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史说》的《太古卷》，《蚕丛卷》，《柏灌卷》就此结篇，好难！前三卷因为缺乏典籍和遗迹的参考，推究的异常吃力。
接下来是《鱼凫卷》《蜀帝卷》《开明卷》。自《鱼凫卷》起，因为有了少许文物遗迹和些许文字乃至神话传说的参考，虽说素材多了，但限制却更大了。我也不知能推究到什么程度，但我坚信我的思路与古蜀历史有着某种契合和共鸣。我觉得我有一大幸运，就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还没有发掘完（目前仅发掘了十分之一），这样就有大量的尚未出土的文物来验证我所说的，或许这也是我最大的考验，要是出土的文物跟我所言出入太大，那就贻笑大方了。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有着三分道理，还希望大家能平心静气的对待，不要因为三星堆被抬得太高，现实不符合心理预期而失落。
在此非常感谢一直给我支持和建议的朋友，深鞠一躬。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关注和支持。鄙人在此拱手垂听三星堆、金沙的专家学者与专业考古人员的斧正和验证，也欢迎喜欢古蜀史的热心朋友给予建议和指正。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不可跳跃性是历史这门学科与生俱来的特质，任何想要跨过历史这两个本质属性来做的考究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可能逃脱历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限制，典籍和遗迹的相互印证是得出历史脉络的相对可靠手段，如果没有典籍参考，则一切以文物遗迹为准。

我愿无数次的做一个申明：中华（华夏）文明按区域分三个部分，中原文明（黄河流域），西南文明（古蜀），东部文明（长江中下流域），这几大区域文明在时间上或有先后，但不存在简单的文化（文明）移植或复制。
这几大区域文明在空间上无缝接壤，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这几大区域文明或有交集互有影响，但各自独立各具特色。鄙人坚持认为古蜀文明是无数古蜀先人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与域外文明可能有联系，但绝不是域外文明的复制，更不是什么外星文明。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之一。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重要的申明说三遍！就算被唾沫淹死，我也坚持这个说法。

关于三星堆还有什么疑问要问的涯友们，把你们能想到的问题，尽量提。
在次立贴欢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资深专家，考古专家，资深学者，古蜀历史研究学者的拷问和质疑。你们也可以将你们遇到的难题，壁障提出来大家来一起探讨，你们有你们专业的知识，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逻辑和思路，说不定两相碰撞之下，真相就不远了也说不定。
似乎有点狂了，在说这些之前，我也思量很久。但既然想出真知，别老想着后路。退路越多，歧义越多，推究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有一个依仗：时间不可逆公理。三维空间里，时间是不可逆的，没发生的事有无限多种可能，而发生过的事，有且只有一种可能。

下周一开始更新《鱼凫卷》，周末大家尽量提问题，提质疑。

@古蜀史爱好者 2019-12-07 17:30:25
占楼主一层楼，希望楼主别见怪。我琢磨三星堆时间也算不短了，我一直怀疑。有一段历史缺失或是被我们忽略了，恰恰这段历史是关键中的关键。头都想炸了，先秦书籍也翻了不少，包括《山海经》但不知道是哪一段。如果把这段历史理清了，三星堆的疑云可能就有眉目了。
有没有朋友给提个醒，支支招啊？
-----------------------------
@酒鬼醉客1 2019-12-09 09:19:07
从《海内经》中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和《禹贡》中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及“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去想吧～～～
第一，西南黑水的“都广之野”的地望，在华阳、黑水惟梁州的“禹贡梁州”的地面上。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不是么？
第二，《大荒西经》中的“西北海之外，赤水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曰台玺，......
-----------------------------
朋友，《山海经》中记载的内容或多或少跟历史上的古蜀地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时间不对，不是三星堆的神王时期，而是后来的古蜀帝时代，我会在后文详述。
请允许我卖个关子，古蜀历史可不是简单的只有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明。古蜀文明作为长江流域上游和西南文明的文明代表，不是徒有其名。下文即将叙述三星堆的演变历程，如果朋友感兴趣，还请就我叙述的三星堆的衍化过程中的种种，提出您宝贵的见解。
前面的《莽荒卷》《太古卷》《蚕丛卷》《柏灌卷》或许无法检验。自《鱼凫卷》起，有足够的考古文物和各路专家学者的研究资料参考，还请你们不吝赐教，大家一起探讨！
在此，非常欢迎三星堆的专业研究人员，考古人员，四川历史有研究心得的朋友进贴探讨。目前三星堆的千古疑惑，我的文章中会有解释的，请专业人员就时间的延续性，空间的分布，客观历史条件的衍化规律，典籍和文物的相互印证等等方面提出你们的见解。
文物是唯一的历史，根据三维空间中时间不可逆原理，没发生过的事有无限多重可能，而发生过的事，有且只有一种可能。

卷五•鱼凫卷
鱼凫寄语
蜀地水患逢大难，鱼凫行舟肩挑担。
三星神桑铸青铜，凋零没落惜可叹。
鱼凫前篇
鱼凫氏，蚕丛与古羌融合后的分支，从公元前1760年至前1160年为成都平原近600年的历史代表。前200余年是鱼凫氏前期，此期间渔猎渐兴，水上交通工具的兴起，水上商贸渠道的开拓，古蜀人的活动范围不断加宽，日渐兴盛的鱼凫氏渐渐取代柏氏成为成都平原上的代表性大氏族（大部落）。夏王朝湮灭后，夏氏部分遗族南下和西进辗转来到古蜀地和蚕丛氏，柏氏，鱼凫氏，古羌，玄嚣颛顼后裔等大氏族一起慢慢改变着成都平原的风貌。在夏氏遗族的建议和古蜀各氏族的扶持下，以“除恶扬正”的名义创立了辉煌的古蜀神权文明。而后古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融合了夏朝族人带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和相对更系统的王权文化，鱼凫氏由此巩固了神王王权。
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不求统一思想但求统一目标，神权文明的理念则刚好相反，不求统一目标但求统一思想。
神权文明的特点表现为极度兴盛的祭祀行为，祭物越来越复杂，祭祀流程规制化。祭祀用度占用了当时大量的生活资源乃至劳作用度。当时稀有的碧、玉（大部分出自川西）、象牙、铜制品等几乎都用在了祭祀上，平民的生活用具主要是各种陶器，石器，木器和藤编织品。此时青铜制品和器皿表现出了明显的古蜀神权文明的特色，但青铜器的冶炼工艺则夹杂了些许中原特点，如青铜器模具的制作、青铜祭器的管理方法都与中原有些许相似之处（如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是中华太古文明交融的一种表现。可以肯定的说，三星堆文明绝不是夏朝的简单复制，见下文详表！
鱼凫时代大致分三个时期:
一、 约公元前2000年到前1768年，鱼凫氏从成都平原北部（德阳什邡绵竹一带）渐渐迁徙到江安河便的温江一带，历经二百余年艰辛，终于落脚。后在温江万春镇筑“鱼凫城”，主营渔猎和驯养飞禽。这段时期是鱼凫氏的艰难成长期；
二、 公元前1768年到前1552年，因为理念的差异，鱼凫氏出现分化，分为保守派弓鱼氏和激进派箭鱼氏。后来箭鱼氏成为成都平原大族长后移居到了三星堆，而弓鱼氏则留在了温江的“鱼凫城”。这段时期古蜀上古民主制时期；
三、 公元前1552年到前1160年，箭鱼氏在夏氏遗族的辅助和古蜀各氏族的支持和默许下，创建了以“除恶扬正”名义的神权文明。这些年，箭鱼氏在三星堆为神王时，弓鱼氏则安安静静的待在温江“鱼凫城”，未曾前往三星堆，只是身份变为了贵族，也就获得了些许阶级特权。这段时期是鱼凫神王时代。

诸君稍安！今天会两更

鱼凫氏的艰难成长期：
自柏鸷时代起，鱼凫氏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在鸭子河畔驯服飞禽。经过多年的努力，在驯服鱼鹰后，鱼凫氏族长就带领着族丛从鸭子河畔出发，跨蒲阳河、越柏条河、过走马河到了江安河附近，最终在江安河边选择了今天温江区万春镇所在为驻居点，以渔猎为主，耕植为辅，苦心经营几百年，才有了为后世所知的鱼凫城。在历代鱼凫氏族长的主持下，鱼凫城周边种植了不少柳树，一来柳树可以防风防洪，二来可以做藤条编织，三来夏天可以乘凉冬天可以折藤条做柴火。为什么种柳树？不是因为杨柳依依漂亮好看，而是自古以来岷江河畔江安河边就有柳树，鱼凫氏不用像柏氏一样辛苦的去撬去搬，就地选材罢了。
从鱼凫氏以温江为驻居点后，因为渔猎的生活方式，与北面蚕丛和柏氏两族联系不多，反倒与自金马河南下40公里左右的双流新津和往西20~30公里的崇州和大邑，即玄嚣部和颛顼部后裔联系颇为紧密。因经常在水面上劳作栖息，鱼凫氏似乎找到了一种与水的相处方式，对水性非常了解，傍水而居，弄水于潮，取食于水，拜水于赐！多年的摸索和运用，鱼凫氏水上用具已经从原来的简易浮木改成木筏和竹排。
竹排和木筏的改善和运用大大改善了成都平原上的交通情况。几百年前，成都平原上水系纵横，极少有石桥木桥的，南北氏族间渡河方式既辛酸又艰险，要么是在枯水期的时候趟水过河，要么是在水势大的时候抱木沉石的方式过河。鱼凫氏对木筏、竹排的运用和改进显著的改善了成都平原的南北交通，甚至给后来古蜀地航运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此后蜀地北上秦关，南下三江，东出三峡渐渐成为现实。

公元前1800~1760年间，柏洪时代岷江汛期发大水持续时间很长，水势大，对成都平原的农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虽然各族都非常努力的想挽救损失，但在大自然浩瀚无边的力量面前，人类的许多努力终将沦为泡影。经过几百年与岷江水的斗争，蜀内对大自然的力量，尤其是水和太阳的感受比中华大地其他地方来得更深刻更刻骨，有感恩、有崇拜、有敬畏、有恐惧、有喜、有悲、有爱、有恨，情感很是复杂，这些复杂的情绪和感受最后化为了一个又一个怪诞而又神秘的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鱼凫氏在水上南北纵横，东西驰骋，帮助了许许多多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脱离水患之危，在盆地内逐渐声名鹊起。
古蜀地直到此时的氏族规则依旧是大族长之位是能者居之，此时古蜀地大族长位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而不是我们一直崇拜的呼风唤雨的权力。蚕丛氏，柏氏，鱼凫氏，还有南面玄嚣部和颛顼部后裔，川西的古羌族，平原上的古彝（夷）等等聚在一起商议，重新商选大族长。这次议会相当于用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了鱼凫氏作为成都平原上新的大族长。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远古时代，能用民主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大族长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这跟中原以“禅让”（态度保留）来选部落大首领异曲同工。此时古蜀地真就这么一片祥和，与世无争吗？也不是的。咱们先做个简易假设，我们先把自己的体重降到国家人民体质健康标准体重的80%，然后每天两个馒头的热量供给，除了喝水，不吃其他任何东西并坚持一个月，这时读者们基本就可以体会远古蜀地土著的体质状态和精神头儿。
更别提古蜀地历史上真正的主宰从来都是岷江，岷江一发威，别管什么帝什么王，统统都给你带走。打死打活抢来的地盘和物资没几年就给收走了，还给自己树立不少敌人，这又是何必，这不符合人类的生存准则。人类社会有个潜规则：在有共同外敌或威胁的情况下，一般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当共同的敌人或威胁解除，联合的人就开始互相争斗厮杀，这或许就是人类相爱相杀的原因。此时古蜀地的生产力低下，人烟稀少，粮食产量低，吃饭都成问题，哪有体力去相亲相杀。这个时期倒是有饿得眼冒金星的游群流民偶尔的抢劫，但起不了多少波澜，因为大氏族根本抢不过，也不敢抢，平民则没有什么可抢的。
在这样的历史客观条件下，大族长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担当远远比他能获得的供给、荣耀和地位多得多，大族长位？谁乐意当谁拿去，这几乎是古蜀时期各大氏族的一种普遍态度，后面详表。

昨天有急事儿处理，更新少了点，今天补上！

古蜀与夏氏的历史碰撞
鱼凫时期民主大族长制在成都平原前后延续了200余年。这期间，鱼凫氏进一步分化，保守派弓鱼氏一直居住在温江的鱼凫城，激进派则迁徙前往三星堆辛勤耕耘。弓鱼氏的想法很务实，能照顾好自己族人就烧高香了，哪还有余力管得了其他人！这种态度放在古蜀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箭鱼氏则不然，他们敢闯敢拼，领着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上来往穿梭，治理水患，开发平原。
在这200余年的民主式推举中，箭鱼氏不负众望，连任氏内大族长，前后历8代族长，分别是：
鱼祖 生卒年 公元前1784年~~前1725年 享年59岁
鱼鷩 生卒年 公元前1736年~~前1673年 享年63岁
鹞鸱 生卒年 公元前1711年~~前1644年 享年67岁
鵁鸬 生卒年 公元前1684年~~前1625年 享年58岁
耒颙 生卒年 公元前1656年~~前1585年 享年71岁
氹渠 生卒年 公元前1635年~~前1587年 享年48岁
呎鴖 生卒年 公元前1614年~~前1548年 享年66岁
拓槖 生卒年 公元前1591年~~前1540年 享年51岁
经过一代代箭鱼氏大族长和平原上各氏族同心同德的努力和古蜀先民的辛勤付出，修堤坝，筑河道，拓平原，保良田，观四象，勤耕植，促商贸，开商道，扩坊市等等措施渐收成效，古蜀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直到公元前1580~1560年，古蜀地陆陆续续迎来了一批批客人，有从祁山道和古陈仓道南下而来的，也有逆长江而上后经嘉陵江北上的，他们是谁？曰夏氏遗族。

夏氏遗族入蜀始末
大禹的坎坷人生
出自蜀地汶山石纽的大禹因其父鲧回中原复命后便和爷爷鲧父一起在古蜀地生活，加之其母女喜难产后一直被羌人视为不祥之人，家境是极度的贫寒。大禹后来在其祖鲧父的竭力推荐下才作为次蛰的助手在平原生活和治水，然而到了而立之年也没讨着婆姨，成了太古时期典型的“特困户”。鲧为舜所殛后，禹为舜所举后回中原，负责治水，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
治理长江水期间，大禹在安徽省怀远县之涂山碰到以“狐”为图腾的祖母制氏族涂山氏（后世多采用清朝官修是地理总志《清一统志》考据为安徽省怀远县之涂山为涂山氏所在地。）别史《吴越春秋》记载曰：“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禹以入赘方式“嫁”给涂山氏女娇，后娇生下夏启，准确的说启应叫“涂启”。但应后世家天下格局和父系社会发展的需要，做了传说猜测乃至篡改，如汉《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曰:“禹生于石”。《淮南子》又曰：“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禹是从石头蹦出的，他的儿子启也是从石头蹦出的，这样的说辞就巧妙的避免了夏王朝开创者大禹和姒启出生情况的些许尴尬。
夏朝的前世今生
夏朝是怎么创立的？帝禹之后是怎样的呢？启又怎么制定家天下制的？
“夏”《说文解字》的释义为：中原之国人，即中国；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解释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第三种解释曰：“夏者，大也”。由此表明三点：一 夏为中原人；二 夏制礼仪或规则；三 夏的地域比较宽阔（应是相对原来的“五帝时代”而言）
关于帝禹到夏朝创立，《史记•夏本纪》记载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记载表明，帝禹崩后，柏益为帝之继任者，柏益按惯例效仿舜、禹的辟位做法，他也辟禹之子启居箕山之阳，但是“禹子启，贤，天下归启”，柏益就彻底的辟居箕山之阳了。真实的历史情形恐怕不是太史公说的这么水波不兴。
在帝禹三年到五年间，大禹干了两件大事，《左传•哀公七年》记载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后汉书》记载曰：“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这些史料表明帝禹在涂山召开了“涂山之会”，其目的是强化帝权，先败共工，后征三苗。
在帝禹六年左右，铸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帝威四方，权势鼎天。（注：“九鼎”以后也成了周室的镇国之宝）《淮南子》记载曰： “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此时的涂山氏遵循的是祖母制，女为尊男为从。按例（夏）启身为男子，在家族里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无法继承涂山氏家业。大禹出蜀地时近三十岁，几年后才生儿子启。中年得子，必然极看重和在意。从正常的人伦思路来看，帝禹想既然启不能继承涂山氏家业，那就来继承爹的帝位吧。大禹继帝位后，他很自然的就把夏启带到了身边，倾力培养，帝禹每一个大动作，如涂山之会，败共工，伐三苗，启都有全程参与，且在夏部落内的职位极高。
帝禹将启作为接班人培养，皋陶（上古四圣之一）、柏益等先贤全程都是看在眼里的。柏益可是大禹入中原治水没多久，就一直辅佐大禹相伴左右，二者相交极深，彼此极为了解，可不是太史公说的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这么简单。且在大禹荐益于天之前，帝位顺位继承人是被帝舜极为倚重的皋陶。《史记•夏本纪》“记载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也就是说大禹之后的帝位顺位继承人应该是皋陶，但皋陶先于帝禹卒，这才有了后来的帝位第二顺位继承人柏益。况禹之用意柏益岂能不知，加之启的能力确实过人，野心也不小。后来帝禹和柏益通力合作，发扬“禅让”和“辟位”的优良传统。
《今本竹书纪年》（伪）记载曰：“益干启位，启杀之”。这个说法就有点狠了，窃以为此简极可能出自战国法家之手。依照柏益此时的势力和部落影响力，不是启想杀就能杀的了的，他不主动让位最后谁杀谁还真不好说。《古本竹书纪年》（真）又记载：“二年，费侯柏益，出就国。王师伐有扈（有扈氏），大战于甘（《甘誓》）（陕西户县西南）。六年，柏益薨，祠之”。帝启二年，做《甘誓》攻不参加钓台大宴的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帝启六年，柏益薨，且祠之（入夏社庙堂供奉起来）。由此可见帝启二年胜有扈，坐稳了帝位巩固了王权，必会杀之而后快，又何需待四年后才杀，杀了后还把柏益在夏社里供奉起来，没道理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虽然柏益不愿意跟夏启争，但柏益的追随者对夏启破坏禅让制度不服，死活要跟夏启做一场。在夏启胜出坐稳帝位后，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要么柏益病卒，要么被夏启变相杀了以固王权，就释之合理了。
夏启在中原称了帝，其同父异母兄弟有褒氏则在汉中平原西部成了褒君。为什么褒获封在此处？大禹受舜所举出蜀回中原继承有崇伯位，过汉中沿黑水折道陈仓的时候，发现汉中平原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大禹称帝后，将第二任妻子瑶姬的儿子褒封到了汉中平原，是为褒君，后建有褒国。褒地位于今汉中平原中部、留坝县以南地区，都城在今汉台区河东店东三里骆驼坪。（注，瑶姬乃百家讲坛纪连海先生的考究，真假难辨，窃以为帝禹不可能只有女娇一个妻子）
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770年，有褒国成为延续时间长达1300余年的千年古国。为什么提到有褒国？因为这偏于一隅的有褒国是中原和古蜀的关键纽带。大禹称帝后，夏氏在中原的控制力体现在直接统治五百里内的“甸服”，控制千里以内的“侯服”，一千五百里外的“绥服”则鞭长莫及，两千里的“要服”基本辖制不了了，遑论两千五百里外的“荒服”，此时的梁州（古蜀）就处在“荒服”这个区域内。夏朝时代，有褒国算得贵族，与中原之地或多或少是有交集的（有褒国与后来的周朝交集是极为密切的，后表）。有褒国和古蜀国隔着一座潘冢山，虽说蜀道艰难，但并非不可跨越。因此古蜀地与有褒国乃至中原夏朝或多或少是有些许交集和来往的。
夏氏一族自公元前2070年的大禹直到公元前1650年的夏桀，一直在实质酋邦大首领和形式酋邦大首领之间徘徊。当有强大武力保障时，为实质酋邦大首领，比如帝禹和姒启当政时，势微时则是形式酋邦大首领，比如太康仲康时代（后羿代夏，寒浞之乱，少康复国），中原的历史就是在这么打打闹闹中书写着。

多谢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朋友，问的好，请继续往下看。

夏氏的没落
在夏氏后期，我以为“夏都”准确的说应该是“夏社”。 在夏朝后期，“夏社”主要在今天“二里头遗址”所在区域，其他如阳城、阳翟和斟鄩（偃师市）等地方只能说明是“夏社”存在过的地方，而且“夏社”存在过的地方可不止这几处。此时的中原地区，夏氏后期对属国的辖制力越来越弱，大国小国之间的征伐越来越频繁，逐渐崛起的商汤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对夏桀发动了七战：
1、灭葛之战（河南宁陵）；
2、灭温之战（河南杞县）；
3、灭荆之战（山东菏泽一带）；
4、伐顾之战（河南范县）；
5、伐韦之战（河南滑县）；
6、灭有洛氏之战（河南新乡）；
7、征昆吾之战（河南许昌）。汤经过此七战，商汤剪除了夏朝的羽翼后，于景亳召开了诸侯大会，并做《汤誓》，准备发动对夏桀的终结之战。
自夏桀的最大助力昆吾被商汤灭了之后，夏桀见商汤纠集诸侯甚多，势不可挡，于是在商汤做《汤誓》的间隙，将宗社之物打包向位于山西永济县的属国有娀氏撤退。夏社不灭，夏氏不亡，成汤岂能作罢，于是作《汤誓》（汤誓的用词是很严厉的），务必要将夏氏一族彻底消灭。于是有了后面满中原追夏桀的四战。
《汤誓》（出自《今文尚书》非伪作）记载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翻译过来是：如果 你们跟随辅佐我对夏桀执行天罚，（事成以后）我将大大的赏赐你们！若你们相信我，我决不食言。如果你们违背誓言，（待我胜夏桀后）我会杀了你，并把你们的妻和子贬为奴隶，绝不赦免。”这个誓发得有多狠，几近恐吓！
《孟子》记载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战而无敌于天下”。
后面的四战分别为：8、灭有娀氏之战（山西永济）；9、鸣条之战（山西夏县）；10、三朡之战（山东定陶）；11、郕之战（山东汶上）。《古本竹书纪年》将第八战和第九战合二为一称“鸣条之战”，将第十和第十一两战合二为一称“三朡之战”。故《竹书纪年》将商灭夏称为九战而胜也是合理，有娀氏之战为鸣条之战的前奏，而郕之战又是三朡之战的收尾。有娀氏之战后，夏桀再败，携着宗社向东北鸣条转移。眼见成汤的穷追猛打，一路逃下去也不是办法，夏桀于是集合部族和附庸势力在鸣条与成汤决战。鸣条这场夏商转折之战，双方也是拼命了，商汤执“大纛”冲阵在前，不避箭矢，夏桀也是执戈握剑，死战不退。然双方角力之时，一方气势如虹，心力一致，一方气势受压，心力不齐，此消彼长，结果不难预料。
“鸣条之战”最后以夏桀的惨败收场，夏桀见大势已去，带着“夏社”慌不择路的向东逃逸。此间不少部族和附庸势力一路走一路散，面对成汤的穷追猛打，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逃得越远越好。史料记载夏桀的儿子之一淳维（獯鬻）逃往了北方的大漠地带，他的残兵败将与当地人融合后演变形成了后来的匈奴民族。夏桀最后逃到三朡（山东定陶），他实在无路可逃了，被动的与成汤又激战了一场，这次也毫无意外的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对夏氏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夏社”丢了太阳也就灭了。缴获“夏社”后，成汤高兴异常的命谊伯、仲伯作了《典宝》以庆。成汤不见夏桀尸首，于是命人继续追击，最后在郕（山东汶上）的一处山林地带将夏桀给包围了，但苦苦搜寻不到夏桀踪影。伊尹这个时候给成汤献了一计，三面合围，留一口子出来，让逃命专家夏桀以为可以出逃。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成语“网开一面”的来源，“网开一面”的真正目的不是放其一马，而是为了将其擒获。最后困兽犹斗的夏桀不得不中计，因为他们没有粮了。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夏桀在焦门被俘后，成汤给了夏桀最后陈词的机会，夏桀睁目张须的痛斥成汤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什么什么的………。这一番慷慨陈词后，成汤怕担上弑君之名无法服众，终究没有杀夏桀，却把夏桀及俘获到的夏氏族人流放到了南巢（安徽巢湖一带）。为什么把夏桀流放到南巢这个地方，成汤也是有考量的，后表。

朋友们，稍安，下文会持续跟进，述明缘由，请君验证！

殷商灭夏后，干了什么？
《古文尚书》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关键词：夏社
《史记•封禅书》记载曰：“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关键词：欲迁夏社
《竹书纪年》卷上记载曰：“﹝ 殷商、成汤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 亳,始屋 夏社。”关键词：屋夏社。
这么多史料记载皆表明一点，殷商想去除夏朝曾经存在过的印迹，其入手的地方就是“夏社”。结合后来殷商卜辞记录可见殷商极尚鬼神，说明他们对祭祀是相当相当重视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由此及彼将心比心，为了表明“天命所归”，殷商必然会尽全力去除夏朝存在最大的凭证，即夏社祭祀地和祭祀物。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如果一个部落或者氏族的延续和表明自己由来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祭祖祭天，以祭祀的方式来铭记。换句话说，祭奠和祭祀也是历史的另外一种书写形式。
欲革其史必毁其祀，欲灭其国则除其史，做法虽有异，但异曲同工。
史书对失败者的评价多半是不太友好的，比如写夏桀怎么怎么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穷兵黩武.........集各种低劣品质于一身，意思就一个，他亡国是应该的，但又有史料记载其文武双全，敢想敢干，如对商纣帝辛的评价亦是如此。窃以为，一个王朝的衰落，其直接领导人如帝王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唯君命是从的封建时代，但仅仅是帝王个人的腐败尚不足以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统治阶层的集体腐朽才是根源。君不见，每个王朝的开创之时，从上到下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时日一旦长久，后来者习惯了舒适和安逸，而过度的舒适安逸和伸手即来的供给则带来了毁灭。到了王朝晚期，即使有力挽狂澜之意愿，终究是沉疴难纠，顽抗徒然耳！具体的表现就如历史书上所述的：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要做最后的负隅顽抗，比如夏桀和后来的商纣。史书自相矛盾的评价或有当世价值观的体现，此处不做置评，然，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价值观当真要不得，时日长了，这样偏颇的历史观极容易形成偏见甚至认知缺失，无益于历史文明进步和辩证历史价值观的形成。史书之评价今人当慎读、慎思、慎择。
公元前1600年左右，按历史惯例，殷商取代了夏氏，商自然要占有夏氏的优渥地盘，“作威作福”的夏氏一族很自然是要被驱逐或流放的。远古时期的原始争斗规则决定了战败一方会被战胜一方无条件全面接管地界和各种物资，战败方的女性被收编而男性要么为奴，要么被驱逐流放！无数史料可以证明成王败寇的残酷性，遑论在不知人权为何物的太古时代！夏氏族人和其追随者逃不逃，跑不跑？

夏氏遗族艰难入蜀
《尚书•仲虺之诰》记载曰：“ 成汤放桀于南巢 ，惟有慙德。”
《史记•夏本纪》记载曰：“ 桀走鸣条 ，遂放而死”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曰：“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淮南子》记载曰：“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而死”。夏桀及其部分贵族后被放逐于南巢（《清一统志》考证为安徽巢湖市），几年后崩。
夏桀失势后，夏氏一族部分族人或追随者他们为什么要入蜀？有没有去其他地方？他们是怎么到古蜀地的？入蜀地的路线又是什么呢？
三个入蜀原因：
一则，夏朝几百年，夏氏和褒氏从未断过来往，夏氏遗族最初想投靠的是夏氏的同族，即有褒国；
二则，夏朝创立者帝禹生于汶山，与古蜀地算得有些渊源。加之褒蜀之间偶有交集和联系，彼此之间或多或少是知道一点讯息的；
三则，夏氏失势后，商汤穷追猛打完全没有放一马的意思，他们在中原完全没有立锥之地。夏氏跟东夷打死打活，往东去也不太受待见，往南则是荆蛮之地，他们跟夏氏的关系可不咋好，几句话不对就可能动手。是有部分往西和往北也是有的，也有部分夏氏族人不得已千里迢迢经过古祁山道、古陈仓道到褒国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后来有一部分辗转南下到了成都平原。
三个时间节点：
一则，帝癸三十一年，夏氏鸣条之战被成汤击败后，有许多走散走失的夏氏族人，一部分往北到了偏远的大漠之地，一部分往西去了苦寒的西羌之地，一部分南下到了褒国和古蜀地，一部分往东到了东夷之地，后被收编（良渚遗址里或多或少是有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表现，专家学者们可验证此点）；
二则，同年，三朡之战和郕之战后，夏氏贵族被彻底打散，宝物、器物通通被商汤缴获，给做了《典宝》。
三则，被俘的夏桀及夏氏贵族被驱逐到长江边上的蛮荒地带“南巢”，生活维艰，不得已西上。
为什么商汤要把夏桀放逐到南巢，而不直接把他杀了？
一则，因为商汤是夏氏之臣，他不想担上弑君的罪名，而流放是五帝时代以来的惯有做法；
二则，商汤想顺利上位，必须要有民意支持，如后来《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记载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简而言之，成汤对自己造反行为心虚有愧，不想落人口实，可见《仲虺之诰》是为了解决商汤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不仅如此，窃以为这篇诰道出了夏制商随的可能，比如商仿夏时祭祀而有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后来的秦制汉随一样如出一辙；
三则，因为南巢的东边就是东夷成鸠国（良渚文明所在），而夏氏一朝，不停的征伐东夷，如帝相，帝杼时期，《鹖冠子》记载曰：“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后来成鸠国虽偶有“來賓”（来宾），但夏氏把成鸠国得罪狠了，岂能待夏氏落魄后给予其好脸色。
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商汤的用意很明显，把夏桀往成鸠国枪口上送，以致身强力壮的夏桀到南巢后没几年就崩了，或病死，或战死，或饿死。
不论怎么看，南巢这个地方夏氏遗族呆着都是心慌慌的。

今天三更

难道夏氏就没其他地方可以去了吗？
中原之地，显然是不敢呆的。《汤誓》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造夏朝反的成汤是个绝对的狠角色，夏氏一旦被俘获，除了被殛杀或被奴役外，别无可能。
那去东夷之地？夏氏把成鸠国得罪狠了，成鸠国很难说会收容他们，给他们立足之地。
去边陲之地？如西垂和北地大漠，倒是有的，如淳维（夏桀之子）去了大漠，后来成为传说中的匈奴之祖。
南巢不好呆的，于是有部分族人沿着长江流域一路往西，荆蛮之地自然也是不可能欢迎他们的。经过许多许多年的艰辛跋涉，一路走一路散，历经万难才到得古蜀地。
他们就不怕被古蜀人赶？古蜀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多部落多氏族的融合之地，对外来者一直比较包容，直到今天四川也延续着这样的特质。
悲喜交加的夏氏
夏氏一族在进古蜀地之前，对古蜀地的印象都是偏僻蔽塞，阴冷潮湿，虫豸遍地，粮食匮乏，人烟稀少，且多水害，想想都觉得好惨。多年后，当第一批夏氏族人到了古蜀地后发现成都平原上有袅袅炊烟，人丁兴旺，聚落成群，各式各样的服饰，河道上竹排木筏往来如梭，大小坊市人头攒动，可谓是又惊又喜！夏氏族人本着垦荒的打算带来了种子，农耕技术，中原的手工技术，尤其是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
褒蜀之间一直有贸易往来，有褒国也是有少许简易的青铜器，但此时的青铜器毕竟是稀罕物，岂会轻易外传。在夏氏入蜀之前，古蜀地的虽也有些许青铜器，但青铜技艺极其粗糙，很是落后。此时夏氏的农耕水平和手工水平明显高于古蜀地，让古蜀人为之侧目惊叹不已，尤其是夏氏带来的青铜冶炼技术使古蜀青铜冶炼技术跨越式的提高。
此时古蜀地和古蜀先民高度包容性的特质就体现了出来，在艰难的言语沟通交流后，此时平原上鱼凫氏大族长拓槖弄清了他们是来自大禹的后裔，欣然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安排了驻居地，挨着坊市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此时的三星堆是由多个小山坡组成的，坊市在其中一个山坡坡脚建立的，夏氏族人暂居另一个山坡。拓槖也分给他们一些田地和器具，夏氏遗族从此就在古蜀地呆了下来，慢慢成长为古蜀大族，在三星堆祭物里面有体现，后文详表。
夏氏的前世今生梳理后，或有言论不妥之处，还望海涵，且把目光转回到古蜀地，看看此时什么光景。