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关于讨董卓是否有十八路诸侯的问题，有人说根本没有。他们的依据是《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因为正史里很多当事人并未集中在一块写出来，所以给人感觉没有十八路，比如《三国志·武帝纪》集中记载了十路，《后汉书·袁绍传》集中记载了十一路。实际情况是，真真正正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为了说明白，以图表列示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驻扎地 出处 死因
1 袁绍 渤海太守 河内郡 《三国志.武帝纪》 病死
2 袁术 后将军 南阳郡 《三国志.武帝纪》 被迫自杀
3 袁遗 山阳太守 酸枣县 《三国志.武帝纪》 被杀
4 张邈 陈留太守 酸枣县 《三国志.武帝纪》 被杀
5 张超 广陵太守 酸枣县 《三国志.武帝纪》 灭族
6 刘岱 兖州刺史 酸枣县 《三国志.武帝纪》 黄巾所杀
7 孔伷 豫州刺史 颍川郡 《三国志.武帝纪》 病死
8 桥瑁 东郡太守 酸枣县 《三国志.武帝纪》 刘岱所杀
9 鲍信 济北相 酸枣县 《三国志.武帝纪》 黄巾所杀
10 韩馥 冀州牧 邺县 《后汉书.袁绍传》 自杀
11 王匡 河内太守 河内郡 《后汉书.袁绍传》 曹操所杀
12 崔钧 西河太守 西河郡 《后汉书·崔骃传》（李贤注） 不详
13 许玚 陈国相 《三国志·许靖传》 不详
14 李旻 颍川太守 颍川郡 《后汉书·董卓传》 董卓所杀
15 焦和 青州刺史 《后汉书.臧洪传》 黄巾所杀
16 孙坚 长沙太守 《三国志.孙坚传》 刘表所杀
17 刘勋 虎牙将军 裴松之注释 不详
18 张燕 黑山军 《三国志.二公孙》 不详
《后汉书》记载，关东各地起兵讨董的时间，是公元190年正月。公元189年腊月是个闰月，所以190年正月是从190年2月23日大年初一开始的。大过年的未必愿意出来造反，所以真正的起兵日期，应该是在190年阳历3月。需要说明的是，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不是一块讨，而是大体分成三拨，以及一些散户，都是各自讨各自的。一拨以袁绍王匡为代表，一拨以袁术孙坚为代表，一拨以刘岱张邈为代表。他们只是公认一个名义的盟主袁绍而已。
轰轰烈烈的讨董，共分三个阶段：
189年10月到190年3月，是筹备阶段；
190年3月到191年5月，是战争阶段；
191年5月以后，是解体后自相残杀阶段。
189年9月26日，袁绍和董卓在废立问题上出现了谁听谁的的根本分歧。与董卓在权力底线上闹掰，是袁绍出来创业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袁绍的思想里，他是铲除宦官和外戚集团的第一功臣，是众望所归的大总统。但是与董卓交手的第一回合，即在废立皇帝刘辩的问题上，袁绍明显感觉到了董卓的咄咄逼人，哪里还把自己这半个主子放在眼里。一个武夫专权的情况不出所料而又出乎意料地摆在了袁绍面前。出乎意料是因为董卓的动作太快了，快到袁绍根本来不及系统布置。幸亏他有后手，也并不害怕。
充满失落的袁绍带着逢纪和许攸，以及老婆刘氏（刘岱的本家）和三个儿子，离开洛阳，去了冀州。袁绍为什么不回老家而去了冀州？这里边有多个因素。第一，袁绍要创业，创业要学习鼻祖刘秀，刘秀是靠平定河北才起家称帝的。前辈的经验袁绍一定相当熟悉。刘秀在河北，主要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一带，渤海郡在衡水东边的沧州和山东北部一代。第二，冀州物产丰富，人口众多，适合于筹粮募兵。第三，袁隗曾经做过冀州治所邺县的县令，口碑不错，有一定基础。第四，他不想给家族带来麻烦，这也是刘秀起兵的教训。当年刘秀随大哥刘縯从老家南阳起兵，第一战就死了二哥、二姐和二姐的三个孩子。第五，公元187年冀州刺史王芬要刺杀汉灵帝，因皇帝没有去冀州，计划没有施行，王芬自杀后计划并未泄露，他死后团队应该还在。王芬的同伙中有许攸，许攸和袁绍一块出逃，所以，在冀州有反朝廷的基础，甚至袁绍的私家兵，这很可能是袁绍去冀州的最重要原因。
袁绍一到冀州，马上开始串联。与宦官、外戚、董卓交锋的过程只有他最清楚，所以真真假假的消息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为了号召兄弟们起兵，造谣和夸张是免不了的。
袁绍起兵，筹备了五个多月，并不慢。但是从酸枣会盟时参加的人员看，都是他早就布好局的哥们弟兄，如此就显得有些慢了。为什么会如此呢？从袁绍的角度，真要大家联合起来干的时候，发现对人性估计得过于乐观，满不是那么回事。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真要起兵讨董，和全国最能打的凉州并州联军对抗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还有造反的嫌疑，弄不好会被灭门，谁都得好好琢磨。
如果你想创业，希望拉前同事一起干，让别人辞职，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一想，就能明白。
第一，袁绍要起兵，却没有可以讲得出的理由。如果说反对董卓，可董卓最初没干什么坏事，反而全是好事，朝廷出现了新气象。能勉强说一说的只有董卓搞废立，但是这个事士大夫集团的利益并不受损，况且程序合法，对汉朝未来有利，朝中大臣也不反对。虽说袁绍和董卓翻了脸，但董卓也没怎么样他，还封了他一个渤海太守，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并无起兵的充分理由。
第二，袁绍没有什么资源来吸引大家和他一块起兵。袁绍自己没有一支强大的部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军饷，号召大家和他一块去打凉州并州军队，实在是风险太大，没有人愿意干。这和在体制内联合起来反对何进的布局差异性太大。
第三，离开朝廷这个平台，仅靠渤海太守地位和以前的老感情，袁绍无法指挥这些平级和上级。即使渤海郡内部的有些官员，也未必听从他，没有朝廷和上级的支持，袁绍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大家跟着袁绍干，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并不明显，可仅仅靠义气就去与强悍的董卓PK，对于韩馥、孔伷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确实难以下决心！
第四，很多问题无法形成共识，也说服不了别人。比如，袁绍反董卓，也不认可董卓立的皇帝刘协，但是刘岱、桥瑁这些人未必不认刘协。有什么道理不认呢？他们名义上可是刘协封的官，不认刘协，怎么利用现在的职位讨董？
说一千道一万，虽然大家对董卓多少也有些意见，但是让大家离开体制内出去打董卓，相当于现在的辞职卖房子创业，很难。袁绍遇到了相当大的难度。袁绍和董卓的斗争，实质是豪族与军阀的斗争，可豪族内部此时还没有达成共识。
袁绍到了冀州没几天，冀州牧韩馥就到了。冀州牧是渤海太守的上级。本来韩馥是袁家故吏，又是袁绍的好哥们，韩馥应该支持袁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韩馥为阻止袁绍起兵，派“各部从事”看住袁绍，严重拖延了袁绍的进度。韩馥能做上冀州牧，是袁绍的死党周毖、伍琼等推荐的结果，但是和孔伷、刘岱不同的是，董卓和韩馥是认识的，有多熟不敢妄言。关键是，董卓也要争夺冠军州的控制权，尤其是袁绍所在的冀州，所以董卓会非常在意冀州牧的人选。之所以能让韩馥去，说破大天，一定是董卓认可韩馥，并且交代韩馥，要对袁绍实施管控。表面上韩馥在官位和利益面前有了二心，实质是韩馥怀有董卓的特殊使命，所以韩馥不可能真心支持袁绍创业。当然韩馥也不愿意得罪袁绍，他希望在平衡中求得平安。后来韩馥收到两封信，一封是三公写的讨董救驾信（桥瑁伪造），一封是刘岱大骂了韩馥，韩馥这才老实一些，思想有所改变，开始有限度支持袁绍。
袁绍一方面要到前线指挥，一方面不愿意与韩馥产生冲突，带着人去了王匡驻扎的河内郡治所怀县。
张邈也是与韩馥一批被任命的。张邈是袁绍的哥们，没有袁绍的支持，他当不上太守，最起码袁隗要是不同意肯定当不上。当上以后，感谢归感谢，但是要为报答而再失去，心里肯定不愿意。张邈和张超是亲兄弟，他们哥俩是被臧洪鼓动起来讨董的，他们的目的是趁乱世建不世之功。到底什么是不世之功，按史书上讲是“诛灭国贼”董卓。可诛灭国贼他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吗？如果没好处而去触怒董卓，那可是高风险无收益，这种事张邈兄弟不会干。所以犹豫是必然的。
和韩馥一批被董卓任命的还有张咨，他是被周毖、伍琼推荐到外地为官的人中，唯一没有起兵的人。如果没被孙坚杀害，按理应该起兵。
真正帮助袁绍起兵的是董卓。董卓纵兵抢劫了一次百姓还不算什么，他在189年11月26日当了相国，且带剑上殿，和梁冀一样，创了东汉之最，这是王莽的节奏啊！这个事让很多人明白了，士大夫已经没有权力了，武夫专权的时代真的来了。董卓动了士大夫的奶酪，不斗争是不行了。董卓越坏，袁绍起兵越容易，就是这个道理。况且汉室越来越衰微，群雄蠢蠢欲动，这个大趋势大家也都能判断出来。
再加上袁术、袁遗、王匡、鲍信、刘岱、曹操这些人真心讨董，孔伷、韩馥这些人可以只出名不出兵（举旗但不用辞职），到190年2月底，袁绍串联了好多人，打起大旗的有十八路，观望或内心支持讨董但没举旗的会更多一些。190年3月，经过袁绍的工作，以酸枣会盟为标志，终于进入了讨董的第二阶段：起兵。
当时在酸枣集中的，有刘岱、张邈、桥瑁、张超、袁遗、鲍信这六路，还包括没资格成为一路的臧洪（张超的从事、没兵）、五千人马的曹操，总人马十万余。六个太守就能聚集起十万人，说明刘秀裁撤军都尉的政策，已经因为黄巾起义破坏了。酸枣盟誓，核心三句话：讨董、名单、宣誓。讨董的原因是：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这些话非常空洞，普通士兵根本听不懂，它的意思是说，董卓钻了空子，率兵进京，废了皇帝，祸害百姓，我们深深担心他改朝换代。其实直到酸枣会盟时，起兵的理由也就是看出了董卓为恶的苗头，并没有董卓为恶的确凿证据。仅靠怀疑就起兵，盟书的内容显得底气不足。在盟书上列名字的有刘岱、孔伷、张邈、桥瑁、张超五人。宣誓的誓言是，如果不齐心讨董，将不得好死，断子绝孙。
这里插一句话，《三国志·臧洪传》说董卓杀刘辩在前，酸枣起兵在后。其实是错误。起兵在正月，阳历190年2月23日至3月23日之间。董卓杀刘辩，是阳历3月26日。
当时袁绍王匡驻扎在河内郡，袁术在南阳郡，孔伷在颍川郡，韩馥在邺县，其余分散在自己的管理的区域，都没有到会，袁绍是缺席被选为盟主的，还是有一定威信。桥瑁假造了三公讨董的书信，臧洪代表盟主袁绍宣读了反董宣言，会议据说进行得很成功，现在看来有自娱自乐吹嘘的成分。有些文章把北海国相孔融、荆州刺史王睿、奋武将军公孙瓒、徐州刺史陶谦、中牟县令杨原、并州司马张扬、陈愍王刘宠等人也列为十八路诸侯之一，其实他们并未参加当时的讨董联盟。孔融和公孙瓒忙着打黄巾；王睿只是想起兵，没等起兵已经被杀；张扬后期才投靠袁绍；刘宠也起兵反董，但是刚开始是他的国相而不是他本人，毕竟陈国的管理权不在诸侯王而在国相；陶谦一直是皇甫嵩的嫡系，他本来很讨厌董卓，但是因与袁绍不熟，袁绍起兵时他持观望态度。袁绍这伙人败了，他才纠集了另一伙人，推举朱俊领头，再讨董卓，朱俊兵败后也消停了；杨原后来帮助曹操与徐荣作战，但是并未举旗，作为县令即使举旗也算不了诸侯。
袁绍牵头，带领十八路诸侯起兵，相当于在东汉这个集团公司里，有十八个中层干部带领手下职工，离开了集团，不再接受集团公司的领导，不交利润，也不接受朝廷派来的干部。同时这十八个人并未成立一个公司，而是十八个公司组建了一个联盟。所谓联盟，就是平级之间的联合，盟主只不过是会议召集人而已，没有组织结构绩效考核，谁都不用听谁的，同意就干，不同意就散。这些乌合之众注定难以做到令行禁止。孙中山最初靠帮会闹革命，失败后重组国民党，要求党员按手模宣誓效忠，就是命令得不到贯彻后，不得已而为，因为这件事还和黄兴闹翻。
会盟之后，应该按制定好的军事方案出兵了。
军事方案是什么呢？在《三国志·武帝纪》里，曹操在成皋兵败之后说了一段话：袁绍占据孟津、小河津两关；酸枣联军占据敖仓，守住大谷、轘辕两关；袁术孙坚的部队进入武关。占据之后利用高垒深壁全力防守，之后通电全国，到那时，“可立定也”，就是肯定能取得胜利。这简直就是梦想中的武昌起义。这是曹操说的，但肯定不是他想出来的，应该是袁绍制定的战略方案。曹操没职位，兵又少，他的话谁都不会听，只能用袁绍的话。史书上故意美言曹操而已。
这个军事方案的核心，是利用洛阳八关封锁洛阳。袁绍王匡去占两个，酸枣联军去占两个，孙坚孔伷去占武关，冀州供应粮草。如此，形成对洛阳的三面阙一包围，之后以守势逼迫董卓退位。从方案本身来看，如果快速执行，难度并不大，袁绍、王匡的部队已经到位。包围洛阳后据险死守，西北士兵不善攻坚，联军士兵少经训练，如此可以扬长避短，且截断洛阳大部分的粮草供应，胜利的概率很高。但是问题是，这个方案制定得较早，联军组成较晚，随着董卓西北大军陆续进入洛阳，他已经提前派兵占据了这些地方，再要执行这个方案，就需要硬碰硬了。
真要硬碰硬，大部分人没那个胆子。有胆子的孙坚，还在为粮草发愁。
宣誓之后，酸枣联军的头头们天天喝酒，就是不出战。史书并未讲为什么不出战，韩馥供应军粮不足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后来曹操能出战，别人不能出战，说军粮不足肯定不充分。再说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军粮充足的时候，不都是一边打仗一边筹粮嘛！
除了胆量、粮草以外，起初按兵不动的原因还有董卓方面针对性的报复行动。那时候的董卓，已经稳控了局面。
3月26日，董卓杀了刘辩。
4月9日开始迁都，4月27日汉献帝到了长安。
4月21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因劝阻迁都被免职。
4月22日伍琼、周毖因卧底身份暴露，被杀。
5月1日董卓焚烧洛阳。
5月10日董卓杀了袁隗一家。
7月份董卓派了五个官员，分别和河内、酸枣、南阳的诸侯取得联系，提出要和平不要战争。
面对董卓的一系列动作，酸枣联军方寸大乱，整天开会却讨论不出结果。
第一个，刘辩死了，董卓立的刘协我们认不认？刘辩没死时，还可以驱董复辩，可现在刘辩死了，汉灵帝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不认他认谁呢？不认，没别人；认了，他是董卓所立，他和董卓意见一致，那联军就得听董卓的话，这还打什么打？盟主袁绍的意思是不认，咱们什么态度？如果闹下去，董卓把刘协杀了可如之奈何！逼迫董卓杀刘协，可就成了汉朝的罪人。这个事确实挺为难。
第二个，皇帝他们迁都走了，索性在中原再立一个皇帝不是挺好吗？既维持了汉室江山，又能不起刀兵，百姓免遭生灵涂炭之苦，为什么一定要打？为董卓立的一个小孩子要大家伙拼命，不值得。但是，如果另立一个皇帝，那国家岂不是分裂了吗？这是政治方向、起兵意义、对外宣传的重大问题，这个都搞不清，打什么打?张邈开始顶撞袁绍。
第三个，即便三路大军都到位了，怎么就能搞定董卓，凭什么不战而胜？毕竟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起兵，如果他们接受董卓的任命和指挥，从背后包围我们，那岂不是被包了饺子，死无葬身之地？
第四个，董卓已经决定离开洛阳，我们是等着他走还是拼命赶他走？董卓带着皇帝和洛阳百姓，撤进了关中，留下洛阳一个空壳，那还去洛阳干什么？真要打长安，要过函谷关，面对全国最能打的凉并军团，能行吗？
第五个，很多人的家属在董卓手里，继续闹下去家属被杀怎么办？
第六个，董卓的徐荣部已经开过来了，怎么打？谁去打？
不统一思想，问题不一并解决，士气就上不来，不喝酒还能干什么！
不能过于责怪他们，他们曾经是体制内的官员，写文件、搞汇报、摆弄人是长项，起兵造反可一点经验也没有，根本就不会干。就像现在国有单位出来的人搞创业，必须经过洗礼以后才可能成事，洗礼的办法就是彻底的厮杀，这个过程相当痛苦。
另外，没有解决大家的前途利益问题，实力派动力不足，这才是根本原因。
为了会盟，袁绍也想了很多办法。第一步自封为车骑将军，名义上全国武装部队三把手。之所以自封车骑将军而不是其他，是因为前车骑将军何苗是他铲除的，他认为接替何苗理所应当。但因为是自封的，大家不认，不管用。第二步，既然大家只能在讨董问题上达成共识，袁绍妥协，那就只说讨董，不说对皇帝的认可问题。这样，大家才同意在酸枣结成联盟。
会盟结束还不出兵，袁绍实在没办法了，被迫走了第三步，准备另立一个皇帝刘虞，如此大家都有了目标，利益得到承诺，积极性自然提高。但是袁术和曹操反对，刘虞又死活不干，连执行总监（录尚书事）也不干，搞得袁绍真的很无奈。一部分人死认刘协，坚决不认别人；一部分人没有好处坚决不出兵，袁绍承诺的好处又都不信。袁绍难啊！每个人都曾对袁绍毕恭毕敬，袁绍在他们身上也曾付出过帮助，但是现在他们手里都掌控一支部队，都觉得自己有两下子，还没贡献就开始互相攀比，利益得不到满足就空耗着，袁绍自己资源有限，如此，你是袁绍又能如何？后来袁绍看出靠这帮子人成不了事，才开始了独立创业之路，这才有了夺取冀州，之后占领冀青幽并四州的创业辉煌。
十八路诸侯里，真正与董卓的部队面对面厮杀的，只有三拨：第一拨是王匡所属韩浩部，算半路，被牛辅突袭，一仗大败；第二拨是曹操和鲍信，以及张邈的一小部分，算一路半，也只打了一仗，结果惨败；第三拨是袁术支持下的孙坚、李旻两路，最后胜。轰轰烈烈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真正出手的只有四路，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开战的是河内太守王匡这一路，史书上并未记载战斗爆发时间，估计是190年3-4月份。王匡的从事韩浩带着“泰山军”驻扎在前线，董卓的女婿牛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在小河津击垮韩浩。王匡回老家重新募兵，袁绍勉勉强强沾边的讨董就此结束。这一战是被动开战，盟主先败，其他各路谁不害怕？
酸枣这面，相对年轻的曹操，没有选择耗下去。未必他有多高尚，而是耗不起。别人都有地盘和收入，还可以和中央讨价还价，曹操是出逃，没有职位和地盘，靠老家出钱凑了五千人马。如果不速战速决，士兵的工资粮食无以为继；如果将来散伙，他也没地方可去。没退路的曹操只能硬着头皮去闯。于是，别人怕打不过，他想去试试。他和鲍信找到张邈，张邈借给了他们一部分兵，凑了两万人，去打徐荣部驻守的敖仓。当时整个酸枣联军，打过仗的只有曹操，只不过是与黄巾军这类农民武装作战，而且是配角，配合主力皇甫嵩。
曹操和鲍信到达成皋，与西北军中的东北人徐荣战在一处。徐荣的部队都是西凉老兵，曹操的部队是刚刚招募的新兵，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一般，胜负是注定的。勇敢有余的曹操被徐荣一个后退包围就包了饺子，没有曹洪就当场玩完了，说明曹操当时指挥作战的水平还很嫩，根本不值得信任。战败后的曹操灰头土脸回到酸枣，没有人再相信他，他无奈脱离酸枣联军，重新去募兵，募兵失败就去河内郡投靠袁绍去了。不投靠袁绍，他的粮草都会断绝。这一战，曹操经过了洗礼，体制内的惰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觉淡去，开始了踏踏实实创业。他们这一战应该发生在190年7月前。这一战，没有想到的战略意义，是徐荣觉得联军也不那么好打，于是形成了僵持。
再说和曹操同岁的第三拨孙坚。孙坚可是久经战阵，在荆州、在凉州都打过大仗。起兵之后，迅速杀了上级领导荆州刺史王叡，又杀了南阳太守张咨，抢了粮草之后向武关进发。第一战，公元190年冬到191年春，孙坚带着豫州的李旻等被徐荣打得大败，李旻被活捉，孙坚差一点被捉。第二战，在阳人聚，孙坚用残兵败将击败了胡轸、吕布、华雄组成的凉州并州联军，名声大振。取胜的原因，是凉州胡轸与并州吕布有矛盾，吕布背后给胡轸使坏。凉州和并州兵团之间的矛盾可见一斑。第三战，董卓亲自上阵，在皇陵附近数次激战，董卓不能取胜，留朱俊驻守洛阳，自己撤回长安。朱俊不愿与孙坚冲突，撤到中牟，孙坚于是进入洛阳。
至此，三条战线上，所有战役结束了，前后15个月，中间长期无战事。三拨进展参差不齐，远未达到效果。结果是董卓主动退到长安，变成了偏安一隅的中央政权。关东诸侯损失了一路诸侯李旻。
在孙坚苦战之前，以刘岱因为私人恩怨杀桥瑁为标志，酸枣联盟解体，开始了各自独立创业，相互厮杀。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起兵，惨惨淡淡散伙呢？现代很多人评价这场失败，归结于各路诸侯不思进取，各自保存实力等等，基本上都很肤浅，对工作和生活没什么指导意义。
十八路诸侯能起兵，基本是袁绍布局和张罗的结果，但是起兵不是一件小事，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且经常变化日趋复杂。中国历史上多个组织联合起来对抗单一强大的军事集团，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战国时期的六国抗秦，秦朝末年的反秦联军，只有一两次的胜利。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在军事上未必有效。私心是失败的原因，这个病症袁绍解决不了，换成别人也解决不了。
先说袁绍的私心。反董卓最坚决的是袁绍，但他的目的是掌控东汉政权，到底是霍光型、王莽型还是刘秀型，根据形势来决定，反董卓只是他的手段。陷入权争的袁绍，为国为民考虑得少了，其出发点为私，不纯粹，境界自然不高。如果创业不是以解决行业痛点、满足客户需求为目的（梦想），挣钱才是目的（欲望），那么所谓的创业，失败的概率就很大。袁绍这个私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自己必须是老大，这个永远不能变。这造成他非常注重别人对他是否一贯性尊重，不够尊重他就会不满。袁绍有时还以为自己是朝廷里的司隶校尉，难免在说话时有些惯性的态度，但是在其他人看来，以前很正常的态度现在变成了颐指气使，傲慢矜持。体现在他和张邈之间的沟通上，史书记载，地头蛇张邈就老怼袁绍。袁绍希望张邈无条件服从，张邈认为你已经不是领导了，还装什么蒜，两人由此产生矛盾，矛盾大到袁绍数次指使曹操杀掉张邈。袁绍在河内兵败，却不去仅有100公里远的酸枣指挥，致使酸枣联军群龙无首，也是证明，因为去了也没用。第二，他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不是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190年7月，董卓派了几个朝廷官员安抚各路起兵的诸侯，提出和平邀约，包括大儒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等高级官员。袁绍逼着王匡，杀了王匡的妹夫胡母班。其他几人，除了韩融因资格老名气大得以活命之外，被袁绍和袁术都杀了。袁绍此举明显是逼着大家伙与朝廷决裂。而当时并非所有人不认长安的朝廷，这么做确实不得人心。本来董卓派出来的人，也不满董卓，又和袁绍曾经是一个阵营，是袁绍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只是因为袁绍不想妥协，想自己做大，怕他们影响军心，瓦解联盟，就给杀了，实在是小心眼。第三，他想另立刘虞为帝，这不能算是一步臭棋，但是袁绍亲自出马，就是想得到拥立之功。他直接给袁术写信，当面征求曹操意见，都不应该，这应该是由手下人去联系和解释，如果没意见，那大家伙共同提出来，他再同意，顺理成章。如果有人不同意，也不会对袁绍产生直接敌对。他自己直接出面，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被袁术和曹操看出了私心，引起了他们的反感，造成了分裂。后期郭嘉、荀彧这些高人都跟袁绍创业过一段时间，又陆续离开，就是觉得袁绍私心偏重。
诸侯争斗，谁能最后胜出，是上天的选择。上天选择的标准三条：第一是谁能得到民心--拥护者人数问题；第二谁私心最少—经受失败依然还能坚持的问题。这两个都是境界问题。第三才是能力资源等--需要时间长短问题。袁绍败给曹操，就在第二条。
其他起兵的人，私心也各不相同。
韩馥任冀州牧之前，是御史中丞，级别千石。从千石的御史中丞直接到二千石中最高的州牧，是火箭速度升官。如此，以韩馥的能力水平，已属名利双收，到达了人生巅峰，他还有积极性反董卓吗？感激董卓还来不及。
桥瑁曾经做过兖州刺史，刘岱是现任兖州刺史，张邈是酸枣所在地兖州陈留郡的太守，袁遗、桥瑁、鲍信的辖区也都属于兖州，如此形成了兖州的酸枣联盟。刘岱之前的侍中，孔伷是名士，能做到一州的刺史也属于重用。公元188年以前的刺史和以后的刺史差别比较大，原因在于州牧制度的实施，刺史实权化。刘岱和孔伷因重用而带来的满足感增加，对董卓的憎恨肯定没那么强烈。
张邈仗义疏财，绝不是小气之人，但是这个人没什么主意。臧洪劝他建不世之功，他就起兵讨董；曹操说可以与徐荣一搏，他就借兵给曹操出战；陈宫劝他何不成就一番大业，他就反了曹操。完全不知道分析形势，属于不喝酒都能被忽悠瘸的人。他为获得仗义疏财之名，竟然倾家荡产搞赠送。他的问题倒不是有私心，而是没长心。刘岱（太尉刘宠之侄）、桥瑁（太尉桥玄之侄）、袁遗（太傅袁隗之侄）这些世家子弟，再加上能把死的说活、活的说死的孔伷，他们的意见不可能一致，如此张邈根本就不知往哪里走。
191年5月，在洛阳正在扫墓的孙坚，忽然听说，他的官位豫州刺史被袁绍推荐的周昂占据，马上退兵打周昂。至此，十八路诸侯，没人再死磕董卓，顾及皇帝如何了。
在孙坚与董卓部队战斗之前，联军已经进入自相残杀阶段，标志就是刘岱杀了桥瑁。没事天天喝酒，喝着喝着就自相残杀，心中哪里还有什么盟誓！
公元191年，孙坚被刘表手下暗箭射死。同年，韩馥怀着对曾压制过袁绍的愧疚，以及对与董卓勾结过的情况暴露的担心，自杀。
刘岱、焦和、鲍信，在与黄巾军的战斗中阵亡。
桥瑁、袁遗、王匡、张邈、张超、袁术，死于内部之间争斗。
曹操和张邈有很深的交情，曹操带兵出征，会把家属托付给张邈，由此可见关系不一般。曹操取得的第一个根据地是兖州。为了打徐州的陶谦，曹操从兖州征兵征粮，如此引起兖州军民的反对，在陈宫的撺掇下，张邈、张超、许氾等人，迎接吕布占据兖州，反对曹操。曹操因此与张邈撕破脸，友情变成了攻杀。张邈随吕布逃走，在路上被部将杀死。张超守雍丘城，雍丘城破，张超被曹操灭族。
臧洪是张超的故吏，为救张超而求袁绍，袁绍拒绝，愤而反袁，城破全家被袁绍所杀。
回头再看看酸枣盟誓时的誓言，读盟书的臧洪，参与者张超被灭族，应验了盟誓。出名不出力的孔伷很早病死，张邈、刘岱、桥瑁被杀。看来，有时候真不能乱发誓。
曾经有人问，强大的袁绍，为什么官渡之战后没再起来，最后败给曹操？袁绍死时是56岁，他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多谋少断，也不是志大智小。如果把袁绍的心看做一个饼图，一大半是私心，为自己位高权重，权倾天下；一小半是公心，国家平安，百姓富足。他拥有四州的地盘后，私心部分基本得到了满足，没心思为公心再打打杀杀了。公心的部分，与小他9岁的曹操相比，体积小重量轻，不足以支撑他长久坚持与曹操对抗。官渡失败后，他创业的激情彻底散了。袁绍曾经心怀天下，也曾经立志除暴安良，确也做过铲除宦官的突出业绩，但是他占领四州、欲望基本满足以后，随着自己老去，儿子长大，动力明显不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孟氏易》这本袁家世代学习的书，对袁绍还是有一定影响。人在满足无穷的欲望中，往往迷失了本心。秦国嬴姓，七百年的大秦，在越做越大中满足，却在统一全国后，被灭国灭族。早知道会灭族，为什么还要做大呢？董卓不进京，很可能寿终正寝，可进京后满足了自己的所有欲望，还不是不到三年就被点了天灯。争来抢去，你死我活，百姓遭殃，有什么意思！公心不足的袁绍看开了，认为一切没有意义。袁绍，202年去世，终年56岁。
到公元195年，起兵讨董的十八路诸侯，大部分死去。十八路诸侯中，8个死于内斗，4个不详，3个死于黄巾，只有1个死于董卓。
还是劝韩馥为国家而起兵的刘子惠说得对，如果没那个境界，起兵就是一件凶险的事情，不能当头儿，随便混一混就得了。列不上十八路诸侯名录的小字辈曹操，靠独立创业，最后胜出。

起兵和暗杀哪个好

之所以写这一篇，是论证面对蛮霸的权臣，该辞职创业，还是潜伏待变。
面对董卓进京后强势的政治压力，东汉在京群臣迅速分化。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离开后搞武装反抗的，代表人袁绍，还包括袁术、曹操、郑泰、许靖、荀攸、朱俊，属于革命派；第二类是潜伏在董卓身边，准备刺杀董卓的，代表人王允，还包括张温、黄琬、何颙、周毖、伍琼、士孙瑞，属于地下党；第三类是顺从董卓的，有蔡邕、丁宫、宣璠，属于投降派；第四类是人数众多、不服董卓但也不敢反抗的，代表人皇甫嵩，还包括荀爽、杨彪、孔融、种拂等等，属于平庸派。这四类人，在日本侵华时也同时存在。
袁绍在外围大张旗鼓地明着干，王允在内部默不作声阴着搞。他俩路线虽然不同，但都成功了。袁绍用了十年，做大了自身，公元200年前成为中国最大的诸侯，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
王允收买了吕布，刺杀了董卓。吕布后来还提着董卓的脑袋，到袁绍大营，找袁绍要人情，袁绍请他喝了顿大酒了事。王允因为没有处理好董卓余部的问题，56岁被李傕、郭汜所杀。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后世认为王允要负历史责任。其实他处理不好，当时别人也未必能处理好。面对数万罪恶累累的骄兵悍将，在汉室衰微武力不足的情况下，确实难以降伏这群恶魔。这也是王允的潜伏路线存在的问题：刺杀了一个董卓，反而释放出了更多更坏的董卓，造成形势更加恶化。
侍中蔡邕属于附逆的代表，附逆是王允杀他的根本原因。蔡邕未必亲手做过什么坏事，如果要审判他，他还可能说自己是曲线救国，那些事都是董卓让他干的，他不得不干；而且他还阻止过董卓干坏事，如果没有他，董卓干得更坏等等。虽然无法用贪图富贵来说蔡邕的动机，但是客观上他确实帮助董卓完成了坏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没有表现出作对董卓的实质性抗争。别人在用鲜血和生命去消灭董卓，他却在帮助董卓，蔡邕至少是缺少气节的，这样的人去写史，难怪王允不放心。《后汉书.蔡邕传》里，首先写他的祖先不仕王莽的事迹，就是为了反衬他的气节低下。另外，作为受益者，随着董卓的灭亡，蔡邕必然受到受害者的鄙视和打击。蔡邕得到部分人的同情，在于他过人的著作才华没有得到施展，以及曾经对董卓的劝诫。可他真的值得同情吗？最起码他没有除掉董卓的想法，属于被董卓分化过去的人。顺从恶势力，即便没做坏事，也不会有好结果，否则，岂不成了人人效法的对象，谁还愿意前仆后继与黑恶势力作斗争呢!很多历史事件，史学著作者也未必都知道，只能大浪淘沙。实在有空闲，再为蔡邕分辨他的酸甜苦辣和是非曲直吧！
皇甫嵩是最有实力对抗董卓的人，却选择了顺从。184年黄巾军被基本剿灭后，皇甫嵩声望如日中天，县令阎忠劝他以韩信为鉴，造反。他没听从。189年董卓执政后召他进京，长史梁衍劝他不要进京，起兵反董，盖勋也曾希望和他一块干，他还是没听从。进京后被下狱，要不是他儿子皇甫坚寿与董卓是哥们，痛哭流涕磕头讲情，皇甫嵩被杀是大概率事件。明朝李贽曾经说：皇甫义真之不死于董卓之手者，幸运也。董卓在洛阳和长安闹腾时，皇甫嵩什么事也没做，仿佛国家怎么样跟他无关。董卓死后王允也不重用他，一直碌碌无为，195年死去。皇甫嵩为什么不为国锄奸呢？宋元理学家胡三省认为是皇甫嵩自认为弄不过董卓，不是董卓的对手。那倒未必，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汉朝的彻底失望，心凉透了，没了奔头。范晔认为，皇甫嵩舍天下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在董卓面前狼狈不堪的样子，让天下智士耻笑，“何智勇之不终乎!”
宋朝诗人写了一首诗，评价皇甫嵩：
几多孟德总欺孤，底事山头独望夫。
不听阎忠听梁衍，未应魏阙便当涂。
意思是说：这些年来，像曹孟德这样欺负皇帝的人好些个，一遇到事情大家就站在山头眺望祈盼你。你怎么不来救我们呢！你要是听了阎忠或梁衍的建议，起兵讨灭董卓，就不会出现曹魏代汉的事情了。
魏阙指高大的城门楼。当涂本意是挡路。这句话来自于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也。就是说，接替汉朝的，应当是“涂高”。可谁是涂高呢？汉武帝以来两百多年谁也说不清。袁术袁公路自作多情，我的“路”就是你说的“途”，于是称帝，很快灭亡。袁术的德不配位，既有本事不够的意思，也有当皇帝不合适的意思。等到魏代替汉，大家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知道结果再回头找理由，那就EASY了。理由如下：当涂，阻挡大路。高也，指高大的东西。阻挡大路又高大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是城门楼，当时叫巍阙，也叫魏阙。魏阙，暗指曹魏。所以，代汉者，曹魏也。真够隐晦牵强的。
皇甫嵩这样的人，怪他也没什么用，记住他也没什么必要。除了带兵打仗还行之外，就那么回事儿。
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为反董而牺牲的何颙、李旻、周毖、伍琼、张温。
再看看随着汉献帝迁都到长安的官员们。
荀爽190年去世，陪了董卓九个月小心，死在董卓前头。
卢植被董卓免官后，回了老家涿州，与董卓脚前脚后去世，白受了几年凌辱和担惊受怕，终年54岁。
黄琬、崔烈、赵谦、种拂，于192年李傕郭汜攻下长安时，或病死或被杀。
马日磾奉李傕之命出使寿春，被袁术扣留，袁术看不起他，借了他的符节不还，194年气愤而死。
算上袁隗189年杀掉的樊陵、许相，董卓190年杀掉的袁隗、张温，193年被公孙瓒所杀的刘虞（大司马，宗正），180年到192年董卓灭亡期间，当过三公的，除了杨彪以外，到195年全都死去（丁宫死因不详，范晔和陈寿都不愿提他）。
192年李傕、郭汜攻陷长安，太常、太仆、大鸿胪，九卿中三人战死。196年汉献帝从长安回到洛阳的东归路上，光禄勋、卫尉（士孙瑞）、廷尉（宣璠）、少府、大司农，九卿中的五个被李傕、郭汜乱兵所杀。再加上死去的宗正刘虞，三公九卿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不是憋了巴屈稀里糊涂死去。对于那些内心里并不甘心情愿服从董卓，但又不敢站出来反抗的人，死死抱住没有前途的朝廷，多活几年真的有意义吗？
这就是董卓进京后、京城官员的最后结局。随汉献帝回到洛阳的高官，只有杨彪一人。
现代人看他们的结局，知道了如果当初换成自己该怎么办，但是如果身在当时，未必知道。他们的很多选择也有无奈的因素。皇甫嵩进了洛阳，就成了笼中老虎，除了摇尾乞怜也没有别的路可走；蔡邕不接受董卓的征召，有性命之忧，附逆实属无奈。当时谁能把董卓看得那么透彻呢！谁又知道会发生李傕、郭汜之乱呢！在洛阳之时，还可能能跑出去，到了长安，跑出去就难了。
客观分析，做为当时全国位置最高、读书最多、资源最好的这群人，他们能够看明白两点，即东汉的灭亡不可逆转，董卓的执政难以持续，只是时间问题。在此情况下，身不由己中随着东汉的大船沉没，最后被李傕、郭汜一锅端，结局实在是令人唏嘘。
这四类人，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简单用君子小人来衡量。每个人的年龄、资源、经历、志向都不同，选择自然不同。但是让他们重新选择，未必会和原来的选择一样。所以选择是可以改变的，有调整的空间。读史，无非也是通过案例分析，找出更合适的人生之路。
本书的观点，支持袁绍起兵。支持的理由，只有一条：不后悔。不后悔的前提，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不能得到是能力和环境的问题，结果不重要，努力了就好。总之相信皇甫嵩和蔡邕，不会是主动要骂名和靠哀求求生的人。
关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讲一个案例。东汉初年有个山西人叫王霸（不是随刘秀起兵的王霸），曾是西汉的官员，王莽代汉后，他辞职隐居了。这也没什么，个人选择而已。刘秀称帝后，请他出来做官，他来是来了，但见到刘秀并不下跪称臣，理由就是“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意思是你有权有势，我过我的日子，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当时的司徒侯霸，想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王霸。另一个叫阎阳的人劝阻说，王霸只不过是山西太原一个沽名钓誉的凡夫俗子，我看你还是算了。这个事就撂下了。王霸回了家乡，朝廷再招他，他也不去了，“隐居守志”。
王霸有个朋友任楚国相，有一天想起老朋友王霸，就派自己手下官员、同时也是自己的儿子捎一封慰问信给王霸。朋友的儿子就带着人、驾着车去了王霸家。王霸的儿子正在耕田，远远看见家里来了一群当官的，也兴奋地跑回家里看热闹。客人走后，王霸卧床不起，郁郁寡欢。他媳妇就问他怎么了，他开始还不想说，在媳妇追问下才吐露心声。原来，他看见朋友的儿子，衣着光鲜，举止得体，谈吐不凡，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而自己的儿子蓬头垢面，牙齿稀疏，局促猥琐，不懂礼仪，见到客人紧张自卑往后缩，相比之下，差距实在太大了。而一切的原因，王霸归结于自己隐居乡野，耽误了孩子的前途。
很明显，王霸对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产生了怀疑。
他媳妇倒是会开导人，对他说，你朋友的富贵和你的节操那个更高啊？你怎么能因为儿子不如人，就忘了自己的一贯的节操呢？王霸这才露出笑摸样。
那么，王霸的节操到底是什么呢？《周易》上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王霸可能真信了书上的话！《周易》上的话怎么解释，汉朝的人也未必弄得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评价。现代人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朝廷有奸人掌权，不同流合污，是为高贵；其二是功成身退，以不做王侯为高贵。荀子的话倒好理解，人一旦有较高的境界，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宦官当权时，是可以鄙视富贵看淡功名的。无论怎么说，可以有不当官的选择，但认为当官就一定是不好，不妥，需要一定前提。王霸认为当官就是不好，绝对了。在王霸看来，当官的富贵都是靠下跪得来的，而他不下跪就是有气节，大不了贫穷而已。类似于现在的一句话，叫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时追求自由的人的心态，只是不知道，没有政府的管理，哪来的安定有序的环境？如果没有好环境，小官僚欺压你，小流氓欺负你，老人看不起病、小孩上不起学、自己经常受刁难，你还高兴得起来吗？
王霸自己编织了一个伪命题，为此稀里糊涂活着，好不容易被儿子的事刺激了一下，又被老婆忽悠过去。不知道自己活着到底为什么和要什么，是一种悲哀！王霸的书，读到狗肚子去了。不过最后王霸还是明白过来了，他的两个儿子王殷、王咸，后来都出来做到太守级别的高官。
袁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是铲除污秽、掌握权力，否则不会15年不当官，费劲巴力去铲除宦官。王允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就是干死董卓，恢复朝纲，否则以他和董卓好关系，自己又已是高官，不必冒风险与董卓斗。皇甫嵩和蔡邕想要什么，不得而知，士大夫如果失去了气节，真的一文不值。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因为境界的不同。
说有一个关于志向境界的故事，能够证明人的层次差别。这个故事，源自一个成语，叫求田问舍。
说有一天，许氾和刘备、刘表三个人，坐在荆州刘表办公室侃大山，聊天下谁是豪杰。许氾是当时的国士。国士就是全国才华最优秀的人士，“才华盖一国”才能称为国士。按现在的话，最起码是院士加国务院参事。许氾说起一个人，叫陈元龙，说他“湖海人士、豪气不除”，意思就是陈元龙是个江湖人士，粗俗傲慢无礼，是个不尊重人才的一般人。刘备和陈元龙关系不错，内心不太认可许氾的话，又不好直说，就问刘表，“你认为许君评价得恰当否？”刘表是个老油条，说，“我要说不对吧，许先生是个好人，从不说假话；我要说对吧，陈元龙又是名满天下的人。我就不判断了”。看看刘表的回答，真是口无择言滴水不漏。刘备只能又问许氾，说你说他粗俗傲慢，可有什么证据吗？许氾说，“有一次，我避难路过陈元龙家，他可倒好，不懂待客之道，吃饭喝酒时长时间不和我说话，之后自顾自上大床睡觉去了，根本不理我，连床都没给准备”。刘备那是多么聪明的人啊，立刻听出来，许氾的证据有两个，一个是陈元龙不陪着客人聊天，一个是自己睡床不管客人。于是刘备针对这两点，说，“你去陈元龙家的事我听说了。许先生您有国士的大名，应该知道国家现在的情况。现在天下大乱，皇帝失去了权力，大家都希望你能为朝廷和百姓考虑，给出一些好主意。我听说你们刚开始聊天时，你净说一些无关大局的事，什么在哪里买地能挣钱啊，在哪里投资楼盘能升值之类的话，救国之道一句没有。你那些话，不是陈元龙关心的，他哪有心思听你聊那些没有用的啊！如果换做我呀，直接睡在百尺高楼上，谁管你睡床上还是地上！”刘表听了一顿大笑。刘备继续说，“象陈元龙这样有文武胆志的人，只能在古人中才能找到了，一般人哪里比得了啊！（造次难得比也）”
以上这段故事，来自于《三国志》。陈元龙就是陈登。陈登是江苏淮安人，出身名门，突出的事迹有三个：第一个，不顾吕布以其三个弟弟做人质要挟，打败吕布。第二个，不惧对手十倍于己的兵力，连出妙计，打败孙策、孙权。第三个事迹，爱民。他离开广陵去当东郡太守时，差不多整个广陵的老百姓都跟着他走了。史书上讲，“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抱着孩子追随！
陈登这人，因为死得比较早，仅39岁，没能成为历史上最出名那类人，遗憾。可是，他和袁绍、曹操、刘备、吕布等牛人在一起，不但乱世中能保持人格独立，还受到领导和对手的尊重，且能建功立业造福一方，这就不是一般的本领了。说陈登是一个国家级的豪杰，绝对没人有意见。
刘备当面贬损许氾，话虽难听，却是实话。陈登和许氾，一个想为国家做些贡献，是为国为民的英雄豪杰；一个想为自己谋点利益，是为名为利的蝇营狗苟之辈，差别何其大也！这两人的人生高度，如何能同日而语！用这个故事，能够衡量出东汉末年四类人四种选择的高下。
其实和平时期，绝大多数人都是许氾这样的人，求田问舍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毕竟生活本身就不容易。那些为国为民的志向，也不是想树立就能树立的，需要上天的青睐、环境的锤炼、以及个体的领悟。人生缺少际遇，感悟自然就少，视同老天没选上你，不做普通人又能如何！
入世人的精神层次，分志向、梦想、欲望，高下的标准在境界，境界的标准在心中有多少别人。人到四十岁，基本知道自己所在的层次了，可知道时已经晚了，因为进入到哪个层次，是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出身和环境已经把个体定位了。出过国的人更容易爱国，就是这个道理。岳飞没见过金人杀害汉人的惨状，不会那么坚决抗金；李小龙没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哪有那么强烈的爱国热情？让不让你看见，在你看来是偶然，机遇决定；能不能看见，是人生经历决定，老在家呆着，看不见的概率大；见过受不受刺激，是出身和文化决定；见过的人多了，能不能将刺激转化为志向或梦想，那就只能看个人造化了。李斯见到不同环境下的两只老鼠，就知道自己人生目标在哪，这就是上天的青睐和自己的造化。所谓的上天青睐，就是让不让你看见。张良桥上走，看见一老汉故意把鞋掉桥下，老汉让他捡鞋。捡，就是受刺激，不捡，就是没缘分。让你看见了，给了你机会缘分，你却熟视无睹，那老天爷哪会还再搭理你。
对自己来说，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哪个层次，是好事，因为活着的目标清晰，标准明了，没那么纠结痛苦，做到了活着有意义，做不到也只能认命。比如谭嗣同。但是对别人看来未必是好事，为了梦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
多数人活着，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欲望。生活中经常存在鄙视链，开豪车的看不起开出租车的，干个体的羡慕当官的。只有处于层面相同的人，才会彼此鄙视或羡慕，其实没什么本质高下之别，都是普通人。高境界的人对普通人都是心存怜悯和帮助爱护的，只有高衙内才会欺负西门庆，他两个要不违法，岳飞没时间找他们麻烦。
根据欲望之不同，主要分三大类人群：第一种人追求人生的高度，比如做官希望越做越大，挣钱希望越挣越多。古代皇帝大多如此，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为什么毛 说他们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是弯弓射大雕？是他们享受不到，为更多的人谋福祉这种高级的快乐。成吉思汗本质就是个猎户，抢夺地盘，为得到不同的女人和各种口味的美酒而已。第二种是追求生命的长度、深度，比如希望高寿的人，希望运动成绩越来愈好的人，想要探明世界本源的人等。他们活着就为了跟自己较劲，这是核心特点，所以修炼、苦练、苦苦专研。道家是，科学家是，运动员也是。代表人物王阳明。第三种是追求生命的宽度，他们要的是体验生活的美好，不在乎活多久，不在乎做多大的官，不和自己较劲，目的是获得生命的不同体验。美食吃腻了，就去要饭；要饭要烦了，就去办学。高兴了穿上军装上战场，不高兴了痛打一个不认识的人进监狱呆几天。别人看他是任性，他看别人是傻冒。
在欲望这个层面，这三种人无所谓高下，和职业无关。要饭的可能有大志向，当面仁义道德背后鼠窃狗盗的多了，研究经学的也不都是为往世继绝学。而且，去哪个方向，表面上看是个人的选择，其实不是，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迫不得已就走向了那条路。让陶渊明当官，他难受，不让他当官，他还难受，成长的经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多欲望、定位模糊的诗人而已。
定位一旦模糊，就经常抱怨，歪理还很多，比如许氾，自持名士身份，实际处于欲望层面，身居高位而混吃等死，陈登哪里有兴趣搭理他。
能坐到台面上的，还得是袁绍和王允这样的志士。那么，起兵和刺杀，哪一个更可取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论证袁绍和王允，在目标和层面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方法之高下，论证面对蛮霸的领导，该辞职还是潜伏。
比较袁绍起兵和王允刺杀，要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个是消灭董卓肉体的角度。从事件结果看，无疑，王允采取的刺杀手段效果更好，毕竟王允完成了任务，袁绍没有完成。没有满足前提，袁绍的方法就直接PASS。
袁绍的方法太慢。起兵模式，是做大自己再消灭对方，正大光明，但是成功的概率比较低。第一，能不能做大是个问题。第二，即使做大了，对方等不等你还是个问题。袁绍做大以后，董卓早死了，袁绍无法报袁隗举家被杀之仇。第三，自身做大后能不能一定灭得了对方，还是问题。
所以从难度比较，袁绍更难。袁绍虽然有前期布局的基础，但是因为董卓反击加内部不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以失败告终。拿下冀州后，袁绍还不是董卓的对手，为了壮大自己，还要打黄巾、打河北流寇、打公孙瓒、打张燕、打袁术等等，这就非常不容易了。袁绍用了十多时间做大，王允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袁绍要团结很多人，王允只要吕布一人。这说明袁绍更难。
王允的难度是两个，一个是取得董卓的信任，另一个是与吕布结盟。这两个因为王允做到了，显得容易。仔细想想虽没袁绍难但也不容易。吕布当时是董卓唯一的漏洞，是刺杀董卓的七寸，利用吕布是王允最巧妙的地方。历史几千年，除了利用吕布刺杀董卓，到今天没见谁想出更好的办法弄死董卓。
但无论如何，只要董卓残暴，他身边总会有人反他，没有吕布也有别人，王允有机会，只是时间问题。
从险的角度，王允的风险更大，因为董卓很难对付。吕布只是和董卓的婢女私通，就吓得整天提心吊胆；张温暗中谋划刺杀董卓，刚有苗头就被董卓斩杀。狼戾贼忍的董卓，非常的敏感小心。吕布的手下李肃刺杀董卓时，紧张得大戟都刺不进去，还是恐惧。只要走露消息，王允必死，且会被灭族。袁绍虽也有战争阵亡的风险，但毕竟手下多，打不过还可以跑，出事概率低，要死也是一个人。
总之，王允的方法比袁绍的方法险和巧，且短期内就有效果，所以，仅以消灭董卓个体而言，王允高于袁绍，刺杀好于起兵。
第二个是从消灭董卓集团角度。从这个角度说，袁绍的起兵模式更彻底，所以也更可取。董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像董卓那样嗜血的武夫是一大群，牛辅、董越、段煨（段颎的族人）、李傕、郭汜、胡轸、樊稠、张济、徐荣、华雄、李蒙、王方、杨整修等等，是董卓手下“十三太保”，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消灭了一个董卓，起不到根本的作用，王允刺杀也刺杀不过来，反倒被杀就是证明。要想彻底消灭董卓集团的核心人员，王允的办法不灵。
第三个是站在未来发展角度。王允潜伏刺杀的目的，是夺回汉室统治权，对自己最大的好处是能掌控汉室政权。在汉室衰微没有实力做后盾的情况下，掌权仅是陪葬而已，不比霍光的年代。在汉室有实力后盾的情况下，即便王允成功，也仅是汉朝权臣，后果如何实难预料。霍光死后举家被灭族，可为前车之鉴，毕竟如后世曹丕替了刘汉，司马氏篡了曹魏这种做法，在王允的思想世界里还不接受。袁绍起兵，可以维护汉室正统，也可以独立单干，可进可退，进退自如，不受过多干涉，空间很大。所以从未来的角度，袁绍模式比王允模式更好。当然这个好，一定是建立在汉室衰微基础上，如果不是，那就未必好，或很难说谁更好，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好或不好。类似于现代的打工和创业，经济大形势好，创业更容易获成功；新冠病毒来了，体制内打工更稳妥。
抛开当时东汉衰微的大形势，应该说，袁绍起兵模式更符合现代人的观点，毕竟，生活不只是报仇雪恨这一件事，还有希望，还有更精彩的人生，总不应该为了一人而毁了自己一生。

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