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熙河开边


熙宁元年的时候，嘉佑二年进士里的王韶已经三十八岁了。

虽然只是靠着文章在五年前进入仕途，虽然他的官场经历不过是在江南做着小小的主簿和司理参军，心里想的却是西北边陲的事。在考制科失败之后，他开始游历陕西，考察民风边情，苦思破局之策。然后在赵顼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他上了三篇《平戎策》，这三篇《平戎策》后来成了北宋五十年里西北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先取河湟，再前后夹击西夏。

河湟是哪里呢？是河水跟湟水交汇之地，也就是现在的青海甘肃一带啦。为什么要取这里呢？看地图就知道了，本来西夏只有定难五州的，纵深比较小，比较好打，后来西夏拿下宋朝的灵州，再西取甘凉，纵深就太大了，一时不容易拿下来。如果宋朝能拿下青海，在青藏高原的边地下来，就能直捣西夏的腹心，前后夹击，就能让西夏分割成几块，首尾不能相顾，纵深全无，打起来就很容易了。

而河湟现在是什么状况呢？是各不统属的吐蕃各部统治。西夏也想取这块地方，所以也不是不能和吐蕃联合对付西夏，但问题是这些人各不统属，有些归附宋朝，有的首鼠两端，说不定压力一大，就归附西夏了，更何况，西夏也并非就始终拿不下来这地方，毕竟甘凉的几千里地，都是从吐蕃手里抢来的。

所以王韶的意思是，不如拿到自己手里放心，对于河湟吐蕃各部，根据他们的情况，或招抚或追剿，拿下来，然后图谋西夏。

这是典型的新党思维，就是要把事态掌握在自己手里，财富，军队，领土，富国强兵。相比之下，旧党思维，更倾向于不生事，那些人毕竟没有跟宋朝作对，又毕竟是在跟西夏打仗，没必要拿下他们，拿下了，也未必能统治得了，三天归顺两天反叛的，花钱无数，所得不如所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对于西夏和辽，旧党也倾向于不生事——至少是短期内别打主意，只要我们内部没事，他们其实也威胁不到宋朝的。

说实在的，如果中国的地理位置是西欧，他们的话还真的是挺正确的，国家无事，任由工商业发展，这是多么正确的发展道路啊，以宋朝的工商业发达程度，说不定真的就进入到了近代社会了呢。要是进入了近代社会，冷兵器时代一结束，中国就不再有亡国之虞了呢。何必生出无数的事，再花无数的钱，杀鸡取卵把国家元气都伤了，国家发展无望，还让老百姓增加无数的负担呢？

可惜啊，这是中国，中国往北的苦寒之地，有一个世上最大的草原，数千年来，那里诞生着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蛮族力量，那里的马背上的民族，往西是欧洲的灾难，往西南是西亚南亚的灾难，但问题是他们离欧洲有万里之遥，而离他的正南边的文明，不过是快马加鞭几天的事。对于欧洲，每一千年被他们打击一次，而对于中国，却几乎每年都会受到他们的侵扰。有人说中国的治水文明，因为治水所以搞中央集权，这个可能并不太对，因为治黄河是有时候的，即使治理，也没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支持中央集权，只有实实在在的强大外患，才能让一个民族凝成一气，形成强大中央。也幸而如此，之前的匈奴，突厥，尽管他们在西去之后，让欧洲人战栗不已，但都在中国折戟了。契丹是一个后起者，现在也在中国的军队加钱帛之下，维持了和平，但是以后呢，会不会出现比匈奴突厥更强大的力量，铁骑数十万，呼啸而下呢？

所以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下，只要冷兵器时代还没有结束，只要骑兵还是战场上的王者，那都是“忘战必危”的。更何况，国土都在别人手里，京城无险可守，和平又岂能长久呢。

好啦，闲话休提，现在的事情，就是王韶的《平戎策》从一开始，就烙上了新党的烙印，这也让这里的边事，随着新旧党争，反反复复，一直没能稳定下来。

当然，现在是新党当道，那就一件件来吧，开边的事让王韶去做，搞钱的事让王安石来。到熙宁末年，这事都还是很顺利的，王安石搞到了足够的钱，王韶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凿空开边”，“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

这件事非常了不起，中原王朝上一次控制这一地区，还是安史之乱之前了，而宋朝的上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还是八十年前的统一战争了。所以后世有人说，“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对西夏的合围之势已成，接下来，是时候让王韶负责对西夏的战争，开始打西夏了吧？

但是且慢，大宋朝又有了新的情况。什么情况？一个情况是辽国居然乘着宋朝收复河湟经略西夏的时候勒索土地。

辽国勒索土地的时候，司马光正在洛阳写书，王安石正在金陵休养，赵顼就去请教那几个旧党老臣，那些人几乎都把这事怪到王安石头上，而韩琦甚至说要把王安石做的七件让辽国不安的事都废了，辽人自然就走了，如果辽人还不走，再打他们不迟。要废哪七件事呢？一是本来附庸辽国的高丽向宋朝进贡，这个不对，二是收复河湟，还占了西夏的土地，这个也不对，三是种了大量的树以阻挡辽国骑兵，这个更不对，四是保甲法训练民兵，这个还不对，五是在河北筑城，这个显然不对，六是研究制作新式武器，这个尤其不对，七是用将兵法提升武将权力，这个加倍的不对。总而言之，任何让友邦惊诧的事情，都最好取消掉，表示出诚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不要喊打喊杀的。

韩琦说完这些话就咽气了，所以他这番话几乎称得上泣血上书，或者说，干脆是遗言。到这里你就应该明白，本来出于渐近改革派的韩琦，可能还有其他旧党诸君子，这时已经变得跟鸵鸟一般了。他们以为把王安石删除掉，世界就能重回到仁宗时代，那时宋辽是真正的兄弟之邦，宋和西夏打仗，辽国在收了宋朝的钱之后，还会替宋朝责问西夏，而宋仁宗死了，辽国皇帝居然伤心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世界是会变的，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和平，是靠不住的。

旧党诸君子如此这般，宫里的老太太们就更不用说了，而赵顼呢，毕竟还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孩子，又能坚持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虽然有沈括等人根据地图据理力争，有王安石分析辽国色厉内荏，其实内部问题一大堆，但一来二往，土地还是割了几百里出去了，宋朝西边才有起色，东边的雁门天险又失。

但这还没完哪，南方的交趾国居然又在这时侵略宋朝了。

五十四 五路伐夏



交趾国是什么东东呢？就是现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地方，地方并不大，本来只求中原王朝不来打自己，就谢天谢地了，但是看到宋朝跟小小的西夏撕了那么久还没的搞定，又被辽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勒索，送场子交保护费只求人家不来揍他，简直丢人丢到家了，当然也很愿意进来抢上一把。

于是交趾国王就带了八万兵马直杀到广西。这时广西有多少人口呢？有一百六十万，人数倒不少，但兵却并不多，只有一万正规军，另外私人武装和蕃兵有三万吧。靠着本土优势，倒也不是撑不到朝廷增兵。可那些私人武装和蕃兵各怀鬼胎，没有一个愿意出力的，甚至连出工都不愿意，靠着朝廷招募的一万人，还不是精兵，济得什么事？结果宋朝守将在邕州也坚守了四十二天，杀死敌军一万五千人，终是寡不敌众，城池陷落，城中五万多人，全被交趾屠杀，南国名城，成为一片丘墟。

宋朝本来就不重视南方的军备，那时交通又不便，交趾的入侵，是直到几个月后，郭逵带着十万兵马南来之后，才平定的。但是北方人到岭南打仗，山高林密，暑漳相继，水土不服，粮草又不济，军队和民夫二十万人，倒因为这些就死了一半，所以虽然把交趾赶出广西，却也无力围歼，乃至直取交趾——那地方地理条件更差，全是山林。所以最后还是谈和了事，只求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但是经过这两件事，宋朝对西夏的攻势，也缓上几年。这几年很关键哪。怎么关键？第一是旧党以外敌相继找事为由，攻击新法，而王韶抗不住压力，把朝廷推了出来，说自己开边并非本意，都是朝廷要这么做的之类，让皇帝大为恼火。第二呢，元丰四年，收复河湟的王韶死了，宋朝失去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名将，这对伐夏实在是极大的损失。

本来也许可以再等等的，但是赵顼等不及了，可巧西夏那时发生内乱，太后把皇帝关起来啦，西夏皇帝派人到宋朝求救，说只要宋朝帮他复位，他会把定难五州送给宋朝。这是极好的时机啊，所以宋朝就以此为借口五路伐夏。

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要搞什么五路伐夏啊。用兵之道，宜聚不宜分哪，十则围之，五则分之，你这自己分成五股，是要闹哪样啊，要是西夏象后世那个叫努尔哈赤的搞个“任彼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岂不完了？难道不是要集中优势兵力聚歼敌人的么？

可是这是祖宗之法啊祖宗之法。就象庆历新政，十大政策里唯有兵制改革无法推行，赵顼的元丰改制，也唯有兵制基本保留原状一样，兵制的改进是很难的。虽然在王安石的再三要求下，练了些民兵，京城驻军也减了一半，但募兵制仍为主力，用兵方面的改变也甚少。因为“把军权关进笼子里”，是宋朝走出五代的关键，也是所有基本国策里，最大的基本国策，被皇帝的所有长辈同辈，被几乎所有的文臣拥护着的基本国策。这个基本国策，甚至导致了狄青，那个立功甚伟，以武将做了枢密使的人被排挤郁愤而死。

那么，又怎么会让哪一个将领独统数十万大军，独得平夏之功呢。所以宋朝还在太祖太宗时代，历次战役，就喜欢把优势兵力分几路。太祖时还好，毕竟自己就是名将，太宗是就不行了，自己居中坐镇的时候，自己成了赵跑跑，不居中坐镇的时候，大家比赛夺军旗，各路将领争功，生生葬送了一代名将杨业，让河东军事集团的菁华毁于一旦。但这是基本国策，没办法的。

现在这五路伐夏，又是哪五路呢？熙河军由残疾人李宪李公公带领，鄜延军由宿将种谔带领，环庆军由皇帝的舅姥爷，国舅党代表高遵裕带领，部出泾原军由名将刘昌祚带领，（刘昌祚受高遵裕的节制），河东军由另一个残疾人王中正王公公带领。所以看出来了，用兵这种事，赵顼还不如他的祖宗，太祖太宗真宗好歹用的还是武将，仁宗朝用了范仲淹和韩琦，也是文臣里的佼佼者，现在他用的五个人，两个公公一个国舅，这是要闹哪样啊。还是政治左右军事啊，用公公的话不怕功高震主，毕竟平夏是不世之功，而用舅姥爷再立了大功的话，太后应该不会再对新法唧唧歪歪了，但你总得先保证能拿下西夏再说吧，你真以西夏是囊中之物了么。

而且且慢哪，郭逵不是还在吗？为什么不用他呢？还是那句话，祖宗之法啊，平夏这样的不世之功，如果落到郭逵手里，天下还有谁能镇得住他么？没有张屠户，就一定要吃混毛猪么，这次打西夏，三十五万大军，二十万民夫，比雍熙北伐还多，又有熙宋变法十年的积蓄，还真不信就拿不下一个正在内乱的西夏。当然，雍熙北伐的时候，赵光义也这么想过，后来大家都知道的。

还是算了，郭逵毕竟在征交趾时手里折过十万兵士和民夫的，虽然有气候水土的因素，可毕竟死了人不是吗，就让他在家好好休养，等着我们的捷报吧。要知道王公公和李公公也都是颇有才干的，王公公也曾在西兵中立功，李公公也在边事中有好的建议，两个人都不是没见过阵仗的人，也算是军事型太监了。而且李公公管财政的时候，还节省了大半的冗费，王公公也是个能人。但跟人打仗和自己独当一面是不一样的亲，搞财政和玩军事也不一样的啊亲。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在高国舅姥爷这。高国舅姥爷也不能说不会打仗，虽然他打仗的办法总是比较阴险，比较投机取巧，简直就有当年李继迁的风范，比如下毒啦，欺骗啦，总之就是从不硬拼。可带兵打仗光靠这个未必靠谱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以他的性格，能好好跟别人配合么？

其实连皇帝的妈妈高滔滔都说了，我这伯父啊，报国心切，但是心胸狭窄，虚荣心重，容不下人，所以你只能让他当副将，千万别当主将。可赵顼偏不，他偏让高遵裕做了主将，还让刘昌祚受他节制，他想得很好啊，如果真按高滔滔说的做了，国舅姥爷能没意见，能在母亲面前说什么好话？那两个公公是自己身边人，用起来放心，那个国舅姥爷如果不打点好，什么平夏之功都是假的，算了，都塞进去吧。

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个武将听命于国舅爷，另一个武将听命于王公公，然后李公公呢，算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一个公公是大当家，另一个公公管着一个武将，另一个国舅管着另一个武将，粮草民夫和主要兵力，都在公公和国舅那里，也算是史上最奇葩的灭国之战了。

那么最后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五十五 兵败灵州




好吧，再看五路的进展。

李公公是最先动手的。他在王韶开边后的熙河路进攻，等于是在西夏背后，他的目标是兰州和灵州，如果灵州有人先拿了，就打凉州。他带的是王韶调教过的熙河军，虽然人不多，他手下有三万人，再加上配合进攻的三万蕃兵，可很能打，用的阵法也是当年李靖用的六出雪花阵，很厉害，然后没过很久，他手下的大将李浩就攻克兰州，然后他在兰州设帅府。然后他并没有乘胜进击，他赖在兰州不走了，他等着西夏兵来打他。

这又是为什么呢？他的熙河军很强，兰州又有大量的补给，为什么不继续打？这就是所谓五路伐夏的有意思之处了，因为他的战略任务是吸引西夏人来打他，然后让其他四路进攻，就象下棋，车再强，攻到相应位置，就得让其他棋子出手，其他棋子走了之后，车再进行下一步，配合完成任务。但是假如敌人不按常理出牌呢？又假如自己的另外一支棋子不甘于棋子，要另走一套呢？

好吧，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不管它了。接下来是种将军和王公公这个组合上场。

种将军九万人取米脂之战，遇到了西夏梁永能八万精兵伏袭，在不利条件下即将展开野战，结果天公作美，下起了大雾，种将军的军队也真的很能打，硬是击败了梁永能八万精兵，拿下了米脂城。

种将军完成任务，李公公的三万熙河军加三万蕃兵又开始出手，打败十万西夏兵，直取天都山，烧毁了山上的西夏皇宫。

接下来应该跟王公公会师怀州了吧。可王公公呢，他有六万人，再加上十万民夫，可是他只要了半个月粮草，而且他走得十分谨慎，走得很慢，生怕敌人发现了他，然后他就走丢了。其实也不算丢吧，因为根本不可能会师怀州，没过几天，他的部队就冻饿交加，民夫就纷纷逃亡，而他呢，也终于松了口气，悄悄地退回了宋境。他溜号了。

到了这时，北方已经进入冬天，马上就要天寒地冻，种将军等不住了，他直取石州、夏州、银州，他要直接打到灵州，可是他的粮草不够啊，民夫都在王公公那里，没有粮食，也没有冬衣，在这场长途奔袭中，他的部队非战斗减员就达三分之二。你说还玩什么玩？

这个组合就这么被玩完了。

还有一对组合呢？高国舅姥爷呢，八万七千军队，九万五千民夫，阵容极为强大。可是他也跟王公公一样，玩起了失踪，打仗的时候看不见人，他倒不是太谨慎，他是太滑头，他要保存实力，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打最关键的仗。那个最关键的时候很快就来了。

至于刘将军呢，他只有五万步兵，五千匹马，兵力最少最弱。可他在高国舅姥爷玩失踪的时候，却顶住压力，一路击败强大的西夏兵，直抵灵州城下，这时西夏人还没反应过来，城门都没关，眼看着泾原军就要攻进城门，这时高国舅姥爷的人出现了。

不要以为人家失踪了就不知道战场的情况，人家门清着呢，人家专门派人过来通知刘将军，别攻城，先退兵，我们高国舅姥爷已经和西夏兵谈判啦，马上就要不战而胜啦。刘将军是受高国舅姥爷节制的，还能怎么办，退吧，总不能他那边谈妥了，这边却进攻吧。可谁知道高国舅姥爷的什么谈判都是骗鬼的，即使谈也轮不着他啊，有李公公呢，他无非是为了抢功劳，顺嘴就编了个理由罢了。可刘将军这一退，高国舅姥爷三天后才珊珊来迟，兵贵神速，三天之后，灵州早就固若金汤啦。

按理说，关键时候抢了这么重要的功劳，高国舅姥爷应该感激刘将军了吧，他不，他恨哪，他恨他在外面躲了十几天，刘将军居然几乎把不世之功弄到了手里，而不是拱手让给他，居然要他派人去说，他要教训刘将军。

这个机会很快来了。刘将军退兵之后，很快接到高国舅姥爷通知，三十里外遇袭，快来救我。刘将军心里窝火啊，说好的谈判呢，又遇什么袭，可还是得救啊。结果到了之后，一个西夏兵都没有，高国舅姥爷很生气，西夏兵都走了你才来，不行，你违抗军令，来得迟了，要斩，被部下劝止。而刘将军还不清头，提出围灵州城打援的计划，高国舅姥爷更生气，我是主将还是你是主将啊，灵州城很好打，大伙带些土堆在四周，就顺手攻下来了，用得着那么麻烦，这样吧，后面还是我来攻，灵州没你的事了，你在边上看着就行了。

自古用兵之忌莫过于轻敌，所谓骄兵必败，高国舅姥爷玩失踪，然后关键时候出现，要攻灵州，真以为西夏是病猫了么。也许是上天也看不下去高国舅姥爷人品这般不堪吧，西夏那里来了一个名将，叫仁多零丁。仁多零丁带着几万西夏援军到来之时，刘将军击破援军一部，但没能拦住，高国舅姥爷呢，根本没认真拦，眼睁睁看着人家进了城。这下还玩什么玩？

十几天里，高国舅姥爷攻城久攻不下，本来嘛也没带够攻城器械，现在城里敌人又多，灵州城又坚固，怎么打？攻不下就拿刘将军出气，说他没拦住援军，说他长得太老，说他这个那个，硬是把刘将军气病了。然后呢，然后就没粮草啦，天又冷，就退兵了，要渡黄河啦。

可仁多零丁可不是省油的灯，他出城了，他又是放黄河冰水淹宋军，又是断粮道，又是派兵阻击，而刘将军哪怕在这时，也是顶在高国舅姥爷的前面，拼着把五万泾原军消耗得只剩下一万，也让高国舅姥爷安全渡河。当然，高国舅姥爷也是一如既往的恨刘将军，把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刘将军身上。

可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希望？

两大奇怪的组合，两个名将，硬是被一个公公一个国舅姥爷给玩残，只剩下一个李公公是个好人，一路胜利，可他只有三万人，又能打出什么结果呢？算了，撤了吧。

在赵顼下达撤兵命令时，他的心在滴血。十年积蓄，数载之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毁于一旦。能怪谁呢？怪自己识人不明？可自己也是为了变法大计能少一些阻力，为了遵从抑制武将的祖宗之法啊。这下好啦，打了败仗，宫里的那些女人，宫外的那些文人，又该说闲话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赵顼不会就这么认输，他又在准备下一次攻击。结果又会如何呢？

五十六 离开王安石的日子


打了败仗当然很痛惜，可更重要的，是得明白为什么打败仗。

仔细盘点五路伐夏，问题出在哪？

第一，天时问题。那个时候是秋天，几仗打下来，就入了冬，天寒地冻，冬衣不够，黄河又水冷，是不利于战争的。可西夏内乱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这个其实并不算最要命的，当年李靖用兵，岂能次次天公作美？

当然，也不妨先拿下定难五州和兰州，稳固形势，慢慢拖着，拖到来年春天，西夏那边消耗得也差不多，这边也准备好了，慢工出细活。但这是一个非常考量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活，军队用人要好，否则守不住，朝廷上也得能顶得住压力，毕竟如果不能快速解决战斗，物资消耗会很大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个下策。

第二，用人问题。两个将军，外加李公公，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但王公公和高国舅姥爷么，就实在太不成话了。王公公遇大事而惜身，坑人没商量，高国舅姥爷见小利而忘义，玩死人不偿命，后者人品如此不堪，居然弄成了主将，不出事除非是天幸。

可在赵顼的立场上，高太后也说了他伯父报国心切，只求个副将，能不让他参加这场战争？可一旦参加了，那个高国舅姥爷岂是肯居人下之人？两个公公都有主帅和主将的位置，又只给他个副将，那不是一片好心反倒遭人恨？干脆派个能打仗而又非常听话的刘将军，而非脾气不好的种将军做他的搭档，也算是用心良苦，可谁知道还是出了这样的事体？

用人方面，让赵顼来做，其实也并无太好的办法，除非他是狠心把高国舅姥爷得罪到底，但如果他真有那个能耐，就不至于顶不住压力，让王安石离任，以至于让新党内耗，元气大伤了。

唉，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啊，把军事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就是这么复杂。

第三，还是用兵问题。在当时的天时条件下，五路伐夏的计划并不算好，因为涉及到配合，分兵越多越耽误时间，要想各部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时间就得以进展最慢的来算，但如果时间给得太急了，又有人完不成耽误事，或是粮草不继。倒不如北边三万熙河兵三万蕃兵一路，任务是尽量往大里打，多牵制，南边二十万大军一路，再用几万人保证粮道，直捣灵州，无人能撄其锋，灵州一下，再合围兴庆府，其他各州就不是个事了。

但如果用这个办法，南边的统帅用谁就有点犯难了。用武将吧，这可是不赏之功，用残疾人吧，又怕打输了。顶好的是有范仲淹那种文臣坐镇，再让武将出力，公公当监军，就象前朝的多次战争一样。但是现在满朝的文臣，新党内讧之后人才凋零，旧党有谁肯出力？

赵顼原以为让几个武将当当副将在前方出力，让两个公公和高国舅姥爷摘摘桃子，得那不赏之功，可以皆大欢喜，既不违压制武将的祖宗之法，又让武将发挥了力量。可高国舅姥爷真是会摘桃子，桃子还没熟就生怕别人抢走了，宁愿谁也吃不上嘴也别想让人吃了去。

唉，祖宗之法啊祖宗之法。赵顼哪怕在防范文臣的改革之路上走得再远，防范武将的路上，他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第四，后勤问题。非战斗减员成了最主要的损失，后勤肯定是有责任的，部队粮草不继，你就得赶紧补上啊，秋天出征，冬衣你得准备，可对不起，军队都已冻饿而死了，后勤物资还在审批之中。

能怪谁？想当初，老实人赵匡胤想要个竹篮子，流程走了几个月，皇帝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宋朝把后勤分出来，军队不直接管理后勤，这也是祖宗之法，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以前的战争，都是准备充分了再作战，有时干脆是皇帝亲自抓后勤，可遇到这种突发战争，后勤也没办法，毕竟这是规定，规定知道吗？

后来赵顼想要杀后勤官，被章悙劝阻了，没办法，人家只是照章办事。

唉，祖宗之法啊祖宗之法。当初多么高明的手段，现在却成了自已镣铐。

其实这四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三个根本问题。天时问题其实就是急于事功问题，赵顼一个年轻人顶了十几年的党争压力，急于证明自己。用人问题其实是党争问题，赵顼想缓和跟宫内反对派的矛盾。用兵问题和后勤问题其实是祖宗之法问题，对武将的防范和不信任，是赵宋官家与生俱来的基因。

而这几个问题都基本无解，赵顼在有王安石吕惠卿韩绛等一帮强硬派时尚且顶不住压力，现在他们一个都不在了，他一个“孤寒”的年轻人，能顶住压力变法就不错了，还能指望更多？还是《流民图》惹的祸啊，看看熙河开边和南征交趾，有王安石居中坐镇，进行得多顺利？

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不了，接下来的二次伐夏，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武将仍然在努力。刘将军是老实人，被高国舅姥爷给玩得病了，虽然还能再守守边，也能给西夏人搞点乱子，但是不会有太过份的想法的，李公公呢，虽然也有想法，但他有自知之明，打仗还是要让武将去做，我替你们打打气，跑跑腿，运运粮草就好啦。但种将军却还有更大的想法，他看中了横山地区。

要说五路伐夏虽然最终败了，却也并非完败。至少当时西夏龙兴之地，定难五州都拿到手了，即使在最后退兵，宋人也很占了些地方。军损失大，西夏损失也不小啊，几次野战，宋军的表现也不在西夏兵之下，甚至占有优势，死的人多，也并不是战死的，基本上都是非战斗减员，冻死的。而且西夏禁不起消耗啊，事实上，西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是这次五路伐夏。

上次只是操之过急了，这次稳扎稳打，种将军有信心玩死西夏。于是种将军进京面圣，陈述利害，“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监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其巢穴”。

他的想法其实很现实——实际上也是四十年前范仲淹的计划，就是靠着现在占的这些地方，以横山地区为据点，由定难五州的银州宥州夏州为根基，渐次修城，堡垒式进攻，一直把西夏掏空。要知道，定难五州是西夏的发迹之地，有盐铁，有兵，有马，有粮草，很多年里，他们就靠着这几州，牛皮糖一样跟宋人周旋，后来从宋人那里抢了灵州，又从吐蕃抢了甘凉，才向西发展的。现在宋人用堡垒式进攻的方式，把西夏的根基掏空，而西边又被熙河兵守着，经济困顿，地方狭小，总有一天能玩死他们。

他的计划，让赵顼那快了破碎的梦想又重新展翅了，但是种将军低估了一个长期生活高压之下的年轻人，会作出怎样不可理喻的事，也低估了一个猪队友的危害。只能说，离开王安石的日子，赵顼也许还会变法，但他绝对无法用合适的人指挥他的战争了。

五十七 为发烧而死



话说赵顼听到种将军的计划后，很感兴趣，于是他就派了两个人去考察。

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身边的李舜举李公公，一个是军事发烧友徐禧。李舜举公公就不说了，他虽然是皇帝比较信任的人，也有才干，但对于打仗，主意是并不多的。而那军事发烧友呢，他简直就是一个为发烧而生的人哪。

这么跟你说吧，他天文地理读了很多书，却从不参加科举，要知道在宋朝，科举录取率又高，公务员薪水又高，也真亏他能做到。不参加科举，又做什么呢，他读了万卷书了，就要行万里路了，他就走啊走，走啊走，走遍了天下山川，他对何处可以行军，何处可以埋伏，都有研究。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发烧友，他的见识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了皇帝对他说，“朕多阅人，未见有如卿者”。现在你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吧？没错，这次考查的主心骨，就是那个军事发烧友徐禧。一个军事发烧友能被皇帝委以重任，只能说明皇帝对他的信任是无以复加的。

结果这个军事发烧友到了银州之后，四处看了一圈，对种将军说，你的计划不行，按你的计划，我们要沿线筑六七个城，然后还只是第一步，然后再推进，耗时耗力耗钱，你说说要多久才能拿下吧，这么久，朝廷财力能撑得下么，那些旧党的攻击，皇上能抗得住么？这样吧，在这银州宥州夏州的中间筑一个城，居高临夏，重点突破，不就可以对灵州下手了么。种将军的内心一定有千万只草泥马在奔腾，但他还是平心静气地说，你的想法再好，可你想过没有，那地方没水啊，没水怎么打仗？徐禧说，放心，山人自有妙计，你听我的就行。种将军虽然知道自己一个武将，生活在这个北宋年代就是个小媳妇的命，可他还是不甘心哪不甘心，他没有听命，但他也没有办法，无非让徐禧把大队人马带走，自己带着两万人留在原地罢了。

这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也起了一定作用，那个人物很多人都不陌生，他的名字叫沈括。他是当时西北的最高军事长官。

如果说徐禧是新党里的军事发烧友，沈括就是新党里的科学家，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十一世纪最耀眼的科学家，是中国古代科学集大成的人物，知识面极广，天文，历法，地形学，地图学，数学，光学，声学，电磁学，化学，医学，经济学，军事，音乐，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是有很重要的建树和突破。按理说，有这样的人坐镇，应该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

可是沈括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

第一，他很惧内。

这还不是一般的惧内，还不是不敢纳妾，再喝点醋什么的。这么跟你说吧，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氏大概有点狂躁症，没事就对他拳打脚踢，有一次连胡子带皮带肉都给撕了下来，血肉模糊的，平常身上新伤带旧伤，那是常见的事，儿女替他求情都没用，有时还到官府去撒泼告发他。这哪是什么家暴啊，这简直就是虐待，简直就是蹂躏，而沈括年老之后，在这样的虐待摧残之下，身体自然也每况愈下。

所幸的是，他的狂躁症妻子张氏终于先他而去了，他终于解脱了。可奇怪的是，自从他妻子离他而去之后，他仿佛一夜之间失了魂，整天精神恍惚，几乎要崩溃，没事嚷着要寻死，有一次坐船还要跳到江里，被家人拦住，然后没多久，就真的死了，去地下继续受张氏折磨了。

所以在这方面大概能看出，沈括和张氏，要么就是真爱，要么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大约不是一个很棍气，很刚烈，很能坚持的人。

第二，他在当日的政治漩涡里卷得太深。

苏轼知道不？在党争最猛烈的时候，就是元丰二年吧，新党的何正臣和李定弹劾苏轼，由此爆发北宋历史上独无仅有的一次文祸——乌台诗案。那一次，李定，舒亶，王珪几乎要置苏轼于死地，收集了黑材料数万字，牵连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这些名臣二十九人，旧党几乎要一网打尽。在这个时候，那些跟苏轼没事诗文唱和，讽刺新法的旧党人物，各求自保，一个也不为苏轼求情，有的甚至骂苏轼为“奸邪”，“小人”。倒是苏轼讽刺过的新党人物王安石，章惇这些人纷纷求情，最后，在苏轼坐了好几个月牢后，在欣赏苏轼的曹太皇太后干预之下，才外贬黄州。曹太皇太后对赵顼说，当年仁宗皇帝看到苏轼苏辙后说，朕给子孙收了两个宰相啦，官家算就这样杀了这两个你爷爷留给你的宰相之材么？

而这场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就是跟苏轼曾经是好友的沈括，那时苏轼正好把自己的诗作抄录出来，给了一本沈括，而沈括把这诗文上交了朝廷，还把敏感词部分特别标出。虽然这是乌台诗案六年前的事，但是却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一个有受虐倾向的，又在政治漩涡里卷入甚深，甚至出卖朋友，现在皇帝的厚爱之下作了西北的最高军事长官的科学家，遇到了徐禧和种谔的意见不一，他会怎么做呢？坚持原则，支持种谔？皇帝会因为他而不信任徐禧，想都不要想。算了吧，不过是个面子工程，就让那个军事发烧友筑个城玩玩好啦，谁还指望靠他打仗啊。

结果就是在科学家沈括的昧良心支持下，军事发烧友筑成了他有生之年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城，永乐城。

可惜西夏人是不会让他们那么得意的，西夏虽然已是强弩之末，可收拾一个军事发烧友还是足够的。西夏的仁多零丁静静地看着徐禧筑城，也不攻打，等城筑好了，再静静看着徐禧拒绝沈括放弃永乐城的建议，把大军开进永乐城，再看着徐禧瞎指挥，宣布不管杀敌多少军功一律平等，团结就是力量，看着那个军事发烧友不趁西夏兵立足未稳进行突破，搞什么“不鼓不成列”，然后，带着三十万大军把永乐城围得水泄不通。要知道，永乐城里面是没有水的，这么一围下去，如果短期内不能突围，也没有强大的援军，只有死路一条。

那个时候援军有哪些呢？有沈括的一万人，可惜打过去根本不够看的。有李宪李公公的三万熙河兵，可惜隔得太远，长途奔涉过来了，也没办法击破三十万西夏兵。有种将军的两万人，可种将军心里有气，就是不肯救。

然后呢，然后军事发烧友就成了尸骨。那个军事发烧友临死前还在城头跟将士们同甘共苦，一起吃一起卧一起打仗，坚持不逃走，倒也算是得偿所愿，为发烧而生，也为发烧而死。只是为了他的这场发烧，坚持不肯逃走的李舜臣李公公，还有好几个鄜延军的宿将，被误死的几万鄜延军，还有二十万民夫，都枉死沙场。

再然后呢，经过这一战，鄜延军损折过半，种将军急火攻心，没多久也得急病死了。刘将军倒活得多了几年，一年后，还是他的军队杀死了西夏的新战神仁多零丁。至于李宪李公公，因为一个公公居然坐享军功，文臣看不过眼，拼命弹劾他，他终于被贬谪，几年后也病死了，倒是他的一个门生在后来的军队里大出风头，那个门生叫童贯。

至于赵顼，他在听到消息时，失声痛哭了起来，第二天和大臣说起这事的时候，他还在痛哭。他恨他自己，看看自己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当初王安石用的人，哪怕吕惠卿用的人，都比自己强得太多，自己挑了一个国舅姥爷，生生把大好形势玩死，挑了个军事发烧友，把二十万人葬送敌手，他们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民夫啊。

经此一役，赵顼虽是三十多岁的身体，却彻底垮下去了，渐渐就病倒了，没两年，他就离开了人世。在他登基之前，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而他留给后世的，却是一个已被党争撕成两半的国家。

五十八 尽废新法



赵顼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赵佣继位，那时他才十岁。

一个十岁的小皇帝，如果换成其他朝代，政权要么在宫里的老女人手里，要么在老女人的父兄手里，就是说，要么是女主，要么是外戚。如果碰到个别情况，女主被先帝事先做掉了的话，也有可能在手握重兵的顾命大臣——其实就是权臣啦——手里，再碰到极端情况，也有可能在宫里的残疾人手里。

不过这是宋朝，宋朝是不会有宦祸，不会有女祸，不会有外戚祸，不会有藩镇祸的，宋朝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共和体制，不会有问题的。而且这是北宋，权臣至少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所以现在政权，实际上是由代表皇帝的太后，和代表士大夫的君子贤臣共同分享的。这样的事体，其实在宋仁宗赵祯小的时候，就发生过，那个时候，刘太后刘娥居内，王曾，吕夷简居外，倒也政治清明。

现在宫里当家的，是号称女中尧舜的高太皇太后高滔滔，而外朝呢，最有威望的君子贤臣会是哪个呢？本来有两个人都是人中龙凤，深孚众望的，可其中一个成了新党领袖后，长期居于风口浪尖，招来很多骂名，而另一个，则激流勇退，在十五年前，就退出政坛，到洛阳写书去啦。这个时候，那个居于风口浪尖的，丧子之后心灰意冷，到金陵养老去了，而另一个，却声望更隆。那就是他了，旧党领袖司马光。本来嘛，对于高滔滔这样的人，也看司马光更顺眼一点，脾气好，颜值好，更重要的是，他维护祖宗之法，不生事。而且，而且他会砸缸啊。

传说有一天，他遇到了多年前的好友，现在的政治对手王安石，他哼了一声，说，介甫，跟我斗，你还嫩着点。王安石也不甘示弱，头也不抬地说，凭什么呢，君实？就凭你会砸缸？他又是哼了一声，说，介甫，你只知道我砸缸，可你知道那孩子是怎么进去的么？

坊间小报，当然不足采信，不过司马光在洛阳的十几年，也不仅仅只是用来写书的，可以这么说吧，那时的洛阳几乎有一个小朝廷，所有反对变法的君子，差不多都成了他的班底。所以司马光还朝之后，旧党弹冠相庆，这下可算“正士盈朝”了。而新党呢，如丧考妣，谁都知道新法凶多吉少，但会废哪些法，会废到何种程度，新党众人会有什么待遇，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时候，新旧两党还有些什么人呢？新党的三巨头，王安石，吕惠卿，韩绛，都在那场新党大分裂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了，剩下的就是曾布，章惇和蔡确三个小字辈。其实也不算小吧，这个时候基本上都五十岁上下了，只不过比起王安石那辈人要小一些，他们现在是变法派的中坚。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已经没有一个精神领袖了。没有精神领袖，战斗力首先就要打折扣，更何况，内部还谁都不服谁。这三个人里面，章惇做事最光明磊落，而且对新法也最铁杆，他算是王安石之后，新党里比较中坚的力量，但他仍然无法成为领袖，因为另外两个未必服他。

旧党这边有什么人呢？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这是老字辈，还有范纯仁，刘挚，朱光庭，苏辙这些小字辈，他们是有领袖的，那就是司马光。虽然他们里面也有不同意见，有动摇派，也有坚决派，但总体上，还是支持司马光的。

一边有宫里的老女人支持，另一边没有，一边有老字辈站台，另一边没有，一边有领袖，另一边没有，这架还怎么掐啊？

结果可想而知。章惇在朝堂上跟司马光辩论免役差役利弊，司马光辩论失败，但是没有用啊，太后就是喜欢老白脸，啊不对，喜欢旧法，所以不仅免役被废，自己被台谏弹劾，然后被贬。曾布时任户部尚书，不同意废新法，被贬。蔡确当时是宰相，力量要强一些，所以费了些周折，用他当山陵使时做文章，寻了个很重的罪名，给贬得再也没办法翻身。

新党给打击得一败涂地，那么新法呢？按当时旧党里面一些动摇分子的意见，新法里面也有好法的，不必尽废的，比如范纯仁就认为青苗法、保甲法和免役法不错，王存认为保甲法和免役法不错，苏轼和李常认为免役法不错。这些要不要免呢？你得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但凡两派相争之时，那些动摇分子妥协分子说的话都是没什么份量的，大家要的是鲜明的观点，明确的立场，针锋相对的态度，语言不怕偏激，越偏激越好，那样正好说明你政治正确，屁股没坐歪。你不是动摇么，不是说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么，别人一句话，你是不是想帮新党说话，你是不是本来就向着新党，就把你噎回去了

第二个因素，司马光这时已经六十七岁了，没几年好活了，而他在洛阳等了十五年，盼了十五年，等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重回朝廷中枢，能做一件他如果不做，就死不暝目的事，那就是——废新法。他本以为等不到这一天了，他的那些同道中人，象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走了，他，还有吕公著，文彦博，不过是多活了几天，但是谁知道还能活几天呢。所以他要快马加鞭，他要废新法，施仁政，他要把大宋朝格式化到熙宁以前的样子。

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他会表现得那么极端，以至于苏轼都看不过去，称他为“司马牛”了吧？

两派相争，极端派占据优势，再加上领袖司马光急于求成，结果可想而知。王安石变法，用了十几年，他尽废新法，不过一两年，而很重要的免役法，他要求多长时间改成差役呢？五天！

五天，即使以后世的速度，也根本不现实，光把人和钱点清楚就得花几天吧。即使免役法真的不好，这种要求下达下去，也只会比免役法更坏。不过，有一个人做到了，那个人就是蔡京，他在五天里把京师一带的新法尽废，旧法尽用。司马光非常高兴的表扬了蔡京，对别人说，你看看人家，你们也学着点。

这件事，只能说明在洛阳名园美宅里的十五年归隐时光，不仅没有化解司马光的执念，反而让他的执念强大到无以复加，他不光废掉了所有的新法，而且连攻占西夏的土地也还了回去，把熙河开边以来的战争成果，全部拱手送给别人。

有童鞋说，他这不是有病么？哪有占到手里的土地还要还回去的？章惇就很生气，说这样的人该杀。可他就是要这——么——做！十五年了！他看着大宋朝江河日下，看着朝廷把各级官员从淳厚长者换成野心勃勃的变法派，四处生事，各种搞钱，他看着王安石身边都是奸佞小人，怂恿着他一意孤行，他看着皇帝在新党的支持下，把淳厚长者一个个贬出京城，他看着名满天下的苏轼甚至差点惹上谋反大罪，连他自己都牵连了进去，他看着皇帝把民脂民膏，把数以十万计的士兵和民夫，填进西北的无底洞，他看着这世道都乱了，就象历史上那些衰乱之世一样，他本以为已经没有机会亲手挽回这衰世景象，现在，他回来了，可他已经六十七岁了，他没有几天好活了，他要争分夺秒，他要让世界重回到熙宁以前，回到仁宗时代。

但是仁宗时代是回不去的，党争模式一旦启动，几乎就不死不休，你整过我，下次我就要整你，怨怨相报，开始总是政见之争，后来就会变成意气之争，再后来就会变成利益之争，最后就是生死之争，几乎没有例外过。

不知道司马光有没有明白想过，他并不是在废新法，并不是在黜新党，而是把党争游戏带进了第二关。但是已经不重要了，他的确如他自己所想的一样，没几年可活了。他去世之后，那帮庆历年间留下的老人，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接下来，他的后辈们，又会把党争发展到怎样的地步呢？

@有色心没色胆呀 2016-02-05 22:22:28
提前给楼主拜年，祝楼主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感谢楼主的好文，陪伴了我的2015年
2016年继续跟随楼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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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也祝你新年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五十九 走不出的党争



本来大宋朝有一次机会走出党争的，那就是变法之初。

如果那时王安石和司马光能合作，推一个改良版的新法出来，是有可能皆大欢喜的，虽然也有可能再遭到各方攻击，包括新旧阵营的极端分子，以及当年攻击过范仲淹的那些人。但是他们能得到的支持，肯定比范仲淹多。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

可他们错过了。他们曾经是好友，但是在党争的时候，他们一个是拗相公，一个是司马牛，哪怕在给对方的书信里，也是指责多于谅解，甚至只有指责没有谅解，没有谁想过对方可能也是对的，而是都在反反复复的告诉对方，你错了，我才是对的，你听我的吧。

后来又有另一次机会，那就是司马光还朝之日。

那时新党三巨头都已不在朝中，旧党元老也所剩无几，他的威望无以复加。如果他能以自己的威望，尽释前嫌，对新法进行改良，化解矛盾，也未尝做不到。事实上，当日旧党人物，如程颢，范纯仁，苏轼，都主张消饵党争，并用新旧，甚至苏轼还跟司马光辩论三百回合，又一次辩过了司马光。

无奈，司马光执念太深，自从砸完缸之后，他已经成功升级成“司马牛”了，而且他的弟子们呢，也都是些刘挚那样的坚决派，誓与新党斗争到底的。假如他真的跟他的坚决派弟子们划清了界限，谁又知道会是什么结果？王安石无法抛弃自己的追随者，他也一样。再说啦，无论二苏还是二程，观念性情都跟司马光相去甚远。司马光认为二苏类似于道家或纵横家，而苏轼也不太看得惯司马光，无趣得紧。大程认为司马光志大才疏，就象人参甘草或者干脆就是心灵鸡汤，身体好时吃吃没啥，但一不能当饭二不能治病，而司马光当然也看不惯小程过于古板，缺乏变通。

所以这一次机会，也肯定会错过的。

然后司马光去世之后，本来也还有一次机会的，那就是由程颢，范纯仁，还有苏轼，苏辙这帮主张并用新旧的人领导，化解矛盾，推进改良。可惜的是，这些主张包容新党的人，自己就互掐成一团，谁也不服谁，你说这还玩什么玩？

司马光去世之后，旧党马上分成三派。

一派是以刘挚为领袖，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辅的朔党，这一派是经验派，是传统北方派，是史学派，主张贤人政治，渐进改良，主张朝廷要用君子，斥小人，所以新党分子一个都不能留。这派是司马光嫡传弟子的派系，有司马光的金字招牌，又有宫里老娘们的支持，所以虽然论才学可能不及二苏或二程，但风头无两，很难对付。他们是新党的主要对手，当然，也是主要打手，而且，他们还是传统北方士大夫的代表，是“南人不得为相”谶言的维护者，他们容不得那些南方“狡险”或“轻易”之徒占据朝堂，让国家从此多事。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废新法，尽斥新党，阻击南方人，但是对于具体怎么改良，他们的办法却并不多。

一派是以二苏为领袖，吕陶为辅的蜀党。他们上层类似道家，所以王安石用免役，他们反对，理由是差役用的好端端的，何必多事，但司马光废免役用差役，他们又反对，理由一样，还是免役用的好好的，何必多事。他们的下层类似纵横家，主张什么法对国家对百姓有利就用什么法，不管新旧，甚至他们也有一些自己偏重于谋略的主张。他们算是游走于新旧之间。

还一派是以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为辅的洛党，他们是中原派，是经术派。他们主张三代之治，主张王霸之辩，主张在制度上全面恢复上古礼治，汉唐根本无足与论，事实上比王安石走得更远。当然的，他们也对新党最为同情，小程很是表扬王安石“高于流俗”。当然要“高于流俗”啦，世人都说唐太宗多好多好，可是有几个人能象王安石一样主张“三代之治”？世人都说小程成天穿着周朝的衣服装深沉是个神经病，可看看人家王安石，《周礼》治国哎！而大程，就是程颐的哥哥程颢，干脆一开始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支持者，只是后来对王安石身边人的不满才慢慢离开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啦，洛党岂止是旧党中的妥协派，现在简直就是新党的保护者啊。

按理说，洛党和蜀党合作，把朔党干翻，然后联合新党中的妥协派，组成联合政府，至朔党和新党的极端分子，也影响不了大局了，不是极好么。可惜啊，程颢的弟弟程颐和苏轼居然势同水火，甚至互把对方当成奸佞。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个程颐和他哥哥程颢简直就是两个人——本来就是两个人嘛，反正就是区别非常大。他哥哥为人随和，轻松，有趣，后来他的继承者在他的学说基础上发展出了心学。而他呢，古板，保守，克制，而他的继承者呢，则在他的学说基础上发展出了理学。

这么跟你说吧，程颐给哲宗小皇帝当老师，本来这是好事嘛，换成一般头脑灵光的，肯定会多鼓励小皇帝，让皇帝对自己有好感，然后引导皇帝做一个明君，而自己嘛，自然也会成为名臣的啦。可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把皇帝管得死死的，比房玄龄他媳妇，比普六茹坚的皇后管得还紧。这么跟你说吧，有一次皇帝在御花园里走过，看到柳树儿发芽了，嫩绿嫩绿的，就随手折了一根柳条，皇帝毕竟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嘛，这也很正常，就是大人也没啥吧。可他发现了，他不依不饶，他说，皇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爱惜生命，你折柳树，柳树也会痛的，我折你的手臂你乐不乐意？要爱护花花草草，你看这花开得多好，这树长得多好，这是绳命的奇迹啊，这是天地的灵气啊，可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在破坏绳命的奇迹，你在破坏天地的灵气，你摸着你的胸口问一问，你就没有感到一点点羞愧么，你就没有一点点负罪感么？

反正就是布拉布拉地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说得小皇帝终于受不了了，把那根柳条扔掉了，然后赌咒发誓再也不会折树枝了，求求你不要再念了，朕不是孙悟空，就是孙悟空，也玩不过你的紧箍咒啊。

后来司马光听到这事，叹了口气说，皇帝之所以不喜欢我们这些读书人，就是因为有这类货啊。

所以你也应该知道，这样的老古董跟苏轼那种天性达观，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爱开玩笑，爱讲故事，爱吃爱玩爱文艺也爱搞怪的老顽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了。

六十 装逼与卖萌


其实苏轼后来也有点后悔那天说的话太冲了，可是有啥办法，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而且，最重要的是，程颐的确是太装逼了，苏轼是卖萌党的，看见装逼党就想调戏，忍都忍不住。

本质上说，他们两个性情上就不对付，苏轼一点儿也不喜欢程颐，当然对司马光和王安石，他虽然认他们两人是君子，却也不怎么合得来。在他看来，这些人整天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以为没他们天下就不行了，其实没他们，大伙说不定过得会更舒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在程颐看来，苏轼就是个问题少年，打着风流才子名号的小混混，真是小混混倒也就罢了，偏偏名满天下，风气就被这号人带坏了。

他们俩的想法其实都有道理。

司马光，王安石，还有程颐，就是太正经了，太以天下为已任了，把天下都担在自己肩上，所以很容易掐架。因为很简单哪，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为天下兴亡负责，天下兴亡就好比是自己手上运行的一个软件，它将在自己手里完美地运行，世界将在自己手里变得美好。但是天哪，这个软件怎么没有按我设想的去运行呢，这一定是个故障，我得修改它。那么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自然都是些故障源了。

苏轼呢，又太玩世不恭了点，这样也有其他的麻烦，别的不说，有好几个奸臣都被认为，或是自已认为是他的私生子，比如徽宗朝六贼之一的梁师成梁公公就自称是苏轼私生子，在党禁最严苛的时候请皇帝为苏轼平反，还给苏轼刊书，帮助苏轼后人。这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苍蝇不盯没缝的蛋哪，象司马光和王安石坚持不纳妾，甚至轿子都不坐的人，如何冒认？所以，苏轼固然风流而不下流，但如果由他来当政，招来的人有的风流有的下流，可怎么了得？

所以这两个人搞到一起，发生矛盾那是正常的，不发生矛盾那才不正常。苏轼一辈子就和这帮君子搞不到一块去，被王安石贬谪，被司马光贬谪，被程颐掐，而那个板着脸的皇帝赵顼呢，天哪，在他那里差点连小命都搭进去了，幸而他还颇有些女人缘——不管是老女人还是小女人——才有惊无险，死里逃生，为自己的风流佳话再续新篇。

这一次跟程颐的梁子呢，又是跟司马光有关。

那天是九月初六，是司马光的葬礼，同时又是给赵顼送灵牌的日子。司马光的葬礼是小程夫子主持的，给赵顼送灵牌是谁主持的不知道，但苏大胡子为人开朗，又健谈，又风趣，所以送完灵牌之后，倒俨然成了文武百官的领头者。送灵牌纪念活动一结束，苏大胡子就说，走，下一家，然后大伙就来到了司马光的家门口，结果被小程夫子拦住了。

小程夫子为什么拦呢？因为在送灵牌的时候，照例有纪念活动，而且照例，在太庙唱了些纪念歌曲，唱过歌再过来哭丧，不严肃，无法沉浸到对失去司马光的悲哀之中。于是小程夫子就说，干什么干什么，回去回去。苏大胡子很吃惊地说，怎么了，不是要给司马牛下葬么。小程夫子说，改天吧，你们刚在太庙唱过歌，孔子说了，如果我在丧事上哭过了，当天我就不会唱歌。苏大胡子说，我去，原来这规矩啊，可孔子说的是哭过了就不唱歌，也没有唱完歌就不能哭了啊。小程夫子气苦，说，反正不能进去，你这是参加丧礼，丧礼就要有丧礼的样子，咱是政治系，不是表演系。苏大胡子心想，哪跟哪呀，不就随个份子么，你还当回事了，还真以为每个人都会伤心哪。于是他就一边说，丢，政治系不就是表演系么，政客不就是演员么，然后就带人直接冲进去了。

冲进去一看，司马光的儿子孙子一大家子都不在灵前，只有孤零零一口棺材，苏大胡子又震精了，他回头说，喂，老程，话说那个孝子在哪，按规矩不是该在灵前接待下么，现在文武百官都来啦，后面皇上和太后也会过来，就这么对着口棺材？小程夫子说，按照古礼，孝子现在应该悲痛得难以自支，哪里还有精力接待这么多人？苏大胡子气苦，心想，你这老不死的真能折腾，然后脑子一转，嬉皮笑脸的说，古礼？我听说这好象是那个烂泥坑里的不得好死的叔孙通搞的礼吧，怎么，你还当成宝贝啦？

这句话有点意思，要知道的，因为秦火的缘故，很多古礼到底是真的古礼，还是叔孙通搞的，也的确说不清。当然，真要一条条地辩，小程夫子也未必辩不过，但问题是，玩急智，玩脑筋急转弯，程颐哪里是苏大胡子的对手哟，苏大胡子可是没事就跟佛印黄庭坚玩对口相声玩脱口秀的，还美其名曰机锋妙语的。于是小程夫子就这么败了，然后就当场被百官笑得满脸通红，梁子就这么结下来了。说实在的，小程夫子虽然古板了点，却是个真君子，后面皇帝和太后来的时候，也是对着口棺材发表讲话，以及进行赏赐，没见着丧子迎接的，倒不光是只对苏大胡子和文武百官。但是当场把小程夫子搞得下不来台，小程夫子能没意见？小程夫子没意见，他的那些门生，故旧，乡谊，追随者能没意见？人家可是大学者大教授哟。

现在梁子都结成这个样子，洛党和蜀党还能不往死里掐？结果呢，蜀党元气大伤，洛党退出舞台，反倒便宜了朔党。本来朔党就有司马光的金字招牌，有皇太后的撑腰，有上百年的北方士大夫传统，现在更是风光无限，一手打洛蜀二党，一手打新党，把新党贬得一个不留。再接下来，太后没了，小皇帝登基，他崇拜他的爸爸，他以绍圣为年号，又开始复辟新党，而新党的章惇再把旧党往死里贬，贬得“永世不得录用”，而且子孙不得恩荫。党争继续升级，早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君子以气，小人以毒”，最终就看谁毒得过谁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地域之争，性情之争，以及不知道为什么争而争，争来争去，争得一地鸡毛，到底谁是新党，谁是旧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已经分不大清楚了，只知道，这是一个绞肉机，不管你是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大军事家，最后出来，全是一个样子。至于千秋万岁名，算了吧，每个人都在记野史，各党各派各门生故旧，都在记野史，而正史也是修了一稿又一稿，只看谁坐在台上，谁又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苏轼居然有秋娘换马这么残忍的事情，其他人也一样，除了极少数之外，在诸多正史野史里，就没几个干净的。所以就是这样吧，什么新旧，地域，什么观点，立场，政治正确，看开一点，看淡一点，明白了就好。

苏轼明白了，在乌台诗案之后，让他入狱的是新党，但为他说话的也是新党，被他连累的是旧党，但落井下石的也是旧党。他从此变得极为达观，少年时代，他也向望过象汉朝的清流党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但是现在，他已厌倦，只求笑傲大宋，“少读范谤传，老和渊明诗”，哪怕在琼州的苦难岁月，他也是甘之如饴。

范纯仁也明白了，他选择了另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他要象他的父亲范仲淹一样，贬到了哪里，就造福哪里，不抛弃，不放弃，不埋怨，不抱怨，就象他父亲给他取名“纯仁”一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只需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国为民。

蔡京也明白了这一点，他选择了冷酷到底。他们兄弟本来才华横溢，不在二苏之下，却出身卑微，在政治漩涡中多年沉浮，新党首先看中他们的才干，王安石还把女儿嫁给他弟弟，接着司马光看中他五天尽废新法。不管是谁，他有求必应，因为他现在仍然卑微，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天给他一个机会的话，他一定会牢牢抓住，再也不会松开，不管用什么方法。生前身后名是个狗屁，他要的就是现世的利益，他不想象王安石一样回天无力，他不想象司马光一样连坟墓都几乎不保，他不想象苏轼一样差点把牢底坐穿，他不想象范纯仁一样贬谪到七十岁，他不愿意象新党旧党的很多人一样永世不得翻身，那种被贬来贬去的日子，他是一天也不想去过了。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大宋朝的风流天子即将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