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研究岳飞的人
不宜研究岳飞的人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研究岳飞，有的人尽管是搞历史的，是个历史学者，有时候也不一定适合研究岳飞，看起来很奇怪，其实并不不奇怪，可以说有三种人不适宜研究岳飞。
一是姓岳的人。这类人有宗亲、宗族观念，搞研究往往带有偏见性。过去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岳字，这跟一笔写不出两个秦字是一个意思。你想，秦桧杀了他们的先祖，他们会有什么感觉，那么能不一口咬死秦桧害了岳飞吗？这样还能有研究的客观性吗？恐怕就剩下主观性了。
二是岳庙的人。这些人靠了岳飞吃饭，岳庙等于是他们的饭碗，没有了岳庙，他们到哪吃饭去。他们说岳飞好，说秦桧坏，等于是招徕生意。没有一个饭店说我们这里的饭菜不好吃。而搞研究就不一样了，研究是要有结论的，出现什么样的结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有了岳庙这层关系，那么结论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赞美岳飞，鞭挞秦桧。岳庙的前景才有可能更好，自己的未来才有可能更好。
三是强烈“爱国”、爱岳飞的人，也可以说是粉丝吧。他们往往是没有什么原则立场的，有的是爱国心，爱国志，因为岳飞爱国了，他们才一拍即合。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俗话说亲不亲，阶级分，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阶级的，就是一伙的，就是一个阵营的，就是一口锅里抡马勺的。他们爱岳飞，既要保护岳飞，也要宣传岳飞。他们是岳飞品性的播种机，也是秦桧罪行的收集器。有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等于是戴上了有色眼镜。凡是对岳飞不利的一概过滤掉，对秦桧不利的一概收集起来。这样能够研究出什么科学性、真实性的东西吗？想想就明白了。
我们知道，这“三种人”还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体，这就是岳飞研究会，他们联合起来，组成“陆海空”三军，那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不言而喻，那该是战无不胜的军队了。
我们知道秦熺是秦桧的养子，于是许多人说他删改了《高宗日历》中许多岳飞的战绩，也有丑化岳飞的嫌疑。而许多的史料都来自于这个已经很不可靠的《高宗日历》，这样岳飞遭到了秦桧父子的暗算。我们知道，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有个修改的程序，都有个去假求真的甄别，不可能你说什么我就记录什么。古人好干虚报的事情，尤其是在军队中的人，军人的功绩是靠数字说话的，你上战场有功绩和没功绩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像岳珂把颖昌之役的战果由杀敌约五百说成是五千，那么秦熺也任由你胡说八道吗？显然是不行的，是必须改正过来的。
在岳飞阵营的人，他们面对五百和五千的时候，你说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数字，自然是五千了，这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们为了突出岳飞的伟大，是坚决反对把岳飞名下的“民族”二字拿掉的，一定要说岳飞是为了民族利益，投入了民族战争，抵抗民族敌人，挽救民族的危亡??????那可是一口一个民族，言必称民族。岳飞自然就是个民族英雄了。这样一来，研究岳飞会有个什么成果是可想而知的了。显然，一个阵营者搞研究，是越搞越糊涂，离客观和真理越来越远。
一个阵营其实就是岳飞的鼓乐队，就是秦桧的控诉团。他们是原告的身份，他们做事一边倒，一个调。我们知道上法庭原告一方是可以组成亲属团的，是可以有自家人参与辩护的。可是为什么搞研究就不行呢？其实搞研究的人，他们既是原告的身份，又是法官的身份，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岳飞是好人，秦桧是坏人的结论，这不是法官的身份吗？我们从论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先是列举秦桧的卖国罪状，然后得出他是个汉奸的结论，这不是有了法官的身份吗？
或许有人问，搞研究都是这样的啊，难道论文的后面不能有结论和判断吗？这当然是可以有的了，但是身份决定了会有偏心、偏颇、偏向、偏袒的情况出现，因为你是岳飞阵营的人。在法庭上，原告是不能宣判的，即便是公诉人检察官，也是不能宣判的；就是公安局那些搞侦查的人，也没有宣判的权力。而且法官还不能宣判公诉人没有提供的罪状，也就是说，检察官公诉了什么，法官只能是宣判什么，即便是比宣判内容更大的罪行，而且法官也知道这样的罪行。若检察官不提，法官也只能是干瞪眼，只能是无可奈何。
现在一个阵营的人，这三重身份都有了，收集证据的公安活干了，起诉的检察活干了，宣判的法官活干了，完全是一手包办了公检法，再加上他们本来就是原告，那么秦桧能有个公正的结论吗？因此说，前面说的“三种人”是不适合研究岳飞和秦桧的。
近来有河南一个地方法院和检察院该不该参与招商引资的讨论，有人认为，公检法不应直接参与招商引资，这样很容易导致贪赃枉法等行为的出现。这是对法制环境的破坏，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这与“三种人”不宜研究岳飞属于同样的性质。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是，“三种人”干了公检法的事，而被告秦桧却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有秦桧研究会吗？有自己的宗亲会和联谊会吗？天下秦氏对秦桧唯恐避之不及，不想与其沾边。因此秦桧这里的力量很弱小，属于童子军的一类的实力。不言而喻秦桧是弱小的一方，但也不要灰心丧气，在少数人的手中往往也是有真理的，毛泽东 说过：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人适宜研究岳飞呢？当然是关系越远越好，毫无瓜葛的最好，这样比较容易显出公平与公正来。而且被告也要有说话的权利，并且还应该充分地说，不应该受到围堵和打压。学术研究本无定法，只有“百家争鸣”才能互有启发推动学术的进步。同时也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搞研究。这就是用交叉学科搞学术。即“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者的学际对话”。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在研究岳飞的领域，是越来越封闭了，不仅没有放眼世界，并且也不能通过放眼世界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如岳庙里秦桧等人的鉄跪像，明明是封建糟粕，却成了他们的香饽饽，他们能做的就是舍命维护了，天天有香饽饽吃了。
现在研究岳飞的人，习惯于情绪化，他们用“朴素的阶级感情”去简单地思维，武断地定位，陷入了“形而上学”之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犯“先入为主”的错误，其研究不是在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在为某个结论寻求佐证。在他们心里，凡是主战的就是爱国的，凡是议和的就是卖国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好人与坏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主战会不会有坏处和不能成功之处，议和会不会有好处而符合当时的实际。在他们的意识里，宋与金是誓不两立的两个国家，而不肯承认他们是中国内部的王朝纷争。而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你死我活，不能是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繁荣。
搞学术就要有不同的思维，就要有正统思维与新思维的碰撞。如果学术研究只有一种思维，而且是一种定式思维的话，那才是极不正常的。一些人大概不熟悉“概念机械化”的说法，其实我们研究岳飞的学者中，一些人已经早早地陷入这个泥潭之中了。
有学者说道：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也越来越融入整个世界中，我们再也不能固守那些僵化的思维模式了。我们没有严格遵循史学本身的学术性，而把史学当成了一种工具。新的社会时代，召唤带有新时代气息的历史研究，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一个阵营的人，把史学作为工具来宣传岳飞，来鞭挞秦桧，来搞爱国主义教育，这就是现在研究岳飞的现状。这些人是不能用新的视觉来看待历史的，因此也是不可能产生出新认识的。他们研究岳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所以他们应该逐步地退下去，而应该有一批新人，不属于“阵营”中的人顶上来。这样对岳飞研究才会有生命力，才会还原一个真实的岳飞和一个真实的秦桧，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研究岳飞，有的人尽管是搞历史的，是个历史学者，有时候也不一定适合研究岳飞，看起来很奇怪，其实并不不奇怪，可以说有三种人不适宜研究岳飞。
一是姓岳的人。这类人有宗亲、宗族观念，搞研究往往带有偏见性。过去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岳字，这跟一笔写不出两个秦字是一个意思。你想，秦桧杀了他们的先祖，他们会有什么感觉，那么能不一口咬死秦桧害了岳飞吗？这样还能有研究的客观性吗？恐怕就剩下主观性了。
二是岳庙的人。这些人靠了岳飞吃饭，岳庙等于是他们的饭碗，没有了岳庙，他们到哪吃饭去。他们说岳飞好，说秦桧坏，等于是招徕生意。没有一个饭店说我们这里的饭菜不好吃。而搞研究就不一样了，研究是要有结论的，出现什么样的结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有了岳庙这层关系，那么结论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赞美岳飞，鞭挞秦桧。岳庙的前景才有可能更好，自己的未来才有可能更好。
三是强烈“爱国”、爱岳飞的人，也可以说是粉丝吧。他们往往是没有什么原则立场的，有的是爱国心，爱国志，因为岳飞爱国了，他们才一拍即合。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俗话说亲不亲，阶级分，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阶级的，就是一伙的，就是一个阵营的，就是一口锅里抡马勺的。他们爱岳飞，既要保护岳飞，也要宣传岳飞。他们是岳飞品性的播种机，也是秦桧罪行的收集器。有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等于是戴上了有色眼镜。凡是对岳飞不利的一概过滤掉，对秦桧不利的一概收集起来。这样能够研究出什么科学性、真实性的东西吗？想想就明白了。
我们知道，这“三种人”还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体，这就是岳飞研究会，他们联合起来，组成“陆海空”三军，那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不言而喻，那该是战无不胜的军队了。
我们知道秦熺是秦桧的养子，于是许多人说他删改了《高宗日历》中许多岳飞的战绩，也有丑化岳飞的嫌疑。而许多的史料都来自于这个已经很不可靠的《高宗日历》，这样岳飞遭到了秦桧父子的暗算。我们知道，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有个修改的程序，都有个去假求真的甄别，不可能你说什么我就记录什么。古人好干虚报的事情，尤其是在军队中的人，军人的功绩是靠数字说话的，你上战场有功绩和没功绩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像岳珂把颖昌之役的战果由杀敌约五百说成是五千，那么秦熺也任由你胡说八道吗？显然是不行的，是必须改正过来的。
在岳飞阵营的人，他们面对五百和五千的时候，你说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数字，自然是五千了，这有什么可怀疑的。他们为了突出岳飞的伟大，是坚决反对把岳飞名下的“民族”二字拿掉的，一定要说岳飞是为了民族利益，投入了民族战争，抵抗民族敌人，挽救民族的危亡??????那可是一口一个民族，言必称民族。岳飞自然就是个民族英雄了。这样一来，研究岳飞会有个什么成果是可想而知的了。显然，一个阵营者搞研究，是越搞越糊涂，离客观和真理越来越远。
一个阵营其实就是岳飞的鼓乐队，就是秦桧的控诉团。他们是原告的身份，他们做事一边倒，一个调。我们知道上法庭原告一方是可以组成亲属团的，是可以有自家人参与辩护的。可是为什么搞研究就不行呢？其实搞研究的人，他们既是原告的身份，又是法官的身份，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岳飞是好人，秦桧是坏人的结论，这不是法官的身份吗？我们从论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先是列举秦桧的卖国罪状，然后得出他是个汉奸的结论，这不是有了法官的身份吗？
或许有人问，搞研究都是这样的啊，难道论文的后面不能有结论和判断吗？这当然是可以有的了，但是身份决定了会有偏心、偏颇、偏向、偏袒的情况出现，因为你是岳飞阵营的人。在法庭上，原告是不能宣判的，即便是公诉人检察官，也是不能宣判的；就是公安局那些搞侦查的人，也没有宣判的权力。而且法官还不能宣判公诉人没有提供的罪状，也就是说，检察官公诉了什么，法官只能是宣判什么，即便是比宣判内容更大的罪行，而且法官也知道这样的罪行。若检察官不提，法官也只能是干瞪眼，只能是无可奈何。
现在一个阵营的人，这三重身份都有了，收集证据的公安活干了，起诉的检察活干了，宣判的法官活干了，完全是一手包办了公检法，再加上他们本来就是原告，那么秦桧能有个公正的结论吗？因此说，前面说的“三种人”是不适合研究岳飞和秦桧的。
近来有河南一个地方法院和检察院该不该参与招商引资的讨论，有人认为，公检法不应直接参与招商引资，这样很容易导致贪赃枉法等行为的出现。这是对法制环境的破坏，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这与“三种人”不宜研究岳飞属于同样的性质。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是，“三种人”干了公检法的事，而被告秦桧却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有秦桧研究会吗？有自己的宗亲会和联谊会吗？天下秦氏对秦桧唯恐避之不及，不想与其沾边。因此秦桧这里的力量很弱小，属于童子军的一类的实力。不言而喻秦桧是弱小的一方，但也不要灰心丧气，在少数人的手中往往也是有真理的，毛泽东 说过：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人适宜研究岳飞呢？当然是关系越远越好，毫无瓜葛的最好，这样比较容易显出公平与公正来。而且被告也要有说话的权利，并且还应该充分地说，不应该受到围堵和打压。学术研究本无定法，只有“百家争鸣”才能互有启发推动学术的进步。同时也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搞研究。这就是用交叉学科搞学术。即“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者的学际对话”。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在研究岳飞的领域，是越来越封闭了，不仅没有放眼世界，并且也不能通过放眼世界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如岳庙里秦桧等人的鉄跪像，明明是封建糟粕，却成了他们的香饽饽，他们能做的就是舍命维护了，天天有香饽饽吃了。
现在研究岳飞的人，习惯于情绪化，他们用“朴素的阶级感情”去简单地思维，武断地定位，陷入了“形而上学”之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犯“先入为主”的错误，其研究不是在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是在为某个结论寻求佐证。在他们心里，凡是主战的就是爱国的，凡是议和的就是卖国的。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好人与坏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主战会不会有坏处和不能成功之处，议和会不会有好处而符合当时的实际。在他们的意识里，宋与金是誓不两立的两个国家，而不肯承认他们是中国内部的王朝纷争。而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你死我活，不能是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繁荣。
搞学术就要有不同的思维，就要有正统思维与新思维的碰撞。如果学术研究只有一种思维，而且是一种定式思维的话，那才是极不正常的。一些人大概不熟悉“概念机械化”的说法，其实我们研究岳飞的学者中，一些人已经早早地陷入这个泥潭之中了。
有学者说道：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也越来越融入整个世界中，我们再也不能固守那些僵化的思维模式了。我们没有严格遵循史学本身的学术性，而把史学当成了一种工具。新的社会时代，召唤带有新时代气息的历史研究，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一个阵营的人，把史学作为工具来宣传岳飞，来鞭挞秦桧，来搞爱国主义教育，这就是现在研究岳飞的现状。这些人是不能用新的视觉来看待历史的，因此也是不可能产生出新认识的。他们研究岳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所以他们应该逐步地退下去，而应该有一批新人，不属于“阵营”中的人顶上来。这样对岳飞研究才会有生命力，才会还原一个真实的岳飞和一个真实的秦桧，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