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年23岁。

我参加四清，是在1965年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之后，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前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被称为小四清，这之后进行的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大四清。

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四清工作队组成人员的来源也扩大了，除了从地方党政企业抽调人员外，大学在校学生和待分配毕业生、部队干部也参加到运动中来。

我1965年6月参加的第一期四清是在四川达县的陈家公社，这个公社场镇范围很小，其实就在半山腰的一个旧的小庙内。山门被封闭了，改由两侧进出，原来的山门处成了供销社，大殿改为会场，两边的厢房是公社的办公室和宿舍，殿前的坝子成了赶集的广场，在周边还有信用社、农技站、食堂等，后山上是个小学。这个公社不通公路，与外界的货物进出，全靠牛来驮运，每到后半下午，就能远远地听到牛脖子上的驼铃声，在公社的人就会齐聚到解放碑来，等着看供销社今天又进了啥子新货，有不有自己中意的。

参加这个工作队的有重庆大学一个班的师生，他们幽默地把殿前地坝戏称解放碑，进场的两个路口一个是两路口，一个是朝天门，食堂门前就是较场口。赶一次场，他们就能走遍全重庆了。达县地区的这期四清，重庆大学有两个系的师生参加，但下一期后，就没有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原因不太清楚。

参加这个工作队的还有几个待分配大学生。什么叫待分配大学生呢？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来到达县地区报到后，有几十个人没有马上分配具体单位，而是被集中到近郊的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他们被称为待分配大学生。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有点问题，要么是家庭出身问题，要么是本人表现问题。在劳动锻炼了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参加了两期农村四清工作，然后在1966年的6月，他们才进行了分配。这种情况在1989年又重新上演，这年被分配来达县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中，又有几十个被集中到一个国营煤矿待分配，参加领导锻炼。我的儿子1990年从复旦大学电子材料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重庆天府煤矿一矿，矿上与他专业相关的唯一设备是一台电脑。所以，在我看来，国家包分配，未必比现在的自由择业强。

我被分配在场镇工作组，同组的有两个从地级单位抽来的干部，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还有两个就是待分配大学生。这是两个女生，都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都在地区医院做医生。
因为交通不便，这里的水果非常便宜，而他们虽然在待分配中，工资却仍然是按大学毕业生的标准领。所以，每个赶场天他们都会买一大堆水果，然后就大声地招唤我去他们屋里，有说有笑地吃水果，却不喊两位组长。

我那时很天真地把这看成是年轻人之间的这次交往，但两位组长却不这么看。他们对我进行了一些旁敲侧击，我都没有听懂，当然也就没有在意。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学校的教室里和我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单独谈话，要我停止和两个女生的谈情说爱，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我感到莫名惊诧，我认为我并没有和他们在谈情说爱，我们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这种说法是冤枉了我。同时，我是个初中毕业生，在学历和工资水平上和大学生的差距甚大，我如果去追求大学生，无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是把她们当姐姐在关怀我，而且从我参工以来，受到过很多像这样姐姐般的关怀的。两个组长对我的执迷不悟很不满，不久后，我就被从场镇工作组调到偏远的八大队工作组去了。每逢回公社开会时，她们仍然喊我去吃东西聊天，两位组长不招呼我，也不管我了。

这两位组长都是党员，他们的政治觉悟性确实非常高。而在当时生活作风问题确实是很受重视，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了错误，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出于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在挽救我，在我执迷不悟的情况下，就把我调开。后来，其中的一位不断进步，最后升任了地区卫生局的局长。

八大队工作组只有六个人，其中有两个是重庆大学的助教，一个是女大学生，还有一个待分配大学生。组长一心只考虑工作，对他人的私生活不过问，其他的都是年轻人，在一起工作得很轻松很愉快，唯一老火的事情是晚饭。我们是住在一个贫农家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家的晚饭通常是9点多才开饭，农村没有电，如果早点开饭，也就可以早点睡觉。因为开饭晚，就只能干等这顿饭，有时都咪了一觉了，醒来还没有开饭。这顿饭又经常是红苕为主食，清水醪糟代替稀饭，一碗挂面做菜，吃了后胃里面老是冒酸水，造成了我以后见到红苕就冒酸水的毛病。

因为是参加四清的第一期，又缺乏社会经验，只知道按照组长分配的事情去做，稀里糊涂地半年过去了，这一期四清运动就结束了。

1965年11月，我在大竹县东柳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运动。

在送我们从达县去大竹的货车上，有十几个年轻人一眼就能辩认出来，他们是待分配大学生，其中有三个很活跃，不停地在唱歌和欢笑，让两个小时的旅途毫不寂寞。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女大学生，眉头紧锁，好像有满腹的心事。

到大竹后，先集中住在县委招待所，学习文件。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卧具的，招待所提供空房间，铺一层干稻草在地上就行了，我们就在地上打通铺。当晚分组，我发现车上的那个心事女生和我分在同一个大队工作组，名叫J君。在学习文件的同时，那几个活泼的大学生在筹备一台联欢晚会，要排练舞蹈《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他们跳舞，但需要人给他们伴唱歌曲，因为那天在车上我曾经跟着他们唱歌，就找到我做伴唱。组长同意了我和他们去排练，我开始招募队员，首先就是动员本组的两个待分配大学生。那个男生确实唱歌不行，而J君用一句“没心情”就把我打发了，给我留下个孤傲的印象。我只得去其他组招人，最后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几天后，学习结束，集合进村了。东柳离县城只有三里路，我们背着各自的行李，步行前往。我发现J君的被盖卷个头最大，还有箱子和两个小包，我打算帮她拿一个，被拒绝了。到达公社后，又马上跟着大队书记进村，我看到J君行军的速度明显跟不上趟了。这天早上细雾朦朦，二十多米外就看不见人影了，好在是走在干道公路上，不会迷路，只有最后的几十米是小路。我是紧跟着大队书记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大部队到达后，组长清点人数，发现两个待分配大学生都没有到，我自告奋勇去接他们。返回路上，首先碰到了那个男生，他是个高度近视眼，薄雾老是在他的眼镜上结水，看不清路，不得不停下来擦眼镜，就掉队了。他拒绝了我的帮助，让我快去接后面的J君，她已经累得走不动了。我跑过去时，J君正停在路边大口地踹气，可能是真的累坏了，她这次没有再拒绝，让我把她的被盖和箱子都接了过来，只提着小包跟着我到了目的地。

这个大队位于汉渝公路西侧，在离公路约100处，有一个小山包，大队部就在山脊上，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街，还有个小学校。我们起初就住在学校里。晚饭后趟在床上，听到屋外传来合唱声，循声寻去，是小学的老师在组织学生练唱节目，J君早已在那里了。老师带着学生鼓掌，欢迎工作同志唱一个，J君照例是拒绝，我的歌唱赢得了他们的喝彩。唱完后，准备回屋，意外地，J君居然主动邀请我去她屋里坐坐。她边给我削水果，边对我进村时的帮助表示感谢。我惊讶她竟然带了水果，她说她带了很多生活用品，所以被盖卷就特别大特别重。，我笑话她是在搬家，这次聊天，把我以前对她的不好印象都扫荡干净了。

工作组有12个人，聚集了四方面的人，J君是唯一的女性。有两个大竹当地驻军的军官，一个是营教导员，已经成家了，担任工作组副组长，还有一个是排长。教导员做事很谨慎，他在和异性谈话时，一定不会关门，以免招来流言蜚语。有两个来自地级单位，我是其一。还有两个待分配大学生，男生毕业于四川农学院，被组长安排做办公室工作，另一个是J君，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物理系。还有六个人来自邻水县各个单位，其中一个区委副书记担任组长。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个定点联系的生产队，照顾女生，J君分在大队部山包下的9队，我分在了较远的4队。

我们要和社员实行三同，不能自己开伙。一般说来，我们下队时中午就在队里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早晚两顿就都是在搭伙户吃饭。每顿饭我们要给农民交三两粮票和一毛钱伙食费（搭伙户是按月集中交），在公社时代，粮票和现金对农民来说，都是稀罕物，所以农民是非常欢迎工作组在他们家里搭伙的。我们全组12个人，开始时是在同一家搭伙，这户人一个月就至少可以收200多斤粮票、70多元现金。但好景不长，他们家里自留地的菜长不赢，不久就出现蔬菜荒了。组里就决定，分散搭伙，就在附近的生产队，每户农民家搭两个人，我被分到J君的联系队和她一起搭伙。

这就是命运弄人，在上一期四清，组长认为我和待分配大学生在谈情说爱，一心要把我和她们分开；而这一期，组长却偏要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就这样，我们每天至少有两次单独聊天的机会，相互之间越来越了解对方了。

J君也是出身不好，她父亲是国军海军舰长，因海难早逝，母亲没有改嫁，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她母亲在学校时曾经集体加入过三青团。也因此，她毕业后就待分配了。她又天真善良，爱记日记，上一期四清，组长是个老党员，她看组长工作忙，有时就帮组长洗洗衣服，在日记中也有夸赞组长的话。没料到，四清中途，组长的老家来人，说他是个富农分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随后就被双开并带回原籍去了。工作组的人偷看了J君的日记，把她和组长的关系理解得很暧昧，对她进行了批判围攻。为此，她非常委屈和窝心，为了不让母亲担心，还不能告诉母亲，也没有其他倾诉对象，就整天的抑郁寡欢了。

她大学毕业时，由老师牵线，她和同班一个男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个男生分到成都，正一心追求进步，在给她写信时就老是要求她要入团。她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现实情况，怎么可能入团吗，这也让她非常苦恼，有苦也不能向男友诉。

现在有了我这个饭友（一同吃饭的朋友），同样是出身不好，同样是父母早逝，而且因为性格乐观，又早工作几年，既能耐心听她诉说，又能以自己的见解帮她解忧，让她很高兴。

例如，关于记日记，我说：我从来不记日记，那就是给自己记罪证，不管你记的啥子内容，都可以给你分析出罪状来。他们偷看了你的日记，不是他们太无耻，而是你自己太天真了。又例如入团问题，我认为对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来说，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不被打成敌人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敢奢望入党入团。要入团人党，你得付出比别人多五倍的能力，而入团入党后若出了问题，还要罪加一等，你上一期的那个组长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听了我的话后，她很认同，心结逐渐解开了。

@ringsfox 2楼 2014-06-16 16:37:37
楼主，66年23岁，今年71了吧？真不容易，祝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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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在分户搭伙的同时，我们的住地也改到了大队部办公室。J君单住的小屋就在我们住房的隔壁，中间隔着一道木板墙，每天早晨，她就在墙那边喊我去吃早饭。有天早晨，天气特冷，我赖在被窝里不愿起床，她就开始显示妇女本色，在那里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念叨，催我起床去吃饭，我实在受不了她的絮叨，只好无奈地起床了。正当我坐起身来去取搭在被子上的毛衣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截约尺长的桷子板和十几匹青瓦砸在了我的枕头上，如果我的脑袋这时还在枕头上，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被吓呆了，听到响声过来的人们也被现场的情况吓到，一边问我受伤没有，一边检查我的状况。我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摸摸周身上下，竟然一点也没有受伤，一场虚惊而已。J君也过来了，着急地问我伤得怎样？知道我没有受伤后，她松了口气，然后得意地宣称：今天是我救了你的命，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以后得听我的话，叫你起床就起来。我觉得她主观上虽然不是要救我的命，但客观上确实是救了我，我也就只能连声谢她了。

几天后，在公社开会时，全工作队的人就都知道这件事了，那几个跳舞的大学生还专门来慰问我，我一打听，原来J君把我这件溴事逢人就讲，还特别强调是她救了我一命。我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只好在去吃饭的路上求她别宣扬这件事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欠你条命好不好！

我们搭伙的农民家只有两口人，一个老妇和他的儿子。每顿饭都是白米干饭，两菜一汤，比在陈家农村的伙食好得太多了。但是主人却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虽然我们一再说大家一起吃，他们却以各种理由推托。后来，J君告诉我，大娘觉得收了我们的伙食费，就不能亏待我们，所以给我们做了那样好的饭菜；但这种饭菜他们又吃不起，就只有和我们分开吃了。我们以后就没有再提一起吃的话了，但是我对大娘是非常感激的，在陈家吃瘦了的我，在东柳又开始胖了起来了。

东柳的街道只有100多米长，分布在大（竹）粱（平）公路两侧。这里的醪糟很出名，软绵香糯，每次去公社开会办事，我都要去吃上一碗。特别是在春天吃醪糟时，老是有蜜蜂围着碗边飞，又不敢用手去挥赶，怕被它蜇着，只有快点吃完，时不时的可能就有蜜蜂被淹死在碗里了。

每天早晨都要喊我起床吃饭的J君，有天突然没有喊我了，我乐得多睡会儿。奇怪的是大家都去吃饭了，她还是没有喊我起床，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就起床去看她。她没开门，在屋里有气无力地说她人不舒服，让我自己去吃饭。我吃完饭后，给她打了饭菜，带了回来又去喊她，她给我开了门，说不想吃。我看她脸色不好，用手背试试她的额头，在发烧了，就给工作队队部的医生打了电话，请他来看看。我们工作队配有一个专门的医务室，医生和护士都是地区医院派来的。放下电话后，我怕医生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找不到路，又出去到路上接他。医生查看了J君的病情后，说得送去公社医院住院。J君这时候已经不可能自己走去公社了，我就跑到搭伙户家里，让他们生产队找几个人来抬J君去医院。很快，生产队的人就带着竹滑竿来了，我随着滑竿一起，把她送进了医院。经过检查，工作队和公社医院的医生一起会诊，初步确定为重感冒。

把J君在病房安顿好之后，我又让她把她的房门钥匙给我，去给她取住院要用的生活用品。同时，找到工作组长，向他汇报了J君需要住院的情况，组长就安排我在J君住院期间去照顾她。此后的几天里，每天三顿饭都是我给J君送去，从早到晚的其余时间就留在病房里陪她，直到她痊愈出院。在她向我道谢时，我开玩笑道：“你救过我一命，我也救过你一命了，我们两清了，我不欠你的了。”她说：“清不了，我不救你你就没命了，你不管我我也不会死的，你还是欠我的。”我只能无奈地说：“你们女人真不讲道理。”

@ringsfox 8楼 2014-06-17 20:21:07
写得挺有意思的，您在那时候居然不觉得下农村是苦事，挺乐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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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干部，经常要参加劳动和去农村参加各种各样的中心工作，大家都要轮流着去。不能去只能说明你在政治上有问题不够格，例如那些待分配大学生，在《二十三条》下达前，他们就不能参加四清工作。所以，到农村参加这样的中心工作，大家也不觉得是苦事。

每天吃饭来回的路上，我们总能找到聊天的话题。有一天，她告诉我，他们在南外农村待分配时，经常进城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这个露天电影院就是我们单位办的）。有次轮到她去买票，买了票后突然下起了雷阵雨，她还在我们的办公室避了一会雨。我马上就开玩笑：怪不得我觉得你面熟，原来我们早就认识了。她笑道，让她避雨的是个中年女同志，然后，她问我，工作队结束后，以后欢不欢迎我们再去找你买电影票啥的？我就用杜甫的诗句答复她：“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冬去春来，天气暖和了起来，我们公司的汽车电影队来东柳慰问放电影来了。晚饭后，我鼓动工作组的人和我一起去公社看电影，不知道为啥，他们都不表态，只有J君要去。在去公社的路上，又说到了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的命运问题。我给她讲了红军西路军西进的始末，并感慨到，人有时候是很卑微的，真的就像蝼蚁一样。如果历史前进的车轮压到我们粉身碎骨时，我们只能怨自己的命不好，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顾忌蝼蚁的性命而停止前进，也不可能先把蝼蚁移开后再前进。

我和J君是坐在放映台看的电影，这是个汽车电影队，配有一台中型吉普车，在东柳这一场放完后，电影队就要开车返回公司了。因为天气已经暖和，我让电影队明天在公路边等我一下，帮我把冬天的衣物带回公司去，丢在我屋里，这样我以后回去时行李就轻松得多。在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J君说她也想把冬天的衣物先带回去，我一下就想到了她的大被盖卷，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们等在公路边，把打包的行李让同事带了回去。

这期四清结束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送我们回达县的照例又是货车，我打算自己去买票坐客车回去。把我的想法对两个待分配大学生一说，他们都要坐客车，就委托我一并买票，我就打电话给大竹电影院的同志委托他们提前给我买好了三张车票。

离开东柳前，工作队又组织了一台联欢晚会，我也出了节目，是和那几个跳舞的待分配大学生合作的，对唱《白毛女》里的“北风吹”，我唱杨白劳，那个女生唱喜儿，演出很成功。那个女生是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后来曾在万源县民办中学任教，在后面的回忆篇章中，她还会出现。她同伴中的另一位，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四清后被分配到平昌的驷马中学，再想法调到达一中，1984年被破格提拨，连升三级，最后在地区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

在公社和工作队的同志一起聚餐后，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大竹县委招待所住，准备第二天乘车回达县。这个时候，J君告诉我，工作队的队长知道了我们要坐客车回去，要我们帮他也买一张明天的客车票。我对此很感恼火，我是提前请当地人帮忙买的票，我自己在大竹也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个时候了，到哪里去买得到票吗？见我生气了，J君忙安慰我，这张票由她想法解决。她带我去了车站，找了一个人，还真买到了一张第二天的客车票，我才转嗔为喜了。原来J君的母亲在省运输公司达县公司工作，那个人是曾经与她母亲同事十几年的同志。

在招待所安顿好后，J君邀我去散步。月色下的县城郊外，格外地静谧，J1君说了一些我当时听来莫名其妙的话，我也就没有回应。

在达县车站下车时，我们看到电影院的广告牌，正在放映我们很想看的一部影片。我自告奋勇，由我去买票，看下午的某场。回宿舍收拾好后，我赶到电影院去，那场电影已经客满了，好不容易找到两张票，还是1排的。我想我是电影公司的，在电影院看电影可以不要票，还可以自己带个凳子进去坐，那两张票就给他们两个人去吧。到了约定时间，他们都来了，看得出来，J君还是刻意打扮了一下的。我把只有两张票的情况和我的想法说了，那知道，J君很不高兴的就拂袖而去了，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我们两人去看了。

回到家中打开行李时，我看到了J君托我们单位车带回来的冬装行李，又想到了下午在电影院门前她生气离去的情景。起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电影票的事我已经尽力了，我还委屈了自己，把票让给了他们，座位虽然太靠前，也是没办法的事呀，为啥就那么大的气呢，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然后就想到了她头天晚上在大竹郊外散步时，说的那些我当时听来是莫名其妙的话。思来想去，突然灵机一闪：她莫非是喜欢上我了？

在以前看过的文学作品中，对那些在男女关系问题上被写得傻呆呆的男生，如梁山伯、董永等，我总不太相信，那有那么傻的男生，这时我才知道，我就是这种傻呆男生中的一个。J君就是因为我们要面临分别了，也许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才在昨晚对我做了大量的大胆暗示，我却呆头呆脑的一点也没有反映。今天的看电影在她看来又是个好机会，借和我坐在一起观影的机会，她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表现，而我却又傻头傻脑地主动让她和另一个男生一起看电影。她生气不是因为座位太差，而是因为我太不懂风情了。

我表现得那样傻，没有体会到J君的心意，也有我的客观因素。因为一直以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去追求她，更是没有想到她会喜欢上我。一来，她是大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我们在学历和收入上差距太悬殊了，那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此，在陈家场镇工作组的组长批评我和女大学生在谈情说爱时，我觉得很委屈。也正因为心地坦然，别无他念，我在J君面前的表现就最真诚、最真实，反而增进了她对我的好感；如果一开始我就流露出追求她的意愿，她到可能对我心存戒意了。二来，我是知道她有男朋友的，虽然有矛盾，但那毕竟是大学四年的感情呀。我怎么会去趁人之危，挖人墙角呢。

我又回忆了我们之间的全部交往过程，我觉得她在很多方面和我有共同语言，也是一个大方能干、善良可爱的好姑娘，如果能和她结成终身伴侣，那是我的福气。我决定在她来取行李时，要把这件事情说说清楚。

当天晚上J君就来取行李了。确实如我分析的，她对我下午处理电影票的方式，非常生气，也非常失望，完全辜负了她的一片痴心。失望之余，她也有点死心了，决定放弃这段感情，打算取了行李后马上离开，从此再也不见我了。

我请她坐下，我有话要说。当我还在结结巴巴、嗫嗫嚅嚅地说着我的“分析”时，她已经温柔地靠在我肩上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确定了。

我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15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J君这批大学生都分配了，她分到万源县，在县里报到后，又被安排去参加城市四清工作。我去了大竹县的石子公社，参加我的第三期农村四清。

这个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在农村的四清仍然在按原定部署进行，但不受到印象是不可能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当时称为“破四旧，立四新”。 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8月，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 他们把基于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改街名、店名、人名，砸庙砸碑砸匾，烧书剪衣服，抄家打人等等暴力行为在各地风行，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好得很》予以充分肯定。

很快，这股风就刮到农村来了。首先受到全面冲击的是神龛。那时每个农民家正对大门的墙壁上，都设有一个神龛，里面贴有一张红纸，上书“天地君亲师之位”几个大字，下面有各家的先人牌位和香炉，经常供奉着香火。开始是有学生娃儿回家去砸自家的神龛，有的还被父母反对和数落，但在大势所趋下，各家各户都主动撤下牌位，去街上“请”回一张毛主席像来，把“天地君亲师之位”覆盖了。

抄家活动则是从上而下布置的了，不过在形式上是由城市里的红卫兵学生或农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出面而已。被抄家的对象，除了明面上被列入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还包括国民党时期的党政军宪特人员，反动会道门头目，律师神父修女，神棍巫婆阴阳等迷信职业者。我所在大队，是由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会”）去抄的家，抄来的东西都放在了我们工作组的住地。

抄家时重点是要找两类东西，一个是变天账等反动罪证，另一个是财物。我们大队虽然在几个迷信职业者家中抄来了几本算命卜卦的书，但那是他们的职业工具；而在唯一的一个地主分子家中，却什么有用东西都没有抄到。对比县里面发来的通报，这个地方抄出了变天账，那个地方挖出了埋在地下的银元，我们显然落后了。工作组决定发动群众深查深挖。

在贫协会上，有人揭发，说在解放前看到地主婆（已去世）戴过一个金戒指，在土改分浮财时，没有见到这个金戒指，可能被他藏起来了。于是马上开会批斗地主，他交代老婆原来是有一个金戒指，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金戒指卖了钱用于治病了。

开贫协会分析，大部分人认为地主是在狡辩，金戒指一定是被他藏起来了。有人献策，地主家今晚一定会商量如何藏好金戒指，可以派人去偷听。但是，去偷听的人还没有走拢地主家，他家的看门狗就叫了起来，失败了。第二天，人们随便找个借口把地主家的狗打杀了，然后，连续偷听了两个晚上，什么有用信息也没有听到。

再开会分析，大家认为地主已经警觉了，再想智取已经不可能了，只有正面强攻了。决定由贫协会员分工组成两个战斗组，一个是批斗组，通过批斗地主，逼他自己交代；另一个是搜寻组，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搜找金戒指。我们工作组居后策划指挥，底线是不要把人整死整残了。

在批斗会上，地主交代的还是老话，群众开始给他坐“喷气式飞机”---弯腰90度，两手臂向斜后伸直，与背平行，其上半身就像喷气式飞机。见他还是顽固不化，又改为“打排球”----把他的两臂平举绑在一根扁担上，置于人圈中，周围的人用力推他手臂或后背，他就踉踉跄跄地窜向一边，那里的人再给他一推，他又跌跌撞撞的奔向另一边，如果平衡不稳，就只能直挺挺地倒下去。人们再把他扶起来站好，开始打第二场球。这个地主还是不改口，群众又给他换个新玩法：用干燥的细麻绳绑在他赤裸的双臂上，然后往麻绳上浇水，麻绳收缩收紧，甚至陷入到肉里面去了。他受不了了，大喊：我交待我交待。给他松绑，那手臂上麻绳印迹清晰可见。他缓过气来后，卜通一声跪了下去，不停地以头触地：求求你们了，我家真没有金戒指了呀，饒了我吧。群众感到上当受骗了，七嘴八舌地骂他，然后又换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教育”他。折腾了一整天后，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群众也困倦了，才让他回家去吃饭睡觉。

有群众建议，换班批斗，24小时连续作战，他肯定就熬不住了。工作组担心，那样做他的命也可能会保不住了，就没有同意。

就这样连续批斗了地主三天，结果还是没有问出金戒指在哪里。

搜寻组则采取了换位思考的方法来找线索：如果我是这个地主，我会把金戒指藏在哪里？有人说，可以埋在地下，于是，地主家里和附近的地面都被挖了个遍；有人说，可以藏在灶里，于是他家的灶被挖开了，烟囱也被打了；有人说，可以埋在祖坟里，于是他家的祖坟也被挖开了。三天的时间里，一切可以挖的地方都挖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金戒指。

这个时候，地主的家也不像个家了，人也不像个人了，长时间的站立批斗，他的两条小腿已经肿得来上下一样粗，发白透亮，成了“大象腿”。按照我们在饥荒时期的经验，如果再斗下去，他必死无疑，而斗争的一无所获也使得群众的自信心和斗志降至到冰点。工作组和贫协商议后，只好鸣金收兵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还推红了《毛主席语录》本和语录章，红卫兵人手一本的红宝书，让农村青年羡慕不已。我联系的生产队的青年来问我，有没有办法买到红宝书，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用“革命老区一群农村青年”的名义给上海新华书店写信邮购，在信里面反复表达我们多么渴望红宝书。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十本免费赠送的红宝书。我留下了两本，其余的给了队里的青年，把他们高兴惨了。

周总理在接见时戴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语录章，也引起了我们的羡慕，这个章没有地方卖，我们就开始仿制。材料是牙刷和罐头铁皮，有一种牙刷柄是透明塑料做的，截下一段就是章的盖面，在一张小红纸上用黄色颜料写上“为人民服务”，贴在牙刷柄后面，再用剪下的罐头铁皮裹住，铁皮后面再焊上一个别针，一枚语录章就做好了。后来有了大量的毛主席像章，才不再戴这个语录章了。

同时开始流行的还有毛主席语录歌，这个是刊登在报纸上的，由劫夫作曲的最多。从此，我们在赶场天，就在场镇搭起台子教社员唱语录歌，开会前也组织社员唱语录歌，。劫夫谱的曲调很有特色，也很容易上口，平时不太唱歌的农民都能很快学会。

上级的一个文件通知，让全国所有的电影故事片都封存停映了，电影院都只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这个影片被称为“宝片”，首次运到地方时，地方的官员是要去亲自迎接，给宝片披红挂彩，抬上一段路的。毛主席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就有了八部宝片，都要组织全民观看，所以电影院还不愁没有观众。

我们远离城市，只能从报纸和广播上得到一些信息。而从县城传来的消息，听说城市里面乱得很，党委和政府已经管不了事了，书记和县长也在挨红卫兵的斗，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红卫兵已经到了大竹了等等。为了能搞清楚情况，我给在重庆大学读书的一位同学写信，请他给我介绍一些情况，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回信和一大包传单。

在信的上端，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遵循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此后的文革十年中，所有人只要写信，那怕是情书，都要在信的正文上端，先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

同学让我看他寄来传单，看完自然就明白当前的文革局势了。最后，他对我的名字提出了严重警告，要我马上改名，否则断交。

我的名字是“继修”，其中的“修”字是我们这一辈的字辈。在当时的反修背景下，这是一个敏感字，加上文革中罗列罪名的恶风，这个名字的含义会被人解释为“继承修正主义”，确实很严重。J君告诉我，万源有个教师，家中兄弟四人，都是解放前出生的，父亲取名时，就顺序地取了“中华民国”四个字，在文革中，父子五人都被批斗，最后四兄弟都改了名。

我决定改名，J君很喜欢有部影片中的男主角肖继业，就建议我改名为“继业”。但干部要改名得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后，去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所以，在四清结束回到达县后，才正式成功改名为“继业”。

在“破四旧”席卷全国的浪潮中，改名的事例数不胜数，凡是被认为涉及“封资修”的名字都得改，即使不涉及“封资修”，也要改个更“革命”的名字。我的家乡重庆就有多处地名、街道名被改：朝天门改名为红港，鹅岭改名为红岭，、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改名为反帝路、反修路、幸福路。，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 上海的《新民晚报》改为《上海晚报》，《大公报》改名为《前进报》，广州《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广州白云山改为红云山，有种食品名叫“西米”，就被改名为“东米”。最荒繆的是有人提出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成都市改为向东市，沈阳市改为升阳市，列队口令中的“向右看齐”改为“向左看齐”，交通规则中的“靠右侧行驶”改为“靠右侧行驶”。

我虽然改了名，但后来在被批斗是，仍然难逃“罪责”，“革命群众”的揭发说：你改名继业，就是要继承你家的反革命事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同学寄给我的那包传单，内容全面丰富，我看了之后，结合对文革发展过程的回顾，对文革确实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正在搞的四清运动，毛主席已经不屑一顾了，他在文革里面发动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矛头所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身边的“赫鲁晓夫”，运动的方式就是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让他们作为火种，去全国串联，冲击当地的各级党委政府，发动群众，用“四大”的形式，自己解放自己。

传单中，有不少是关于“血统论”的。对“血统论”的最简洁的注脚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文革中，则化身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因此，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是由清一色的“红五类”子女组成的，他们认为“根正苗红”的他们是天生的革命者，当时的很多打人抄家抢砸事件都是他们出面干的。但是，后来他们中间不少人的老子也成了“走资派”，成为了运动的对象，他们也尝到苦头了。

这里要解释一下有关阶级划分的知识，只有了解这些知识，才能理解文革中的很多事情。

在过去的个人档案中，经常出现的两个词项是“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后者就是每个人的阶级身份，例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地主”“资本家”等；而每个家庭里家长的成份，就是这个家庭其他成员的家庭出身，例如：地主的子女的出身就是“地主”，工人的子女出身就是“工人”。在每个人一生的每个阶段，像升学、参工、提干、升职、入团、入党、结婚等等，这个家庭出身都是要考察的重要内容，起到重要作用。像现在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男主角要和资本家出身的女主角结婚，组织上就不同意，他通过特殊的途径坚持与女主角结婚后，升职进步就受到了很大影响。

阶级成份的划分，是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完成的，划分标准主要是家庭经济状况。

在农村，依据的是土地所有权和剥削程度：拥有土地，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靠出租土地收租或雇工生活的是地主，家庭的主要成员就是地主分子；拥有土地又有雇工但本人和家人也参加劳动的，雇工劳动量（剥削量）在25%以上的是富农，家庭的主要成员就是富农分子，雇工劳动量在25%以下的是富裕中农；不雇工，不租地，自种自有土地是中农；要部分租地或打零工的是下中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全靠租地或做长工维持生活的是贫农。这些阶级中，贫下中农是依靠对象，地主富农是专政对象，其余是团结对象。还有一种情况，有少量土地出租，但属于自己没有劳动能力或在城市居住的，称为“有小土地出租”，也属于团结对象。

城市阶级成份的划分要复杂得多，简单说，工人阶级是依靠对象，资本家是革命对象，但还可以改造，小资产阶级等是团结对象。

作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的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统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增加了右派分子，改称“五类分子”，文革中称为“黑五类”。在文革的新形势下，又增加了资本家和黒帮分子，成为“黑七类”。他们就像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一样，随时任人欺负、任人敲打、任人侮辱，不得有半点的反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们的子女亲属也在各方面备受岐视。

相对应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种成份被称为“红五类”，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随后，四清工作队全部撤销，我们回到各自单位去了。

J君所在的城市四清工作队也撤销了，她被分配到大竹河中学，一个不通公路，要步行150里路的偏远的农村中学。她去报到时，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很多学生都出去革命串连去了。

我们公司在文革开始后，也楸出了一个“牛鬼蛇神”Z某，他是个高中生，在单位里这是最高学历了。他1950年就参加工作，但因为出身不好，职务升不上去了。他平时就爱说这说那的，1959年反右倾时就被批判过。这次被楸出来后，就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公司不是有台中吉普车吗，在停车棚的后面，有一个用于放轮胎、汽油、零件等杂物的不到六平方米的小屋，在运动中被改做了“牛棚”，专门用于关押“牛鬼蛇神”。由于文革中政治风云的变幻，这里关押的具体人员也在变动，前后换了五拨人，最后是把我关进去了。

达县远离北京，当北京在斗走资派的时候，达县仍然按历次运动的规律，楸斗Z某这样的“老运动员”。虽然也成立过“文革领导小组之类的，但都是对领导惟命是从的。在十月份后，外地的红卫兵来了达县，才开始发生了变化。Z某这样的批斗对象被“解放”了，地委行署受到冲击了，领导的话不那么管用了。我们公司也开始发生分化了。

公司里一些“红五类”出身的运动积极分子，这时正在夜以继日地忙于保卫地委领导，他们后来基本上都参加了B派群众组织。有部分中年职工，他们要么出身不好、要么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要么反右倾时被批判过，总之就是“屁股上有屎”，他们处于观望状态，很怕运动整到自己头上来。这部分人，后来成为了“逍遥派”。但在他们认为“大局已定”时，他们也会参加到某派群众组织中去，还表现得很积极。

而公司有对青年夫妻，也是“红五类”出身，他们在去北京参加串联回来后，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开始造反了。因为这个组织的头目（当时称为“勤务员”）姓侯，其成员就被老百姓戏称为“猴子兵”。他们不但不恼，还以这个称呼为荣，因为猴头孙悟空就是个造反的祖宗。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顾不上造本单位“老当”的反，还主要是在社会上进行造反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公司一批出身不错的年轻人也参加到了这个组织中，并且在公司里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取毛主席诗词里的句子“五洲震荡风雷激”，名为“风雷激”战斗队。

当时我们爱搞一些简称，其格式就是在某名称的第一个字前面加个“老”字。例如：转业军人就简称“老转”，保守派简称“老保”，造反派简称“老造”，单位领导即当权派，就简称“老当”了。

@wjy2678100
我是一个年届七旬的老头子。要说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和国家各个时期的政策那是高度紧密相关。可以说，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拐点，都是当时政策催生的产物，这也就使得我的一生的经历多姿多彩，颇具故事性。

我想将我这一辈子经历中的一些事讲给大家听，这也算一种“野史”吧。但有时主要不是讲我的故事，而是讲当时的社会事实，以便大家能更真实、客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同时，为了便于现在的年轻人加深理解，会对一些背景进行一些说明。

我只会拼音输入，打字的速度有点慢，可能更新的速度也就慢点，请大家理解。

上面的文字，是我在另一个帖子《我亲历的大跃进和三年饥荒时期》里的开场白。那个帖子写完后，就开始写本文。我认为这是上一个帖子的继续，没必要再来个开场白，所以一开始就是突兀的一句“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在后来的互动内容中，我明白了有一些网友并不知道那个帖子，也就对我写的内容有疑惑。因此，我将这段开场白补发一下。

文革中，老百姓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从报纸上发布的中央的重大活动出席人员名单和照片上，来观察中央的人事变动和运动动向。如果某个要人的名字从名单里消失了，或者没有出现在照片中，大家就会纷纷猜测他是不是靠边站了。因此，活动参加人名单的发布也就更严谨了，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还有XXX（没有“同志”两个字）”这种特殊形式。就是在我们常见的正规名单列完之后，加一个“出席会议（或宴会等）的还有XXX、XXX”，似乎表明这些人没有被打倒，但又还有些问题。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余秋里在这个“还有”中出现得最久，经常可以见到名单的最后一句是“还有余秋里”。

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的国庆活动照片中，就发生了换头术事件。

这年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当时主管中宣部的陶铸见送审照片中没有邓小平，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于是，新华社就进行了“技术性处理”，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的头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头像见了报。1967年初，继刘邓之后，陶铸被打倒了，成为“第三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全国的所有学校都停课了，学生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外出串连的学生还有老师，标准的装束是一身草绿色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脚蹬解放鞋，挎一个草绿色的布袋，当然手上少不了有一本红宝书。他们不用带行李，也不用带钱和粮票（如果要带这两样，可能很多人就出不了门了），因为按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有接待站接待他们，管吃管住管治病发药。坐火车汽车轮船也不要票，随便坐，坐到哪里都行。当时火车站的热闹程度，比现在的春运有过之无不及，车厢里，不仅坐满站满了人，座位下边睡有人，因为红卫兵都没有行李，于是在行李架上也睡了不少人。有的红卫兵，就借此机会，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然后走向全国各地，把造反的火种也传到了全国各地。

这时达县社会上斗争的焦点是传媒工具的争夺，不是用文字，是用拳头。达县地委有一份机关报，虽然不是办得很好，但在当时交通通讯不便的情况下，它是当地老百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达县县委则有个广播站，广播网络遍布全县：在城镇里，每家每户都接入了一个小喇叭（不愿意听的时候可以关掉），不少店铺也安了小喇叭；城镇街头和农村的田野上还有数不清的高音喇叭。广播站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是影响底层民众认知的重要工具。因此，报社和广播站就成了当时双方争夺的焦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场争夺战。报社有个下属的印刷厂，这时报纸已经停刊了，厂里的工人就被安排来守卫报社，大门是关紧锁死的了，只留个小门进出，沿围墙的内侧还搭起了脚手架，上面有人沿墙巡查看守。县里的广播站调不来工人，但是他们调来了农民，防守的措施和报社相似，另有特色的是，农民准备了粪桶，准备在危急时刻用大小便对付进攻者。这样的守卫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夜深时，给守卫者发放的干粮，是一种当地叫做“麻饼”的面食品，因此，老百姓就把这些守卫者喊做“麻子兵”，他们后来成立的群众组织，也承袭了这一称呼。猴子兵和麻子兵，这就是达县在文革头几年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代称。

本地猴子兵对报社和广播站的久攻不下的原因，是他们太软弱了。达县城不大，人与人之间即使不认识也面熟，虽然这时的攻守还只是肉搏，但双方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大，谁也下不了狠手，所以当进攻遇到抵抗是，很容易就溃退了。改变这一局面的，是重庆中学红卫兵的到来。

来的是重庆凯旋路中学的红卫兵，这个中学离我家不远，当时已经改了个革命的名字，但我没有记住。这个中学红卫兵的敢打敢冲，在重庆是出了名的。在文革的武斗中，最不怕死的就是这些中学生“革命小将”，他们的革命热情高，思想单纯，摇唇鼓舌的辩论不是他们的强项，于是冲锋陷阵这种“慥活”就成了他们的长项。

报社门口对面的街边，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一个红卫兵左手叉腰，头向右方上扬，吹响了冲锋号。一彪队伍，以红色的造反队旗为前导，齐声发出呐喊，向报社大门边的围墙冲去。这支只有二十多人队伍的声势，让人感到的却是一往无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本地的猴子兵，在红卫兵的带动下，他们也呐喊着奋不顾身的冲了上去。墙头上的守卫者也发出了呐喊，把攀上墙来的人往下推，红卫兵则用旗竿去击打守卫者。攻击者前仆后继的集中攻击一个点，而这个点的脚手架上只能站几个人防守，虽是居高临下，却难免寡不敌众，所以，不久就有人攀上墙头，和守卫者肉搏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攻进院内，报社的大门被打开了，在门外的猴子兵和不少看闹热的群众，从大门一拥而入，报社的守卫者纷纷溃逃，报社被攻占了。当晚，县广播站同样的也被中学红卫兵为前锋的猴子兵攻占，本地的两个传媒都被猴子兵掌控了。

红卫兵能这样轻易地将久攻不下的报社和广播站一举拿下，其忘命的如虹气势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个因素也同样重要。那就是这时的人还有点良知和人性，在面对还只是娃娃的中学生时，他们还不忍心痛下杀手。之后，随着两派的积怨加深，随着武斗的升级，两派的人都杀红了眼了，就再没有这样的便宜事了。

几天后，上海“一月风暴”发生了，随后，全国掀起了夺权高潮，文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1967年元旦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1967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随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亲临策划指挥下，上海的造反派先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然后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是谓“一月风暴”。11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造反派发来贺电，称其为全国“树立了光辉榜样”

原来的党委政府已经不能信任了，而新的地方政权还尚待建设，如何保证对全国局势的全面掌控？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登上文革的舞台。

这时的中国，向全国人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有两种权威形式。一种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另一种就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的文件。

一月风暴和中央对于夺权的肯定和支持，让达县地区的猴子兵倍受鼓舞，他们开始在各个单位夺权，原来的老当都乖乖地交出了印章。同时，麻子兵也明白了，他们以前保这保那都保错了，都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认错了，纷纷反戈一击，原来的麻子兵组织土崩瓦解了。但是，他们对猴子兵又不服气，认为其中有不少是牛鬼蛇神和落后群众，他们不愿意参加猴子兵的组织，而是另行自建组织，成立了赤卫军，在各方面仍然是和猴子兵对立的。等他们建立起组织时，要想夺权已经晚了一步，各单位的权力基本上已经被猴子兵夺了。

风雷激在电影公司也顺利地进行了夺权，而公司的麻子兵都参加了新成立的赤卫军，号称自己也要起来造反了。我同室的L是美工，就画了一张漫画贴在院子里。画面上是一张猪脸，正在往自己的脸上扑粉，下面有一排文字：“是个大麻子，再多的粉也填不平。”画中的猪脸，其神情神似公司的某麻子兵，让公司的同事们看了都会心一笑。这可激怒了此人，在随后的“二月镇反”中，他对猴子兵整得特别狠。

公司原来的一把手D老当靠边站了，被当做走资派挨斗戴高帽游街示众。社会地位的巨大的落差让他很想不通，成天灰溜溜的，有时饭都吃不下去。他被勒令接受劳动改造，所有的累活脏活都交给他干，这其中一项累活就是去豆腐社提豆腐。

豆腐是凭票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一块，但单位伙食团在蔬菜饮食服务公司批条子，也能买到定量外的豆腐，只是这种豆腐不由菜店供应，要自己去生产豆腐的豆腐社提货。当时达县生产豆腐还是沿用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方式，人工推磨，手工滤浆，石头压榨成形，而且是在半夜生产，清晨上市。豆腐社规定，单位批条子的豆腐要在早晨5点前提货，5点后就不发单位，只发蔬菜店的货了。寒冷的冬天里，早晨4点就要起床去提豆腐，这确实是个苦差事。这时候，伙食团长就把这件苦活交给D老当了。

没料到，去提过一次豆腐回来后，D老当的情绪发生变化了。原来被游街回来后吃不下饭；现在游街回来后，说是今天累倒了，要多吃二两饭。有时候，还有意无意地问伙食团长，是不是该去批条子买豆腐了？这些变化虽然有人发现了，但变化的原因却不知晓。

几年后，我住进了牛棚，才明白了D老当情绪变化的原因。派走资派去提豆腐的，不是电影公司的独创，而是所有单位的共识。于是，凌晨4点到5点，豆腐社就成了各单位来提豆腐的走资派的聚集地。这个时候，除了豆腐社在忙生产而无暇旁顾的工人，就再没有外人了，走资派们可以畅快的交流了。他们相互打听彼此的处境，遭了哪些罪，交换对文革和看法和对前景的分析。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目前的逆境是暂时的，熬过这段后，光明就在前头。在豆腐社讨论明白形势后，D老当看到了光明前途，情绪当然就变化了。后来随着文革的进展，清晨的豆腐社就成了不同时期牛鬼蛇神的聚集地，不管平时在单位被管得多严，这时候在这里他是自由的，能吐露心声的。

一月底，J君从万源回达县来了。这半年里，她把和前男友的善后事宜都处理完了，给母亲说明了和我的感情，这次回来后，就带我去见过了她母亲。然后我也请了探亲假，和她一起回重庆，带她见了我的家人。J君住在她二姨家里，也带我见了她二姨。第二天，J君来我家时，看得出来有些不高兴，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我昨天离开之后，她二姨就问她：你这个男朋友家里很穷吗？他穿的棉衣怎么那么烂？这让J军觉得很没有面子。

其实早在1965年冬我们在东柳四清工作队时，我穿的这件棉衣就够破烂的了，我们搭伙那家的大娘也向她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告诉她，我个子高，做件棉衣需要的布票和棉花票得攒两年才够。1966年春节回重庆过年时，家里就帮我凑够了布票棉花票，我定做了一件新棉衣。但在我假期结束前取不到，就托家人随后代取，等我方便的时候回家来拿。没想到，这次回家才听家人说，在1966年夏，我们家也被抄家了，我的新棉衣也被抄走了。

我祖母一面给她解释原因，一面也责怪我：那有像你这样子的吗，谈恋爱还穿得像个讨口子一样，啷个不招人说吗？好在我家有侨汇卷，我们马上就用侨汇卷去买了一米多蓝色的海军呢，找了个裁缝店加急给我做了件上衣，然后穿了去给她二姨看。

等我12天探亲假耍完回达县，J君也随后回了万源，几天后，达县就开始了二月镇反。

在我回重庆探亲时，达县的猴子兵开始了在达县军分区大门外的静坐抗议。事情的起因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军分区表态支左时支持了赤卫军而没有支持猴子兵的组织，猴子兵组织就在军分区门前静坐抗议。我14日回去后，也去现场看过闹热，有几十个人坐在军分区门外，打着横幅标语，内容是“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群众夺权”等，还有人宣称要绝食啥的。他们的静坐，确实使得那条路的交通受到了影响，出入军分区也不那么方便了，但他们没有和军分区的哨兵争闹，也没有冲击军分区。

2月18日凌晨，形势突然急转直下，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军分区发布的戒严令，达县警方宣布猴子兵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开始对军分区门前的静坐人群进行清场和抓捕，随后就按既定名单，去家里抓不在现场的猴子兵头目。第二天白天解除戒严后，我们在街头看到一张大字报《雨过天晴 青山分外明》，才从中知道当天凌晨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大变故。达县的老百姓把这天的变故称为“2.18镇反”。

这场镇反，使得达县地区的文革形势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赤卫军组织马上在各单位向猴子派的组织夺权，猴子派的群众组织纷纷宣告解散，被打倒的“走资派”也相互弹冠相庆，盼着不久就能得到解放。

风雷激作为猴子兵组织的一个战斗队，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被勒令去进行登记，然后开始其中集中交代问题。风雷激一共有八个成员，全部是年轻人，除了头目夫妻外，都还是单身汉，其中年纪最小的，还不到十八岁。公司里不多的年轻人里，只有一个是麻子兵的头目，除我是逍遥派外，其他人都参加了风雷激。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错，思想单纯，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政治运动，也还没有经历过人际关系的冷暖。一夜之间成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让无忧无虑的他们变得忧忧忡忡。我同室的L美工，成了被批斗的重点，除了那张漫画的因素外，还有他的组织在街上刷大标语时，通常都是他写字。女朋友的分手，更让他伤心，他整晚整晚的失眠，原来不抽烟的他开始抽烟了，而且是一只接一只的抽，让我看到都感到痛苦。

从此以后，我不练习写毛笔字了。字写得难看不是大事；字写得好，在运动中刷标语写字辛苦不说，出了问题还难逃罪责，就是大事了。

我不是风雷激的成员，镇反本来是与我无关的。一天晚上，那个最小的猴子来我们屋里，和L美工一起感叹自己的命运。他也每天失眠痛苦，想不通自己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看到他们痛苦万分的模样，我忍不住又发表意见了。我说：关键不在于你做过坏事没有，而在于这个组织是不是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如果这个组织被定性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就肯定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只要这个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当然也就不是反革命组织成员了。

我的这番话不知道被谁告了密，而且是连同风雷激取名及用我买的草纸写大字报两件事一起告的，于是，我也被视为风雷激成员，和他们一起同挨整共命运了。

在文革中，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告密出卖他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以至于人与人之间都不敢说真心话，都是以面具示人了。最可悲的是家人之间的出卖告密，子女揭发斗争父母，以表明自己与父母划清了界限。我虽然能理解做子女的无奈，但我不能原谅他们的无耻。文革中，许多家庭里面，成员之间分别属于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家庭因此经常处于分裂与对立中。毛主席对这个状况却很赞赏，他看做是“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当然，这与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观是一致的。

一开始，猴子兵被要求交代的都是运动的事。后来，赤卫军的头目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宣告，监狱中有人交代了，猴子兵在军分区门前闹事的目的，是为了冲击军分区，抢了枪后上山打游击，此后，批斗的内容就都围绕着“抢枪打游击”了。这个消息把猴子兵都搞懵了，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要“抢枪打游击”的话，他们都不知道该怎样无中生有的来交代这个问题了。

其实，当时大家都明白，要是按照猴子兵组织在运动中的表现来定性，即使不能说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这也是我在劝慰小猴子时，说“只要这个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你们当然也就不是反革命组织成员了”的缘由。达县公安局的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要想把猴子兵组织整成反革命组织，还需要更“钢鞭”的材料。

平反之后我们才听说，在公安局的刑讯逼供下，监狱里的有个猴子头目的精神崩溃了，他开始按照审问者的诱供编造各种假口供。按他的假口供，猴子兵组织在多次的头目会上，讨论策划了围攻军分区事件，目的是要趁乱冲击军分区，抢夺枪支弹药，然后拉队伍上山打游击。公安局得到这个口供后，如获至宝，马上布置监狱内外相互配合，进一步扩大战果。

但是。正因为是编造的假口供，这个谎言也未免太荒谬了，稍一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例如，当时猴子兵已经名正言顺地在各单位夺权，正处于春风得意的兴旺时期，他们为什么突然要上山去打游击？后来的两年里，群众组织去部队抢枪的事倒是不少，但抢了枪后，都是用来和另一派武斗，没有谁要上山打游击的，这个“上山打游击”太不靠谱，太搞笑了。

而且，这个假口供还需要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全部认同，并且在细节上要达到一致，这个难度非常大。当然，办案人员是信心满满的，他们的法宝就是刑讯逼供诱供。监狱里面是怎样做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单位，我是亲眼目睹了毫无人性逼供一幕的。

@我是药水之父 33楼 2014-06-23 22:07:43
老先生娓娓道来，不急不火，讲得很好。老先生全程经历了建国后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运动，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讲出来，是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老先生已近古稀之年，还打这么多字，太不容易了，向您致敬！
现在听起来，是笑话的事，在当时，是多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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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关注好鼓励。
我只会拼音输入，因为打字慢，空时间虽多，每天却只能更新这点，得有点耐心等待。也因此，和回帖的互动也很少，请谅解。

风雷激的头目是夫妻二人，丈夫入狱了，妻子Z某在公司就是批斗的重点。自监狱里面传出抢枪打游击的口供后，因为她也是猴子兵头目会的参加者，就每天晚上都要开她的批斗会，要她交代，她却一直不认可在会上商议过抢枪打游击的事。这晚上，又开批斗会要她交代此事，主持会议的是公司赤卫军头目T头，他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了，还有个4岁的女儿。Z某是站在台上挨斗的，批斗中，突然Z某转向T头请求道：我的例假来了，可不可以明天再斗我？T头说：不行，你今天必须老实交代问题。Z某再求道：真的我例假来了，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找个女同志检查吗。T头说：你不要想借故逃避斗争，你今天不交代清楚，我们绝不收兵。会议继续，过一会儿后，Z某又请求：可不可以让我跪着接受批斗吗？T头：不行，今天就要你站着。这时，Z某猛的往地上一跪，大声喊道：我交代，我交代，我们要抢枪，我们要上山打游击，这下可以让我回去了吗。然后就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全场人都被突如其来的这个场景惊呆了，有两个妇女走到T头身边，向他耳语了几句，T头在带领大家呼了几句口号后，宣布会议结束，但他还不忘警告Z某：明天你必须要老实交代问题。那两个妇女把Z某扶回了家。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J君听，她也骂T头不是个东西。几个月后，T头说到这件事时，解释说，他当时不知道妇女的例假是怎么回事，是那两个妇女告诉他后，他才明白了的。

某天，赤卫军把我们集合起来，由他们的一个人带队，去几里路外的公路边上，让我们砸维护公路用的碎石，在那里砸了一天，我们觉得又乏又累，走回公司后，反而被他训了一通说：像你们今天这样的话，将来连自己的饭钱都挣不到。此后，就每天要去砸碎石，我们暗暗议论，是不是要处理我们了，以后我们就得靠砸碎石谋生了。

正当我们对前途绝望时，情况又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4月初的一天早晨，楼下院坝里传来一片嘈杂声，下去一看，是公司另一个没有靠边的老当，手里拿着公司的行政公章在进行述说。原来在头天晚上，T头突然来到他屋里，要把公章交给他，被他拒绝了。当初夺权时，风雷激就是从他的手里接管的公章，然后在“二月镇反”时被赤卫军夺去，现在T头不明不白地要把公章交给他，他当然不敢贸然接手了。今天早晨他起来开门时，发现那个公章被一根绳子吊着，从门上的气窗上送进屋里来，吊放在他的门口。他觉得这件事情太诡异了，又怕公章出什么事就说不清了，才在院坝里来向大家公告此事。有人去T头的住房查看，门上是铁将军把守，再查看赤卫军另两个头目的住房，也是同样。人们开始意识到可能是天又变了。随后，街上传来消息，各单位赤卫军的头目都不见踪影了，下午，被抓进监狱的风雷激头目也回来了，果然是又变天了，我们解放了。

后来才知道，“二月镇反”很多地方都搞了，尤以青海和四川最厉害。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向群众开枪，酿成打死群众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大惨案。而四川是以中央军委2月17日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大战斗团的信》为肇始，在全四川进行镇反，比较起来，达县还算是温柔的了。在万县，部队开枪打死了24人；川西一个小县新津，全县抓了2700多人，新津中学55名教师，抓了25名。而且在镇反的对象各地也不尽一致，总体上是把老造反派作为镇反对象，但在重庆，因为驻军五十四军是支持重大“八?一五”为首的老造反派夺权的，镇反的对象就是与“八?一五”对立的群众组织。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经毛主席批复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不准开枪”、“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中更点名“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命令要求“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此后，各地纷纷为“二月镇反”中被打压的群众组织平反了。

随着被捕人员的出狱，猴子派群众组织恢复活动并再夺权，达县重新成为猴子兵的天下。赤卫军头目纷纷外逃，我们公司有猪头、T头和一个二号头目逃出去了。

公司里的那些逍遥派，在风向不定时，会在一边观望；但当他们认为大局已定时，又会积极参加进来。“二月镇反”时，他们看到是军队表态，又抓了那么多的“反革命”，认为胜负已定了，又怕像我那样被视为猴子兵，就都参加到赤卫军里面去了。现在风向再变，他们又都退出赤卫军，向风雷激提出了加入的申请，在当时这叫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其中最为忐忑的是老W。

老W出身是贫民，但娶了个老婆是地主子女，他自己在1959年反右倾时又被批判过。在加入赤卫军后，他发挥自己嗓门大的优势，在几次全城斗猴子兵的大会上，在台上担任了领呼口号的角色，其激情表现和宏大嗓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谁料到后来有此一变，他就每天如坐针毡了，时刻担心猴子兵会报复他。他也申请了加入风雷激，但一时没有批准，他就更心慌了。他和逃跑在外的赤卫军那个二号头目的父亲关系比较好，于是，他去做思想工作，从其父那里得到了二号头目躲藏的地点，回来向风雷激报告了。风雷激马上调来一辆卡车，装上武斗人员，由他带路，把二号头目抓了回来，送进了牛棚。第二天，老W就被批准加入风雷激，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

很多人以为我会加入风雷激，但我还是愿意做我的逍遥派，一直没有提出申请。后来在他们反复做工作下，在8月份才加入进去，也就做个普通成员。

后来T头和猪头也自己回来了，他们和二号头目一样，被隔离批斗了一段时间后，就被“解放”了，可能他们被这次反复给吓坏了，此后，三人都没有去社会上参加活动了，安于在单位做个逍遥派了。此后，在电影公司内部就没有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斗争了。

电影公司附设有一个露天电影院，其实就是一个斜坡空坝，坝子中间有个水泥的放映台，接通了电源线，需要时可以在这里架设放映机。放映台对面砌有一道几米高的砖墙，用灰浆粉平后，刷上了白漆，四周刷一道黑漆，就是“银幕”。文革初期，所有的影片都被查封了，露天电影院也很久没有放映过电影了。

露天电影院的角落里有一个公共厕所，是公司和电影院共用的。1967年5月18日早晨，我去上厕所大便时，在蹲位前右边的分隔木柱的木缝里，看到有一张半个巴掌大的小纸片插在上面，我好奇地取下来一看，被吓了一跳。这小纸片上面写了两条反革命标语：打倒某某某 某某某是个大坏蛋，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我的第一反映是报案，立即结束了大便，拿着纸片，跑去未靠边的Y老当家，向他报了案。

后来很多人都说我太不懂事，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认为看到纸片的内容后，我应该直接丢到茅坑里去，也不要对人说，就当没有这件事。确实当时我非常单纯，完全没有那些世故的想法，唯一想到的就是报案，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可能给我带来很大麻烦。

公安局的人来了后，我在现场给他们讲了发现纸片的经过。下午，在公安局召开的群众座谈会上，我才知道，在我去之前约10分钟，靠边了的D老当用大扫帚打扫过厕所；然后，是一个在外单位任工会主席的党员家属去过厕所，之后就是我去了。在会上，就有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影射反标可能是贼喊捉贼，目的是陷害D老当。对这种说法，我当然很气愤，但这时想想，他们都是出身好的党员，我的出身不好，难免不被人怀疑。但我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歪，还是没有当做大事。

后来，听说，公司职工的笔迹被送去公安局做了鉴定，当然也包括我的笔迹，结果却不得而知。以后，这件事慢慢地就冷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