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完全归结为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最初是为了应对佛学的挑战而生的。佛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形成了很强大的一股势力，对中国文化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但佛学的世界观对于我们的大众而言是违反常识的，因为佛学认为人的一切烦恼和痛苦源于人对世界的不正确认识，要逃避烦恼和痛苦，就是让人“灭识”而成佛，这种不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典型的唯心认识论，这和中国文化的常识是相违背的。因此，面对佛学的挑战，中国文化必须要起来迎战，这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背景。但前面说过，为了应对佛学挑战，儒学不得不吸收佛学的因明逻辑，使得自己的理论体系严密，系统而且同样特别关注内心世界。但是，在佛学的挑战已经不存在后，宋明理学却没有能够自我调整和转型，最后沦为了统治者的文化统治工具，使得中国文化的精华不得发挥，终于导致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脱节，沦为被动挨打的境地。
这里，顺便说说蒋介石的失败。从道德修养而言，老蒋并不差，但蒋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内心抱着宋明理学，特别是抱着阳明心学不放，这使得老蒋尽管当时通过一系列手段形式上统一了，但并没有抓住中国近代落后的关键，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质疑，而是外用三民主义，内在却是实实在在的宋明理学，这使得老蒋的民国依然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境地。清晚期和民国时期，中国需要的主要是赶上西方的文明步伐，而不主要是在传统的仁义道德中打圈，这是当时最大的大局，也是最大的实事求是。但是，蒋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尽管其自身道德修养不差，但其失败是必然的，否则，就是中国文化的继续衰亡，继续被动挨打。今天的台湾地区，一直还在宋明理学的圈子里转，却还在以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其实，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僵化认识。在易象思维看来，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绝不可能守着旧的文化思想体系就是所谓正统，发展、变化和适应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大陆通过革命和建设已经实现了中国文化新一轮的演变，已经掌握了新一轮“文明易”演变的主动权，而港台地区依然停留在旧文化中，庇护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裙底苟且偷安，还自以为洋洋得意。对于当前港台的文化形态，我们大可不必有半点的羡慕，中国文化的真正发展，要看大陆的发展，要看我们自己。一种新的易体的发展，前期都会有百般的磨难，认识和领悟自己而发蒙，也不是一次就必然能够成功，抓住机会充分发展自己，加强实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多诉讼和易师众阶段，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抓住象思维，充分认识文明时代的易道规律，中国文化将立于不败之地。

接下来，需要花一点篇幅来谈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近代进入中国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效。正是宋明理学的唯心性和严密的系统性，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挨打而且很不容易摆脱，所以洋务运用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很多努力都在这种严密而陈旧的文化系统中失败了。在易象思维看来，阴阳平衡，物极必反的规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同时也适用于人文社会，唯心极端化必然走向其反面，就是极端的唯物。如果大家关注马克思主义，就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唯物性，而且以概念逻辑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体系的严密和彻底上，一点也不逊色于以因明逻辑为基础的宋明理学，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一点是宋明理学无法比的。唯物和唯心构相对均衡的矛盾双方，概念逻辑和因明逻辑就能效而言处于伯仲之间，但马克思的时代性是宋明理学不能比的，所以，最后马克思主义战胜宋明理学就是必然的了。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当时是很难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到死老蒋也许依然不知道到自己究竟为什么800万军队加美国支持，依然没有干过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那么，唯物主义和概念逻辑的胜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是中国文化的衰落吗？当然不是，宋明理学的思维基础是印度佛学的因明逻辑，也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大乘佛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产物是为了应对佛学在中国的兴盛而产生的。而佛学的传入和在中国的生根兴盛，是因为有魏晋玄学发展的需要。魏晋玄学以清谈为核心，实质是追求一种文化的原理，这和两汉时期的义疏只学相对的。汉武帝时期，为了推行大一统，采取了独尊儒学的国策，这使得儒学成分了文化的显学。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导致大批儒家经典被毁，西汉后作为显学的儒学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弥补，这就造成两汉时期伪书发达，而且当儒学作为显学后，近很多人学习儒学只是为了当做获得名利的手段而已，导致了儒学在西汉中后期逐渐陷入了断章取义，拘于各种细节，过分注重儒家经典的一字一句的意义及来源的义疏学中。物极必反是易象思维的规律，过分注重细节，越来越繁琐的两汉义疏学必然走向反面，这就是魏晋玄学兴起的背景。魏晋玄学表面是以“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为核心进行清谈，其实还是儒学的一种变体，就是摆脱义疏的繁琐和太重细节，强调掌握经典的原理，所谓得“意而忘形”。魏晋玄学的兴起使两汉以来的繁琐的义疏学得到了一定的矫正，但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清谈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就是缺乏严密的论证体系，显得太脱离实际，成为少数所谓高雅人士的专利。但从从具体的字句的义疏学到重原理的玄学的这种文风的转变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是，佛学的传入使得玄学找打了一个高级技术，就是佛学的因明逻辑。易象思维本身而言也是一种智慧思维，但其优势不是论证的系统和严密，这一直不是中国文化的强项，易象思维的智慧强项在于变通，适用和和谐。因此，当玄学爱好者发现佛学中特别是大乘佛法根本就是一种系统的哲学体系，这对以清谈为核心的玄学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工作，所以，佛学在魏晋时期在中国得得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支持，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社会的变迁使得唐中晚期到五代十国时期，佛学超越儒学一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为宋明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宋明理学实质就是佛学的反面。应当说，宋明理学虽然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其实只是将孔子为代表的第一批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绝对化，并以因明逻辑为基础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易象思维反而在宋明理学中处于次要地位了，虽然是为当时的迎接佛学挑战必须这样，但也导致中国文化在宋明时期走向僵化，短短几百年，两度被外族统一，并在近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严重脱节，使中华民族饱受屈辱，不能不说是和宋明理学有关。

因此，摆脱宋明理学带来的桎梏，就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关键，但前面我们说过，易象思维本身具有局限性，在面对因明逻辑的时候并不具有优势，因此，必须借助能够抗衡因明逻辑的文化思维武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确焕然一新了。但是，概念逻辑思维和唯物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工具其威力是巨大的，但对于中国而言，在革命胜利后，就是摆脱宋明理学的桎梏后，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文化方向呢？继续完全照搬逻辑思维和唯物主义，这样的结果就可能和宋明理学在赢得对佛学的挑战后继续基本不变的坚持宋明理学体系一样，只可能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和伤痛：两次外族统一中原，在近代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赔了多少钱，牺牲了多少国民，可能永远也无法算清楚这笔账。因此，我们必须借用唯物主义和概念逻辑来取得革命的胜利，但要发展我们自己，却必须要充分发展易象思维，这才是我们的根，才是我们的魂。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确要特别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而是一个重新让中国文化焕发青春的开拓者，这就是邓小平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应当说，“实事求是”是典型的易象思维，极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说都是真正易象思维的大师，正是他们的努力才能如此巨大的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易象思维的角度看，中国近代的发展变化，是两类文明相生的结果。一类是中国传统文明，一类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的灵魂是易象思维，其性质偏阴性；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灵魂是概念逻辑思维，其性质偏阳性。西方工业革命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就开始成型并逐步发展，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阳性特点显露无疑，大家想一想，近几百年来到处殖民、掠夺的是不是都是西方文明范畴内的国家干的，或者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范畴相关的国家，包括东亚的日本。如果撇开道德标准判断，单就行为特点而言，就是典型的阳性文明。而中国传统文明进过近3000年的发展，已经步入其成熟期，具备了生育下一代文明的基础。从1840年开始，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纠缠下，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其阴性文明体的最后一个功能，就是主动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精华，生出新的文明体。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一直都在大力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精华，最终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推进下，中国文明实现了新生。在易象思维看来，一种新文明体的出生，第一阶段就是“屯”，屯为易象思维中父母卦后的第一卦，意味着从孕育到新生。如果大家想想，从1840年开始，我们是否可以看做是两种文明体之间的纠缠，再到中国传统文明体作为母体的孕育，再到中国新文明体的诞生，所以近代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磨难，但如果你将这段时间中国发生的一切放入“屯”时下去观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这样。在易象思维看来，“屯”的时义就是难，所谓刚柔相交而难生。这种难多是母体之难，而对于新生命体而言，却是一种新的希望的诞生，所以我们的先哲门在为屯时做评价时，反而是充满希望，认为“利建候”。对于中国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基本标志新文明体的“屯”时结束，而应当进入“蒙”时，就是要为发展确定方向。“蒙”的时义为当为“启发”，就是要引导新文明体了解自己的实际，知道自己的任务，确定自己的方向。如果从蒙卦的范畴看中国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就不难知道，我们所走的弯路在于对父母卦的认识不够，我们通过引入唯物主义实现了新生，但新生不是对父母卦的否定，也不应当否定父母卦，但我们却在蒙时期间急于求成，企图彻底摆脱父母挂的约束而超越易象思维的发展阶段，当然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我们建国后那最乱的十年，可以说就是“蒙”卦出了问题的结果，最终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屯时引入唯物主义取得革命胜利的正确性。

是邓小平让中国这个新文明体重新走上正确的启蒙。很多人觉得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革命的修正甚至是否定，其实这是不懂易象思维的原因。邓小平在江西的十年，在异常痛苦中经过了什么样的反思我们无从得知，因为邓小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我们参考的任何纸质的东西，但邓小平作为易象思维的大师，他肯定看到了新中国这个新生命体和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这两个父母卦的关系，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也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如果新中国这个新生的文明体是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共同生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引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就不能引入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呢？关键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引入而已，在中国这个新生命体的屯时，主要是摆脱父母卦实现新生，需要的是马克思革命理论那样锋利的手术刀及医疗器械，将新中国这个新生命体从父母体中顺利生出来，这是必须的，但当这种新生命体已经出生后，就应当在不同的卦时区别继承父母卦的所有精华。邓小平应当是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新生命体最需要的是发展生产力。而就发展生产力而言，就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这个父卦的优势，我们必须理直气壮，毫无犹豫的有选择吸收，于是，才有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大家仔细分析，邓小平复出后主导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以及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实就是在为中国这个新生命体进行新的启蒙，而启蒙的主要任务都是发展生产力，对于一个新生命体而言就是发展经济，长身体。因为运用易象思维找对了中国这个新文明体的父母卦，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向对象都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如美国，欧洲。由于新中国这个新文明体自身素质不错，因此有了正确的启蒙，中国就很快找准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需”时。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还是那些人，土地还是哪块土地，为什么能这么快的迅速的发展？如果你不懂得易象思维，就很难理解，就像现在很多外国学者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这样，但如果你能运用易象思维去观察和分析，你就不难理解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了。

应当说，毛和邓都在他们那个时代做了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而且都做得比较成功，当然，也有曲折和教训，代价也很大。人无完人，最为关键的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不是属于大力否定和批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代，而是需要加强建设的时代，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时代，这需要吸收一切能够有利于我们成长和发展的资源。理解这一点，你才能理解改革开放之初的邓小平受了那么多毛的委屈，复出后却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自己推行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是邓小平的智慧之处，也是邓小平是一个易道高手的例证。从时代需要出发，该否定就否定，该继承就继承，不以个人好恶而感情用事，邓确有君子之风也。
要知道，否定也好，批判也罢，破坏更是，做起来很容易，也很解气，但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否定了，批判了，破坏了旧的东西，新的并不会自然出现，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可破坏的了。在易象思维看来，但在当前时期，更需要我们要有君子三达德之一的“勇”，就是要有面对现实和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与天地叁共同化育文明。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接近易道。

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只强调和天地叁而化育万物，更要分吸收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各种有利资源，充分发挥自己，从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让我们自己不断强大起来，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

中国发展到今天，虽然经济建设依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会慢慢降低。政治的变革对于中国的目前是需要，但却是个双刃剑，不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吧，社会问题可能越积越多，最后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如果不慎重而轻率的进行政治改革，则有可能让我们近150年的探索和建设取得的成效付诸东流。从易象思维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越来越需要的，应当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由于时代主题不同，过去三十年我们将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是正确的，但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后必须相应跟进，否色发展的不平衡会让经济建设的成效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们需要文化来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价值和意义标准。对于文化问题，也不能说我们国家不重视，但是受经济建设思维的影响，国家及相关部门喜欢用搞经济建设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投点钱，办几本刊物，建设点文化基地，编几套书籍，开几场研讨会，领导讲几句话，发几个文件，评几个先进，每年总结的时候文化建设做的工作也不少，但实际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还比较缺乏用易道的视角来进行文化建设，因为易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没有易道的视角，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就很容易就事论事，等问题出了才着急想办法，这就晚了，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因为”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由于缺乏易象思维，我们现在很少有良好运用易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弄成了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实际效果当然很难有成效。
因此，重新强调易象思维，为我们的时代开启新的易道，这是中国当前文化建设所必须的。但这会很难，而且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见效，但如果能够在社会和文化还远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必将对我们未来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中国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越发展却让大多数人越不安全，都想着赚点钱就移民。新的易道的开启，相信是有足够的文化资源能解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疑惑，能够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受到中国文化带给自己的安全和安宁，享受中国文化和文明带来幸福和快乐。时代给了我们这个责任和使命，纵使前路坎坷崎岖，毕竟近150年来我们无数先辈的探索已经给我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我们能够看见开启时代易道的曙光，这已足够了。

非常感谢网友的置疑，的确，运用易象思维来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述中国文化，我也是才开始着手进行，必然有很多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也会促进我进行不断的反思，希望能够在论述和分析的时候更全面系统一点，更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就易象思维而言，易道广大，必须要能够包容天地之间的一切，给他们各自相应的位置。易道贵“中庸”，就是认为世间存在的事情很多很难说对与错，但都有可能“过”，包括失中和过时。作为主体的人认识世界的关键不是简单以对错判别事实，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去认识天地间的一切，包括过去的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能从中吸收相应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前行。
从易道发展规律看，中国的现在还基本是一个懵懂的幼童，或许刚刚走出了蹒跚学步的阶段，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因此，中国现在急切需要的是不过多纠缠于历史的过去，应当给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阶段、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合理的位置，以放下历史的包袱，启蒙我们的智慧，以迈开向前的步伐。就现在中国而言，我们要发展，要向前走，用近三十年的成就否定过去三十年的历程是不明智的，用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否定过去几千年的文明跟也是愚蠢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来自那里？我们将去向何方？而要回答这几个问题，现有的无论是西方文化擅长的概念逻辑思维或佛学擅长的因明逻辑都很难给出比较满意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回归中国文化自身特有的易象思维方式来回答这几个问题，这也是本篇提出易象思维与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因之一。

在易象思维看来：今天的中国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中国这种新型文明形态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母体，主动吸收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而生出来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为了以后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叫他“中国模式”。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中国模式构成工业化时代新的“三才”。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之道，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之道和中国模式的发展之道构成新的“易道”。因此，从中国模式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应当也无法否定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因为我们就是这两种文明形态生出来的，伦理上我们不应当否定，实际上我们也否定不了，因为这两种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在出生以后会按照易道的规律发展，就是要大致经历屯、蒙、需、讼、师等阶段，这个阶段不能逾越，这是易道发展的必然规律。好，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后，我们再来看中国近代发展历史轨迹。在宋元明清王朝，其实中国传统文明就已经基本走到了“既济”阶段，宋明理学从一种哲学体系而言已经非常系统严密，其文化功能强大到足以在不同时期竟然能够同化了两个通过武力征服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宋明时期中国自然农业经济水平也很不错，四大发明基本都是哪个时代产生的。政治上王权也受到相应的限制，符合《周易》的价值观念。抛开汉唐时期那种粗犷豪迈的文明鼎盛时期，宋明时期中国传统文明更精致，更道德人文化，从《周易》的角度看，宋明时期社会的个主要方面基本达到了各得其所，各就其位的“既济”阶段。但易道的发展规律是物极必反，生生不息，永无始终，既济后接着就是“未既”阶段，就是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阴差阳错”的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所经历的各种乱局，可能也只有用“未济”来概括比较合适。

宋元明清时期，世界的大格局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工业革命完成后，西方进入现代物质文明时代，也为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工业化时代。从生产力水平角度看，自然农业优于原始畜牧业，但工业又要优于自然农业。易象思维的优势不在于能够通过逻辑理性进行创新，但长于跟随客观大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并充分发挥智慧创造出很高的文明。《周易》很博大、很科学，但其是建立在自然农业经济之上的，因此只要世界自然农业经济时代没结束，《周易》就不过时，所以无论是元朝的蒙古族还是清朝的满族，都不得不被同化。但当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周易》的使用范围就成问题了。因此，面对西方文明的侵犯，中国传统文明就显得方法不多而手脚无措。清末的乱局不完全是满族统治者的问题，因为在文化上，满族的自身文化从来没有占领过中原，是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时候出了问题，这才是中国近代危机的关键。
由于是大的时代变化，中国文化小的修补已经无济于事，加上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是两种性质相异的文明类型，基本不可能相互融合或吸收，因此，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维新，注定是以失败告终。对于易象思维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两种文明的纠缠，产生出新的文明形态。通过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也就是这个结果。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基本就是新文明体屯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为什么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也是易道规律在起作用，这里就不多说。新中国建国后，在只是相当于新生小孩，而且这个小孩是在医生（唯物主义）帮助下生出来的，就以为医生（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的全部，在发展的过程中全部采取唯物主义的路径和方法，导致在启蒙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认识的偏差，最终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认清楚我是谁？来自那里？去向何方？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中国特色、而且强调我们处在初级阶段，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提倡中国文化的易象思维，只是他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而已。邓凭借他的地位和威望，在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持的基础上开始了改革和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打开了一片天空。在不争论的氛围中，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应当说已经基本改变了以前落后挨打的局面，当然，距离完善那只能说千里之行，才刚开始，但新的易道规律已经初现端倪，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总结，那我们就能够为今后更好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30年后，中国正逐渐进入“讼”的时期，包括国内和国际的两个方面的多“讼”将是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人将面临的时代特色。所以，我们将会发现在接下来的时间，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国际的争端将会岁中国的发展而越来越多，国内也可能因经济主动或被动的放缓各种社会矛盾会不断加剧，局部与整体，个体与集体，以前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被掩盖的矛盾都有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相对集中的爆发，这就是“讼”阶段的时代特色，而且在“讼”的时代中，还可能伴随“师”卦的到来，美国战略东移，东亚局势扑朔迷离，未来时代的局势会更加错综复杂。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应当是担心、害怕和逃避，逃避也逃避不了，但的确需要有清晰的应对思路，要有预见性，防患于未然，这就需要我们社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君子。君子不是我们常人严重只有道德修养，只会愚忠的人，而是能够认同自己是天地人三才之一，能够根据符合时代的易象思维体系而能够实事求是，与时惧进，具有比较强的专业和有一定道德修养的人。我们现在专业能力强的人不少，有道德修养的也不少，但能够真的把握大局，引导社会向前走的人却远远不够，就是君子太少了。现在很多自称为“君子”的基本都不是真君子，有的是属于伪君子，这个很好辨认，还有一种就是“太上老君”，就是这种人对自己要求还是很高，但就知道抱着原来的观念和价值标准不变，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得不仅自己不能实现天人合一，也使得周围人的创新也常常受到约束，这类人有时比伪君子的危害更大，因为伪君子比较好识别，而这类左倾的人一般你还不好识别他的危害性，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发展社会经济，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主要要防左，关键就在这里。

随着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专业人才将会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率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我们只能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而不能培养出能够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懂得“趣时”和“变通”的君子，中国的发展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层面，而且出问题的几率则会大大增加。那么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如果培养或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君子”呢？而不是“伪君子”或“太上老君”呢？这就要求要懂得易象思维。在易象思维的观念中，“君子”，“仁”、“三才”、“易道”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系列观念。其中“仁”是核心，仁的实质是“三才”之象，是“易道”之形；而“易道”是反应“三才”演变规律的总概括，三才之道就是易道，易道就是三才之道。君子是在对“仁”，就是“三才”及“易道”深刻认识基础上，按照易道规律要求自己，修养自己，通过易道做到主客观世界变化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天人合一”，所以孔子说，君子必“仁”。所以，不懂得仁，不懂得易道，不懂得三才，不懂得变通和趣时的君子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君子。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不只是一种人的尊称，而是能够引领社会经济文化向前走的具有较高智慧和人格修养的人，他们有可能有权位，也有可能不一定有权位，但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得道者，弘扬者。孔子的圣人地位是后人封的，实质是和佛学中能够大彻大悟的“佛”的意思一致，但还算不上中国文化中的圣人，中国文化中的圣人是指能够完全了解易道，能够观象设器，能够通过易象思维的卦爻形式把易道简单表达出来的人，孔子自认为功力还不能达到圣人的标准，所以只“述而不作”。但是，圣人的思想需要通过君子去实践，所以孔子采取了将圣人观象设卦，推演自然农业经济时代的易道的思想用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易传》，没有易传，绝大多数人是读不懂《易经》的。当然，由于中国文化近100多年在全力现代化的过程有意无意的遮蔽了易象思维，使得现代大多数人连2000多年前形成的《易传》也读不太懂了。世界易经从自然农业时代逐渐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周易》所反映的易道规律的确易经不符合现在的实际，但是，《周易》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思维方式我们确万万丢不得，易象思维是中国过去，也是现在，更是将来文化的根，只要易象思维不倒，中国文化就将会永远发展下去，一旦易象思维枯萎了，那么中国文化的末日才真正来到了。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中国文化，就必须要高举易象思维的旗帜。易象思维的发展，需要智慧，更需要机缘，但中国走到今天，在先辈们的不断努力下，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合适的机缘，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智慧，通过发挥易象思维的功能，重述工业化时代的三才和易道，中国文化重新站起来，发扬光大的日子不会太远。当然，由于易象思维是通过一套套符合时代社会经济基础系统的易象思维体系来体现的，比如自然农业经济时代的《周易》，牧渔时代的《归藏》，更前面一点的还有《连山》。由于前两个易象思维体系已经遗失，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三才六爻的思维体例应当是一致的，只是反应易道的六十四卦卦序各不相同，但这个影响并不大，通过《周易》，反推《归藏》《连山》问题并不大，但意义却并不大，因为都是易象思维的结果，而《周易》却将《连山》、《归藏》的精华基本吸收，因此，如果能够比较彻底的读懂《周易》，对于意象思维的继承和发展，已经足够了，远没有必要一定要回到更为遥远的过去。因此，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先围绕《周易》展开探讨易象思维的智慧，为有志成为真正君子的人，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

另外，关于作为三才之象的“仁”，不同的君子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孔子及儒家对《周易》这个体系中“仁”的理解主要是从人文性的角度，兼顾形意的统一，强调天地人三才皆有不足，君子做仁就是要有面对天地人皆有不足的勇气，用行动去弥补这种不足，创造出高于自然的人类文明。也许孔子的理解更接近先贤们观象立器，象以尽意的思想。但如老子及到家对三才及“仁”的理解，就主要就是顺应自然，与天地之变化保持绝对的一致，以达到保存身体，延年益寿的目的。按照道家的观点，人是无法改变天地之道的规律的，人只能顺从，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就是这个意思。应当说，道家对三才之仁的理解也没错，代表了作为万物之灵人对易道的又一种理解。在宋明理学的观念中，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将仁道德化和绝对化为和佛一样的圣人，佛学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宋明理学就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将仁绝对道德化为圣人，也是对三才之仁的一种理解，在法家看来，仁就是运用严格的法律管理百姓，兵家看开，仁也可以是用兵如神。因此，天地人三才构成的易道，可以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从不同角度去认识仁，发挥仁，成就仁，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繁荣局面。当然，由于自然农业经济的实际，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家超越百家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但易道并不只是儒道，君子也不只是儒家的专用。在当今时代，这里借用儒家的君子名称，指的是能够懂得易道，能够按照易道规律进行休养和行为的人，在商为商君子，在政为政君子，在军为军君子，在文为文君子，世有千万行业，各行皆有君子，所谓三十六行，行行都能出君子。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君子处世，各尽其责，无一个行业优于其他行业，也无一个君子高于其他君子，这就是工业化时代易道的基本原则。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特别是《周易》独特的六十四卦卦序究竟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一直是几千年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应当说，《周易》的〈经〉的部分是中国古文明中关于易象思维观念的一个综合和总结，代表了中华民从原始的畜牧渔业时代进入自然农业经济时代过程中先哲们对自然与社会、人文与历史、经济与政治的一个基本总结，思维体例采取的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三才六爻体例。在远古的中国，在原始的畜牧渔业及更远以前，我们的祖先在人缘辑别，第一次真正站起来后，面对的环境并不乐观，如何适应环境，让自己及自己的种族生存下来，一直是我们最早的先哲们所关心和关注的。由于中国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饮食习惯，使的我们民族的灵性和智慧得天独厚，因此，我们的先哲们很早就意识到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在有规律的变化着，而且逐渐认识到这种规律是由阴阳两种根本元素所决定的，而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阴阳两种元素生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先哲首先学会了用阳爻（—）、阴爻（––）两种基本的一画卦来表达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比如用阴阳爻可以表示昼夜、晴雨、冷热等，到后面还可以区分雌雄等。应当说，通过画卦的方式来表达出作为万物之灵人对自然的基本认识和识别，是了不起的一个大进步。随着先哲门智慧的提升，逐渐认识到整个自然环境除了有昼夜、晴雨、冷热等区别外，还呈现阶段性的规律，就是有一段时间，万物复舒，一段时间，万物茂盛成长，一段时间，万物纷纷成熟，一端时间，万物归藏于大地，而且周而复始。于是，先哲们用两画卦来表达对这种自然变化的认识，这就是四象。

四象是老阴（﹦﹦）、少阴（阴爻在下，阳爻在上）、老阳（＝）、少阳（阳爻在下，阴爻在上），以象征冬、春、夏、秋。两爻卦所构成的四象和四季联系起来，是我们先民们智慧的又一大的提升，它可以分季节的让人们重点做相应的事情，如春季逐渐开始种植一些植物，夏季进行一些畜牧渔业活动，秋季进行一些植物果实的收获，并在冬季来临之前需要寻找能过冬的洞穴或造一些简单能避寒的居所。应当说，能把四季特点和人的主要活动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高度的智慧，也为我们先民们的生存提供了多一份的保障。在二爻卦基础上，随着先民们对天地万物的认识，逐渐能区分几大类不同事物或自然现象的特点，并发明了三爻卦来象征不同的大类事物。由于阴阳爻在三爻卦的这种体例中经过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八个不同的三爻卦，先哲们用这种三爻卦来象征自然界八种不同的事物，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其卦德为健、悦、丽、动、入、险、止、顺。应当说，三爻卦和八种自然界的事物（象）联系起来，为我们先民更为仔细的认识这个自然界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而且，通过一爻卦到二爻卦再到三爻卦，反应了我们先民们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智慧的发展脉络和相关成就。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的知识水平去评估先民们所处的时代，从一爻卦到三爻卦，也许经历了不知道几千年或甚至上万年。由于先民们那个时代知识水平有限，因此，对自然的很多现象的原理都不能理解，虽然能够通过卦爻给予一定的描述，但并不清楚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因此，对各种自然现象必然充满了神秘和敬畏。由于三爻卦构成的八卦能够比较准确的反应季节的变化和几种主要自然现象的特性，而先民们当时在神秘感和敬畏心的驱使下，相信自然季节的转变和各种自然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八卦就是能够比较好沟通这种神秘力量的一种途径和方法。因此，八卦逐渐成为了人们在决定一些比较重要事情之前的一种占卜工具，以希望能够获得神灵的指示和庇佑。要知道，在先民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的事情主要包括种植、收获、畜牧、渔业、战争等，如果能够考虑到季节、天气等因素，那么胜算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相当于现在很多的管理决策和前期市场调查一样，虽然并不是通过管理决策和前期调查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对成功和失败的几率的判断要有底得多。

因此，中国运用八卦进行占卜绝不全是迷信，也许又是有些统治者或利用一些神秘的仪式来迷惑或愚弄老百姓，但占卜本省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的，在几千年以前如此，即使到现在也是如此。比如在当今时代，对于未来我们谁也不敢说一定会怎么变化，但如果在今天你能考虑到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因素和中国传统文明因素，能够大致了解中国现在处在的“时位”，那么，你就可能大致了解中国未来大致变化的方向，那么你在做比较重要选择和决策时，就不会出现较大的偏差。或许我们有些人会认为这也很神秘，我们的先民那个时代也有这种感觉。由三爻卦组成的八卦虽然能够比较好的象征和反应八种自然现象，但还不能比较好的反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因此，在远古的一个时期，先哲们已经逐渐认为可以通过三爻卦构成的八卦相重，来反应新的一些更为自然界更为具体的事物和变化。因此，六爻卦出现的时间绝对不是商晚期，应当比周易易经体系的三才六爻体系形成时期早很多，只不过最初的三才并不是天地人，不同时期的三才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就是洪荒时期，曾经有一段到处充满洪水的时期，洪水对我们先民们的危害是很大的，由于最初的先民们缺乏必要的驾驭水的技能技巧，对洪水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所以为象征水（当然包括洪水）的坎?卦的卦德是险。可能就是历史上大禹治水的前后几百及上千年的时间里，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先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躲避洪水的伤害，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先民们躲避洪水的主要依靠只有高山，因为高山可以很容易的阻挡洪水，所以象征山的艮?卦的卦德为“止”，止的本意就是阻挡而使被阻挡的东西不能再危害我们自身。因此，在这个时期，人们是非常崇拜高山的，因为高山是人们生存的主要希望，而人们比较贱的就是洪水了，贵山贱水是这个时期人们的重要价值观念，因此，这一个时期反映我们先哲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六爻卦体系为《连山》。虽然《连山》已经早已失传，但作为一种易象思维体系，反映的是哪个时代自然环境的主要特点和人们的主要价值观念，为了逃避或征服洪水，贵山贱水就是连山的主要内容，因此，《连山》的首卦为艮?，最后一卦为坎?，其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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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卦的卦序应当和先天八卦的卦序有关。但其实在现在我们去探讨《连山》的具体卦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我们主要知道是如何排序的就可以了，这种排序反应的必然是当时自然社会环境的主要特点及人们的主要任务。因此，山神崇拜是连山时期最大的特色。到后期洪水消退后，大地开始显露出来，各种植物也慢慢多起来，而且有些土地慢慢的开始适合种植，我们的先民们开始从高山向大地迁移。由于失去了洪水的威胁，高山的价值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逐渐对先民们生存影响最大的逐渐是大地所生长的万物。而且，由于先民们当时智慧有限，认为大地生长万物是大地自身的功能，反而是由于天气的冷热晴雨影响了大地生长万物这种功能的发挥，因此，在这一时期，先民们有重地贱天的可能，因此，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易象思维体系为《归藏》，因此，归藏的首卦为坤?，未卦为乾?是比较可信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先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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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的变化，其余六十二卦的挂序应当也和先天八卦的卦序相关。因此在这个时期，对地神的崇拜是一种特色。在先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知识的缺乏，还对梦等心理现象感到异常的神秘，认为有不死的灵魂，主要是自己的祖先，并认为通过祭祀等方法可以获得祖先神灵的庇护和保佑。因此，商早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地神、祖先神、山神、河神等诸神崇拜已经相当繁杂和频繁，所以商时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另外，在西周以前，远古社会一直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就是人们只知道其母而不知道其父，因此，坤卦作为一个纯阴卦，象征大地和母亲，在母系氏族时代，母亲崇拜是必然的。因此，夏朝时期，当部落开始形成后，各部落的图腾崇拜基本都是阴性（雌性），比如商人就认为自己是玄鸟所生，所以以玄鸟为本氏族部落图腾。因此，夏中晚期及商早期无论从生产力实际还是社会结构实际，贵阴贱阳是必然的，这也说明当时形成的《归藏》体系以坤为首，乾为最末尾卦是说得通的。在商建国后，由于部落之间进行征战不断，而导致了部落的初步联盟和统一，而以前相对独立的各部落的不同的图腾崇拜就出现问题了，统一的部落需要有统一的神灵崇拜，因此，在商中期，出现了“帝神”崇拜。帝神的形是花之蒂，意为生之本，其音和地一致，其性也是一种阴性。帝神的出现，适应了部落的联盟和统一的形式，维护了母系氏族的生产力结构不变，是商王朝为初步统一当时天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帝神本质不是一种图腾崇拜，而是一种统一神，他的出现也体现了人们认识和现实发展的统一，也是一种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吧，没有帝神这种统一神的出现，商王朝的统治就失去了基础。

为什么用WORD中插入符号中插入的卦号复制过来发帖后就看不见呢，一定是要用图片上载才可以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