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说说设位问题，单纯的一爻卦、二爻卦和三爻卦中，并没有位的观念，因为其最初象征的主要是天地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人最开始并不必然在其中。从易象思维观念的发展规律看，设位显然应当是三爻卦或在三爻卦像重后的六爻卦之后，由于有了有了八卦相重而生出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已经可以对天地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比较仔细的区分和归类了，但如何来利用者六四卦来为人们更好的服务，先哲们就发明了占卜这种形式，由于占卜是通过六爻卦来现实先哲们对天地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的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认识，因此，对爻进行设位，来表示时代的主要的价值观念体现，比如连山的贵山贱水，归藏的贵地贱天，就是在三爻卦中将上爻设为尊位，下爻设为贱位，而所谓贵贱都是对人而言，天地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并无贵贱之分，但有了人这种灵性动物后，站在人类的立场，就有了贵贱的区别。三爻卦在区分了贵贱后，还有一个中爻的位置，则被我们的先哲们设为了人的位置。人在三爻卦中居于“中位”，时刻体现着尊上贱下的价值观念，而且不论具体的卦爻是如何演变你的，贵贱如何转换，人的中位始终是不变的，始终保持尊上贱下，随卦时的转变而可以不断转变，始终能够保持天人合一。应当说这种设位方式是非常智慧的，这也注定了中国人中的位置，就在三爻卦的中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叫中国人，我们国家为什么叫中国的文化渊源之所在。没有了三爻卦，没有了设位，也就没有了中的位置，那么中国就变成一种地域、法律概念，就必然失去灵魂，也不可能有文化。通过对三爻卦的设位，使占卜这种原始的巫术具有了相当的文化哲学基础，使中国人的智慧得到启蒙和推进，也使中国文化的根基有了一个非常智慧的根基。三爻卦的设位最初起于何时已经无法得知，但应当和占卜的兴起大致一致，在三爻卦及相重后的六爻卦的构成两种易象思维体系《连山》《归藏》的指引下，我们的先民们在那个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不断运用自身的智慧，解决各种越到的问题，维系了种族的生存和繁衍，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为后来《周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农业的比重开始在先民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比重也逐渐增加。自然农业经济和原始的畜牧渔经济形态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两种经济形态的最大不同就是生产效率的不同。经过原始时期长期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把握了天气季节的变化，并逐渐学会了利用这种有规律的变化种植农作物作为生活的基础，这是先民们开始进入传统自然农业文明的开始。自然农业和原始畜牧渔相比，有几个主要方面的不同，一是可以在比较长时期内定居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中国进入自然农业时代不会早与商晚期，因为商朝时还在不断迁移，以获得相对较好的生存资源，所以才有盘庚几次迁殷的记载。二是天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在商中晚期，在先民们主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主要受天气的影响。由于最初的农业没有技术可言，基本靠天吃饭，如果天风调雨顺，那么农作物的收成就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天公不作美，那么一年的收成就会成问题。但就是如此，定居的自然农业也比不断迁移的原始畜牧渔经济要有保障得多，至少先民们不需要不断迁移，而这种迁移不是我们今天的到处旅游，迁移是无目的的移动，只能靠很好的运气才能发现可以生存的地方，在当时无技术，知识缺乏、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不断迁移可能是九死一生，如果不是实在生存不下去了，先民们是不愿意不断迁移的。因此，《归藏》贵地贱天的价值观念已经不适合以自然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了，人们开始逐渐转变对天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了，这位《周易》乾坤并建的认识体系形成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

应当说，阴阳相生的观念最初萌芽或许比较早，但真正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应当不早于商中晚期。如果没有自然农业的出现且逐渐流行，这种观念就可能只是少数先哲的奇思妙想而已，但随着自然农业经济发展，人们在不断加大主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肥沃的土地和好的天气。如果天为纯阳，地为纯阴，有了天地，才有农作物顺利的生、长、收、藏，而且这恰好与四象所象征的春夏秋冬相匹配。阴阳相生成四象，天地（乾坤）并建而为自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转变以前“贵地贱天”而转为“天地并重”的价值观念就有了生产力基础。自然农业和原始畜牧渔经济形态的第三个不同时因定居而导致的男性地位的上升。在原始畜牧渔经济条件下，由于居无定所，男女的性交合主要是野合，因此，人们只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氏族关系也是母系氏族。但一旦因自然农业而定居以后，发展自然农业所需要强劳动力，这个男性更为适合。对强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女性更需要男性提供稳定的劳动力和保护，这就导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更愿意选择强壮男性而且将这种关系固定下来，这有助于通过男性去完成不适合女性的农业劳动。因此，过去长期的男女野合状态已经不是很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固定的婚姻家庭制度开始慢慢出现了。相对固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自然农业发展的结果，而相对固定的婚姻家庭巩固了父亲的地位，而且对自然农业的贡献而言，父权也必然慢慢超越母权在家庭中处于相对优先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古今都适用的基本规律。在阴阳的象征中，男性为阳，女性为阴，乾天为阳，坤地为阴，天地同敬，父母同尊是自然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自然农业经济中，由于男性的体力特征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在完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的收成主要靠上天好的天气，即风调雨顺，因此，无论是自然还是由家庭构成的社会，阳性的优先地位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了这个背景，再来看《周易》为什么要以乾坤两卦为父母卦，并强调阳卦略为优先的这种结构就不难了。易象思维认为，易是对天地万物的一种全景式临摹，整个客观世界的特征是什么，易的体系就显示为什么?《周易》遵循的也是这个规律，通过乾坤并建，生出其余六十二卦，构成反应自然农业经济时代特征的易象思维体系。

商王朝的中晚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原始的畜牧渔时代向自然农业转变和过渡时期，但商王朝中晚期的统治者对这种转变和认识不够，因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变，经济形态转变必然要求文化意识形态随之相应改变。商中晚期的统治者还是处于《归藏》那种贵地贱天的文化形态中，通过频繁的祭祀和占卜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和保护，商人的神包括了祖先生、自然神和帝神。前面说过，帝神的出现，是商王朝为了适应国家初步统一而构建的神祗，既具有自然神性，又具有许多社会神性，是在对当时诸神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统一神，在商人的诸神系谱中居于很高的地位。商人相信，神灵决定着人的一切，人不过是神的附属物。因此，谁能代表神，谁就能够永久的拥有权力。由于和帝神的特殊关系，商人一直认为帝神只会保护商人，因此商王朝的统治者就能够永远保持政权。也许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商人无法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而亡国。
周部落最初只是商王朝的一个部落而已，也是慢慢从母系氏族开始发展的。周部落的女性祖先叫名姜原，《史记?周本纪》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最后姜原生的儿子名弃。应当说，这就是原始末期女性野合的一个例证，因为当时不可能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只能通过“神话”传说来自圆其说。按照历史的记载或传说，弃长大成人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舜闻之，举弃为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史记?周本纪》）后稷之后，其子不窋出曾抛弃过农业，奔于戎狄之间，大约过着渔猎生活。其后不窋之孙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这说明，周部落一直重视自然农业，专注自然农业发展，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发展自然农业的知识和经验，为周部落后期的崛起奠定了先进生产力基础。
在长期发展自然农业过程中，周部落对自然和社会必然有了自己的认识，对商王朝坚持的“贵地贱天”的文化意识形态也或有保持自己的见解。在归藏体系中，三爻卦所表示的是贵上贱下，人或已经处于中位，但还不太可能是天地人三才的观念。天地人三才观念必然是和自然农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前面我们提到，自然农业相对于原始畜牧渔经济形态时一种进步，而自然农业的三大要素就是肥沃的土地，良好的季节天气，勤劳肯干的人（以男性为主），因此，把三爻卦和天地人三才结合起来，这种观念最初是否起源于周部落不敢肯定，但周部落对这种观念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是必然。在商晚期，随着周部落的崛起，商王对周部落的猜忌也越来越严重，《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曰：“文丁杀季历”，《史记?周本纪》说，“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即文王。因此，周部落反商的念头也必然更加强烈。
周部落的领袖知道，要推翻商王朝，不仅要有实力，还需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商王朝的思想文化形态是以《归藏》为核心，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发展出一套新的能够抗衡《归藏》的易象思维体系。结合周部落的农业发展技术、经验和实力，在充分总结周部落管理部落自身和与商王朝交往关系基础上，并结合前期和当时各种占卜经验基础上，周部落首领开始探讨重构易象思维体系的工作。尽管《周易》卦象体系是完成于西伯被囚禁于羑里，但对重构这个体系的探索，必然要远远早于《周易》最终体系的形成时期。

从现有的史料看，文王演《易》的说法并不一定完全靠得住，也许在周部落开始这项工作时间要早很多，只是最后在文王手中最终确定了六十四卦的体系而已。但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因为在文王手中最后定稿的这个体系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博大精神的根基，推动了中国近3000年自然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要探讨《周易》这个易象体系的特点，需要和过去的《连山》《归藏 》做一些比较，尽管这两种体系已经失传，但其思路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它们都是易象思维在不同时代的显现而已。
第一，三种体系适合的时代不同。前面我们说过，连山适用的是先民们远古洪荒时期，当时洪水泛滥，先民们生存主要依靠高山的保护，所以《连山》贵山而贱水，以艮卦为首，坎为末是能说通的。加上当时先民们知识经验的不足，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能理解，以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均是有神灵在操纵这一切，因此，高度的山神崇拜是《连山》时期的特色。禹因治理洪水有功而被推为当时的王，反应的应当是远古洪荒后期的实际。禹的儿子依靠父亲的功劳而开启了家天下的先例，建立了夏朝。夏朝易的体系为《连山》是可以说通的，《连山》也是夏王朝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但先民们在洪水消退后，从高尚迁移到了平地，《连山》的价值观念就不太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了，但夏王朝统治者也许并没有能够，或者没有足够智慧能够改变这一切。以更为适合平地生活的商人在夏之《连山》基础上，逐渐演变出《归藏》体系，最终取代了夏王朝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因此，《归藏》是我们先民们在洪水消退后，从高山迁移到平原进行生活的一种反应。在平地生活相对于高山而言是种改善，但生存条件也极为艰苦，因为不仅大地生养的可供充饥的不多（当时先民们经验还不丰富，很多植物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很多动物也还捉不了，有时自身甚至要被动物吃掉），而且恶劣的天气会影响先民们采集食物和打猎捕鱼，极大的影响了先民们的生存。因此，贵地而贱天是哪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归藏》才会以坤卦为首，乾卦为末。但天地万物等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先民们哪个时代所敬畏的，所谓贵贱而言只是在神的系谱里面的位置，而人只被认为是神的附属物而已，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切未神意是从。如何了解神意呢，就是通过占卜。因此商王朝时期最流行文化有两方面，一个是占卜，一个是祭祀。当人们已经逐渐开始学会种植基本的粮食作物和驯养家禽后，定居生活已经开始萌芽了，而自然农业的发展需要肥沃的土地，良好的天气和勤劳的人，而其中两个因素在《归藏》体系中都得不到足够重视，一是天，二是人，商人过于重地（帝）神而轻天神，重神而轻人，这种价值观念对发展自然农业必然是一种阻碍，但自然农业的发展又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两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必然导致易的思维体系的变化，由《归藏》到《周易》转变的生产力基础产生了，王朝的更替也是必然的了。《周易》是自然农业经济条件下的易象思维体系，反应了自然农业经济的所依赖撒三大要素，好的气候（由天决定，）、肥沃的土地和辛勤的人，因此，《周易》体系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同时加以强调和尊重，既符合自然农业的发展实际，又充分吸收了《连山》《归藏》神道设教的形式，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礼仪，对王朝的居民进行教化，实为中国传统自然农业文明的开端。

二是占卜的目的不同。《连山》《归藏》作为占卜的依据，更看重的是两种体系作为先民们所崇敬的神灵显示其意志的功能和作用，在占卜之后人只要依据占卜的结果行动就可以了，没有其他更多的意蕴和含义，人只能无条件执行。《周易》体系最初也是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出现的，但周易的占卜目的已经不完全是（甚至相当程度不是）只了解神灵的意志了，而是借用神灵的意志而用于调整自身的言行，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与天地之道保持一致，即通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来获得上天的庇护和保佑，所谓自助者天助的思想就是源于此吧。《周易》体系第一次将人和神并列为三才，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和思维观念的突破，如果说《连山》《归藏》的重心是神，人不过是神的附属物而已，人没有自己任何独立的人格。那么在《周易》体系中，已经给人安排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而且不低，是在天和地之间，万物之上。人作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并列，真正的站起来，是《周易》这个体系中实现的。当然最初能够真正称为人的不多，主要是周王朝的国王、诸侯和大小官吏们，一般人那个时候还不能被成为真正的人。但毕竟有了这个突破，为后面更多的人不断站起来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当孔子及他的弟子们把《易经》体系的思想发挥出来后，中国文化一下就又上了一个新高度。孔子的成就，的确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了。有了《周易》体系的神道设教形式，《周礼》就有了依据，对贵族孩子加强教育就有了理论基础，教人成仁就成为了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核心根基，说中国传统自然农业文明始于《周易》，的确不为过。

三是占卜的地位和体例不同。《连山》《归藏》时期，由于先民们的智慧有限，因此，占卜更多运用的形式是各种物占，包括龟卜等，运用《连山》《归藏》两种体系来进行占卜的可能性不多，因为这两种体系在先民们的眼中是极为神圣的，不到十分重大关头，应当是不会轻易运用其进行占卜的。而到了《周易》时期，随着先民们智慧的发展，已经能够比较好的运用各种易象思维体系来为现实服务的能力了，所以才有《周礼〃春官》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辨九筮之名”。这说明，在周王朝时期，运用《易》进行占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政治文化行为了，这也是先民们智慧发展的结果。

在具体占卜体例上，由于《连山》《归藏》未必有阴阳相生的观念，六爻卦主要可能通过简单八卦相重而得出六十卦，象征六十四中神秘的神灵。而《周易》中显示的六十四卦的卦名的最终确定和《连山》《归藏》体系的形成也并不必然一致，因为六十四卦卦名的确定主要与当时先民们日常生活有关，而不是主要与占卜有关。由于最开始先民们还没有文字，或者当时已有的文字远远不能表达先民们希望表达得意思，因此，先民们逐渐运用六爻卦来表达相对比较复杂的观念，比如系词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溘》；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卦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里说了部分六爻卦形成的原因，尽管其中也许有猜测的意思，但应当符合六爻卦的形成基本特征，就是象以尽意，我们的文字不也是从象形中转化出来的吗。《连山》《归藏》虽然首卦和末卦的挂名可以确定，那是因为作为经卦的八卦名称确定比较早，但其余六十二卦的挂名应当和周易的挂名有很大的差异，或者甚至没有相应的挂名只有卦形也说不定。因此，就占卜体例而言，《连山》《归藏》应当要比《周易》简约。

《周易》体例比《连山》《归藏》复杂，在于《周易》体例不仅要反应当时天地人“三才”并重的的观念，还要反应出阴阳相生且有规律变化的自然规律，同时还要用这种自然规律来指导社会文明发展。因此，《周易》以乾坤两卦为首，反应乾坤两卦为其余六十二卦的父母卦，六十四卦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周易对六爻卦进行设位，自下而上，初和二爻为地之爻位，三和四爻为人只爻位，五和上爻为天之爻位。反应了天地人三才一体，这就是“仁”的挂念的最初来源。另外，为了将阴阳相生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融入卦爻体系中，《周易》还创造了承乘比应的体例。所谓承，就是在六爻顺序中，凡阴爻对上一爻的阳爻关系，称为承。所谓乘，当阴爻在上时，阴爻对其下一爻的阳爻关系称为乘。所谓比，指阴爻与阳爻的相邻关系。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四与五，五与上，都呈比的关系。所谓应，指六爻中，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之间的呼应关系。六爻之动虽是三才之道，但毕竟这种动带了了吉凶之别，只有当六爻处于一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才是吉，大多时候六爻的配置根本无法达到乘承比应都吻合的状态，但这就是现实，就是自然规律，我们都无法改变，只能适应。圣人作《周易》，就是要将天地自然及人的种种不完美通过易道的方式现实出来，要求作为君子的人要有充分的勇气去面对自然和社会以及自身的不完美，充分调动自身的智慧，在易道的范畴内加强自身修养，与天地叁而化育万物，创造出属于人类的文明，这就是制易者的一个基本思路吧。

不仅通过天地人进行设位，而且将阴阳相生的观念融入其中，因此，在《周易》体例中，自下而上，初和二爻为地的位，三和四位人的位＼

《周易》体系通过六十四卦显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六爻之动，并以乾坤两卦为父母卦，生出其余六十二卦。另外，在周易六爻中，先哲将初、三、五爻的位置设位阳爻位，就是阳爻处于这三个位子为吉，否则为凶，阳爻居于这三个爻位称为得位。二、四和上爻位置设位阴位，就是阴爻处于这三个爻位为吉，否则为凶，阴爻居于这三个爻位成为得位。按照周易乘承比应的体例，整个六十四卦中，只有一个卦的形状全部符合要求，那就是既济卦，其余六十三卦，无论是作为父母卦的乾坤两卦，还是其余的六十一卦，都有或不能乘、或不能承、或不能比、或不能应的不完美情况，因此，在先哲们的眼中，天地万物都没有绝对完美的，所以女娲补天的传说，应当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吧。而且，先哲在作《周易》体系时，将这个能够完全体现《周易》各种体例的既济卦排在了第六十三卦，而既济卦后随之就是未济卦，未济卦的特点就是和既济卦的卦形恰好相反，按照《周易》的体例，是阳爻恰好全部处于阴位，阴爻敲好全部处于阳位，既不能乘、也不能承，也不能比，还不能应，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完美的“既济”卦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的“未济”卦处于《周易》体系的最后两卦，并构成错综卦，先哲们的如此构思和安排就是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没有完美，即使有所谓的完美也是暂时的，伴随完美而来的可能一切又是阴差阳错。因此，人生没有绝对的完美，也没有所谓的终结，只要乾坤不毁灭，易就可以生生不息的发展。

对于《周易》体系的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
一是天地并重。《周易》体系是由三十二对错综卦构成的，乾坤两卦作为一对错综卦列于体系之首，其象征意义为其余三十一对错综卦是由乾坤两卦生出来的。由于乾坤两卦象征的是天地，则意味着在周易体系中，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因此，《周易》和《连山》《归藏》体系的最大不同有可能就是后两种体系都是以贵的为首卦，以贱为末卦，而周易采取了天地并重的独特卦序，表示了周易的制作者已经看到了自然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自然因素。
二是崇阳抑阴。尽管《周易》体系以乾坤两卦为父母卦，但在六爻卦的设位上，还是吸收了《连山》和《归葬》的设位方法，即贵上备下。因此，《周易》每卦的六爻中，初和二总是地位，三和四总是人位，五和上总是天位。所以系词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也。天尊地卑就是指周易体系的六爻设位体例，乾坤定也指乾坤两卦在《周易》体系中作为第一对卦总是乾卦在前而坤卦在后，体现了周易的价值取向与自然农业经济发展对自然要素需求的高度契合，这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
三是强调阴阳总体平衡。尽管《周易》体系有崇阳抑阴的价值倾向，但总体而言还是坚持阴阳平衡，强调不走极端，否则就会物极必反。《周易》六十四卦都是按照两两相偶，非覆即反的规律进行排列。比如“屯”与“蒙”，“需”与“讼”，“既济”与“未济”等，通过这种卦序来体现天地万物的阴阳平衡和互补的基本原理。另外，在《周易》六十四卦，通常当前卦卦形（阴阳爻）走向一个极致后，或卦义已是大吉或大凶后，后卦的卦形或卦义立即向相反方向演变，如山地剥之后就是地雷复。或前卦卦义是大吉，后挂的卦义往往就能是大凶，如地天泰后紧随就是天地否，体现出一种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物极必反、阴阳平衡”的关系。
四是强调“时中”。“时”是易象思的重要观念，是万物生成后必然具有的属性，即“生”而必有“时”。《周易》六十四卦，除了乾坤两卦作为父母卦外，其余六十二卦体现的也是六十二种不同的“卦时”，从而各卦才具有了不同的“时义”，因而才有不同的卦名。如在乾坤门户卦之后，第三卦就是“屯”卦，“屯”为乾坤两卦生出的第一卦，就是象万物之“初生”，卦的“时义”主要为“难”。但在“屯难”之中确又往往蕴涵了一个新生事物不可限量的成长和发展前景，因而先哲们在对此卦的解说中反而多带赞许。《周易》六十四卦基本就是按照卦时的演变规律进行排列。另外，在《周易》六爻体例中，每卦又可按照三爻分为内外卦，“二爻”和“五爻”分别处于内卦和外卦的中位，因此，在《周易》体系中，无论是那一卦，只要是处于“二爻”和“五爻”的位置，都多持肯定和赞誉，称为“得中”。根据《周易》体例，行为主体如果能够根据具体卦时而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中道，就做到了实事求是，则就多能逢凶化吉，获得好的结果，这也是《周易》强调“时中”的关键，也是行为主体应当遵循的原则。

五是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强调人与天地参而化育万物。易象思维非常看重人的主体价值，将“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通过卦爻体例和特殊的易象思维体系，不仅为人的主体行提供了参照的原则及后果的预测，也对人的主体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使人不断向文化之“仁”不断靠近，以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使人能最终真正能与天地参而化育万物。《周易》三才及六爻体例虽然将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但更强调的是人道的功能和作用，但“人道”在周易六爻体例中处于三、四爻位，既不象初爻和上爻是一卦的本末那么明显而容易被重视，也不象二爻和五爻分别处于内卦和外卦的中位而容易获得赞誉。三、四爻恰恰处于内外卦之交，驳而杂，所以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三爻、四爻才是中道及人道的根本所在，所以孔子才说：“中庸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道，故君子之道鲜也！”因此，《周易》通过“时中”来强调人道的重要性，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但也明确了人道的艰难，需要行为主体既要象三、四爻那样立于天地之间，勇敢的面对各种痛苦和挫折，同时又要行为主体通过努力去用好“二爻”和“五爻”，以解决和改正各种现实中存在的“失时”和“失中”问题，更重要是作为主体的人要有面对现实不完美的勇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样才能培养出一种勤勉谨慎，进德修业的君子精神，这样，人才真正可能与天地参而化育万物。

六是强调生生不息，永无始终。《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的生成，既是对天地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临摹，同时也是人类灵性与智慧的杰作。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门户卦，以“既济”和“未济”收尾，体现一种生生不息，永无终始的自然规律。既济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六十三卦，该卦从卦形来看，体现了一种理想完美的状态，即阴爻处阴位，阳爻处阳位，而且各爻之间既相承，又相乘，既能比，又能应，实现了各得其位，各得其所。但是，随之的第六十四卦就是未济卦，未济卦从卦形来看，体现的却是各爻皆不当位，而且各爻之间既不相承，又不相乘，既不能比，又不能应的一种阴差阳错的状态。《周易》把未济卦放在最后，含义至少有二个方面：一是要让行为主体明白，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没有绝对的完美，更没有终结，还容易乐极生悲。二是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又往往是在苦难和艰辛之中孕育出来的，需要行为主体要始终充满信心和勇气，把每一次成功都只当作新征程的起点，把每一次的失败和挫折都看成是黎明前的黑暗，始终谨小慎微，居安思危，始终以“时中”的原则行动，就能获得好的结果。因此，对未济卦的形式上的阴差阳错状态，我们的先哲们都没把它看作是凶兆，更多是一种新的开始来认识和把握的，强调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只要不断进德修业，始终保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小心谨慎，注意“时中”，就有开始新一轮“变易”、开启新的事业，拥有更加辉煌前景的可能。

总的来讲，《周易》经体系的形成，是在《连山》《归藏》两种体系基础上，为了解决殷商后期的文化价值形态不适合自然农耕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探索，同时，也为中华民族走向自然农耕时代奠定了文化价值系统基础。对于我们先民们而言，以定居为核心的自然农耕社会一定比流离不定的原始畜牧渔社会要进步很多，但定居的农耕时代，需要相应的价值观念，文化系统和制度规范，《周易》经的体系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出现的。但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和智慧去猜想当时周文王或周武王在制《易》的时候就已经将所有问题都想好了解决方案。《周易》体系作为易象思维体系的一种，只是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智慧的思维方式，并不自然，必然能够解决人们遇到的所有问题，但如果大的时代背景不变化，在《周易》的思维框架内，通过启发人的智慧，应当说一些大的、基本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可能，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人性源于兽性，虽然我们身体站起来了，但是内心的兽性却远远没有被驯服，一旦被激发，其危害性之大会远远出乎自身的预计，我们左的时代的人性露出的残暴一面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何在考虑提高先民们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加强人性的教化，也是《周易》体系探讨的内容之一。《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经部分三十卦，始于乾坤，终于坎离，主要临摹的是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下经部分三十四卦，始于咸恒，终于既济和未济，主要讲人文社会的发展规律及价值体系。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让人们必须尊崇以周易为基础的周礼，这为西周人文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宗教和哲学基础。
在殷商晚期，母系氏族犹存，男女繁衍后代的主要形式还很混乱，而且野合居多。而且在王权的继承中，多是兄终及弟，父传子的观念还未形成，这也给政权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稳定和秩序要求极高的自然农耕社会而言，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维持社会的稳定，以便人们能够有安定的环境去进行农耕生产。因此，《周易》体系下经才用三十四卦来规范人文社会的行为，并以此为基本依据，西周王朝确定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应当说，周礼的确立与推行，对维护刚刚建立的自然农耕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也正是有了比较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西周王朝才在自然环境还很恶劣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比较好的自然农耕文明，引导中国进入了自然农业文明时代。

因此，《周易》经体系的功用主要有二，一是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为当政者决策提供参考和价值依据。二是提供一种思维模式，以发挥学或用易者的智慧。由于〈周易〉经的体系形大致成于殷商晚期，还是带有很浓厚的神秘色彩，因此当初采取的也是神道设教的方式来运用和阐发〈易〉的智慧。西周时期的文明，在现在看来也许还很简陋，但在当时哪个时期，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后来孔子很推崇周礼也是必然的。
易象思维是一种开放的思维，在三才的基本框架下并无一个必然正确的东西，唯时变是从，即所谓神无方易无体。西周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总体智慧水平的逐渐提升，加上分封诸侯后地方实力不断强大，而以周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权威却逐渐衰落，西周向东周过渡就是必然的了。东周的特点，就是就是周天子为标志的中央权威的衰落，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都主要是诸侯之间的争斗，周天子为首的中央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了。周天子地位的衰落，也代表着以〈周易〉经的体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价值观念的崩溃带来的必然是人的行为的混乱，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乱象丛生，所谓臣弑君，子弑父，都不是个别现象，为了权力，人们已经不太顾及已有的礼仪了。春秋战国的乱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是不利的。很多原来从周王室流落出来的各路精英以及一些诸侯专门招揽的贤士都开始寻求解决当时社会乱象丛生之道。于是，儒、道、法、墨诸子百家思想开始各自从的角度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儒家以孔子为代表，通过对〈周易〉经的体系的研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从人文的角度对〈周易〉体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其实是天地人“三才”的变体。“仁”具体化为君子人格，儒家重教育，就是把人培养成君子，君子是“仁”的外化结果，所以，君子的特点是根据三才六爻而生成的六十四卦体系的变化，做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如果从从三才之道而言，孔子更重的是人道。而道家思想以老子为代表，强调的是“无为”，道家强调的无为，到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人要绝对顺从于自然规律，要顺从于天地自然的变化，不要有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发生。从三才之道看，道家更重的是地道。法家强调的是君主的权威，强调的是对老百姓的严格管理，以法来管理国家。从三才只道来看，法家更看重的是天道的权威。应当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或多易象思维发展的结果，只是各自侧重不完全相同，各自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群体也不完全相同而已，这也符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特点。〈周易〉体系本身而言，的确更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发挥的是人道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孔子和文王是一脉相承也说得过去。但是，要注意一点，文王的思想包含在周易体系中，但周易体系作为一种思维体系是开放的，并不只是文王的思想，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才能从人文的角度发展出系统的人文思想。百家争鸣是权威价值崩溃的结果，而百家争鸣又为新的权威价值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所以，当秦用法家思想统一中国后，不能推行仁政，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一味强调严酷的法治，导致了统一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就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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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失序、混战和思想领域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的是以《周易》经体系及其代表周王室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的。不过，的确也没有，也不会有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永远解决所有问题，关键是这种思想体系是否具有开放和自我更新的功能。思想体系的不适应，必然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这是春秋战国出现的根本原因。而百家争鸣的出现，则是精英们希望重塑权威思想体系的各种努力和探索，这为新的权威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也为重新的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易象思维强调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统一在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中始终是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所以中国始终存在一种统一的倾向和力量，因此，“分久必合”在中国是一定的。但当曾经的权威思想体系一旦不能实行时代的发展，又会出现“合久必分”的结果，在分分合合过程中，易象思维就会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但始终和整个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保持一种大致的协调和统一，这就是天人合一。因此，在春秋战国后期，当百家争鸣也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思想领域的统一趋势逐渐出现了，《吕氏春秋》的出现，是这种思想统一趋势出现的一个标志。只是当时思想统一的重点并不在儒家，而是法家。秦国顺应了这一趋势，先在思想领域内构建了大致统一的体系，推出了《吕氏春秋》，并运用法家的思想，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秦能统一中国，应当说主要是秦率先顺应了中国统一的趋势，并找到了合适的方法，就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在易道价值体系中，着重发挥的是天道，重视的是君主的权威和严酷的法治，而对普通百姓的权利、利益考虑很少，这在混乱局面下统一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是有必要的。但当国家已经实现统一了，就必须要充分考虑百姓的权利和利益，这也是易道的基本价值观念。在易道规律看来，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则国家的治理需要根据国家成立后不同的阶段将治理的重心放在不同的重点上，否则就容易犯左的错误。在诸侯争霸的时代，采用法家思想实行严格管理是对的，但秦王朝建立后还继续采用高压手段就是一种错误的对策，这个时候应当给老百姓以较多空间去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这既是对百姓权利和利益的关心，也是国家治理应当采取的大战略。但法家一味强调高压政策，其实是将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最终必然导致快速的崩溃。

西汉初期反思和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文章很多，其中《过秦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指出秦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异也”。很多人以为这里所说的“仁义”不施是宋明理学以来中所强调的绝对概念化了的“仁义”，但《过秦论》这篇文章出现时儒学还未独尊，保留的还是儒学相对原始的面貌，更能体现的是《周易》的整体思想，在周易的思想体系中，“仁”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仁”是天地人三才之象，是易道之形。仁为三才，动而化为六爻体现三极之道，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卦。也就是说，“仁”有六十四变，变化的规律在自然农业条件下就是《周易》六十四卦卦序。仁有六十四变，就说明不能将“仁”这种易象思维特有的观念概念化，绝对化，那样就无法发挥易象思维的智慧特点，义作为仁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也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是不同的。秦在未统一六国之前，实施法家高压管理是对的，是在行仁义，所以秦能统一六国。但秦统一后继续坚持法家高压政策，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对于秦王朝而言，面临的“时”已经变了，仁最大的智慧就是根据“时”的变化而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到与时俱进。秦不能根据时的变化，选择了固守原来的治国战略，岂有不迅速崩溃的道理。
西汉王朝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在建国初期，国家还十分虚弱的情况下，选择了道家的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策略，就是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自然农业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政府不要过多去干预，而是应当采取为自然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水利、轻赋税、鼓励老百姓勤劳苦干，政府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能为了追求政绩而大搞面子工程，消耗国家实力。因此，在统一国家后，西汉初期采取了以道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国家发展实际的，所以，西汉王朝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没有再发生秦王朝的那种迅速崩溃的情况。从秦王朝的大一统成功和西汉初期的采取道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说明易象思维中的“仁义”并不主要只是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道德观念，更主要是一种医象思维的智慧。治理国家，如果把“仁义”这种易象思维的大智慧降格为一般的道德观念，无论个人的修为多么好，也必然无力引导一个国家前进，近代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失败，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例证。

在经历了西汉初年的修生息后，中国社会逐渐得以从秦末的战乱中走出来，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西汉文景之治的局面得以出现，为西汉中期瘦弱从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刘彻继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日渐强盛，西汉王朝开始由“无为而治”进入“积极有为”时期，黄老的思想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以积极进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有政治文化上的考虑，政治上，当时的西汉王朝需要更为积极进取的意识形态，以扫除西汉初期因国力不强而受到的各种侵略和耻辱。从文化上，推行儒家思想也是实现政治、文化“大一统”的需要，这是儒家思想的优势。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得以确立，以《周易》为核心的易象思维中关于人文的思想经过孔子及起弟子发挥后，开始逐渐显示出其相应的力量，在皇权与百姓间进行一种平衡，对推动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文景之治的国力，儒家的积极进去精神，汉武帝开始了他的文治武功，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鼎盛，也开启了中国传统自然农业文明的一个高峰期。

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获得显学地位，进一步也推动了儒学在两汉的发展，两汉经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但是一种学说一旦获得显学独尊地位后，特别和仕途及权力挂上钩以后，就容易失去自我更新能力而陷入僵化，特别到了东汉后期，整个儒学日渐神学化，越来越烦琐，整个儒家思想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灵性，已经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主要问题了，到了该走下神坛进行自我调节和更新的时候了。文化之“仁”的僵化和国家政权的衰亡基本是相伴相随的，两汉经学的神化和僵化，两汉政权也走到了尽头。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对两汉经学走向极端僵化的一个矫正，通过对本体论“有”与“无”及其关系的讨论，借用了道家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方法技巧，强调了应重内涵轻形式，应“得意而忘形”，不拘束于一些细枝末节，并且强调个体的意义和作用，反对统治者过多干涉社会经济的具体细节。玄学形式上看是道家的复兴，其实质易象思维的阴阳平衡、物极必反在起作用，两汉经学过于走向重知识，重形式，必然导致玄学重内涵而轻形式。加之魏晋时期统治者和地方门阀势力的尖锐矛盾，清谈之风兴起，也为玄学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玄学用《老》、《庄》解《易》，为人们提供了和传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种不同的理解《易》的思路和视角，为《易》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基础，也同时为佛教的进入并入中国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