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马歇尔调停，暨国共内战爆发的真实历史过程
续前
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作者：刘统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作者：刘统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续1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续2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续3完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1946年6月，南京。蒋介石的官邸憩庐，自信的蒋介石。
1946年6月，南京。蒋介石的官邸憩庐，读报的蒋介石。
1946年6月，南京。蒋介石的官邸憩庐，写字的蒋介石。
1946年6月，南京。蒋介石的官邸憩庐，蒋介石与宋子文。
1946年9月，华北。共军聂荣臻部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并丢失华北地区占据的唯一省会城市张家口，这是马车上败退的共军伤兵。
1946年9月，华北。共军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并丢失华北地区占据的唯一省会城市张家口，这是一群群的共军被国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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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说明：1946年9月3日大同集宁战役，是傅作义将军在解放战争中著名的经典战役之一，采取围魏救赵的兵法，攻集宁，解大同之围。该战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败仗，是中国现代战争的教科之一。
这场战争以共军出动晋察冀、晋绥两个军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是继东北四平之战后，中国内战第一次国共双方大规模的战役。
傅派其头号战将，暂三军军长董其武率主力暂三军（欠暂十师）之暂十一师，暂十七师，及另一主力35军安春山之新31师共1.3万人，由中路出动；孙兰峰之骑兵主力共3千余人由北线出动，两军为一线进攻部队，猛扑卓资-集宁方向。35军郭景云之101师，李铭鼎新32师、卫景林的机动部队，刘春方骑四师为二线部队，随后增援。敌之总兵力为暂三军2个师，35军3个师及4个骑兵师共3.2万人左右。
战争结果以共军完败结束。
战后傅作义在194646年9月20日《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
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
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份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
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事乃日益扩大。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
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
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而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着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个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杀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集宁战役是华北关键战役，其失败影响是极其重大和深远的，罗瑞卿同志后来评论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比较一下可见，优秀将军战场指挥的极端重要性。同样是在根据地内，华东的共军粟裕部于1946年7月13日—8月27日，打出了苏中七战七捷又称苏中战役，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以5万兵力迎击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12万之众发动的进攻，连续作战七次，仗仗奏捷，取得歼敌53000余人的胜利。
@huang318
你干脆说意识决定物质得了，戈培尔说过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上千遍便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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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意识决定物质那是唯心主义嘛。
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如果有成功的可能，这个革命必定是掌握了先进理念的先锋队领导的嘛，革命中产生先进理念，掌握先进理念的人民群众就是先锋队，作为先锋队的人民群众反过来领导社会革命，建立进步制度，推广全新文化。
战争的胜败原理也是如此，所以2000年前孙子兵法至今在中国和全世界还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嘛。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还突出地表现在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正确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这才是唯物辩证法嘛。
生产关系当然会遏制或促进生产力，这就是反作用。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遏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必定会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所推翻嘛。
你干脆说意识决定物质得了，戈培尔说过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上千遍便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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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意识决定物质那是唯心主义嘛。
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如果有成功的可能，这个革命必定是掌握了先进理念的先锋队领导的嘛，革命中产生先进理念，掌握先进理念的人民群众就是先锋队，作为先锋队的人民群众反过来领导社会革命，建立进步制度，推广全新文化。
战争的胜败原理也是如此，所以2000年前孙子兵法至今在中国和全世界还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嘛。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还突出地表现在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正确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这才是唯物辩证法嘛。
生产关系当然会遏制或促进生产力，这就是反作用。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遏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必定会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所推翻嘛。
@xianshoujiumu 2016-01-27 18:59:24
美军帮共军
说了这么久，其实就是发生在1946年5月29日到6月3日，短短几天，在东北边陲的一座小城的故事，竟然如此的翻天覆地，也影响到很多人的一生！
6月5日，国军兵锋直指哈尔滨！共军慌忙中已经有撤往苏联的打算！
然而在之后的几天里，突然风平浪静，国军在达到松花江沿岸后突然停止了脚步。
原因是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压迫下，国民政府1946年6月6日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但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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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318 2016-02-01 23:32:09
美帝跟老毛子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美苏达成的协议是中国最好跟二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一样，一分为二，美国也不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把共消灭，最好就这么内耗着，而二战中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没少打蒋介石的小报告，让华府对民国很不信任，从此隔阂加深，而杜鲁门对蒋介石没啥好感，而蒋介石支持的是杜威，结果可想而知，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旁边矗立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军事援助中共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苏共跟也不希望毛击败蒋介石，只有中国发生内战，才符合苏共的利益，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才能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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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啦，这是俺看你所有回帖里最客观的嘛。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嘛。
美军帮共军
说了这么久，其实就是发生在1946年5月29日到6月3日，短短几天，在东北边陲的一座小城的故事，竟然如此的翻天覆地，也影响到很多人的一生！
6月5日，国军兵锋直指哈尔滨！共军慌忙中已经有撤往苏联的打算！
然而在之后的几天里，突然风平浪静，国军在达到松花江沿岸后突然停止了脚步。
原因是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压迫下，国民政府1946年6月6日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但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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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318 2016-02-01 23:32:09
美帝跟老毛子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美苏达成的协议是中国最好跟二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一样，一分为二，美国也不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把共消灭，最好就这么内耗着，而二战中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没少打蒋介石的小报告，让华府对民国很不信任，从此隔阂加深，而杜鲁门对蒋介石没啥好感，而蒋介石支持的是杜威，结果可想而知，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旁边矗立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军事援助中共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苏共跟也不希望毛击败蒋介石，只有中国发生内战，才符合苏共的利益，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才能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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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啦，这是俺看你所有回帖里最客观的嘛。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嘛。
@lsy19860408 2016-03-01 16:36:00
特么楼主你是有病吧，你例举了那么多内战爆发前的抗日战争，以及一些内战爆发后的战况，你单单就是没有讲内战爆发的真正原因。你特么是标题党，来博人眼球的吧？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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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童鞋不看文章，就开口喷粪，实在有伤风化嘛。请你从第一页的80楼开始，可以看到依照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清楚地揭示了国共内战爆发的原因嘛。
老蒋不听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军马歇尔的深谋远虑的劝告，不肯真心与共军建立多党制约的宪政民主联合政府，一意孤行要实行独裁，发动全面剿共的内战，并在开战第一年取得全面胜利，占领了全部共军解放区县级以上100多个城镇以及首府延安。由于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干涉别国内政，而内战又是在美军监视下亲眼看着国军发动的，老蒋还指使特务枪杀了反战的民主文化人士闻一多李公朴，迫使主持停战调停的裁判美国只好退出调停并停止军援国军嘛。苏联也因为国军违背雅尔塔协议，在东北苏联势力范围剿共，转而坚决秘密军援共军。
国民党外交上孤立于美国苏联两大强权，而发动内战又使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陷入崩溃，丧失民心。最后拿着一手好牌，输了个干干净净，大败而逃到了台湾嘛。
特么楼主你是有病吧，你例举了那么多内战爆发前的抗日战争，以及一些内战爆发后的战况，你单单就是没有讲内战爆发的真正原因。你特么是标题党，来博人眼球的吧？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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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童鞋不看文章，就开口喷粪，实在有伤风化嘛。请你从第一页的80楼开始，可以看到依照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清楚地揭示了国共内战爆发的原因嘛。
老蒋不听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军马歇尔的深谋远虑的劝告，不肯真心与共军建立多党制约的宪政民主联合政府，一意孤行要实行独裁，发动全面剿共的内战，并在开战第一年取得全面胜利，占领了全部共军解放区县级以上100多个城镇以及首府延安。由于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干涉别国内政，而内战又是在美军监视下亲眼看着国军发动的，老蒋还指使特务枪杀了反战的民主文化人士闻一多李公朴，迫使主持停战调停的裁判美国只好退出调停并停止军援国军嘛。苏联也因为国军违背雅尔塔协议，在东北苏联势力范围剿共，转而坚决秘密军援共军。
国民党外交上孤立于美国苏联两大强权，而发动内战又使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陷入崩溃，丧失民心。最后拿着一手好牌，输了个干干净净，大败而逃到了台湾嘛。
@許智俊 2016-03-06 19:43:33
看了一遍，有些历史细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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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光临，请不吝指正细节错误。
看了一遍，有些历史细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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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光临，请不吝指正细节错误。
@zenli123 以下文章引自，布莱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接19楼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接19楼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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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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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续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方进军，“以便结束日军的遣返工作”。不管调解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将支持蒋介石，这个决定将对外保密。
美国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在华北建立军事力量，表面上所说的理由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使马歇尔将军能保证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对抗中军事力量始终处于优势。
总统还声明，中国的建议将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前提是马歇尔将军能完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使命。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方进军，“以便结束日军的遣返工作”。不管调解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将支持蒋介石，这个决定将对外保密。
美国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在华北建立军事力量，表面上所说的理由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使马歇尔将军能保证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对抗中军事力量始终处于优势。
总统还声明，中国的建议将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前提是马歇尔将军能完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使命。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续2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总统的特使带着三项具体的指示来到了重庆。他将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停止敌对行动，完成将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编入国民军的工作，并召集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其它团体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结束国民党的领导，并使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将军是二战中的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使盟军得以获胜的主要功臣。带着这种威望，他接受了去中国的使命。
他性格沉稳，举止文雅，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尽管他的聪明才智比赫尔利更胜一筹，但他对错纵复杂、明争暗斗的中国政坛并不比赫尔利更熟。他刚一到达就被各方包围了。
其中当然有国民党，因为他是被派往蒋介石的政府的。另外还有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以及张澜、罗隆基等民盟的领导人。民盟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阵线中的组织。
马歇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保证赫尔利的继任者既能称职，义能受到欢迎。他起先推荐魏德迈将军，因为蒋介石很信任他。马歇尔似乎从没想到过，蒋介石的信任这一点足以使共产党人认为魏德迈不够格。
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对魏德迈将军的任命。周恩来马上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向马歇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共产党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迈。
马歇尔将军很尴尬，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艾奇逊，请他取消这项任命。
当马歇尔让周恩来提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时，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推荐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博士庄中国工作了大半生，颇受人们尊敬，但是他对中国的政界却并下熟悉。
国民党把共产党否决对魏德迈的提名一事，看作是敌人的一次胜利。
马歇尔将军以他那军人的果敢，向他宣布的三个目标迈进。
第一个目标是停止敌对行动。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一半要求，他们建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领导这个委员会，另外加上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群和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命令各自的武装于13日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解执行部，任命了八个停战小组，每组包括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代表和一个共产党人。
时隔不久，人们便看出这一项协议形同虚设。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双方的军队便在河北、山西、绥远、江苏北部及山东等地发生了战斗。
周恩来坚持内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个要塞在停火期间，应由共产党控制。为表示诚意，蒋介石勉强答应了这一点，这样共产党便掌握了控制热河的关键。随后，共产党加强了在东北的兵力。46，000军队从山西调往东北，以加强林彪的部队。2月份，又从河北和山东分别调来了10，000和40，000军队，另有80，000军队从山东坐船，登上了苏联人控制的港口。
马歇尔将军不知道这些事，他很快又奔向他的第二和第三个目标。
1946年2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签定了一个协议，这个委员会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及马歇尔将军。
根据协议，在以后的12个月中，要对军队进行改编。政府军减至90个师，共产党的军队减至18个师。再过6个月，还要分别减至50个师和10个师。当时，蒋介石建议，裁军应由三人委员会进行监督，并且应该有美国人在场。共产党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于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宪法的具体计划。在这些会上，共产党对政府的建议都表示赞同，这使马歇尔觉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这时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正在莫斯科，他是应斯大林的邀请去过圣诞节的。他曾与这位苏联的领导人进行过两次会谈。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中国和苏联之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能和平相处。他还提议，蒋经国的父亲应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上的某个地方与他进行一次会谈。
这一邀请使蒋介石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他接受邀请，其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美国政府所要求的联合政府，并“完全依靠苏联”。如果不接受邀请，使斯大林失望，那么斯大林也许会更加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他去问马歇尔，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事情我都支持。”
3月13日，马歇尔将军回到了华盛顿，深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述三项使命，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善后工作了。但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有疑虑的。
因为3月8日，他接到了使馆二秘雷蒙德·勒登写的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东北的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敌对态度。并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已同苏联联合起来。
马歇尔将军此时回美国，实在大不是时候了。
3月7日，苏联人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他们刚一撤走，中共就开进去了。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便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均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的状态。停战就此夭折。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领了四平街，这样，他们便有力量堵住蒋介石向东北派驻的军队。
4月18日，马歇尔的政策已乱了套。这时他回到了中国。
19日（应为5月19日——译注）。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四平街，并追击林彪的后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上看，1946年5、6月份在东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已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后期不可避免的大溃败。
在这个阶段，苏联没有向共产党提供军用物资。除了步枪之外，共产党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政府军兵器库里夺来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权衡了时局之后，决定请蒋介石到莫斯科来会谈，以讨论对东北的重新安排；新的安排将把美国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国根本不会在乎被人排挤在东北之外，他们关心的事主要是避免过多地卷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然而他们也有重重顾虑，他们担心东北将来会纳入苏联的经济。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增加了国共双方在既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联合统治东北的可能性。于是，马歇尔便加倍努力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很清楚——虽然美国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已不可能制定出对付苏联的共同策略。因此，他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他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于是，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蒋介石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使他陷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起初，斯大林虽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没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到这个工业基地，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共产党提供什么援助。
可是现在，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做法。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送给中国共产党1，226支枪和369辆坦克，这些都是由日本生产的。另外还提供了300，000支步枪，4，836架机关枪和2，300辆机动车辆。总而言之，所援助的武器和装备可以武装一支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原莫斯科的领导人李立三也于1946年冬至1947年派回中国，以便将100，000北朝鲜军队并入林彪的队伍。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这些新式的现代化武器，所以，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起初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援助使共产党获得了压倒国民党的优势。
4月18日，马歇尔回到中国那天，也是四平街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时间有误，四平战役发生在5月份——译注）。他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进攻，但是没有奏效。蒋介石看到胜利在望，再怎么劝他停战他也不会回头。
5月，蒋介石赶到沈阳指挥战斗。29日，他收到了马歇尔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的威胁——除非马上停止战斗，否则他将退出调解。
当马歇尔在重庆向周恩来解释这些情况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们那时正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对此，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虽然马歇尔还不明白，这位调解人后来在6月23日又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会谈，当他听到共产党的这位代表指责他在中国实行“双重政策”时，他大吃一惊，周恩来说美国一面支持国民党，一面又假装调解。凡是熟悉共产党的谈判之道的人都会明白，他们在谈判中变换口气意味着什么。但是，马歇尔并不明白，他只把这些话当成了对他个人的指责。
谈判仍在继续，6月26日，国共在东北达成了一个停火协定。
尽管双方在7月1日都宣布这个停火协定将无限期地延长，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出，它和前一个协定一样不起作用。
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举行。
7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这就是周恩来在变换口气时要传达给马歇尔的信息。
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继续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歇尔及他的上司们却没能看到这一点。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总统的特使带着三项具体的指示来到了重庆。他将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停止敌对行动，完成将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编入国民军的工作，并召集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其它团体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结束国民党的领导，并使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将军是二战中的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使盟军得以获胜的主要功臣。带着这种威望，他接受了去中国的使命。
他性格沉稳，举止文雅，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尽管他的聪明才智比赫尔利更胜一筹，但他对错纵复杂、明争暗斗的中国政坛并不比赫尔利更熟。他刚一到达就被各方包围了。
其中当然有国民党，因为他是被派往蒋介石的政府的。另外还有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以及张澜、罗隆基等民盟的领导人。民盟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阵线中的组织。
马歇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保证赫尔利的继任者既能称职，义能受到欢迎。他起先推荐魏德迈将军，因为蒋介石很信任他。马歇尔似乎从没想到过，蒋介石的信任这一点足以使共产党人认为魏德迈不够格。
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对魏德迈将军的任命。周恩来马上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向马歇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共产党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迈。
马歇尔将军很尴尬，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艾奇逊，请他取消这项任命。
当马歇尔让周恩来提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时，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推荐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博士庄中国工作了大半生，颇受人们尊敬，但是他对中国的政界却并下熟悉。
国民党把共产党否决对魏德迈的提名一事，看作是敌人的一次胜利。
马歇尔将军以他那军人的果敢，向他宣布的三个目标迈进。
第一个目标是停止敌对行动。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一半要求，他们建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领导这个委员会，另外加上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群和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命令各自的武装于13日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解执行部，任命了八个停战小组，每组包括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代表和一个共产党人。
时隔不久，人们便看出这一项协议形同虚设。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双方的军队便在河北、山西、绥远、江苏北部及山东等地发生了战斗。
周恩来坚持内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个要塞在停火期间，应由共产党控制。为表示诚意，蒋介石勉强答应了这一点，这样共产党便掌握了控制热河的关键。随后，共产党加强了在东北的兵力。46，000军队从山西调往东北，以加强林彪的部队。2月份，又从河北和山东分别调来了10，000和40，000军队，另有80，000军队从山东坐船，登上了苏联人控制的港口。
马歇尔将军不知道这些事，他很快又奔向他的第二和第三个目标。
1946年2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签定了一个协议，这个委员会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及马歇尔将军。
根据协议，在以后的12个月中，要对军队进行改编。政府军减至90个师，共产党的军队减至18个师。再过6个月，还要分别减至50个师和10个师。当时，蒋介石建议，裁军应由三人委员会进行监督，并且应该有美国人在场。共产党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于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宪法的具体计划。在这些会上，共产党对政府的建议都表示赞同，这使马歇尔觉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这时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正在莫斯科，他是应斯大林的邀请去过圣诞节的。他曾与这位苏联的领导人进行过两次会谈。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中国和苏联之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能和平相处。他还提议，蒋经国的父亲应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上的某个地方与他进行一次会谈。
这一邀请使蒋介石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他接受邀请，其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美国政府所要求的联合政府，并“完全依靠苏联”。如果不接受邀请，使斯大林失望，那么斯大林也许会更加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他去问马歇尔，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事情我都支持。”
3月13日，马歇尔将军回到了华盛顿，深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述三项使命，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善后工作了。但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有疑虑的。
因为3月8日，他接到了使馆二秘雷蒙德·勒登写的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东北的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敌对态度。并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已同苏联联合起来。
马歇尔将军此时回美国，实在大不是时候了。
3月7日，苏联人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他们刚一撤走，中共就开进去了。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便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均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的状态。停战就此夭折。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领了四平街，这样，他们便有力量堵住蒋介石向东北派驻的军队。
4月18日，马歇尔的政策已乱了套。这时他回到了中国。
19日（应为5月19日——译注）。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四平街，并追击林彪的后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上看，1946年5、6月份在东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已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后期不可避免的大溃败。
在这个阶段，苏联没有向共产党提供军用物资。除了步枪之外，共产党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政府军兵器库里夺来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权衡了时局之后，决定请蒋介石到莫斯科来会谈，以讨论对东北的重新安排；新的安排将把美国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国根本不会在乎被人排挤在东北之外，他们关心的事主要是避免过多地卷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然而他们也有重重顾虑，他们担心东北将来会纳入苏联的经济。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增加了国共双方在既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联合统治东北的可能性。于是，马歇尔便加倍努力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很清楚——虽然美国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已不可能制定出对付苏联的共同策略。因此，他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他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于是，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蒋介石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使他陷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起初，斯大林虽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没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到这个工业基地，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共产党提供什么援助。
可是现在，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做法。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送给中国共产党1，226支枪和369辆坦克，这些都是由日本生产的。另外还提供了300，000支步枪，4，836架机关枪和2，300辆机动车辆。总而言之，所援助的武器和装备可以武装一支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原莫斯科的领导人李立三也于1946年冬至1947年派回中国，以便将100，000北朝鲜军队并入林彪的队伍。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这些新式的现代化武器，所以，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起初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援助使共产党获得了压倒国民党的优势。
4月18日，马歇尔回到中国那天，也是四平街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时间有误，四平战役发生在5月份——译注）。他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进攻，但是没有奏效。蒋介石看到胜利在望，再怎么劝他停战他也不会回头。
5月，蒋介石赶到沈阳指挥战斗。29日，他收到了马歇尔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的威胁——除非马上停止战斗，否则他将退出调解。
当马歇尔在重庆向周恩来解释这些情况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们那时正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对此，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虽然马歇尔还不明白，这位调解人后来在6月23日又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会谈，当他听到共产党的这位代表指责他在中国实行“双重政策”时，他大吃一惊，周恩来说美国一面支持国民党，一面又假装调解。凡是熟悉共产党的谈判之道的人都会明白，他们在谈判中变换口气意味着什么。但是，马歇尔并不明白，他只把这些话当成了对他个人的指责。
谈判仍在继续，6月26日，国共在东北达成了一个停火协定。
尽管双方在7月1日都宣布这个停火协定将无限期地延长，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出，它和前一个协定一样不起作用。
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举行。
7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这就是周恩来在变换口气时要传达给马歇尔的信息。
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继续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歇尔及他的上司们却没能看到这一点。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续3
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进攻，到9月中旬，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共产党的军队撤退到山东和山西的山区里。这时，蒋介石瞄准了一个更大目标，即张家口，这个地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苏联曾将此城交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曾准备将其首府从延安移到这里。它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的通道口。
为此，共产党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抗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行动，他们将中断与政府的谈判。蒋介石置马歇尔的调解于下顾，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他强迫蒋介石停止攻占张家口的行动。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马歇尔勃然大怒，这时，他给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他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
“美国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即这些军用物资只能提供给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表示，如果禁运“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实行禁运。
然而，这一事关重大的决定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头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8月30日，这天他得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他还不知道，禁运早就从7月29日开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运才正式取消；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这个重大的打击面前，蒋介石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现在已无法继续进攻。
10月10日双十节，张家口失守，同一天，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演说中宣布，他准备继续通过调解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马歇尔又天真地以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他们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不抱希望。他们要求政府的军队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则撤到6月7日的位置。
这些要求使马歇尔左右为难，他对周恩来说，他觉得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效果”。他接着说：“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无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们只需要说一声。我马上就走。现在你们已经这样说了，我马上离开这里，去南京。
1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没有出席。16日，周恩来指责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马歇尔将军提供交通，将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安。
现在，除了蒋介石之外，马歇尔将军已无人可谈了，他们两人于12月1日进行了一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已无法弥补。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谈到这里，两个人不欢而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显然不再理会马歇尔将军了。
他自行其是，于11月27日向“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通过，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处处都是按孙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规定，一切公民和种族都是平等的；实行全民不记名投票；二十岁以上的男女享有选举权；保障权利和自由；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只许连任一次等等。
遵照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政府将分五个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选部门。大会同意宪法于一年之后生效。
中共和民盟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很小的党派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即青年党和张嘉森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进攻，到9月中旬，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共产党的军队撤退到山东和山西的山区里。这时，蒋介石瞄准了一个更大目标，即张家口，这个地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苏联曾将此城交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曾准备将其首府从延安移到这里。它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的通道口。
为此，共产党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抗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行动，他们将中断与政府的谈判。蒋介石置马歇尔的调解于下顾，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他强迫蒋介石停止攻占张家口的行动。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马歇尔勃然大怒，这时，他给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他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
“美国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即这些军用物资只能提供给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表示，如果禁运“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实行禁运。
然而，这一事关重大的决定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头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8月30日，这天他得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他还不知道，禁运早就从7月29日开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运才正式取消；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这个重大的打击面前，蒋介石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现在已无法继续进攻。
10月10日双十节，张家口失守，同一天，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演说中宣布，他准备继续通过调解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马歇尔又天真地以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他们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不抱希望。他们要求政府的军队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则撤到6月7日的位置。
这些要求使马歇尔左右为难，他对周恩来说，他觉得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效果”。他接着说：“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无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们只需要说一声。我马上就走。现在你们已经这样说了，我马上离开这里，去南京。
1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没有出席。16日，周恩来指责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马歇尔将军提供交通，将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安。
现在，除了蒋介石之外，马歇尔将军已无人可谈了，他们两人于12月1日进行了一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已无法弥补。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谈到这里，两个人不欢而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显然不再理会马歇尔将军了。
他自行其是，于11月27日向“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通过，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处处都是按孙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规定，一切公民和种族都是平等的；实行全民不记名投票；二十岁以上的男女享有选举权；保障权利和自由；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只许连任一次等等。
遵照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政府将分五个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选部门。大会同意宪法于一年之后生效。
中共和民盟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很小的党派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即青年党和张嘉森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第十九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续4（完）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翻译。
当马歇尔请胡霖坦率地谈谈他对和谈前景的看法时，他指出了下面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国人这么看，他们就错了。
二、建成联合政府就象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
三、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
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五，象民主同盟、青年中国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这种弱小的党派既缺乏广泛的支持，又没有对大众的号召力，不应太重视他们。
六、美国所说的那种民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七、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八、苏联极有可能巩固他们在东北的力量，以达到秘密援助共产党的目的。
马歇尔将军没有理会这些话。
胡霖的这些话讲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在此之前，阎锡山同样没有能使马歇尔从他最初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曾去太原见过阎锡山，第二天，阎锡山用车把马歇尔送到了机场，路上，马歇尔说：“我想调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给共产党的条件比苏联给他们的更好。”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
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
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歇尔说：“至于中国，美国要看调解的进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平心而论，马歇尔的处境本来就不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交给他的那个烂摊子，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对共产党却较为有利。他对周恩来所抱有的信心比对蒋介石的大。
现在，他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继续壮大，而蒋介石却得不到他需要的军用物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战于1947年春进入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新阶段。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翻译。
当马歇尔请胡霖坦率地谈谈他对和谈前景的看法时，他指出了下面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国人这么看，他们就错了。
二、建成联合政府就象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
三、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
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五，象民主同盟、青年中国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这种弱小的党派既缺乏广泛的支持，又没有对大众的号召力，不应太重视他们。
六、美国所说的那种民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七、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八、苏联极有可能巩固他们在东北的力量，以达到秘密援助共产党的目的。
马歇尔将军没有理会这些话。
胡霖的这些话讲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在此之前，阎锡山同样没有能使马歇尔从他最初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曾去太原见过阎锡山，第二天，阎锡山用车把马歇尔送到了机场，路上，马歇尔说：“我想调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给共产党的条件比苏联给他们的更好。”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
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
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歇尔说：“至于中国，美国要看调解的进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平心而论，马歇尔的处境本来就不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交给他的那个烂摊子，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对共产党却较为有利。他对周恩来所抱有的信心比对蒋介石的大。
现在，他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继续壮大，而蒋介石却得不到他需要的军用物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战于1947年春进入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新阶段。
第二十章 蒋介石引退 -----作者：[美]布赖恩·克罗泽
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确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而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
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市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米、煤油、食用油、煤等，不然的话，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这一年的3月12日，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错误的认为，美国终于改变了那种导致他目前困难处境的政策。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两个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对希腊的一项新政策，希腊面临着被革命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美国为在军事和经济上立即援助希腊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即“要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起来反抗的自由人民。”在该政策指导下，美国也要援助土耳其。
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蒋介石认为，中国面临的形势和希腊的形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杜鲁门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蒋介石把杜鲁门的“好意”认为当然，立即命令他的军队于14日重新反攻。
第二天，他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破裂，并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蒋介石还把这看作是除掉宋子文的好时机。他一直不喜欢宋子文，而且宋子文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也并不比其前任显得高明，于是宋子文被免职，由张群接替了他的职务。
张群显得风度翩翩，温和稳健，在美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他除了有点能力外，还十分和蔼。
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首先要他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议席，民主社会党2个议席，独立派2个议席，国民党14个议席。
新政府于4月18日成立，这是个过渡政府，要到在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才停止行使其权力。3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取消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后来，副总统们进行就职典礼，孙科排居第一位。
杜鲁门总统发表宣言后不久，从华盛顿吹来一股冷风——
副国务卿迪安·亚克森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宣布“中国政府目前和希腊政府的处境并不相同。中国政府并没有处于崩溃边缘，不存在被共产党击败的危险。”因此不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总之，这是个令蒋失望的春天。
3月19日，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共产党首府所在地延安，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事实上，这是共产党主动从延安撤退出去的，国民党没有抓住任何共产党俘虏。
蒋介石现在还不能肯定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供应来进行一场大反攻。他发现共产党正在向东北、热河及陕西一带发动进攻。
从台湾也传来了令他不安的消息。台湾人组织了有秩序的示威游行，但由于大陆来的军队对示威人群开了枪，使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
台湾省长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他调去了增援部队，而接下来的就是屠杀，至少有1万台湾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示威领导人。
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对此提出了抗议。4月22日，蒋介石指派原驻美大使魏道明接任陈仪，而陈仪本人后来则被处决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使杜鲁门及其政府极为吃惊。
美国人不想让蒋介石进行战争，但也不想让他丢失中国。
他们暂时解除了禁止向中国运武器的规定。“中央政府”现在能买到1．3亿元的武器装备，用来防御足够了，但是若进攻，装备是不够的。国民党发现他们此时正在和日本新式武器对抗，这些武器是俄国人留给共产党的。
1946年5月1日，毛泽东把他的军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引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6月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了150英里。在东北，他们抓注了主动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失去它。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
军队。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竟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
战争的总动员令已经发布，但蒋介石在7月6日和7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立即进行改革。
在第二次讲话中，蒋介石谈到中日战争爆发10周年时说：
“如果不立即改革，中国很有可能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
7月6日，就是在他这两次讲话中间，司徒雷登给他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象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确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而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
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市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米、煤油、食用油、煤等，不然的话，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这一年的3月12日，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错误的认为，美国终于改变了那种导致他目前困难处境的政策。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两个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对希腊的一项新政策，希腊面临着被革命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美国为在军事和经济上立即援助希腊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即“要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起来反抗的自由人民。”在该政策指导下，美国也要援助土耳其。
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蒋介石认为，中国面临的形势和希腊的形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杜鲁门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蒋介石把杜鲁门的“好意”认为当然，立即命令他的军队于14日重新反攻。
第二天，他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破裂，并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蒋介石还把这看作是除掉宋子文的好时机。他一直不喜欢宋子文，而且宋子文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也并不比其前任显得高明，于是宋子文被免职，由张群接替了他的职务。
张群显得风度翩翩，温和稳健，在美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他除了有点能力外，还十分和蔼。
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首先要他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议席，民主社会党2个议席，独立派2个议席，国民党14个议席。
新政府于4月18日成立，这是个过渡政府，要到在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才停止行使其权力。3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取消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后来，副总统们进行就职典礼，孙科排居第一位。
杜鲁门总统发表宣言后不久，从华盛顿吹来一股冷风——
副国务卿迪安·亚克森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宣布“中国政府目前和希腊政府的处境并不相同。中国政府并没有处于崩溃边缘，不存在被共产党击败的危险。”因此不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总之，这是个令蒋失望的春天。
3月19日，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共产党首府所在地延安，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事实上，这是共产党主动从延安撤退出去的，国民党没有抓住任何共产党俘虏。
蒋介石现在还不能肯定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供应来进行一场大反攻。他发现共产党正在向东北、热河及陕西一带发动进攻。
从台湾也传来了令他不安的消息。台湾人组织了有秩序的示威游行，但由于大陆来的军队对示威人群开了枪，使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
台湾省长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他调去了增援部队，而接下来的就是屠杀，至少有1万台湾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示威领导人。
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对此提出了抗议。4月22日，蒋介石指派原驻美大使魏道明接任陈仪，而陈仪本人后来则被处决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使杜鲁门及其政府极为吃惊。
美国人不想让蒋介石进行战争，但也不想让他丢失中国。
他们暂时解除了禁止向中国运武器的规定。“中央政府”现在能买到1．3亿元的武器装备，用来防御足够了，但是若进攻，装备是不够的。国民党发现他们此时正在和日本新式武器对抗，这些武器是俄国人留给共产党的。
1946年5月1日，毛泽东把他的军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引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6月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了150英里。在东北，他们抓注了主动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失去它。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
军队。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竟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
战争的总动员令已经发布，但蒋介石在7月6日和7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立即进行改革。
在第二次讲话中，蒋介石谈到中日战争爆发10周年时说：
“如果不立即改革，中国很有可能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
7月6日，就是在他这两次讲话中间，司徒雷登给他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象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第二十章 蒋介石引退 -----续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象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9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把魏德迈将军派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局势。这个消息是11日正式公布的，这在南京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因为在南京，魏德迈是被当作国民党的朋友和共产党的敌人来看待的。
在以后的8个星期内，魏德迈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沈阳、北平、天津、台湾、上海和广州。他回到南京后，蒋介石邀请他给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讲话，叫他直言不讳。
魏德迈顾虑重重，于是就去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而大使却要他按蒋介石说的做。
8月22日，魏德迈发表了讲话。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夫妇都在场。在一片静寂沉默的气氛中，魏德迈讲到了他看到的管理不善、腐化、低效率及无能等现象。讲完之后，据魏德迈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一些官员热情地和他握手，感谢他的讲演。在回寓所的途中，司徒雷登大使赞扬他，说他讲的话一定不会冒犯蒋介石，还说他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人能讲得这样令人信服，而且能达到如此有益的效果。
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因为那是在私下里。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个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间题，他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于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
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万5千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有1O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着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是，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这种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这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破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庄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比如：
“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
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助，他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做的努力，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获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可以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等。
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象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9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把魏德迈将军派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局势。这个消息是11日正式公布的，这在南京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因为在南京，魏德迈是被当作国民党的朋友和共产党的敌人来看待的。
在以后的8个星期内，魏德迈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沈阳、北平、天津、台湾、上海和广州。他回到南京后，蒋介石邀请他给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讲话，叫他直言不讳。
魏德迈顾虑重重，于是就去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而大使却要他按蒋介石说的做。
8月22日，魏德迈发表了讲话。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夫妇都在场。在一片静寂沉默的气氛中，魏德迈讲到了他看到的管理不善、腐化、低效率及无能等现象。讲完之后，据魏德迈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一些官员热情地和他握手，感谢他的讲演。在回寓所的途中，司徒雷登大使赞扬他，说他讲的话一定不会冒犯蒋介石，还说他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人能讲得这样令人信服，而且能达到如此有益的效果。
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因为那是在私下里。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个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间题，他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于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
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万5千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有1O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着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是，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这种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这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破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庄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比如：
“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
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助，他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做的努力，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获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可以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等。
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第二十章 蒋介石引退 -----续2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恨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失面子。
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的水、桔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
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
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高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G·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了回来。
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市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
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市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人投机的结果。
当然，比起通货膨胀来，蒋介石更为担心的还是军事形势。
7月份，他主要是担心太原方面的情况，因为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
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蒋介石想，阎锡山现在被共产党步步紧逼，他或许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阎锡山的忠诚丝毫未变，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安眠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因为此时他大都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但是，他还是需要点睡眠的。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有助于他入睡。
现在，蒋介石不得不注意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并开始采取措施。1948年8月19日，他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元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金元券和美元兑换率为4：1，政府命令人们把旧纸币以300万：1的比率上交政府，把所有私藏金银及外汇于9月30日以前全部上交，使用新发行的货币。人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不值钱的旧币，所以对此非常高兴，起码开始时是这样的，蒋介石赋予儿子蒋经国以极大的权力，让他实施货币改革。
这对蒋经国来讲，是第一次显示他才能的机会。他搬到了上海，在那里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没有谁能够幸免，一位高级警官，同时也是个有名的黑市商，他是被逮捕的几百人中的一员。
在这非常时期，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因此，时间不长，蒋经国就在上海深得人心。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受到了挫折。9月的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
蒋夫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启程去上海了。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扬子江开发公司也不再故意找麻烦了，并且在上海的活动也逐渐减少。很快，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50年代，一个子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在伦敦开业，大约在10年后又关闭了。
这件事使蒋经国大失面子，但更惨的情况还在后头。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但这种作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金元券市值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
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人们经过第一次对蒋经国的信任之后，再也不听从他的命令把美元及有价值的东西上交，去兑换金元券了。有些人明白的晚了一些。
蒋经国的传记作者霍灵顿·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南京一家饭店里吃饭时说：在他的坚持下，妻子同意把他们一生藏的4000美元兑换成16000元金元券，而现在却是一钱不值了。一种无形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蒋经国及其随从周围形成。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曾在他身边干活的人，现在到了上海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厄运即将到来的气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蒋经国有着真正儒家的谦恭态度，他提出辞职，并道歉说：
“我工作了70天，感到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今天，除了请求政府惩处并澄清我的责任外，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向上海人民道歉……。我真诚希望上海人民以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奸商、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终于承认沈阳保不住了。25日，他下令驻军司令卫立煌撤出沈阳，救援被围攻的锦州驻军。但卫立煌却不想跟林彪的得胜之师相对抗。
在两个星期里，他一直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他为这次犹豫而付出了代价，他的12个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他本人乘飞机逃跑了，后来受到军事制裁，不过保全了性命，并于1955年加入了共产党政权（四年后他去世时，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如今，国民党军的锐气已彻底被打掉了，有些人开始改变立场。在陈毅的进攻下，山东省省会济南守军将领吴化文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投降，省主席王耀武很快地被活捉了。
随着卫立煌的溃败，东北很快全线崩溃。10月23日，闹讥荒的长春被攻破。11月2日，沈阳失守，30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共产党。
此后不久，战地记者胡霖在香港同埃里克·周的谈话中，对国民党溃败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恨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失面子。
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的水、桔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
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
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高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G·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了回来。
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市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
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市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人投机的结果。
当然，比起通货膨胀来，蒋介石更为担心的还是军事形势。
7月份，他主要是担心太原方面的情况，因为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
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蒋介石想，阎锡山现在被共产党步步紧逼，他或许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阎锡山的忠诚丝毫未变，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安眠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因为此时他大都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但是，他还是需要点睡眠的。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有助于他入睡。
现在，蒋介石不得不注意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并开始采取措施。1948年8月19日，他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元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金元券和美元兑换率为4：1，政府命令人们把旧纸币以300万：1的比率上交政府，把所有私藏金银及外汇于9月30日以前全部上交，使用新发行的货币。人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不值钱的旧币，所以对此非常高兴，起码开始时是这样的，蒋介石赋予儿子蒋经国以极大的权力，让他实施货币改革。
这对蒋经国来讲，是第一次显示他才能的机会。他搬到了上海，在那里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没有谁能够幸免，一位高级警官，同时也是个有名的黑市商，他是被逮捕的几百人中的一员。
在这非常时期，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因此，时间不长，蒋经国就在上海深得人心。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受到了挫折。9月的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
蒋夫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启程去上海了。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扬子江开发公司也不再故意找麻烦了，并且在上海的活动也逐渐减少。很快，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50年代，一个子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在伦敦开业，大约在10年后又关闭了。
这件事使蒋经国大失面子，但更惨的情况还在后头。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但这种作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金元券市值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
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人们经过第一次对蒋经国的信任之后，再也不听从他的命令把美元及有价值的东西上交，去兑换金元券了。有些人明白的晚了一些。
蒋经国的传记作者霍灵顿·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南京一家饭店里吃饭时说：在他的坚持下，妻子同意把他们一生藏的4000美元兑换成16000元金元券，而现在却是一钱不值了。一种无形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蒋经国及其随从周围形成。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曾在他身边干活的人，现在到了上海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厄运即将到来的气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蒋经国有着真正儒家的谦恭态度，他提出辞职，并道歉说：
“我工作了70天，感到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今天，除了请求政府惩处并澄清我的责任外，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向上海人民道歉……。我真诚希望上海人民以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奸商、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终于承认沈阳保不住了。25日，他下令驻军司令卫立煌撤出沈阳，救援被围攻的锦州驻军。但卫立煌却不想跟林彪的得胜之师相对抗。
在两个星期里，他一直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他为这次犹豫而付出了代价，他的12个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他本人乘飞机逃跑了，后来受到军事制裁，不过保全了性命，并于1955年加入了共产党政权（四年后他去世时，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如今，国民党军的锐气已彻底被打掉了，有些人开始改变立场。在陈毅的进攻下，山东省省会济南守军将领吴化文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投降，省主席王耀武很快地被活捉了。
随着卫立煌的溃败，东北很快全线崩溃。10月23日，闹讥荒的长春被攻破。11月2日，沈阳失守，30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共产党。
此后不久，战地记者胡霖在香港同埃里克·周的谈话中，对国民党溃败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第二十章 蒋介石引退 -----续3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蒋介石对少帅张学良的态度使东北人民对他极为反感。长期囚禁张学良只能使少帅更得人心，使蒋介石失去人心，并加深人民对他的不信任程度。如果他释放了张学良，把他送回去，少帅也许能为国民党争取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不得人心还有其他原因。他独断专行，重新划分东北各省，而根本不和当地人商量，这大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此外，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地人反对这些官员，觉得他们是代表“南方人”，即中央政府的。
很多非当地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给人的印象就是它占领了东北。国民党官员接管东北后，掠夺财产，腐化堕落，贪污贿赂，加之其他暴行，使许多东北人倒希望日本人继续占领这块地盘。
国民党的官员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人们进行政治迫害，结果许多人因此投奔了共产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最大的失策或许是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遣散傀儡政府在东北的30万中国军队。这些人没办法生存，大都投到了共产党旗帜之下。林彪热情地欢迎他们。确实，他们后来成了“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也完全是个军事原因，从战略角度来讲，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被迫采取防御措施。俄国人把城市留给了国民党，却把农村留给了共产党。
用中国军事术语来说，国民党只是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起来，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之中，蒋介石于12月1日派夫人去美国寻求援助。3日，蒋夫人见到了马歇尔，10日见到了杜鲁门。但是，这两人看来谁也不大同情他们。她提出了许多要求，想在3年内得到30亿元的援助。
12月20日，杜鲁门派往上海的经济合作司的头头保罗·G·霍夫曼回来了，带来对蒋夫人极为不利的消息，21日，美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建设援助计划。蒋夫人不想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国，便在美国呆了近一年，不知疲倦地为国民党奔波，但终于一无所获。
在此之前，美国曾使国民党在华北的希望受到打击。国民党最优秀的将军傅作义以11个训练有素的军来守卫京津地区。
然而，这11个军中，有4个军完全缺少装备，3个军装备不全。
1948年夏，美国援助人员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便单独与傅作义谈判，给他武器装备。他们觉得傅作义能够稳定华北局势，这样傅作义能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打开突围大门。
7月初，他们提议给天津的傅将军1，600万元的军事供应。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但第一批武器到11月29日才运到，并且发现这批枪支因缺少关键部件而不能使用。
傅作义虽被看作国民党最坚定、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然而枪支运送的失败却大大动摇了其军队的士气。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北平失去了屏障，同时也断了向海上撤退的路。
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战火燃烧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都，于1月21日带领军队接受整编，把北平交到了共产党手中。
天津失守后，阎锡山曾给傅作义拍了6次电报，要他“勇于牺牲，坚决作战，不要有任何生存的想法”。但是，阎锡山对傅军所受到的压力及其内心的紧张状态一无所知。
实际上，傅作义投降共产党，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共产党在未来的政府中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个职务，这都是机智地通过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的西北军阀，傅作义女儿的公公邓宝珊促成的。燕京大学的常同山教授领导的民主党的一些人告诉傅作义，北平人都愿意投降共产党。以市议会议长许辉同为首的商业集团也恳求傅作义“理智些”，不要做损害北平这个历史名城的事情。
傅作义在军事上也感到孤立。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已在东北溃败，傅作义明白他不能依靠答应要来救他的中央军。那时，他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已向共产党投降。
除此之外，从傅作义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要是继续反抗，形势将会对他极为不利。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虽然并不一定亲共，但大多数都是反蒋的。这样，这个古老的首都和平地交给了共产党。
在南面，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国民党失去了40万军队。12月3日，徐州失守，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被打开。徐州之战确实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事之一。
这场战役持续近3个月，注定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大陆的命运。埃里克·周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战役，并看到了一位逃到南京的军官。他就是李弥将军（他后来跑到缅甸，成了国民党残部的首领，以种鸦片为业）。
根据和李弥将军的谈话，加上他本人观察，埃里克·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徐州战场总司令刘峙忠贞不二，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成了人们的笑料。
2、45万国民党军队与150万共产党人作战，人数相差悬殊。
3、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共产党人无需一枪一炮就穿了过去。这个军队原来是宋哲元手下29军的一个师，它在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中获得极大声誉，因此它的倒戈对其他部队来讲是当头一击，使他们的士气大挫。
4、国民党军队由广东、四川、云南的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缺乏统一领导。在各个部队中，互相不是合作，而是勾心斗角。
5、蒋介石干涉过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南京给各位军官打电话，下命令，往往考虑不到战场上的新动向。
6、共产党通过蒋介石总部的军事助手刘飞把国民党的行动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飞1949年4月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和共产党和谈时，投奔了共产党。
7、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军队苛扣军饷，给养不足。他们被围困时，整连整营的士兵用武器跟共产党人换馒头、米饭吃。
8、国民党缺乏空军支持。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新飞机，甚至拒绝提供他们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
1957年，历史学家陈晓伟在香港与埃里克·周谈话时分析说：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蒋介石对少帅张学良的态度使东北人民对他极为反感。长期囚禁张学良只能使少帅更得人心，使蒋介石失去人心，并加深人民对他的不信任程度。如果他释放了张学良，把他送回去，少帅也许能为国民党争取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不得人心还有其他原因。他独断专行，重新划分东北各省，而根本不和当地人商量，这大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此外，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地人反对这些官员，觉得他们是代表“南方人”，即中央政府的。
很多非当地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给人的印象就是它占领了东北。国民党官员接管东北后，掠夺财产，腐化堕落，贪污贿赂，加之其他暴行，使许多东北人倒希望日本人继续占领这块地盘。
国民党的官员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人们进行政治迫害，结果许多人因此投奔了共产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最大的失策或许是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遣散傀儡政府在东北的30万中国军队。这些人没办法生存，大都投到了共产党旗帜之下。林彪热情地欢迎他们。确实，他们后来成了“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也完全是个军事原因，从战略角度来讲，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被迫采取防御措施。俄国人把城市留给了国民党，却把农村留给了共产党。
用中国军事术语来说，国民党只是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起来，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之中，蒋介石于12月1日派夫人去美国寻求援助。3日，蒋夫人见到了马歇尔，10日见到了杜鲁门。但是，这两人看来谁也不大同情他们。她提出了许多要求，想在3年内得到30亿元的援助。
12月20日，杜鲁门派往上海的经济合作司的头头保罗·G·霍夫曼回来了，带来对蒋夫人极为不利的消息，21日，美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建设援助计划。蒋夫人不想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国，便在美国呆了近一年，不知疲倦地为国民党奔波，但终于一无所获。
在此之前，美国曾使国民党在华北的希望受到打击。国民党最优秀的将军傅作义以11个训练有素的军来守卫京津地区。
然而，这11个军中，有4个军完全缺少装备，3个军装备不全。
1948年夏，美国援助人员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便单独与傅作义谈判，给他武器装备。他们觉得傅作义能够稳定华北局势，这样傅作义能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打开突围大门。
7月初，他们提议给天津的傅将军1，600万元的军事供应。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但第一批武器到11月29日才运到，并且发现这批枪支因缺少关键部件而不能使用。
傅作义虽被看作国民党最坚定、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然而枪支运送的失败却大大动摇了其军队的士气。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北平失去了屏障，同时也断了向海上撤退的路。
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战火燃烧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都，于1月21日带领军队接受整编，把北平交到了共产党手中。
天津失守后，阎锡山曾给傅作义拍了6次电报，要他“勇于牺牲，坚决作战，不要有任何生存的想法”。但是，阎锡山对傅军所受到的压力及其内心的紧张状态一无所知。
实际上，傅作义投降共产党，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共产党在未来的政府中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个职务，这都是机智地通过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的西北军阀，傅作义女儿的公公邓宝珊促成的。燕京大学的常同山教授领导的民主党的一些人告诉傅作义，北平人都愿意投降共产党。以市议会议长许辉同为首的商业集团也恳求傅作义“理智些”，不要做损害北平这个历史名城的事情。
傅作义在军事上也感到孤立。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已在东北溃败，傅作义明白他不能依靠答应要来救他的中央军。那时，他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已向共产党投降。
除此之外，从傅作义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要是继续反抗，形势将会对他极为不利。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虽然并不一定亲共，但大多数都是反蒋的。这样，这个古老的首都和平地交给了共产党。
在南面，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国民党失去了40万军队。12月3日，徐州失守，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被打开。徐州之战确实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事之一。
这场战役持续近3个月，注定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大陆的命运。埃里克·周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战役，并看到了一位逃到南京的军官。他就是李弥将军（他后来跑到缅甸，成了国民党残部的首领，以种鸦片为业）。
根据和李弥将军的谈话，加上他本人观察，埃里克·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徐州战场总司令刘峙忠贞不二，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成了人们的笑料。
2、45万国民党军队与150万共产党人作战，人数相差悬殊。
3、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共产党人无需一枪一炮就穿了过去。这个军队原来是宋哲元手下29军的一个师，它在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中获得极大声誉，因此它的倒戈对其他部队来讲是当头一击，使他们的士气大挫。
4、国民党军队由广东、四川、云南的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缺乏统一领导。在各个部队中，互相不是合作，而是勾心斗角。
5、蒋介石干涉过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南京给各位军官打电话，下命令，往往考虑不到战场上的新动向。
6、共产党通过蒋介石总部的军事助手刘飞把国民党的行动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飞1949年4月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和共产党和谈时，投奔了共产党。
7、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军队苛扣军饷，给养不足。他们被围困时，整连整营的士兵用武器跟共产党人换馒头、米饭吃。
8、国民党缺乏空军支持。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新飞机，甚至拒绝提供他们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
1957年，历史学家陈晓伟在香港与埃里克·周谈话时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