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说的都是基层的情况，普通老百姓都能了解的。那么高层是怎么样呢？下面有选择的转发一篇文章，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老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
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转发的这篇文章，很长，从我看来许多文字都不太适合往上发，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尽量选能发，不那么敏感的发上来。

@592851055 2020-10-25 16:53:36
不少人应该记得，文革期间，高考停止，大学招生，靠的是推荐。所谓推荐，不单单要有工农兵的身份，还需要表现好。表现好的意思，是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才能成为推荐对象。而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或者所认为的，是得到单位群众的认可。先民主后集中，大家都知道怎么操作。各单位推荐对象，加起来肯定会超过本地区所能争取到的推荐名额很多，最后都需要择优录取，这就到了比大家谁的后门硬的时候了。
我们村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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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今年治理高考招生腐败，再看当时各种特权带来的弊端，发人深省啊！

前边说的都是基层的情况，普通老百姓都能了解的。那么高层是怎么样呢？下面有选择的转发一篇文章，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老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
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还有更为严重的，上边不让反腐，支持走后门的事例：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江青获悉。于是，引发了江夫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叶帅发难。造成了全国‘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局势。”
知道“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件著名公案的来由了吧？

“不光叶帅的儿子如此，许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将军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那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训？’。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大员们。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的找人。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换来换去。”
后来江夫人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后门，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想搞乱军队。究竟谁在搞乱军队，是很清楚的，就是这帮不法的干部子女。
当然，不是所有干部子女都这样。也有相当优秀的，堪称表率。“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有好有坏，差异极大。其中，刘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大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类似的高干子弟很多，这些极清高的人物，给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师注入了一阵孤傲不群的清风……”

为所欲为的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干部的子女；表现好的都是那些不当权甚至边缘化干部的子女。我也接触过一些干部子女，也感到有这种规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将军的女儿，著名历史人物高崇民的孙女。她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就表现极为优秀，上过报纸，文革期间下放，后落实政策调到我单位，为人极为谦和。文革期间物资非常匮乏。我家偶然机会买到一辆小轮自行车，不想要，问谁要。几个女同事议论，说高凡遇事向来谦让，问她要不要吧。一问果然要，就让给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没任何特权，也不争。可惜这样的好人前几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这样的“红二代”接班，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
可惜，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变修”了，还是本来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时的部队和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辈留给子女的‘遗产’，决定着他们人生的道路是顺利还是坎坷。”

再回来说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给解放军丢了脸。更值得忧虑的是，这样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江夫人在“批林批孔”中抓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三箭齐发”，只有这一箭发得对头，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我想，也符合解放军空34师官兵们的情绪和愿望。除此其它两箭，什么“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这件事后来如何发展，大家都知道，就是老人家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老人家的话，当然不错，但是用在这里，简直是没发言说。所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走后门，以及老人家对这个反走后门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老人家这样的态度，是为干部们进一步腐化，以至于文革后实行集体世袭制开辟了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转发的结束，下面发表自己的理解。

总结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与贪腐现象，经济与贪腐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反应的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当建国之初，我当挟大胜之势定鼎天下，本来如之前的朝代一样，是与民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期。可惜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中国是否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已经不是由中国说了算，也不是由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说了算，而是由世界列强所决定了。这一点，其实有点跟历史上大唐开国初期有点类似。所不同的是，大唐立国初期，并没有得到国内世家及百姓的一致拥护，所以在面临突厥入侵的时候力有不逮，签下屈辱的渭水之盟。而我党同样在国内不稳的执政初期，被动的在朝鲜与“联合国军”开战，虽然同样“力有不逮”，但是由于在国内获得的支持超过大唐，所以最后顶住了，并没有签订屈辱的渭水之盟。
不过，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即一方面是“联合国军”，无论从国力、军事装备、军人素质、后勤供应、工业生产能力，都是世界当时最顶尖的；而另一方，是刚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一场旷世战争尚未结束，失败一方带走了几乎当时中国所有的工业设施、人才、资金，给胜利者留下一个一张白纸的烂摊子的农业国家。所以，这场战争超过了中国的承受能力，给中国落下了很大很大的内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刘张二人的贪腐，绝对值虽然没有达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在严重程度上，却几乎达到了动摇国本的程度。把国内本来就没有多少的战略物资据为己有，严重威胁到了几乎是赌上全部，胜利还则罢了失败万事皆休的抗美援朝战争，他二人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而后来的三反五反也好，社教四清也好，对大多数官员的处理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处理的重点主要是个体工商业者和下层官员，主要目的是稳定执政地位和国内局势，尽快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尽管也有一些人非正常死亡，那都不是“上边”的意思，不过是下边工作人员处理方法问题，领会领导意思不到位问题，总体上起到了稳定执政体系的作用。
历史上每个朝代开国之初，都面临着利益分配问题，即政府（开国军功集团）和百姓的利益，皇室和世家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贯穿朝代始终的基本矛盾。这一点在当代的中国有所改变，变成了政府和城市人口，及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以及政府和农民，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的矛盾。由于朝战的胜利，政府取得了在国内的绝对权威，使得以上两种矛盾短时间内被掩盖，客观上达到了有利于国内稳定的效果。所以到四清以前，虽然国内的读书人（历史上读书人曾经掀起过无数的波澜比如东汉党锢之祸等等不赘述）有过一些杂音，很快被老人家反手扑灭。

四清,尤其是后来的文革，不管表现形式如何，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表现。老人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不但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句话虽然霸气，但似乎，说这句话的时候，以及说完这句话以后，老人家以及他的战友，并没有就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开始了几乎无休止的内斗。终老人家一生，就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大家无论是从思想上、政体上、利益分配方式和分配比例上，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小凳子去解决。尤其明显的是，砸烂了旧的法律体系、文化体系、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事实上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看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比老人家和当时全国的所有人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困难，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不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权稳定基础，也需要国内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之所以那时候停止高考，将高中教育调整为九年义务教育，可以看出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仅此远远不够。

这里边，前边说的那个国内读书人群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反面作用。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读书人批评执政者，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也有曾经非常激烈的时候，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末牛李党争，明朝的东阉党争。但总体上，读书人试图用激烈手段夺权执政，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说清楚的话本人力有不逮。但是新中国无论是百花齐放，还是十年浩劫，还是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发展到几年后的最高峰，都说明一个问题：读书人对与自己曾参与打烂的旧世界、“孔家店”代表的旧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打烂之前之后都没有一个建设新体系的思想准备。
三立成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每一位读书有成的儒家人的极致追求。三立，即立功、立德、立言，从排列顺序可以看出来，立言最高，立功最低。这充分说明，在大部分读书人（这里不提儒家）眼里，做实事，教化万民，都不如玩文字成就大。讽刺的是，大儒本来的意思是让读书人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完成最高追求。但对于绝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做实事，远比玩文字游戏难度更大。尤其是，他们自己，受到的是旧式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于从农业时代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这大部分读书人，立功、立德，都显得非常非常的艰难，甚至根本插不上手。于是这大部分旧时代的读书人，不得不舍本逐末，跳过前面两步，直接参与玩文字游戏，追求最高理想。可想而知，这样做的结果。

前边说到，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国民党眼看大厦将倾无力回天，于是一边消极作战，一边积极将工业设备、人才、物资、资金运到台湾。这其中的人才，大部分是各界成就最高者，和大部分技术人员干实事的，给大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舍本逐末的读书人。这就决定了，在国家最需要做实事的科技人才的时候，直接追求“立言”的读书人（这些大多数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包括现在意义上的一些“国学大师”）。在把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人除了“儒以文乱法”，几乎什么作用都没有。所以，他们不甘心自己成为逐渐被历史潮流所淘汰的那部分沙，只会把自己当成是“金”。也因此，他们对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起到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作用，俗话所说的添乱，而已。这大概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没有再接再厉，很快从反右，发展到四清，进而爆发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直到90年代前被横扫以后，才在集体沉默将近20年左右之后，发展成现在所谓的“公知”。很多人说老人家不善发展经济，恐怕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一定比老人家做的更好。大家试想一下，任何人在做一些可能是对的事（当然也有可能不那么对）的时候，一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添乱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人，在一旁嘚比嘚比一个劲骂你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会不会从一开始的忍耐，到最后忍无可忍愤而反击？反击的次数多了，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惟一的一件正事，似乎被（小凳子之外）所有人忘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前边说到，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国民党眼看大厦将倾无力回天，于是一边消极作战，一边积极将工业设备、人才、物资、资金运到台湾。这其中的人才，大部分是各界成就最高者，和大部分技术人员干实事的，给大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舍本逐末的读书人。这就决定了，在国家最需要做实事的科技人才的时候，直接追求“立言”的读书人（这些大多数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包括现在意义上的一些“国学大师”）。在把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人除了“儒以文乱法”，几乎什么作用都没有。所以，他们不甘心自己成为逐渐被历史潮流所淘汰的那部分沙，只会把自己当成是“金”。也因此，他们对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起到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作用，俗话所说的添乱，而已。这大概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没有再接再厉，很快从反右，发展到四清，进而爆发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直到90年代前被横扫以后，才在集体沉默将近20年左右之后，发展成现在所谓的“公知”。很多人说老人家不善发展经济，恐怕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一定比老人家做的更好。大家试想一下，任何人在做一些可能是对的事（当然也有可能不那么对）的时候，一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添乱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人，在一旁嘚比嘚比一个劲骂你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会不会从一开始的忍耐，到最后忍无可忍愤而反击？反击的次数多了，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惟一的一件正事，似乎被（小凳子之外）所有人忘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回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本身。文章前边说过，这二人的贪腐行为，实际上差点导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收到根本的影响，导致赌上一切的一场国运战争后勤出问题，他俩不死，实在说不过去呀。因为一旦战争失败，除了工业化进程受到影响，高额外债还不起，即使能够继续执政，更多要面对的，是那些失败读书人无休无止的羞辱痛骂，到时候执政者除了乖乖听着，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可以参考崇祯时期的明朝政局，就知道一旦抗美援朝战争失败，会是怎样的局面。
现在，不管社会上还是网络上，有这么几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有的人，在反思改开前的一些问题，于是被冠以反毛反党反主义的大帽子。似乎，毛是一个禁区，即使有了错误也不能说，因为，你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没有伟人的视野和胸襟，更没有他的知识和才华，就没有权利评价伟人。反过来，另外一些人，似乎是为了维护伟人的形象，在极力的证明矮人各方面都不如伟人，尤其是贪腐方面，更是一切现象的罪魁祸首。似乎今天的一切，包括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贪腐成风，伟人时代统统都是没有的，都是因为凳子的改开所造成的。
但是，如果你单独拿今天的这些现象，来证明我们有很多缺点和不足需要继续改革，这些人就会给你带上汉奸卖国贼美分美狗的帽子，认为你是在为敌对势力唱赞歌。最后会得出结论：嫌中国不好，滚回你的美帝国家去。这整的会让人啼笑皆非，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反正都是你有理，整个就是不让人说话。当然，那些类似失败读书人的“儒以文乱法”，站着说话不腰疼，除了骂别的什么都不会的，也确实对反思历史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在这方面，老人家自己看得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骂你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也不必过于敏感。但是，坚持开历史倒车，认为回到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问题太多不如改革开放以前的，也绝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样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益处，与立场相反的人一样，是失败的读书人的代表。

因为，无论反毛挺毛的哪一方，必然把毛凳对立起来，到最后，似乎领导人没有最坏，一个比一个更坏了。这就是你们说 时代干部清廉，没有腐败现象，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吗？实际上 ，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话说到了点上。不管是 毛 也好，凳也好，从政治制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只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能做的事不一样而已。三 七开的说法，本来是给自己和后来者留后路的结论，现在反倒成了作茧自缚。虽然“《决议》”结束了 混乱的经济局面，为了发展经济提升整个中国的内功而选择韬光养晦，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对那个时代有任何的改变，而是选择了继承并加以发展。尽管凳子自己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郑智也必须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并于1982年搞出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世事难料，由于“儒以文乱法”，甚至试图改天换地的原因，导致直到今天，在体制方面，我们几乎仍然是在原地踏步，最多迈出了那么一小步。而且，迈出的这一小步，小心翼翼的，不敢宣传不敢说，只是把它放在了“核心价值观”里边，成为一个词。我们的国家民族，真的是多灾多难，步履维艰，想做什么都不容易。不知道，多难，真的可以让我们兴邦吗？

说建国开始到现在一脉相承，改变并不多，并不是否定所取得的成绩，也不是不承认进步。只不过，成绩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不多楼主一个唱赞歌的。成绩和进步，也不能掩盖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指出不管哪个时代的问题，都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前犯过的错误重新给中国人民造成损害。所以，哪怕有的地方说的有点过分，绝不是为了否定成绩或者全盘推倒，只是为了希望中国变得更好而已。在法律制度、文化体系、道德体系的建设方面，确实还处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并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进步。如果非要追究原因的话，需要说到教育的发展过程，那就有些话长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并不一定适合比现在“更进步”、“更好”的制度，如果真能探索出更适合中国实际的各项制度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看来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道路。除此，没有一步到位，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不需要改进的各项体系。

80年包产到户的时候，我们村有6辆12拖拉机。到86年，基本上有50辆拖拉机，20几辆嘉陵摩托。你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毛时代搞工业化，只能从人嘴里抢夺资金，结果是吃不饱，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价格极高，老百姓根本买不起。

呵呵

举一个一脉相承的例子。当年，无论是从百 花 齐 放发展到引蛇出洞，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后，局势迅速发展到反自由化乃至后来的混乱，其源头，无非是法家韩非《五蠹》当中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仅此而已。尽管45年的时候，老人家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直到今天，因言获罪的仍然有这么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包括网上动辄给人冠以“汉奸卖国贼美分美狗企图把中国引向混乱和分裂”等等，本身也是“儒以文乱法”的完美实践者，对实际事情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凳子曾经做过的十分正确的事情是，不要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经过十年左右的实践，证明确实是比较有效的，是从原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起点。当然，凡事不可绝对，现在网上有一句话叫，步子迈得太大了，容易扯着蛋。事实证明，“发展是硬道理”，也压不住那些农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失败读书人，他们似乎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时不我待也好，抓住机遇也好，都不如他们自己“立言”更重要。尽管他们曾经在庆典上高举“**你好”的大牌子，双方似乎进入了蜜月期。但实际上，双方的冲突在不久的将来就大面积爆发。根本原因是，这些旧时代成长起来的失败读书人，只会要求适合自己肆无忌惮骂人的环境，对于国家是否工业化，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丝毫不会关心，甚至乐见那些普通的农民们，永远仰视他们，被他们他在脚下，成为他们三立的工具。实际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说明，凳子已经在着手在准备建立与经济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一系列体系。不过也许，这新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法制道德价值体系，并不像旧文人所预期的那样，更有利于他们。所以双方的矛盾爆发，导致一系列体系的建设推后二十年，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