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十五军鏖战上甘岭（8）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我有几点认识：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 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不得不把美二十五师和已经被我痛打得不堪一击的韩九师换上来。这样，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就处于更大的被动状况，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从政治角度讲，上甘岭战役紧张阶段，美国正在大选，广大选民十分厌恶这场战争。尤其是上甘岭战役，使美军越陷越深，仆从国欲退不能，美国国内怨声四起。
当然，也有人在上甘岭战役中占了便宜，这个人便是艾森豪威尔。艾氏在发表竞选演说时宣布，如果他能当选总统，他的政府将优先结束朝鲜战争，并说：" 只有如此，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的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 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许诺，立即博得美国人民喝彩，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呼声顿时上涨。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甘岭战役帮助了艾森豪威尔，给了他一个"射门" 的机会，使他关键的时候猛踢一脚，进了漂亮的一球。
上甘岭战役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 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 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方针的胜利。
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 的指示" 零敲牛皮糖" ，不断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 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很英明的，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以后，朝鲜战场上不断成排、成连、成营的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威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事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司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二、一切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与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造成了为国争光慷慨赴死的壮烈气氛。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动，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他们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气魄，在战斗异常紧张艰苦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作风，作战技巧出神入化，献身精神一往无前。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以后，南朝鲜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第3 卷《对峙中期》一书中，把上甘岭战役称为"摊牌计划" ，自称受挫，并承认中共十五军防御意志坚韧不拔，因此三角高地( 即 597.9高地) 战役始终没有进展，反而使中共军打成漂亮仗而自豪∧
三、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的武器装备仍处于相当的劣势，但从志司到兵团乃至军、师，都尽了最大努力，将炮兵集中使用于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正如毛 在论述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时指出的那样：" ……在十月中，敌人曾以两个半师兵力向金化以北上甘岭的三平方公里的我军两个阵地举行连续攻击，直打到十一月底，敌人伤亡两万多人，每天发弹两万多发，有时多至三十万发，每天并出动坦克、飞机助战，但两个阵地最后仍在我手，敌人未能夺取寸土。由于阵地战斗这样激烈，敌我的炮火均尽量集中。我歼敌一个连，平均每天需集中三十多门炮，消耗弹近一万发。过去三个月中，我已消耗炮弹二百四十余万发。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要素。
四、坚固和完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战役持久防御从而制胜的重要条件。我军担任平、金、淮地区防御任务之后，首先树立了正确的防御指导思想，进行了大规模的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是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的作用。客观上使我与敌在装备上的高度悬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为我挫败和做依托，在敌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对我实施疯狂的、持续的、旷世罕见的猛烈轰击下，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其次，坑道工事也为我长期固守和与敌反复争夺创造了有利条件。即使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也仍能坚守坑道，从坑道内不断以小分队主动出击，零敲碎打的收拾敌人，破坏其修筑工事，使占领我表面阵地的敌人，如坐火山之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利用坑道囤积了大量粮弹，从而保证坑道分队的生存，不仅大量消耗阵前之敌，也为最后的反攻储备了有生力量。

22、十五军鏖战上甘岭（9）


五、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以十五军第四十五、二十九师为主体，各兄弟部队配合参战的结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十二军的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十二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当时，十五军的二梯队已经拉上去了，敌人又调来了韩九师三个团，韩二师集中最后力量，加上美军空降一八七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投入战斗，597.9 高地的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德生同志的到来，三十一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可以说，十二军部队的参战，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4
这次战役，虽然最初主要投入了四十五师，但在我十五军内部，也是密切配合，情同手足，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不妨略举一二。为了有力支援上甘岭作战，坚守西方山、斗牛峰的四十四师部队，一方面严阵以待，一方面积极出击。师长向守志同志说，敌人在东边打，我们在西边打；敌人打我上甘岭两个山头，我们也打敌人几个山头。这是对上甘岭作战的直接配合，也是对四十五师的最好支援。十月六日，一三O 团一举攻占上佳山无名高地，全歼美七师一个加强排，此后敌以一个营的兵力同我反复争夺，但上佳山阵地始终为我控制，在上甘岭战斗异常激烈时期，牵动了敌人的神经。一三二团以391 高地与敌反复争夺，为了达到牵制目的，他们忽而放弃阵地，让敌蜂拥而至，忽而飞兵奇袭，将敌大量杀伤，再唿哨撤离。如此这般，在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战中，他们三进三出南峰，前后共歼敌三千八百余人，创造了成建制歼灭敌一个团的范例。有人把这种战法譬喻为" 玩猴术" 我依托北峰，遥控南峰，恰似用一条绳子套住敌人的脖子，使它无法脱身，既站不住脚，又走不掉，只能蹦达。除上佳山几391 高地战斗外，还有381 东北无名高地战斗等，四十四师部队寻机而出，遇敌便打，西方山的枪炮声热辣辣地温暖了五圣山我四十五师部队的心。除了战斗上的配合以外，四十四师还先后派出两个慰问团，往五圣山送菜送弹药。
在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的另一支精锐二十九师，发扬了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根据兵力部署要求，他们以一个团配属四十四师，坚守西方山，以两个团配合四十五师，后又配合三十一师战斗在上甘岭。当战役处于最艰苦阶段时，他们把上万斤萝卜、西红柿送到四十五师；在大反击前，师政委王新亲自率领两个营，把几万发炮弹和手榴弹送上五圣山。他们可以说是我十五军
的一支没有机械化的机动部队，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需要，他们就飞驰哪里。一句话，没有兄弟部队的伴奏，上甘岭的锣鼓就不会敲得这么动听。
六、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还仰仗于后勤保障有力。上甘岭战役越打越大，其它战线上就相对安静下来，整个朝鲜都在看着上甘岭打。所以我们要什么，上级给什么。志司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同志亲自抓上甘岭的后勤保障，二分部全力以赴，使我十五军" 兵马壮、粮弹足" ，战役过程中的弹粮弹供应，满足了战斗所需要的大量消耗。运输部队在敌火下昼夜不停的前运弹药、后转伤员、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七、在上甘岭战役中，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鼓舞。加强给我们的火炮，有许多是祖国亲人捐献的。当时我国还处于困难时期，父老乡亲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抠出一点钱，支援我们打仗。战斗紧张时，祖国慰问团来到我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物资力量是可贵的，精神力量更可贵，它时时在鼓励并警示我们前方的同志，身后就是祖国，背后就是亲人，为了祖国的安宁，亲人的幸福，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忍受，再大的牺牲，我们也绝不能后退。
战役中，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支前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妇女，其中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叫石吉荣，是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在支前中，她的左腿被美军飞机炸断了，康复出院后不能运送弹药伤员，便在转运伤员的路边设了一个茶水站，自己拄着拐杖给伤员送水喂水，每天早晨顶着月亮开始，晚上顶着星星收工，一直干了四十多天。还有一个叫李春实的姑娘，因为担架队只要男同志，她便同另外三个姑娘女扮男装，自己做了一副担架，到火线救护所抬伤员。在许许多多支前事迹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朴在根老人。我们干部战士，都喊他阿爸基，他的确是一位很好的阿爸基。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头参加了担架队，抢运伤员，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我们的伤员。一次，担架队遇上敌人空袭，周围都是炸弹，躲避不及，朴在根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伤员保住了，朴在根老人却被弹片穿透背部，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还有一位被称作" 志愿军的妈妈" 的老人咸在福，五十多岁了。战争爆发后，她的老伴、儿子、儿媳先后为战争捐躯。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孙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临时伤员转运站，凡从她家里经过的伤员，都受到她悉心的照料和无微不至的护理，那种慈母般的温情，使身处异国又负伤带疾的战士无比感动，可以说伤疼先从精神上被治好一半。
正是有了以上诸多因素，才有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这话不一定准确，但是，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所体现的" 不怕牺牲，艰苦顽强，友爱团结，机智灵活" 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慨，的确使敌人大为震惊。我们
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线。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
作者：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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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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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秦基伟与上甘岭战役（1）

作者：陈赋斌

上甘岭战役的整个作战是由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景谷生指挥的。此次战役从美军预计的5天打到43天，从营连级小规模战斗发展为军师级大规模战役，是战事不断发展的结果。其显著的不确定性，考验着指挥员的判断力、决断力和指挥艺术。正如秦基伟所说：“战争，对于战士来说是枪对枪刀对刀，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智谋和意志的较量。” ①上甘岭遭受突袭后，秦基伟迅速判明形势，在伤亡巨大的情况下，从大局出发，作出坚守阵地的决定，同时根据战事发展，适时调整兵力部署，不断改进战法战术，最终赢得了胜利。

一、保持沉着冷静，迅速判明形势（1952年10月14日至15日②）

坊间有种说法：上甘岭战役之初，志愿军被“联合国军”骗了。该说法认为，上甘岭遭突袭后，志愿军以为敌军不过是佯攻，其真正的意图是进攻平康平原，故未向上甘岭实施增援，造成被动。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从志愿军方面看，在缺乏情报及时支持的情况下，判明敌军主攻方向只能依靠观察战场态势。战前，秦基伟关注的中心不是上甘岭，而是西方山。原因在于西方山防御正面是平原地形，便于敌军机械化部队实施机动。敌军一旦由此突破，志愿军难以阻挡，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山还是第15军和第38军的结合部，最易被对手突破。因此，秦基伟在西方山放了3支部队：第15军第44师；军炮兵主力；第29师的1个团。10月14日，敌军突袭上甘岭，大大出乎秦基伟意料。因通讯线路被炸断，无法及时和全面掌握敌情。在这种情况下，秦基伟虽然清楚当面敌军只有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韩国）军第2师，只可能选择一个主攻方向，但暂时难以判断敌军对上甘岭是主攻还是佯攻，只能以静制动。
从“联合国军”方面看，选择进攻上甘岭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只拟小打即收。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一直主张以平康平原为突破点，然后长驱直入。志愿军第15军接防上甘岭之前，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时，范佛里特曾呈报“筷子6号”计划，拟正面突破西方山地区，将战线推进至金城、平康一线，但该计划被李奇微以“规模太大”为由否决。不久，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政府要求他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尽一切努力实现停战。克拉克认为，除非进行决战，否则小打小闹除了损失兵力，没有什么意义。但范佛里特多次呈报“在狭窄地区作有限攻势之计划”。克拉克拗不过，最后批准了范佛里特进攻上甘岭的计划，同时规定仅能使用“4个营（每个高地2个营）”。 ③美方预计，拿下上甘岭，只需要5天时间，代价只需要200人。为了迷惑志愿军，美方还计划向第29、第44师正面的391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山、491高地同时发动牵制性进攻。④
与以往不同的是，严重依赖公路的美军这一次偏偏没有利用机械化优势向平康平原突进，而是选择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攻击的山地。美军进攻上甘岭本属无奈之举，但客观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奇袭效果。14日至15日，秦基伟曾令第45师利用部分兵力反击，夺回上甘岭，但因尚不能完全判定敌主攻方向和真实企图，故对防御部署未作大的调整。敌情不明，任何一个理智的指挥员，都不会草率行动。所以，不能因为战役开始对上甘岭增援不够，就简单归责于秦基伟。相反，如果秦基伟在美军对上甘岭发起进攻的当天，在敌情不清，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就下令大规模驰援，反而说明他不是称职的指挥员。
五圣山南面自西向东依次是斗流山、西方山、597.9高地、537.7高地。西方山以西就是宽达8公里的平康平原，汉城有公路和铁路经此直通朝鲜北部的元山。一旦此地失守，志愿军的中部防线就会塌陷，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其后果有可能是朝鲜人民军被仁川登陆的美军一分为二。秦基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回顾上甘岭战役时说：“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只是由于我们在西方山上死死按兵不动，范佛里特才悻悻作罢。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部队，范佛里特极有可能回马一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他毕竟是机械化部队，撤出战斗快，重新投入战斗也快。那样一来，上甘岭战役就成了西方山战役，战役的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子，那就很难想象。” ⑤因此，直到上甘岭战役结束，秦基伟都没有动用第44师。这充分说明秦基伟洞察全局，准确把握战场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
注：①《秦基伟回忆录》，38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②笔者之所以将秦基伟判明形势阶段初步确定为两天，主要依据：一是秦基伟10月15日的日记：“战斗仍在继续中，计划明天再组织反击，直到恢复全部阵地，彻底打垮进攻的敌人为止”；二是时任第15军作战科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温锡的回忆：“14号那天打得我们晕头转向，两天了，我们不敢确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在哪。”
③转引自林有声等编著：《鏖兵上甘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参战纪实》，59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7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⑤《秦基伟回忆录》，389页。

24、秦基伟与上甘岭战役（2）

二、下令全力反击，意图收复失地（1952年10月16日至20日）

经过冷静观察和仔细分析，秦基伟基本判明敌军意图，令第45师全力反击，收复失地。为此，他迅速采取以下措施：向兵团和志愿军司令部报告准确敌情：调整兵力部署，取消第45师原定10月18日进攻注字洞南山①的任务，全力反击上甘岭；第45师指挥所前移，其中第133、第135团分别坚守537.7和597.9高地，第134团留师部担任预备队；加强后勤保障，一线连队各配备8000枚手榴弹，全军储备给养3个月，迅速向坑道补充食物和水。与此同时，组织前线部队开展“一人舍命，十人难挡” ②的硬骨头活动，决心把敌人赶出上甘岭。
在14日至15日两天中，上甘岭的第15军守军只有2个连的兵力，面对的却是4个营的敌军，非常吃亏。但该军随后4天（16日至20日）的全力反击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军第31团情报参谋约翰•皮茨帕特里克说：“敌方对我方的进攻反应快、狠，并伴随着战斗的进程更为激烈。” ③
反击部队从出发阵地到上甘岭有几百米上千米，随时遭到敌强大火力拦截，损失很大。16日至18日，上甘岭表面阵地多次易手。身在道德洞军指挥所（在上甘岭以北30多公里处）的秦基伟神经高度紧张，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会前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一喜；一会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情就很沉重。” ④至18日，上甘岭表面阵地全部失守。第45师伤亡惨重，投入战斗的10余个连队，有的最多只剩30人，最少的已经凑不成一个班，全师只剩6个连的生力军，被迫转入坑道。秦基伟听了第45师师长崔建功的伤亡报告，非常难过。但作为一军之长，他深信“越是困难的时候，决心越是要硬，仗打到一定火候，往往就是拼意志，拼决心，拼指挥员的坚韧精神”。他指示：“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⑤19日，第45师在喀秋莎火箭炮的支援下，再次发起反击，收复了上甘岭表面阵地，但不久得而复失。20日，双方再次大战，上甘岭表面阵地大部沦入敌手。
第45师快拼光了，而敌军攻势未减，这是秦基伟没有预料到的。在他看来，敌军损失不会比第45师小，己方越打越少，敌方应该消耗得差不多，从而失去进攻能力。可是，美军得到南朝鲜军第105编练师（2000余人）源源不断的补充，这个师补充完了，甚至釜山和巨济岛的新兵也拉来补充。以南朝鲜军第2师为例，最开始是1.2万人，尽管屡遭重创，到战役结束竟还有1.1万人。对此，秦基伟事后主动检讨：“我们对敌边打边补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 ⑥
鉴于第45师在连续一周的全力反击中伤亡巨大，秦基伟于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为该师“输血”。一是从军机关和直属队抽调1200人，组成13个连队，增援补充第45师。二是免除第45师除上甘岭两个高地以外的其它防务，移交给第29师。三是增调第29师第85、第86、第88团各5个连参战。在会议上，秦基伟还采纳了参谋长张蕴玉的建议，对上甘岭战役的下一步行动作出重大调整：不再死守上甘岭表面阵地，而是运用坑道战和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拖住敌人；同时调整部署，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全面反攻。
注：①位于上甘岭东北，由南朝鲜军1个营把守，第45师原拟于10月18日对其发动进攻。
②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3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③张嵩山：《解密上甘岭》，119页，北京出版社，2010。
④《秦基伟回忆录》，384页。
⑤《秦基伟回忆录》，384—385页。
⑥《秦基伟回忆录》，402页。

25、秦基伟与上甘岭战役（3）

三、决定防守反击，进行持久作战（1952年10月21日至29日）

从10月21日至29日，双方调兵遣将，不断添兵，使上甘岭战事由战术规模升级为战役规模。
第15军以坑道斗争和小分队反击为主要作战手段，钳制、消耗、疲惫和麻痹敌人，为掩护大部队调整配备，部署大反攻争取时间。在这9天中，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只有9次失利，歼敌2000余人，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破坏了敌表面阵地的稳固。反击部队7次进攻537.7高地，3次全面收复失地；5次反击597.9高地，一度占领主峰。因敌军构筑了工事，稳住了阵脚，第15军在这一阶段反攻的成功率要低于第一周。但坑道部队的不断夜袭和小分队的多次反击，使坑道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和人力补充，为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为支援坑道作战，秦基伟向后勤部和第45师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物资送进坑道。得知苹果是最实用的食物后，秦基伟下令在平壤紧急采购了6.3万多斤苹果，并且规定谁送进坑道一篓苹果，记二等功。秦基伟还不断为坑道提供人力支援。24日凌晨4时，他向第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报告战况。王近山得知齐装满员的第45师11天就损失4000多人，几乎拼残，对是否继续打下去犹豫了整整一天。①当晚，他打电话给秦基伟：“现在有两个方案，一是打，二是撤。” ②这实际是把选择权还给了第15军。秦基伟连夜将警卫连96人也派去加强1号坑道中的第45师134团第8连。结果警卫连伤亡惨重，只有25人进入坑道，对此，秦基伟回忆说：“王近山同志是二野的一员战将，以战斗作风勇猛、敢打硬仗恶仗而著称，但在上甘岭严酷的形势面前，这位硬将军也有点踌躇了，给了两个方案，让我选择，实际是逼我下决心。” ③
10月25日，秦基伟在道德洞军部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多数人主张战略退却，因为上甘岭后面还有菊亭岘，菊亭岘之后还有比上甘岭高一倍的五圣山，第15军尚有4公里两道防御纵深。但秦基伟主张坚守上甘岭，他指出：“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十五军的光荣，我们打得苦一点，兄弟部队休整时间就长一点。我们已经打出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上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去一大截。战场上常常是这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敌人也可能更困难，这时候要较量胆魄和意志。”秦基伟最后提议：“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就是要跟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要。” ④大家支持军长的意见，决定继续坚守上甘岭。在这次会议上，秦基伟集思广益，对下一步作战的战术进行了改进：其一，调整反击上甘岭的时间和步骤。第15军的反击，一般在17时至22时，火力急袭之后就发起进攻。美军逐渐掌握了第15军行动规律，常常利用强大的炮火进行拦截，对志愿军官兵造成很大伤亡。秦基伟决定，反击时间要灵活，不要局限在17时至22时。同时，火力急袭之后，不要马上进攻，而是等敌炮火拦截之后再反击，以避免过大伤亡。其二，全面反击时集中火力打击美军。秦基伟决定集中力量打击597.9高地的美军，只要给予其歼灭性打击，537.7高地的南朝鲜军就会动摇。有人建议将西方山的第44师转用于上甘岭，秦基伟没有采纳。他指出，上甘岭越是紧张，西方山方向就越要警惕。
可以说，这次会议对上甘岭战事意义重大。如果秦基伟弃守上甘岭，固然可以大大减少第15军的伤亡，但上甘岭战役就只是上甘岭战斗，而且是一次失败的战斗，致使五次战役之后的志愿军战史留下遗憾。就在会议的当天，第45师官兵发现对面的美军换成了南朝鲜军。美军这一举动往往被解读为退缩，对志愿军的害怕，对战事发展的悲观。其实不然，美军第7师见志愿军不再像第一周那样进行全力反击，以为第15军被彻底打垮，遂将597.9高地防务移交给南朝鲜军第2师。美方的这一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完全低估了秦基伟坚守上甘岭的决心。不过从另一角度看，美军第7师撤走似乎是明智的，否则他们将在志愿军5天后的大反攻中承受惨重伤亡。
注：①《解密上甘岭》，185页。
②《秦基伟回忆录》，387页。
③《秦基伟回忆录》，387页。
④ 《秦基伟回忆录》，387—388页。

26、秦基伟与上甘岭战役（4）

四、正确判断走势，转入全面反攻（1952年10月30日至11月25日）

秦基伟坚守上甘岭的决心得到第3兵团和志愿军总部的大力支持。志愿军首
长决定在朝鲜中部180多公里的战线发起全面攻击，主角由第15军担当，任务是全面收复上甘岭，时间是30日。不但如此，第3兵团和志愿军总部还送了秦基伟两份“大礼”：一是将12军第31、第34师（当时正从金城防线后撤，前往谷山休整）配属给第15军，增加攻击力量，归秦基伟指挥。二是为第15军准备11万发炮弹。
10月30日大反击前，秦基伟两次向反击部队强调：不全部恢复阵地，就不停止战斗。大反击仍由第15军进行，动用了11个连，包括第45师由新兵新建的8个连，第29师第86团2个连及团侦察连。10月31日，秦基伟对敌之动向作出三种预判①：1.收兵，根据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军第2师都有守备任务，缺乏二梯队的敌军没有力量进一步发展进攻；2.韩军第2师与第9师轮番进攻，战斗时间将拉长；3.美军投入空降团，孤注一掷。把空降兵当步兵用，这说明美军没有预备部队。秦基伟最后写道，究竟出现哪一种情况，两天内就会见分晓。
美、南朝鲜联军全力反扑，上甘岭数次易手，11月1日，第45师发动最后一次反击，占领597.9高地主峰，然后交给第12军第31师第91团第8连负责，此后，第12军官兵成为战场主角。2日，美军投入空降第187团1个营，印证了秦基伟的第3种预测。5日，双方反复进行了18次搏杀，最终志愿军全面收复和巩固597.9高地。是日，敌军罕见地于15时停止进攻（比以往至少提前3小时）。6日，美第8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在记者招待会上被迫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高地（即597.9高地——笔者注）是打败了。” ②是日23时，秦基伟致电第31师表示祝贺，并号召第15军向第31师学习，加强团结协作。中朝联合司令部亦于同日发来贺电，毛泽东又将该电转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军委各部门，大大激发了上甘岭志愿军将士的士气。
志愿军拿下597.9高地的11月5日，兵团来电明确了上甘岭参战部队的指挥关系：“为便于指挥，决定组织五圣山作战指挥所，由第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第三十一师及第三十四师之反击作战，第二十九师之配合动作。该指挥所归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统一指挥。” ③第12军是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的老部队，素以能征善战而著称，此番作为第2梯队配属给第15军，顾全大局，毫无怨言，且续建奇勋。
11月6日开始，志愿军作战重心转向收复537.7高地。8日，第12军第31师第92团抵达。秦基伟要求其于11日必须发动进攻，但坐镇第92团指挥所的第31师副师长李长林认为，部队刚刚赶到，需要休整和熟悉地形。秦基伟指出，自30日展开全面反攻以来，进攻537.7高地的第45师第133团4个连只剩24人，因自己专注于597.9高地，未对537.7高地进行任何支援，他们已经断水断粮11天••••••李长林一听，二话不说，表示遵令。11日，第92团全面收复了537.7高地。此后一周，第92团与第93团轮番上阵巩固高地，但不能彻底控制。11月18日，第34师第106团出动，又坚守一周，终于牢牢巩固537.7高地④。11月25日，敌军放弃大规模进攻，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军规定不得制订兵力超过1个营的作战，再未主动进攻过志愿军固守的阵地。
秦基伟在指挥上甘岭战役作战中，充分展示了军事家的韬略、胸怀和睿智。战略方面，他始终全局在胸，理智运用兵力。战役战术方面，他决心坚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充分发挥了坑道战和炮兵的作用。兵力运用方面，既充分发挥了第44师这支主力的震慑和牵制作用⑤，又活用了第29师这支预备队，还维护了第15军与第12军的团结。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彪炳史册。
注：①《秦基伟日记》（1952年10月31日）。
②《解密上甘岭》，239页。
③《第3兵团首长指示》（11月5日），《鏖兵上甘岭》，500页。
⑤ 向守志率领的第44师由主攻变牵制，在西方山积极进攻对上甘岭战事产生了积极
效果。美军第7师撤下上甘岭后，未经休整就转用于铁原方向，以防止志愿军由此发动进攻，同时还从上甘岭调走5个炮兵营，加强对西方山的正面防御。这就大大减轻了上甘岭志愿军的压力。

作者：陈赋斌，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副主任
本文原载于《军事历史》杂志2012年第6期http://www.junhunw.cn/thread-68927-1-1.html

27、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的李德生
李德生，1916年生于河南新县。1930年，不足14岁时就参加红军，经历“八庙垭战斗”“百团大战”“响堂铺战斗”“千里跃进大别山”“刀劈三关战襄樊”等战争。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参与指挥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5月12日，在灵堂前，谈起父亲在战争年代的事情，李德生长子李和平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赛跑圆了红军梦
1916年5月，李德生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他的家乡位于大别山腹地，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今属新县)。
在母亲的操办下，7岁的李德生开始跟着一个裁缝师傅学手艺。可是，年幼的李德生总觉得天天闷在屋里，给师傅干家务活，什么也学不到。于是，他对母亲说不想当裁缝，要去放牛。
“我常听父亲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是从来也吃不饱的感觉。”李和平告诉记者，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父亲的一生。
1928年6月，红军解放了柴山堡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次年，李家洼成立了儿童团：“在20多个孩子中，我父亲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李和平说，在儿童团为红军送信、带路时，李德生接触了不少红军战士，当红军战士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
后来，李德生向父亲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父亲舍不得离开惟一的儿子，没有答应。1930年2月，14岁的李德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一天，他毅然下定决心，背着父亲报名要求参加红军。
但是，红军营长见他太小，又不忍心让满腔热情的李德生失望，就提出：“你跟我的通信员赛跑，你要是赢了他，我就带你走。”比赛的结果，李德生轻松地赢了通信员，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红军队伍，成了部队里最小的战士。
“我父亲曾幽默地说，他是跑步当上红军的！”李和平说。
长征途中曾被错误开除党籍
李和平还透露，1935年6月，他的父亲在长征路上曾被错误地撤销了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到1936年，才重新当上班长，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军第十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后，李德生才被任命为团直属队通信排长。
“我父亲被错误开除党籍就是发生在长征途中松潘县镇江关的事。”李和平说，当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李德生，在一次召集各党小组长汇报战士思想情况后作归纳总结时说：“现在战斗比较频繁，生活也相当艰苦，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要抓紧。”这番话本来是实事求是的，但参加会议的个别人员误解了他的意思，宣布撤销他的党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党籍。
时任十师师长的陈锡联得知此事后，马上找李德生谈话，了解详情，鼓励他放下“包袱”，战胜挫折，轻装前进，并在各方面给予了他许多照顾。
“我父亲告诉我，当时，他思绪万千，怎么也想不通，后来，就想通了，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本来就要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这种考验来自方方面面。”李和平说。
化装菜农智取马坊
“小时候，我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天资聪明，进入红军队伍后，又勤奋好学，成长很快，屡立战功。”李和平总结他父亲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大智大勇。
李和平告诉记者，在他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孤身入虎穴的经历。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马坊歼灭战就是李德生指挥的。“当时，我父亲任八路军太行二分区30团团长。马坊镇位于山西晋中地区，是通往太原、长治等五地的交通枢纽，日军在此修筑了坚固的堡垒。父亲化装成菜农，亲自深入日军马坊据点侦察，率领82名突击队员突入据点，将这个据点彻底铲除。”
关于这场著名的歼灭战，李德生将军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
这一天，我向房东借了身破旧棉袄、棉裤穿上，头上扎条灰不溜秋的羊肚毛巾，脚上穿双破了口的老头鞋，脸上再抹点锅灰，化装成给据点送菜的农民。为了让战斗骨干也能了解据点内的情况，我挑选了一名连长、两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名侦察员与我同去。
在据点内给日军做饭的地下党员，在西门外迎接我们。进门时，他对日军哨兵说：“慰问皇军的圣战，一点小意思的干活！”我马上把装着白面大饼的篮子提了提，弯腰向哨兵示意。哨兵一见白面大饼，伸手抓起就吃，边吃边说：“良民，大大的好！”根本没有检查我就放行了。
我在全团抽调了82名精干灵活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1945年3月4日下午，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我立即下令部队以急行军向日军马坊据点进发。当晚10时，在地下人员接应下，突击队分别进入城堡东南面坡下3间废窑洞内隐蔽起来。第二天当日军开早饭时，突击队员分四路迅速冲向大门。我们很快占领了卫兵室、东南角碉堡及电机房、伙房、马厩等，并冲进士兵宿舍，同正在吃饭的日军展开近战。日军小队长铃木和我拼起了战刀，被我砍伤后活捉。
前线指挥“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14日，美国在无理中断板门店停战谈判后，发动了以夺取上甘岭地区为主要目标的“金化攻势”，代号“摊牌作战”。敌人攻击的我军阵地是五圣山南麓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小山头不足4平方公里。两个阵地当中，有个小村子叫上甘岭，战役因此得名。
为了便于指挥，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作出部署，决定组织五圣山指挥所，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夺战，敌军伤亡惨重，无力再发动大的攻势。到了12月初，志愿军粉碎了敌人最后一次猛烈进攻，完全稳固了阵地。战役结束后，五圣山前线指挥所奉命撤销，李德生返回十二军工作。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10万，炮兵火力密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打出了中国人的军威、国威。
在朝鲜战场上，李德生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金城反击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4年回国，1955年任军长，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德生在朝鲜战场尤其是上甘岭的出色指挥，为全国瞩目，也在他的军事指挥生涯中打上了永不褪色的光辉印记。
“我父亲从不争功诿过。”李和平说，多年来，他从不提自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并夺取了最后的胜利，连子女们都不知道。“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我父亲才提起此事”。(记者袁帅 熊堰秋 文)

28、在上甘岭作战的第12军
上甘岭战役是志愿军15军和12军打的。首先，我们来看看12军投入作战时的背景。当时，已经在上甘岭作战23天的15军45师遭受惨重损失。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打光2次后重建，134团8连打光3次后重建，伤亡人数达5600余人。29师参战的2个团部队也伤亡很大。由于我军是在异国作战，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如果再由这些已经残破的部队继续打下去，那么就很难达到与敌争夺到底的目标。而15军44师因负责平康方向的防御任务而不能动用，29师85团处于防御第一线阵地也无法调动，可以说单凭15军已经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下去。
早在10月20日，预见到此次战役有长期争夺可能性的志愿军总部就指定刚从15军左翼换防下来的12军担任此次战役的战役预备队。12军随即抽调6个主力团陆续开赴上甘岭地区，后来有4个团实际投入作战。可以这样说，12军正是在15军力量不足以与敌继续作战的关键时刻投入作战的。这一点得到了15军军长秦基伟的赞同，后来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这样说过：“12军是取得上甘岭作战全部胜利的保证。12军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呢？是当战斗最紧张、最艰苦，军二梯队已无法战斗时，赶来参战的”，“要充分肯定12军的作用。没有12军的参战，当时的这个客观情况，要是只靠15军，很难把它打成最后这么个结局的”。
15军45师在11月5日退出战斗，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12军31师91团就投入了597.9高地的作战。如果这样算起来，12军部队在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打了25天（有一段时间是与15军部队共同作战）。由此可见，12军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去“收摊子，扫尾子”，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具体的作战行动来看，自11月1日起，12军31师91团就接替了597.9高地主峰阵地和主峰前方、西北6个阵地，只有主峰东北的3个阵地还由15军45师134团和29师86团各一部坚守。继45师于5日退出战斗后，29师部队也于次日退出战斗，597.9高地全部防务由31师接替。也就是在这一天，敌军完全放弃了对597.9高地的进攻，阵地得到了彻底巩固。虽然15军部队自始至终参加了597.9高地的战斗，但是最后巩固阵地的任务却是与12军91团共同完成的，这一点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此后，当战役焦点集中到537.7高地北山的争夺时，12军决定以31师91团和93团一部坚守597.9高地，集中92团和93团主力恢复仍被韩军占据表面阵地的537.7高地北山阵地（该阵地坑道此时仍由29师部队坚守，因无法撤下而未随主力退出战斗）。之所以在10月30日大反击中未能恢复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一方面是因为反击重点是597.9高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537.7高地北山的地形情况极为不利。
537.7高地北山阵地非常狭窄且孤立突出，加上地势较低，因而受到注字洞南山、537.7高地南山主峰和597.9高地东侧11号阵地三面火力威胁，加上该阵地为土质构造，坑道抗弹能力较差，因此反击和坚守的难度极大。11月11日，12军以92团3个连反击537.7高地北山阵地，同时以93团不到2个排的兵力反击597.9高地东侧的11号阵地，一举将上述阵地恢复并将29师部队替换下去。92团在537.7高地北山与敌反复争夺战至17日，由12军34师106团接替。106团边抗击敌反扑，边在阵地上抢修工事，战至25日最终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将阵地巩固下来。11月28日和12月15日，91团和106团分别将2个高地移交给15军部队接防。此时，537.7高地北山阵地上的坑道工事已经可以容纳1个营的兵力和团以下随伴火炮了。应该说，537.7高地北山阵地是由12军部队反击并最后巩固下来的。12军部队上去后就把15军部队换了下来，后来的战斗都是前者打的，这一点也是得到15军军长秦基伟的认可的：“92团、93团对537.7北山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改变了537.7北山的斗争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92团打得漂亮，一上去就恢复了阵地。后又经92团、106团努力，主要阵地我们都控制了。”
这里强调12军的作用并没有贬低15军的意思，相反，笔者还要指出12军从始至终都是置于15军指挥之下进行作战的。这是因为志愿军第3兵团在11月5日《对597.9高地及537.7北山作战部署》中是这样规定的：“为便于指挥，决定组织五圣山作战指挥所，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31师和34师之反击作战，29师之配合动作（31师、34师担任反击，29师担任防御），该指挥所归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而且，12军参战部队是由副军长李德生指挥，而不是由军长曾绍山指挥，从级别上说也低于15军指挥员。这就说明12军自始至终都是处于15军指挥之下进行这次战役的，说12军部队配属给15军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45师退出战斗时，其炮兵部队并没有随部队退出战斗，而是留在原地继续作战。45师的师团指挥、通讯、观察及后勤保障机构也暂时留在原地保障31师作战，直到31师的相关机构完善后才逐步撤出。鉴于这些原因，应该说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起到了主要作用，12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战役第三阶段后半段起到了主要作用。

29、战地摄影记者回忆上甘岭战役（1）
即使对战争史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也会因为电影《上甘岭》及那首插曲《我的祖国》而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电影固然好看，但它终究是后来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了解这个战役的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那样惨烈的战斗，不可能顾得上照相之类的事儿。”事实上，在英勇的上甘岭志愿军战士中，就真的还有战地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就是高亚雄。本文系高亚雄的回忆。
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
我当时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45师(师长是崔建功)的摄影员，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那时不叫记者。上甘岭战斗中我也在坑道里，在总共43天的战斗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
一份关于秦基伟将军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上甘岭战斗：1952年的朝鲜战场，中朝部队接连取胜，但美军不想在谈判桌前丢面子，并想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于是就形成边谈边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局面。到了10月，美军蛮横地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叫喊：“让枪炮来说话吧！”接下来便开始了他们的“金化攻势”。当时的五圣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志愿军占有它，就可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倘若“联合国军”夺取了五圣山，就等于从中部突破了志愿军防线，进而危及整个北朝鲜战线。而不足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又是控制五圣山命脉的高地。所谓的“金化攻势”的要点，就是拿下上甘岭，突破五圣山防线。
当时中朝军队已经转入战略防御，并在上甘岭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近一年的时间。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拿下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这一天，45师135团歼敌19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坦克1辆，自己也伤亡500余人。

30、战地摄影记者回忆上甘岭战役（2）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
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我虽然是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到坑道里。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因为伤亡太大，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连队不断地在重组，只知道是45师的。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15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数。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1.8万人，伪军(南朝鲜)1.2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开始筹备反击战。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537.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31、战地摄影记者回忆上甘岭战役（3）
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
谈到拍摄，高亚雄回忆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要多拍。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面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的。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32、战地摄影记者回忆上甘岭战役（4）
他刚走过的路，被敌军炮火炸得稀巴烂
据高亚雄回忆：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上甘岭战役打响时，他也随部队上了前线，当时他虽然是战地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危险条件下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他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见本文配图）就是他在一次白天的反击战中拍摄的，照片中拍得是15军45师的战士们在上甘岭上的身影。
谈起在上甘岭战役中拍照的亲身经历，高亚雄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在国内战场上缴获的胶卷。上战场时我有一支手枪，加上一部照相机，就好像是个‘双枪手’。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摄影员走在半路上都需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然而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走过的路炸了个稀巴烂。后来，我们都庆幸自己的命真大！”
为送一壶水，要付出几个人生命的代价
回想上甘岭战役的惨烈，高亚雄回忆说，在上甘岭战役中，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因为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多次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然而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等种种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不仅如此，由于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让人感到窒息。当时坑道里最缺的是水，没有水干粮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有水喝，尿也很少很少……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因此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个人的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高亚雄记得军长秦基伟曾说过这句话：“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回顾战争往事，他心中有个最大遗憾
参加上甘岭战役时高亚雄才19岁。他心情沉重地说，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像黄继光那个连队，打到最后只剩5个人。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战士们伤亡有多大！
高亚雄拍摄的上甘岭战役照片总共发表了20多张。有一件事他始终感到很遗憾，他说，在上甘岭战役中，有一个名叫王仕佑的小战士，与战友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然而他伤得也很重，浑身是灰土和血迹，而且他的耳朵已被阵阵猛烈的炮火震聋了，那种形象多么震撼！多么感人！可惜我没想起来拍他带伤顽强作战时的动态，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么，我肯定会拍很多很多更有价值的战争照片，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令高亚雄最难忘的是，1952年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在上甘岭发起总攻。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猛轰。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摘编自《烙刻：记忆中的影像》作家出版社出版)

33、在上甘岭战役前线指挥所的记忆片段
上甘岭战役打响时，我任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便过了一甲子，脑海中很多记忆早被时间清洗得干干净净，但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如同发生在昨天，一直历历在目。
45师前线指挥所设在一个人工挖成的山洞里，这里原是某团的指挥所，因为战役需要，各级指挥部前移，于是师前线指挥所搬进了团指挥所。
进出指挥所，要沿着半山腰走一段路，这段路正是敌军炮火的封锁区，随时面临危险。有一次，某团的领导来师指挥所汇报工作，中途被敌炮弹炸伤。
指挥所的山洞，是一条长约200米，宽约3至5米的坑道，两边挖有侧洞，供指战员办公或休息用。
指挥所一号首长是师长崔建功，因为战斗形势紧张，他经常彻夜不眠。战斗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候，他坚定地说：“如果我们师打得只剩一个排，我就当排长；剩一个连，就当连长。”他的这种决心，大大鼓舞了前线部队的斗志。
有一次，我随杨亚陆副主任去设在五圣山主峰的某团指挥所了解战况。途中，我跟着他提心吊胆地疾行，过了好几道封锁线。突然听到“咚”的一声，敌炮打过来了，我们迅速卧倒，等炮弹落地后，再爬起来继续前行。走过一个个山头，费了很大的劲，才顺利到达目的地。
前线指挥所秘书的职责是守电话机、汇集情况，上情下达，下情汇报；保管烈士遗物、分发慰问信、慰问品，以及开介绍信等。著名作家陆柱国到前线采访时，就是我给他开的介绍信。当时物资匮乏，根据首长指示，选最好的慰问品送达前沿部队，很多工作都是我经办的。
当时，我的思想受大量慰问信和 “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 等宣传的影响，可以说是斗志昂扬。当时我还想，将来凯旋回国，祖国人民若让我介绍战友们奋勇杀敌的事迹，该怎么办？为了方便向祖国人民汇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战争有关的实物。
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了黄继光牺牲后的6张遗照，我便悉心保存了下来。直到2000年4月，《一冶工人报》记者孙玉宇采访我，我透漏了保存黄继光牺牲后遗照的事; 2000年8月25日，《解放军报》将我保存黄继光牺牲后遗照的事公布于众;2007年6月6日，我保存的黄继光牺牲后遗照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记得2000年8月的一天，我曾随《长江日报》记者白莹到上甘岭战役第45师前线指挥所宣传干事刘云魁家中采访调查。当我将保存的黄继光牺牲后的遗照给钟敏 (刘云魁爱人) 看时，她说：“这照片我看到过，怪吓人的，我未拿。”在一旁的刘云魁插话说：“这照片好像是我照的(当时刘云魁配有照相机)。”钟敏说：“哪是你照的？”刘云魁随即沉默不语。
我干秘书近十年，深感秘书要有责任感。要像前线指战员那样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同时，还要树立上前线杀敌立功的思想。在伤亡最大的时候，我也做好了上前线的准备。（谢万丁）
作者简介：谢万丁，男，黄继光生前战友，出生于1931年4月17日，上甘岭战役第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因保存黄继光遗照被媒体广泛报道。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相继出版了《火红的青春》《流金岁月》《未来的希望》《最可爱的人》《远涉重洋》等多本文集。
http://epaper.idoican.com.cn/zhjzb/html/2013-10/15/content_4997941.htm?div=-1

34、上甘岭战役老兵回忆惨烈战斗

值此抗美援朝停战60周年之际，怀着崇敬的心情，记者探访了一位居住在雷波县中田乡，曾在上甘岭浴血奋战，荣立集体一等功、个人三等功的81岁老兵戚成富。1932年4月出生的戚成富，18岁时参军入伍，后转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3营7连（师长崔建功，团长张信元，连长张计发），于1951年6月赴朝作战。
回忆起60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岁月，有些耳背的戚成富显得异常兴奋，脑海里萦绕着枪林弹雨的难忘场面，话语滔滔不绝，思绪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
20米深的坑道
戚成富所在的部队驻守的五圣山，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息和硝烟的味道，让戚成富身感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整个山头尽是一排排的坑道，一排排紧紧相连，最深处有20多米，像打地道一样。”戚成富回忆说，敌人有飞机、坦克、大炮，装备精良，志愿军们只能拿着苏式武器与之交战，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坑道是抵御敌军猛烈炮火最有效的方式。
战火无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炮火一波及一波如雨点般砸向志愿军驻地，整个山头顿时尘土飞扬，瞬间变成焦土，山包如刀削般整整刮掉1米多。躲在20多米深的坑道深处，戚成富仍然能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波，内心忍受着一阵阵的震颤，山崩地裂般让人眩晕，心都快被震碎了。
“有一战友还没来得及躲进坑道，便被炮弹冲击波活活震死了。”戚成富眼里噙满泪花，久久凝视，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历史中。
抵御了猛烈炮火的坑道，消耗了敌人无数的弹药，被敌人神奇地称为“无底洞”。

用生命在坚守
1952年10月14日清晨，上甘岭经受了惨烈的战争。
“两个山头的火光犹如白昼，炮声如雷持续了一整夜，到处是志愿军的遗体。”战争的惨烈戚成富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作为第二梯队的他手摸着枪，闭目聆听着炮火的声响，回想着一瞬间便失去的战友，脑海里浮现着家乡雷波的山山水水，心情很淡然：“根本就没想着会活着回来！”
“联合国军的飞机在低空盘旋，坦克霸道地行进，炮弹肆无忌惮轮番攻击着志愿军驻地，阵势相当激烈。”戚成富说，上甘岭是重要的战略要点，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在你争我夺中，上甘岭轮流被敌我两方占领，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抗美援朝的使命。
戚成富深刻记得，一位湖南籍排长被炮弹片击中送进坑道医治，当卫生兵解开他的皮带时，“白花花的肠子从肚子上10多厘米长的口子里喷泄出来，整个人被活活疼死了。”戚成富一阵酸楚。
“埋骨何须桑梓地”，戚成富深知战争的意义，心早已交给了部队。在坑道里，每天只能吃几根咸萝卜和饼干，没有水喝就喝自己的尿液，用精神支撑着与敌战斗。
据史料记载，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地区战役前后历时43天，共发射炮弹230万发，双方伤亡约3万人。志愿军的坚守，意味着联合国军的步伐就此止步，挽救了战争与国家的命运。
带伤夺回两个战略阵地
1952年10月15日晚，戚成富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反击白天被联合国军占领的597.9和537.7高地，夺回失去的阵地。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采取“羊群”战术猛烈进攻，枪林弹雨没让志愿军们退缩和害怕。背着苏式转盘枪和300发子弹，身揣手雷的戚成富，随部队夜行军对敌军进行了猛烈的回击。
“敌人有好武器，根本就不担心志愿军的‘痞火药’，连坑道都不挖。”戚成富说，敌军飞机、坦克、卡宾枪、汤姆式冲锋枪的威力让志愿军们兴叹，志愿军便采取夜袭。
“我举着苏式转盘枪，见到有发出火光的地方就扫射，只想早一点把阵地夺回来。”交战激烈，炮火凶猛，震耳欲聋，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志愿军们借助火光一步步前进，一片片的倒下，又接着再上。看到战友一个个在自己身边倒下，戚成富根本就没想过会自己会活下来。苏式转盘枪有效射程只有200米，为消灭掉更多的敌人，戚成富顶着敌人密集、猛烈的炮火不顾一切勇猛地冲向敌营。
16日凌晨5点左右，敌军用几十架飞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一枚炮弹落在了自己身边，冲击波将正在冲锋的戚成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被炮弹皮击中的左肩胛上一阵钻心的痛，但他忍着伤痛不下火线，顽强坚持到战斗结束。至今，戚成富的左肩胛上，一块拇指大小的伤疤仍清晰可见，历经60年，炮弹碎片仍残留在身体内，常年隐隐作痛。
一晚上的战斗，戚成富所在的135团7连130余人只剩下了24个，3排7班仅剩下了自己在内的3个伤兵。惨重的代价，换来了失去的597.9和537.7两个战略要地。而指挥这场战斗的最高长官，就是赫赫有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国防部长，时任15军军长秦基伟。
电影《上甘岭》重现了戚成富所在的七连在上甘岭的战争场面，但“现实的战场比影片激烈10倍！”戚成富说。
战斗结束后，戚成富才被送往战地医院治疗。那次战斗，戚成富所在的7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个人也因英勇顽强，被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个人三等功。
晚年的戚成富领着退休金过着幸福生活，战争的惨烈让他永久铭记，他也时常怀念在朝鲜并肩作战的战友，教导儿孙珍惜今天美好的和平生活。
摘编自《上甘岭战役老兵回忆惨烈战斗 肠子喷出来人活活疼死》
作者：杨琳、魏吉民 来源：国防部网

http://guoqing.china.com.cn/2013-01/17/content_27713132_3.htm

35、上甘岭战役的一个炮兵连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英魂用血肉书写着坚韧不屈的诗歌，和平的号角嘹亮在红色的征途上……”昨日，张瑞森向笔者讲述了难忘的上甘岭战役，记忆的匣子在斗志昂扬的歌声中拉开序幕，张瑞森正襟危坐在靠椅上，双手颤抖地抚摸着别在军装上的军功章，年逾八旬的他脸上流露出了喜悦和激动。
1952年10月，彭德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上甘岭是朝鲜金化郡的一个小山村，村两边有两个山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两连的阵地，也是五圣山主阵地的前哨。1952年10月14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集中了6余万兵力、500多门大炮、数百架飞机和坦克，对这块弹丸之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当时我在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山炮连任指导员、支部书记。部队经过一年艰苦的阻击战，奉命到谷山休整，在前往谷山的途中接到了参加上甘岭战斗的命令。”张瑞森说，奉命参加战斗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把大炮运入阵地。
大炮原是用骡马拖着运往阵地，可在距阵地30多公里的途中，道路完全被美军炸毁了，根本无法通过。行进的队伍并没有因此停止，战士们迅速地将大炮拆开分成部件，最大的有80多公斤重，扛在肩上向前线突破。“月光皎洁，战士们一路翻山越岭，海拔高647米的647高地上，石头都被炸碎了，一步一滑，战士们硬是人顶人才爬上山顶。”张瑞森沉默了片刻说。
冒着重重危险登上高地，可问题还是接踵而至。这里原先驻扎着十五军，他们遗留下的一门山炮必须要转移到坑道外。当即，张瑞森便和连长郭金城到外边找阵地，可山头被打得像“面包”一样，没有地方可以做阵地。走出坑道就意味着危险指数加剧，面对敌军的猛烈炮火，战士们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来不及多想，张瑞森果断地带领几名战士冲上山头，筑起了临时阵地，其他的同志留下组装大炮，战火将随时袭来。
原本以为坑道内炮弹余留很多，战士们可不带一发炮弹轻装上阵，却不曾料到坑道内的炮弹型号不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能让战士们成活靶子！”随即，张瑞森和郭金城带队去抬炮弹。一发炮弹重18公斤，用志愿军特有的大干粮袋装，一边2颗，每人4发，有的战士还专门制作了背架，一下扛了8发，重达140多公斤。张瑞森也和战士们一起背起炮弹，踏上染满鲜血的20公里运输炮弹路。其实哪里有路？几乎是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头上是炮弹轰鸣，地上是血迹遍地。途中还要通过敌军封锁线，有时还要背一二百公斤的“铁家伙”跑步，压得直不起腰。“有一名战士通过封锁线后，瘫倒在地上，却再也没有起来，活活累死了。”张瑞森说。
由于敌军经常狂轰滥炸，战士们只好走走停停，与敌机打时间差。敌机往往是一波一波出现，间隔时间一般为20分钟，他们就利用这短短的20分钟飞快地冲过去，而当敌机快要来的时候，他们就隐蔽起来。
“上山时更是困难，手脚并用，人顶人，踏着战友们的身躯才爬上山头。”可是就这样扛一天的炮弹还不够打一天。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地运送炮弹，22天时间里，全连一共17名战士在运送炮弹途中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据统计，在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30%，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的伤亡率，通往上甘岭高地的山路上，洒满了火线运输员的鲜血。
“后来我们又接到了掩护上甘岭坑道口的任务。一旦发现敌军接近坑道路口，就命令发炮射击，保护上甘岭坑道不被敌人破坏。这对我军最后的反击、上甘岭战斗的圆满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张瑞森说。
11月25日，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焦黑的上甘岭变成银装素裹的世界，敌人的炮火也沉寂下来，美军司令克拉克精心策划的“摊牌战役”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摘编自《上甘岭战役的一个炮兵连——“红色记忆”系列报道之五》

36、震撼人心的上甘岭（1）
走进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的营区，就能看到一道几十米长的英雄墙，上面满满写着英雄们的名字：黄继光、孙占元、易才学……他们大多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英雄人物，那是军史上光辉的一页
英雄之战
1952年10月14日凌晨，美韩军队的大口径炮弹以每秒钟6发的速度突然落在上甘岭的志愿军阵地上，凶猛的炮击炸断了上甘岭通往后方的所有电话线，24岁的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拎起线拐冲了出去。新拉的电话线连续4次被炸断，他迅速接上又前进，快到537.7高地北山上的1连时，炮弹的弹片打断了他的右腿。
担架员看见他拖着断腿消失在漫天的炮火中。电话通了！只通了3分钟！
指挥所抓住这宝贵的3分钟，一口气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下午13时，另一名电话兵在弹坑里发现了牺牲的牛保才，他右手捏着剥去胶皮的铜线，另一个线头咬在嘴里。他让电流通过自己的躯体，用生命接通了3分钟的电话。志愿军总部为牛保才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
在537.7高地北山阵地上，伤员南树德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冲上阵地的韩军架起机枪向他们扫射，猛烈的射击声震醒了一个5处负伤昏迷的战士，他浑身是血地站起来，一声大吼扑向机枪，另外10多个敌人却从另一侧扑过来。那位战士从地上抓起3颗手榴弹，拉开了弦……
这个战士名叫孙子明。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二级英雄”称号。他是上甘岭战役中以身殉国，与敌同归于尽的第一人。
在上甘岭战役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孙子明是他们中的第一个。而在这38位有名字的英雄背后，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那个阵地活下来的只有南树德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见证，孙子明也将是众多无名英雄中的一个。第15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记载：“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就在第一天，在上甘岭上打出7位战斗英雄，以后的每一天都有新的英雄涌现。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4.5万人的第15军打出各级战斗英雄12383人，占全军总人数的27.5%。
那真是一场英雄之战！
黄继光的战友们
10月19日夜，是黄继光牺牲的夜晚。我军向上甘岭发起反击，537.7高地北山仅用20分钟就被攻取。战斗的焦点转移到597.9高地。
当晚守在597.9高地上的是绰号“水牛”的美军第7师17团，美军唯一曾打到鸭绿江边的部队。和轻装上阵的中国军人相比，他们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的纪念馆还收藏着当年在上甘岭缴获的美军防弹衣。这种T52型防弹衣由12层防弹尼龙制成，是当时最新型的高科技装备，刚刚发到前线，进攻上甘岭的美军人手一件。
战斗打响后，8连从主坑道里杀了出来，一口气攻下1号阵地，在向9号阵地冲击的路上，被阵地东侧的美军地堡拦住去路。两次组织爆破均未得手，3处挂彩的机枪手赖发均抓起手雷冲了上去。运动途中，他被子弹击中，仍带伤扔出手雷，把地堡掀掉一个角。残存的美军用机枪向他扫射，他再次负伤。连长李宝成看着他趴在坡上歇了片刻，似乎在积攒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然后，他伤残的躯体猛然爆发，连人带手雷扑上地堡。
美军把主峰阵地巨型岩石下掏空，修筑起一座大地堡，凶猛的机枪火力压住了进攻部队。已经连续炸毁两个地堡的苗族战士龙世昌拿起爆破筒冲向地堡，半路上被美军的炮弹炸断了左腿。龙世昌顽强地爬上去，将爆破筒塞进射击孔，里面的美军把爆破筒推出来，他一把抓住又塞进去，敌人又拼命推出来，断了一条腿的龙世昌眼看不支，毅然用胸膛紧紧抵住爆破筒……
后来，电影《上甘岭》再现了这个震撼人心的镜头。影片里的英雄形象融汇了黄继光和龙世昌两个人的身影。
实际上，黄继光的英雄形象也凝聚着无数战友的忠诚和勇敢。黄继光牺牲时，刚刚被任命为6班班长。他牺牲10天后，新任班长吕慕祥再次带领6班冲向597.9高地主峰。途中被敌人火力点阻挡，身上4处负伤的吕慕祥冲上前去，当快要接近地堡时，他再次负伤倒地。吕慕祥顽强地爬向地堡，重伤的手臂抡不起一公斤重的手雷，他同样连人带手雷扑上地堡。
这就是黄继光精神，是中国军人传承不息的军魂。

37、震撼人心的上甘岭（2）

一个苹果的故事
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无不为一个苹果的故事所感动，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7岁的运输员刘明生往前线运送弹药途中，在一个炮弹坑里拾到一个苹果，带上597.9高地坑道，送给135团7连连长张计法。张计法把苹果交给步话员，步话员又将苹果传给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连长带头咬了一小口，再往下传，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
这个苹果就是上甘岭坚守坑道战斗的真实写照。我军退守坑道后，美韩军队使出各种手段破坏坑道：用炸药炸、用火焰喷射器烧、用硫黄弹熏、用毒气弹打……同时严密封锁后方通往坑道的路线，坑道里的饮水顿时成了最大的难题。战士们干渴难忍，连牙膏之类一切含有水分可以润喉润唇的东西都被吸吮干净。
得知坑道里的部队想吃苹果，军后勤部门马上从平壤买来苹果，准备向坑道里送，从上甘岭到后方医院沿途几十里路上，朝鲜群众自发摆起茶水站、苹果站。
但苹果就是送不进去。从志愿军后方的阵地，到上甘岭的坑道口，近的只有500多米，远的不过1000多米，可就是这样一点距离被美军的飞机和大炮隔成好几条封锁线。只要看到一个运输员，马上就呼叫来飞机大炮，把山谷打得烟尘冲天。3兵团派参谋来前沿观察，亲眼看到一个送弹药的运输班遭遇炮火拦截，无一幸存。
军政治部下令：只要能把一筐苹果送进坑道，就能立一个二等功。军长秦基伟的警卫员王六申请上前线，秦基伟特意让他带一挎包苹果进坑道，但王六在途中牺牲。老兵们在回忆中谈到：通往坑道的路上满地都是被炸飞的慰问袋、萝卜、苹果、馒头……
但一个苹果的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11月2日，400多名韩军在山谷中集结，准备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军主阵地上的观察哨发现后当即呼叫炮火，把400多敌军一举覆盖。这个观察哨里的战士就是一个苹果故事中的主人公。

沉默的无名英雄
在留下姓名的英雄们身后，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
12月3日，韩军第9师对537.7高地北山发动大规模进攻。阵地上炮火扬起的烟尘有十几米高，坑道口8米多厚的石层被炸塌，把守在坑道里的部队全都埋了进去。炮火延伸后，2号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战士，他是因为没来得及进坑道就被炸伤，自己藏进石缝里幸存了下来。这时候发现敌人上来了，他端起爆破筒扑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因为这个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这位舍身赴死的战士姓名始终未能查清。
上甘岭背后还有一位特殊的英雄。他是师侦察科的一个参谋，原来是上海洋行里的翻译，能讲流利的英语，到前线专门负责侦听，对美7师报务员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连续43天顶在指挥所里，只要美军一开口他就知道哪一个部队上来了。打到紧急时刻，急昏了头的美军密语也不要了，直着嗓子就喊。这边话音刚落，那边情报就出来了，指挥部马上呼唤炮火，直接盖了过去。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侦听中，他的双眼都发炎了，有一只还流脓。最后他评了功，但没评上英雄，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让我们引述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的铭文，表达对这些沉默的英雄的敬意：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说：“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38、血战上甘岭的河池老兵

在抗美援朝中，上甘岭战役最为惨烈，志愿军同美军殊死较量，上甘岭被炮火削平4米多，尸横片野，血流成河，志愿军战胜了美军轰动了世界，而能从血海中坚挺过来的人亦堪奇迹。
79岁的覃桂发，走在市民族医院的宿舍区里，与普通老人并无区别。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参加过轰动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猪肉咸翻嘴巴

1949年初，河池尚处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生于河池县长老乡的覃桂发正式参加革命。
1951年1月，覃桂发和战友们剿匪归来，突接上级通知，要求部队前往宜山县集中。到宜山后，由于曾作为炮击手剿匪，尽管身高不足，但覃桂发仍被同意加入军中赴朝。3月，覃桂发和战友一起，坐火车前往鸭绿江。“当时的火车十分破烂，是双合式车门，车辆内铺满稻草，人全部上车后，车门一关，便被封闭在内。好些天后才到辽宁丹东市。”覃桂发说。
在这个边界城市，美国的飞机不分昼夜地盘旋。炸弹在中朝边界爆炸。朝鲜居民排山倒海般涌向中国。覃桂发和战友们也一直隐蔽在一座破旧的营房里。
数天后，为了防止敌机侦查发现，一座座浮桥在鸭绿江上搭建起来。天色渐暗，覃桂发和战友们突然接到通知整装待发。临行前，战士们开始携带粮食。“当时并没有干粮，街道上摆满了炒面粉和猪肉，所有人都准备一个小布袋，将面粉和猪肉塞在布袋里。”
没有人知道这是多少天的口粮，只知道吃完便没了。
准备充足后，数小时内，长龙般的队伍在黑暗中，迅速渡过了鸭绿江。战士们隐蔽在丛林里。覃桂发和河池的战友，从未见过雪，3月的朝鲜，在一些山坳里，尚是白雪盖地，这让覃桂发感觉十分惊奇。隐蔽仍在继续。战士们甚至未配备军用水壶，于是，炒面和雪成为“正餐”。
为防止变质，猪肉已被洒入大量盐。“太咸了，当时我们并不知情，一位战友太饿，吃了许多猪肉，第二天，嘴巴全部翻了过来，唇内发白，连话都说不出。”覃桂发回忆。


眼看同乡倒下无能为力

令覃桂发记忆犹新的，依然是著名的上甘岭系列战。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据覃桂发回忆，“上甘岭”是一块高地，附近地势地平，一旦控制该地，便可取得战略优势。当时，上甘岭已被“联合国军”占领。由于上甘岭上的“联合国军”的供给，都必须通过旁边的一座桥梁。为攻克上甘岭，覃桂发所在部队的任务，便是炸毁桥梁。
敌人在桥梁附近设置了多道封锁线，覃桂发和战友们潜伏在附近一处山洞中。
天渐黑了，部队决定冲出去。临行前，班长交代，出去后，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许停，不顾一切往前冲。战士们一齐冲了出去。金城江区原下考乡的战士覃土宗冲在了最前面。
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战士们正急速穿梭。突然，覃土宗一声叫喊——他的腹部中弹了。既是同乡，又是战友，覃桂发停了下来，却被班长一声喝住：“不许包扎，赶快跑，冲过去。”同乡留了下来……眼看着同乡倒下，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给覃桂发很大的震动。多年后的今天，他仍在念叨：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
覃桂发和战友们再次发起冲锋，几经努力，终于再次冲破封锁线，来到桥边。他们试图用炸药炸毁桥梁。然而，试了许多次都未能成功。原来，这是敌人唯一的补给线，桥梁是最好的材质做的，以战士们目前的炸药，难以造成破坏。
天渐亮了，敌机盘旋而来，战士们被包围了，炸弹也如雨点落下。覃桂发看到，一发炮弹落下，整个6班的战友全部阵亡。在旁边的土坡上，另一名战友也中弹了，他叫喊着，小覃，救我。覃桂发冲了过去，把他的腿一拉，战友的上身弹了起来，立刻被子弹打成了窟窿，压倒在覃桂发身上……
覃桂发在战壕里，学着兔子一跳一走——这样敌人无法瞄准。数天后，覃桂发终于突围出去，而全排30多人，只剩下5人。
一年后，战争结束。覃桂发又在鸭绿江边守了13年。1964年转业至贵州省建委后，1973年，覃桂发又调到河池地区工会。
多年以后，覃桂发每天早早醒来，仍会止不住地紧张，“似乎认为哪里立刻有事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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