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调停国共建立联合政府，暨内战爆发的真实历史过程

历史事实需要兼听则明嘛,以下历史资料和照片采取自布莱恩.克罗泽和历史档案及国共军方面公开发布的文档。
注：布莱恩.克罗泽---美国历史学家兼政治传记作家（著有【蒋介石传】，并接受蒋亲自采访）

背景：马歇尔来华调停，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建立与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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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公达成协议，国共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又被称为“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尽快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按照民主模式建立多个政党的联合政府。


1945年毛泽东与蒋公重庆合影



1946年马歇尔与蒋公宋美龄合影

为执行“双十协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共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解决办法。 1946年1月10日，国共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上签字，并连同上述停战协议交由国民政府主席颁布。该协议规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由周恩来和张群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由国、共、美三方各派一名委员，在北平成立军调部。国民党的代表是政府军委调查统计局局长郑介民，中共代表是中共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罗伯逊。
1946年元旦，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简称三人会议），国民党为张群（不久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生效。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的代表张群和周恩来终于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日，国共双方的最高统帅向各自的军队下达停战令。在此基础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向会议呈送中共代表团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正式提出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请各位JY参考一下,TG在68年前早就提出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嘛,当时确实是老蒋和国民党错失机会的嘛)。蒋介石在1946年1月10日发布停战令。同时共军毛泽东朱德也发布停战令。

1946.1.31日政协会议闭幕，也就是这一天，国民党改派张治中为代表，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据张治中回忆，在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的最初整军草案中，“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海、空军中共军也按比例参加,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向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始料未及的。这份草案当然让蒋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例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1946年2月25日，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按照该方案,中国在68年前早就实现军队国家化了)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的代表张群和周恩来终于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图中右为马歇尔左为张群）

接着，1946年2月25日，三方代表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后，马歇尔（中）、张治中（右）与周恩来先后讲话，表示庆祝。（即中央政府的国军中，国军/共军比例为5：1）

@农村棵 2015-09-22 15:14:20
顶楼主，，，
这个调停是什么情况，我很想明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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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了解。请听俺娓娓道来。

蒋介石于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宪法的具体计划。蒋介石在会上宣布4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在这些会上，中共对政府的建议都表示赞同，这使马歇尔觉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1946年1月，蒋公在政治协商会议。

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年12月31日－1959年10月16日），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
他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任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他退役。退役后的他曾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使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去了大陆的领导权。他在1947—194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他提出过“欧洲复兴计划”，并因为此计划改善了西欧战后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维基百科）
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抵华，调停国共内战，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调停失败离华，其间年余。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份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韩战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耙，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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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歇尔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使命，中共官方历史是这样说的：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借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之下，也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进行所谓的‘调处’的时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把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注解，1967年北京出版社，第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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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则说过，战争爆发之初：

“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27页。
他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于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的立场是错误的。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简称三人会议），国民党为张群（不久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

三人会议，国民党不久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

国共调停时 马歇尔与周恩来交谈。

@simianchu 2015-09-22 15:48:51
快快快，我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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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着急，已经过去70年的历史真相可以还原嘛。当事人各方美国，中共，国民党都还在，档案资料也解密了嘛。只要本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就可以实事求是看清真相嘛。

接前面----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向会议呈送中共代表团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正式提出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
接着，1946年2月25日，三方代表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后，马歇尔（中）、张治中（右）与周恩来先后讲话，表示庆祝。（即中央政府的国军中，国军/共军比例为5：1）。
随后，1946年3月，马歇尔与三人会议共同赴各地视察国共停战状况。他们先后到华东华北，于3月4日到达西北共军首府延安。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及三人军事小组抵达延安。图为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马歇尔将军抵达后，于延安机场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陪同下，检阅土八路的队伍。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简陋的窑洞会议室宴请马歇尔。图中可见墙上糊着报纸。

先归纳1945年～1946年时代中国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背景，以下文章引自，布莱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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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
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忙，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这些言论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在二次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的消极态度，也为美国为什么对蒋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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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蒋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还击日本人，因为日本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漫长的抗战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十五天之后，靠施放毒气才夺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这座城市几乎被日军炸平，10000幢房屋只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离了。而中国的增援部队七天之后才赶到，这时日军被迫撤退。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岛屿上的战斗进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远征军会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登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人在空中便会得到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所建立的一系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须完全控制整条京广铁路，以达到将中国一分为二，孤立重庆的目的。由于有苏日中立条约，而且俄国正忙于对付欧洲的强大敌人，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苏联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在1944年3月把“满洲”的十个师调往湖南（即 豫湘桂战役，打通陆地上从满洲华北到湖南广西至东南亚的通道）。
1月份，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请，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会谈，以全面解决两党的分歧。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观点，要求给予共产党平等的地位。
一个月之后，美国共产党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发动了一场宣传战，呼吁美国施加压力，迫使重庆允许一个美国使团访问延安，打开国民党的封锁。
3月份，俄国人的飞机轰炸了新疆。4月2日，苏联政府指责新疆当局向外蒙古派兵，并声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难民。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是为苏联的飞机轰炸找理由。五月中旬，驻重庆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苏联的军事顾问也随之全部回国。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西安进行了几次会谈，当共产党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控制地区以及作战部队的自治权时，会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有180万人的进攻兵力。这些并不都是他们的精锐部队，最好的军队大多在别处的前线，但是他们装备精良，指挥有方，而且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蒋介石的六百万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在这六百万军队中有许多都是食不果腹、指挥不良、装备落后，无心恋战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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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发起了进攻。日军进攻时，中国的一位指挥官汤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没有来得及回来抵挡日本人的突袭。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人中名声最糟的一个。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汤恩伯指挥的军队每个单位都缺编，这样，军官们就可以把付给并不存在的士兵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冯玉祥的这个记载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汤恩伯和他的军队与敌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他们从河南边界的界首购进日货，然后运到内地出售。回来时又把中国的产品卖给日本人。这种往来为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汤恩伯不在前线只是国民党防守河南时严重失职的例子之一，当他们为内部矛盾争得不可开交时，日本人已夺取了省会。
中国的第十二、第十三军相互攻击，推迟了撤离时间。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将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却给了中国重量的一击，他要求中国抽调国内防御急需的兵力。他一直缠着委员长，要他向缅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国训练装备的Y军，因为在那里，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了边界那边印度的英帕尔。
蒋介石根据开罗协议，两次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协议规定由史迪威率领他的中美陆军部队在缅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发动进攻，配合缅甸南部50000英军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以夺取仰光。
邱吉尔虽然同意这个计划，但显然不很热心。因为这个计划与英国的战略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支持这个计划，他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他警告总统说，他预计那个时候日本人会在中国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在开罗所作的承诺。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蒋介石却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罗斯福的恳求，同意在4月14日将美国训练的部队派往缅甸。
不出几天，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个月下旬，长沙失守。在此之前，薛岳(小老虎)曾三次夺回长沙，可是这一次又被日本人赶走了。
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续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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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续2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但罗斯福仍想在东亚继续让史迪威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因此，罗斯福作出了一个妥协的反应，10月5日，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又建议让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期间继续留在那里。
但是，蒋介石不会就这么便宜罗斯福，在9日给总统的答复中，他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开罗会议以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不无正确地指出，由于把他手下由美国训练的军队派去了缅甸，结果使他在日本大举进攻华东时，处于兵力不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无法抵挡日军，对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继任者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离去之后，他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丹尼尔-苏尔但将军接管缅印战区，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指挥中国战区。赫尔利和魏德迈与他们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尔利是个待人诚恳，性格外露的人，他没有职业外交家克劳伦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种外交方面的敏感。而魏德迈虽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气质，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样缺乏策略。两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坚决反共的，为了他们眼里的美国利益，两人都坚决支持蒋介石。然而，这两个人又都肩负着帮助国共两党和解的任务，这个目标由于蒋介石决不让步而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调和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其中的第五个目标是与前面三个目标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最初那种过分的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他乐观的天性造成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来华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交谈，俄国人曾向他保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兴趣，并希望与重庆改善关系。
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了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作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定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尽，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邱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
------------续3本章完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一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德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贝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二十五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七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他说：“很自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封电报。
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将以代理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福兰克林-F-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未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作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万5千兵力、20万7千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确定在11月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僵持仍在继续。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中苏定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正式通报了雅尔塔会议的协定。
美国决定牺牲中国、支持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消息，显然震动了蒋介石。但他保持了平静，他建议，中苏签定任何协议都应有美国和英国参加，大连港的海军基地应由四国联合处置，而且英美应该参加中苏移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讨论。
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复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塔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本章主要历史人物简介：


美国大使高斯，1944年离任由赫尔利接任。


美国大使赫尔利右一，接任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左二。



美国大使赫尔利1945年8月赴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后与蒋公合影。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
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不久又晋升为四星上将。

1944年7月：剛抵达延安后不久的赫伯特希契海军中将，雷卢登，巴雷特上校，周恩来和约翰谢伟思合照


美国大使馆秘书，约翰·谢伟思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他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943年8月,约翰·谢伟思到史迪威将军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的报告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1950年代因美国反共的麦卡锡运动入狱。

再发布那个时代美国LIFE记者拍摄的照片，使各位看官得以亲临其境。



1945年3月，中国云南，美军与中国远征军。

1945年3月，云南省，中国远征军军官讲习课堂。


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在机场。

1945年3月，云南省，中国远征军士兵使用的枪械。

1945年3月，云南省，美军军官军事会议，后面的中文是“副总教官及教官室”以及意大利地图，欧洲战况同样牵动援华美军。

1945年3月，云南省，中国远征军炮兵训练，他们使用的主火炮是75毫米榴弹炮。

1945年3月，云南省，中国远征军军官的伙食。



1945年，中国。这是当年国军典型的夏季装备，他们穿着草鞋，扎着绑腿。



1945年，中国（可能是云南）。这位士兵在玉米地旁边的石灰岩上休息，他穿着草鞋，扎着绑腿。

1945年3月，云南昆明。美军少将R. L. McClure先生 (右)向国军少将Chao Chia Shiang (左) 赠送铜牌，这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其前身是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二战期间的中印缅战区，它是一所培养中国军官的重要学校。后面的背景有孙中山头像、中华民国国旗，口号是：发扬革命精神、充实反攻力量、加强盟国合作等等。这时中美联军正在缅甸和云南西部准备展开大反攻。

1945年3月，云南昆明。美军军官Henry C. Dozier Jr. (中) 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向中国军官学员讲授军用地图，这时中美联军正奋战在缅甸并给予日军以重创。

1945年3月，云南昆明。二战中中国军人伤亡惨重，急需培训补充大量的军官，这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的课堂上，中华民国军官们正在专心致志听课，这位在记录笔记的是陆军少校Pang Tso Shi。

1945年3月，云南昆明。这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的毕业典礼上，负责培训的美军代表上校Elbert W. Martin先生接受中国学生赠送的礼物。

1945年3月，云南昆明。这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的美军教官办公室，这两位是上校Edward S. Sirois (左) 和Elbert W. Martin (右) 。


1945年1月，缅甸北部。盟军卡车车队沿着蜿蜒的缅甸北部群山在滇缅公路缅甸境内行进，这次是建成后不久第一次向中国运输物资，因为装运物资的起点是印度，也称中印公路（英美盟国称为Ledo Road），这年滇缅公路改称史迪威公路。


1945年1月，缅甸。美国陆军军用卡车车队正在穿过萨尔温江大桥，这是滇缅公路在缅甸境内最重要的大桥，这条公路保障了二战后期对中国的物资供应，它从英属印度的东北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大后方进行支援。



1945年3月26日，中国Annan（原文如此，查询这个地点现在很多人考证是贵州省晴隆县境内）。这是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当天美国陆军补给车车队正在攀爬著名的21个急转弯（中国人成为“二十四道拐”），这是二战时期闻名全球的滇缅公路向重庆方向延伸的一段，与之齐名的还有驼峰航线，这条供应线保障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

1945年1月，缅甸北部。盟军卡车车队正在通过Bailey大桥。

1945年1月，缅甸。盟军首航滇缅公路途中，这是之前中国人在山间修筑的防御工事，用于对抗日本侵略者。

1945年1月，印度东北部。盟军卡车车队刚刚装载援华物资在印度境内行进，这是跨越一条河流建成后不久的一座浮桥。

1945年1月，印度东北部。中国远征军驻印度部队正行进在一处被毁坏的小乘佛教寺庙群附近，等待反攻缅甸，在之前他们因为英勇打击侵略缅甸的日军和营救英军赢得了盟友的尊敬。

1945年1月，云南昆明。昆明城万人空巷，市民拥挤在街道上欢呼盟军卡车车队和吉普车的到来，这次是滇缅公路的首航。

1945年1月，印度。盟军司令Lewis A. Pick将军与中国远征军司令孙立人将军紧紧握手，这位二战名将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在缅甸仁安羌一战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部队营救了英军并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中声誉鹊起，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1945年，原文是印度，不过可以确定是在中国境内。盟军首航滇缅公路车队进入一个城市（这是哪里？）

1945年1月，缅甸密支那。蜿蜒在缅北群山之中的滇缅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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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7日，陕西省延安县，美国驻华大使Patrick Hurley和参赞I.V. Yeaton 造访中共总部，游说毛泽东参加国共和谈，在坐的有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和共产党三巨头的另外两位朱德、周恩来

1945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党魁毛泽东




1945年9月3日，重庆。中印缅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与参加胜利日茶话会的驻华大使、盟国友人，(左三) Sir Horace Seymour先生和夫人、(右三) Apollon A. Petrov先生和夫人以及(右二) General Patrick J. Hurley赫尔利先生。

1945年9月3日，重庆。胜利日的蒋介石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位中国的精神领袖正处于人生巅峰，他率领军民抗击日本法西斯最终获胜，一洗中国近代百年之耻，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平起平坐的常任主席国。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二战中中华民国国军主力部队消耗殆尽，这是在中国娃娃兵，他正坐下来休息一下，望着摄影机镜头发呆。桂林这座城市不久前遭到日军毁灭性的攻击，当地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死伤惨重。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中华民国国军步兵穿着草鞋进入这座城市，不久前这些广西籍军人与日军在这里血拼，现在他们收复了城市，但这条主街道两旁到处是被毁坏的房屋。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中华民国国军步兵穿着草鞋在城郊，正准备进入这座城市，这些军人大多是广西当地籍，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非常顽强，现在他们收复了故土，脸上洋溢着微笑。在1944年10月28日至11月10日发生的桂林之战中，这些守城将士孤军奋战，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这场战役是官方所称桂柳会战的核心战役，桂柳会战统计国军战报是毙伤日军6.3万余人，日军战报是日军损失5.6万余人。（日本《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中华民国国军步兵穿着草鞋坐在路边等待军需。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中华民国国军步兵在漓江畔的一个渡口，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木船，正准备光复桂林。



1945年8月，广西桂林。这个小孩是中华民国国军的一名马夫，他只有10多岁，正在给骡子调整牠背上的担子。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一位中华民国青年国军步兵，他穿着草鞋，枪放在背上的行囊中，他正疾步走向桂林，那里的日军将向中华民国缴械投降。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一位中华民国青年国军步兵，他穿着草鞋，枪扛在肩上，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那里的日军将向中华民国缴械投降。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一位中华民国国军伙夫。

1945年8月，广西桂林。衣衫褴褛的中华民国国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背景是已经毁坏的广西银行总行，在残存的立柱上当地人民用毛笔书写“欢迎最先光复桂林的二九军一六九师突击大队”。

1945年8月，广西桂林。中华民国国军步兵穿着草鞋在城郊，正准备进入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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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中国重庆，一大袋钱被装上黄包车，这时日本已经投降，中国是战胜国

1945年8月，重庆。街头小贩出售美国产的香烟、肥皂、口香糖、鞋等物品，这期间日本刚刚投降，百废待兴，通货膨胀也比较严重

1945年8月，重庆。通货膨胀比较严重，这位美国大兵用小额中国货币点烟。

1945年8月，重庆。一家钟表店内，这个美国大兵准备买个闹钟

1945年8月，重庆。美军基地内，一大群苦力排队等着发饷

1945年8月，重庆。美军基地内，刚刚领到薪水的三位农村妇女



1945年10月，中国重庆，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山寨国某大学正教授认为是“常凯申：）”视察美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驻地（时驻重庆），陈纳德将军手下的飞虎队勇士们列队向这位统帅致敬

1945年10月，中国重庆，美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驻地（时驻重庆），中印缅战区统帅与Charles B. Stone将军握手

1945年10月，中国重庆，美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驻地（时驻重庆），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代表中印缅战区统帅蒋介石先生向飞虎队发表演说，她操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得到雷鸣般的掌声

1945年10月，中国重庆，美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驻地（时驻重庆），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赠送一枚非常珍贵的中国古代钱币给飞虎队纪念，士兵Donald Painter代表飞虎队接受了这份礼物

作者：敢战士2015 时间：2015-09-22 18:09:07
国共何谈破裂的标志是国军包围并进攻中原军区。

作者：农村棵 时间：2015-09-22 19:57:05
再次支持，，，，，
图片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好。

作者：5n06 时间：2015-09-22 20:47:47
这段历史一直不清楚，果断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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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