] 益州郡治所故址在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县的晋城镇及其南郊，民国时期曾在旧晋宁县城（晋城镇）南2-3里范围发现汉晋时期的砖瓦，为相关遗迹，2008年又在晋城镇东部边缘发现了汉晋瓦片及城墙的残迹。

诸葛亮从安上出发，顺马湖江而上，至卑水县，距越蒿三百里，屯兵不进。因为高定元的兵力分散驻守在各地，诸葛亮希望能等待高定元纠合其军队，一举歼灭。果然高定元中计，将各地的军队调集在一起来和诸葛亮决战，结果连战连败，高定元被杀。诸葛亮趁胜平定了越蒿郡。益州大姓雍闽来援高定元，和高定元的部属发生冲突，高之部属袭杀雍闙，雍闙部下便拥孟获为主，退回滇池地区。
平定越嵩后，诸葛亮移师南下，进一步平定南中地区的反抗势力。这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五月渡泸”。泸即金沙江。关于渡江地点，有人认为是从元谋渡江，有人认为是从蜻蛉县(今云南之大姚、永仁)一带渡江，因为这是汉代越嵩通往滇池地区的益州郡和滇西的永昌郡的大路。诸葛亮渡江后的行程不见于记载，现在保山一带还有大量诸葛亮的传说，诸葛亮可能曾至永昌郡安抚。但从战事的发展来看，诸葛亮军进击的主要目标是孟获所率的益州郡的地方势力，渡泸后其兵锋应指向滇池地区，平定滇池地区以后，诸葛亮很快就回师北返，不太可能有时间再西行至一直忠顺于蜀汉政权的永昌地区安抚。
其他两路军队的路线，马忠从焚道进攻群柯郡之朱褒，击杀朱褒后，即留屯群柯驻守，并未来滇池会师。李恢从焚道进攻益州郡，在滇东一带被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围困。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李恢趁懈进击，大败当地武装，进军滇池，和诸葛亮会师。
诸葛亮从南中地区回师成都，是在当年年底，是从滇池经味县(今曲靖)，再到汉阳(今贵州威宁)，再回焚道，折返成都。这就是诸葛亮南征的大体路线。云南很多地方留下的诸葛遗迹，应该说大多是人们为怀念诸葛亮而传出的附会之说，不足为史家所征信。
最后再啰嗦一下七擒孟获的事。读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对书中描写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一定都津津乐道。的确，小说的尽情渲染做为艺术给了我们极大的享受，但是历史上真的有七擒孟获的事吗?现存记载诸葛亮南征事最早、最直接的资料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但该书记事简略，并没有提及诸葛亮南征的具体战事。在南征后100多年即公元4世纪中后期写成的两部历史著作《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里，都提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事，《汉晋春秋》这样说：“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克捷。闻孟获者，为胡汉所服，募生致之，使观于营阵之间，而问之日：“此军若何?”日：“不知虚实，故败。知之，定易胜也。”之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日：“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华阳国志》的记载略同于上。可见，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就有七擒盂获的故事在流传，并且为史家所记录。接着，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引用了《汉晋春秋》的说法，到了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编写巨著《资治通鉴》的时候，也完全使用了上述的资料。后来还有人甚至专门做过七擒七纵的地点的考证，如清初冯鞋作《滇考》，述七擒孟获之地：第一次在白崖(今弥渡)；第二次在银坑豪猪洞，诸葛亮进军破擒之，在今邓川东；盂获又逃到佛光寨，约在今漾濞，诸葛亮从山后进军，遇毒泉，得苗药方解，又破孟获；又纵孟获北走纠众迎战，从点苍山出发又擒住了他；又放孟获南走庆甸，庆甸乃孟获旧属，感诸葛亮的仁德，缚孟获降；再释，盂获计穷，西走骠国(缅甸古国名)，引兵来战，在今保山的潞江边被诸葛亮打败，孟获又被俘；再释之，孟获找了缅夷、木鹿等国，借藤甲兵来战，不畏刀剑，诸葛亮计诱其入山谷中纵火，全歼了藤甲兵。如此凡七次，从洱海一带一直打到缅甸，孟获才最终降伏。冯骾的这一考说主要是根据流传的诸葛亮故事而作的，并无文献史料的依据。
从上面诸葛亮南征路线的考订，我们也应该看到，诸葛亮南征的主要战事是发生在越蒿一带，在此即歼灭了南中反抗势力的主力。后来南下是一路穷追，应该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所以《三国志》主要记了越蒿的战事，而对南下渡江后则很少记载。并且诸葛亮在南中停留的时间很短。春天出兵，冬天回到成都，还不足一年，如从其‘‘五月渡泸”算起，还不到半年时间。姑且不论有没有七擒七纵的必要，仅就时间而论，也很难完成这件事。方国瑜先生认为，“诸葛亮平定越嵩，渡泸水追击，孟获屡败退，凡七战，至滇池，孟获乃降。事盖如此，战地不详。”此乃平允之论。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史籍记有七擒孟获的故事呢，从文献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提到：马谡(就是失街亭被诸葛亮斩了的马谡)南征前对诸葛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采纳了他的意见，‘‘赦孟获以服南方。”孟获是继高、雍被杀之后率领南中地方势力抵抗蜀汉的首领，多次和蜀军作战，其人也深得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信服。诸葛亮得盂获而不杀，是表示和南中地方势力和解，故后人就传出了“七擒孟获”的故事，载之史乘，而为大众所信，又附会出很多七擒孟获的遗迹来。这大概就是历史的真相吧。
前面说的是诸葛亮的武力镇压，接下来就说诸葛亮递给南中百姓的胡萝卜。诸葛亮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治理，直接影响到了南中地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的社会发展。诸葛亮降服孟获后，其余部族渠帅闻风息兵，一时间皆向蜀汉纳贡，比如“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诸葛亮考虑到孟获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势力，以孟获为御史中丞，又立另一蛮王张龙佑那为渠帅，大致相当于现在港澳行政区的“特首”，对夷人皆教以农桑，蜀锦之技艺，精选士卒以为蜀汉所用，组成了传说中的无当飞军，并且加大对龙佑那部的扶持，从而使之成为各夷之首，龙佑那部（原孟获部）就是后来统一六诏的著名南诏国王皮罗阁部的前身，龙佑那部一直传至十七世，直至唐贞观年间，张乐进求逊位。

@qhayjf 4373楼 2015-02-08 20:57
@李劲555 2015-02-08 15:26:33
哦，我知道益州包括这么多地方，但看楼主写的李恢带兵直取益州，不清楚是取道益州，还是攻击益州的哪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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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下，益州郡，是中国古代地名，范围在今天的云南省，郡治在滇池县。[1] 益州郡治所故址在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县的晋城镇及其南郊，民国时期曾在旧晋宁县城（晋城镇）南2-3里范围发现汉晋时期的砖瓦，为相关遗迹，2008年又在晋城镇东部边缘发现了汉晋瓦片及城墙的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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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桥锁翠 2015-02-09 00:38:44
楼主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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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能百度而已，呵呵。

诸葛亮又陆续封赏讨孟获有功的部族，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水西宣慰司（在贵阳府西北二百里），土酋安氏世守其地。其先济火之后也。蜀汉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牂牁帅济火积粮通道以迎武侯，表封罗甸国王居普里，即今普定卫。”
从建兴三年八月到滇池，到十二月返成都，诸葛亮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对四郡政务进行了集中整顿：首先，他考虑到南中特殊的民族构成，将南中四郡，分为六郡，新增兴古郡、云南郡，又复置朱提郡。其中对永昌郡进行了格外调整，以加强统治。划出叶榆、邪龙、云南三县归属新设置的云南郡，新增雍乡、永寿及南涪三县。这一措施不但缓解了各部族的矛盾冲突，而且加强了与今缅甸地区的交流，缅甸国境内有武侯庙和诸葛亮的很多传说，因此“深入不毛”在史学界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缅甸地区。战后，诸葛亮首先对南中地区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割越嵩郡之南部和建宁郡之西部新设云南郡(大体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割群柯郡之南部为兴古郡，加上犍为南部都尉改置的朱提郡，和越筒、群柯、永昌，合称南中七郡，移康降都督于味县(今曲靖)，统辖南中地区。 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第一次得到了高级政区(当时是州，元以后是省)的地位，尽管还是一种特别的行政区，但之后西晋统一全国，就在南中地区设置了宁州，和全国其他地方 的行政建置统一了起来。
文献还记载，诸葛亮还赐给各少数民族的首领“瑞锦铁卷”和绘有天地日月、官府、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向官府进贡的图卷。大概这是诸葛亮用图像的形式，将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应进的贡赋与少数民族首领做了某种约定，这就可以避免过去贪婪的地方官吏对各民族的苛虐。诸葛亮还注重传授给当地百姓农桑、耕种、织锦、建筑、冶炼等技术，以改善当地相对落后的生活水平，这也算南蛮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一次重要接轨。
诸葛亮的南征，打击了当地的割据势力，巩固了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南中地区的民族矛盾，还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南中地区得到了一段和平发展的时间。这在南中地区的各民族心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一代代流传，又一代代的加工，并随着民族间的交流，更广泛地得到流传，形成了今天流传在云南为数众多的诸葛传说。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末之时，基督教传教士发现云贵百姓只知有诸葛亮，不认可其他任何神祇，不得已忽悠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有俩儿子，大儿子叫诸葛亮，小儿子叫耶稣。原来是大儿子管事，现在轮到小儿子保佑你们啦！信教吧！亲！”这才逐渐打开传教局面。

回复第4346楼，@我说的你别信

@qhayjf 2015-02-02 22:51:44
再看看叛军这边的情况。南中四郡，实际上只有三郡叛乱，也就是越嶲郡（叟帅高定，也有记载为高定元的，本文用高定）、牂柯郡（郡丞朱褒领太守）、益州郡（益州大姓雍闓、孟获）。第四个郡，永昌郡在“章武初，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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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其实有才能的，可惜军事造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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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后面会专门分析

诸葛亮做到了这些，南中地区怎么还会有反叛呢？诸葛亮的这次南中之行是非常完美的，当然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这还只是诸葛亮远大理想的一小步。接下来诸葛亮还是加强修炼内功，加强国家的管理，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建设。
这里我们回头再看看蜀汉的经济状况，蜀汉初期，诸葛亮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蜀汉在魏、蜀、吴三国中国土最小，人口最少，其经济实力也最弱。
特别是在刘备、诸葛亮集团刚刚夺取益州伊始，由于刘备与益州的统治者刘璋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攻夺战争，致使益州百姓“饥膏草野”，府库消耗殆尽，刘备攻占成都后又纵兵抢掠，府库为之一空，且“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土”，刘备虽然号称“仁君”但是没有物资鼓励谁为你卖命呀，所以刘备也难以免俗。当然军队是赚的盘满钵满，但是真正想建立一个政权是问题就来了，政府没钱，政权就没法运作的起来，连最起码的军费都没有。这时，一个经济学天才刘巴解决了问题，他出的主意主要为三点：“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政策马上立竿见影，“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早在那个时候，刘巴就懂得用货币的供需量来调节经济增长，用政府手段来干预市场、充实国库，比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整整早了1700年。
刘巴的方法要那现在的话说就是货币超发，在之前，一般流通的货币本身就是与交换的商品是等值的，而刘巴铸的"直百五铢"，钱的面文意思是一枚直百五铢的价值可以与一百枚五铢钱的价值相等，是一种大值虚币，其重量仅8～9.5克，却当五铢钱100个。
我对经济学也没啥研究。就用业余地分析一下，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达到这样的平衡的话，国家的经济就处于良性发展之中。由于印刷货币的真实成本几乎为零，所以超发货币也可以成为政府敛财的一个好手段。比如说某时刻，百姓总共有100万，政府只有0，但政府有权利发货币，凭空生出100万此时百姓有100万，政府也有100万，虽然这时通货膨胀，政府手里的100万只值原来的50万，但毕竟是有钱用了，而百姓手里的100万也只值原来的50万，这时我们看到了什么？超发货币相当于直接向百姓收了50万。
利备采用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办法是一种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虽然可以聚敛财富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反而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的的破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鲜见，自公元7年到14年，王莽三次改革币制，结果由于王莽仅从主观出发，就随心所欲地改革币制，滥发大钱，结果"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自身最后也迅速灭亡。隋炀帝时，统一的五铢钱制度遭到破坏，由私铸引起货币严重贬值。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私铸者除豪门大族，也有为对付日益加重负担的百姓。到最后甚至"剪铁碟，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社会经济由此走向了绝境，不久后隋亡。比起古代来，中国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发展更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洋军阀的"京钞风潮"，特别是国民党的法币改革和金圆券金汇兑本位制，其结果更是危害巨大而最终直接导致经济体系的垮台。最近也有学者提出现在的货币贬值，房地产的疯狂其中的内因是来源于货币超发，这里也不展开讨论这个话题了。

不好意思，假期回老家，停更两周。祝大家羊年大吉、万事如意。

终于有网络了，大家春节快乐！

@贤者有依 2015-02-28 09:12:26
@qhayjf 4405楼 2015-02-21 22:40:00
终于有网络了，大家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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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新春快乐！跟楼主想法甚为接近，从开贴就跟，楼主高才，不过自诸葛亮开始，稍感力不从心？是否前期思索已经写完，还望深思熟虑，方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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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有积累，现在工作比较忙，每天都写一点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再后来又是战乱不断，例如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亲率大军五万下公安，欲同孙权争夺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后因听说曹魏进攻汉中而匆忙回师；同年，张飞与曹魏大将张部在三巴地区进行大战；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名曹操争夺汉中之战；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和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而进行的讨伐东吴的战争等。这些战争，大量地耗费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益少济一直得不到恢复，并且严重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终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郡和资中县一带爆发了马秦、高胜领导的有数万农民参加的起义。尤其是吴蜀夷陵之战，刘备遭到惨败之后，使蜀汉元气大伤。
紧接着在蜀汉的西南地区又接连发生了汉嘉太守黄元、益州大姓雍闷、样舸太守朱褒、越蔫王高定等相继反叛。这样，诸葛亮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所面临的是一个新遭丧败、危机四伏、经济凋敝、民心不安、社会动荡的局面。诸葛亮在南征时，命令兵士种蔓青于山中，“以济军食”，虽然被人传为佳话，但仔细推敲起来，实际上是当时蜀汉经济困难，军粮难以供给，不得不靠种植蔓青来接济军食的危艰情况的写照。就是在这种十分困难、危艰的复杂情势下，诸葛亮以他卓越的智慧和才干至于蜀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建兴元年至四年“务农殖闭关息民”和建兴五年至十二年的北伐期间的以农为本、手工业、商业一起发展的“耕战”经济这样两个阶段，一共十多年时间，使蜀汉社会经济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下面再谈谈诸葛亮的治国理论，在他的《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多次引用儒家经典来阐明治国理民之道，如“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此处的《经》，《书》以及孔子的言论即儒家经典：《诗经》，《尚书》，《论语》。但是，儒家思想在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中，并不是独立而存在的，而是以法的形式予以确立，落实和保护的，即“儒内法外，礼法并济”。
在刘备势力入主四川后，诸葛亮更与其他四位代表蜀汉内部不同利益的重臣法正、李严、刘巴、伊籍共同在汉代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蜀汉的基本法——《蜀科》，他本人也在其后陆续颁行了《法检》、《科令》、《军令》，更以条章形式颁布了蜀汉的“公务员法”——《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甚至刘备的托孤遗诏中也专门提及诸葛亮为太子刘禅抄写《申》、《韩》、《管子》等刑名、法制书籍的事迹。

@春天花会开0124 2015-02-14 10:13:15
请教楼主与各位大拿一个问题，就是中国 历史 上分分合合，但很多时候中原地区往往通过狭长的甘凉古道连接西域、以及狭长的环渤海沿岸连接广阔的辽东地区，这种哑铃型版图现实中如何能成立？军事和战略上北方匈奴势力和西南吐番势力应该很容易切断连接线进行“包饺子”了。


http://img3.laibafile.cn/p/m/20574604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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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地形造成的，当然只有在帝国够强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河西走廊的联通。全部是高山的藏区和全是戈壁草原的漠北对于中原汉人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在势力够强大时，最多是把河西走廊周边变成无人区，中原势力是不会费心去占领这些地方的。

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的，要"务"些什么；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么；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么。详尽地解释科律和禁令，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守法纪，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在制订和逐渐完善法令科条的过程中，诸葛亮付出了不少心血。
由于三国一统之后迅速又陷入了“大分裂”的格局，不同民族和国家间频仍的战火导致宫廷和民间藏书被大量焚毁，以《蜀科》为代表的许多蜀汉法律已不存于世，由于尚无考古文物发现的支持，我们只能从史籍的字里行间探寻这位蜀汉丞相的立法精神，而恰恰在裴注《三国志》中记载了这么一段蜀汉重臣法正与诸葛亮的立法大讨论：法正认为，《蜀科》这部新法制定得过于严格无情，很多人向他反应觉得无法承受这样严重的犯罪后果，并举当年汉高祖刘邦起兵后仅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的典故，希望诸葛亮宽缓刑罚。诸葛亮回答说：“当年刘邦起兵正值秦国残暴无道之时，老百姓的怒火一触即发，所以他用宽简的政策就能赢得人心。而刘璋父子在益州执政以来，一直无力管辖部下，只知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道德教化和行政管理完全废弛，用来彰显权威的司法惩处却畏首畏尾，导致各地大小官僚乱用手中职权，甚至让老百姓只知有他们，而不知有主公。宠着他们封以高官，大家都把官升到极致，这官爵就贱了；顺着他们赐给恩荫，一旦没东西赏赐，他们就立马翻脸。刘璋的灭亡，正是这些原因导致的。现在我们用法律来震慑犯罪，只要大家都遵纪守法，就能感受到社会治安和管理好转带来的好处，限制官爵和封赏的滥用，那么得到来之不易的奖励，大家也都会感受到真正的荣耀。只要这样恩威并施，赏罚严明，人们就能各守其职，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在另一段关于“刑罚与特赦”制度的讨论中，诸葛亮面对同事对自己“惜赦如金”的质疑坦然说：“治理国家靠的是教化得当和法纪严明，赦免这样的小恩小惠制度只是饮鸩止渴罢了。所以先贤们都不赞同这样的制度。先帝（即刘备）也曾说，他在陈纪、郑玄两位儒学大家门下学习的时候，对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原因和治理方法，他们都讲述的非常详尽，却从来没提到过赦免这样的制度。像刘表父子、刘璋父子这些覆灭的割据势力，年年特赦，岁岁宽肴，除了放纵犯罪分子，对国家的安定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惜的是，在诸葛亮所处的那个“人治”时代，“赦不妄下”的制度随着他的去世而逐渐废弛，蜀汉政权在其后短短的二十九年时间里“大赦”了十二次，终于逐渐走向衰亡。
其实，《蜀科》虽号称严刑峻法，但仔细考究执法情况，却并不见得比同时代的曹魏、孙吴政权“严峻”，所谓“严峻”只是针对此前益州的无政府状态而言。最有力的佐证就是《蜀科》废止了自秦以来动辄发起清洗的“株连罪”。反观曹操手下仅因言获罪的边让、孔融等人，全都是“杀其妻儿老小”的结局，甚至曾打算立法株连逃兵的父母兄弟，孙权一方则更是仅因猜疑臣属对自己不忠就灭其九族。而纵观诸葛亮生前的蜀汉，罪止其身，甚至罪其父而用其子的情形也屡见不鲜，除其后魏延“谋反”一案由于杨仪挟私报复予以满门抄斩外，蜀汉政权统治期间再无一起株连案件。在《蜀科》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之后，刘备治下出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新气象，再加之以经济上的逐渐复苏，称之为“和谐社会”也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