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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规定马匹等级有四等，由高到低依次为御马、臣僚用马、诸军用马、驿马四等。作战用的马匹位居第三，这些战马又以士兵俸廪、身份高低及马匹岁口、体格等为标准确立等级，分配给相应的作战部队。最好的马匹却用做不急之务，所以两宋年间的战马数量常常不足，质量更无法得到保障，解决战马的供应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棘手问题。养马最多的是宋真宗在位期间，虽然有二十余万匹，但与唐朝七十万匹的数字相差甚远。
景德之役发生时，宋朝所辖疆域虽然比五代十国的全疆略大，却失去了出产马匹的冀北之野与甘凉河套之地。北宋朝廷被迫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养马和买马，然而内地所养之马，体质羸弱，根本无法在战场上与辽人争雄。而且购买的马匹数量少，质量也不高。产马地的丢失对宋廷国防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匹的缺失令宋朝无法组建能与辽军正面对抗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在与辽作战时，宋军一旦失利，就会溃不成军，容易被辽军追击围歼；而辽军作战失利，就会立即骑马远遁，快速撤离战场，宋军始终无法在运动战中对辽军造成大规模杀伤。由于这一限制，宋廷不得不大力发展城池防御体系，以抵消辽人作战的机动灵活性马匹的缺乏与马质的低劣。
王超被后世人讥为庸将，其实有失偏颇。他既然“总握禁兵、时称名将”，自然深谙辽军的作战特点，也明白宋军的相对劣势所在，身为主帅的他选择持重之策也就不难理解了。
辽军死伤数万依然无法攻陷瀛州，眼见无法突破城防，不得不主动撤围而去，转而南下攻城略地。虽然自出军南侵以来一路损兵折将，但据史料记载，“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
十四日，辽军攻陷祁州（河北安国）。

第三章：澶渊之盟
一、王钦若出镇大名
瀛州保卫战的胜利提振了宋军的士气，真宗皇帝一边不吝赏赐“官吏进秩，赐物有差”，一边督令河北诸州官兵随时抵御来犯之敌。由于宋军有备，辽军侵扰贝州（今河北清河）、冀州（河北冀州）都劳而无功。知冀州王屿早就憋足了劲想要教训狠狠地教训一下辽军，此前就日夜操演兵马，训练民兵。辽军逼近冀州，被他数次率军击退。宋军周莹所部奋战于铭（河北永年）、贝二州，大败辽军。自九月兴兵南侵以来，辽军转战千里损兵折将，士气低落。宋军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两部奉命挺进辽境，向辽易州守军发起主动进攻，辽军边防告急，哪知道萧太后与辽圣宗置之不顾，反而加快了南下的步伐。
辽军摆出一付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架式，深入河北腹地，宋廷上下震惊不已。胆颤心惊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分别建议真宗皇帝移驾金陵和成都。真宗皇帝委决不下，于是去问寇准。寇准佯做不知事情原委，故意吃惊道：“什么人为官家出此下策，罪不容诛！”寇准为真宗分析了一下敌我双方战事上的利弊，指出：只要御驾亲征，辽军就会主动退却。不然的话，出奇兵袭扰辽军后方，坚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可以稳操胜券。又何必丢弃祖宗陵寢之地，远幸楚、蜀呢？
寇准的剖析，坚定了真宗皇帝抗辽的信心。趁此良机，寇准再次提议真宗驾幸澶州。为了排除来自朝堂之上逃跑派官员的阻力，寇准荐举王钦若出镇大名。真宗准奏，任命王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时任天雄军都部署、知军府事的永清军节度使周莹“同议守御”。寇准用光明正大的理由将政敌送上抗辽前线，王钦若虽然恨的咬牙，但也无计可施，只好硬起头皮匆匆履新。（史料记载：王钦若在闰九月二十四被任命为知大名，十月初二日到任。据此可知，他没有看到王继忠的第二封书信，更不清楚真宗派遣曹利用为议和使人的事情。）
宋廷不断收到辽人释放的和议信号，眼见和谈在即，宋辽双方都加紧了军事上的较量，毕竟和平是需要强有力军事力量支撑的，战场上的胜负决定了谈判筹码的轻重，做为政治家，不但萧太后、辽圣宗母子知道这一点，年轻的宋真宗也深谙此道。
为了加重已方在未来和议中的砝码，真宗最终听从了寇准的建议，下定决心御驾亲征！与此同时，他也不愿意和议的大门在自己手中关闭，毕竟在战场上完胜辽人没有什么把握。在“募神勇军士李斌持信箭赴敌寨”后，真宗令枢密院推荐使辽的正式人选，殿直曹利用毛遂自荐，枢密院使王继英顺水推舟予以荐举。

真宗皇帝才张罗着亲征事宜，就再次收到了王继忠的书信。战场的胜负决定了话语权，王继忠奉上的书信语气大变，瀛州之战大败的辽人全然没有了上次的嚣张气焰，转而表示“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攻瀛州死伤数万，西路进攻河东的辽军也损失惨重。据宋王珪《华阳集》卷三六《高穆武王（高继勋）神道碑》载：高继勋与知岢岚军贾宗与五万辽军战于草城川，宋军利用有利地形邀击辽军，追杀辽军直至寒光岭，辽军“斩首及自相腾轹以死者万余人”。
辽人久侯宋使不至，只好再次命王继忠作书敦促。“王人”曹利用并非腿脚不利索，而是途经大名府时被王钦若扣留了。
原来，王钦若赶到大名没几天，辽军就兵临城下。虽然宋军在大名府部署了重兵，但王钦若看到“戎虏满野”的景象后，束手无策，吓破了胆的他不是积极整军备战，而是命人紧闭四门，自己则每天只知道吃斋念佛，祈求佛祖保祐他渡过此劫。
眼见辽军打上门来，军政主官王钦若职责所在，避无可避，只好召集手下将领商量守城之事。素有多智之称的王钦若举措乖张，居然想出了抓阄的办法来安排防守四门的高招。临危受命，被真宗任为钤辖的孙全照挺身而出：“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辽军南侵，北门首当其冲，所以孙全照当仁不让的担任起了守御北门的重作。见孙全照这样，王钦若只好假惺惺的表示自己守卫南门（为方便跑路）。孙全照表示反对，强烈要求王钦若居中调度指挥。此举正中王钦若下怀，于是就躲在衙署中发号施令。
辽军前锋到了大名府北门，却见城门洞开，吊桥一如平时模样没有拉起。宋时，城门是城墙防御的重点，也是城池防御系统中极其薄弱的环节。北宋年间的城门不似明清城门中砖石券门洞，多是梯形木构城门洞，主要是由两侧靠门洞壁的壁柱（排杈木）和横梁（洪门栿）组成。这样形制的城门最大的弱点是不牢固，特别害怕火攻。因此吊桥不但是控制城内外交通的工具，而且在战时拉起来保护城门的作用尤显重要。“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为了避免城门直接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下，宋人采用了“屈直开门”的设计理念，羊马城门、瓮城门和大城门都是屈直相通，没有直对。为了强化城门防御，宋军在城门外布置了“长五尺，阔三尺，深四尺”的陷马坑，坑底布满了削尖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呈“巨”字型排列。在护城壕上面还有一种陷阱装置叫机桥，表面看上去与普通便桥无异，其实内藏机关。其中有一根梁设为转轴，两端有横栝，战时就把栝取掉，敌军一旦踏上桥面，桥立即就会翻。
孙全照部下有一只“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指哪射哪的“神枪手”部队，辽军“素畏其名”，现在见城门大开，不敢轻易冒犯，于是绕过北门，转而去攻打大名府东门了。
哪知道东门也是防备森严，辽军攻城受阻。攻城未果的辽军故计重施，“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见辽军撤围，不知抽住了哪根筋，王钦若突然变得胆气豪迈起来，立即“遣将率精兵追击”。闯入辽军埋伏圈的宋军左冲右突都无法脱身。孙全照立即意识到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慷慨请缨：“如果失去这些精兵，就等于丢失了大名府。请允许我率军去救他们！”

大名府是宋朝设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掌控着黄河以北大片疆土，是守卫汴梁的北大门。守住大名府，就等于堵塞了辽军南渡黄河的通道。王钦若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也知道厉害，明智的选择了放权，听任孙全照率军赴援。最终在孙全照等将领的力战下，陷入重围的宋军被营救出险，大名府侥幸得保不失。
据《辽史》记载，十一月“甲子（十四日）东京留守萧排押获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以献”。显然，这些宋军将士，就是因王钦若的指挥失误而陷入重围被俘的。
肩负议和重任的曹利用途经大名，却被孙全照扣留了。孙全照对辽人和谈的诚意表示怀疑，“劝王钦若留之”。因为大名府全靠孙全照力战才得保不失，王钦若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
也不能怪王钦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毕竟数十年间宋辽双方兵连祸结，仇结的深了，王钦若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双方会坐到谈判桌前来。不但是王钦若不了解内情，就连辽方的一些重臣也被蒙在了鼓里。《辽史》载，“统和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十七），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按情理忖度，善補奏疏中的“宋遣人”应该就是李斌了。李斌见到萧太后、辽圣宗时，正是辽军未能攻陷大名府，正在准备攻打德清军之前。
虽然正使曹利用被王钦若扣留在了大名府，但李斌却顺利完成了信使的艰巨任务。于是，王继忠的第三封信送到了真宗御案前。
这封书信并没有交由李斌带回，而是仍然交由石普代为转交。所以如此，极可能是为了及早促成和议之事。
接下来史料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则是令人一头雾水了。
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载：（景德元年十一月，“上前赐王继忠诏许遣使，继忠复具奏附石普以达。普自贝州遣指挥散直张皓持诣行阙，道出敌寨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车帐前，问劳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王钦若等疑不敢遣。皓独还。契丹主及其母赐皓袍带，馆设加等，使继忠具奏，且请自澶州别遣使速议论和好事。于是，皓以其奏入。上复赐钦若诏，又令参知政事王旦与钦若手书，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诏谕继忠。”
野史《梦溪笔谈》之说可补正史之不足，兹录如下：“...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跸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其九岁子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徼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搴车帏召皓，以木横车轭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

仔细分析可知，不管正史、野史的记载都有不靠谱的地方。《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文中，张皓是石普从贝州派出送王继忠书信的使人。如果真的是这样，辽人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不会发生“道出敌寨为所得”的事情了。“因令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更是讲不通了，如果是真宗皇帝的诏书，那么张皓是从何得来？
《梦溪笔谈》中的记载不合情理之处甚多，宋辽双方和议之事早在真宗驻跸澶渊之前就已经暗地里开始了，首先时间上就错了。还有就是一个小小的殿前散直哪里有条件提要求，所谓赏银三百两更是小说家言罢了。（沈括为张皓孙女婿，所以《梦溪笔谈》的记载不足采信。结合史料大胆忖度，张皓确实是殿前散直，不过在战前被派往了军前效力。石普派他任信使，也算是知人善任。）
按正常逻辑推测，张皓奉石普之命携带书信，快马加鞭赶到御前，真宗皇帝很快就收到了王继忠的第三封书信，而且知道正使曹利用并没有如期到达辽营（也有可能是在王钦若派人打探事情原委时已经知道）。不得已之下，只好再次派遣张皓前往辽军告知事情原委。真宗皇帝回王继忠书载于《宋大诏令集·卷232》：“葛霸等以卿奏状来。曹利用往,兼报卿令人援接前去。寻闻道路艰阻,尚在天雄。今有付利用手诏,同封付卿,便可闻于大辽,遣人赉送接援付彼。”为了取信辽人，真宗皇帝居然将付与曹利用的手诏也一并封在了给王继忠的书信中。为了促成和议，真宗皇帝也是蛮拼的。
张皓前脚离开，王继忠的第四封奏疏又到了。辽人可能通过特殊渠道也得知曹利用被王钦若扣在大名府的事情，于是令王继忠作书宋真宗，希望就近从澶州另外遣使议和。收到王继忠第四封来信，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宋真宗离开汴梁的第二天，驻跸于长垣县。收到王继忠的来信，真宗不得不重新解释了一番。对王钦若无端扣留曹利用之事，他也表示遗憾。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那么就可以解释得清《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了。张皓带着回书顺利的见到了萧太后、辽圣宗母子二人，辽方高规格的接待了他之后，张皓按照行程安排“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可是王钦若仍然留着曹利用不放，张皓不得不独自返回辽营。
王钦若扣着曹利用不放行，不但真宗无奈，就连萧太后和辽圣宗对此也无语。眼见和议之事一波三折，只好让王继忠再写信给真宗皇帝，要求另派使者，前来议和。送信的使人自然非张皓莫属。收到王继忠的第五封信后，真宗皇帝不得已重新写了手诏与王钦若，为了保险，又令王旦作书与他说明事情原委。王钦若一再不奉诏，真宗虽然恼火，却也无计可施，担心因此而触怒了辽人，永远关闭了议和的大门，真宗不得不写信给王继忠再次就此事做出澄清：
继省来章，专候使命。昨自孙崇等回后，寻降手诏与天雄军，令速发利用往彼。今张皓到阙，再览卿奏，果称天雄军以未奉诏旨，尚且稽留。今再降诏命，令皓赉去勾取。候利用才到大辽，可令皓赴阙。

@沈阳荆棘鸟 2016-12-07 11:44:34
配图（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分布图）讲解会更好，对于历史小白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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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怎么会发图，抱歉

二、宋真宗御驾亲征
和议之事紧锣密鼓的进行，真宗皇帝对战事也不敢大意，本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迅速完成了作战部署：
十一月十六日，宋真宗令随驾军兵先赴澶州。
十八日，得知辽军进逼澶州，真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武宁节度使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丢开成见，重新启用了宿将李继隆。五十五岁的李继隆不负众望，因地制宜的改进了澶州的城防工事，有力的阻遏了辽军的攻势，力保澶州城不失，为宋方在和议中增加了筹码。
二十日，辽军攻陷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县西北）。德清是澶州城与大名之间的军事要津。地方虽小，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但是因“素不修完，屯兵寡少”，真宗知道德清无法坚守，此前就有旨守将，“如戎寇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哪知道驻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英勇抵抗，最终寡不敌众，守将张旦及手下十四名将领战死沙场，以身殉国。
眼见辽军就要越过黄河了，就在这一天，再也无法淡定的宋真宗终于离开了汴梁城。然而，就在真宗上路的时候，“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直到真宗亲征，多数大臣仍赞成与辽人讲和。
二十一日，车驾次长垣县。
二十二日真宗一行人驻跸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为防止辽军铁骑渡河，真宗皇帝下旨命地方官员组织民夫凿开黄河冰面。前方战报称，辽军兵临澶州，已经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将澶州城围住。咸平六年（1003年），为防止契丹南侵，真宗皇帝曾经专门下诏修葺定州城，当时负责此事的大臣谢德权对辽军入侵的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建议将天雄城、澶州城、德清军的城池一并修葺，以免战事发生后措手不及。事实证明，谢德权未雨绸缪之举，有益于宋人大名府、澶州城的防御作战。
真宗皇帝驻跸韦城，前方军情再次告急，立即就有随驾大臣再次提议迁都，有的人认为应当避其锋芒，一时甚嚣尘上。真宗皇帝乱了分寸，召来寇准商议对策。寇准慷慨陈辞：“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如今之计“惟可进尺，不可退寸”，否则的话就会一溃千里，军心瓦解，被辽军乘势追击的话，根本到不了金陵就会成为阶下囚。
任凭寇准磨破了嘴皮，无奈真宗就是不作声。他此时已心乱如麻：
离开汴梁才几天的工夫，发生的事情就令真宗心力交瘁。十一月，宋真宗颁布了亲征诏书，“而议者犹哄哄”，拖着病体的宰相毕士安与寇准一道劝慰真宗“坚定前计”。正当真宗整军将行之际，突然出现了“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的奇异天象。汴梁城中种种流言飞语四起，有的人说“太白昼见”不该出兵，有的人说“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必有一个大臣殒国。这些迷信谣言不但有可能会打乱真宗的亲征计划，还会瓦解军心。卧病在床的毕士安焦虑不安，写信给寇准，自己无法随行，现在亲征大计既定，军国重事就拜托了。“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没有毕士安在身边，真宗皇帝感觉好无助。好在毕士安身在汴梁，却心系社稷，担心寇准误了大事，不久，抱病追到澶州。

皇帝亲征，按惯例都要安排一个东京留守，在京主持日常事务。不知真宗皇帝出于何种心理，他选择了数年前就卧病在床的弟弟雍王元份为留守。结果，一行人还没有到达澶州，就从京师传来元份病危的消息，前方战事胜负未卜，如果汴梁城再出什么意外，后院着火的话，真宗皇帝就面临着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事关重大，真宗想到了“堪任大事”的王旦，命令他立即返回京师权留守事。王旦临别之际，提出“愿宣寇准，臣有所陈”的要求。寇准到了后，王旦这才请示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王旦这样做，其实就是等于在非常时期，婉转的要真宗交代后事。真宗听了沉默许久，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嘟嚷道：“立皇太子！”
王旦非要真宗当着寇准的面说出这番话，不过是想要寇准做个证人而已。前方兵凶战危，一切皆有可能，万一出了什么差池，真宗皇帝也怪怨不到他。好在他做事稳重，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潜回京师，表面上仍是元份任留守，免得令真宗的皇兄弟们生出非分之想。这样做，既保全了真宗的皇位，也稳定了后方政局。
一想到这些糟心的事情全攒到一处，真宗皇帝心中就象压了无数的大石。所以，寇准的话对他触动不大。
见年轻的天子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寇准无奈只好退出另想办法。一出殿门，正好碰到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是问他：“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高琼是个武夫，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表示：“琼武人，愿效死！”寇准听了立即拉了高琼返回殿中，对真宗说：“官家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
于是寇准“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真宗还没有表态，立在庭下的高琼就大声道：“寇准言是。”见真宗一脸期盼的向他望来，高琼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今契丹去国大入，其势不可久，官家亲御六军，羽檄召天下兵将至，进则可以决有功，今止军不发，众情大惑。国之安危，事在转漏，尚何议也。”真宗一听高琼所言仍是老调重弹，顿时有些不耐烦起来。高琼察颜观色，继续道：“避狄固为安全，但恐护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事实如此，高琼并非是在危言耸听：随驾的军兵妻子父母全在汴梁城，真宗皇帝一旦跑路，他们惦记妻儿父母，怕是会一哄而散，那会儿悔之晚矣。见真宗听了面上变色，高琼趁热打铁道：“陛下即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见真宗仍在踌躇，寇准冲着高琼使了个眼色，大声吩咐道：“机不可失，宜趣驾！”
真宗求援似的向身边侍立王应昌望去，希望这个手持兵器的贴身侍卫帮腔。哪知道王应昌也站在寇准、高琼的一边，同样认为：“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益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
见身边文武重臣、亲信都催促他上路，真宗担心激出兵谏之事,“始决北伐之策”。车驾立即望澶州进发。
十一月二十四日，真宗一行人到达卫南。这天张皓从贝州带了王继忠书信赶至行在。也就是在这一天，辽军前锋大将萧挞凛率军进至澶州城下，为宋军伏弩射杀。
雍熙北伐失利后，宋廷在对辽战争中处于战备防御状态， 北宋政府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防御能力较强的武器研发和推广上。由此给弩的改良和创新注入了活力，这也是床子弩和大型床子弩在宋时大显身手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