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律圣)
山坡羊·十不足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穿身上，抬头又嫌屋檐低。
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无美娇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仆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职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第一楼 送给我们大家 莫问前程 无问西东！

一朝南面做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陪他把棋下，又问哪有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牛马催。

用手机发的，少有发帖排错版了，真是尴尬！朋友们多多担待，这是 明朝 狂生 朱载堉的《山坡羊•十不足》，放在篇首更多的是自我告诫和警示，因为我下文要推述的上古史可能会“不入流”“不上道”，也有点“狂”，如果有碍各位观瞻，先给大家赔罪了！
不过下文要说的，真的是我所想的，知行合一，文责自负！

《考古启示录》算得是《古蜀史说》--《上古卷》、《蚕丛卷》、《柏灌卷》的姊妹篇，也可以说是解释篇，古蜀上古时代的很多答案就藏在中华上古史里，拆解了中华上古史，古蜀的来由也便有了说道，三星堆的问题也会有合理的解释。今天先秦史的文献研究和考据似乎无法避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人的“不确定”来佐证今人的“不确定”最后也只能得出二次方的“不确定”这样的尴尬局面！为了给尴尬寻找出路于是转向求索于考古，考古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无可辩驳的实物存在，最大的弊端是这些存在具有多重的时空属性，他们究竟是谁？该如何阐释？不知道！考古工作的原则是“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这样的做法虽说严谨却也有固步自封的嫌疑。文字的缺乏，典籍的不可靠，考古和文献之间的二重拟合是“说有易，说无难”，似乎逃不出“简单比附牵强附会”的魔咒，解释的好像有理，又好像没理。考古工作怎么做？文献典籍怎么解读？考古与文献怎么印证才能破除魔咒？不管怎么做都面临一片的抵制质疑声，如果什么都不做又有虚无缥缈的风险！于是各种考辨、辨析、理论、方法……层出不穷，表面搞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却增添了更加的迷惘无措。都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在何处？“大”在哪里？“精”于什么？有多“深”？“源”于何时？有多“远”？怎么“流”？有多“长”？ “虚无”之道、“二元”之由，“礼法”之为又是怎么产生的？疑惑、疑问，无穷尽也……
自当代考古学兴起以来，经过历代考古学家近一个世纪的发掘研究，考古界和历史界已得出定论：中华文明在进入有传说的历史时期以前，从东北的内蒙、辽西到南边的湘赣、江浙地区，自西边河西、河湟谷地到东边的齐鲁、江淮一带，同时存在过很多个区域性的史前文明；考古遗迹显示，这些史前文明都有着漫长且基本独立的发展史，同时也有着文化交流的体现，其总体文明发展水平不仅不比同期的中原地区落后，反而很多方面还要超过中原，如筑城技艺、陶器水准、玉器制作、文化积累等等；奇怪的是，大约从四千三百年起，为何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继续向前发展且成为了中华文明阶段起源的重要区域，其他未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区文明竟然发生严重的衰退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什么情况？又是怎么一个操作？遭遇特大洪水的中原地区受到的伤害转移了吗？更为让人不解的是，遭受了特大灾难的中原地区四千三百年前的古遗址在保留着完整的兴废轮替过程的同时，文明发展一点没受干扰的稳步向前，而曾经辉煌的东部、南部的古遗址在兴废的过程中直接就废弃断档了。
为什么没有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东南文明会衰落消失？
为什么遭受了特大洪水的中原文明却异军突起？
为什么会有洪水的集体记忆和神话传说？
又是谁“创造发明”了这样的传说？
为什么后世会遵循和固化这样的传说？
考古发掘证实的各区域古城兴废说明了什么问题？
各地区文化现象的交汇融合又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历史传说、文化交融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

这些问题是探源中华文明起源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要想解决和梳理这些问题，首先要拿出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和胆识，很多时候不是问题很难，而是假装不知道的不敢、不愿正视。今日可见的几乎所有传统文献的书写完全是以中原文化为正统论夏商周三代，再以此倒推五帝三皇，于是黄河流域成了历史和考古关注的重中之重，考古的理念自然也就难逃窠臼，考古工作的重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了验证文献记载的正确性而展开的。遗憾的是，考古工作体现出了上古文化“满天星斗”般的特征，于是学术界和考古界痛定思痛，不得已走上古史重建的漫漫道路。不仅今人有此困惑，古人对传统文献的批判性论述也是很多的，也曾做过许多努力去发现历史的真实，如唐 刘子玄《史通》，明 李贽《焚书》，清 崔东壁《东壁遗书》，顾颉刚等《古史辨》等等。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先人和前辈的批判和认知虽然偏僻入里但并没点到实质上，他们还是在既有的文化架构上进行一番凿凿补补，未能从本质上给予剖析和讨论。
传统文献典籍里嫁接移植，移花接木的做法比比皆是，有的是为了塑造光辉形象以为模范，于是集万千优良品质和功勋业绩于一身（如黄帝），有的则被有意识的塑造成为贪婪邪恶的代表魔鬼的化身（如蚩尤），正所谓“正邪不两立”。咱们的上古史之所以出现相互抵牾的尴尬局面是因为我们要么是选择性的灾难记忆，要么是集体性的文过饰非，要么是遗忘性的粉饰美好，很多世代相传的故事和传说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转嫁的，有的则是夸大的，都有相应的历史人文背景。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既有的结论和认知就好像一支支精美的瓷器，不论史学界还是考古界一旦触及到都得小心避让轻拿轻放，这就造成了今天大家都费尽思量的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但往往不尽人意的局面，上古史的探究已经到了“破立”的深水区！今人切莫用“凭今论古 以今推古”的思维去看待上古历史，应尽量结合彼时的物候气象、山川地貌、人文习俗、认知水平、生产力等等情况进行考量，今人也不要试图成为历史的仲裁者和审判者，应努力成为合格的陈述者和倾听者。

正襟危坐的黄帝雕像



造型粗犷的蚩尤塑像

历史是客观的，它是过去发生过的既定事实，同时又是主观的，因为它是人们对过去的描述和解释。今人是去寻找真实的历史，还是区分出历史的真实，或许才是要反思的！学界中人的关注点不能局限在“五朵金花”上，应该抬起头看看那璀璨的满天星辰。我在《古蜀史说》的文中有说过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齐备最完整的文献典籍（说汗牛充栋一点不夸张），有着世界上最丰富成谱系的考古遗迹（数量大于六千处），试问：
究竟还需要多少资料才能弄清中华文明的源起？
既有如此丰富的文献典籍，该如何辩证利用？
既有满天星斗般的考古遗迹，为什么难寻芳踪？
为什么我们会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为什么？？？？？？

“五朵金花”是这？


不是的！！！

而是这，“五朵金花”指的是五个史学界重要的五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出自《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如下：

下文将以时间为纵轴，以文化谱系为主体，以考古遗址为依据，以文献典籍为参考来一点点探究上古史，百无禁忌，不破不立，既破又立，破者，弊也！立者，恒也！看看困扰我们几千年的上古史究竟都隐藏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把我们的文献考据和考古研究弄得焦头烂额？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水深几许，也不知水流何急，如果我半道被冲走了……那就冲走了吧！人生下来后，谁又能活着回去………爱咋咋地！
先看看哪些美好的传说应该破除，哪些被嫁接的神话故事该归位，哪些权威结论应该重新讨论………诸位，传统文化中精美的“瓷器”（Cina），我要开始砸了！

砸？？？


不砸？？？

一砸：中华上古文明圈与中亚、西亚交流接触的区域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称“中国弧”，这条传播带的内侧不只有黄河、长江两大文明，还有北方草原文明和南方山地文明；按地域文化属性、经济结构大致可在地图上将沈阳和攀枝花连起来粗略的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文化系统，东南以彭头山、高庙、汤家岗、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大汶口、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为代表，其数为“八”；西北以大地湾、马家窑、仰韶、庙底沟、半坡、磁山、大窑、岱海、河套、红山等为代表，其数为“五”；两大母文化系统及衍生出的子文化系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时而从东向西，时而从西向东，时而从南向北，时而从北向南，碰撞交锋之地大致在黄河流域的两侧；这样的演化路径便是有了徐氏的“东西二分论”，傅氏的“夷夏东西说”，以致后来的“五分说”、“六大区”、“九大系”和“多源一体”等观点概念；这两大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不论五行还是八卦都有形而上的周期论和循环论思维，上古时期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基于这两种文化的延伸和拓展；这样的知识体系中也包含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维，如《墨子》，可惜的是这些思维火花一直没燃烧起来；南北文化的第一次交汇发生在距今6000年左右炎帝系太一北上（稻种、陶纹、天文等）在古河济地区催生大汶口文化，偕同大溪文化一起与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接触；第二次是距今5300年前后黄帝系与炎帝系在冀鲁豫地区的“逐鹿之战”；第三次融合是距今4500年前后颛顼的“绝地天通”，南北西东各区域文化在冀、豫、晋地区接触、碰撞、交融后产生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这千来年就是“最初的中国”的艰难孕育期；根据考古发掘显示在南北两大文化系碰撞结合后，黄河中下游渐渐有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复合特征，如无上权威的龙文化、烈火重生的凤文化、祭坛、玉器、礼制等；东夷“伏羲”是文化层面的称呼，“太昊”是国家理念的称呼，此二者是一体两面；同一人同一物抑或不同人不同事用不同称谓来做标注，不过是后世为了便于表述理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创，这样的做法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的书写过程；为什么中原地区文化和遗存表现突出？因为这里是几千年来，南北西东各区域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区域，且不论水害，此地处南北西东之要冲，地形平坦易攻难守，乃四战之地；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内涵远不是中原文明可以涵盖的；

可大致参考苏秉琦前辈的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

二砸：五千年前，辽西内蒙、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和齐鲁、江淮地区这些中华大地原生且多样性的文化圈也是中华文明重要奠基者，比如红山、大汶口、龙虬、凌家滩、崧泽、良渚、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而不是多元一体；5000年前就有的古国（或有祀或无城）如三苗古国、江汉古国、良渚古国、河济古国、红山古国等等，此时黄河流域虽存在大型聚落如关中地区的半坡姜寨但还没有古国；截止目前我国已发现了60多处史前古城，仅江汉地区就有15处之多，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可见一斑，即便到了夏商时期，长江流域依旧有着自己的文化乃至文明，如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马桥文化等；不管今人愿不愿意业界同不同意，所谓的“蛮夷”地区（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才是中华传说的始祖原型“盘古”诞生地（ 畲族、苗人称 盘瓠）；遗憾的是，受限于地理因素，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除了长江下游的良渚太湖流域，其他大多数地方只能形成文化群落，也就是一个个的“文化龛”，很难走向集团化和规模化；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如彭头山刻符、八角星纹、凤凰图案、卍字符的前身是古老的Z形纹，尤其是“八角星纹”的运动和分布路径尤其值得深思（高庙、松溪口、汤家岗、大溪、马家浜、崧泽、大汶口、良渚、凌家滩、大汶口、小河沿、樊城堆、黄瓜山......），所谓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角，角出于星，星合八极，八极应八方，八方合八时……由此慢慢衍化出后来“天圆地方”的天人理念和“先天八卦”的卜筮之法，夏时“连山”--或称“魁隗”（见殷墟四盘磨SP11卜骨），商时“归藏”--或称“坤乾”（见王家台秦简），周时“周易”--或称“乾坤”，号群经之首（见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其后又“河图”“洛书”，再然后又“龙马负图”“神龟负书”……这既是上古宇宙天人观的升级迭代也是卜筮之法不断演化的路径，这些“阶段认知”都是不确定的和开放式的，这就给后世方士、学子自我认知和添加理解打下了层累的底子；核心科技全是秘密，上古时期一定存在着远古知识体系广地域的交流交互的网络体系，其载体便是居社会上层的巫师、祭师（又称国师 如观射父）等，知识和文化的垄断和传承应是一种常态！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区域本在“诸夷之地”，以致孔子感慨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吾欲居九夷”，加之“王子朝奔楚”促使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知识的大规模下移以有战国百家争鸣和“惟楚有才”、“南阳荟萃”，第一次知识的下移是平王东迁，后有春秋时期的百花齐放，而后有官学、私学之说，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子”；

距今7000年前的高庙 八角星纹

距今6000年的大汶口八角星 彩陶（很有代表性）

距今5300年的凌家滩 玉鹰

三砸：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今日考古的目光、思路乃至做法渐渐“国际化”，今天似乎不“国际化”，不从外部找点源头，我们的上古文化就无法独立发展，也无法与国际接轨，影响我们的国际视野？西亚和中亚的文明（游牧文化或草原文化），及可能存在的苏美尔文明及次生文明有可能到过中华半月形传播带，与中华上古文明在这一带有过交流与融合；今人也不要拒绝与外源性文化有过接触、消化和吸收这个可能的客观事实，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都是双向的，陶器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探讨指标；陶器在考古学上一直作为文化谱系和区域关联参考的重要参考标的，如陶器的器型（陶鼎、陶罐、陶壶）、颜色（彩、红、灰、黑、白）、纹饰（绳纹、堆纹、镂空、网格、波纹）等等；我们不能回避上古文化在持续的对外影响和交流，比如彩陶就有西来的迹象（参考 韩建业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早在万年前（江西仙人洞）的中国南方已经有了陶器的制作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亚陶器文化（参考 陈宥成《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与相关问题》），后期仰韶文化在印度河流域也有所体现；本文认为上古时期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存在过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除了植物和农作物无有疑义有外源性的成分，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技艺、器物这些文化要素都是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改善，这其中必然有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论文化相互影响或有意义但论文化高低则是毫无意义的；本文反对忽略客观要素将文化进行简单的复制移植，动辄以主宰控制的王权说辞来回避究史和探索的艰难，打着另辟蹊径的旗帜来论史的作为实为“好逸恶劳”和意图“破例获取”；中华文明来自古巴比伦，古埃及，苏美尔等等说辞，不论也罢；

@cdnwpu2019 2021-01-26 18:18:14
一砸：中华上古文明圈，，，，，按地域文化属性、经济结构大致可在地图上将沈阳和攀枝花连起来粗略的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文化系统，，，，
这两大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不论五行还是八卦都有形而上的周期论和循环论思维，上古时期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基于这两种文化的延伸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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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颜画皮 2021-01-27 16: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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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科生，第一砸就懵圈了，看了几遍，勉强提炼出第一段的主旨。如上，可对？
提两个小问题啊，纯外行，楼主莫怪～～
1、按照楼主的观点，中华文明圈划分为东南、西北两大文化系统（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那么，传统的观点是什么呢？是如何划分的呢？能不能给科普一下？～
2、为何要做这样的划分呢？意义何在呢？
楼主老师，我绝没有质疑之意（我还没那个水平），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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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无颜君的提问，
传统的文化系统认知过程：最开始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四夷文明认为没有代表性的，随着考古的发掘，渐渐的出现二分说，五分说，东西说，六大区，九大系......自此中原文明中心论终结，再然后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文化的发掘，发现中原周边有更早的文化形态存在且远高于同期的中原地区，于是“多源一体”观就出来了........
所有的这些文化谱系分区都只是基于考古遗址点和面区分，满天星斗的考古遗址直接将文献典籍搞得支离破碎无所适从，所以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以现有的中华版图为基础，以人类分子学和人种分布为参考，按照文化相关性（五行、八卦等）大致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块，西北大致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叠，从东北沿着北方草原氐羌地区一直到西南，还包括了陕晋关中地区大部，东南则是黄河济水以南地区，包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如果真的要给西北，东南找个界标，那就是古黄河，古济水。

四砸：西方研究推测苏美尔人是黄种人，印第安人为黄种人也是既定的事实，今人不能一看到黄种人就产生莫名的亲切感并过度联想，黄色人种也有许多类型和谱系；不能因为黑色人种（东亚原始矮黑人）在中华大地存在过就一味的吹捧“非洲起源论”，也不能无端排斥外源性文化参与过中华上古史的客观事实，如来自西方的釉砂、琉璃技术，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上古人类因为身体局限、认知水平、成长遭遇和趋利避害等共有特性会出现早期文化习俗、图腾崇拜乃至神话传说的文化趋同，不能排除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漫长时间岁月里存在跨越空间的交集；北非、西亚、中亚的文明如果要东进有一道天堑叫“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远古时期的交通条件和迁徙动力来看，翻越天堑的主动大规模远征不太可能存在，但被迫迁徙的客观原因却是有的，因此会存在西源文化东渐的考古表现；在西源文化来到中国边疆之前，中华大地上的本土文化也没闲着啊，所以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存在东西文化的交集和碰撞是再正常不过的；西源文明的自西向东移，相对好走的路是新疆西南部的昆仑山和西北的喀什地区（天山的北丝路和昆仑的南丝路），其次是沿着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南麓的藏缅边界入云南地界，打开地图看看这条路（西南丝绸之路）绝对比唐僧西行取经难上无数倍；因此，大规模的文化迁徙，或者动辄几千上万公里的远征，在上古时期的交通条件下很难实行，但以人为载体，跨越时间空间的文化和技艺的相互交流应该没有问题；中华民族的形成用两个字总结为“融合”，四个字是“高度融合”（如“龙形象的变迁”），譬如《后汉书. 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是不准确的，西羌地的成分极为复杂，有东来的蛮夷，有北来的戎狄，还有陆续西来的外族等（假设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阿凡纳谢沃、安诺等），又比如后来通过伐商“转正”的周氏，它本身就是戎狄之属（种群混杂，白狄倗国、鲜虞与周氏关系莫逆），“华夏”之称自周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不过东周以后儒士的意识区分；《尚书•周书》里周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楚到位的，称“西土之人”，其实不论是殷商子氏还是后来东夷徐偃王，甚至荆楚熊氏都瞧不太上西土之周氏，就如六国瞧不上秦国一样；后来周人（古公亶父）知耻而后勇渐居正统，于是由后世“出手”将不尊正统礼法（即 规矩）的行为划为“蛮夷”，这种有意无意的划分给后世轮回式的王朝更迭埋下了祸根；“华夷之辩”的本质核心不是方位、习俗、人种等的区别而是后世意识形态的区分站队，影响整个东南亚文化的“大唐王朝”同样有着“戎狄”之属性，蒙元满清更不用提，所谓“华”为正统，“夷”为异族的谬争不论也罢；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汉族”的解释，“汉族”本是一个文化复合的概念，而非血缘的一脉相承；“华夷之辩”催生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代表性文化：二元文化，这个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直到今天，甚至以后……

葱岭 及 路线图

五砸：黄帝（族群）既不是英国人拉古别里说的来自巴比伦，也不是东进的苏美尔人，他（们）的前身有的是自西北向东南经河西走廊进甘青（大地湾），有的是经西北草原地区跨过六盘山，绕过贺兰山入关中、河西、河东、有的是从河套（阴山）地区南下入陕晋北部地区众多游牧族群的泛称；一些族群渐渐东进南下与分布于关中、晋中、晋南地区的本地部落共生共栖，其代表文化为半坡文化、西阴文化等等，“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的黄帝族群本就是中华大地及周边地带上的“戎狄”、“轩辕”；距今5800年左右的阪泉之战后（少典、轩辕战神农、华胥），西阴文化（游牧族群）与半坡文化（仰韶早期 华胥氏）开始叠加升级催生更为辉煌的庙底沟文化（仰韶中期 代表 少典氏），也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代表遗址为仰韶初期的北橄遗址、枣园遗址；该文化向西覆盖半坡文化到老官台，向北抵近河套岱海地区，向南辐射到汉水流域，向东越过太行山与冀中冀北的后冈文化、雪山文化相交，再经辽西走廊往东北出山海关与辽西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接触；东（红山）西（仰韶 庙底沟）结合的“有熊氏”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氏族部落中的一支，和红山文化一样奉尊母文化（女娲文化 鱼、蛙、猪、熊）的有熊氏初始图腾不是蛇身的“龙”而是熊、野猪等猛兽，后来演变成蛇身的复合形象则是西北文化（有熊氏为首 尊母 鱼 蛙）与东南文化（炎帝系 尚父 蛇 鸟）“逐鹿之争”碰撞融合之后的事，其形象陶寺龙盘体现最为直接；文献记载的“刘累养龙”应该是真实的，不过刘累（师从豢龙氏）驯的不是“龙”，个人认为是驯化野猪；上古时期的“昆仑”不是一座山而是自新疆和田地区到甘青一带产玉的山脉和区域总称，“玉石之路”（周穆王会西王母）比“青铜之路”“丝绸之路”的历史悠久许多，比“玉石之路”更早的是“彩陶之路”（西来）；玉器虽然最早见于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但玉器文化的考古学体现是多点多源，并非是单向传播；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玉器的历史（距今七八千年）、作用（通神通灵）和寓意远远超过夏商时期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与其说有特殊地理构造的“昆仑”（昆仑死亡峡谷）在神话传说中的超然地位，倒不如说玉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地位无可替代；神话传说产生的大脑意识根源就是“希望”、“没有”和“不知道”；黄帝族群（以有熊氏代称）最大的历史功业是打破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相对独立的状态并发轫了中华文明雏形，可以说黄帝族群中华文明史上的“鲶鱼”；黄帝族系的官方历史地位很高是历代儒士的渲染和造势，在上古民间文学《山海经》里，黄帝的地位和影响力远不如帝俊（帝喾）、颛顼是有客观原因的；

河西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